帝国最声名显赫的人物，往往来自体系的边缘和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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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入香港的第三年，1947年，军统少将向前在试图将“义安工商总会”注册成合法团体失败后，一怒之下改名注册了一个公司：

新义安。

日后，这个“公司”将成长为香港本土三大黑帮之一，作为新义安的创始人，向前此前受军统头目戴笠等人的派遣，潜入香港以替赌场看场子、收保护费等维持发展，没想到无意中却发展出了一番“大事业”。

▲香港黑帮新义安创始人、军统少将向前（1907-1975）

对于姑丈向前的新公司，向前的侄子、在香港当警察的吕乐很感兴趣，他和姑丈向前一样，都是来自盛产枭雄的广东海陆丰地区。

海陆丰，说的是广东海丰、陆丰地区，从民国以来，影响民国历史的陈炯明、彭湃就来自海陆丰地区。虽然比不上陈炯明和彭湃两人这么有名，但向前、吕乐，以及在他们之后、与张子强齐名的贼王叶继欢等海陆丰人，却将重大地影响香港的当代史和黑帮史。

▲“五亿探长”吕乐（1920-2010）

一个黑帮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另一个黑帮的衰落。

1949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青帮大佬杜月笙撤退到香港，当时沧桑巨变，青帮在大陆的覆灭已成定势，相对于风云人物杜月笙，那时候的向前和吕乐觉得自己还是微不足道的蝼蚁，但随着大陆的江山易帜，在日后以“五亿探长”闻名天下的吕乐觉得：

哥们发达的机会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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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1949年的香港，警匪本是一家。

早在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也就是香港开埠不久，来自大陆的黑帮三合会组织就已开始渗透进入香港，在香港开埠后的迅速发展中，香港的各路黑帮组织也迅速发展扩大。

到了1909年，香港本土黑帮“勇义堂”老大“黑骨仁”觉得行业风气实在太乱，于是出面撮合香港本土黑帮集体讲和，以避免大家动不动就砍人抢地盘，此后，这些香港早期黑帮在“以和为贵”的名义下，将各个混乱的黑社会堂口名字，集体改为用“和”字开头，这也是香港本土三大黑帮之一的“和胜和”等帮会组织命名的由来。

根据英国殖民地部档案，由于黑帮横行，为求自保，香港人纷纷加入各种黑帮团体以保障就业和避免被欺辱，到了19世纪末，香港三合会成员已达2万人，并渗透到了香港各级政府机关和华人警察队伍，在当时，每三个香港华人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个人是帮会成员。

“很多华人警察穿上警服在街头巡逻，脱了警服就跟黑帮老大称兄道弟。当有案件发生，警察甚至懒得侦破，直接要求黑帮交个人顶罪了事。黑帮之间发生摩擦，也会请警察居中调停。”

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军再次接管香港以及国民党在大陆的迅速溃败，英国管控下的香港也成了大陆各色人等撤退的最主要聚集地，这也使得香港人口迅速增长，从1945年的60万人激增至1950年的250万人。

人多，就意味着财源和机会。

一位平凡的警察：吕乐，也即将从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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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一代黑帮大佬杜月笙在香港凄凉离世，临死前只留下10万美金的遗产。

对此，当时的香港小警察吕乐很不以为然，日后，他将在1970年代以“五亿”身家闻名天下，并被江湖人称“五亿探长”。

为了迅速上升，吕乐先是投靠香港警界的华人探长刘福，然后又倚靠拥有国民党军方背景的姑丈、新义安创始人向前的扶持，在黑白两界开始崭露头角。

此后，吕乐从普通警员一步步升到沙展（队长），到了1956年，36岁的他已经当上了香港警方新界区探长，为了谋财，吕乐向下通过派遣马仔的形式，向自己辖区里的赌档、妓院等各个场子收取保护费；向上则通过贿赂警界上级和高层的方式来谋取信任。

当时，黑白两道普遍盛传吕乐“破案如神”，对此晚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吕乐不无得意地说：

“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跟堂口老大要人！”

按照当时香港社会流传的说法，是“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当时，香港境内黑帮如果发生命案，则由各个黑帮协助警方找“替死鬼”顶罪交人；而当时所有的黄赌毒场所，包括烟档、白粉（海洛因）棚仔、地下赌场、音乐厅、浴池、美容院及妓寨娼寮等，全部由警察和上级的华人探长担保，一旦出事只需要找替死鬼顶罪就可以，因此都得以逍遥自在。

