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历史都说王振的错。王振有这么大能量？朱棣分封的功臣集团从此绝迹。文臣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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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皇权时代的中国式逻辑
正统年间的形势
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期间，实行了缓和矛盾、约法省刑、息兵养民、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政治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明史·仁宗本纪》评价说“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宣宗本纪》则评价说“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也这样说道：“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甚至连距离开国的时间都如此相似，可以说在明清之际，人们已经下意识地将仁宣之治与文景之治相提并论。
有了这样的家底，继位的明英宗似乎也想做汉武帝。据《明英宗实录》卷一记载，在刚刚学会说话时，明宣宗把他放在膝盖上问：“你将来做了天子，能让天下太平吗？”又问：“有人干犯国法，你敢亲自率军征讨吗？”他声音洪亮地回答：“能！”小小年纪神采飞扬无所顾虑，明宣宗大喜，脱下身上的龙袍给他披上，又把他放在宝座上，左右皆呼万岁。俗话说三岁看大，这一事件预示着明英宗的“不凡”人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立了一个大大的flag。
由于土木堡之变的巨大影响，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它历史事件，实际上明英宗即位之初，就已经频繁在西南用兵，总称“麓川之役”。麓川是金沙江地区的思氏土司政权，在明初就因为反叛而被大军讨平，另置刁氏土司管辖。
“麓川之役”有四次大规模行动，历时十年之久。第一次发生在正统三年到五年，由于刁氏土司统治无力，思氏后人思任发反攻倒算，攻陷腾冲等地，明军先败后胜，思任发遣使入贡；第二次发生在正统六年，这是战果最大的一次，明军歼灭叛军数万人，思任发逃往缅甸；第三次发生在正统七年到十年，思任发再次入寇，明军反击，迫使缅甸方面交出思任发并斩首；第四次发生在正统十三年，思任发之子思机发挑起战端，明军强渡金沙江，双方均损失惨重。思机发失踪，或死于乱军之中，明军刚一撤退，思任发的少子思禄又卷土重来。明军主帅王骥见连年征战不克，无法彻底消灭麓川，决定与其议和，以金沙江为界，互不侵犯。
“麓川之役”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有大臣上奏说“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虽有夸张的成分，也大致不差。累计调集南直、湖广、云贵等地驻军三十万人，几乎整个南中国都在转运粮饷，最终也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此役使明朝国力受损，也暴露出明军作战指挥上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未能引起明英宗的重视。
王振与也先其人
王振，蔚州人氏，早年经历不详。但据今天北京市东城区智化寺（王振家庙）中《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称：“臣窃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岁，获入禁庭，列官内秩，受太宗文皇帝眷爱，得遂问学，日承诲谕。既而俾伺仁宗皇帝于青宫，复蒙念臣小心敬慎，委以腹心之任，暨登大宝，屡加显庸。宣宗皇帝临御，猥以久在侍从，眷顾有加。龙驭上升之日，遂荷托付之重。”
从这段碑文来看，其中不免有为自己贴金之嫌，但时间点却很清楚，王振在明成祖时就已入宫，历宦三朝，也是老资格人物。因为是太子时期的“大伴儿”，所以明英宗刚一即位，王振就成为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当时明英宗才九岁，对王振有感情上的依赖也是在所难免，而王振依仗皇帝的信任，骄横跋扈，打压文官集团，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毋庸讳言。但由此得出王振权倾朝野，以至于在土木堡之变前“挟帝出征”的结论，未免太过牵强。且不说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已经二十三岁，足以处理政务，而内阁六部也在正常履职。
其实我们通过相关记载，可以发现王振一直都是坚定的武功派。在尚未改元的宣德十年七月，王振即奉命在朝阳门外集结京师三大营及附近卫所的部队，进行检阅和操练。而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尚在，王振根本不可能私自调兵，必然是出自明英宗的授意。则可见明英宗即位之初，就有兴兵讲武的志向。
巧合的是，张太皇太后和当年的窦太皇太后一样，都是文治派的总代表。与其说太皇太后驾崩后，王振跋扈不可制，不如说是明英宗终于可以施展抱负了。另外在正统六年，朝廷中的武功派和文治派已经有过一次交锋，可以看作后来御驾亲征之议的预演。当时麓川之役进行得如火如荼，刑部侍郎何文渊认为麓川是边陲弹丸之地，不值得王师远征，大学士杨士奇也是这样认为。而英国公张辅则反驳说叛军屡次顽抗，若不发兵征讨，小邦群起效仿，后果将不堪设想。王振虽未发表意见，却也主战，后来明军主帅王骥班师，以劳师费财为由遭到弹劾，受到王振的庇护，即是明证。
