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论述陈三立的古文渊源，在远承唐韩愈、西晋范晔、近承桐城派而又有所变。其为文宗旨在主张文章有变有不变，讲求布局，做到笔力遒劲。从其古文体裁分类看，可分为札记，序跋，书感，杂文，赠序，传记，铭文，碑记图记，按其体裁分别论其不同的特征，最后论其古文风格。
关键词：古文渊源 宗旨 体裁特征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是一位积极探索救国之方的爱国者，有忧患意识秉具独立直行操守的志士。一生与光绪年间以来的中国政治风云紧密相关，早年随从父亲陈宝箴投身变法运动。他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重新评价来为维新改革服务，但不赞成过激，而是主张折衷派别，稳健推进改革。戊戌政变后他与父亲同被革职，更以旁观者清醒的头脑，批判清朝政治的黑暗，并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袁世凯后来拉拢他，被他坚决拒绝。尽管他那富国强民的模式一次又一次被轰毁，但他始终不放弃其所谓道义责任。他以诗文创作遣其余生，也曾积极参予东南自保活动，投身南浔铁路建设中。辛亥革命后思想转为保守，他为封建纲常的被废除唱过不合时宜的挽歌。最后定居北平，日寇攻陷北平，他拒药绝食殉国。
陈三立以其卓异的诗文成就，成为晚清以来影响最大的同光体代表人物、古文大师，旧文学界中奉为一代宗师。同时代人陈衍说：“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石遗室诗话续编》）。杨声昭云：“光宣诗坛，首称陈、郑(孝胥号海藏)。海藏向称简淡劲峭，自是高手。若论奥博精深，伟大结实，要以散原为最也”(《读散原诗漫记》)。
据黄曾樾回忆，陈衍谈到：“陈散原文胜于诗”〈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惜后来陈三立文名为诗名所掩。“海内争诵其诗，至真知其文者不多”（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少年时代，陈三立在祖父伟琳公的指导下学古诗文，青年时即以能古文出名。李肖聃《星庐笔记》中说“伯严自弱岁名能古文，光绪六年序《鲁通甫集》，年才二十，文已斐然。”在长沙时还常与郭筠仙、罗顺循切磋作文：“先君壮岁所为文，多与湘阴郭筠仙侍郎、湘潭罗顺循提学辈往复商榷，故其取独谨”（《散原精舍文集•陈隆恪等题识》）。郭嵩焘极为赞赏他，屡次说他“根抵深厚”（见《郭嵩焘日记》）。郭是著名文学家、湘乡派中坚，陈氏父子的挚友。壮年以后，陈三立退居江宁，不少学者、文士、诗人请他作序，不少名公巨卿的后裔请他为先人作墓志。徐一士中说：“新城王晋卿与散原年相若，亦同年进士，所为文有盛名，时人以“南陈北王”并称。王氏著作颇多，特以文家境诣论，似犹略逊于散原耳”（《一士类稿》）。 从陈三立古文继承的渊源来说，有宋代欧阳修曾巩之风，李肖聃说：“梁璧园焕奎谓伯严诗文初无定主，中年文拟庐陵（欧阳修）”，此就其文风的迂回婉畅而言。他父亲是一位作文高手，郭嵩寿认为陈宝箴的《疏广论》“兼有南丰（曾巩）庐陵（欧阳修）之胜……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与养之邃也”（《题右铭文集后》）。认为其文稳健而深沉，从中可窥其学养深厚。陈三立少承家学,实有所渊源。且其父每得知某某人有学问、工古文，便要求他与之交游，取法其长。郭嵩焘即认为陈三立古文有欧阳修特征，与他父亲的影响不无关系。胡思敬认为陈三立的《南昌东湖六忠祠记》是规摹曾巩之古风。
又有人认为其古文承自唐代韩愈古文，这是就其文奇恣峻伟的气势而言。李渔叔在《鱼
千里斋随笔》中说他：“至其文章，尤为奇伟，铭幽之文、韵语直承昌黎法乳，当时无与抗手，此则天禀如此，又不尽关学力矣。”
