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MH370消失的八年里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踪，也称为MH370失踪，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
这架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波音777飞机的失踪，导致搜索工作从澳大利亚以西的印度洋延伸到中亚。
370航班的失踪令人困惑，它已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失踪飞机之一。
【失踪和搜索】
370航班于当地时间上午12:41起飞，于凌晨1:01达到10,700米（35,000英尺）的巡航高度。传递飞机性能数据的飞机通信寻址和报告系统（ACARS）在凌晨1:07发出最后一次传输，随后被关闭。
机组人员的最后一次语音通讯发生在凌晨1点19分，而在凌晨1点21分，飞机与空中交通管制的应答器被关闭，当时飞机即将进入中国南海上空的越南空域。
凌晨1:30，马来西亚军用和民用雷达开始跟踪飞机，它调头后向西南方向飞过马来半岛，然后向西北方向飞过马六甲海峡。
凌晨2点22分，马来西亚军用雷达在安达曼海上空与该飞机失去联系。印度洋上空地球静止轨道上的一颗国际海事卫星每小时接收一次370航班的信号，最后一次探测到飞机是在上午8点11分。
最初对飞机的搜索集中在南海。在确定370航班在应答器关闭后不久就转向西方后，搜索工作转移到马六甲海峡和安达曼海。
3月15日，在飞机失踪一周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联系被披露。对信号的分析无法准确定位飞机，但确实确定了飞机可能在两个弧线上的任何地方，一个从爪哇岛向南延伸到澳大利亚西南的印度洋，另一个从越南向北延伸到土库曼斯坦的亚洲。
搜索范围随后扩大到南弧上澳大利亚西南的印度洋和北弧上的东南亚、中国西部、印度次大陆和中亚。
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宣布，根据对最终信号的分析，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和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处（AAIB）得出结论，该航班在澳大利亚西南2500公里（1500英里）的印度洋的一个偏远地区坠毁。因此，机上的人极不可能幸存下来。
搜索残骸的工作因坠机地点的偏远而受到阻碍。从4月6日开始，一艘澳大利亚船只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西北约2000公里（1200英里）处检测到可能来自波音777飞行记录器（或 "黑匣子"）的若干声响。
AAIB对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上午8点19分有一个来自飞机的部分信号，与声学振铃的位置一致，最后一个信号是在4月8日听到的。
如果这些信号是来自370航班，那么飞行记录器很可能已经到了电池寿命的尽头。
使用机器人潜水艇进行了进一步的搜索。然而，这些声响分布的范围很广，潜艇没有发现任何碎片，而且测试发现，声学设备中的一条故障电缆可能产生了这些声响。
【残片的发现】
第一块碎片直到2015年7月29日才被发现，当时在法属留尼汪岛的海滩上发现了右翼的襟翼，该岛位于澳大利亚当局正在搜索的印度洋地区以西约3700公里（2300英里）。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的海岸上又发现了26块碎片。
在这27块碎片中，有3块被确认为来自370航班，17块被认为可能来自该飞机。两块碎片来自机舱内部，表明飞机已经解体，但无法确定飞机是在空中还是在撞击海洋时解体。
对留尼汪岛机翼襟翼和在坦桑尼亚发现的一块右翼襟翼的研究表明，飞机没有经过控制性下降；也就是说，飞机没有被引导到水中降落。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370航班可能是垂直落水的，在发现襟翼之前进行的一项建模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可能性可以解释实物证据的缺乏。碎片位置被用来缩小印度洋的搜索范围，因为一些可能的坠机地点不太可能产生漂移到非洲的碎片。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政府在2017年1月叫停了对370航班的搜寻。一家美国公司Ocean Infinity获得了马来西亚政府的许可，继续搜索，直到2017年5月，马来西亚交通部宣布取消这一搜索。
2018年7月，马来西亚政府发布了关于370航班失踪的最终报告。机械故障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飞行路径的改变很可能是由人工输入造成的"，但调查人员无法确定370航班为何失踪。
【飞机失踪的可能原因】
在370航班失踪后的几周内，各种理论从机械故障到飞行员自杀都有。ACARS和应答器信号的丢失刺激了对某种形式的劫持的持续猜测，但没有个人或团体声称对此负责，而且劫持者似乎不太可能将飞机开到南印度洋。
信号很可能是从飞机内部关闭的，这表明有一名机组人员自杀--马来西亚当局尚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飞行前，没有发现机长、大副或机舱人员的可疑行为。
在发现残骸后，一些人猜测370航班是被击落的，但没有发现导弹弹片或其他弹丸的证据。
莫桑比克海岸上有时能接收到印度洋漂来的“礼物”，譬如浮标、旧渔网、几根绳子。
美国人布莱恩·吉布森（Blaine Gibson）想在那里找到一样东西。为了寻找它，他去过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这一次又来到莫桑比克。
他雇了一位当地船夫，陪他在“海洋废弃物”区域一道搜寻。2016年2月28日那天，船夫突然捡起一枚碎片问，吉布森，这是什么？
那是一枚很大的灰色三角形残片，很轻，断口处像复合蜂巢，边缘有印刷体“No Step（禁止踩踏）”单词。这一字样吉布森在飞机上见过很多次，他觉得，它很有可能是自己想找到的东西——失踪的MH370残骸。
吉布森与这架飞机和上面的旅客并无任何关联，他只想探求真相。他的判断是对的。那枚碎片来自飞机的右侧水平稳定器面板。在官方发布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No Step”碎片被认定“几乎肯定来自MH370”，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块被证实的残片之一。
为了寻找飞机碎片，他去过12个国家。从找到那枚“No Step”碎片起，吉布森已经“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他并未满足，“我不想成为历史上发现这架飞机大部分残骸的人。我希望被载入史册的最终理由是，这些碎片帮助我们找到了这架飞机以及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吉布森对记者表示。
找到碎片不是终结，找到飞机才是。
2020年3月8日，距离马航MH370从雷达中凭空消失过去了六年，它依然是个谜。
【为什么不在海岸线上找呢】
莫桑比克是吉布森去过的第177个国家。
他在中美洲的伯利兹和危地马拉做过玛雅考古学，在埃塞俄比亚寻找失落的方舟，还在西伯利亚东部探寻通古斯陨星爆炸谜团。这个拥有法律学位的中年男人，将自己定义为探险家，目标是游历各地探寻真相。
他过世的父亲曾任加州首席大法官，母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热衷于旅行。受母亲的影响，吉布森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母亲过世后，他想卖掉家里的旧房子，离开位于加州的卡梅尔小镇，继续探险。2014年3月8日这天，吉布森正在待售老屋收拾那些装着童年回忆的箱子，电视机里传来一架飞机失联的消息。
他本以为那是一次普通的空难，但几天后，事情变得“非常奇怪”。他从新闻上得知，那架MH370本该由吉隆坡飞往北京，但它飞了7个小时，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消失了。
两个月后，吉布森以12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父母的房子，准备与人合伙在老挝开餐馆。同时，他也加入了Facebook相关群组，了解MH370失联情况。
他惊讶地发现，官方没有在海岸线搜索被冲上岸的飞机碎片，而是花费了数亿美元水下搜索。“这太疯狂了。”吉布森心想，如果不知道飞机在海里的位置，就很难找到它。它的第一块残骸很可能会被一个在海滩散步的人发现，为什么不在海岸线上找呢。
他想得很简单，去到一个海滩，在海滩上散步，与当地人交谈，询问东西冲上岸的位置。飞机消失的地方在泰国湾，如果它坠毁了，柬埔寨和泰国可能会有很多碎片。这是吉布森找碎片的起点。
但事情比他想象的复杂许多。在找到“No Step”碎片前，将近一年时间里，吉布森一无所获。官方搜查由南中国海转移至印度洋深处，同样没有任何发现。
到了2015年7月29日，第一块碎片出现在印度洋西南部的法属留尼汪岛。
吉布森想，那意味着，那架飞机的下落应该在南印度洋。他先去了澳大利亚海岸，相比于非洲海岸，那里更受关注。因为最初锁定的方向在南纬40°左右，如坠毁在那里，澳大利亚南部和新西兰就会有残骸。
但那里没有。他去拜访了澳大利亚的海洋学家斯托克·切里和大卫·格里芬，他们告诉他，洋流和风将那片残骸由坠机区域带到了西部，并冲到了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
随着越来越多证据浮现，人们知道，这不是一次可控的迫降。当飞机坠毁的时候，它在一个完整的飞行位置上。它撞成了无数碎片，而不是完好无损地沉入海底。“我可以肯定地说，飞机是在南印度洋坠毁的。在南纬36°到南纬28°之间的某个地方。”
MH370究竟因何失联，吉布森不愿猜测。在失事飞机上的黑匣子被找到以前，也没有人能真正给出答案。
【有某种形式的结束是如此重要】
决意全力以赴寻找马航，是在参加2015年3月8日MH370事件一周年纪念活动之后。
吉布森坐在观众席，听一位内森女士（Grace Subathirai Nathan）发言。她是马来西亚人，职业刑辩律师，是失联家属团队核心成员。
内森演讲时，他哭了。
“每天都像活生生的噩梦。”内森穿着一件印有“继续搜索”标语的T恤，情绪激动地说。“我非常想念我妈妈，她是我的一切。有某种形式的结束是如此重要，不放弃我们所爱的人是如此重要。”吉布森在那个瞬间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演讲结束，他走上前问内森：你会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拥抱吗？
他意识到，这一次探寻真相的行动将是特别的。他想，如果找到失踪的MH370，就能给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带来答案。
239位失联者中有154名中国人。吉布森向南方周末记者推荐道，“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和姜辉谈谈，他是中国家庭成员中的领袖，非常敬业，非常聪明，非常投入。”
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他也曾在留尼汪岛和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