说到也先，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脱欢。瓦剌原分为三部，在明成祖时分别被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后来脱欢继承了顺宁王爵位。正统元年，脱欢杀死了在位的贤义、安乐两王，事实上统一了瓦剌，并试图自立为汗。但他并非黄金家族，难以服众，只好拥立脱脱不花为汗，自任丞相。
正统四年，也先继承父业，自称太师、淮王，进一步巩固权力，架空了脱脱不花，成为瓦剌的实际统治者。很快他就表现出能征善战、狡诈多变的特点，先是将使团人数从五十人擅自增加到两千人，利用朝贡制度往来获利，稍有不满，就频繁骚扰边境，迫使明朝增加赏赐。此后他攻破哈密，俘虏哈密王，又与沙州、赤斤等蒙古诸卫结亲，实力大涨，击破兀良哈，甚至一度威胁朝鲜。可知瓦剌的威胁早已存在，并非正统十四年的心血来潮，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不可避免。
御驾亲征
既然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不可避免，那么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王振削减贡马的价格，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在《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瓦剌传》中可以看到，导火索是瓦剌使团骤增至三千人，再加虚报以冒领赏赐，礼部官员核查后照实数发放。与此相比，王振削减马价，根本就是小事一桩，这只是也先挑起战端的借口罢了。
于是在正统十四年，瓦剌兵分三路，脱脱不花进攻辽东，阿剌知院进攻宣府，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与仓促迎战的印象不同，明朝随即开始了战争动员。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率领一部分京军移驻大同、宣府，以备瓦剌。《明英宗实录》也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各项物资军饷的筹备情况：派出朝廷使者，赏赐大同、宣府、蓟州、辽东等处士卒每人银一两；批准户部所请，发动边民收割秋草，并将应交租税折合成料豆，运至大同、宣府；成国公朱勇奏报官军缺马，请兵部核实，明英宗下令不必核实从速办理等等。
也就是说，明英宗并非突然决定御驾亲征，而是依照常规流程备战。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件促成亲征的呢？《明英宗实录》上写得清清楚楚，在瓦剌三路大军席卷之下，从甘州到辽东的多条战线上纷纷告急，其中大同右参将吴浩兵败身死。常规守备已经不足以应对形势，必须要出动京军主力了。
这就涉及到明成祖朱棣遗留下来的国防体制。一提到明朝的军制，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卫所制，其实明成祖在位期间，又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京军体制，即京师三大营。京师三大营分别为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五军营以从各地抽调的精锐步兵为主，分为中军、左哨军、右哨军、左掖军、右掖军，故称五军，是京军主力部队；三千营以投诚内附的蒙古骑兵为主，这支部队数量不多却战力强悍，是主要突击力量；神机营是使用火器的特种部队，装备火箭、火铳、火炮等武器，是火力输出部队。
三大营各自兵种单一，互不统属，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充分调动起来。明成祖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到了强干弱枝、权不下移的效果。正是靠着这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明成祖六征漠北，横绝四海，但是，他自己能力强，却没有考虑到子孙能不能驾驭。此后京师三大营只在明宣宗时出动过一次，那还是在平定朱高煦之乱，没有太大悬念的情况下。现在让明英宗这位长于深宫的年轻人披挂上阵，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但是改制已经来不及了，而明英宗本人自视甚高，也不愿将权力下放。于是在亲征之议的第二天，他就下令向京师三大营发放装备、粮草和赏钱，造成既成事实，议不议都无所谓了。
御驾亲征的决定是符合祖制的，说王振挟持明英宗出征，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而说王振“劝成于内”则是有可能的。起初群臣并无异议，否则无法解释亲征之议发布后的三天内，竟无一人劝阻。直到第四天，吏部尚书王直等人才反应过来，联名上奏请以宗庙社稷为本，提出不能亲征的诸多理由：水草未丰，后勤保障比较困难；皇帝在外，急务不能及时处理；亲临险地，难以确保御驾周全。而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武将并未发表意见。
那么《明史·王振传》所说的“廷臣交谏，弗听”，就是无视时间和人物的一面之词，看起来好像是满朝文武一致反对，唯有王振一意孤行。
土木之变
明英宗命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集结文武大臣和二十万官兵准备出征，就在当天，传来了西宁侯宋瑛在大同以东的阳和全军覆没的消息。这更加坚定了明英宗亲征的决心，也加剧了随行大臣们的担忧。次日，大军出征，刚走到宣府，就遇到风雨交加的天气，大臣们开始上书劝阻，被王振喝退。成国公朱勇等人跪进也无济于事，兵部尚书邝野和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一整天，这进一步加剧了王振与随行官员的矛盾。