陈三立的古文远承范晔（号蔚宗），这是就其文的沉博宏丽似范氏《后汉书》而言的。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说：“先生一生为学，综贯百家，著述宏富，既竺于旧，亦谙于新。其为文章，沉博闳丽，出入范书，如骖与靳。”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说：“同年陈伯严……丙戌余在都门，己丑在长沙，闻张铁君亨嘉屡称其能文……后识李亦元希圣，言君为文在陈承祚、范蔚宗之间。”还有的认为其文受晚清以来最大的文派桐城派影响，这是就其文风的雅洁重文法而言，宋慈抱《陈三立传》中说：“蕴藉雅正，近桐城而不为桐城所域，工者似范晔《后汉》。” 这也并非无据，陈三立与桐城派后期主要人物吴汝纶、姚永朴、姚永概、马通伯均有交往。从他写的诗“吴先曾定吾文者，纵浪人间有此雄”（《雪夜诵叔海与吴挚父京卿唱酬之作》），很有可能吴汝纶还为他点评过文章，他对吴汝纶也有相当高的评价。又曾论桐城派“宗派流演”，在《抱润轩文集序》中赞马通伯文章“精深微妙，卓卓树立，固皆守其传而有成，无复同异也”；后又在《桐城马君墓志铭》中说他为文“不逾乡先辈所传之法，而高洁纯懿，酝酿而出，其深造孤诣，亦为诸乡先辈所互名其家者莫能相掩也”。在《吴湘筠文集序》中也提到桐城派：“始所为文，纳范于桐城家言，则才思溢出，自成其体”。可见他与桐城派诸人的相知。他的古文既能运用桐城派文法，又不为其文法所束缚。徐一士说陈三立古文“清醇雅健，格严气遒，颇守桐城派之戒律，而能自抒所得，弗为桐城派所囿，蔚成散原之文”（《一士类稿》）。同治八年陈宝箴于京师购得王定甫《龙壁山房文集》，光绪六年在河北道任上刊刻。陈三立此叙当作于其时，论其文承接桐城派之绪，次论其人之有奇略大才而不得用：
桐城家之言兴，相奖以束于一途，固以严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过，狙于意局，或无以餍高材者之心。然而其所自建立，究其指要,准古先之言，皆足达其心之淑懿，条贯于事物，倡一世于物则乐易之途，以互殚其能，而不为奇邪诡辨，淫志而破道，阶于浮夸之尤。
陈三立在此文中自道其为文之宗旨，此篇既出，为并时文家所称赞。陈三立弟子袁思亮也认为陈三立之受桐城派影响，与其父以及同时桐城派重要人物不无关系：“宝箴曾师事曾国藩，受古文法，但未及为，乃以传其子；三立又受文法于郭嵩焘，复与马其昶、范当世、姚永概等交游往还，其涵泓演肆，极广极精，然其得之于桐城派者固自有在”（转引自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其先，曾国藩倡古文，也以桐城派为矩范。
陈三立主张文章有变有不变，这乃是因时代、社会有所变，须以古文之变而融通其有所不变者。他说：“天地之变，文章之变亦与之无穷，然而非变也，变而通其同异，而后能维百世之变者”（《抱润轩文集序》）。他对古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认为文之高境是“沉挚而淡远”（《抱润轩文集评语•周易经世说题辞》）。在推奖吴汝纶之古文能继曾国藩、张裕钊的传统，又指出其不足，“过求壮观，稍涉矜气”（《抱润轩文集题辞》），即认为他的古文过于追求高论，不免矜持做作，不自然。须“不徇高论，不牵俗情”（《抱润轩文集评语•为长子服辨》）；其次，布局结构不可一览无馀，而须“折旋以达”（《抱润轩文集评语•《张敬斋先生墓表》。收放驾驭自如，“控纵恢疏”（《抱润轩文集评语》）。好的文章应“潜气内转，表为冲夷之度”（《抱润轩文集评语•胡夫人墓志铭》）；其三，努力做到笔力遒劲，他评姚永概的《刘公墓碑》“遒雅”，评姚氏《王君墓志铭》：“笔力清劲，能达难显之情”，评其《处士庞张二君墓表》“用笔矫变”（均见《抱润轩文集评语》），即笔力矫健有变化。这些，都是参照他自己的创作体验得出的精到之语。
陈三立的古文，从体裁看，主要有书后（类似读书笔记）、杂说、序跋、行状、墓志、铭赞、祭诔、碑记、图记等。在壮年时以书感为主，多是对古代学术的评论。晚年为人所作的诗集序与墓志铭为多。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如下数类：