而作为代替英国人执行“以华治华”策略的华人探长，则罪案“举手可破”，因此尽管华人探长的职位在香港警界中虽然不高，但却势可通天，黑白两道和港英政府都必须买面子。

作为此中的“佼佼者”，吕乐当时甚至嚣张到连新上任的上司、香港警务处长也不给面子，如果新上任的外籍警务处长不去拜候他，他便会指示手下的黑帮马仔们出来市面上闹一闹，搞得警务处长都得亲自来拜会他这个下属，请他“速速破案、出面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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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乐的转折点，出现在1956年的“双十暴动”之后。

1953年，吕乐的姑丈、新义安创始人向前，被港英政府以涉嫌政治问题递解出境，随后，新义安由向前刚刚中学毕业的儿子向华炎接手，向华炎是吕乐的姑表兄弟，虽然只是个少年，但向华炎却将新义安治理得蒸蒸日上，这也成为了吕乐在黑道的有力支撑。

但在当时，香港最大的黑帮，却是同样有国民党军方背景的“14K”。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曾经担任国军93师连长、后来升任军统中将的葛肇煌，将由洪门分支改组而来的“洪门忠义会”成员带到了香港，并通过广泛吸收散落在香港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将“洪门忠义会”改组成了日后大名鼎鼎的香港本土最大黑帮“14K”。

据说，“14K”的名字来源于“洪门忠义会”在广州的总部位处广州市区宝华路14号，当时，洪门忠义会的帮会中人，都将去总部简单说成去“14号”，这也就是“14K”的名称由来。

▲14K创始人，军统中将葛肇煌（1894—1953）

从1949年成立后到1990年代，14K最多时成员发展至20多万人，其堂口甚至走出香港、开到全世界各地，成为全球三大华人黑帮之一。

1956年10月8日，具有国民党背景的14K成员，在香港筹办民国每年一度的10月10日“双十节”国庆日，并在香港大规模悬挂青天白日旗，不料港英政府一位姓李的职员巡视街道，按照政府卫生条例，拆掉了一些国民党国旗。

消息传回台湾后，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大陆方面和港英政府的有意破坏，于是国民党方面迅速派出大批特工从台湾潜入香港协助，并派出14K在香港各个堂口的人马，以“孙逸仙先生”5个字头作为编号，编成5个大队，携带各种武器进入香港市区，对全港的左派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组织进行摧毁性的扫荡和破坏。

▲1956年香港“双十暴动”

在这轮大破坏中，仅左派背景的“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就有3位男员工被打死，另有5位女员工被轮奸。根据港英政府事后统计，在国民党军统以及14K等黑帮的大破坏下，1956年的“双十暴动”，共造成49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另有300多家工厂、商店、学校被捣毁，直接经济损失达3000多万美金。

▲香港媒体对1956年“双十暴动”的报道

国民党在香港肆无忌惮的大破坏，也激怒了港英政府，随后，港英政府共拘捕了3000多人的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是14K成员，这也是香港警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扫黑行动。

在1956年此次大暴动之前，与大陆持对抗态度的港英政府，对具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黑帮14K基本持放纵态度，但1956年的“双十暴动”，使得港英政府幡然醒悟，明白14K已经尾大不掉，随后，港英政府想出狠招，就是“以黑制黑，以帮会治帮会”，并暗中扶持“新义安”、“和胜和”等黑帮组织，来遏制、对抗14K的崛起，以平衡各家黑帮势力。

在此背景下，有强大黑帮背景，并得到香港三大黑帮之一的新义安鼎力支持的吕乐，最终在1958年从香港新界普通探长，晋升为新界区华人总探长（简称总华探长）；1959年，吕乐又晋升为香港最繁华地区的港岛和九龙区的总华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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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想当初，吕乐以一个偷渡香港的大陆人身份考上警察，又从普通警员做起，一步步做上了香港新界区总华探长，虽然总华探长在香港的职位不高，但却直管华人治安，是个“位低权重”的要职。

