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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他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20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
问:杨先生,您抄录蒋介石日记有多少?蒋介石日记一定会公诸于世吗?
答:我对蒋介石53年的日记只是做了一个摘要,可能有些学者对其中某几年抄录比我多,但像我这样从头到尾53年全抄下来的,我想应该没有。蒋介石日记中有3年遗失了,我一点也不可惜,那是他早期的日记,那时他的地位还不重要。让我很心疼的是1924年的日记,这一年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也是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这一年。蒋介石日记本来准备于2010年12月出版第一本,由于蒋家内部出了矛盾,蒋经国的孙女表示,出版日记的事情要经过蒋家全体后人的同意,否则不能出版。她的意见是通过律师发表的声明,所以出版工作停了下来。
蒋介石日记是否一定会公布?我认为这不一定。通常人们都说蒋的日记是为了作秀,为了宣传自己。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蒋介石的日记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也没有留下遗嘱,说日记死后要公开或出版。我想,他应该会想到自己的日记会被保存并流传下来。蒋很重视身后名,生前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关心的是自己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和地位怎么样?
至于出版的事情,他让秘书摘抄,即把他的日记摘录了一部分。另外就是编他的年谱时,里面引用了一部分日记。这些内容都是经过选择、淘汰,经过他本人修改过的。
问:您觉得蒋介石的日记可不可信?
答: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认为蒋介石的日记具有相当大的真实性。第一,写日记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昨天知道你们将采访我,我肯定会在日记上写上一段“重庆的采访者要采访我”,或者说“明天我要参加一个什么会”。记录下来是为了备忘,是工作计划。如果说假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第二,日记中记载有不能公开的事情。比如蒋介石喜欢骂人,骂的都是他的亲戚、同事、朋友,骂得很难听很厉害。如果日记准备公布的话,又怎么与人共事呢?孙科是孙文的公子、国民政府副主席、立法院院长,也是最亲密的同事。但是蒋介石骂他是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不仅卖党而且卖国。这样的内容能拿出来给孙科看吗?他只能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骂孔祥熙“无耻之至”,他跟孔的关系是连襟,孔祥熙当过行政院长,这样的内容也是不能公开的。几乎很少有人是蒋介石不骂的,甚至连宋美龄都骂。国民党大员中,我发现只有一个人他没骂过,那就是吴稚晖。蒋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了好多个人隐私。比如早年跟妓女鬼混,怎么逛妓院。他写这些事是想反省自己。蒋是有想法的人,他要做中华民国的代表,他要做一个圣贤豪杰。
但日记内容又不能全信,有时候他也讲一点假话,有的事情他还会完全不记。比如汪精卫叛国,1938年从重庆逃到越南,戴笠派军统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结果弄错了房间,特务在夜里冲进房间就开枪,但中枪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这件事情在蒋的日记里有记载,就8个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按照我们的观点,汪精卫叛国投敌,派特务去把他干掉是一件很正义的事。况且,刺杀汪精卫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特务都不敢动手。“刺汪未中”本来很遗憾,但为什么要记成“不幸之幸”呢?我认为很简单,蒋介石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仁至义尽的道德形象。汪精卫毕竟是孙中山的助手,国民党的元老。汪逃到河内以后,蒋介石最初是想挽救他,希望他不要投敌。于是派人劝他,意思是无论如何你不要走到日本人那边,我给你护照,给你钱,你到欧洲休养去。所以他这么写是暗示读者,刺杀汪精卫不是我下的命令,我还是想挽救他的。因此,我判断他讲的是假话。
还有一些事他不记。比如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他的日记里没有任何记载。蒋可能也有一种想法,觉得在上海对共产党动手,采取武力镇压,有损他的形象,所以他就逃了(当工人队伍在上海宝山路游行的时候,用枪扫射工人群众的是桂系指挥下的军队,蒋介石在4月9号避开了,到南京去了)。
从这些方面看,我说他的日记有很大的真实性,但也不会所有的事情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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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