第一类为阅读古代学说的札记，如《读荀子五首》、《读论语》等，注重考证，一事一议，文章虽短，言之有据，剀切精警。如《读[论语]四首》中先以片言立要：认为“圣人之心为道，道为学，学为治”。圣人之心充融着天地间孕育的乐。因摘《论语》中有关乐的语录为据，然后推论乐之本源与其用：
乐也者，天地氤氲之初气也，生生之仁也，元亨之德也，礼乐之原也，博厚高明悠久之符也。以之为道，则泰而不骄；以之为学，则驯而不扰；以之为治，则平而不陂。反是，为绞隘，为酷烈，为大伪，为流滥烦毒。后世儒者，外乐以为心，外心以求其圣，于是道异学异治亦异，此古今升降、圣俗之大辨也。
他认为乐能为道为学为治，如果不能，后果严重。圣人乐在其心，乐以始终，而后世学者乐在心外，心外求圣，这是古今之不同。此段文字，李开军《散原精舍文集》中将“后世”点断，与前文相连读，其实此处是旨在将“圣人”与“后世儒者”相对比，论古今之大异。
第三首亦以古今对照，论上世行宽简之政而人材大盛，慨后世不讲是非，而媚世之乡愿出，世风为之一变：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何也？曰：盖子夏述孔子之微言也。天地之气，有阴阳刚柔，人之质有狂有狷，不能齐也。或毗于知识而过焉，或毗于才情而过焉，或毗于血气物变而过焉。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宽。”夔教胄子，亦命以宽简。宽大以接之，乐易以游之，政教立而性命各正，前古人材之盛，以此也。后世则不然，束缚之，督责之，牵缀攻掊之而已，非饰槃帨附托于中庸。虽以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类无得免焉？于是非之无可非，刺之无可刺，奄然媚于世之乡原，纷藉起矣。君相以是为用舍，师儒以是为进退，推之衍之，渐之摩之，不悉殴天下万世之人材，趋纳于伪薄不止。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为其争矜乎小德，遂以贼大德于终古，而莫之寤也。
立论俨然有据，控纵自如，感慨深沉。
又《读列子》说明列子思想之夸诞想像过于庄子，然其主旨不如庄子。认为《列子》一书中《杨朱篇》与杨朱思想并不相合，《天瑞篇》《仲尼篇》死生思想与释教轮回之说相合，运转不已之说与西方地动之说相合。《读墨子》一文中论墨子节葬之道与孔子薄葬之说相近，其兼爱以矫正天下之自私，与孟子言仁义以堵塞天下之趋利之趣尚相同而立说不同。他总是力图找出各家学说的同异，来为他的救世主张服务，从中见出其深思好辩的个性。他评姚永概《荀卿论》是“为发愤救时而设文”（《抱润轩文集评语》），移以评陈三立的古文，并无不妥之处。
第二类是学术性的序跋，为丛书、文集、诗集而作，往往能探源举要，精义络绎。文集序如《老子注叙》、《船山师友录叙》《郭侍郎荔枝湾话别图跋》，诗集如《梁节庵诗序》《廖笙陔诗序》等。既有学术性的论断，片言中的，也有对所序者的简要介绍。如《振绮堂丛书序》论汪康年辑书编刻之要旨，为彰阐幽微，以适世用，通中外，更阐发陈三立本人对古今学术长短的认识，指出近代以来蔽者与矫俗者各自的弊端。《雪樵诗话续集序》中评价诗话之价值：“掇拾所及，比类事迹，甄综本末，一关于政教、学术、风俗及其人行谊遭遇，网罗放失，彰阐幽隐，俨然垂一代之典，备异日史官之采择。”然后以渔者在海、樵子在山比喻杨雪樵广采于浩博光怪的诗境之中：“渔者际于海，鱼龙鼋鼍万族之所托，鳞爪之光怪，濡沫之回旋，有异焉者。万仞之山，量牛马之谷，樵子踯躅而历焉；鸟兽之叫音，卉草之华实，有异焉者。”其气翔翥，其质茂密渊雅。
王夫之，号船山，湖南衡阳人，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湘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郭嵩焘、罗正钧与陈三立的通变思想都受到过他的影响。罗正钧作《船山师友录》，陈三立应其所请作叙云：
叙曰：周衰，七十子之徒既殁，道术坏散。战国之际，纵横怪迂之变，益纷然淆乱，莫可统一。汉兴，表章六艺，儒生朋兴，掇拾大谊。越千年而有宋巨儒出，益究其说，道宽寖彰显矣。其后颇复瞀乱，寖失其真，元明以降，代承其弊。