与吉布森的意图不同，姜辉最初去留尼汪岛，是为了“打假”。
他记得很清楚，2015年7月29日，留尼汪岛东部圣安德烈市的海滩清洁工贝格（Johnny Begue）在海岸边发现了一块疑似MH370的残骸。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飞机一定是没有坠海的。”姜辉觉得这可能是个乌龙消息，“因为多国政府搜索了那么长时间，什么都没发现，将近一年半之后，突然在那儿冒出了一块残骸，这种可能性太小了。”但他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等待着调查结果。
两个多月过去，没有调查结果。
他等不及了，叫上另外两个家属，买了机票，打算去现场核实外媒公布的信息。他们认为残片更像是人为放置的。
“清洁工发现（残骸）的位置太蹊跷了，他沿着海岸去清洁，中间有一个休息点，残片就在休息点正对着的海边上。”太多的巧合让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有一个瓶子摆在你家大门口，只要你推开门，一定会听到瓶子响。”
得知家属要来，圣安德烈市长做了特批手续，派工作人员直接带他们去了碎片发现地，并联络了发现者贝格。姜辉找借口到这位清洁工的家里转了转，发现他家里的摆设简单，能看得出条件只属于社会中下阶层，但“很虔诚，很干净”。
姜辉反复询问有关残片的细节，它的位置，搬运它的方式，参与的人数，放置及运载的地点。
他想找到“事发现场”。当时有人剪辑了媒体拍摄的警察搬运残片镜头，根据太阳光线的角度、人影方向和海滩方位分析，“残片绝对不是从海里搬到陆地上的，相反，是从陆地到海里，有人为作假的可能性”。姜辉觉得那个热帖说得有根有据。
那个镜头拍摄地，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他们快要放弃了，在一条海沟附近，他们看到一块有特殊标记的石头，上面的裂纹跟视频里完全一致。根据石头的位置，姜辉一步步还原视频的情景。
他发现，当时警车应该是停在了那条沟的另一侧。想要将碎片搬到车上，确实需要从它的发现地先回到海滩，从海滩穿过那处水浅的小入海口，再回到陆地。视频分析的搬运顺序没错，是由陆地到海里，但不是作假。
留尼汪之行，姜辉排除了一些阴谋论，但没能确认什么。
又等了两个月，调查结果有了——贝格发现的碎片属于波音777的襟副翼（flaperon），即安装在机翼后缘的一块操纵面。来自失联的MH370。
【碎片最大的特征棕色六边形蜂窝】
人们常问吉布森，发现飞机碎片时是否开心。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去到某处沙滩，发现239个人在喝椰子汁，问我怎么这么久才来，那我会感到开心。”
然而，他发现的是飞机残骸。他心里清楚，自己为MH370的搜索和调查做出了贡献，但其指向的结果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他带来的消息相当于是在告诉家属，飞机可能坠毁了。
他能感知到，家属们的情绪充满矛盾，“他们似乎对我所做的事充满感激和恶意”。
但至少姜辉心里并无恶意。“我很感激他为MH370所做的一切。”姜辉特意对记者强调，“你一定要帮我加上这一句。”
在姜辉眼中，吉布森“人高马大”，常戴一顶宽檐牛仔帽，有西部牛仔般的粗犷，曾就着姜辉打包回来的半盒麻婆豆腐，吃掉一碗米饭，算作晚餐。他们曾共同寻找碎片，因此相熟。
作为家属，姜辉寻找MH370碎片的举动同样惹怒了部分中国家属，他们坚信亲人还活着，认为那是种伤害和背叛。采访中，姜辉刻意避免提及失联者的下落，不作猜测，不予置评。
他发现，各国家属的认知不同，许多马来华裔家庭已经为失联乘客立了牌位，法国家属接受了“上帝的安排”，一部分中国家属则坚信失联者还活着。
姜辉自己不敢说出自己的答案，“这几年，我尽量不去设想飞机或者我的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就是有些人说的，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沙子里，躲避一些事情。”家属们的共同点是，所有人都想要一个结果。
2016年12月3日，包括姜辉在内的中国、马来西亚、法国共计8名家属组队，向往马达加斯加寻找碎片。
这个“神奇的组合”让姜辉印象深刻。在当地沟通流程复杂，他说完一句话，马来西亚的华人帮他从汉语翻译成英语，法国家属再转译为法语，当地人再解释给当地渔民。
他们制作了印有残骸图片的英、法文宣传册，上面记录着飞机碎片的特征、包装和保存方法，附有联系人的邮箱与电话，打算挨个部落分发。
跑了快十个部落，姜辉在一家超市里，遇到了一位华人老板，“他说你把这小册子放我这就行了，他们每个部落都会跟我这买东西的，我到时候给他们就完了。”
姜辉的目的很简单，“当时我们听说搜索要停止了，所以想做一些推动搜寻MH370的事情，希望能通过行动感动官方，让他们持续搜索。”他真的发现了一枚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的圣玛丽岛上。
2017年1月17日，MH370搜索工作中止了。那时，吉布森已经在马达加斯加搜寻到十几枚残片。
相识十年的老友康奈特（Nicholas Connite）曾在圣玛丽岛陪着吉布森找了一个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觉得吉布森的眼睛里“有火花”，他知道吉布森的心意非常坚定。
但康奈特自己没指望找到任何东西，一架飞机，即使碎成一百万个小碎片，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找到其中一片，看起来也像是不可思议的任务。他们住在附近的度假村里，租了两辆小型沙滩车（ATV），在沙滩上分头搜寻。
在海滩上来来回回走了三天，康奈特发现了很多船和塑料的碎片。第四天，吃过午饭，突然下起大雨，康奈特想要避雨，将沙滩车开得飞快。冲下海滩的一瞬间，他瞄到一样“看起来不像海滩上任何东西”的物体，那时他突然意识到，它就是飞机碎片。
他摸了摸那枚碎片，将它放进袋子里，在雨中像印度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更多碎片的发现，主要归功于热心的当地人。吉布森展示了自己找到的碎片照片，告诉他们，碎片最大的特征是，断口处有棕色的六边形蜂窝。
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找到了疑似飞机碎片，就会得到一个小奖励。吉布森会根据碎片的重要性支付奖励，金额10至60美元不等。有刻字或编码信息的，价格更高。这对非洲当地人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数字，尤其对于孩子而言。
接受记者采访时，吉布森身在老挝，他在那里开了一间酒吧。世界上有195个国家，他去过其中的185个。随着搜索脚步放慢，他打算将环游世界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走遍剩余10个国家。
“如果有人从我去过的任何地方发现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飞机的一部分，他们会通知我，我会尽我所能确保它被收集和调查。”吉布森说。
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的碎片被发现了。
【无法被识别的私人物品】
2020年3月7日，MH370事件六周年的前一日，姜辉在微博呼吁恢复悬赏搜索。
美国私营公司“海洋无限（Ocean Infinity）”曾在2017至2018年进行过水下搜索，他们与马来西亚政府签订合同，没有找到飞机，就不必支付费用。但2018年5月，“找不到，不要钱”悬赏搜索行动被叫停。
“那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我希望他们回去搜索一些以前没搜索过的领域，查看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也许能找到它。”吉布森认为，碎片透露出的信息已然足够，来自海面和海岸线的新碎片不会对现阶段调查造成很大改变。“现在是集中精力继续水下搜寻的时候了，试着找到真正的坠机地点。”
诉求反复表达，进展却几乎为零，随着时间推移，MH370渐渐被忘却。
姜辉曾在2020年1月告诉记者，经家属推进，中国民航局在2019年年底向马来西亚民航局发出了公文性质的邮件，要求他们注意满足家属的几个合理诉求：
第一是要提供《MH370安全调查报告》中文翻译版；第二是尽快恢复家属的心理援助；第三是见面会不能停，与马来西亚政府的沟通渠道不能断；第四是给家属设立的先期赔偿款要恢复执行，不能设置任何障碍。
姜辉说，这是“五年来一直在催促的”事情。但现实是，每一个时间节点，家属们都会提出相应诉求。这些未实现的诉求，继而被堆积至下一时间节点，再次重申。
2020年3月1日，马来西亚政府再次更迭，“几年的诉求又要重新来过”。
“世界上发生了太多事情，但那239个人，我不想他们被忘记，不想让这个谜团和悲剧继续下去。”吉布森说，这是他决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理由。他相信，只有找到那架飞机，才能解答失联谜团，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
身为普通人，他无力完成水下搜索任务，但他在投入精力做另一件事——找飞机上的私人物品。他最想找到信用卡、护照或身份证，能够明确透露身份信息。但它们很可能已被海水破坏。
每次他在海滩上看到一件夹克或一个包，他都会去翻找，希望找到手机、SIM卡或USB，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信息。
他在发现飞机残骸的海滩上，找到过一些手提包和一条皮带。他将这些可能的私人物品通过官方渠道辗转交给马来西亚政府。
但没有结果，这些物品甚至没有被调查报告提及——它们不能被识别。唯一的方法是——吉布森已经想好了，如果有一队志愿者能仔细看看乘客登机录像，将被发现的物品与影像资料核对，就能找到答案。
2016年6月6日，他曾经在马达加斯加的海滩上，找到一个小小的显示屏，只要坐经济舱，就能在前排座椅靠背上看到它。
他捧着显示屏，没忍住泪水。他意识到，如果它属于MH370，说明飞机主舱已经被撞坏了。他将破碎的显示屏握在手里，想象着坐在显示屏背后的那个乘客，“这可能是他看到的最后一个东西”。
八年了，所有已知信息，仍拼凑不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一次次成为舆论的悲伤样本，并不是家属的本意。持续不懈的追寻，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消耗。
【残骸搜索】
那一刻具有某种魔幻色彩。骑着摩托车沿着沙滩缓缓开过，他看到了那个蜂窝状物体，在非洲烈日暴晒之下，反射出光芒。他跳下车，捡起它，确认是一块飞机残骸。姜辉与2014年3月8日消失的MH370，有了最近的接触。
兴奋与惊讶涌上心头。寻找残骸，是姜辉跨越半个地球，来马达加斯加的目的。在2016年12月，为期8天的搜索里——之后他还去了毛里求斯——那是他找到的唯一一片残骸。
但很快，那感觉里混入悲伤与无助，“要靠家属自己的力量去推进MH370的真相浮出水面，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与官方在深海中利用高科技仪器的搜索不同，这种民间的海滩搜索，依靠的仅仅是肉眼和脚力。能在短短几天内就找到残骸，属于小概率事件，难免有些神秘的运气成分。迄今为止，全世界仅发现不到30片疑似MH370的残骸。美国探险者Blaine Gibson凭着对未知事件的好奇，通过自费搜索，找到了其中的15块，但那是用了几年时间，通过团队才完成的，Gibson亲自捡到的只有两块。
