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
陈积芳
上海市科协副主席
600年前,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舟师,在28年间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之久、规模之大、航程之远与抵达国家和地区之多,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比
欧洲
航海家
哥伦布
、
达伽马
的远洋航行时间早了半个多世纪。当代美国
史学家
路易斯
·利瓦塞斯这样评论:
郑和船队
在
世界历史
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可值得深思的是,
“
哥伦布之后,有无数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
百年以前梁启超
的这般
提问
,今天依然是
我们
不能不
面前
的现实。
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的日期,这一天对中国航海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6
00年后的2005年
7月11日,中国政府终于将其法定为首个 “航海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科学院
地学部
院士、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于
1999年在南海主持实施了中国海首次大洋钻探,现担任深海“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的汪品先来到第2期新民科学咖啡馆活动之中,回顾中国自古以来海洋意识薄弱的历史教训,综述当前科学研究和开发深海大洋对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的重要意义——
时代的召唤:
走向深海大洋
回顾历史
记取海洋意识薄弱的教训
今年
7
月
11
日,是明朝郑和下西洋首航
600
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法定的首个中国航海日。发展海洋事业,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非常好的机遇,十五世纪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最典型的一例。郑和当时的船队是世界上最强的船队。前些年有个名叫孟席斯的英国退休船长,发现一张当时地图上的岛屿很像中美洲,而当时能够在全世界航行半年以上、到达中美洲的,就只有郑和的船队。因此孟席斯据此倒推提出,发现美洲的是郑和而不是哥伦布。这种推断的根据恐怕不足,但是表明当时中国的船队绝对是世界第一。今天
纪念郑和
下西洋
600
周年
,我们可以讲中国曾经多么伟大,
为此
陶醉一番,给自己长志气。但在为
此
欢呼的同时,
我们
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为什么会
在郑和以后,海洋事业一落千丈,
从海上强国衰落为海上的败兵?
甚至将相关资料都烧光,实行
彻底的海禁
。就此,中国丢了最好的机遇,毁了自己的海洋大国,拱手将发现新大陆的机会让给了西方,让给了哥伦布。
此后又有典型意义的一例是,有很大作为的清朝康熙皇帝与和他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在十七世纪初时都对世界作出过很大的动作。康熙皇帝时期国家治理得很好,不仅国力强盛,也重视西方科技,但他只注意开拓陆地疆土,惟独缺乏海洋意识。彼得大帝则不然,他当时经过化妆混到西方国家去进行考察,回国后大力推进发展。当时的俄罗斯很落后,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彼得大帝不仅建立起了彼得堡,还挑起战争并打败了瑞典,从而进入波罗的海,使俄国成为了海洋国家。结果中俄后来的发展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纵观历史,华夏文明里海洋
的
成
分很薄弱
,
海洋在中国
始终只是插曲和补充,难以形成主流。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走向海洋的壮举,却只能昙花一现,以悲剧告终,这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对海洋文明的