国家肇基，黄氏、顾氏之伦，乃倡言复古，综览百代，廓绝流冗，厥风大醇，然其所明，典章文献、制作道法之迹而已。而大道之要、微言之统，未暇明也。于时衡阳船山王先生并世遗老，抗其孤　卓荦之心，上契圣典，旁包百氏，蒙者发之，滞者通之，天人之蕴、教化之纪，次第昭列，自孟、荀、朱子以来，道术之备，于斯为盛。顾其书久而后显，越二百有馀岁，乡人湘阴郭侍郎嵩焘始尊信而笃好之，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而吾友罗君正钧亦承侍郎之风，勤一世以尽心于先生之书者也。始补辑年谱若干卷，今复辑先生交游终始所关，为《师友录》凡十有七卷。维夫师儒之守，炳于周代庄、荀、韩非、吕览，于老、墨之徒，类载其传述渊源，使可识别。史迁《仲尼弟子列传》益复灿然。汉世经生，尤重师法，《儒林传》授受所出，咸具首尾。厥后《群辅录别传》、《渊源录》、《学案》之等，派别滋繁，不可殚记。是录所托，略依其义，而颇相出入，其用力之勤，有过人者……
此叙纵论自周以来学术兴替之脉络，简明扼要，然后笔锋转论清初学术，先论黄宗羲、顾炎武能挽学术瞀乱之弊，考核遗典文献，然未能阐明大道之要义与精微。而王船山能博通群经百子，发蒙通滞，阐天人之蕴义，教化之纲纪。极得郭嵩焘之尊仰，罗正钧能承其旨，辑考年谱，述说师友交游，依《史记》《学案》等书之例。此叙条理清晰。
他的序中对人物行事笔蘸深情，如《刘镐仲文集序》，因刊书而追叙往日与镐仲的交谊，曾为其意气而倾倒，见识相近，末段议论世变之由，更忆故友不得相慰藉之痛，情深辞迫。《刘斐村衷圣斋文集序》序刘光第才能遭遇之不常，并论其诗文特征。当变法之时，独能抱道忧国而淡泊不露锋芒，竟亦被弃市，序中深致哀婉之情。不少序中还参插了作者对晚清以来政治以来的批评，体现他关心国事的用心。如《黄子十二篇序》论黄子兵书探原究变的价值，慨叹中国在列强凯觎之时，反而因增兵而有害于民，而感黄子之言兵在减兵役，而其心在不忘用兵，为救世切实之愿。
第三类为书感，为某人某事所写的评论与感想，这一类人物往往是社会下层人物而有卓行者，如《书长沙傭妇》记一为江南盐政府做工的妇人，不妄取利，而能识国家利益之大体，反衬当时倚盐利假公济私者。《书龚童子》写一总兵死而姬人欲殉亡，童子恸哭而劝阻的故事。《书张贞女》写张贞女因不忍见姜福受苦而自愿嫁给他的贞烈事迹，陈三立论此事不为淫奔，可见其思想之开通。又如《书晏孝子》
晏孝子，德安人。母思食豕肝，贫不能具，乃走江上，刲己肝，裹创归烹而食母。未几死之，县人惊叹，上其事于官旌之。陈三立曰：忠孝之行，贞于其心，繁曲百变而将之。古今割臂股及肝疗母事尚矣，类皆计无复之，不惜杀身以存其亲，犹曰伤道而不可训焉，晏孝子者奚为哉？当是时，母非濒危而幸以拯其死也，豕肝微易致其术多矣，充晏孝子之义而效之。贫子之父母必务忍饥寒，绝嗜欲，日伺察子之有无赢乏以相保持，不则一口腹之故、一指使之间，皆杀其子之具而有馀也，而天下之为父母亦危矣哉！彼晏孝子之为人，盖必捐忿疾贫、骚怨不平之气满，衍于中而不乐其生，偶以母之所须，动其积愤，起而相激，遂以自怼而取逞于俄顷者也，悲夫……
封建社会，每每褒扬割股疗亲，实在是不仁道的事。晏孝子因此而死，陈三立对此行为持否定态度，劝诫为父母者应关心其子，不要因己之口腹而指使其子走极端行动。他评姚永概《为人后辩》为“犁然当于人心之文”（《抱润轩文集评语》），而他自己的这类文章也是如此。
第四类为杂文，有《杂说》五篇，其中有短小寓言。《杂说》之三，记西山一只豺狼先后啮食行者、二小儿、一老妇人，可是族人畏豺，邻人以为那是人家的儿子，里正认为不是他的职事，老儒以为豺乃神兽，不可杀害。没有谁去想办法消灭豺狼。作者悲伤而又愤慨地指出这样下去导致的后果，恐怕是将连族人、邻人、里正与老儒统统吃掉。“豺既终于食人而不止矣，必以食人自负于天下。”这个寓言故事所讽剌的恐怕就是祸不关己，则无动于衷、最终也将为祸所害的种种人。《杂说》之四，记一雇工不敢为主人家逐盗，只知为主人掘鼠捕虱，讽刺一些僚吏只能作点修修补补，而外寇入侵，却不敢挺身而出，任寇敌恣意而为。这类寓言寓意深刻，结构上层层递进。
