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1925年，文学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题为《闲话》的文章，在文章中暗指鲁迅涉嫌抄袭：“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睁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不久后，他又写了《西滢致志摩》一文，在文中直接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陈西滢对鲁迅“抄袭”的攻击立刻在民国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鲁迅真的抄袭日本人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一段历史公案究竟真相如何？我们可以在陈平原教授的文章中找到答案。

摘编自《<中国小说史略>校注》，有删减

文 | 陈平原

图 | 源自网络

鲁迅说，“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律不善言谈……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他发给同学们的讲义，就是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这确实是偶然的。因为当初的北京大学，最早在1917 年，有人就开始觉得在诗文之外，必须有人来讲述小说和戏曲，虽然这两种文类是比较“低级”的，但在今天看来却很重要。

1917 年，北大聘请吴梅从南京过来讲戏曲，拿一根笛子上讲台，引起轰动。但是没有人讲小说。于是，刘半农讲一讲，胡适讲一讲，周作人讲一讲，老师们就这样凑起来讲小说。学校认为，这不是办法，还是要请一个专门的老师来教小说，指定了周作人。周作人说我教不了，可我哥哥可以。他哥哥就是周树人。

鲁迅时任教育部佥事，有点像今天的处级干部。时间是1920 年8 月，蔡元培签署校长令，聘请鲁迅到北大教授小说史。此后在1920 年至1926年，除北大外，鲁迅也在其他学校兼课。

当初北大百年校庆时，有位发言人说了一句不得体的话，他说“北大水平很高，鲁迅在北大还只是讲师呢”。他确实是讲师，但并非水平问题，而是part-time 的问题。Fulltime可以是教授，而part-time 全部都是讲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是教授，到了北大就是讲师，反之亦然。也就是说，鲁迅是在教育部拿的薪水，所以在北大他是讲师。

按照北京大学当年的惯例，讲课之前要发讲义。为什么？关键原因是，老师们的口音很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教师多是浙江人。有人因此嘲讽北大拉帮结派，说“某籍某系”，也就是说，校长是浙江人，系主任是浙江人，教授也多是浙江人，而且，很多人的普通话很难听。

举个例子，1928 至1930 年在北大旁听的两位日本留学生、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都曾在回忆录中介绍北大课前发放讲义的制度。一开始来北大听课，特别紧张，听了一个月，没听懂，向旁边的人说：“对不起，我才听懂了三成”，旁边的中国同学说，“没关系，我也没听懂”。大家都听不懂，怎么办呢？有讲义。考试的时候，也靠背讲义。

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大概二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文科的教授们有一个规矩，上课之前发讲义，两页两页的，并不是一本书，而是每星期发放两页。如果有有心人，就会装订成册，没有的话，就散落了。所以，北京大学找不到完整的鲁迅早期的讲义。终于在八十年代有人找到一本，印出来了，就是今天很容易找到的《小说史大略》，那是1921 年的讲稿。后来又找到一本1922 年的，叫《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 年，鲁迅自己整理出来的一本，当年出上册，次年出下册，那就是今天作为定本的《中国小说史略》。

陈西滢

讲课虽属偶然，但是鲁迅之所以能讲这门课，并不偶然。当时京师里有一个著名文人陈西滢，误听了顾颉刚的传言，在与鲁迅笔战期间，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来的，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 教授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底本，后者恰好有讲小说《中国小说史略》校注的部分，有人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小说史略”。

一样的题目、一样的出版时间，陈西滢没有经过仔细的比对，就写文章说，有人道貌岸然，其实整本书是抄来的。此事鲁迅当然奋起抗争，恨了陈西滢一辈子。他说“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再没什么比这更严重的指控了。

直到1934 年，鲁迅的书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说，“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说那个污蔑我的人必须带着“‘谎狗’的旗子”一辈子，进坟墓里面去。

仔细比对之后，鲁迅说明，只有《红楼梦》的作者世系表，注明了是根据盐谷温的，别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如果稍微读过一点盐谷温的书，就知道鲁迅的书跟他没关系。也难怪鲁迅恨顾颉刚一辈子，写《故事新编》还要写“红鼻子”，也是指的顾颉刚。旧愁新恨，从这里开始。

