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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秋的一天，我国原子弹重要部件“G-1107”竟被人从车间盗走！

更令人震惊的是，最终嫌疑人锁定为前周总理卫士。

得知此事的总理作何反应，又会怎样处理？

原子弹部件被盗

1964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取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成就。

我们并未因此自满，而是更加努力地投入到核武器研制中。

然而，谁也没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会有人盗窃国家最机密的原子弹部件。

此部件叫“G-1107”，正规名为“能量转换裂变容器”。

核材料铀、钚的初始裂变就发生在这里面边。

“G-1107”光是其白金外壳，就超过12万元。

要知道，在人均工资不足50块的60年代，12万就是天文数字。

更何况，钱还不是最重要的，怕就怕它被敌特分子偷去国外。

这种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G-1107”被盗的第3天，周总理见到了来北京开会的906厂代表黄松。

位于云贵川交界处的906厂，是原子弹部件生产厂，也是“G-1107”失窃地。

当时，周总理关心地问起失窃案。

黄松便如实报告说：“宋鲁川被怀疑与‘G-1107’失窃案有关，正隔离审查。”

“喔。”周总理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平淡，让黄松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毕竟，宋鲁川这人的身份特殊。

宋鲁川，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十几岁参加革命，走过长征，给彭德怀、左权、周总理等人当过警卫。

他的左臂在抗战中被鬼子的毒子弹打中，被迫截肢，从此成了残疾人。

1963年，906厂兴建时，宋鲁川主动转业到此，当了膳食科长。

他还收养了一个儿子叫宋小川。

其亲生父母都在抗战中，为国捐躯了。

小时候，宋小川生病，不幸坏了脑子。

宋鲁川却不离不弃，一把屎一把尿将娃拉扯长大。

后来，宋小川也来到906厂后勤处的饲养场养猪。

按理来说，一生清廉、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他，压根没有偷“G-1107”的动机。

而当时宋鲁川也的确一口咬定，自己是清白的。

就这样，案件毫无进展。

最终在那天晚上，周总理把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叫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并下达指示，选派一支专案小组前往906厂侦查该案，务求迅速破案！

谢富治立马组织起人手，选择了刑事侦察局副局长、公安战线特等功臣、刑侦专家张克丰担任组长，带领八名有着丰富经验的刑侦人员奔赴遵义。

1966年，为调查“G-1107”原子弹部件失窃案，专案组前往906工厂。

经过工厂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的回忆，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案发经过

时间回到四天前，906厂的试压室内。

刚刚完成的“G-1107”原子弹部件，即将在这里进行了测试。

车间领导把它交接给试压室，便放心地离开了。

此时，试压室内还剩下三人。

他们分别是值班长郦福林、操作员何作声、保卫干事鲍远昌。

当时，鲍远昌见领导一走，自己也跟了出去。

如此一来，试压室就只剩下郦福林与何作声二人。

一个小时后，饭点到了，何作声先去食堂打饭，留郦福林继续操作。

可他刚走一会儿，郦福林突然尿急，便跑去了厕所。

当然，他在走前就已经把“G-1107”放进了保险箱里锁好。

可等郦福林出了厕所，回到试压室重新投入工作，却发现本该安放在保险箱里面的“G-1107”竟然不翼而飞了！

他傻眼了，一时间脸色苍白，浑身直冒冷汗，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完了！犯了大错！

这时，何作声也打完饭回来。

了解状况后，他也吓得差点儿瘫软在地。

平复了好一会，两人才抖抖索索给车间副主任候彭天拨去报警电话。

情理之中，电话那头的人惊得差点拿不稳话柄。

5分钟后，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就带着七八个保卫干事，赶到了现场。

经过一番勘察，他初步断定应是内部人作案。

因为保险箱没有撬痕，室内门窗也都完好无损。

这说明嫌疑人是用钥匙打开保险箱的，且熟悉环境。

再加上，906厂本身涉及国家机密，是极其隐秘的所在。

且周围还驻扎了部队，外人想要神不知鬼不觉闯进来偷窃的可能性非常低。

此外，他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种化学试剂。

它散发出来的气味，足以骗过警犬。

嫌疑人显然具备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正副厂长、党委书记等领导听了林仲武的案情报告后，一面向国防科委和公安部上报了情况，一面对厂内所有人员展开了排查。

首先排查的自然是参与了“G-1107”交接工作的值班长郦福林与操作员何作声。

只不过，这二人都有案发当日不在场证明。

案发时，食堂一群人都看见何作声打饭，最先离开的鲍远昌也表示自己在食堂，可以为他作证。

同时，有不少人见到郦福林上厕所。

就这样，两个嫌疑最大的人都被排除了。

林仲武又开始排查案发当天在岗的三百多人。

最终，他的目光锁定在了具有重大嫌疑的三个人身上。

他们是上油工段组长许茂新，上油工段女工方艳润，另一位就是宋鲁川。

起初，前面两个人的嫌疑是要大于宋鲁川的。

因为他们在审讯中总是支支吾吾，眼神闪躲，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终于，他们顶不住高压的审讯，说出了实情。