第五类为赠序，为朋友送行而作。仅一篇，为《送柯逊庵中丞之官广西巡抚序》，写朝廷调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柯逊庵赴广西巡抚任，而江西父老咨嗟旁皇以为不当前往，借父老之口说出其治绩之卓，并希望陈三立出面上奏朝廷，诉求留任。陈三立反劝父老，应鼓励柯逊庵前往广西施展其平乱才能，并言国家大势与朝廷对广西用兵的缘由。最后父老“相与愕眙，计无所出，废然而退。”全文由父老的问词与陈三立的答词组成，首尾呼应，言辞恳切，折旋以达，情理相敷，力大声宏，气势酣畅。以此送柯逊庵本人，怎能不令受者感动呢。
第六类为人物传记类，包括行状，家传，墓志、神道碑、墓碣表等，这一类占了其文集的大多数。他笔下的人物有官吏，有学者，有亲朋好友，有妇人，各肖其身份。他为应时变而讲求西法以谋国家或地方富强的杰出人材而讴歌，也为下层优秀人才遭遇不得志而扼腕叹息。既有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也有因小见大的生活侧面，借以表现某人的性情。通过晚清至民国初年一大批人物活动，展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社会的生动画卷。
《罗正谊传》记载奇士罗正谊随大吏出使暹罗（今泰国）等国时了解到边疆及境外国家地理人文以及应采用的对策，写书上告彭玉麟。但不为所用，不得已而归。后与使臣邓承修出使越南不幸病卒。通过其遭遇，寄托了他对这位奇士的深切同情与惋惜。同时详细记述其时法军藉通商进而侵占中国边境的形势，可见他对时局的了解非常透彻。
又如作于光绪四年的《隆观易传》，抓住此人一生几件突出的事，如与豪家结仇图报，游幕左宗棠府中言边事而不得赏识，显现其任侠多谋的性格，最后综论其为人处事：“少负气跅弛，喜言大略，议论踔厉纵横，机牙四应，无不人人绌伏。后更摧挫抑敛，恂恂如处子。人有称誉之，则皇恐引避；或有毁之者，必谢过曰：‘死罪，诚如公言。’终不复辨。”寥寥数言，将一不羁而自负的侠士转为一谦诚君子的变化写得栩栩如生。
《畴人传》记载四位品德、学识过人的人才，他们是：聪慧过人的海内奇才严咸，自经而死；博学多才而因廉而得罪上司的李士棻；精通天文学的汪全泰；精通黄老清静无为、墨翟用世之道的熊梦昌。突出每一人的特征与悲剧性的结局，他为“瑰玮倜傥之士往往伏匿”不能尽展其才而悲叹，从而在客观上暴露了那个社会的黑暗。
《刘古愚传》记载传主因科举不遂，从事教育，力求以通经致用，灌输新学、新法、新器以救积弱之国的一生。刘古愚认为如果士吏兵农工商各界人士“各精其业，即各为富强之事，而又有殊异之材，挺然出于群练群谨群勤群巧群智群之中，以率此练谨勤巧智之群，自立于今日之世，不惟不患贫弱，而富强且莫中国若矣”。这也可能看出陈三立本人对这一认识的深刻，他也时常在思考中国富强之道，还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人才的涌现。
陈三立为其好友吴光尧所作《清故湘阴县廪贡生吴君行状》突出他早年从军与捻军作
战经历、治学成就以及他入幕府有远识诸事，叙事娴整。如记述吴光尧颇有先见之明的一事：
光绪九年，法夷构难，诏尚书衡阳彭公视师广州，延君幕府。君口不言兵，尚书雅重君，然以儒生遇之。除夜置酒，大会尚书故忠勇，及夷事，辞气慷慨，有末弁举杯避席言曰：“公无忧夷，夷易与耳，行会徐公破灭之。”尚书大悦，诸将宾客，欢呼相和，君独默然。徐公者，广西巡抚徐延旭也。延旭负一时重望，即尚书方倚以备边。君书告其友陈三立曰：“虚夸好大言，误国家者必此人也。”已而延旭果败。
彭玉麟识人而不能用人，置酒集会时彭公轻信其末弁之言，以及吴君的沉稳有见识。通过这一场面都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来了。言简意赅，理随笔势呈露。
又其《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翔实地记叙了先父陈宝箴征战、治政以及被革职的一生，
洋洋洒洒，夹叙夹议，忧愤沉郁，情真语挚。李肖聃《星庐笔记》中说“为席宝田传及先府君行状，则充然大篇。”
