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作者简介】

高海萍，山西寿阳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已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篇，主持省级历史科研课题多项。张云燕，山西晋城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现为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现代化。已发表相关论文数篇，主持、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出版有《伪满洲国研究》。

【内容简介】

读书，是毛泽东渊博知识和政治智慧的重要来源，也伴随并指导着他投身革命实践的各个阶段，在伟人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以毛泽东不同阶段的阅读经验和社会实践，反映了他对读书的酷爱并非只是书斋式的学问研究，而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早年的毛泽东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读书的传统品德；而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实践的道路，便自然而然地将书中所得运用到救国、治国的革命实践当中。

本书以时间为脉络，讲述了毛泽东同志的读书生涯，客观解读了毛泽东在不同人生阶段阅读的各类书籍，和对他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影响。

作者试图还原作为普通读者的毛泽东与书籍结下的不解之缘，追述1893-1976年间的文化发展及社会思潮，以及毛泽东由一位普通受众，最终成为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代领袖的历史细节。同时，书稿也真实而细致地展现了一代伟人的读书生活画卷和他崇高的精神追求。

第一篇 六年孔夫子（1893—1910）

第一章 少读《四书五经》

第二章 《三国演义》是历史吗

第三章 失了布匣的《盛世危言》

第二篇 初识新学（1911—1920）

第一章 乾隆皇帝的《通鉴辑览》

第二章 广求世界之知识

第三章 《新青年》的“粉丝”

第四章 书为媒 革命的启蒙

第三篇 曲折求新（1921—1936）

第一章 翻开“无字天书”

第二章 井冈山油灯下的水浒魂

第三章 “马背上的马列主义”

第四篇 融会中西（1937—1946）

第一章 批注出的《矛盾论》

第二章 兵无常势

第三章 寄给彭德怀的列宁著作

第四章 我是圣人的学生

第五篇 人间正道（1947—1956）

第一章 单行本先行

第二章 探究苏联《政治经济学》

第三章 《红楼梦》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第四章 一个特殊的借阅者

第六篇 中流激水（1957—1966）

第一章 诗词余事 泰山北斗

第二章 巡游华夏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第三章 神秘的《金瓶梅》

第四章 一言九鼎的红宝书

第七篇 绘制“新世界”（1967—1976）

第一章 拥书十万卷

第二章 以书喻人

第三章 《毛泽东诗词》海外版

第四章 唯一的奢华

第五章 最后一页

第八篇 余韵不绝 后毛泽东时代（1976以后）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的问世

第二章 逝者如斯

第三章 海外毛泽东热

篇外篇：书与毛泽东

【精彩书摘】

第一篇 六年孔夫子（1893—1910）

第一章 少读《四书五经》

私塾中的“省先生”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2岁起到8岁，大多数时间寄居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的私塾里玩耍。虽然年纪尚小，但幼时的毛泽东有时也能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背书。在父亲正式把他送进学校之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这与此后的私塾学习内容是一致的。因此，虽然毛泽东8岁以后的学习间有中断，但他幼龄时的启蒙教育却颇有渊源。在记忆力惊人成长的幼年阶段，亦师亦长的影响总是比单纯的拜师学习似乎更能让学童得到益助与关爱。在那里，毛泽东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一些其他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

1902年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将已过8周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送入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气派的一所学堂了。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邹先生见过毛泽东之后，把他引到东墙下摆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

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蒙馆里也有这样的神龛，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南岸私塾的教学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之后教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但毛泽东此前已陆续背诵过一些蒙学书，因此相较其他蒙童学习上较为轻松。在邹春培的私塾里，填红蒙字是学生的必修课，8岁的毛泽东已颇有功底，可以达到不用填红的程度，放开手写的毛笔字比别人写仿填红的还要好一些。由于少年毛泽东天资聪慧，功课又好，不需要邹先生太费精力去教，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从8岁起到16岁这个成长阶段，除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之外，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冲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就读。乡间读书需要不断寻找真正有学问的老师，这在当时教育并不发达的乡间村落里并非易事。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恳切要求，毛泽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这里毛泽东指的小学并不是后来仿效西方建立的小学校那样，能读新式的课本，有新式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乡间里流行已久的只传授初级儒家学问的私塾。

毛泽东接受传统蒙学教育的这个阶段处在中国教育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作为中国人自隋唐以来就习惯接受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模式，此时已经难以为继了。曾经作为读书人入仕途径的科举考试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自新图存的历史要求逐步脱节。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典籍作为使用的教材似乎也无法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后科举时代的乡村儒学

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6年开始，中国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考试等旧式科举考试内容一律停止。清廷主管教育的学务大臣负责组织颁发各种类型的新型教科书以适应新的教育改革需要，同时要求各省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尽快落实废除科举之后推广新式学堂的政策。在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域，甚至在乡一级地方广泛设立小学堂。