当时，香港全境共有4位总华探长，四人分别是吕乐、蓝刚、韩森、颜雄，其中韩森和颜雄都是吕乐的手下和后辈出身，只有蓝刚能与吕乐相提并论。

▲1960年代香港四大华人探长

在此情况下，除了蓝刚的辖区，吕乐在香港境内几乎是呼风唤雨。于是，吕乐开始对香港境内的警队贪污和黑社会“纳贡”方式进行“公司化改革”。

1950年代的香港，当时香港警察、消防、工商等各路政府机构，以及黑社会等组织纷纷对辖区境内的赌档、麻将馆、妓院、白粉（海洛因）棚仔、夜总会等轮番收取“保护费”，造成多重收费、黄赌毒机构普通“苦不堪言”，据说，当时一个月收入仅仅300港币的普通警察，每月收取的保护费和贿赂款竟然可以达到3万元。

面对这种混乱的“市场秩序”，作为总华探长之首的吕乐于是出面整顿，将香港境内的黄赌毒和高利贷机构全部统一划区，进行公司化运营管理，然后由警察出面充当保护伞收取保护费，再在警界等政府机构内部按照层级，进行有序“分成”。

经过吕乐的“公司化整顿变革”，整个香港收取保护费的市场规则为之“焕然一新”，此后从1958年开始，由香港警方充当保护伞，香港黑社会迅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同时期的香港犯罪率也在警方与黑社会高度一致的“团结合作”下，从此前的犯罪率奇高、破案率极低，转变成了街头几乎看不见黑社会火并，破案率极高的“稳定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吕乐的身家飞速膨胀，并一跃成为了香港的社会名流，还经常以体育会会长、慈善家的名义到处出席公开活动。

▲吕乐在位时，经常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出席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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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部治理问题重重，但1949年后，香港由于人口激增和承接欧美产业转移，经济开始迅速崛起。

与之相比，大陆则由于公社化、浮夸风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导致经济日趋恶化，在此情况下，从1950年代开始，大陆人民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大逃港”运动，据研究“大逃港”的学者陈秉安介绍，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后，大陆的广东、福建、湖南等12个省，至少有上百万人逃亡到了香港谋生。

▲面对“大逃港”风潮，国内的“批判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逃避国内的政治运动和谋生，从广东汕头逃亡到香港的吴锡豪（后来江湖人称“跛豪”），从在香港经营字花档开始起家，之后又改行开始贩毒，为了掩护自己的贩毒生意，吴锡豪更是与吕乐等香港警队高层合作，甚至在警方的掩护下进行杀人等严重犯罪。

1960年代中后期，吴锡豪通过一系列手段不断打压对手，一步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渐成为香港毒贩“四大家族”之首，吴锡豪本人更是成为香港当时的潮州人黑帮组织“义群”的老大。据不完全统计，自60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吴锡豪势力贩卖的毒品超过30吨，价值超过3亿元。

▲大毒枭、“跛豪”吴锡豪

当时，吕乐在香港黑白两道通吃，江湖人称“lak哥”，为了获取保护，江湖人称“跛豪”的吴锡豪也投入到了吕乐的属下。

1991年上映的香港电影《跛豪》、《五亿探长雷洛传》，以及2017年上映的电影《追龙》，就以化名的方式，反映了当时毒贩“跛豪”和探长“雷洛”（粤语吕乐的谐音）的“合作往事”。

▲2017年上映的电影《追龙》，甄子丹在剧中扮演“跛豪”，刘德华扮演“五亿探长雷洛”

然而，就在事业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察觉到港英政府有意整肃警界的吕乐，决定激流勇退。

1968年，年仅48岁、担任香港警界九龙总华探长的吕乐宣布提前退休，凭着在警界混迹二十多年的丰厚收入，吕乐随后在香港转型投资起了房地产、酒楼等各种生意，身家据传超过五亿元，而当时只要几十万元，就可以在香港买一套豪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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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14K双十暴动之后，1957年，港英政府就成立了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O记；英文：Organized Crime and Triad Bureau），但实际上，O记成立后，香港黑帮反而迎来了发展壮大的黄金时代。

意识到如果要治本，就必须打击警队腐败后，在英国政府的授意和批复下，1974年2月，香港正式成立廉政公署（ICAC），并开始大力打击犯罪。

廉政公署成立当年，就逮捕了香港最大毒枭“跛豪”吴锡豪，并将吴锡豪判刑30年。

早已获悉风声的吕乐，则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一年的1973年，带着妻子和八名子女潜逃到了加拿大，由于担心被同属英联邦的加拿大引渡回香港，吕乐在加拿大安顿好妻儿后，又逃到了与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台湾躲藏。