此时有边报称，大同、宣府一带的瓦剌军稍稍退却，明英宗以为敌人胆怯，执意继续前进。事后证明，这是也先的诱敌深入之计。数日后大军到达阳和，明英宗目睹此前宋瑛部尸横遍野的惨状，心中动摇，到达大同以后，镇守太监郭敬密报战场态势严峻，加之又遇大雨，明英宗终于同意班师。
接下来就是第一桩公案——绕道蔚州。在这里，《明史》《明英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几乎众口一词，说众议从紫荆关就近回京，但王振是蔚州人，邀请明英宗绕道家乡，以此显摆。《明史·曹鼐传》甚至煞有其事地说“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然而通过地图丈量，即使从蔚州到紫荆关也有60多公里，相差甚远。更为可笑的是，蔚州恰恰就在前往紫荆关的必经之路上，绕道之说根本无从谈起。那么摆驾蔚州可能是因为不战而还，王振为顾忌明英宗的颜面，故意打的圆场。
而《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说“行四十里，复转而东”，比《明史·曹鼐传》的说法更合实情。上面我们说走蔚州并非绕道，那大军为何又掉头向东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明英宗不甘心撤军，继续依托长城寻找瓦剌决战。王振说担心大军踩踏蔚州的庄稼，恐怕又是为明英宗的临时改道开脱。《明史·王振传》以此做文章，说“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把回军迟缓的原因归结为王振的“绕道”。
真相到底如何呢？这需要对照具体时间和地点。《明史》和《明英宗实录》对于进军和回军途中的日程记载基本相同，因为年代久远，其中记载的各处地名难以尽考，我们就选取大同、宣府两个重镇作为参照。进军途中，辛丑日到达宣府，戊申到达大同，以干支纪日推算是8天；回军途中，庚戌日从大同出发，丁巳日到达宣府，以干支纪日推算也是8天。再看地点，蔚州正在大同和宣府之间，就是说回军迟缓，跟“绕道”毫无关系。即使将驻跸大同的己酉日算在归程，也无法解释从宣府出发四五天后，才到达土木堡的原因。
造成回军迟缓的真正原因，是离开宣府后发生的两场战事，这似乎也能印证明英宗寻找瓦剌决战的意图。先是瓦剌呼啸而至，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力战而亡；接着成国公朱勇领兵支援，结果轻敌冒进，在鹞儿岭中了埋伏，全军覆没。两次失利打醒了明英宗和王振，终于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向居庸关撤退。
接下来就是第二桩公案——困守土木。《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土木堡距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众人希望赶往条件相对较好的怀来，被王振以辎重未到为由拒绝。《明英宗实录》则给出更无厘头的理由，说王振因“惭恚”强行驻扎土木堡。而这种无厘头，往往就是春秋笔法的预兆，在实录的卷185，有两条记录道出了真相。第一条是于谦上奏，说将领杨俊望风而逃，将宣府以东的十一座城池拱手相让，“ 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 ”。第二条是战后追究责任，弃守这十一座城池的将领，做出了相关处理：“ 虏之初入寇也，守备怀来署都指挥康能、指挥使易谦温海、指挥佥事范澄、守备永宁城署都指挥佥事黄宁、指挥使周隆张斌、守备保安城指挥使李宝、指挥佥事曹宗玘焦□、守备长安岭关署都指挥佥事鲁瑄、指挥佥事陈锳，俱率家众遁走。 ”
注意时间节点“虏之初入寇也”，这就明白了，怀来早已陷入敌手，明军到达土木堡之时，就成了瓮中之鳖，根本无法动弹。之后的事情不必赘言，明军挖地两丈无水，城南十五里的河水也被瓦剌占据，明军焦渴难耐。也先强攻不入，就假意议和，稍稍退军，而此刻明军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若是经验丰富的宿将，会先派出骑兵警戒，然后分批取水，断不至于崩溃。可惜明英宗和王振完全就是菜鸟，竟然一窝蜂地冲向河边，阵脚大乱，也先趁机围了上来，真真切切地演绎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明军伤亡过半，四散奔逃，随行的五十多名官员殆尽，加上之前的损失，包括二公、三侯、六伯、二尚书、三侍郎等重要官员，朝廷几乎为之一空。因此有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出自于谦为首的留守官员的策划。然而如此复杂的战场形势，已经远远超出个人的控制能力，如此巨大的兵力损失，已经使得京师面临灭顶之灾，难道他们疯了？
其实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丧师辱国，总不能算到皇帝头上，而王振既积极主战，又在此前后与文官集团发生过种种矛盾，正好旧账新账一起算，这锅你不背也得背。根据上面的分析，至少于谦是知道土木堡之变真相的，为什么也支持诛杀王振党羽呢？试想当时京师告急，人人自危，已经有人提出南迁之议，只有当机立断，用王振党羽的头颅来稳定人心，而抄没的王振家产，也能充作军饷。
王振之死
王振死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明史纪事本末》说护卫樊忠一锤将其打死，并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这更像是演义小说的情节，因此《明史》没有采信，只说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而在智化寺中的《英宗谕祭王振碑》上，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引刀自刎”。结合马邑之谋中王恢的遭遇，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能，他自知必死，自行了断。