漠视
。直到今天
,
我们还在吃这个亏
。
重陆轻海导致了我们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说到海洋
,潜意识里
无非是近岸,习惯性地把大洋留给别人。
近半世纪前,学术界前辈提出
“上天,入地,下海”,指出了我国地球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到如今,不仅卫星游弋、飞船载人,而且正在积极作探月准备;大洋钻探、大陆钻探先后在我国实现;海底深潜也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假如将海洋、固体地球和大气的研究比作地球科学中海陆空三军的话,那“海军”就是三者中的弱点;其中面向深海大洋的研究,又属“弱”中之“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地球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应用上也难以适应国际海上权益与资源之争的形势。目前,无论从国家需求或者从我国实力出发,走向深海大洋都已经到了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时候。
深海的发现
——从“大洋中脊”到“深部生物圈”
在太空中,地球是唯一呈蓝色的行星,水是地球最大的特点,也是地球上生命发育的基本条件。但是水又是阻挠人类认识地球的最大障碍:地球表面
13
亿多立方公里的水,铺平了能覆盖整个地球两千多米厚。好在
97%
的水都集中在海洋里,平均水深
3800
米的海洋也占地球表面
71%
。
几千年来,人们看惯了绵亘的山岭和曲折的海岸,不大会去问
“为什么”的问题。九十年前,
A.Wegener
发现大西洋两侧非洲和南美岸线可以嵌合、又产共同化石,从而提出“大陆漂移”假说,但当时回答他的只是嘲笑和冷漠。半个世纪之后,深海测量技术发现深海洋底也有高山峻岭,全世界有
6
万公里长的山脊蜿蜒在各个大洋,而大西洋的中脊恰好与非洲和南美的岸线平行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陆和大洋的岩石圈是分成若干“板块”的整体。陆地和海底的山脉,都是板块移动的产物,无论走向、位置都有它的道理。在景仰上世纪初先知的洞察力的同时,科学界深感只有透过水层看到地球表面的整体,才能理解大陆及其山系分布的原理。
深海海底
“黑暗生物圈”的发现,开辟了新的视野。七十年代末,“
Alvin
”号深潜器在东太平洋深海发现了近百度的高温,原来海底有“黑烟”状的含硫化物热液从海底喷出,冷却后形成“黑烟囱”耸立海底。更为有趣的是在热液区的动物群,比如长达三米而无消化器官,全靠硫细菌提供营养的蠕虫,加上特殊的瓣鳃类、螃蟹之类,说明地球上不仅有我们所习惯的,在常温和有光的环境下通过光合作用生产有机质“有光食物链”,还存在着依靠地球内源能量即地热支持,在深海黑暗和高温的环境下,通过化合作用生产有机质的“黑暗食物链”。现在,这类热液生物群在各大洋发现的地点已经数以百计,离我们最近的就在冲绳海槽。
不只是海底,近年来发现在数千米深海海底下面还有微生物生存,都由微小的原核生物组成,数量极大,有人估计其生物量相当全球地表生物总量的
1/10
。与热液口“自养”的微生物不同,深部生物圈的原核生物依靠地层里的有机物实行“异养”,从地中海底第四纪的腐泥层,到美国白垩纪的有机质页岩里都有发现,它们的新陈代谢极其缓慢,但“寿命”极长。它们也可以在洋中脊的玄武岩里生长,依靠玄武岩的蚀变为生;甚至海底火山爆发也有超高温细菌发现。深部生物圈的发现,不仅向区分“古生物”与“今生物”的界限提出了挑战,甚至向“生”与“死”的概念提出了疑问。
“深部生物圈”的发现,大大拓宽了“生物圈”的分布范围。原来从极地冰盖到火山热泉,从深海海底到地层深处,生物的分布几乎无所不在,人类迄今研究和熟悉的,只不过是生物圈中的一小部分。不但海底,海水层里也是一样:运用新技术,发现了普通显微镜下看不见的微微型浮游生物(
pico-plankton
)。其中包括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
,
它们在贫养的开放性大洋中可以构成初始生产力的主体。比如原绿球菌(
Prochlorococcus
)粒径才
0.4-0.8
μ
m
,可是在热带、亚热带寡营养海域可以占到总生产量的
90%
以上。深海大洋的发现,纠正了我们对生物界的偏见:我们用肉眼、甚至用光学显微镜见到的,只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上层,只占生物圈的一小部分;地球生态系统的真正基础,在于连细胞核都没有的原核生物。生物的一级分类,应当是古菌、细菌与真核生物三大类,而我们熟悉的动、植物只是真核生物中的一部分。真核生物的多样性在于结构形态和行为特征,可依靠形态来识别;而原核生物的多样性却在于新陈代谢的类型,并不靠形态识别。具体说,真核生物只能以“燃料”氧作为能源,原核生物却能“燃烧”不同成分(