与姜辉同行的，是一支家属们组成的“国际纵队“，除了3个中国人，还有强壮高大的法国人Ghyslain Watrelos，印度裔马来家属Nathan父女，以及两位马籍华人。就连Gibson也一度加入，这位探险者给家属提供了许多实用指导。这支队伍不是如无头苍蝇般随机选择地点，而是根据澳大利亚海洋学家Charitha Pattiaratchi就洋流流向判断后提出的建议，兵分两路搜索。
那段经历像电影一样。在马达加斯加，鳄鱼与毒蛇曾与姜辉近在咫尺。他们坐着皮卡开在土路上，“咣当、咣当、咣当“，屁股几近散架。海滩优美如画，沙粒细如面粉，走上去“嗞儿、嗞儿“地响，连走几十公里不见旁人。在那座搭乘直升飞机方可抵达的圣玛丽岛，酒店没有网络，到了晚8点就断电。有一次跨岛搜索，浪太大，船搁浅在岸边，他们唯有把东西打包丢上船，然后跳下海里去推，好几个人根本不会游泳。当船浮起来，“大家唧里咣啷就往船上蹦“，浪不断打来，有人掉下船，还有人受伤流血。
他们去到几个部落，把消息带给渔民，日后一旦发现残骸就有5美元奖励——对当地人来说已经是有诱惑力的酬劳了，后来真有一片残骸是这么找到的。沟通颇为麻烦，马来华裔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法国人Watrelos把英文翻译成法文，当地雇佣的司机再把法文翻译成渔民能听懂的土语。
运气在某些时刻眷顾他们。旅途中，他们遇到一位华裔，听说他们的经历后，那人说不用再逐个部落去找了。他经营着全岛最大的一个超市，所有部落的酋长都会来采购，他可以把印有残骸辨识方法、上交地点等信息的宣传册复印后，交给他们。
姜辉把那片残骸带回中国，交给了民航局。相比海中搜索，岸边残骸的价值有限，它更具象征意义。世界的关注在流失，姜辉说：“希望我们这种决心，能让各国政府看到，希望能感动他们，打动他们，让他们知道家属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也不要放弃。“
2015年8月10日，法属留尼旺岛，当地对海岸线展开搜索，继续追踪马航MH370残骸。
【一个痴迷者】
44岁的姜辉完全不在意个人整洁，头发永远是凌乱的。他的房间杂乱无章，堆满马航相关各种资料。这几年的焦虑与失眠，为他新增不少白发，脸上也长出斑点，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
他已经失业快两年了。大学毕业就进入那家公司，工作20年，销售业绩多次排名第一，MH370出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麻烦。解约时他对老板说，“这回你也放心了，以后不会有这部门那部门给你打电话了。“他后来再也没有找工作。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围绕一个目标展开。母亲姜翠云在那架飞机上。
过程里难免有自我折磨的意味。2015年9月，他经历了为期8天的绝食。他买了5个有红外功能的摄像头，装在家里不同位置，上厕所也拿着一个，只对着脸部拍摄。每天倒是过得很充实，白天研读马航资料，晚上9点就收集视频，压缩、备份、上传，弄到一两点才完事。夜里睡不着，在客厅沙发上他坐在黑暗中干瞪眼。8天里除了喝水只吃点维生素片，没洗澡。
遵守警方要求（绝食前他被派出所传唤做了承诺笔录），他将行动影响力降至最低，整个过程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做了个不公开的端口，开放给了几家外媒观看，但人家很快就丧失了兴趣。他没告诉其他家属，但这事还是被人知道了，第三四天，有人跑到他家里劝解，直至此时，姜辉的妻子才反应过来，原来过去几天都睡沙发、号称要减肥的丈夫在绝食。但没有人能阻止他。
绝食是因为总得找些事情做，后来他总结，2015年是他最为无助的一段时光。空港中心的中国政府联合工作平台在当年4月关闭，家属诉求将走信访渠道。“当时我很不愿意戴上这个帽子，活了40多年，突然变成上访户了？“姜辉说。那个词从不属于他的人生，他家境优渥，父亲是名高级公务员。马来西亚政府人员也从空港中心撤离了，家属难见一面。只剩下马航每月见面会，但马航不负责搜寻，一问三不知，提问只能转达，见面会变成了家属情绪的发泄口，哭闹一番各自回家。
那次绝食之后几个月，在姜辉家客厅，他与记者聊起僵滞的局势，妻子与5岁女儿也在房间。以前采访时他避开家人，但现在他似乎表现得无所谓了。对于他的痴迷，妻子偶尔发牢骚，但姜辉称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家庭生活。
他有很多想法。他曾向家属介绍过一个宏大计划——信标漂流测试：租一艘船，沿着总长1000多公里的“第7弧线“——那是多国专家通过MH370与卫星进行自动通讯的数据，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隔十几公里抛下一个装有GPS的信标，看看最终会漂到哪里，以佐证飞机落点以及残骸流向。
姜辉疯了吗？不，他是通讯专业毕业，他称这是他的本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列着计划书。当然还有很多细节要考虑，比如：电池续航能力要好，最好是用太阳能，因为“做到三五年都要有可能“；GPS使用北斗系统，相对便宜；时间选择3月份前后，尽量能还原现场情况。
他的另一个想法听来也颇具雄心，征集10万人签名请愿白宫，要求美政府公布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通过网友介绍，他找到一个美籍华人，负责推进这件事。
当初家属自发成立的“家委会“已经不存在了，但家属们并没有变成散沙，通过微信群组，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投资人宋春杰曾是“家委会“核心组织者，但他住在香港，工作繁忙，姜辉则因为对此事的投入，成为群体中的隐形领袖。很多的家属联合声明，由他起草。宋春杰当面说过姜辉：“你连工作都没有，你怎么生活啊，没有生活，你找个屁飞机啊。老婆、孩子怎么办？最后你是害别人！“但内心里，宋春杰佩服姜辉，“他比较执着，属于一根筋的人。“
姜辉小心翼翼地维系群体的团结，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求同存异“。在他管理的微信群里，他总是调和不同观点，从不与人争辩。他乐于对媒体讲述那些家属们的美好，比如云南鲁甸地震后，家属们有“设身处地的感受“，纷纷捐款（为了不制造道德压力，他设定每人上限100元），最后凑足12000元，以群体之名捐献。
家属们隔三差五见面。他们去雍和宫祈福。他们与警察发生冲撞。在那些不祥的消息宣布时，他们一起抱头痛哭、互相鼓励。他们经历了所有的愤怒、惊慌、无助，而彼此的存在，是这片悲伤的海洋中仅有的安慰了。
他们分享着新闻与流言，老人们也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在这个全球资讯流通时代，很难有什么消息被他们真正错过——护送高尖仪器的8个技术专家、植入了炸药的4吨山竹、CIA特工与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参与、可疑的迭戈加西亚岛的美军基地——阴谋论从MH370消失后的第一时间就开始流传，并不断衍生各种各样的版本。当有人在网上看到一本名叫《MH370应该在这》的地下出版物的封面，立刻发动大家行动起来，天津家属很快就找到了作者——一个河北籍退休老先生，从他那里直接购买了三四十本。结果令人失望，那是本拼凑出来的书，根本没有指明MH370到底在哪儿。许多消息已经被证伪。这不妨碍很多家属相信，飞机被劫持了。
基于这个前提，家属之间当然有分歧。2015年底马航提出了252万元和解赔偿款，是否领取成为矛盾焦点。和解只是放弃后续经济赔偿责任，并非放弃追寻真相，但家属群内的“政治正确“的看法，选择和解等于承认乘客死亡，是对群体的背叛。
姜辉能理解那些选择和解的人。那是政府的推动方向，有的家庭里有人当公务员，唯有配合。有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生活不易，需要那笔钱。和解是个人隐私，家属间互不知晓，只能捕风捉影地猜测。姜辉提出要求，微信群内不允许讨论任何属于个人家庭的决定。
但短暂的平和很快被打破了。马航事件2周年前后，一份39人的和解名单抛到了群里。就连司法部指派与马航谈判的中国律师团，都大为吃惊。名单就像一枚炸弹，引发了家属之间的攻诘，极端伤人的话也出现了——“年轻媳妇，认人死亡以后，好再找个主，解决性生活“，“认钱不认人，飞机上是你义父。“
姜辉极为痛心，他在群里留言：“我们都是同命相连的人……我们人生不应遭受这种痛苦和折磨，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我们建立微信群是互相沟通和取暖的地方，应该是个精神的家园和共同携手和肇事者战斗的地方，而不应该是家属之间的屠宰场。“
名单的发布者是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后来，姜辉把他从群里踢了出去。
【姜辉的敌人】
关于文万成这个人，家属们对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描述。一个20多岁的田姓小伙子说他是“果敢、有智慧的老人“，但也有人说他是“人渣“、“世界观、道德有问题的人“。姜辉从未攻击过文万成。
两人的矛盾是公开的。早在2014年中期，文万成就找到律师张起淮，并号召大家一起维权。张起淮是航空法专家，代理过多起空难索赔，他表示愿意免费代理MH370家属。但姜辉不信任他，认为他有炒作目的。后来他承认，对找律师存在心理障碍，更愿意把控制权拿在自己手里。不止是姜辉，很多家属朴素的价值观里，张起淮有一个“污点“，他代理过李天一案，“那官司没打赢，可是他吹得挺响“。
张起淮曾提过一些设想，比如请相关专家来给家属们讲解、提供办公室作为家属活动场地，但他后来又说，“这页要翻篇了“（指该把工作重点放到其他地方）。这话传到姜辉那里，更添反感。其实，张起淮和家属在基本观点上并不相左，比如，他提过5万美元的先期赔款坚决不能拿。
一度，文万成是张起淮的唯一支持者。经他不断推销，陆续有十几个家属选择委托张起淮。但群体效应并未形成。文万成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姜辉的反对。敌意的种子在那时种下。
两人的关系不断恶化。姜辉在群里说话，文万成就发一堆重复的话刷屏。他宣传绝食是姜辉虚假的作秀。他还将一张姜辉笑着的照片四处传播——那是某次家属聚会的抓拍，作为“没心没肺“的佐证。私下里文万成会给其他人打电话，“统一战线去反驳“姜辉。在记者去山东采访文万成之前，天津家属徐京红特地打电话恳请文万成不要公开内部矛盾，但他还是说了很多。
“老文身上的优点，那种执着，对张起淮的那种忠诚，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但是老文也有他致命的缺点。“北京老太太戴淑琴夹在文万成与姜辉中间，没少做思想工作，“他们俩要能合起来，这是什么劲头啊。可是这俩也没走到一起。“
文万成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走到哪都带着针孔摄像机，注意随时保存凭据。被姜辉从家属群里删除后，文万成将被删消息截图，群发给记者。他并没因此变得孤立。他早就建立自己的群，其中一个叫“实实在在找人群“，名字本身已经表达了他的态度。
因为他浓重的山东口音，他的话有时难以听懂，但不影响一些家属把他当成值得跟随的人。他擅于指挥与动员，也不忌讳因为做了出头鸟而被盯上。2015年春节家属集体去马来西亚提交诉求，就是他带队、规划行程（姜辉迟后几天加入，那是两人有限的合作）。
他自有一套调查手段，当媒体报道有家属去法院申请乘客死亡后，他很快根据原本含糊的信息，确认了是谁。至于那份引起轩然大波的和解名单，文万成说，他是从能接触到名单的人那里诓出来的，“有的官员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呢？炫耀政绩。你看看，我完成任务了，我怎么怎么着。好，我看看你怎么完成的……“通过观察群里流露的蛛丝马迹，他再予以核实。