明英宗复辟后，在智化寺中为王振塑像立祠，往往被视为其不辨是非的表现，但换一个角度想想，这是否是明英宗对王振代己受过的内疚呢？值得注意的是，为于谦平反的明宪宗，却并未对王振祠提出过任何异议，这一状况一直保持了有明一代。这或许说明人们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为尊者讳，心照不宣罢了。直到清乾隆年间，御史沈廷芳参观智化寺后，上书请求捣毁塑像，推到石碑，出于维护统治合法性的考虑，乾隆允准。结果是塑像被毁，但石碑未被推到，只是被抠去了一些文字，正是这一疏漏，才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王振的身败名裂，隐约指向了皇权时代的一个逻辑：第一，皇帝是不会错的；第二，如果皇帝错了，请参照第一条。力挽狂澜、救国救民的于谦，其实也死于这条逻辑，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针对某条评论，忍不住更一下。
学习历史讲究“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支撑结论的，永远应该是史料，而不是脑洞。
一、京城，天下根本！
某评论的是这样说的：
土木堡的明军最多不过20万，煌煌大明死20万人就要崩溃？开什么玩笑。查查前面征安南、三征麓川都死了多少人？
京城的意义和安南、麓川是一样的？
京城是什么！是天下根本！
《明史·于谦传》
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北宋与西夏可以反复拉锯，这次不行下次再来过就是了。
但是靖康之变，京城开封城破，只要一次，就是亡国！
北京，不仅仅是京城！还是支撑整个幽燕防线的重心！
若是北京有失，可以说就是整个幽燕防线的崩溃！
此前，失去燕云十六州的梦魇，折磨了汉人整整四百年！
《读史方舆纪要》
“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 金梁襄言: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也。 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 ”
以下引自饶胜文《布局天下》：
燕山山脉是地理上的农耕与游牧分界线，也是抗击游民民族南下的屏障。
北京既是北部边防地理上的支撑，也是是经济上的转运枢纽。
一旦燕山山脉被突破，北京城的得失，几乎决定了整个河北乃至整个天下的格局。
在土木堡的二十余万明军溃败后，作为幽燕防线重心的北京，确实已经是危如累卵：
《明史·于谦传》
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
阳和败，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阵亡。
鹞儿岭败，成国公朱勇恭顺侯吴克忠阵亡。
至土木堡败，五十余名文武官员死难，皇帝被俘！
整个宣大防线基本上可以说是被打残了。
这一连串的大败下，大同崩了，宣府崩了，京营崩了，此时，谁能保证一定守得住京城，能守住幽燕？！
于谦最终是守住了北京，但是，并不意味着北京就容易守！
两宋殷鉴不远，北宋开封是真的守不住吗？南宋襄阳是真的守不住吗？
两宋某些昏君奸臣的智熄操作，但凡正统十四年来上个一两个，这明朝也就gg了。
有的人，只看到了于谦此时的权力滔天，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权力的背后，是将天下兴亡一肩挑起的责任，一般人，担得动吗？
即便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吏部尚书王直，值此危局，也只能推心置腹的将希望寄托在于谦身上，直言不讳：“朝廷正藉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明史纪事本末》
吏部尚书王直者，笃老臣，执谦手而叹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历史不是网文，没有穿越，无法开挂，于谦一介书生肉体凡胎，他无法预见结果，但是，他清楚的知道，必须守！有时候，一个坚定的信念，比什么都重要！
所幸，这个道理，老臣胡濙懂，阁臣陈循懂，连一个太监李永昌都懂。
《明英宗实录》
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恟恟，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吾。由是中外始有固志。
这个时候，就是要坚定“守”的信念，不南迁！不议和！放弃一切苟且求和的幻想！
只有尽一切努力在最短时间内整合出一支能与也先作战的力量，只有打赢了，才能守住北京，守住幽燕，守住天下！
自古弱国无外交，枪杆子里出政权。
二、二万京营，几千里外的后手？
某评论的是这样说的：
其次，最精锐的神机营并未全军覆没，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提前拉去浙江平东南民变去了，似乎专门为土木之变的后续应对留后手。
这事儿正式的记载是这样的：
《明史纪事本末》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闽师久无成功，命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都督范雄、董兴为左右参将，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王瑾监军，御史张海、丁宣纪功， 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讨之 。