SO42-
;
NO3-; NO2-
等)获得能量,因而新陈代谢类型不同,产生的生物地球化学效果也就多种多样。于是,地球表层有许多从前以为是“无机”的化学过程,从一些金属矿床到岩溶石笋,其实都是微生物的生物化学反应。
生物圈概念的扩展,也改变了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传统地质学里生物的
“主角”是大化石,而实际改造地球的首先是原核生物,它们几乎没有形态化石可留,只靠生态过程影响着化学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所有的元素,在三、四十亿年的地质历史上默默无声地“耕耘”,直到今天才有可能得到重新评价。生命演化史的研究很像社会历史,引人瞩目的恐龙、鳞木固然重要,但真的要揭示机理,还非要深入到原核生物不可。纵观地球历史,
85%
时间里是古菌和细菌这两类原核生物的世界,它们从还原到氧化环境都有分布,真核类在氧化环境下大发展,已经是后来的事。总之,深海大洋的研究,不仅是地球科学,也是生命科学的突破口。
大洋钻探
——揭示地球环境的历史档案
地球的环境演变,在不同场合留下了各种供各样的
“历史档案”,唯独在深海沉积中留下的最为连续、最为全面。虽然海底采集沉积柱状样已经有近八十年的历史,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开始于
1968
年的深海钻探计划。“深海钻探
(DSDP, 1968-1983)
”,“大洋钻探
(ODP, 1985-2003)
”和“综合大洋钻探(
IODP
,
2003--
)”,这部深海研究的三部曲,是国际地球科学历时最长、规模最大,也是成绩最为突出的合作研究计划。前面说到的“板块”理论,正是
DSDP
在大西洋洋底的钻探取样和测年分析,发现从大洋中脊向两侧的玄武岩基底年龄越来越老,方才为洋底扩张的假说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三十年前在南大洋的钻探,发现澳洲和南美洲是在二、三千万年前才完全离开南极大陆,于是南大洋形成环南极洋流,造成南极的“热隔离”,结果导致南极冰盖的出现。深海钻探的这项发现,被誉为古海洋学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总之,深海钻探和大洋钻探
35
年来在全球各大洋钻井近三千口,取芯二三十万米,证实了板块构造学说,创立了古海洋学,把地质学从陆地扩展到全球,引发地球科学一场真正的革命,改变了固体地球科学几乎每一个分支的发展轨迹。
确实,一些地球环境的历史变化,没有深海海底的钻探取样,是很少可能发现的。
1970
年代初地中海的深海钻探,发现了两三千米厚的岩盐、石膏层。这类蒸发岩应当是干旱地区的产物,地中海现在水深可达五千米,面积相当黄、渤、东海总和的两倍,居然出现沙漠环境下的岩层,成为轰动一时的科学新闻。现在查明,由于地中海四面被陆地包围,只以水深
300
米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地中海连通,一旦构造运动将通道锁闭,地中海便变为一个巨型蒸发盐湖。距今
596
万年前开始,相当于全大洋
6%
的盐分在这里沉淀形成巨厚的蒸发岩层。到
533
万年前海面上升,与大西洋的通道恢复时,“地中海盐度危机”便告结束,大西洋水又呈瀑布状泻入地中海。我们常说的沧海桑田是个慢过程,现在看来这一类超出常识范围的灾变事件,地质历史上也不乏实例。现在水深超过两千米的黑海,也只有
20
多米水深的海峡与地中海相通。近两百万年来黑海基本上是个大湖,大约一万年前湖面低于地中海近百米,但随着冰盖消融、洋面上升,到
7
千多年前地中海海面上升,突破博斯普罗斯海峡涌入黑海,突然将造成灾难性洪水事件,最近科学家考证,认为这就是圣经里“诺亚方舟”故事的原型。
上述灾变属于区域性事件,深海钻探还发现了规模更大的全球性巨变。拿近六亿年来说,大部分时间地球的两极并没有冰层覆盖,像现在这样南北两极都有冰盖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和现在反差最大的,是一亿年前恐龙盛行时的地球。当时高纬度区的温度比现在高出
15
°
C,
大气
CO
2
浓度至少比现在高三倍,由于温差小、极地没有大冰盖,气流和洋流都比较滞慢,甚至出现几百万年大洋底部缺氧的现象,在洋底发现有机质大量堆积,在中东是石油的形成期。这种全球性温暖期出现的原因并不清楚,但就在这些时期,西太平洋和南大洋都有大量玄武岩从地幔深处溢出海底,各自形成巨大的海底高原。热带西太平洋的翁通
