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沛(1944-)，男，天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理论。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译介时期”，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一译介时期，就没有中国世界史学科后来的迅速发展。以译介时期的俄苏史为例，可以充分展示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如一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关注现实，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努力做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完美结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明确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世界史 译介 俄国史 苏联史 时代精神
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萌生，这和当时中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萌生”开始逐渐发展，力图通过外国“亡国史”、“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避免中国“亡国亡种”的悲惨命运，寻求中国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了自身发展的“译介时期”，①这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对外国史的大量译介，中国世界史学者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为中国世界史学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包括学术、理论和队伍的准备。20世纪中叶，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以编译时期，即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期俄国史、苏联史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史上的某些特点和规律性的内容，这对于发展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沙皇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国，与中国接壤长达数千公里，觊觎中国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就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华尤加关注。鸦片战争之后，对俄国史的介绍和研究明显增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俄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历史。
早在19世纪中期，林则徐、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就开始关注俄国问题。1878年，署名鹭江奇迹人，根据俄国的历史学著作，译纂成《俄国志略》，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俄国侵华阴谋，强调对沙皇俄国应严加防范。关于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作者说明是“译录其国史之大略”。该书的篇幅不大，但是内容较丰富，对当时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按语》说：“其俄国所留心著意，无非侵占邻国地土为务。比现在形势而论，西边有英法德奥意各国，皆虎视眈眈，断不容他人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难。若南边虽小，有隙可乘，欲行侵占，英国必起而争之。此又不能如愿，行之亦不易。其稍可注意者惟东边耳。俄国之东界，乃我中国西北境，若不及早设防之，恐将来事机一露，即难收拾矣。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若视之兵戎，尚可预防，倘于玉帛礼貌而来，尤属可虑，不知其蓄意如何，更须严防为是”。[1]（按语）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俄国侵华超过英国，因为英国侵略中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财富；而俄国却是要利用和中国接壤这一地理位置，掠夺中国的国土，扩张沙皇俄国的版图，因此中国人民要“严防为是”。
《俄土战记》，汤睿译，大同译书局1897年出版。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1898年2月11日，在《时务报》发表。梁启超认为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内治不修”和“外交不慎”。这和19世纪末的中国十分相似。沙皇俄国不仅要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有改变。西方列强争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却“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在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贺良朴纂著《五洲三十年战史》，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印行。书中所述时间始自1873年，终至1902年。贺良朴强调编译该书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唤醒民众救国的意识。他认为近三十年来，“世变日深，中国之危，不可终日”。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的焦点，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编译者对俄国对华侵略尤其关注，因为“俄罗斯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此书“始于俄人之侵回部，而终于俄人之据‘满洲’”。[2]（凡例，自序）
1896年8月，维新派的重要刊物之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撰述，汪康年任经理。该报1897年9月17日、27日，连载英国人文章《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译者为陈贻范，未署原作者名。《时务报》连载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忘记与中国接壤的虎视眈眈的俄国。文章强调，俄国同中国的交往，以不断地“拓土”，无止境地扩张俄国的版图为目的。每当中国内政外交出现危机时，俄国便“乘隙而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中国人民切不可忘记。
1898年12月，梁启超等任主编的旬刊《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新书译丛”、“外论汇译”是该报的两个重要栏目。1900年42、43册发表有《俄国侵略中国志赂》。19世纪末，沙皇俄国为达到扩张领土的目的，对中国的侵略日趋加紧，中国的领土完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是对于日益严重的形势，清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认识。梁启超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将俄国侵略中国的有关章节一一汇编公开发表，用事实揭露俄国觊觎中国的野心，“以供我国人之省览”。
