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为什么没有通过科举考试？我记得有说法是李白是商人子弟，没资格参加科举？

先说杜甫。从可见的记载来看，杜甫一生考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年到开元二十四年之间（732-736，具体哪一年没有确切史料）考过一次进士科，落第；第二次是天宝六载（747）考制举，落第；第三次是天宝九载（750）献《三大礼赋》后，被玄宗召试文章，“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杜甫》），还是考试了。这种情况，与杜甫几乎同时代的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特别有提出：“常举外，复有……献文章并著述之辈，或附中书考试，亦同制举。”

考试的情况，杜甫自己的诗中记录得非常清楚：考试地点是宰相在中书省的政事堂，监考的是集贤学士（《莫相疑行》”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出题的是宰相，判卷的是礼部（《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而杜甫这次是通过了的，等同于制举及第。所以， 不能笼统地说杜甫没通过科举考试，只能说他没通过进士科考试。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制举的目的是“所以待非常之才”（《新唐书 选举志 上》），其规格显然比进士科更高。从主考官员的层次就看得出来，进士科的知贡举官员是吏部考功郎中（唐高祖武德年间），或者考功员外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之前），或者礼部侍郎（开元二十四年之后），出题、监考、判卷由他一手全包，而杜甫这次考试动用了宰相、多位集贤学士和礼部官员。 为什么杜甫能通过这样高规格的考试，却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呢？ 我想，题主想问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内容。

唐代进士内容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杜甫的时代正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自高宗调露二年（680）起，正式考试之前就要加一场“贴一小经并注”（即针对儒家、道家经典著作的填空题）（见《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 进士》及《唐六典 尚书礼部 礼部尚书侍郎》）。高宗永隆二年（681）《条流明经进士诏》又规定要考两场，先试杂文（即箴、赞、铭、赞之类格律文章，玄宗开元年间开始试诗、赋），再试策（又称“时务策”，就是对现实问题做论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改为三场，是顺序是贴大经、杂文、策。每场定去留，一场考砸就就没资格进入下一场，那肯定就是落榜了。

所以，在杜甫的时代，经是一定要考的，而且是第一场，如果考砸了，他就是文采比天高，也没机会发挥了。而贴经，正是很多考生的短板，甚至噩梦。《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记载：“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贴经为大厄”。

我们来看看贴经到底有多难。举个例子：我现在从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里挑了一句话，“已为OOO了”，把O里空的三个字填出来，不能用电脑搜索，也不能看书。

这就是唐代的贴经——随便从一本书里挑一行字（不一定是完整的一句话），中间挖掉三个字，让考生填出来，再做解释（见《通典》卷十五《选举》）。当时进士科及第名额极少，平均每年25人上下，少的时候才十几个人及第，而考生则有上千甚至几千人，平均及第率只有2%左右。所以考官想方设法出难题，比如像上面这个例子，挑一段的最后一行，一共只有几个字，挖掉三个就剩一两个字，看上去完全没有文意，叫做“倒拔”（出处同上）。考生要有把握应付这种考试，只能把整本书完全背下来。

杜甫第一次考进士科的时候，是贴一小经，就是从《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里面选一部。其中最短的是《易经》，二万四千多字，最长的《春秋公羊传》是四万四千多字。自开元二十五年，改成贴大经，就是《礼记》或者《春秋左氏传》。《礼记》近十万字，《春秋左氏传》近二十万字。贴经一共十道题，小经答对六道算通过，大经答对4道算通过（见《唐六典》卷四《礼部》）。大家可以试试，把这样一部书一字不落地背下来，然后从任何一句话里挖字填空。那些进士恐怕都是人脑中的电脑！

即使我们假定杜甫的诗文水平足以应付进士科的杂文和策两场， 他是不是也擅长贴经呢？从他的经历来看，恐怕未必。 他十四五岁开始上学，20岁离开学校（此点考据较长，限于篇幅，在此不详论，如读者有兴趣，我可以另文具述）。当时学校的规定是“有文章、贴义不及格限，频经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请解退”（《全唐文》卷四三八 《科处应解补学生奏》）。所谓“申送”，就是解送京城去考进士或明经。杜甫学了五六年，并没有被申送，而是离开学校南游吴越，可见他是属于“不及格限”而被“解退”的。他自述当时“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杨”(《壮游》），足见其文章水平很高，那么只能是因为“贴义”（即贴经并解释经义）不合格而被开除了。