很多人会觉得一个教育部官员，临时被北大拉来讲课，1920 年8 月接到聘书，第一次上课，是1920 年12 月；1923 年出书，三年不到，他真写得出来吗？所以怀疑他抄袭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忘记了，鲁迅不是因为接到聘书才开始备课，而是本来就对小说有兴趣。诸位去看看，鲁迅在日本，办《新生》杂志、译《域外小说集》，真正地进入古小说考证，是在1909 年。

换句话说，他在十多年前就已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了。《古小说钩沉》的具体编写时间是1909 至1911 年。后来不断修订，只不过生前没有刊行，第一次出版在1938 年，收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全集》。所以，世人不知道鲁迅有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以为他临场挥毫，写出这样的小说史，才会有是否抄袭的疑问。

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第一个令人惊异的，是古小说的辑佚、钩沉、辩证。学界人士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的考据功夫很强。从30 年代起，只要谈到鲁迅的学问，都会提到这一点。

蔡元培在《〈鲁迅全集〉序》中说，他有汉学家的修养，只不过前人考经、考史、考子，到他这里改为考小说。鲁迅把考经、考史、考子的功夫，用来考小说，所以了不起。

《古小说钩沉》中收集了36 种自周至隋的古小说，并有很好的考证，因此，《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一出来就震撼了学术界。此前很多人做小说研究，考证的都是明清章回小说，而古小说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成绩，这是从鲁迅开始的。此书的考证功夫做得如此出色，大概所有人都会承认。

但有一点，那就是，所有的考证都是后来居上，考证做得再好，后人肯定会比你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直到今天，之所以我和欧梵先生都把它作为经典，其实主要不在于考证（今天有了电子数据，考证比以往方便许多），而是因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贡献：

第一，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建立了小说史的框架。直到今天，所有写小说史的人，包括国外的学者，大的框架都是鲁迅的框架。这其中包括笔记的考证、传奇的辨析，以及明清小说的论述等，尤其是里面的概念，譬如人情小说、神魔小说、英雄传奇等，用这些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的小说，自鲁迅始。

今天我们说《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红楼梦》是言情小说或人情小说，大家都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请大家记得，古代中国不是这么说的，古人称它们是“才子书”，或者“四大小说”“五大小说”，或者“淫书”，取决于你对这本书的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在鲁迅用这些概念之前，中国人谈小说是一部一部谈的，我们没有从“史”的眼光来考虑一种小说类型的演进，比如说英雄传奇是如何发展的，社会小说是怎么写作的。

而这些是1902 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新小说》杂志，用了当时日本人所使用的小说类型的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政治小说、法律小说，是当初从日本借用过来的，但只是用来指当下的小说；鲁迅把这些概念取精、剖析、重新熔铸，用来描述中国古代小说。最后发现，六百年的小说，从元代到清代，是可以用若干种类型的小说的演进来描述的。鲁迅是这么写的，今天的小说史家也是这么写的。

第二，与鲁迅同时期的胡适，做小说史研究也非常出色。胡适也有历史演进的眼光，比如《〈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母题，如何逐渐演变成一个故事，到一个戏曲，最后变成小说。这种小说的发展，胡适认为，大概四百年的演变成就了一部中国名著。可以这么说，明代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几百年积累而成的。从孙悟空讲到《西游记》是一个漫长历史，宋江亦是如此，《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用历史演进法把中国小说的脉络勾勒了出来。

但胡适有个问题，他感兴趣于小说的考证，对小说的批评则不太热心。换句话说，他只告诉你小说是怎么样一步步演变过来的，而不做文学方面的价值判断，以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适说了句被大家嘲笑许久的话，他说《红楼梦》看来也不怎么样，好像还不如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史。因而很多人批评他没趣味、没品位。文学是审美的，文学史是研究的。

回过头来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的艺术判断经常令人惊讶。讲《红楼梦》的不太多，“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或者是唐传奇中的“叙述宛转”“作意好奇”，所有这一类艺术性描述，文字不长，但很精到。回过头来，近九十年过去以后，能留得下来的是这些东西。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跟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的最大不同是甚么呢？早年的考证被超越了，框架被继承了，艺术判断我们整天引用──我开玩笑说，很多人的论述很难引用，我只能说参见谁的小说史第几章，但鲁迅的话会被一句一句地摘引下来，放在自己的小说史的论述里，就因为他很精到。这是鲁迅没办法被取代的原因。

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