《明英宗实录》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
丙戌，命宁阳侯陈懋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瑶充左副总兵，平江伯陈豫充右副总兵，都督佥事范雄充左参将，董兴充右参将，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统率在京神机五军及浙江江西等都司官军，太监吉祥王瑾提督神机铳炮，征剿福建贼。
俱降敕谕之曰：福建反贼邓茂七啸聚为乱。已敕都督刘聚剿之，但贼众军寡未易扑灭， 今特命尔等率京军二万人 ，江浙漕运军二万七千人，往合前调南京官军，捣贼巢冗以靖地方，尔其秉公正以率部属，严号令以一人心，赏罚必明，区画必谨，毋滥及良善，毋纵容奸恶，庶副朕委任之重。
陈懋及其以下一干文武，根本没有一个来得及在50天内得到消息并赶回来参加北京保卫战。这还是在也先磨蹭了一个多月的情况下，如果土木堡之后直下北京，那这个所谓的后手就更不可能赶回来了。
再者，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陈懋是什么人？父亲陈亨是泾国公，自己受封宁阳侯，这是典型的勋臣！这支队伍里面除了一个参赞军务的尚书金濂算文官，还有三个勋臣两个都督两位监军公公（其中一个太监是曹吉祥）。你文官搞了一个大阴谋，结果把后手寄托于一帮勋臣武臣太监？这脑回路是不是也太特别了？
真要留后手的话，找王骥嘛！
叶盛：王靖远之总督，文臣军旅之权极矣。
李贤：本朝之制文臣不许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自 洪武 以来盖百年于兹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远伯王公是已，呜呼休哉。
这才是地道的进士出身的文官！是开明代文官“总督军务”之先河的人物！
那王骥这会儿在哪的，人家在平定贵州湖广的苗人叛乱……同样赶不回来……
综上，这帮文官会指望一个勋臣陈懋来救命？还带着京营跑到几千里外的浙江福建贵州去，真要出事儿，这后手怕是拿来扫墓用的吧。
三、也先的“妙算”和英宗的“作死”
某评论的是这样说的：
也先在土木之前和之后的表现完全像两个人，之前指挥得当神机妙算，每一次针对明军的行动都像开启上帝视角，之后像无头苍蝇抓不住重点，在野外反反复复犹犹豫豫了一个月才杀到北京城下，让人十分怀疑土木之前有明军内部的情报支援，之后没了。
大概是近几年谍战剧太多，把一些人的脑回路都整歪了，把打胜仗理解成就是靠的“内线间谍”的情报，却完全不去了解真实的战场活动和战术运用。对此，有兴趣的可以看看督公的这篇文章，其实很好的阐述了共军的“神机妙算”真正依靠的是什么。
关于土木之变，先说结论：
其实并不是也先有多少“妙算”，而是朱祁镇自己太作了。
1、为什么要去鹞儿岭？
鹞儿岭的位置，距离雷家站50里，距离宣府镇城20里。
（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鹞儿岭所在有不同的说法，在此根据《读史方舆纪要》、《宣府镇志》、《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史料所描述的位置，我觉得应该在下花园区辛庄子村西这个位置，罗东阳教授说的半坡街东面，也大致在这个位置）
8月12日，亲征军位于右下角的新保安（雷家站），先后派出吴克忠和朱勇两支部队作为“后拒”。
《明实录》 ○庚申 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
但是吴克忠和朱勇的这个殿后任务，执行的挺奇怪的。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第十三章《会战失败后的退却》是这么说后卫部队的：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重要的时刻全军予以支援，小心谨慎地利用地形，在敌人前卫行动轻率和地形对我有利时设下强有力的埋伏，简单地说，准备和策划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这都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比较典型的如长征时期的红34师，固守一处阻挡敌军，为主力撤退争取时间。
而吴克忠和朱勇呢，与其说是殿后，倒不如说是在侦查和进攻。
2，吴克忠所部与“三千营”
先看吴克忠所部：
《明实录》 庚申 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 《明史·英宗前纪》 庚申，瓦剌兵大至，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没，成国公硃勇、永顺伯薛绶救之，至鹞儿岭遇伏，全军尽覆。 《明史·列传第四十四》 土木之变，克忠与其弟都督克勤子瑾为后拒。寇突至，骤战不胜。敌兵据山上，飞矢石如雨，官军死伤略尽。克忠下马射，矢竭，犹杀数人，与克勤俱殁于阵。 《恭顺侯追封凉国公谥忠壮吴公神道碑铭》（吴瑾） 其父叔御敌之际，公亦在阵中发矢射敌，洎父叔矢尽而亡，公始就执，其酋长念公忠义，之后释之，乃还京遂嗣父爵
以上，实际上没有一条提到中伏，这跟下文中几乎所有史料都明确朱勇所部是“遇伏”的情形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上述史料的细节来看，要说吴克忠所部与瓦剌骑兵是遭遇战，也未尝不可。
而吴克忠此时，很可能是带领三千营一部，在执行侦察任务。
关于三千营的沿革，可以参见李新峰的《明代前期的京营》一文，其沿革大致如下图：
按李新峰教授所说，从在朱棣北征的末期开始，负责巡哨的“哨马营”的职责就被“三千营”所取代。而亲征编制在永乐至正统十四年并没有大的改变。因此，“三千营”一部在正统十四年的亲征中，仍然有可能承担着“哨马营”的职责。
《大明会典》
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營、隨侍
