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63年，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人开始了其欧陆的“大旅行”（The Grand Tour），次年的10月15日，他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遗迹之上，听着朱庇特神庙中传出的祷歌，萌生了撰述永恒之城罗马衰亡的念头。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爱德华·吉本。吉本的这一想法在十二年后得以实现，只不过撰述对象从 罗马城扩大到罗马帝国，1776年2月，《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一卷出版，在之后的十余年中，作者笔耕不辍，并于1788年出版了该书的最后一卷。该书问世后，旋即获得巨大的成功，第一卷在出版六周内便卖出1000册，九个月内卖了25000册，仅第一卷的三个版本就为其赚得1000磅的收入。除了生前的名利双收外，这本撰述了从罗马帝国盛期一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的皇皇巨著也奠定了吉本作为现代欧洲第一位古代史家的地位。

250多年过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可谓是一直被模仿，却难以被超越。虽然后来的学术研究能够发现吉本撰 述中的史实错误与阐释争议，但如其著作现代标准本的编订者J.B.伯里所言，“在重要的问题上面，他仍是我们超越时代的导师”。

在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除了其自带的经典光环的吸引外，似乎仍需要给出一些理由。第一个理由自然就是这本书的内容本身。该书六卷分为三大部分内容：从帝国早期的图拉真时代到395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从查士丁尼到查理曼大帝；从西部帝国的复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这一宏大视野基本构成了理解现代欧洲的前史，换言之，现代欧洲可以被视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遗产，不了解罗马帝国，无以真正理解现代西方。

除了史诗般的叙述之外，吉本还给出了自己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解释， 在全书的最后，吉本总结说导致罗马衰败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第一，时间和自然的侵蚀；第二，蛮族和基督教充满敌意的攻击；第三，对建材的使用和滥用； 第四，罗马人内部的纷争。在四个原因中，第二个原因的提出使得吉本备受争议。 在该书的第38章总结评述中，吉本直言不讳地谈及自己对基督教在帝国衰亡中作用的观点：

“宗教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来生的幸福，但要是听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若干影响，也不必表示惊讶和气愤。教士不断宣讲忍耐和退让的教义，奋发图强的社会美德就会受到阻挠，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被奉献给慈善事业和宗教活动， 而且这种需索永无止境。士兵的薪饷浪费在成群无用的男女身上，他们把斋戒和禁欲看成唯一可供赞扬的长处。信仰、热诚、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绪和争取野心，燃起神学争论的火焰。教会甚至国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倾轧之中，这种斗争极其惨烈且永远无法和解。”

在吉本的指控中，基督教作为古代精神秩序的替代方案弱化了罗马的公民精神，使得罗马人自己无法保卫帝国，而只能依赖蛮族。这一解释在吉本生前和身后都引发了激烈争议，像前面提到的赞美吉本永不过时的伯里也表示对这一解释很难认同，因为像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比西罗马帝国更为基督教化， 但却一直延续到15世纪。另外一些基督教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也从基督教建制的积极方面修正和批评吉本的这一诠释。但无论如何，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研究支配性地影响了后来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走向，在他之后，罗马晚期领域经历了从衰亡范式到转型范式乃至晚期古代的研究繁盛期。值得注意的是，晚近的学者又开始重提“衰亡”命题（具体可参见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导论》和李隆国相关研究），这么看来，吉本已经成为现代罗马晚期史研究的共同智识背景， 并且不时显现于当下的研究潮流之中。

爱德华·吉本

和吉本对基督教的态度相关，最后一个需要特别提出的理由是通过阅读吉本， 可以通过历史书写重新理解启蒙时期思想和历史的复杂与丰富性。《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的同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北美原英属殖民地签订了《独立宣言》，如果把这些事件摆在一起，我们便能更为直观地感受这本书的书写语境。借用曾发愿模仿吉本进行写作的思想史家波考克（著有《野蛮主义与宗教》）所言，在启蒙运动时代，宗教战争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多能够制约和掌控宗教纷争的主权国家，随之而来的欧洲不再是帝国，而是经由条约来相关联系的诸国联盟。与政治秩序变动相对应，现代政治也逐渐成型，而在追寻现 代政治智识传统的过程中，吉本所提出的宗教与野蛮主义需要倍加重视，它们或许一直躲在现代性大幕的背面，默默支撑着今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