新式学堂要求有新的教科书。1903年，文明书局就发行了一套“蒙学教科书”，包括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卫生、生理、天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23种。基本符合近代分科和学制规范的模式，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内容进度和难度在当时而言与旧式的蒙学书籍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在内容上有较大拓展，尤其结合了西方科学新知识，令蒙童少儿也耳目一新。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另一套“最新教科书”，介绍民主国家的政体、解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和进化知识等，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外部世界图景。这两套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

从销售影响来看，据学者研究，最受各地新式学堂欢迎的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 而来自官方机构的组织出版及鼓励无疑起到了引领时代风气、为新式学堂兴办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5年底，清廷成立“学部”。“学部”编译图书局在五年内（1905-1910年）先后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近百册，向全国加以推广。

中国的教育制度由此开始发生着划时代的巨变。但是在内地偏远的乡村，这种风气的变化无疑是缓慢的。毛泽东所在的韶山冲一带，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家人供子女读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识字、记账、振兴家业，或在乡间的日常纠纷中因为懂经书而占据上风。人们并不奢望这些读书的孩子能够走出封闭的世界，可以开辟与时代相关的生活轨迹。虽然多数人都相信读书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在舅舅家接受的蒙前教育和之后的私塾教育，毛泽东读的主要是儒家蒙学读物。虽然这些书与中国教育大变革的时代潮流无法合拍，却为毛泽东一生的国学根底打下了基础。当毛泽初步具有了学问的辨别力和人生价值观之后，传统国学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身上焕发了别样的光彩。

“四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是儒家基础的经典读物。“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古籍。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旧时私塾先生教的这类儒家的基础经书，多数时间里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学生只能不断强化记忆，求得顿悟。当然除了背诵正文，在较高年级之后，会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进行开讲，强调朱注即答案。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多数情况下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理学大师的解释。因此，背经典、记朱注就成为令人生厌的事情。少年时候的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些课程枯燥的教学形式和内容。而且旧式的塾师教学中崇尚严管，甚至远远超出严格而变为苛刻，责罚学生成为教学管理的主要手段。有一次，毛泽东从学校中逃出，为了避免回家后被家里发现逃学而受到父亲责打，竟然跑出家门在外流浪了三天。虽然一个少年只是在村子周围七八里的小范围内游荡，但却让家里着实担惊了一次，父亲毛顺生出于本能的爱护对儿子的态度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就是稍微降低了粗暴的等级。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多次谈到：“我是不喜欢经书的”。少年时期的好学生尚且如此厌恶读经学儒，可见旧式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渐渐式微，而它教条生硬的弊端已无从使人在教育中感受思想启示的魅力。但毛泽东还是在这种枯燥的学习中有所心得，并默然转化成一种宏大思想体系的基石。这个过程也自然地证明，无论哪个时代，何种教育，迈入门径之后，无论智者与愚者，皆因此有所收获。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说：“我幼年没有进过什么马列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其实，毛泽东在传统教育中所收获的不只识字这么简单。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因中间有务农的两年多，总共大约是八、九年的时间）对少年的毛泽东来说固然枯燥无趣，但终年的强化练习，乡间尊儒的风尚引领，出于学习而生硬记忆的知识却为毛泽东打下了文化基础，并且在青少年阶段逐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奇与探索，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用起一些传统知识往往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儒家经典里真正的智慧，经过岁月交替、兵火烟尘的过滤与沉淀，将与来自西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加以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这恐怕是少年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第二篇 初识新学（1911-1920）

第三章 《新青年》的“粉丝”

“我的模范”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是艰辛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各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而作为“五四运动”前后启时代风气的核心刊物《新青年》更是成为引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发展的重要源泉。围绕《新青年》周围活跃的新思想文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既是《新青年》的旗手，同时也是青年毛泽东眼中的精神“楷模”，尤其以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对毛泽东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2年7月休刊）在运动中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着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发起猛烈攻击，使一大批知识分子逐渐觉醒。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办《新青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到全国，立即引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建议。介于《新青年》在全国的广泛影响，蔡元培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恰好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便三顾茅庐式地拜访陈独秀，最终聘请他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此将《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而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则于1918年春天开始加盟《新青年》，逐步撰写了不少共产主义的相关文章，成为引介共产主义思想到中国的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除了北京、上海这些思潮汹涌的重镇，处于内地的湖南省，新风气也在蓬勃发展。杨昌济在长沙一师时就热烈欢迎《新青年》的创刊发行。他除了自己阅读之外，还积极向朋友及学生推荐，甚至出钱购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学生。毛泽东作为杨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读到了《新青年》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记载：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当时整个中国都属于思潮的转变期，一批热血青年认为中国再这样下去必将毁灭。毛泽东也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新青年》的思想激励，毛泽东在思想方面的发展是迅速而剧烈的。他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真正想了解共产主义为何物，李大钊又不厌其烦地帮他做了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于当时政府和现实不满，对国民的懦弱不满，他一直在思考，寻求一条解决的道路，能把中国拯救于水火之中，能把分割中国的侵略者赶出去，能让国民站起来。”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不仅阅读《新青年》，也尝试参与新思想文化革命的过程。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博得了主编陈独秀的赞赏，陈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