吴克忠的过往经历，记录中多提到是是“鞑靼马队”的统帅，常负责“探虏声息”和“巡哨”。
《明实录》
永乐十九年秋七月
上将亲巡北边敕都督朱荣等领前锋缉捕北虏声息安远侯柳升等领中军马步队及大营围子手并神机营宁阳侯陈懋等领御前精骑永顺伯薛斌恭顺伯 吴克忠等领鞑靼马队 武安侯郑亨等领左哨阳武侯薛禄等领右哨英国公张辅等领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领右掖
永乐二十一年十月
辛丑 上命恭顺伯 吴克忠 安顺伯薛青都督吴成苏火耳灰柴永正李谦等率骑士三千探虏声息
宣德四年十一月
敕阳武侯薛禄充总兵官恭顺侯 吴克忠 充副总兵率领官军往宣府等处境外巡哨
宣德五年二月
命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佩镇朔大将军印充总兵官恭顺侯 吴克忠 充副总兵武进伯朱冕充左参将奉化伯滕定充右参将率师巡边
而三千营的来源之一，就是“鞑靼马队”，吴克忠部族的蒙古人，又是“鞑靼马队”的重要来源之一。（ 具体考证，参见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 ）
综合上述信息，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雷家站，在亲征军明确获得了情报“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由此前常执行“巡哨”任务的吴克忠率领三千营中负责巡哨的部队（其中不少是蒙古人），执行“探虏声息”的侦查任务，是有可能的。
而如果吴克忠是“巡哨”的话，那他的任务就是侦查，而不是单纯的“后拒”了。
3、冒进的朱勇
然后是朱勇部，除了他的墓志铭和神道碑，基本说的是覆灭在鹞儿岭。
《明史·朱勇》 十四年从驾至土木，迎战鹞儿岭，中伏死，所帅五万骑皆没。
《明史·英宗前纪》 庚申，瓦剌兵大至，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没，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救之，至鹞儿岭遇伏，全军尽覆。
《明史·薛绶》正统十四年秋，与成国公朱勇等遇敌于鹞儿岭。军败，弦断矢尽，犹持空弓击敌。敌怒，支解之。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相与哭之。
《明实录》 ○庚申 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
李贤《天顺日录》 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万骑御之。勇无谋，进军鹞儿岭，敌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掠殆尽。
刘定之《否泰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虏追及，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皆败死，无只骑回。
但是，朱勇的墓志铭和神道碑却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鸡鸣山。
李贤《成国公赠平阴王谥武愍朱公勇神道碑》 十四年虏寇犯边王复领兵随驾往讨之还至土木不意胡兵来袭进逼宣府 上即命王提兵四万以御之至鸡鸣山会虏前锋少却王促兵援之杀伤甚重巳而虏众悉至王遂力战以死是年八月十三日也
陈询《平阴武愍王墓志铭》 至己巳秋，胡寇犯边，王领兵从上亲征，师次土木。寇进逼宣府境，上命王提兵四万御之。至鸡鸣山，军未及阵，监军刘僧不度地形及兵之虚实，率其所部突入隘口。王惧僧失律，促兵进援。伏发，僧众陷没。王遂力战以薨。
那么朱勇的战败地点到底在哪儿呢？
《明实录》中有至少两则史料提到了埋葬土木堡和鹞儿岭阵亡将士的尸骸问题，这两处仍应该是阵亡人数最多的地方，而鸡鸣山并无相关记录，因此我觉得朱勇所部在鹞儿岭覆灭的可能性更大。墓志铭和神道碑上可能出于为逝者讳的考虑，所以回避了鹞儿岭这一地名。
不过，陈询《平阴武愍王墓志铭》中的这句“至鸡鸣山，军未及阵，监军刘僧不度地形及兵之虚实，率其所部突入隘口。”倒是反映出一种可能，朱勇本来是准备在鸡鸣山附近列阵布防的，只是被刘僧打乱了这个部署。
那么，鸡鸣山这个位置，适不适合防守呢？
鸡鸣山这个位置，往北是山区，往南是平原，用督工的话来说就是“等高线密度发生明显变化的地方，一般来说就是要害之地，值得优先控制。”
曾任宣大山西总督的杨时宁是这么说的：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本堡乃镇城入京要路……正北达龙门，西北通赵川，虏由两路入犯驰鹜东南本堡咸当其冲。
顾祖禹写《读史方舆纪要》的时候，估计就是抄的杨时宁的书。
《读史方舆纪要》
为镇城入京要路，正北达龙门，西北达赵川，实当两路之冲。
因此，朱勇作为殿后部队，单纯防守的话，其实在距离雷家站20里的鸡鸣山这里布防也是可以的。
从地里位置上来看，这里南面是平原，有利于朱勇所部展开，北面却是山区，不利于瓦剌部队的展开，应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阻击地点。再者，这里不但可以挡住宣府过来的追兵，还可以防备可能从龙门、赵川过来的部队。
即便不是在鸡鸣山布防，从鸡鸣山至鹞儿岭三十里的地带，无论是设防还是设伏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跑那么远到鹞儿岭呢？！出了鹞儿岭，可就是宣府镇城所在的平原地带了！
在吴克忠战败后，朱勇肯定已经知道尾随他们的这支蒙古骑兵实力不弱，此时冒险走30里的狭长山路到鹞儿岭其实就显示出朱勇并没有防守的意图。
要么，是朱勇所部是被引诱到了鹞儿岭，
要么，根本就是朱勇所部就是打算出鹞儿岭在宣府镇城附近与瓦剌主力一战。
而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解读为朱勇所部都是以一种“进攻”的姿态在执行这个所谓“殿后”的任务。