“我就是个老间谍，什么事都瞒不了姓文的。“他笑眯眯地对记者说。
他从未觉得公开那个和解名单有什么不妥。“对这些领钱的，照死里骂他们。同乘一条船，你在船上凿了一个洞，看似是你个人的事，实际上是吗？你已经危及到大家伙。他给你钱了，他不就放心了吗？也不用再给你追真相了。“
不要将文万成理解为一个丧失理智的人。生活中他邻里关系和睦，是小区业委会主任，去年还代理居民打赢了与维修商的官司。采访间隙，他接了个电话，协调住宅漏水问题。
他有着脾气火爆的一面，有一次言语不和，他对比他瘦小得多的家属栗二友动了手。栗二友脖子被勒青，文万成还抢先打了报警电话。但与家属面对政府的时候，他心平气和，尽力疏导冲突。最近，外交部的一位司长会见家属，当他说到对家属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令司长撤回这句话。在文万成拍摄的视频里，他维持秩序，劝大家不要计较说辞，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
与姜辉的恩怨，其实与个人无关，一切是为了儿子文永胜。
儿子是他的骄傲，当过掏粪工的父亲培养出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儿子事业很成功，即便结婚生子，也和父母住在一起。儿子是他快乐过往的最重要部分。从小到大，儿子管他叫“老文“。1978年，“老文“有了永胜，为了让儿子未来保有年龄优势，他将出生时间改小了两岁。2014年那个下午，他开车送儿子出差。儿子代表公司去吉隆坡签合同，穿着单薄的西装，那天天冷，母亲李继平给他加了一件坎肩。
“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文万成曾对戴淑琴说。
【活着的希望】
随着马航3周年的临近，中国家属们没有沉寂，反而愈发活跃起来，很多老人不再满足每月一次的见面会，而是每天都坐一两小时车，去到顺义的马航办公处交涉。如文万成一样，他们用“找人“或“要人“来描述这种行为。
马航事件在2014年3月8日发生，却从未真正结束。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极速前进，关于MH370不断涌出的疑点与彼此矛盾的信息，令家属们不断回到一切发生的原点。所有找到的残骸，最多也是“高度疑似“。100%的确认是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事。而飞机至今无影无踪。
MH17上的人都死了。但MH370不同，希望是在的。家属们只不过秉持着那条古老的中国伦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节哀顺变“的告慰是一种严重冒犯。他们拒绝“遗孀“、“难属“等称呼。而群体的存在，支撑彼此，保护彼此，也令希望之光变得强大。如果你愿意相信，如果你想在寻亲或者寻真相的道路上走下去，你就不是孤独的。
2014年3月24日，当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央视在播放这条新闻时配上一行字，“机上无一人生还“。许多家属急了，要求马方确认纳吉布到底有没有说出“无一人生还“。收到口头答复后，家属不答应，要求提供凭证。经几次的强烈要求，书面文件终于来了，那不是纳吉布的原话。
妹妹一家5口在飞机上的戴淑琴后来回忆，那一刻她感到了些许宽慰。“你分析纳吉布这句话，终结在南印度洋，那就有两种可能。终结在南印度洋小岛上，也叫终结，掉在南印度洋也叫终结。所以说纳吉布这人非常聪明，即便真相出来之后，人家滴水不漏。“
除了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猜测，家属自己也挖掘出了一些证据，似乎能支撑以上论述。比如事发后的不同阶段，均有人拨通了乘客电话，但从未应答。还有人看见了乘客的QQ上线。
另一方面，某些外界反馈给家属的信息，也给他们的乐观信念注入能量。
一对山西太原夫妇求卦周易，拜见藏传佛教上师，还奔赴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只为问询孩子平安。一位30多年党龄的退休机关干部，破例违背信仰去找了农村老家的神婆。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所有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是的，他们还活着。
栗二友的儿子搭乘了MH370，他是中兴公司的技术员。一辈子都是农民工的父亲跑去儿子在吉隆坡的工作单位，询问人“到底是死是活“。接待的人对他说，“你儿子没死。就在这个屋里，他跟你一墙之隔，但是你永远见不着了。“他和其他家属聊及此事，坚信这是人被绑架的暗示。
总有奇怪的人接近他们。有人给姜辉打电话，“说你拿出勺子在桌上转转，你拿个碗转一转，你就知道人在哪儿了。“有人给他写信，“说你来一趟，我有人在的证据。“某无法具名的气功组织成员也曾想混入家属的会场，家属们报了警。但2015年春节前，给张永利大爷送去米面以及200块钱的那个神秘人，他留下的几句话被严肃看待了。“人肯定回来，不会让你们早知道，顶多让你们提前一个小时，上什么什么宾馆去见就完了。“姜辉感觉这人不过是个慈善或者宗教团体的成员，但话在家属之间传着传着，到了老太太戴淑琴那里，那人就成了“外交部谈判专家”。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道哲学意味的命题，选择相信什么，或者以何种方式相信，会带来不同的生命体验。
事发后第一年，戴淑琴铺块布就睡在家里的地板上。那时候她相信的版本，还是飞机掉到了一个小岛上，“他们什么处境啊，准保就睡在那石头上。“釉砖冰凉，她只想和妹妹感同身受，其实她也不懂南印度洋到底什么天气。
女儿心疼她，说姨妈已经死了。“我还没法跟她解释这人活着呢。你要一跟她说，她告诉我有病。“但活着只是一个粗疏的概念，关于细节的疑问不断涌入她的脑子，“我妹妹今天61岁，心脏不太好，有人给她治病吗？那小孩5岁多了，也该上学了。年轻人正是年轻力壮，正是有作为的时候，他们干吗呢？“这是一场可以无休无止进行下去的自我拷问。
她一度没有其他家属那么自信，她也想过，即便3月8日那天乘客还活着，有没有可能后来遇害？“那个时候我不坚定这人活着呢，还是死了，是特别慌的。“她回忆说。她变得厌食，体重迅速下降，从140斤降到100斤出头。医院开具了抑郁症的诊断。她三天两头往马航办事处、马来西亚使馆以及各大部委跑，有一晚赶末班公交车摔成了胳膊粉碎性骨折。
想法在2016年10月份以后发生了变化。那感觉就像一觉醒来，她突然对生活有了崭新的认识，“如果过分地去较真儿，伤的就是我们自己。“戴淑琴说，“我很清楚，认为活着的，是我主观上的认为，不是客观上的。但是你只要客观上没有证据证明这人死了，我就认为这人活着呢。“
那是她的转捩点。虽然仍然时有情绪波动，一旦认识不再动摇，她比以前好受多了，“吃饭好了、睡觉好了，体重又长了十几斤。“
一切变得单纯了。“我们就要人，我们不要什么说法、真相。“她告诉自己，要好好活着，“我一定要等一个结果出来。我上农贸市场捡菜叶我都能活着，我都能挺着。”
【两种态度】
某些时刻，希望的火苗看起来就要熄灭了。2015年7月底，首块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的时候，家属们心都碎了。文万成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第一时间放心睡觉“。他肯定地表示，残骸是为了掩盖事实或者误导调查而制造出来的假象，“后面的文章可就大了“。
网上的那些阴谋论，姜辉都读过，他也深深怀疑，残骸是整场谎言的一部分，发现它的那个海滩清洁工Johnny Berge，可能是指派的底层执行者。
“你不是坐在家里怀疑，我认为他那个翅膀就是假的。“他的方式是亲自验证。找到Berge本人未必容易，此前有个中国媒体差点就找到他了，但他前晚答应了，又临时放了鸽子。但2015年10月，姜辉与另两名家属是带着“一定要找到“的信念去的留尼旺。
抵达当地几小时后，他们就见到了Berge。这是个阴差阳错的结果。他们原本打算低调潜入，展开秘密调查，但在毛里求斯转机时，因为没有留尼旺签证（他们以为免签）滞留两天，机票也作废了。后来托人托关系，凭着某种特殊的入关凭证，才得以入境。这样一来，当地市政府早已惊动，等姜辉等人一落机，就派员协助了。那位黑人市长颇为家属的行为感动，腾出自己的办公室，为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自不用说，Berge也是应政府召唤前来见面。
在留尼旺，当地华人商会主席告诉姜辉，如果需要在海滩举行点火哀悼仪式，他已经给政府打过招呼。但姜辉婉拒了。政府还提议在残骸发现地建立纪念碑，他也表达了反对。尽管2015年1月马方就推定马航失事以及机上人员死亡，但姜辉认为，“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推定是可以更改的。“
那5天里，姜辉等人去海边勘探，与当事人交谈，将最为流传的几个重大疑点逐一排除。甚至找机会去Berge家吃饭，他也抱有一个目的，“传闻说他们家有很多海边捡来的东西“，但他并未发现疑似属于乘客的物件。他最终相信Berge不涉此事，“这个人就是咱们所说的劳苦大众，家里都是佛龛，没有太多的玄机。“
纵使解开了一些谜团，新的谜团又生发出来。贝壳。那片残骸有着拇指大小的贝壳，按他的理解，海中漂流了两年，贝壳的生长速度应该不止于此。想到这里，他就感到后脊发凉。Berge表示，海边捡到的其他漂流物，从未有贝壳附生。姜辉在搬运过残骸的草丛中仔细寻觅，找到了几枚贝壳，他认定那就是从残骸上掉落下来的。他将其带回中国，视若他千里跋涉的战利品，但这些他小心收藏的贝壳，带着未解的谜团，至今仍在折磨他。
姜辉一行人是瞒着其他人偷偷出来的。后来，他的行踪被文万成“揭露“，并毫无根据地称他是“拿了政府钱去维稳的内奸“，这在家属群中引发轩然大波。许多老年人从心底拒绝接受残骸的存在，而亲身确认的行为，不管结论如何，都被他们视为在迎合谎言。让姜辉感到意外的是，就连老太太戴淑琴——两人关系情同母子，家属之间有分歧，她向来是站在姜辉这边——这事之后，也有几个月躲着他。
这件事大大伤害了一些家属与姜辉的感情。“这时间特别长了，每一个人内心里都生出很多东西来。“戴淑琴说，“你看比如微信里边，姜辉原来发东西，那是一呼百应。为什么现在要发点什么东西就没人言语啊，你像有些人就直接站出来反对。“
文万成的威信则与日俱增。他比其他家属有着更为笃定的坚信，即便深陷冰海，老人身上仍然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更重要的是，他能说出家属们迫切想听到的话，那是姜辉提供不了的。“他一直说我手里有人在的证据。但是他说现在不能拿出来，拿出来就可能乘客有生命危险。“姜辉说，“我不敢说我手里有证据，人在和不在的证据，谁敢说呀？“
适应着新的事实与局势，与阴谋论调印证、相扣，文万成理解的事件版本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是这个样子的：飞机没有坠海，而是向北继续飞行，连同乘客，被藏在了世界的某个角落。今年年初，南印度洋的搜寻工作宣布中止那天，他站在街上嚎啕大哭。记者问他，他说：“我是高兴，飞机根本不在海里！“
采访中，文万成不愿意谈论自己，也很少陷入回忆，而是把每一个问题转化为观点与事实的梳理。从二战时的英德之战，到金正男被刺杀，他将这一切联系到一起，混乱地谈论着。他相信美国是幕后黑手。阴谋论不再是一句简单假设，是一整套能够自洽的复杂世界观。令别人感到困惑的举动，在他自己的理解里，是完全合理的。
不，那个有糖尿病的65岁老人只属于过去，他是一名斗士。儿子总说，以后要带老两口去香港，但现在，儿子待在黑暗冰冷的地方。他为他感到难过。父亲要拯救他。强大的父亲，要把一切都搞定。
