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铜钱体系自成一体，自春秋中后期开始，至清末沿用不绝，约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钱币制造技术也不断地改进和发展，从钱币的铸造方法看，可以将其分为两类方法：范铸法和机制法。范铸法自春秋至清末，是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钱币制造方法，唐代以前基本使用硬模铸造，唐以后母钱翻沙铸钱法开始盛行，一直延续到清末。清光绪年间西方的机器制钱法引人中国，引起了中国铸钱史的一大变革，虽然时间不长，但其意义很大。本文拟重点讨论清代末期母钱翻沙法

母钱翻沙铸钱法又简称母钱法，清代大多数时间都采用母钱法铸钱。母钱法的起源还不甚清楚，华觉明、周卫荣等学者认为唐代已经开始广泛使用母钱法铸钱。

有关古代铸钱方面的记载不多，对母钱法铸钱记载早而且较为详细的是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因其年代与清代接近，故清代铸钱的方法与之接近。其记载如下：“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木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实盖之。既合之后，已成面、背两匡，随手覆转，则母钱尽落后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实，合上一匡填实，如是覆转，只合十余匡，然后以绳绑定。其木匡上弦原留人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洪炉提出熔罐，一人以别钳扶抬罐底相助，逐一倾人孔中。冷定解绳开匡，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夹出逐一折断，以待磨锉成钱。凡钱先锉边沿，以竹木条直贯数百文受锉，后锉平面则逐一为之。"

通过以上简略的描述，我们知道母钱翻沙法铸钱主要经过制造沙形铸模、浇铸、摘钱、打磨等工序。文中对沙形铸模的尺寸、制作材料等记载稍多，对浇铸、打磨等工序描述简单，但由于记载过于简略，很难知其详细过程。

清代文献也有相关记载，如对铸钱工序的记载：“凡铸钱先凿块铜曰祖钱，乃铸无文而环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函方而成制钱。凡铸冶之工八，曰：看火、翻沙、刷灰、杂作、锉边、滚边、磨钱、洗眼，治之各以其序．。"单从工序上说，较宋应星更为详细。这里“工八"应该是铸钱的主要工序，其中“看火"可能铜料的制作工序，“翻沙、刷灰"是沙型铸模的制作工序，“锉边、滚边、磨钱、洗眼"等是铜钱的打磨工序。虽然铸钱工序大致相同，但各省钱局因地制宜，人员及分工情况有所区别，如清朝中期浙江的宝浙局、湖北的宝武局的铸钱人员及分工情况有些差异。

首先，浙江省宝浙局雍正八年和乾隆五年的每炉人员及分工情况，见表1：

表1 清代宝浙局铸钱每炉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我们看到，宝浙局雍正八年与乾隆五年宝浙局每炉人数有些变化，后者比前者少6人，而工种相差不多，人员的分配出人不大。炉头是整个炉座的管理者，匠头应该是工匠之首，具体负责各炉钱币的铸造，工匠的分工多达十七八种，远较上面所说的八种工序为多。从人员的数量上看，翻沙匠与磨钱匠较多，其次是刮沙匠、仗钱匠、选拣匠及杂工等，其余工序人数相对较少。

再看一下乾隆年间湖北宝武局的情况。该局共设炉十座（咸丰七年时，十个炉座分别以萃、升、恒、丰、豫、复、晋、益、兑、泰等字命名），每炉人员及分工如表2：

表2请乾隆年间湖北宝武局铸钱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宝武局每炉人员仅29人，除炉头外，有看火、倒火、打沙、盘沙等十三种分工，其工序的名称及数量都少于浙江宝浙局。从人数上看，打沙匠、盘沙匠、车边匠和磨钱匠较多，均为4人。

比较浙江和湖北钱局每炉的人员及分工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各钱局分工均比王庆云记载的 “工八"多，不同钱局工种数量不同，而且不同地方对同一工序的名称也有不同称谓〈由于记载不详，现很难将它们一一对应），但各钱局基本都有这八种工序，可见文献中记载的八种工序仅是铸钱的主要工序。在铸钱的工序中，通常翻沙匠（湖北有打沙匠和盘沙匠，可能包含翻沙工序）和磨钱匠人员较多，可见这两道工序费时费力。母钱法在中国沿用了一千多年，该法工序简捷，使用的沙形模范且可以重复利用，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提高了钱币的产量和质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该法弊端也越来越突出，如铸造成本高，私铸泛滥等。

如清代末期私铸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知道，母钱法铸钱较为简单，铸造出的钱币大小、形制变化较大，有些钱局甚至偷工减料，常常造成铸出的钱币质量低劣。这给私铸提供了可乘之机。当时普通的铜匠、锡匠、银匠或曾在钱局打杂人员等均能以土法非法铸造钱币，且与政府铸造的制钱相差无几，于是私铸泛滥。如乾隆十六年安徽太湖县的一起私铸钱币案件，主犯朱某“素习铜匠、手艺熟稳"，伙同何某共谋私铸，朱负责掌炉，何负责拉扇风箱及打杂，“于十二月初一开炉至初八日，铸成私钱二千七百文"。类似的案件还很多，有些人数稍多，分工较细，私铸的钱币也更多，如乾隆十八年河南光山县一起私铸案涉案12人，共铸出钱币12万枚之多。以下一组数据更能说明私铸的严重。乾隆三十四年清政府大规模收缴小钱，仅两年时间，浙江、河南、安徽、江西、江苏、广东、广西等省就收缴小钱7828343斤。由于当时收缴私钱作价较低，人们不愿将其交给官府。因此，收缴上来的小钱远不是当时私钱的全部。乾隆五十五年，清政府又一次大规模收缴小钱，这次共收缴18208670斤，数量远大于第一次。由此可见当时私铸钱币情况之普遍。

清末，铜、锌的价格较高，铸造技术落后，铸钱成本显著增加，加上私铸泛滥，各省钱局不得不停炉或减少炉座，原有的铜钱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尝试引进西方的机制铸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