再说白一点，朱勇根本就是在寻求与瓦剌主力的决战。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的“殿后”，这根本就是一场主动出击。
多提一句，在刘询所写的墓志铭中，提到了一个冒进的监军刘僧，我查了下《明实录》，查无此人。
但是土木之变死难的太监里，分别有叫刘增和僧保的，刘增之前多次参与对瓦剌使者的接待， 而僧保，则更是有和朱勇一起出征并且担任监军的经历。我推测，这个刘僧，应该是僧保。
多次作为监军的僧保，其贯彻的意志，肯定来自朱祁镇。刘询可能是在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指出了朱勇所部之所以去鹞儿岭的原因，说到底，就是朱祁镇让朱勇去和瓦剌打一仗。
4、奇怪的“驻跸”
8月12日，在得到宣府谍报后，面对也先的追袭，朱祁镇一方面派出吴克忠所部“后拒”，另一方面， 则是“驻跸”了，根本就没跑！
这个行为，显示出亲征军当时并没有迅速入居庸关的紧迫性。
《明宣宗实录》 己未 车驾次雷家站 庚申 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 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
8月13日，在两支后卫部队相继失败后，亲征军到达土木堡。这里距离上一站雷家站40里。
也就是说整整两天时间，亲征军一共走了才40里。
朱祁镇如果当时是想迅速入居庸关的话，应该是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迅速行动才对，怎么至于如此磨磨蹭蹭甚至还停下来呢？
即便说此时怀来已经被阿剌知院所部占领，但是从后来的战斗可以发现，阿剌知院所部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并不强，并不足以单独阻挡亲征大军入关。
《明史纪事本末》把这个磨磨蹭蹭的锅甩给了王振：
是日，驾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以王振辎重千余两未至，留待之。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在后卫部队覆灭的情况下，行动不便的千余辎重车基本上是无法幸免的，因此，这个说法其实站不住脚的。
对此，罗东阳教授在《土木之变史事考》中是这样分析的：
明英宗为什么在雷家站停下来？先来看宣府东南到雷家站一带的地理形势。雷家站现为河北省怀来县新保安镇，当时有驿站。从宣府往东南走，驿路北侧紧贴山麓，南侧有洋河川流不息。此路与河，俱经狭窄山沟，形势险要，大部队只能纵列行进，无法大面积展开。但一到雷家站，地势突然变得非常开阔。雷家站北边是八宝山，南边是一片宽敞的野地。野地南缘，洋河从西北的山谷潺潺而来，桑干河从西南的山谷汩汩而至，汇合为妫川(永定河)。这种地形，便于大部队展开，是与瓦剌兵决战的好战场。 所以，明英宗决定在这里停留下来，诱使瓦剌兵发动攻击，伺机将其歼灭。 然而，战场形势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十三日，当他在雷家站待敌决战时，瓦剌兵袭击了亲征军断后部队，恭顺侯吴克忠与弟都督吴克勤、子吴瑾奉命率兵回击，陷入敌伏，克忠、克勤战死，吴瑾逃归大营。英宗得知消息，已近傍晚，他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兵4万即刻赴援。援军走了50多里，到名为鹞儿岭的险要地段，再次陷入瓦剌兵伏击，全军覆没。该地段，今名鹞儿梁，在宣化县半坡街村东边不远，有国道110和乡道455经过。 明乎此，就可以澄清第一个问题， 明英宗之所以未能及时返京而不得不驻跸土木堡，首先是他本人军事冒险所致。
我的观点与罗东阳教授略有不同。
我觉得朱祁镇设想的决战地点，也许不是雷家站一带，而是宣府镇城附近。
5、被放弃的宣大？
正统十四年六月，也就是亲征前的一个月，当时派了一批部队增强宣大的防御力量：
《 明实录 》
○戊寅 上御左顺门谓太保成国公朱勇等曰宣府大同国家防守切要重镇尔等选精锐马步官军四万五千人令 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 太监林寿率三万往大同 都督王贵吴克勤 率一万五千往宣府俱令在彼训练餋威蓄锐以备不虞或遇虏寇侵轶即与总兵镇守等官相为掎角以击之
然后对比下土木堡之变时阵亡的名单：
○壬戌 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擡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 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翰林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少卿刘容尚宝少卿淩寿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瑭郑瑄大理左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皆死焉
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王贵全趟土木堡了，吴克勤则是与吴克忠一起战死。毛福寿在《明史》里提到说是土木之变后跑回去了……
以上这些，也许意味着——六月派往宣大的四万五千援军，除了此前战败的，基本就被朱祁镇随驾带回去了！
有个叫袁敏的官员，明确说了朱祁镇在回程经过宣府时给杨洪留下了多少部队——900人。
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经历司知事袁敏奏曩臣随 驾北征八月初九日班师至万全左卫花园臣知胡寇猖獗所谋非浅即于营中具本奏留大将一员统领官军三四万及臣等报效之人相机于要紧之地住劄以御虏骑冲突于时太监王振专权不留官军 止留臣等九百人于宣府总兵官杨洪处操备 向使其时用臣所言命将屯兵于宣府城南或鹞儿领扼塞之处纵虏贼欲击大营而此必能御敌岂致一败至于如此之甚乎