其实这种情况现在也很常见，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学生，往往不喜欢也不擅长死记硬背。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杜甫只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试 ？唐代很多人都是参加多次进士考试才能及第，武元衡和钱起都至少考了2次，李商隐考了3次，韩愈和李翱都考了4次。杜甫第一次落第时最多26岁，对于考进士来说还很年轻，白居易28岁进士及第，还是“十七人中最少年”，杜甫为什么不再考了呢？

写文章可以靠训练来提高，机械记忆力则是天赋的成分居多，而且一般来说，年龄越大，文章越成熟，而机械记忆力则越减弱。这也是为什么唐代明经及第的人普遍年龄偏小，20岁以下的人非常多。杜甫那次考试是贴小经，然后开元二十五年就改成了贴大经。如果杜甫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贴经就不及格，二十刚出头又把几万字的小经考砸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还会有信心去挑战十万、二十万字的大经吗？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他后来只参加了制举，制举没有贴经。献赋之后也只是试文章，这才是他的长项，所以轻松通过。

在这之前，其实有几次机会，可以使杜甫躲过贴经。《封氏闻见记》记载：“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贴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贴’。”根据《登科考记》，达奚珣知贡举是天宝二年到天宝五载，李岩知贡举是天宝六载到八载。这几年参加进士科的考生，有机会用试诗代替贴经。

但不巧的是，这几年杜甫家里连续出现丧事。天宝元年，杜甫的姑母去世，但直到天宝二年六月才迁殡安葬。按礼制并不需要杜甫服丧，但因为她曾在杜甫年幼时舍弃亲子而救杜甫一命，杜甫自愿为她“义服”（详见《全唐文》卷三六零 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进士考试在一月，考生要在前一年的十月前后通过州府试，杜甫天宝元年和二年都在服丧，所以天宝二年和三载的进士举肯定是错过了。

然后天宝三载五月，他的继祖母又去世（同前卷《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唐代丧礼制度比后代严格，嫡孙为祖父母服斩缞三年（见《通典 礼九十四 凶礼一》），实际是二十五个月（见《全唐文》卷一七五 张柬之《驳王元感丧服论》“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所以直到天宝六载六月之后，杜甫才可能再应举。他赶上了天宝六载那次制举，但那次制举的时间与天宝七载进士科的州府解送时间非常接近而冲突，显然他选择了制举。

综上所述，天宝二年到天宝六载的进士举，他因为服丧错过了；天宝七载的进士举，他因为参加制举错过了。唯独天宝八载的进士举，他自天宝六载后就一直在长安，似乎应有机会参加。但为什么没有参加，待考。

再说李白。李白的生平资料比杜甫要少。按目前可见的记载，他没有参加过正式的考试。据《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文艺中 李白》“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有诏供奉翰林。”可见是李白献文章并与皇帝当面对答，这与唐朝前期的制举形式一样，但与玄宗时期正式的制举考试不同，按封演的说法，“亦同制举”。

李白为什么从不参加考试，没有任何直接史料证据。但 所谓家里是商人，所以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李白家里是商人这个说法，是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相关原文不长，具引如下：

李白的排行名叫“李十二”，足见他的兄弟辈很多，他的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携带着那么多的人做长途羁旅。他入蜀以后，把李白养成了一个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的人，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人地主。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提出切实的依据，只是一个猜测，而猜测的逻辑也不大靠得住。唐代的兄弟辈排行是指有共同曾祖父的堂兄弟，而这些堂兄弟未必要住在一起，李白的父亲更没有义务把他们都带着做长途迁徙。至于李白性格和生活方式，跟高适和杜甫的早期差不多，而高、杜家里也都不是商人。况且，李白的漫游和挥霍，都是在出蜀之后，而他一出蜀就娶了前宰相許圉師的孙女，所以他的资金来源，也未必是他的父亲。

从现有证据看， 李白的父亲绝对不可能是商人 。首先，《旧唐书》记载李白“父为任城尉”。唐代制度，商人自己及其儿、孙都不能参加科举或者做官（见白居易《白孔六贴》卷八十三《商贾 一》“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禁止他们做官是最终目的，禁止其科举就是为了堵住他们做官的途径。《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韦贯之”条记载：

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汙朝籍，词理恳切，竟罢去之。

这个工商出身的金忠义，为什么非要让儿子进两馆（弘文馆或崇文馆）读书呢？因为两馆学生考进士有特权，与普通考生卷子不同，内容更容易，通过的标准也更低（见《新唐书 选举志上》“凡弘文、崇文生……”）。当时已是中唐宪宗朝，对工商的歧视已经宽松了许多，金忠义又受权贵庇护，却仍然无法让自己的儿子进入两馆，而且事情搞大了之后，把自己的官位也丢了。