他用奋斗来形容现在的生活。无视残骸存在，他也在进行着他的工作。比如，对飞机上那4吨可疑的山竹的调查。根据货物清单上的地址——那是距离北京市区50公里的一处偏僻仓库，他和一个叫侯涛的年轻家属开车过去，以场地出租的名义，和负责人交流。随身携带的秘密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但他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山竹购买者是姓黄的一对台湾夫妻。他的调查卡在这里，没有再推进下去。
他并不常参与家属聚会，而用更多的时间坐在电脑前。硬盘里已经积攒了10T的资料。每次读取资料，他会把网断掉，称是为了防间谍侵入。他登陆外国的论坛，用翻译软件艰难地阅读里面的信息。论坛里有人说，疑似乘客的衣物出现在沙滩，于是他把照片放大，逐个细节观察，最后认定根本就是不同的衣服。他放心了，嗯，坏消息又一次排除。他和一个叫Paul Power的澳大利亚人建立联系，把他的言论翻译后发在群里。Power认为所有国家发出特赦劫机的组织或个人无罪的信息，人才能回来。
当这一切结束时，他想和儿子一起嘲笑所有经历有多么荒谬。他是拍过视频的，“儿子，你看这些人，多好笑，哇哇哭。”
【新的努力】
2017年3月在吉隆坡举办的马航事件3周年集会，姜辉等6位中国家属也赶至现场，与国际家属发出共同倡议：让各国政府、波音公司、马航以及民间出资，建立规模为3-5亿美元的基金，利用利息维持现已中止的海中搜寻。
对于此行仍有一些异议，认为与外国搜寻队伍挂钩，误导了方向。“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有点闭关锁国的感觉。“同行的徐京红感到忧虑，“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坚信我怎么样。这个没有用。不光没有用，而且整个人都会扭曲的。“
姜辉承认，之前他提过的信标漂流测试、10万人签名白宫请愿计划都流产了。但他也做成了许多事，除了留尼旺、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他还去了澳大利亚，登上“发现号“，与搜索团队见面。那段旅程让他相信技术的力量，“他们把一米见方的东西扔到海底，五个全部找着“。
在漫长旅程中，他弄明白一些事，也对另一些事情产生了怀疑。但这又能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不清楚。相关报道寥寥，世界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做了什么。
他还在努力，认为自己变得更加理智。他不再重复阴谋论，而是把重点放在具体程序上。过去很长时间，他抗拒与律师接触，但现在，他在中、马都提起了诉讼。3月7日，他在吉隆坡高院代表16位家属立案成功，将马民航局与军方列入被告，依据是两者未遵照国际民航公约规定的工作流程行事。他也寄希望于法庭调查，披露更多马方未公布的信息。
在吉隆坡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见面时，姜辉提到想看登机录像——这个要求多次被提出了，却卡在繁琐的官僚程序里；他还提出马方发布的两周年调查报告只有两页目录，应该把更详尽的内容披露。当他提到中国老年家属大量爆发抑郁困扰，需要心理辅导，在场的马航负责人Fuwa回答，“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家属都是坚信人还在。”
“如果要是在预设一个前提下，你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那叫洗脑。”姜辉与他辩论了一会儿，但没有结论。廖中莱最后说，看看是否可能联系一些中国养老院提供援助。
至于家属提议建立的搜索基金，廖中莱表达支持，承诺带到三国部长会议去讨论。姜辉颇受鼓舞，但同行的宋春杰私下对记者说，姜辉过于天真了，“你说家属成立一个基金，然后政府加入，你想想可能吗？“从这个52岁的投资人的角度看，那是一份规划空泛、无法落实的商业计划。他指出廖中莱不过是敷衍，“政府都这样，有一个人说帮你分担，他巴不得呢。”
宋春杰认为，就像过往无数次发生的一样，这次与廖中莱的见面并无实质进展。
在很多事情上宋春杰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冷静。他从未看好姜辉的信标漂流测试，“什么洋流分析，你做不到，你不是专家。”至于留尼旺的残骸上的贝壳尺寸，他觉得是姜辉想多了，“这个问题不值当我去思考”。他根本不认同阴谋论，从动机上就排除了，“人家有什么道理给你隐瞒一个飞机”。和很多国外家属认识接近，他认为失事源于波音的质量缺陷。
一切只是猜测。所有已知信息，仍拼凑不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一次次成为舆论的悲伤样本，并不是家属的本意。持续不懈的追寻，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消耗。
宋春杰记得，家委会里有个叫姜鸣的姑娘，特别善良，但当姜鸣开始在群里号召，“一定要忘掉痛苦，重新开始生活“，她就被排斥了。有次，连宋春杰也忍不住了，对她说：“为什么非要忘掉痛苦，为什么我不能记着370我继续我的生活呢？我从来不认为这是矛盾的。你越这样做，越证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相对克制，有些人说的难听得多。后来，姜鸣以及另几位家委年轻骨干，不再活跃。
但很难说有谁真正脱离了这个群体。在作为集体决策的“投票群“，这里每个乘客对应一个家属，基本无人流失（很遗憾，文万成不在其中了）。那些选择“重新生活“的人，也注视着事件的进展。网名“漫步鱼“的家属在微博记录对航班上的丈夫的思念，被大量网友关注后，她几乎不再更新，集体活动也不再露面。但在马航3周年的节点，家属们在外交部递交给马政府的请愿，“漫步鱼“重新出现，举着牌子站在最前面。
选择和解赔偿的已经增至60余人。陪姜辉去过留尼旺和马达加斯加的白拴富也领取了，但这不影响他仍然是一名积极的行动者。吉隆坡的3周年集会，他也在场。他对记者说，最美好的愿景仍存在于他心中，但现在驱动他的，更多是对亲人的责任，“让真相尽快浮出水面，不要让它成为永远永远的一个谜”。
走下去。这不是什么伟大的使命，这近乎一种本能。选择这种生活，你必须接受它的每一部分，消化繁复的技术资料，准备法律文件，一轮轮地交涉，四处奔走，漫长等待……“如果母亲知道我这么做，她一定很心疼，但是我相信她也会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姜辉说。这是他作为儿子的选择，是白拴富作为丈夫的选择，是宋春杰作为弟弟的选择，也是文万成作为父亲的选择……这是个人选择，也是一群人的选择。谁也不知道最后结果，它不是一道损益得失可计算的数学题。这样的坚持，为的是一个具体的名字，一个原本应该共度一生的人。
姜辉说，他理解那些视“活着“为信仰的老人。”那是家属的一种精神支柱，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精神支柱。只不过他现在是在疾病期间，做出来他的一些反应。“他说，“妖魔化也好，或者说把家属描述成那种特别不理智，这不是他们造成的结果。是由于文化，是由于现实种种的情况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家属提出的疑点，部分已经有了说法。官方请了通讯专家来做过确认，姜辉在场。乘客电话能打通，是电信服务方为保证用户接通率，先行放出的接通声音，而QQ上线，可能是盗号。
他并没有解释给更多家属听，“因为我觉得这事实，是很残忍的，很残酷的。”
2017年3月底，记者去拜访文万成，他展示了一项他的“证据“，他称儿子的电子邮箱在2014年底收到通知，显示有人更改密码，那应该是儿子给他发来的暗号。
邮件里确有“change“一词，但那不过是一封常规的产品服务条款更改的通知信。当记者脱口而出，指出这一点时，文万成愣了一会儿，不再说话，表情显得有些难过。但很快，他把话题岔开了。
那天晚些时候，他打开电脑，观看着登机录像——这是他刚刚实现的重大突破，姜辉多次向马方索要的登机录像，竟被他率先拿到手了。他没有透露具体方法。登机录像对于家属而言，有着重大意涵，它是目前亲人留存于世间的最后影像，一些老人也抱有希望，亲人从未真正登上那架飞机。私下里，文万成把录像发给了需要看的家属。
过去几天他看过多遍录像。4岁的孙子先前在里面看到爸爸，高兴得直蹦，“爸爸要回来了，爸爸要回来了！“
快进、倒退、暂停，机长走出来，并排的是副驾。然后，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屏幕上方出现了，他平静地说：“你看，我儿来了。这不是还穿着那个坎肩吗？“对于所有家属来说，时间永远分为那天之前和那天之后。而他眼前的儿子，属于2014年3月8日之前，这让他感到些许安慰。
画面中，不同肤色的乘客一个个走过安检门。所有人的形象是那么清晰。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搀着长辈，有人微笑着，有人打着哈欠。很快，飞机就要起飞了。
1. 失踪
2014年3月8日凌晨12点42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200ER从吉隆坡起飞航向北京，一路向35,000英尺的指定巡航高度爬升。马来西亚航空代号为MH，航班号为370。27岁的副驾法里克·哈米德（Fariq Hamid）正在驾驶飞机。这是他拿到机长执照前最后一次训练飞行。他的教练是这次航班的主驾，一位名叫扎哈里·艾哈迈德·沙阿（Zaharie Ahmad Shah）的53岁男子，马航最资深的机长之一。按照马来西亚的习俗，大家都叫他扎哈里。他已婚，有三个成年子女，家住设有门禁的豪华小区，拥有两栋房产。他第一所房产里有一个精密的微软飞行模拟器。他经常玩模拟飞行，也喜欢在网上与同好交流。尽管扎哈里不是一个横行霸道的人，在驾驶舱里法里克对这样的资深前辈也应该是毕恭毕敬的。
机舱内有10名乘务员，都是马来西亚人；航班载着227名乘客，其中包括5名儿童。大多数乘客都是中国人，还有38个马来西亚人；其他人来自（按人数递减顺序）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印度，法国，美国，伊朗，乌克兰，加拿大，新西兰，荷兰，俄罗斯和台湾。那天晚上在驾驶舱内的安排是法里克驾驶飞机，扎哈里机长负责无线电。安排本身是常规安排，但扎哈里的通话却有点不同寻常。凌晨1点01分，他通过无线电广播说他们已经完成爬升，在35,000英尺处稳定下来。蹊跷的是，当时飞机完全在雷达监视空域内；这个报告纯属多余。按照规范，飞行员应该只在离开某个高度时报告，没必要通报到达某个高度。凌晨1:08飞机越过马来西亚海岸线，开始横跨南中国海向越南方向飞去。扎哈里再次报告该飞机的高度为35,000英尺。
十一分钟后，当飞机接近越南空中交通管辖区的航点上时，吉隆坡中心的航空管制员通过无线电广播说：“马航三七零，请联系胡志明一二零点九。晚安。” 扎哈里回答说：“晚安。马航三七零。” 他没有按照规定回读频率，但是除此之外这次通话并无异常。这是世界上最后一次听到从马航370传来的声音。飞行员没有联系胡志明市；随后一切都无人应答。
雷达分两类：初级雷达依赖于接受来自天空中物体简单、原始的反弹回波；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用的是所谓的次级雷达。它接收每架飞机应答器发送的信号，比初级雷达包含更丰富的信息，能够识别飞机的身份和所在高度。在马航370进入越南领空五秒后，代表其应答器的符号从马来西亚空管的屏幕上消失，37秒后整架飞机从次级雷达上消失；这个时间点是起飞后39分钟的凌晨1点21分。届时，吉隆坡的空管员正在处理他屏幕上其它地方的空中交通，根本没有注意到马航370的消失。当他最终注意到时，他以为飞机已进入胡志明市空域、在他的雷达区之外了。
