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既是人性极致的发挥，所以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是要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达成天人合一并非依赖神力相助，乃是要由自己的道德修养做起。一个能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必已“超越”了人群固有的境界而上升到宇宙的境界，成为被人仰慕的圣人了，但是这个人虽已“超越”了人群，却并不“脱离”人的境界，唯有不“脱离”人的境界而能“超越”人的境界，才表示圣人是出自人类群体之中，人人皆有可以成为圣人的根性。至于能否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能否真正成为圣人，那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凭借他人，因此，这更增强了传统知识分子本身独立自强的责任感。
既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没有把天看成具有神秘威力的主宰，又不愿研究人死后的情形，所以，他们便把全部的理想放在现实的世界上，不像佛教把理想放在涅�界，基督教把理想放在天堂。在传统知识分子心中认为除却现世，便无法达到理想。在此，要略讨论一下传统知识分子对灵魂的看法。
大致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早就否定了人死后有灵魂的存在。春秋时代的子产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魄就是身体，魂就是灵魂，人死之后，身体腐烂了，灵魂也就消失了。虽然，中国人也相信鬼神，所以要祭神祀鬼，也有人说人死后的灵魂会变鬼变神，但是鬼神的真实存在性并没有被传统知识分子所一致公认。如果纵使真的有鬼神存在，这些鬼神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他们每天生活的情形又如何？极少有人能解答这些问题。传统知识分子也很少去研究渺茫的鬼神问题。中国人的祭祀祖先、祭祀鬼神，与其说是安慰死者的灵魂，毋宁说是安慰活人的心情。宋代诗人陆游的一首“示儿”诗最能道出祭祀与活人心情的关联：“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首诗中陆游表达了自己的两个观念：第一、陆游认为人死后一切都成空，如果有灵魂，而灵魂又有知觉，能有作为，那就不会“万事空”了；第二、陆游要求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如果宋朝王师北伐成功，在家祭时告诉他，这和第一句“死去元知万事空”正相矛盾，既然承认一切成空，既是没有知觉，家祭时又如何能感受到活人的禀告呢？其实，我们不难体会到“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意思并非陆游相信自己死后的灵魂会来倾听儿子的禀告，而是表示陆游至死也不能忘记中原故土，同时提醒儿子也不要忘记中原故土。所以，陆游这首诗里的“家祭”与其说是要安慰自己死的灵魂，毋宁说是抒发自己活着时的感情和加强儿子故国之思的感情。
传统知识分子既然认为人生的理想要在现世中实现，如何把握一个人有限的数十年生命，是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关心的事。
人类的生命可以分为自然生命与历史生命。自然的生命只有短短的数十年，借着肉体躯干表现出来，一旦人死了，肉体躯干腐烂，自然生命也就结束了。自然生命虽然借着肉体表现出来，但人的肉体绝对不是自然生命的全部，肉体仅是维持自然生命的工具，如果人类的自然生命除了肉体以外没有别的内涵，那么人和其他的动物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人类自然生命中最重要的内涵是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要部分，这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当然，肉体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肉体则文化生活便无由表现。维持肉体生存的要件是物质，人的食、衣和居住都是物质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要靠人类心灵的活动，譬如要获得食物、改良食物的品质、创造新的食物，都靠人类的聪明智慧，聪明智慧源自心灵活动，这就是精神生活。所以，人类需要物质生活来维持肉体的生存，借着肉体的生存来发挥精神生活，再经由精神生活改进物质生活，造成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一个循环。不过，传统知识分子认为物质生活是客体、是较轻的、是消极的，而精神生活是主体、是较重的、是积极的。所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等量齐观的。一个人如果把物质生活看得比精神生活重，这个人会被批评为小人、低俗；反之，如果一个人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重，这个人会被称赞为君子、高尚。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便指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生活远重于物质生活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然不认为死后灵魂的永生，而自然生命又如此短暂，那么，人生的数十年生命是否没有希望呢？是否得过且过呢？是否纵情于肉体的刺激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中国古代必然不能出现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知识分子要在一个人数十年的自然生命历程中，创造出永恒的生命，这永恒的生命不可能寄望于必死的肉体，于是唯有求之于精神――希望自己的肉体死后，精神却能永远留存在人世间，活在后人的心里，这种永远留存人间的精神就是历史的生命。
历史是无限长的线，每一个人只是线中极短的一小段。传统知识分子想把自己的一小段挑出来，变成一根尺，来量下面无限长的线中的任何一段。如果一个人能从线中的位置上真的跳出来，变成了尺，他就可以在这条线上不断地移动，从有限的长度化为无限的长度，于是，他便由自然的生命而获得历史的生命。
永恒的历史生命如何获得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谓之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叔孙豹（穆叔）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之三不朽，乃是二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努力追寻的人生目标。无论立德、立功、立言的事业，都是要在一个人自然生命中去完成，但这番事业的好处却要让后人去品尝，永远留在后人心里，于是一个自然生命虽然结束，却化出了一个历史生命。
从叔孙豹所说的三不朽，引发出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对一个人能够立即获得什么好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极艰难的事，违反人类“好逸恶劳”的本性。立德、立功、立言的事业有了成就，个人未必能升官，更未必会发财，获益最多的还是别人――包括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既然如此，传统知识分子为什么要那样艰苦去建立三不朽的事业？这个问题如果从传统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价值取向去观察也许可以得到解答。传统知识分子是古代社会中的优异分子，他们认为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上，应该尽自己一分力量，贡献给社会和人群，而不要求报酬。建立不朽的事业不是用来改善自己现实的生活，像颜回以立德而永垂不朽，但他的一生却穷困潦倒，他的历史生命是极丰富的，他的自然生命中的物质生活却是极贫乏的。颜回之所以如此做，当然是他了解到衣食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肉体又仅是表现自然生命的工具，而自然生命的意义在于发扬人格与道德，人格与道德愈被发扬，则人类与禽兽的差异就愈大。所以，三不朽事业的建立，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获益，而是整个社会人群的提升。传统知识分子肯于不畏艰难、不求富贵而去建立三不朽事业，可说是凭着他们心中拥有浓厚的为人群而奉献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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