如果李白的父亲做过任城尉，那他肯定不是商人。不过，关于他是否做过任城尉这件事，史学界还有争论，那么我们看第二个证据。

李白有一首诗《别中都明府兄》，说明他有一个哥哥在中都（河南府）做知县。唐人对亲戚关系很重视，分得很清楚，如果不是亲兄弟，都是写明“从兄”、“外兄”之类的。而且诗中有“东楼喜奉连枝会，南陌愁为落叶分”，“连枝”这个说法出自苏武的诗“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所以一向指同胞兄弟。既然李白的亲哥哥可以做官，那么他们的父亲就不可能是商人，李白也没有理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那么 李白为什么一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呢？ 史料阙如，我们只能做个猜测。进士科的重要性，在唐代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据统计，在两《唐书》里有传的人物，在安史之乱之前的，不到30%左右进士及第；在安史之乱之后，60%以上进士及第。在两《唐书》中有传的，大多是中高级官员。可见在唐朝前期，考进士并不是唯一的入仕之阶，甚至不是最好的入仕途径。

唐代不同于明清，进士及第后不能马上授官。《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 考课一》记载玄宗开元六年诏文：“其明经、进士擢第者，……三选听集”，唐代吏部一年一选，“三选”就是三年，也就是说，要守选三年才能参加吏部常调“冬集”，进入铨选的序列，得到一个九品的职务，然后按部就班地缓慢升迁。干满一任（2-5年）之后，又要守选几年。一直到进入五品，才算出了“选门”，不用再守选了。（关于这个问题，王勋成先生的《唐代铨选与文学》有极其精彩详尽的论述，非常推荐）。

假设一个士人二十岁进士及第，从从九品上（进士及第一般不会被授予从九品下的官职）开始做官，如果按平均每阶在职四年，每次守选三年计算，到70岁退休，只能做到从七品下，也就是一个下县县令的水平。所以，当时进士及第又毕生沉沦下僚的，也不在少数。

因此，很多自视颇高或者家里有背景的人，就选择了其他的入仕途径，而制举就是重要一途，因为制举及第后，本有“出身”的人就可以直接授官，不需守选，没有“出身”的“白身人”也有直接授官的机会，而且即使守选，也会在守选期满后得到比进士及第更好的官职。比如杜甫，就在“召试文章”通过的三年后，得到了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职务，而进士及第一般只能得到九品官。我们知道的很多唐代人，如果曾经做到过中高级官职的，一般都考过制举或者吏部科目选（另一个避开守选的途径），有人还考过很多次，比如张说、高适、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韦执谊……否则，如果他们只是从进士一步一步往上熬，很难在有生之年达到高位。

玄宗时期，制举的机会又是空前绝后地多。据徐松《登科考记》记载，玄宗开元年间，共举行制举12次，天宝年间6次。玄宗在位43年，一共举行了18次制举，平均不到两年半就有一次，在整个唐代是最频繁的。这给了很多人希望。其实当时不想考进士科，想直接通过制举登龙门的，也不只李白一人，高适就是一个。《唐才子传》说他“耻预常科”，但考了两次制举，第二次及第（有些资料显示高适是进士及第，误，两《唐书》都明确他是“举有道科”，“有道”是制举的科目）。

我们知道 李白一直在云游各地，寻求高官权贵的推荐。推荐做什么呢？极大的可能就是推荐考制举。 唐初残留的魏晋九品中正制的遗风，到盛唐时期，已经所剩无几，除非被推荐人已有“出身”（不经考试而取得“出身”，一般是靠父祖的门荫，或者本人的军功），否则由举荐而直接做官已不可能。虽然高官权贵的推荐仍然是入仕时至关重要的推手，但“白身人”被推荐之后仍然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科举（比如进士举，制举，像李白这样直接由皇帝面试也算是一种），哪怕只是徒具形式，也要走个过场，比如王维那个著名的“郁轮袍”故事。

既然李白一直无意于进士之类的常举，而他这样的“白身人”又不能应试吏部的科目选，那他所求的推荐，也就只剩下制举了。根据目前可见的制诏，在唐朝中期之前，参加制举都需要州府官员或京城朝官的推荐，士人自己可以“诣阙自举”的最早记录见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当时李白已经去世，没赶上这个好时候。但李白虽然“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却多年没有官员愿意推荐他，所以他也就一直没能参加制举考试。不过，他最后得到那个“亦同制举”的机会，还是由于贺知章的推荐。多年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