陈三立为他所熟悉的材杰之士以及亲人作传与行状，有重点记述几件事情，突出人物个性，从中寄托其敬重与哀婉之情。同时他也写了大量的墓志、墓碑、神道碑、墓表等，其中有的是他的亲朋戚友，有的则是因其擅长古文，受人所托而作。他的这类传记文决非腴墓之文，也不是琐细罗列，平铺直叙，而是剪裁恰当，描叙生动，立论允当，有重点多变化地进行记述。墓志中，有不少是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跻登高位的士人，如席宝田、刘坤一等，虽科举仅至诸生而仕至一方威重之要员。特别是叙刘坤一治政严明，性格刚毅果决，廉静豁达的出处大节，条理整雅。又《山东巡抚袁公神道碑》记叙袁树勋从一小吏因有治绩升至封疆大吏的一生，特别是他在上海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不使国家利益受损失的事迹。写他因被人所忌而罢归，融入作者婉叹之情。《记名提督降补副将姜君墓碑》记叙姜玉顺在湖北勇战而官仅记名提督而已，流露对当时赏赐不公的感慨。《湖广总督涂公墓志铭》记叙涂宗瀛以吏才而得曾国藩赏识，尔后因兴利除弊、重视教化、制服渠首而渐升迁，最后亦遭谗而忧郁终老的一生。《台湾巡抚刘壮肃公碑铭》主要记载刘铭传在台英勇抗击法军、最后悲愤而死的一生，对当时敌我战斗形势也写得了如指掌。近世有关国计民生的人物，在他的笔端也有较为真实的展示，如《钱塘胡君墓表》记载了近代大商贾胡雪岩以艰苦干练起家，因擅长理财而成名商、最后因外国商人忌恨而摧败的一生。作者在篇末慨叹说：“虽商法、商学之未备，然不可谓中国无其人也，中国收富强之效者安在？”
《邮传大臣盛公墓志铭》记载了后期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兴办路矿、邮电、航船等近代工业的事迹。盛氏因上奏主张铁路国有化引起公愤，有人认为他的主张导致清政府灭亡，但陈三立认为清亡不应归咎于盛宣怀，而是如绳烂而必有断处。但由于体认其遗民立场，他对顽固复辟的张勋大加赞美，在《张忠武公墓志铭》中，颂扬张氏勇武刚毅，置生死于不顾，但文中将张勋与袁世凯互为利用又互为提防的矛盾心态与举止分析合情合理，颇有史料价值。
他的传记文不是一种公式化的单一的模式，其布局谋篇不拘一格，有的以抒情开头，如《弟绎年义述》开头就说：“生而督其过，死而哀怜其贤，世有昆弟者之恒情邪！”突兀而来，情文并茂一唱三叹。而《诰封宜人伯母张宜人墓志铭》则以倒叙手法先言伯母之逝，己未能及时奔丧，然后追叙其生平。《署渭南县知县杨君墓志铭》也是先写其投井死难，然后追叙其生平与仕履的手法。类此者还有《太师陈文忠公墓志铭》。也有的碑铭先抓住一个人一生最突出的事迹入手，如《林文直公神道碑铭》开头即展示传主正直敢言，却得罪慈禧、宦官与大批权贵的悲剧一幕：“光绪中，有御史一人疏请罢营颐和园，事连疆吏纳巨金助工，忤皇太后被严饬，后复言事，益切直，屡指斥阉官及权贵人，侧目者众，遂外授云南昭通府知府。”如截断众流，以一人抗上而造成惊心动魄的效果，反映了清朝政在慈禧把持下的专制腐朽。然后将贬地的僻远与荒凉徐徐写来。还有的墓志根据传主的学术特点，以议论开头，如《山东提学使罗君墓志铭》开头便说：“君为学，笃嗜衡阳王先生夫之书，高才盛气，挺出辈伍中，发为论辩，务持非常异义，刻露警辟。当其扬榷古今学说、政理人物，或激昂少涉偏宕，予辄诤以此承王先生遗老孤愤之流弊，其失邻于党同门、妒道真，君亦自笑。然而智足以察变，勇足以任务，特立不挠，有耻足以励其躬，其识议所独到，终与虚憍好大言异，盖庶几古之狂者也。君罗氏，讳正钧……”论其学术上的特征与其个性，并坦言其不足与所长，然后点出姓名，叙其生平，可谓先声夺人。文风峭健，喻庶三以此篇为其集中压卷之作，不无道理。《江苏候补道袁君墓志铭》则从苏北地理环境以及民风强悍说起，次叙当地人民对所得健吏治绩的追思，然后点出传主袁国钧的名字与仕履生平，收到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效果。可见他精心营构以避免格式化的苦心。陈三立的《范伯子文集跋》中评范肯堂古文是“长于控抟盘旋，绵邈而往复，”观此文也有擅长张扬而能收敛文势、反复蹉跌的特点。