与此同时，越南的空管员看到马航370进入他们的空域，又从雷达上消失。按照正规协议的要求，如果已经交接的飞机迟到超过五分钟，胡志明市应当立即通知吉隆坡；他们似乎是没读懂这条协议。胡志明市多次尝试联系飞机，但无济于事。当他们拿起电话通知吉隆坡时，马航370已经从他们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18分钟。随后的一连串处理都混乱得像没头苍蝇。吉隆坡的航空救援协调中心本应在失踪后一小时内得到通知，但直到到凌晨2:30仍未得到消息。四个小时过后，紧急响应才姗姗来迟；这时已是早上6点32分。
那一刻，飞机本该已经降落在北京。最初的搜寻活动集中在马越之间的南中国海，汇聚了来自七个国家的34艘舰船和28架飞机。但马航370根本不在那里。几天之内，从空管电脑中捞出的初级雷达记录发现马航370刚从次级雷达上消失就向西南急转，绕回去跨越马来半岛，在槟岛附近侧飞转弯，然后向西北飞经马六甲海峡，开始穿越安达曼海（这些记录中一部分也得到了来自马方空军一些秘密数据的证实）；在那里它从雷达视野彻底消失，从此堕入迷雾之中。这段飞行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意味着这不是通常的劫持，也不像任何事故或飞行员自杀情形的先例。从一开始，马航370就把调查人员一路引向未知。
马航370的谜团一直是持续调查的焦点，也激发了一系列狂热的公众猜测。这场灾难毁害的家庭跨越四个大洲。如此装备着现代仪表和冗余通讯系统的复杂机器居然会完全消失，实在匪夷所思。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想要永久删除一封电子邮件都非常难；想要切断一切现代通讯设施更是难上加难。波音777的设计本就是要保证飞机时刻在线。飞机的消失引发了许多猜测，其中有很多荒谬不经。这些猜测都貌似有理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现如今，一架民航客机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然而这一架确实就这样消失了。五年多以后，它的确切下落仍然未知。即便如此，关于马航370消失的大量信息已经逐渐水落石出，已经能复盘当晚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也许永远找不到了，但黑匣子也不大可能提供我们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只能来自马来西亚。
2. 海滩排查者
在飞机失踪后的那天晚上，一位名叫布莱恩·吉布森（Blaine Gibson）的中年美国男子正坐在已故母亲在加州卡梅尔的家中，清理她的遗物遗产，准备卖掉她的房子。此时，他听到了CNN播报的马航370失踪新闻。
我最近在吉隆坡见到了吉布森。他有法律学位，已在西雅图居住了35年多，但却很少在家。他已去世多年的父亲曾是一名一战老兵，在战壕中撑下了芥子气袭击；因为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银星勋章，担任加州首席大法官超过24年。他的母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是一位充满热忱的环保主义者。
吉布森是独子。他的母亲喜欢国际旅行，经常带着他。他七岁的时候决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游历全世界每个国家至少一次。虽然“游历”和“国家”这两个定义都有待讨论，但他一直坚持这个目标，并因此放弃了所有发展固定职业的机会，靠着不多的遗产度日。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一路上浅探了一些很有名的世界奥秘——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丛林中玛雅文明结束之谜，西伯利亚东部的通古斯陨星爆炸，还有隐藏在埃塞俄比亚山中的诺亚方舟遗址。他名片上写着——冒险家。探险家。真相探寻者。他像印第安纳琼斯一样，带着一顶浅顶软呢帽。马航370的消失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尽管马方官员反射性地否认事实、空军也百般阻挠信息公开，马航370吊诡航路的真相还是很快开始浮出水面。从次级雷达上消失后，在长达6小时之久的时段中，马航370与伦敦海事卫星通讯公司Inmarsat运营的印度洋上空对地静止卫星有过断断续续的连接。这意味着飞机并没有遭遇突发灾难性事件；在这6个小时内，它应该仍然处于高速的高空巡航飞行中。这些与Inmarsat的连接都是细微短暂的电子信号，其中有些属于所谓的“信息握手”。由于飞机系统本应有的通信内容，比如乘客娱乐，驾驶舱短信，自动生成的系统维护报告等，要么被隔离要么被关掉了，这些短暂信号只相当于勉强可闻的耳语。马航370和Inmarsat总共产生了七次连接：两次由飞机自动发起，另外五次由Inmarsat地面站自动发起。还有两通卫星电话，都没人接，但提供了一些补充数据。这里产生了两个值——Inmarsat系统最近才开始记录的两个值。
第一个值——也是比较准确的一个——被称为突发传输时间差（burst-timing offset），或“距离值”。它衡量信号发射到飞机又传回的时间，并能据此推算出飞机到卫星的距离。它定位的不是单个位置，而是一个近圆内所有可能的等距位置。考虑到马航370的范围限制，近圆可以精确到一个弧形。最重要的弧线是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来自飞机和卫星最后一次握手，与燃料耗尽和主发动机故障等可能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七弧从北部的中亚开始，一路延伸到南部的南极洲附近；马航370于吉隆坡时间早上8点19分穿过这个弧线。可能的飞行路径与第七个弧线的交点就是航线的终点；如果飞机转向北方，那么终点就在哈萨克斯坦；如果转向南方则落在了南印度洋。
技术分析可以基本确定飞机向南飞了。我们从Inmarsat记录的第二个值——突发传输频率差（burst-frequency offset）——得知这点。为了简单起见，我将这个值称为“多普勒值”，因为它包含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计量：高速运动物体相对于卫星位置的多普勒频移。这个值自然而然成为飞机卫星通信的一部分。卫星通讯要起作用，必须通过机载系统预测、补偿多普勒频移。这种补偿并非完美：卫星传输信号的方式和程序的预期总有一些偏差，随着卫星的老化偏差会越来越大；卫星轨道可能略微倾斜；温度也会影响效果。这些缺陷也都留下了能被检测出来的痕迹。虽然以前从未有过用多普勒频移确定飞机位置的先例，但伦敦的Inmarsat技术人员还是辨别出一个非常显著的偏移，意味着飞机在凌晨2点40分转向南飞。转折点位于印度尼西亚最北端的苏门答腊岛西北方。据此，人们多少可以推测飞机在这之后朝南极洲方向水平直飞了很长时间；而飞往南极洲远远超过了原定里程，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燃料到达。
六小时后，多普勒数据显示飞机开始陡峭下降，比正常下降速度快五倍。在穿过第七弧的一两分钟内，飞机扎入海中；撞击海面之前可能已经被撕裂。按这个数据判断，这不是有人工控制的水面迫降。飞机应该已经瞬间碎成千万片了。但没有人知道入海点在哪里，更不用说掉入海中的原因了。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能够印证这些解读。
马航370失踪后不到一个星期，华尔街日报就发表了关于卫星数据的第一份报告，显示飞机在失联之后很可能在高空停留了数小时。马来西亚官员最终承认该说法属实。马来西亚政权可以说是该地区最腐败的政权之一。整个马航事件的调查中，马方政府的表现很不光明正大，总是躲躲闪闪，十分惶恐，极不可靠；组织工作的混乱让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赶来的事故调查人员瞠目结舌。由于马来西亚人隐瞒了他们掌握的信息，最初的海上搜查把时间浪费在了南中国海，一块碎片都没找到。倘若马来西亚人及时讲出了真相，说不定能找到黑匣子和赖以定位的飞机碎片。到最后，水下搜索行动改到了数千英里外的一片狭窄海域；虽说是“狭窄海域”，实际上也是很大的一片。2009年，法航447从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途中在大西洋上坠毁；虽然搜救人员知道确切的坠机位置，黑匣子也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
经过近两个月徒劳的努力，对马航370最初的水面搜索于2014年4月结束；之后搜索焦点转移到海洋深处，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开始，布莱恩·吉布森只是远远地关注这一团乱局。他卖掉了他母亲的房子，搬到了老挝北部的金三角，准备与人合伙在湄公河边开餐馆。他加入了一个专门讨论马航370失踪事件的Facebook群组。群组里充斥着各种靠谱或者不靠谱的猜测，但也有一些关于飞机遭遇和寻找残骸的消息能体现出有价值的思路。
虽然马方名义上负责整个调查，但他们缺乏进行海底搜救工作的手段和专业知识；澳大利亚作为优秀的国际公民于是牵头调查。卫星数据指向的印度洋地区处在珀斯市西南约1,200英里；海水很深，从未有人探索过；海底蔓延着黑沉沉的、从未被光线触摸过的洋脊。第一个挑战就是绘制全面的海底地形图，以便侧扫声纳机械能够被安全地牵引到水面下几英里。
吉布森开始琢磨，与其这么花功夫在水下搜索，这些残骸碎片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冲上某片海滩。去柬埔寨海岸见朋友时，他问朋友们有没有碰巧看到过什么——回答是并没有；碎片不可能从南印度洋漂流到柬埔寨。但在飞机的残骸真的被发现并证明它确实是坠入了南印度洋之前，吉布森决意对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
2015年3月，马航370乘客的近亲在吉隆坡举行了飞机失踪一周年纪念活动。基本没人认识的吉布森不请自来。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吉布森的到来引起了一些质疑；大家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业余爱好者”。和吉隆坡很多大型活动一样，这家纪念活动办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户外空间。活动是为了集体缅怀亲人，同时也是为了持续对马来西亚政府施加压力，要个说法。参与者有数百人，其中许多来自中国。台上放着音乐，背景是一张画着波音777轮廓的大幅海报，上面写着“何处？何人？何因？何时？有谁？如何？”以及“天方夜谭，前所未有，凭空消失，一问三不知”等字样。主要发言人是一位名叫格雷丝·苏巴西莱·内森（Grace Subathirai Nathan）的年轻马来西亚女子，她的母亲是该航班的一名乘客。内森是一名专攻死刑案件的刑辩律师；马来西亚法律严苛，这样的案子不在少数。她成为了乘客亲属团最有效的维权代表。她穿着一件印有马航370卡通图案和口号“继续搜索”的超大号T恤走上讲台；她谈起她的母亲，她对母亲的深切爱意，以及母亲失踪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悲怆。有时她会低声抽泣；有的观众也与她一起落泪，包括吉布森。之后，吉布森走到内森跟前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拥抱。她接受了，并与他成了朋友。