-
爪哇海底高原就是由
3600
万
km2
的玄武岩堆成,大小和南极冰盖相当,平铺在中国大地可以有四公里高。这种特大型的海底火山喷发放出巨量的
CO
2
,可能是当时全球特暖的原因。更加戏剧性的灾变发生在
6500
万年前,巨大的陨石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
Chicxulub
撞出直径
180
公里的陨石坑,带来了全球性的绝灭事件。在大洋,
90%
的浮游生物灭绝,洋底沉积中留下了微陨石和铱
(Ir)
异常;在陆地,造成了包括全体恐龙在内的大灭绝。
离今最近的环境巨变,是两万年前的冰期,当时整个加拿大,美国和西欧的北部,全都压在几千米的冰盖之下。为什么会出现冰期?这种冰期还会不会再来?什么时候再来?一直是学术界必须回答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白:一百年前在阿尔卑斯山发现的几次大冰期,五十年前在太平洋沉积中发现碳酸盐含量的旋回,其实都是地球运行轨道几何形态变化,造成气候周期性的表现。气候轨道驱动的发现和证实,是二十世纪地球科学最辉煌的成就之一;轨道周期在世界各大洋地层中的对应性,为地质时期的纪年提供了天文学的标尺。但后来又发现,极地冰芯气泡反映的大气
CO2
浓度,和深海沉积中氧同位素反映的冰盖消长,都和地球轨道呈现同样的周期现象。轨道周期如何能造成
CO2
的变化?在冰期旋回中,究竟是高纬度冰盖的物理变化,还是低纬区碳循环的化学变化起着主导作用?这正是大洋钻探当前面临的课题。
1999
年春,由我国科学家建议、设计和主持的南海大洋钻探,钻井
17
口、取芯五千米,实现了中国海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首次取得了
2300
万年气候旋回的深海连续记录,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了
40-50
万年大洋碳储库的长周期变化,为探索热带碳循环在气候轨道周期中的作用提出了新认识。
上述三例,只是大洋钻探三十来年成就的一小部分。去年十月,新的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IODP)
正式开始,而且规模空前:年度预算将高达
1.6
亿美元,是原来的
3 - 4
倍。日本政府斥资六亿美元建造
57000
吨的“立管钻探船”,美国也将重建钻探船,欧洲力争成为新计划的“第三条腿”,我国也已作为参与成员的身份加入。这次的目标十分明确,要在原来不能打钻的海区钻探,比如今夏动用了核能破冰船,在北冰洋钻穿了
410
米的沉积层,发现
5500
万年前北冰洋居然是个暖温带的湖泊。现在
IODP
的十年计划(
2003-2013
)还要钻探“可燃冰”
---
天然气水合物区,查明其分布和成因;进一步钻探“深部生物圈”,揭示可能占全球微生物总量
2/3
的海底地下世界;进一步钻探深海热液区,探索“洋底下的海洋”。日本“立管钻探船”打破了原来大洋钻探的进尺深度限制和含油气区的禁忌,将要追索太平洋的震源带,甚至钻进地壳深部,直至打穿地壳,实现科学界梦寐以求的理想。更加宏伟的深海壮举,更加新奇的海底发现,正在向我们走来。其中可望开拓地球科学新阶段的,是深海观测系统的建立。
海底监测
——地球观测系统的第三个平台
现在,对地观测系统已经发展为
“数字地球”战略,在科学技术众多领域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遥感技术的主要观测对象在于地面与海面,缺乏深入穿透的能力。而隔了平均
3800
米厚的水层,大洋海底难以成为遥感技术的观测对象。在新世纪的开始,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一个新的热点正在出现:这就是海底观测系统。假如把地面与海面看作地球科学的第一个观测平台,把空中的遥测遥感看作第二个观测平台,那末新世纪在海底建立的,将是第三个观测平台。
与浩瀚深厚的大洋相比,人类通常观测到的只是它的表皮。尽管采用了投放锚系、利用声波等种种办法,得到的还只是零星的信息。近年来计划向全大洋投放三千个自由飘浮的
ARGO,
在海洋
2000
米的上层测温度与盐度剖面,可以取得系统的图景,但仍然到不了深海海底。人类对深海海底的了解,赶不上月球、甚至于不如火星。虽然有众多的考察航次,或者通过取样甚至深潜的直接方法,或者借助间接的物理手段进行考察,仍免不了沧海一粟或者雾里看花的缺陷。从海底的地震源区到热液活动区,都亟需进行长期连续、而不是瞬间短暂的观测。因此近十余年来,做出了种种努力将观测点布置到海底去。
海底是