《哥萨克东方侵略史》，1902年由上海作新社译刊，原书名为《阿穆尔与乌苏里边区》，1885年在莫斯科编印出版。20世纪初，在日本出版日文本。中国留日学生将《哥萨克东方侵略史》转译成中文出版。译书出版后，《政艺通报》将日译本的《序》，分三期连载全文发表。中文本1902年10月14日初版，不到两个月，同年12月6日再版。俄国人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歌功颂德。日本人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是为了学习俄国侵略扩张的经验，同时表明日本也企图染指中国，和俄国争夺在华利益。中国留日学生将《哥萨克东方侵略史》转译成中文出版，则是为了唤起中国人民的警觉，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沙皇俄国和日本的侵略本质。
养浩斋主人译辑《俄国蚕食亚洲史略》，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系《史学小丛书》之一。该书上篇为日本佐藤弘著；下篇为英国克乐诗著。主要内容是俄国蚕食亚洲的历史和现实。译者在《前言》中指出：“今之稍识时务者，必曰俄虎狼也”。“闭门避虎，不如退而张弓”。译者还写道：“必先知虎之可畏焉，然后能忧之，然后能防之，则谈虎之学，其亦不可以已矣”。
日本蕨山生著《俄国经营东方策》，上海通社1903年译自日文出版，系《通社丛书》之一。作者揭露了近代以来，俄国在远东，包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以及日益尖锐的日俄矛盾。译者翻译此书是为了使中国人民重温这段历史，提高警惕，不可对俄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俄国在20世纪急欲称霸世界，首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但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却极力主张“联俄”。作者认为，他们在俄国东侵的事实面前，应该猛醒了。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麦鼎华译：《俄罗斯史》，190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出版社在谈及出版此书的目的时写道：“彼俄罗斯向为专制政体之国，与我政体相类似，其成败得失，皆可借鉴。且西北利亚（西伯利亚）铁道既成，势力��南下，我国实首当其冲。若懵于其国势民情，日言抵御，曷当于事”。因此，出版这部著作是为了唤起民众，自觉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
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发表在1911年2月20日―3月4日的《民立报》。为了对付沙皇俄国加紧入侵中国蒙古和新疆地区，宋教仁依据俄国200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写成此文。文章揭露了俄国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伎俩，“以警告国人”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
20世纪初，有关“彼得遗嘱”的先后公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彼得大帝的遗嘱的内容，是关于沙皇俄国不仅要成为欧洲大国，而且要在全球扩张，实现称霸世界的计划。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彼得大帝确实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针。有关“彼得大帝”遗嘱，当时多处发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遗训十条》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杭州白话报》；《俄皇大彼得遗诏十四则》，《政艺通报》，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遗训》，《俄事警闻》，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遗嘱》，《扬子江》，1904年第3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外国寻求救国的真理。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史中的一些内容，如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成为中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魏源(1794-1857)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他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曾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中国效仿彼得大帝，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3]（俄罗斯国总记）魏源对俄国彼得大帝的介绍，是和希望中国在东方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1833年8月初，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峨（俄）罗斯国志略》中，较生动地介绍了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结果。作者首先写到了俄土战争，“彼得罗就安登位，自此以后创立国之业定矣。始操演武艺，不期募兵二万卫躬，率然攻都耳基国，取沿海之城，建战船驶黑海也”。为了保持海战的优势，实现打开俄国出海口，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海洋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彼得一世开始了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内容广泛的改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彼得一世“暗离京都，陪公差赴荷兰国，亲手作工，欲学建战船之法。后过至英吉利国，巡观舟务厂。”自西欧返回俄国后，彼得一世平息了反对改革的叛乱，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加战船，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虽然其民执古难变，然皇帝定意，强改不好风俗。彼得罗巡观欧罗巴诸国，效法恒学，为万君之魁矣。其国邦广，其权势强，战船四十余只，水手万余，仓充库实，军营超众四方贤士来归。自此以后，峨（俄）国在欧罗巴籍势舞权，月益年增，令万国赫畏”。[4](P195)这种描述，和当时国内其他著述，如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的描述完全一致，反映了中外社会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认识，表达了欲以彼得一世为榜样，通过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的愿望。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康有为(1858-1927)提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现在见到的有《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种，而《俄彼得变政记》则是康有为多种变政考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一种。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融入先进的欧洲文明，微服出访瑞典、荷兰、英国、德国和法国，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革除陋弊，走向富强。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同年4月收入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南海先生七上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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