吉布森离开纪念活动后下决心着手帮助填补他觉察到的一个空缺——沿着海岸搜寻飞机残骸。这将成为他的专攻。他将以私人身份成为马航370的海滩排查者。澳方和马方的官方调查人员都在大力投入水下搜寻。如果得知了吉布森此时的雄心壮志，他们估计会嘲讽他：海滩与海滩之间相距数百英里，残骸碎片从何找起？
3. 母矿
印度洋日日夜夜冲刷着大大小小的岛屿，海岸线绵延数万英里。布莱恩·吉布森刚刚开始寻找碎片时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他第一步先飞到了缅甸——反正缅甸本来就在他的游历计划之中——然后到海边问当地村民飞机碎片在什么地方最容易被冲刷上岸。他们给他指了几个海滩；一个渔民开船把他带过去。他发现了一些碎片，但都不是飞机上的。他让村民们留意飞机残骸，并留下了联系电话，之后继续走访下一站。他走访了马尔代夫、罗德里格斯和毛里求斯，都一无所获。2015年7月29日——在飞机失踪后大约16个月，法国留尼旺岛上的一个市政海滩清洁队遇到了一块大约六英尺长的撕裂翼片，看起来像刚刚被冲上岸。清洁队领班名叫约翰尼·贝格（Johnny Bègue）。约翰尼意识到它可能来自一架飞机，但不知是哪一架。他起初想把它放在附近的草坪上做一个小纪念碑，在周围种一圈鲜花；但后来他还是选择把消息通知了当地广播电台。一队宪兵出现取走了这块碎片。很快碎片被确定为波音777的襟副翼，即安装在机翼后缘的一块操纵面。一查序列号，发现这片来自马航370。
这是一片必要的实物证据，印证了已从电子信号推演出的结论：飞机最后以剧烈的形式堕入了印度洋；具体位置依旧不明，只知是在留尼旺以东数千英里以外的某处。乘客的亲属不得不放弃亲人可能还在世的任何幻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再理性再现实的人也难以接受。格雷斯· 内森痛不欲生；她告诉我，在发现这片襟副翼后几周她都茶饭不思。
吉布森飞往留尼旺，在海滩上找到了约翰尼·贝格。贝格很友好；他带吉布森去了找到襟副翼的地方。吉布森四处转了转，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其它碎片，但没有很高的预期，因为法国政府已经进行了后续搜索，毫无结果。在南半球低纬度，残骸从东到西漂过印度洋需要一段时间。襟副翼可能比其它碎片漂得更快，因为它的一部分可以从水面上支出来，充当一个帆的角色。
留尼旺一家报纸采访吉布森，发了一篇关于这位来自美国的独立调查者的报道。采访时吉布森穿着“继续搜索”的T恤衫。之后他飞往澳大利亚，与两位海洋学家见面会谈，一位是西澳大利亚大学珀斯分校的查里塔·帕蒂亚拉奇，另一位是在霍巴特一家政府研究中心工作，并被安排到主导马航370搜索的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提供指导建议的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这两人都是印度洋洋流和季风的专家，尤其是格里芬，有着多年的追踪海洋漂流浮标的经验，并且还开展了一项研究，来给已寻找到的这片襟副翼漂向留尼旺旅途中的洋流特性建模，希望能够回推它的起点，从而缩小海底搜索的地理范围。相比之下吉布森的请求容易多了：他只是想知道残骸碎片最有可能在哪些位置冲上岸。答案是，马达加斯加东北海岸可能性最大，莫桑比克海岸其次。
吉布森选择前往莫桑比克是因为他还没有去过那里，能够顺手把它算作他到访的第177个国家。他选择了一个叫做维兰库卢什的小城，那里看起来安全，而且海滩很不错。吉布森在2016年2月到达了那里。他记得当时他找当地渔民求教，得知岸礁外一处叫做帕鲁玛的沙洲。渔民们常到这个沙洲去收集从印度洋冲上岸的渔网和浮标。吉布森雇了一位名叫苏莱曼的船夫带他去帕鲁玛。起初，他们找到各种各样的垃圾，大多数是塑料。忽然，苏莱曼把吉布森叫过去，举着一块大约两英尺宽的灰色三角形碎片问：“这是370吗？”这个碎片是蜂窝结构，并在一面上有钢印的“禁止踩踏”字样。吉布森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是大型飞机机身上的。他对我说，“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是马航370的碎片，但我的直觉却告诉我它是。返程时一件对我个人来说很巧的事情发生了：两头海豚突然现身，帮助引领我们从沙洲上起航。海豚正是我母亲的精神动物(spirit animal)。当我看到那两头海豚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就是我要找的飞机碎片。”
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个“巧合”，吉布森的直觉是正确的。这块碎片是水平稳定器面板的碎片，几乎完全肯定是来自马航370。吉布森飞回首都马普托，将这片残骸交给澳大利亚领事。然后他飞到吉隆坡，刚好赶上了两周年纪念。这次人们把他当朋友了。
2016年6月，吉布森把注意力转向了马达加斯加偏远的东北海岸。后来的搜寻结果证明这里是母矿。吉布森说他第一天就找到三块碎片，几天后又找到两块。一星期后，在八英里外的一处海滩，又有人送来三块碎片。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人们都知道了他会花钱买马航370的碎片。他说有一次他付40美元买了一块碎片，整个村子狂欢畅饮了一整天。看来当地的朗姆酒很便宜。
很多冲上岸的残骸碎片和马航370完全没关系。不过迄今为止那几十块被基本确认为来自马航370的碎片中，大概三分之一是吉布森找到的，而且还有一些他提供的碎片正在查证中。吉布森的影响大到即使是对他心存感激的大卫·格里芬也开始担心：公众眼中残骸碎片的分布可能在统计意义上被导向了马达加斯加，导致更北部区域被低估了。格里芬还给这个担忧起了个名字：“吉布森效应”。
不过，在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无法从这些冲上岸的碎片往回推导出南印度洋范围内具体的坠海地点。吉布森坚持认为凡事皆有可能，仍然希望通过找到新碎片来解释马航370的消失，比如，烧焦的电路板线会意味着飞机曾经起火，或者某个部件夹杂了弹片则意味着飞机曾遭受导弹攻击。不过对飞机最后几个小时现有的了解基本上已经排除了这些可能性。吉布森发现的众多细小碎片确认了信号分析的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是失联飞机在继续飞行了六个小时之后，航程骤然终结。没有任何人试图让飞机平稳降落；它粉身碎骨。不过吉布森仍然认为有可能找到类似漂流瓶的物件，比如飞机某个乘客在最后时刻的绝望笔记。在海滩上，吉布森找到几个背包和很多随身小包，但全都是空的。他说他找到的最接近漂流瓶的东西是一顶棒球帽，帽子底部有马来语的一行字。翻译出来是“致相关人。我亲爱的朋友，稍后到客房见。”
4. 阴谋论
马航370消失后官方启动了三项调查。第一项规模最大，最严谨，耗资也最多，是澳大利亚主导的高科技海底搜索，着重于寻找海底的飞机主体遗骸，以获取飞行数据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这次调查包括了飞机的性能计算，雷达与卫星纪录解读，洋流研究，统计分析，以及东非残骸的物理检查（这些残骸不少是来自布莱恩·吉布森）。调查需要在地球上最狂野的海域进行长时间操作。与此同时，一群工程师和科学家志愿者们在互联网上互相结识，组织起来协助澳大利亚调查，自称为“独立调查小组”（the Independent Group）。他们的协作卓有成效，澳大利亚官方调查机构还正式对他们的洞见表示了感谢；这在类似事故调查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即便如此，在历经三年多，耗费1.6亿美元之后，澳大利亚的调查黯然终止。2018年，一家名为“海洋无限”（Ocean Infinity）的美国公司重启调查，与马来西亚政府签订了“无结果不收费”的合同条款。这次搜索使用了先进的水下监控船只，覆盖了第七段弧线里尚未搜索过且独立调查小组认为最有希望的一部分。几个月后，这个调查也以失败告终。
第二项官方调查由马来西亚警方主持，调查的是机上所有乘客以及他们某些朋友的背景。警方真正发现了什么，我们很难知晓，因为最终调查报告始终没有全文公布。报告被定性为机密，即便是其他一些马来西亚调查人员也没有阅览权。不过当有内部人士泄露了报告内容之后，其缺陷显露无遗，尤其是对机长扎哈里的信息有很多掩盖。但这并不令任何人吃惊。当时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很是遭人厌恶，据说腐败透顶。马来西亚媒体被审查而无言论自由。“惹事”的人时常被抓起来，莫名消失。官员们的谨慎事出有因，他们得保护自己的职位，甚或性命。很明显，为了不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或政府难堪，有人决定在这项调查里对某些方面不予深究。
第三项官方调查是事故原因调查，意在找出可能的原因而不是追究责任，并由一个国际团队按照全球最高标准进行。马来西亚政府却临时召集了一个工作小组来领导这个调查，从一开始就乱作一团。警方和军方对它鄙视之极。内阁视其为一种威胁。被派来协助的外国专家几乎都是刚刚抵达就马上打算离开。一位美国专家告诉我，“Annex 13（调查空难的国际航空协议）是为那些有足够自信的民主国家制定的。但是对马来西亚这种国家，官僚们既专制又缺乏安全感，航空公司要么是国有的，要么被视为事关国家荣耀，这种协议根本水土不服。”
一位一直密切关注马航370调查的观察家评论道，“很明显马来西亚的首要目标就是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从一开始他们就本能地拒绝开放透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深藏不能见人的黑幕秘密，而是他们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所以害怕会调查出什么东西让自己难堪。他们是在掩盖什么吗？是的。他们在掩盖那些未知数。”
最后这个调查组按照Annex 13的要求勉强炮制了一份495页的报告，里面塞入了很多波音777系统样板式的描述，明显是从飞机说明书里抄过来的，没有任何技术价值。事实上报告里没有任何内容有任何技术价值，因为澳大利亚主导的调查出具的报告早已完整涵盖了相关卫星信息和洋流分析。马来西亚这份报告基本上就是一份洗地文，唯一真正的贡献在于它直白描述了航空交通管制的失败，估计是因为这里的一半责任可以推到越南方面，并且马来西亚空管是国内政治势力最弱的。报告发布于2018年7月，距出事已经过去了四年有余。结论是调查组无法确定飞机消失的原因。
这样的结论招致了无休止的揣测，很多都没有任何根据。卫星数据提供了飞行路线的最好证据，很难反驳，但人们得足够信任数据才能接受这些证据。许多人提出各种说法，并被社交媒体放大，但它们全都无视了卫星数据，其中一些同时还与雷达轨迹、飞机系统、空管记录、飞行物理学、地表曲面理论相左。比如，一位笔名叫做 “毒舌女水手” （Saucey Sailoress）、以塔罗牌占卜为业的英国女博主，事发时正在南亚与她的丈夫和宠犬在大洋乘帆船游荡。她说，在马航370消失那天晚上，他们在安达曼海域。她看到一个形似巡航导弹的物体向自己飞来。随后导弹变化成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驾驶舱很亮，飞机被奇怪的橙色光芒所笼罩，拖着一条烟尾。这个物体飞过时，她认定这是一个自杀式攻击，目标是更远处的一支中国舰队。当时她还不知道马航370失踪的消息，但在几天后获悉时，两者之间的关联对她来说再明显不过。虽然她的结论听起来难以置信，她还是收获了不少受众。