“漏”的。前面说的“深海热液”,就是渗入海底的海水与岩浆相互作用后再冒出来的。大洋底下的地层深处,以至大洋地壳的玄武岩里,都有水体在流动,无论对地震或是成矿都有重大影响。九十年代初,大洋钻探计划发明了新技术来观察这“洋底下的海洋”。方法是将钻进大洋地壳的深海钻井密封,与海水隔离但向大洋地壳内部的流体开放。这种称为
CORK
的设备用来测地壳内流体的温度、压力变化,运行结果不仅获得了热液环流的性质,而且意外地测得了板块形变和地震的信息。地震研究和预警需要建立地震观测网,然而地震台站大都建在陆上,海洋的观测点极其匮乏。在深海海底已经钻进洋壳玄武岩的钻孔里,埋置仪器来检测板块活动,是灵敏度和信噪比最高的地震监测手段。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在日本附近和各大洋的大洋钻探井孔中安装地震仪,集中在西太平洋震源区建立深海海底地球物理监测台网,和陆地台站结合进行地震监测。此外,在洋底热液活动区,也已经安置了多种设备,进行深海热液的物理、化学与生物的实地连续观测。
然而,上面介绍的各种海底观测技术,有个共同的缺陷:它们都受能量供应的限制,还有信息传送的困难,都要依赖深潜器之类的深海运载工具去补充耗尽的能量,收取采集的信息。最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学术界提出了地球观测的新思路:将观测平台放到海底去,将设在海底和埋在钻井中的监测仪器联网,通过光纤网络向各个观测点供应能量、收集信息,从而进行多年连续的自动化观测。这种监测网既能向下观察海底和深部,又能通过锚系向上观测大洋水层,还可以投放活动深海观测站,自动与监测网的节点连接上网。现在正在建设的第一个区域性电缆海洋观测网是东北太平洋的
“海王星”(
NEPTUNE
)计划,用
3000
公里光纤带电缆,将上千个海底观测设备联网,由美、加两国投资近
3
亿美元,预定
2007
年投产,建成后将进行水层、海底和地壳的长期连续实时观测
25
年。
新的海洋观测系统,其优点在于摆脱了电池寿命、船时与舱位、天气和数据迟到等种种局限性,科学家可以在大楼里通过网络实时监测自己的深海实验,可以命令自己的实验设备冒着风险去监测风暴、藻类勃发、地震、海底喷发、滑坡等各种突发事件。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途径,可以提出一系列新的科学问题与实验,去理解复杂的地球系统,比如探索海洋气候变化对不同水深的海洋生物产生的不同影响,探索深海生物的生态系统动力学和生物多样性等等。与陆地不同,由船只进行的海洋调查有严重的局限性,只能进行短时或瞬间的离散观测;遥测遥感又主要局限于海水顶层。海底观测网络的建立,将为地球系统的观测开辟地面
/
海面和空间之外的第三个平台,不仅为揭示地球表面过程的机理提供了新途径,也为探索地球深部创造了新的可能。
我国不仅要密切关注、积极参与,而且必须自主地进行海底观测网的建设。去年
7
月以来,全球观测网的峰会先后在美国和日本举行,海洋观测已经上升到国策高度。现在,我国地震监测和深海油气勘探方面,已经提出海底观测的需求,应当及早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列入国家规划,落实切实措施。
最后还应该指出,深海大洋不只是人类了解地球亟待填补的空白,也是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之所系。随着近年来科研投入的增加,我国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硬件实力上也已经成为地球科学的大国,能否在规划任务的设计中,将视野扩展到深海大洋,必将影响甚至决定我国地球科学未来的走向,和对地球系统科学未来的国际贡献。
其实,深海大洋涉及的还不只是科学技术,而且还是文化问题。有众多群岛作为跳板,容易走向大海的爱琴海文化,与孕育于黄河中游,远离海滨
“南蛮东夷”的华夏文化,有着从襁褓时期就开始的差异。从“东临碣石”的赢政,到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朱棣,对海外世界的兴趣不是出于猎奇,就是弘扬国威,决不会有传说中亚历山大大帝亲自潜入海底的雅兴和勇气。甚至在我们的神话传说里,海洋也往往和灾祸与不幸连在一起。明朝海禁之后,海洋更成了禁忌,直到洋炮从军舰上把我们轰醒为止。值得反思的是直到今天,这种对海洋的疏远或者陌生,是不是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科技发展,甚至影响着比科技发展更为重大的事情?
总之,在迎接海上的科技竞争,在铸造海陆结合的文明中,
上海应当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