▲香港报纸报道法庭签令缉拿“五亿探长”吕乐

就在吕乐潜逃期间，香港警方也对吕乐等260多名高级警员提起了贪污控告。1977年10月，廉政公署以集体贪污罪拘捕了140名九龙区警员，后来又拘捕了30多名九龙区警官——这一大动作直接导致了香港警界的大动荡，由于担心被清老账，香港2000多名警员集体上街you行，最终，时任港督麦理浩不得不发布特赦令，宣布对1977年以前的警察贪污行为不予追究，如此才使得香港警界终于平静下来。

在香港廉政公署的严肃打击下，与吕乐同时期的香港另外三位总华探长蓝刚、韩森、颜雄也纷纷潜逃出境：

1989年，潜逃出香港的蓝刚由于心脏病发在泰国去世；韩森则于1999年在台湾病逝；颜雄则潜逃到了泰国。

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吕乐曾经透露说，颜雄有时候还会从泰国去台湾看他，跟他“叙叙旧”。

潜逃到台湾的吕乐此后深入简出，当时，有大批涉嫌贪污的香港警队高层，都逃到了与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台湾躲藏，这其中就包括吕乐的好友、潜逃前曾经担任香港军装警署署长的曾启荣。

而曾启荣，正是香港演员曾志伟的父亲。

在台湾的日子里，吕乐经常与曾启荣等昔日好友回忆当初他们在香港的“峥嵘岁月”。当记者们去采访，邻居们才获悉，这些经常在台北小区附近出没的老头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亿探长”吕乐等人时，邻居们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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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历这一番打击，失去了保护伞的香港黑帮，也在剧烈动荡中逐步走上了转型之路。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香港大量黑帮纷纷转型，转而从事建筑装修业、运输业、饮食业和娱乐业，其中，由吕乐的表弟、香港黑帮新义安的继承人向华强、向华胜等兄弟成立的永盛、中国星、一百年等电影制作公司，甚至在转型娱乐业后，先后制作了《赌神》、《赌侠》等一系列为香港黑帮美化、洗白的电影，开启了香港黑帮的造神运动先河。

其中在1989年上映的电影《赌神》中，新义安的老板向华强甚至亲自上阵，扮演保护男主角“赌神”周润发的高手“龙五”。

▲香港黑帮新义安大佬向华强（右），亲自在电影《赌神》中出演角色“龙五”美化黑帮

1991年，新义安属下的永盛电影公司在事前征得吕乐同意的情况下，以“雷洛”的化名拍摄了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电影由刘德华出演男主角“雷洛”，没想到吕乐看到电影后却很不满意，原因据说一是因为主角刘德华竟然从始至终，都没有当面去拜会他（吕乐）本人，另外一个则是吕乐认为电影中有个警察拿着警帽去街头收钱的情节严重失实：

“警察怎么可能这样去收钱，像个乞丐。”

然而当记者到台湾采访，询问他究竟是如何收钱时，吕乐又合上眼、闭上嘴，保持起了沉默。

只有当谈到警权的威严时，吕乐才活跃起来说，“以前晚上12点以后都是警察说了算，现在古惑仔竟然敢把手指往警察鼻子上戳，以前啊，他们看见我们，早就望风而逃了。”

当着记者面回忆这些往事时，吕乐非常享受，沉浸在自己往昔的“峥嵘岁月”之中。

就在《五亿探长雷洛传》上映19年后，2010年，吕乐最终被传出在加拿大举行了丧礼，而他究竟是在台湾去世后在加拿大举行的丧礼，还是最后又潜回加拿大去世，外界则不得而知。

同样，就在《五亿探长雷洛传》上映的同一年，1991年，反映吕乐的重要伙伴、大毒枭吴锡豪生平的电影《跛豪》也在香港上映。

▲1991年电影《跛豪》剧照

电影上映时，从1974年就被判入狱的吴锡豪，也由于肝癌晚期，被时任香港港督宣布特赦出狱，一时间，媒体蜂拥前去采访这位电影背后真实主角的感受，对此，吴锡豪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被特赦出狱后25天，“跛豪”吴锡豪最终因癌症病重去世。

他死后六年，香港最终迎来了：

革新的1997。

▲1991年，“跛豪”吴锡豪（中）被特赦后、临死前遗照

参考文献：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王题：《历史的盲肠：帮会江湖》，故宫出版社2011年版

许苗：《全球黑帮花名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

邵雍：《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廖子明：《惊涛岁月中的香港黑社会》博思电子出版集团2005年版

武云溥：《香港黑社会发展秘史》，《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9期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