两人的确干了偷偷摸摸的事儿，已婚许茂新竟然看上了未婚女同事方艳润。

当时他们正在小仓库里行苟且之事，所以才不敢启齿。

验证其话属实后，这下嫌疑人就剩下宋鲁川了。

说起来，他被保卫部盯上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没有不在场证明。

林仲武询问宋鲁川时，对方情绪很是激动，称自己当时在食堂后花园散步，可是却没有人为他证明。

还有就是宋小川亲手写了一份大义灭亲的揭发材料。

据材料交代，案发第二天，他就看见宋鲁川神情紧张地带着一个白色罐子回家，十分可疑。

对此，宋鲁川却不承认，极不配合，谈话难以进行。

厂领导商议后，这才决定先把人隔离看管起来。

1966年，我国原子弹重要部件“G-1107”被人从车间盗走。

经过排查，既没有不在场证明，还有亲儿子指认的前周总理卫士宋鲁川成为头号嫌疑人。

但对此，公安专案组却提出疑点。

峰回路转

首先，根据宋鲁川的简历和平日表现，此人并没有偷盗原子弹部件的动机。

其次，若真是他所为，会大摇大摆让人看见原子弹部件吗？

哪怕那个人是自己儿子。

再者，宋小川是个半傻子，他的揭发材料可信度还有待估量，整件事在逻辑上并不通。

专案组越看揭发材料上宋小川歪歪斜斜的笔迹，心中越是怀疑。

最终，组长张克丰拍板决定先从宋小川这里查起。

第二天早上，刑侦专家杜非庸就和侦察员老喻一起去饲养场找宋小川问话。

结果这一去扑了个空，宋小川没来上班。

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

紧接着，他们赶去宋小川家里，也一无所获。

专案组立即让厂长发动休息的工人，一起寻人。

等到中午，众人才终于找到宋小川的踪迹。

谁料，人已经死在了卧虎岗的灌木丛中！而且还是被人故意杀害的。

张克丰迅速作出推断，宋小川是被灭了口。

盗窃案很明显是有人栽赃陷害宋鲁川。

而后，专案组将宋小川遇害的消息告知了宋鲁川。

对方失声痛哭，一时难以接受，还向办案人员吐露出一段隐情。

原来案发时，宋鲁川是有不在场证明的。

那人叫刘翠花，是厂里有名的寡妇，也是他替儿子说媒的对象。

毕竟，宋小川的情况找对象比较困难。

宋鲁川只好四处张罗，还承诺拿出全部积蓄都当彩礼。

当时，刘翠花个人是愿意的，但家里边还得再商量商量。

于是事成之前，双方都并不想声张。

哪想到，转眼儿子就没了，宋鲁川已心如死灰。

专案组等他情绪稳定下来后，让他回忆平时谁和宋小川来往较多。

宋鲁川一下就瞪大眼睛，说出一个名字：“邵固滨！”

此人也在后勤处工作，是被服车间的工人。

当过兵的他，喜欢打猎。

恰好宋鲁川有一支双管猎枪后，两家人就这样结交上了。

宋小川经常和邵固滨去卧虎岗打猎。

于是，卲固滨马上被叫到审讯室。

一开始，他还一口否定，直到专案组拿出证据——他在卧虎岗的毛发与脚印。

卲固滨这才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交代出一个一早便被排除了的人物。

那就是，案发当天见证交接工作的保卫干事鲍远昌。

原来，卲固滨有把柄捏在鲍远昌手中。

他与同事乱搞男女关系时，曾被鲍远昌逮个正着。

对方便以此要挟他，让他把宋小川骗上卧虎岗。

谁知道，鲍远昌竟残忍地将人给杀了。

至此，案件总算得到重大突破，专案组立即拘捕鲍远昌。

只不过，此人担心情事败露，早就收拾家伙跑路了。

于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签发通缉令，全国缉拿重大嫌犯。

很快，专案组便在江苏和南京公安局的协助下，抓到了藏身于南京大学的鲍远昌。

原来，此人离开遵义后便来到南京，冒充参加串联的学生，在学校住了起来。

公安部逮捕他时，在其随身的公文包内的圆珠笔芯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赫然就是“G-1107”的藏匿地址，可说人赃俱获了。

这下面对如山铁证，鲍远昌百口莫辩，老老实实交代了一切。

原来都是其老丈人见利起意，唆使他监守自盗。

这个老丈人是福建人，平时会利用出海捕鱼的机会，干走私的勾当。

知道女婿鲍远昌在保密厂工作后，便怂恿他偷走原子弹部件，卖掉外壳的白金大发一笔横财。

鲍远昌根本经不住诱惑，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制定了自以为周密的盗窃计划。

他当过兵，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案发当天，其趁试压室内的何家声打饭、郦福林上厕所的空隙，迅速闪入室内，打开保险柜带走“G-1107”。

然后主动替何家声作证，同时也是巧妙地给自己伪造了不在场证明，蒙混过关。

当宋鲁川成了怀疑对象，鲍远昌更是心生邪念，哄骗有智力缺陷的宋小川作伪证揭发宋鲁川。

只是，正在他暗自得意时，公安部的专案组来了。

鲍远昌做贼心虚，惶恐之下作出冒险的举动——杀人灭口。

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暴露了他。

见势不妙，鲍远昌连夜出逃，仓皇被捕。

1966年中秋，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鲍远昌在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惟利是趋者，往往受制于利，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反丢了卿卿性命。

参考资料

王勇,王鹏.原子弹部件失窃案[J].四川监察,2001(10):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