对陈独秀，毛泽东是极为崇拜的。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的一次交谈中，表达了对陈独秀强烈的钦敬之情。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在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非常短促，所谈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20年1月初的一天。这时，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毛泽东前去探望。在这之前，毛泽东等人就曾设法多方营救陈独秀。他甚至还在1919年7月14日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可见此时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

1920年夏天，湖南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这次见面，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也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多年后，他还同斯诺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毛泽东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在后来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了陈独秀的功劳，提醒党内的同志不要因为他的错误就抹杀他对党的贡献。

客观地说，陈独秀是毛泽东的老师，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期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都非常认可。可是，毛泽东是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人。他仰慕陈独秀的才华，但他不会盲从他的一切；他批判他的错误，却也不会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

湘江畔的“新青年”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责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毛泽东在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对《湘江评论》给予了积极回应。胡适，生于1891年，实际比毛泽东仅大两岁，但在学问的传承上，客观地说与青年毛泽东应该理解为某种“师生”的关系，虽然他们从未真正建立这种关系。1917年9月，当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就已从美国留学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特别是他在《新青年》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响彻阴霾的春雷，使众多青年学子的心情为之一振，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后来他经常在北大第一院的第一大教室上课。勤奋好学的毛泽东，也经常旁听胡适的课，成了胡适的一名旁听生。后来，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还专门拜访过胡适，向他请教并讨论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从事国内问题的研究与革命活动。当时，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但他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之拟定章程，并提出首批亟待研究的几十个“问题”。其中包括十分具体的如“女子交际问题”、“中等教育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杜威教育问题如何实施”等等，大都是胡适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刊物，从第二期起，连续登载了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此前，毛泽东离开北京时，曾专程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胡适日记》载，1920年元月15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具体谈什么事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曾经谈及，原来当时他想在长沙筹办一个“工读互助团”，就办学的宗旨与初步计划等问题特向胡适求教，他说“自修大学”的名字还是胡适起的。

4月，毛泽东在湖南参与领导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他立即给胡适写了一张明信片，报告湖南的大好形势。信中说：“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指湖南督军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20年毛泽东于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在《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的首位。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开展亲切的业务往来。毛泽东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正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应该说，早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相互敬重与无声的支持，更多带有某种英雄所见略同的色彩。

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文章的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哲学命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就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经历及表现，可以看到一代伟人青年时期的成长是在大时代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不仅有自觉的为国家奋斗的理想追求，也有《新青年》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的濡染，更有以《新青年》为中心不懈战斗的思想文化大师们的点拨与帮助。

第四章 书为媒 革命的启蒙

三本书入门

1919年12月，湖南各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作为逐张代表第二次去北京。他在北大图书馆热心搜寻和阅读为数不多的介绍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并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完成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20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影响非常有限。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传入中国。1920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

据学者高放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共产党宣言》共有8种译本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 其中列出全由蜀魂译的五本书里，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如下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上，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 没有见到后续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第三种中译本是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二三十年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 华岗受命要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的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第一次出版了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1938年成仿吾、徐冰的合译本， 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该书仍然署名译者为成仿吾、徐冰。

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

1939年底，毛泽东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之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自己也提倡和身体力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他能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等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猛烈攻击它“糟得很”。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先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社会各个阶级、政权、交通、商业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分析旧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和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论证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不同于苏联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走出书斋的“秘密组织”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和政治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所谓砥砺品行，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规律”，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所谓改良人心风俗，就是要通过学术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成立。

以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为代表，陈独秀的“新青年社”，李大钊、恽代英等参与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的“平民教育团”，周恩来的“觉悟社”，恽代英的“互助社”等学术团体都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方针，因而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准备。而这些学术社团大多具有中国传统学派、学社的性质。如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制定了互相督促的条文和纪律，每天检查；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以“思想改造”为口号，主张“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又都是从学术研讨入手，探寻救亡图存、治世救国之路，具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双重性质。

在新民学会向共产主义小组转变的过程中，内部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与新民学会分道扬镳，其中较著名的有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好友——萧子升，他主张温和改良社会，对苏联革命持保留态度。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子升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友情深厚。萧子升有活动能力，书法好，富才情，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

大革命时期，萧子升担任了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1920年初，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1月，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于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起草《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等，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11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1920年11月。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开展工作。1920年5月1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历史观的飞跃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当时表述“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1925年6月到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一理论一出现，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集结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派，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秋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国家主义派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做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时，题目改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他还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其初衷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撬动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实践理性”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