宣府的兵力本来就不足，却一度连杨洪都要随驾走：
《昌平伯進侯追封頴國公諡武襄楊公洪碑銘》
駕還，命公殿，尋命還守宣府。
而大同那里就更有意思了，亲征军回程后，郭登被留下来守的大同是个什么光景呢？
《明史》
当是时，大同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登慷慨奋励，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士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傅药。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
都惨成这样了，朱祁镇怎么不给大同留点人马呢？
亲征军回程的时候，实际上大同和宣府的情况都已经不容乐观，甚至十分艰难。而此时朱祁镇坐拥二十几万部队，却并没有在宣大以及一些紧要之处留守一定的兵力，甚至从战死将领的名单来看，有可能将6月份派出的部队都随驾带回去了。
在当时情况下，将主力全部带回是否是合理的呢？这里可以对比一下朱祁镇的父亲宣宗，宣德五年班师的路线与这次几乎一样，却不忘留下部队在宣府等处以围猎的名义防备有可能的边患。
《宣宗实录》
宣德五年冬十月
驻跸泥河命都督郭义沈清及太监袁琦率军士留宣府等处围猎谕之曰非以为禽也虑虏寇知朕还京或为边患如遇有警尔等协同备御不可轻忽仍戒士卒不许扰人违者一体治罪
那么，为什么朱祁镇在撤军时完全无视宣大当时虚弱的现状呢？难道朱祁镇是不要宣大这两个重镇了吗？
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朱祁镇在刻意虚弱宣大两个重镇，好引诱也先来打，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机会捕捉到瓦剌主力的位置，从而一战。
4、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我的推论如下：
为什么绕路宣府而不是从紫荆入关（这个可以看罗东阳的 《土木之变史事考》 ），
为什么不在宣大和紧要之地留守足够兵力，
为什么在到达宣府之后行进异常缓慢，
为什么吴克忠和朱勇身为后卫却跑出去五十里，
这一系列的疑问，最终都可以指向一个答案——是这支亲征军的最高统帅朱祁镇在军事冒险，他不甘心就这么回京，他没有回避瓦剌的兵锋，他一直在试图与瓦剌进行一场战斗。
因此，土木堡之前的真相，可能是：
8月10日，朱祁镇在经过宣府时，只留了900人。其意图就是通过宣府吸引也先来攻。
8月12日，在得知瓦剌骑兵已经逼近宣府的情报后，朱祁镇派出吴克忠所部进行侦查，试图了解此时到达宣府的瓦剌骑兵的实力。同时，朱祁镇也就“驻跸”下来，等待吴克忠所部的侦查结果。
吴克忠所部人数不多，在侦查过程中与瓦剌主力突然遭遇，被咬住无法脱身，最终战败。
朱祁镇在得知吴克忠所部战败的消息后，确认尾随的这支部队实力不弱有可能是瓦剌主力，于是派出朱勇带领亲征军中的骑兵主力数万人前往与瓦剌主力决战。
而此时，也先也知道自己主力的动向已经被明军掌握，他作出了明军会再派骑兵与其决战的判断，于是在从雷家站至宣府的必经之路鹞儿岭地区通过“设伏”或者“诱伏”的方式歼灭了朱勇所部，至此明军丧失了绝大部分机动骑兵力量。
直到朱勇部全军覆灭后，亲征军才感受到自身处境危急，但是此时阿剌知院部也已经从独石、马营方向而来，与也先所部一起对亲征军进行包围并截断水源，最终，亲征军覆灭。
关于土木之变的其它一些细节，可以参见：
罗东阳《土木之变史事考》
李新锋《土木之战志疑》
（未完）
以下原答案：
这都不是脑洞了，这叫脑子有坑。
有通过制造军事危机来让文臣掌权这种操作吗？一旦京城失守整个北方都将生灵涂炭，这帮文臣在到时候控制的了武将吗？！
越是动荡的时代，肯定是武人掌权的可能性越大，枪杆子出政权啊！看看明末的那一堆军阀吧，崇祯后期拿左良玉有办法？蓟辽总督王永吉拿吴三桂有办法？史可法拿江北四镇有办法？钱谦益这种文人在晚明作为东林领袖可以吆五喝六，到了满清入城还不是得去跪迎？！
只有在和平环境里，官僚士绅才可以发展教育垄断仕途，搞贪污腐败和土地兼并。
而且，文官集团又是多有牺牲精神，才贡献了这么多文臣一起去陪葬，就为了一个根本没有达到的所谓的“文臣掌权”？请问下领导了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后来怎么了？还不是朱祁镇想杀就杀了。
于少保能够与岳武穆并列西湖三杰至今享庙，因为他不只是拯救了京城，而是拯救了整个北方免于陷入战火，即便以瓦剌实力不见得能灭亡明朝，但是祸害一方还是做得到的，有的地方即便瓦剌不劫掠，那些明军的败兵、溃兵也不会客气，看看北宋灭亡后多少官军成为盗匪到处劫掠的吧。所以无论如何假设，于谦领导下的北京保卫战取得的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他真的是豁出自己的前程与性命来守住了北京，守住了大明朝廷，更是守住了国家和百姓的安定。
回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说王振的错已经是“为尊者讳”了，就好像我一直觉得赵构也应该跪在岳飞庙里一样，说到底土木堡之败就是朱祁镇的责任。他带去的人里面，有张辅、朱勇、井源、邝埜，这些人都还算知兵的，即便说是明军战斗力下降打不过瓦剌，但凡是好好准备稳妥行军，也总不至于这样被打的全无还手之力。至于王振是否有这么大的能量搞出这么智熄的操作，记不记得北宋汴京城头上的郭京？这两个操作对比着看，就不会过高估皇帝的智商和节操。
另外，张辅朱能的爵位又没断，都往下传了。说到底勋贵阶层逐步淡出舞台难道不是因为自身能力逐代退化吗？像魏晋门阀那样一帮勋贵垄断仕途明朝就能持久了？怕是更短命吧！这锅怪文官？
最后，作为后人，我觉得岳飞、于谦是永远不能黑的，这都是在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支撑起这个民族的脊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