更难得的是，这类传记在写出传主喜怒哀乐的同时，参插议论，融入作者本人的赞许与同情，如《南昌熊季廉墓志铭》在记述熊季廉的卓立之行与才能之后，哀其早逝：“自君不幸而早死，郁郁谁语？精荒惚若有亡，感天道之存亡，睨士趋之弥戾，益使余心腐气绝，佗傺颓放，一往而不反。呜呼，其非以君死之故邪？”因季廉之死而谁可语，因其死而我之精神不振，沉痛之情，溢于楮墨。有的传记中插入他本人对官僚大吏的批评。如《浙江巡抚聂公神道碑》行文中插入他的议论：“自京师拳匪之难兴，持节大吏往往纵乱民侮外教，及我战败，外教复张，又一切媚之，无敢抗，于故衅端愈烽起不可止。若尽得平情持法，原本忠恕，不欺其志如公者，其系于昭苏群伦、培益元气，岂不大哉？”深刻暴露了当时统治者先倨后卑的嘴脸。他还敢于直陈己，如在《湖北沔阳州州判伍君家传》中批评身居湖广总督重任的张之洞有骄傲与用人重资历的缺陷：“盖文襄久拥高位，威望隆起，其接遇僚吏颇骄倨，且素拘文法，重资序，未尝少假借。”在为其座师陈宝琛所作的《太师陈文忠公墓志铭》中，为有人议论其师未能参加张勋复辟，又未能随溥仪去满洲的“怯懦”而辨说：“躬所遭值旷古未有膺保傅之重，义不能一死自谢，知其不可为，又不忍临难而去之，儽然负羁绁者十年，蹇蹇忧勤以终其身，完千古君臣正义于垂绝之日，虽异趣者莫不钦公节操，悲公之用心，而叹公所以自尽者为尤难也。”
第七类为铭文，即为其至亲或挚友而作的哀祭文，如《故妻罗孺人哀祭文》、《季妹圹志铭》、《祭于晦若侍郎文》、《祭易实甫文》，在墓志后也附有铭赞之类。概写逝者之生平，寄托作者之哀痛。夹叙夹议，每句四言，间有七言或用骚体，讲求押韵。陈三立写来，尤为情文并茂，荡气回肠，有一唱三叹之妙致。如光绪六年十月在河南所作《故妻罗孺人哀祭文》：
伊君在丧，淮颍之滨。十月既望，霜露繁凝。日暗风号，骇波千尺。
亲懿哀呼，截肠碎魄。回桡遵渚，及昏而敛。天人萧寥，江空云眩。
有儿在乳，其兄五龄。奠君于棺，伏涕失声。观者沾襦，船人雨泣。
母诳止儿，儽然以立。呜呼已矣，余命之屯。窈窕山川，缠恨垒胸。
舷音荒忽，掬彼汴流。疾走夷门，载舆于舟。嘶马识途，雷音箭激。
与君死别，生又何说。修渠清浅，影迈魂征。弭枻朱仙，丧车曳尘。
广漠周原，骅骝拥路。星转风驱，伶俜恐怖，岁深雪满，增冰峨峨。
黄沙渺弥，限君于河。余时北渡，涕氵夷霰集。骋眺伫思，傥假羽翼。
朔日维吉，灵风引帆。卤簿在郊，以迎轻棺。萧寺城隈，佛场幽旷。
沁流拱环，大行右转。纳于殡宫，宾朋戾止。魂兮归来，风沙千里。
惟君淑好，痛久逾新。十日衙斋，謦咳凄清。母病而呻，畴偕侍侧。
儿嗔而啼，畴顾畴恤。皑皑严宵，霜阶月上。涉目虚无，构君魂状。
锦衾角枕，君俨由房。含睇款言，揽引襦裳。瞿然顾呼，日光漏户。
鹊噪鸦飞，已失君处。吊影幽居，盛年销落。被酒徉狂，恣为嘲谑。
孰稔余悲，君也则亡。泪竭精枯，曷日而忘？
纳慨叹于凄惨之物色，并设想与其魂魄相会的情状。写景惨黯，烘托氛，篇末致混茫之思。《祭梁文忠公文》则以倒叙手法先哀叹梁鼎芬晚年的落拓，再叹其早年“公自弱冠，跻阶华牒”，因“抗劾使相，坐黜儒侠”，后来“飘影江湖，焦岩养蛰。”其措语之简炼，韵致之雅逸，寻常文人难以措笔。人或以为继承了韩愈以来的传统，惟陈三立方能为。
第八类为碑记、图记，多为某一建筑或某一图画而作的。如《樟亭记》《西溪图记》《南昌东湖六忠祠记》《非园记》《花亭景白亭记》《王家坡听瀑亭记》，其中有记叙游览过程或对山水的描写，往往逼真生动，有不少可说是美文学。如果说陈三立的传记文讲求气韵受韩昌黎影响，那么，他的这一类文章则有柳柳州峭洁文风的影响。如《崝庐记》先总写其地方概貌：“西山负江西省治，障江而峙，横亘二三百里，东南接奉新、高安诸山，北尽于彭蠡，其最高峰曰萧坛，下纷罗诸峰，隆伏绵缀，止为青山之原，吾母墓在焉。墓旁筑屋，前后各三楹”。可谓叙次整饬，然后换一角度，从吾父处其屋中看周围环境之清雅：
……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霭，空翠滃然，扑几榻，须眉、帷帐、衣履，皆掩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馀蔽亏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同前）。
描绘生动如画，一个勘破生死大关的旷达老人与此境界何其相契，然而料想不到的是而今一切都变了，似是而非的恍惚情景与昨日空旷宜人之态形成鲜明反衬：
尝登楼迹吾父坐卧凭眺处，耸而向者，山邪？演迤而逝者，陂邪？畴邪？缭邪？缭而幻者，烟云邪？草树之深以蔚邪？牛之眠者斗邪？犬之吠、鸡之鸣邪？鹊鸱群雉之噪而啄、呴而飞邪？惨然满目，凄然满听，长号而下。已而沉冥而思，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彼，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
先写所见之模糊，所听之幻觉，正是作者哀而疑虑心境的外化。连用十个“邪”字作反问，用排比句势，字数或长或多，构成迂回顿挫的气势。然后言今之世非吾父所见之世，反而活着不如早死，写出陈三立对当前局势极端的畏惧感，融入深沉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恨，低抑凄惋之情，动人心弦。又如带游记性质的《西溪图记》，文风娴雅耐诵，前半部分说：
杭之西溪，背西子湖，别专幽胜。溪受分金、澹竹二岭，馀溜狭流澄澈，港汊环回，
万绿葳蕤中，迷惘出入，莫曙所向。上临秦望大小和诸山迤逦数十百里，峻薄云表，霁旭照耀，飞光倒景，澜漪暧暧如文鳞。穿十二桥，抵茭芦庵。茭芦庵者，尤为高人逸客栖游啸咏之地，厉樊榭、杭堇浦辈遗迹存焉。绕行里许，得隙壤，周梦坡居士始筑秋雪庵，祀浙东西词人。岁时会饮一楼，尽揽西溪之胜，芦荡错落列槛下，花时披飏四照，白波素英，动摇起伏，浩荡控银海无极，秋雪之名以此。
摇曳生姿，姿态雅逸，盘曲绵邈，仿佛可见一个神清气定的老人在大自然怀抱中徐徐吟咏。
在庐山时作于1931年秋的《王家坡听瀑亭记》，先言此瀑奇而开发晚，次言往游道路之艰险，为修路伏下一笔。文中说：
庚午秋，余为山居邻旧导往游，道取小天池。东下行十里许，途塞排榛，莽折而北，乱石怒出森立，几不可置履跳越。造其趾，闻水声訇然，而穹崖帷张，延绣苔藓。双瀑吐崖；隙潴为潭，玲珑澄澈，环映倒影。泄濑界巨石如席，可蹲可坐卧。斜缘绝壁，猿猱升出双瀑背，别辟为广场，天光乍开乍合，有白龙从天半垂胡，下饮碧海，则又一瀑也。耸崖叠石，错落怪伟，所潴潭亦益深且广。前瞰彭蠡，孤出鞋山浮镜面。草树含石气吹嘘，寒碧与眉须裾袂同色。其所擅景物如此，疑山南三叠泉、青玉峡诸胜莫能轩轾也。
造物既不终其閟藏，徒以径路绝而攀陟艰，寻胜者往往苦之，咸议亟治道。而司山市皖人刘一公躬任其役，疏凿营缮，逾月工竣。今年三月，余复往游，于是易险而为夷，失畏途而获康庄矣。未几，一公踵置亭双瀑卜，名曰“听瀑”，益便苏筋骸，恣休憩，且使劫馀避乱之山中人娱目骋怀，写幽忧、忘世变，非兹亭也欤?
描写其地之石奇、瀑奇，抓住瀑的动态，比喻形象，文句亦腾挪多变。末段记修路置亭，
以便娱目骋怀。“寻胜者往往苦之”一句，为上下文之枢纽。文中并未正面写修路，而仅写其功能，意括而味隽。
陈三立尤能在此类记中状物抒情，在《樟亭记》中描写杭州法相寺旁的古樟是：“轮囷盘拏，中挺二干，状如长虬，待斗互峙，鳞鬣怒张者。”而在此瑰物身上寄托了深挚的情感：“然而偃蹇荒谷墟莽间，雄奇伟异，为龙为虎，狎古今，傲宇宙，方有以震荡人心而生其遁世无闷、独立不惧之感，使对之奋而且愧，则所谓不材者无用之用，虽私为百世之师，无不可也。”随其意而有长短不定的文句，笔力遒劲。
又如《花径景白亭碑记》中先点出大林寺，然后记白居易曾在此旁观桃花，再写发现其所书“花径”与建造此亭的过程，依次说来，雅逸淡宕，然后发表议论：“四顾虽环蔽垤阜，无由尽收峰壑奇胜之观，然而怀贤吊古，慨慕流连，想像其时其人，精魂冥合，如亲杖履而接謦欬。其流风遗韵相与荡摩吾心之哀乐而永其趣，所获不已多乎！”虽不能尽揽全胜，但笔锋一转，在此吊古怀贤，感想无穷，意味隽永。
陈三立的古文风格清醇而雅健，气遒而格严。既有恣肆奇峻的气势，又有蕴藉夷犹的韵味。而其成就的取得，在其能承前人之所长，又往往深造自得，刻苦经营。吴宗慈《陈三立传略》中记载了他自己论作文之旨：“应割爱，由篇审段，由段审句，由句审字，必使词不泛设，字无虚砌……”，然后评论说：“所为文诗，一句一字，皆经千锤百炼而出，斯能精魂相接，冥与神会焉。晚年文诗弥自珍重，不轻下笔，其碑铭传志之作，设非其人，虽致润笔数倍于常，终不可得只字。至题赠之作，纵友朋之情难谢，于不可其人者，宁自誓永不作诗，以坚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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