另一位澳大利亚人坚持数年声称他在谷歌地球上找到了马航370，飞机结构完整停在浅水中；他在网上发起众筹来资助一次实地探寻，并拒绝透露具体位置。在互联网上，你还能找到其它各式各样的说法，比如，有人声称在柬埔寨丛林中发现了飞机，且完好无缺；还有人说看见了马航370在印尼一条河上降落，或者是飞机飞进了扭曲时空，或者被吸进了一个黑洞。一种说法是飞机在去攻击美军位于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时被击落。最近一个网上报告称扎哈里机长现身在台湾一家医院，虽健在但是却已失忆。这个说法流传甚广并得到了不少支持，以至于马来西亚官方愤怒地出面辟谣。这则新闻的出处是一个没品的讽刺网站，该网站曾报道尼泊尔一个类似喜马拉雅雪人的怪物对一位美国登山客和两位当地夏尔巴向导进行了性攻击。
一位纽约的作家杰夫·怀斯（Jeff Wise）提出一种假说：飞机上的电子系统被做了手脚；飞机其实是向北飞往哈萨克斯坦，但它故意发出假数据显示向南飞往印度洋，以此误导调查者。他称此为“假数据骗局”论，洋洋洒洒地写了很多，2019年还出了一本电子书。他提出，可能是俄国人偷走了这架飞机，以此来转移人们对当时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注意力。这个理论的一个明显软肋是，如果飞机飞向哈萨克斯坦，那怎么解释印度洋里的那些残骸？怀斯对此的解释是，那些残骸都是人为布置的。
布莱恩·吉布森刚开始搜寻残骸时对社交媒体还不熟悉，对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毫无准备。他回忆到，当他找到第一块、也就是标有“禁止踩踏”字样的那块碎片时，网络喷子就出现了，然后成倍增长，尤其是马达加斯加海岸搜索开始有结果以后。互联网的环境下，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会激发各种情绪，而灾难事件往往引出人性中最恶劣的一面。对吉布森的指控各式各样：利用遇难家属、欺诈、借机出名、毒瘾犯、俄罗斯特工、美国特工，最少也是个骗子。他开始收到死亡威胁，有人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的讯息功能或者给他朋友打电话预报他要完蛋。一则讯息要他停止搜索碎片，否则他将乘着棺材离开马达加斯加。另一则讯息警告他会死于钋中毒。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他根本没有预料到这种状况，也无法做到置之不理。我在吉隆坡和他相处的几天里，他借助一位伦敦朋友的帮助来了解对他的最新攻击。他说，“我就不该上推特的。这些人基本就是网络恐怖分子。他们很成功。他们的恐怖行为很起作用。”他精神受了重创。
2017年，吉布森设立了一个移交残骸碎片的正式程序：把新找到的碎片交给马达加斯加官方，后者再转交给马来西亚名誉领事，由其打包运到吉隆坡进行检查和储存。那一年的8月24日，这位名誉领事在自己车子里被枪杀，刺客乘摩托车逃走，再也没有被找到。一则法语报道指控这位领事有一段不可见人的过去；他的死和马航370可能没有关系。但是吉布森觉得有联系。警方调查还在进行中。
现在他基本上不再透露自己的方位和旅行计划，出于类似的原因也尽量不使用电子邮件或电话。他喜欢用加密功能更好的Skype和WhatsApp。他经常更换SIM卡。他觉得自己有时候被人跟踪拍照。无可置疑，吉布森是唯一一位自主寻找马航370碎片并成功的人。但是说为了他找到的那些碎片就该杀，那实在有些荒诞。如果这些碎片是指向什么黑幕或国际阴谋的线索的话，杀人动机会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所有的证据——大部分都已公开——都显示没有什么黑幕。
5. 可能性
其实关于马航370的结局的很多细节都已确凿。首先，飞机的失踪是有意为之。目前已知的飞行路线，加上无线电电子静默，不可能是由系统故障或人为失误造成的。计算机出错、控制系统失灵、飑线、冰、雷击、鸟击、陨石、火山灰、机械故障、传感器故障、仪器故障、无线电故障、电路故障、火灾、烟雾、爆炸性失压、货物爆炸、飞行员迷乱、医疗紧急事件、炸弹、战争、或者神迹，这些都无法解释其飞行线路。
第二，有一种说法是飞机被人从位于机前厨房下方的电子设备舱远程操控，但这并不成立。要解释这一点十分复杂，在此略过。飞机是在驾驶舱内被掌控的：开始于凌晨1点01分，当时飞机位于35000英尺高度，直到凌晨1点21分飞机从次级雷达消失。在这20分钟时间里，飞机的自动状态报告系统通过卫星向飞机的维护部门发送了三十分钟一次的例行更新。它报告了燃油水平、高度、速度和地理位置，没有任何异常。这些表明飞机的卫星通讯系统在此时运转正常。
到飞机从二次加强应答雷达视野里消失的时候，由于两位飞行员不太可能协同行动，很可能其中一位已经死亡或失去行动能力、或者被锁在驾驶舱外。军方与民航的初级雷达记录都表明当时马航370的操纵者一定已经关闭了自动驾驶系统，因为飞机向西南的转向非常急，只可能通过手动操作来实现。还有一些外围证据表明，操纵飞机的人故意给飞机减压。大约与此同时，大部分电气系统都被故意关闭了。我们不知道关闭的原因，但其后果之一是卫星连接被暂时切断了。
科罗拉多博尔德的一位电气工程师迈克·埃克斯纳（Mike Exner）是独立调查小组一位贡献突出的成员。他深入研究了雷达数据。他认为飞机在转向时已经爬升到了40000英尺高度，接近了其飞行高度极限。这个操作会给乘客带来一定的G力，也就是那种突然被按在座位上的感觉。埃克斯纳认为爬升的原因是为了加速飞机减压，从而导致机舱所有乘客快速失去知觉并死亡。
为了能够继续无干扰飞行数小时，制服机舱里不驯服的乘客的一个明显的方法就是故意给飞机减压；或许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在机舱里，如果不是氧气面罩突然落下或者乘务员在使用类似的便携式供氧装置，乘客们可能都不会注意到机舱正在失压。机舱的这些氧气面罩只是为飞机紧急坠落到13000英尺以下时设计的，可使用时间不过15分钟；对40000英尺高空巡航的状况，它们完全没有用。机舱里的乘客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失去知觉，然后平静地死去，不会出现呛气或者急喘。当时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在紧急照明灯昏暗的灯光里，死去的乘客系着安全带坐在座位里，脸上覆盖着从天花板垂下的无用的氧气面罩。
而与此不同的是，驾驶舱配备有四个加压氧气面罩，可以供氧数小时。给飞机减压的人只需要随手给自己戴上一个面罩就可以不受影响。飞机飞得很快。在初级雷达上它只是一个以每小时近600英里速度接近槟岛的不明光点。距离最近的大陆上座落着巴特沃斯空军基地，驻扎着马来西亚的一个F-18截击机中队，还有一个防空雷达，但当时并没有人注意观测。一名前官员称，去年夏天在事故报告发布前，马来西亚空军官员曾要求对报告进行审查和编辑。报告里“马来西亚军用雷达”一章中提供了一个时间表，示意防空雷达一直有人在积极监控，军方当时很清楚飞机的身份，并且有意“不去对该飞机进行拦截，因其意图‘友好’，不会对国家领空安全、完整和主权构成任何威胁”。但问题是，如果军方早已知道飞机已经掉头向西飞行，为什么还任由搜索在错误的东部海域持续好几天。
尽管拥有各种昂贵设备，空军在此事上也是失职的，并且无法放下架子承认错误。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马来西亚前国防部长说：“如果你不打算击落它，那派截击机上去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至少你可以清楚识别这架飞机的身份，它将不再仅仅是初级雷达上的一个光点。你也可以透过机窗看到驾驶舱，看看是谁在操控飞机。
凌晨1:37，马航370每30分钟定时发送的自动状态报告系统传输失败。我们如今知道当时该系统已经与任何卫星传输信号隔绝了，并因此无法发送任何定时报告。掐断信号在驾驶舱内很容易做到。
凌晨1:52，转向后半小时，马航370从槟岛南边飞过，向右大转弯，然后向西北飞经马六甲海峡。飞机转弯时，下方的信号塔记录下了副机长的手机信号。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连接，没有任何内容传输。11分钟后，马来西亚航空调度员以为马航370仍在南中国海上空，并发送了一条短信指示飞行员与胡志明市的空中交通控制中心联系。该讯息无人应答。在飞经马六甲海洋的过程中，飞机仍有人手动驾驶。据前面所述的推测，此时机舱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已经死亡。凌晨2:22，马来西亚空军雷达捕捉到了飞机最后的一瞥。此时这架飞机位于槟城西北230英里处，正向西北高速飞入安达曼海域。
三分钟后，凌晨2:25，飞机的卫星通讯箱突然重新开始运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整机电力系统被重新启动，同时机舱内也被重新加压。重新启动后，卫星通讯箱向Inmarsat发送了一个登录请求；地面站做出回应，完成了初次连接。如此，地面站记录下了飞机相应的距离和多普勒值，而驾驶舱内任何人对此毫不知情。人们后来恰恰是根据这些信息得以构建出第一弧。几分钟后，调度员给飞机打了个电话。卫星接收到了这一连接，但电话无人接听。一个相应的多普勒值显示飞机当时刚刚向南大转弯。发生这一事件的地点被调查人员称为“最后的大转弯”。这一位置对此后的所有搜寻工作都至关重要，但却始终无法被精准确定。印尼的防空雷达本应显示出具体地点，但当夜该雷达似乎被关掉了。
这时马航370很有可能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向南巡航，飞入夜幕。无论是谁在控制着驾驶舱，此人当时还活着，有行动能力。这算劫机吗？劫机是官方报告所倾向的答案，也就是“第三方作案”。对于当晚涉及到的所有官方机构来说，这个解释最容易下咽。然而这一答案存在着巨大漏洞。首要漏洞就在于驾驶舱门是加固的，有电动门栓，并且有飞行员时刻可以看到的视频监控。此外，从扎哈里向吉隆坡空管员随意道“晚安”到飞机开始转向之间仅有不到两分钟时间，与此同时应答器的信号也消失了。劫机者怎么会计划精准到在马来西亚与越南空管交接时采取行动，然后如此迅速且顺利地掌控飞机，两名飞行员连发出求救信号的机会都没有？当然也有可能是飞行员认识劫机者，并且劫机者是应邀进入驾驶舱的，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任何无线电讯号传输，尤其是在飞机被手动偏离原定前往北京的航线时。飞行员仅需动动手指就能在两个控制杆上按动无线电传输开关，能在劫机者试图夺取控制权的那一刻发出些信号。不仅如此，所有的乘客和客舱机组人员都经过了马来西亚和中国调查小组以及FBI的协助调查，排除了嫌疑。警方的工作质量值得怀疑，但他们的调查还算彻底，足以发现机上有两名用偷来的护照旅行的伊朗乘客，不过他们并非意图不轨，而是想要去德国寻求政治庇护。也可能有不在飞机旅客名单记录上的偷渡者藏在设备舱中。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接触到两个断路器，将它们拉下就可以打开驾驶舱的门。但这样的推测也有漏洞。门栓打开时会发出响亮的咔哒声，而飞行员对这种声音再熟悉不过。劫机者然后还要从机厨下方打开舱口，爬上短梯，还不能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躲开监控录像，在两名飞行员都没能发出求救信号时就进入驾驶舱。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极小，就像被劫持的空乘人员不可能不发出警告就使用门上按键让劫机者进入驾驶舱一样。而且如果是劫机，目的是什么？钱？政治？名声？战争行为？恐怖袭击？马航370的消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7个小时，无法用上述任何一个动机来解释。并且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匿名与上述任何一个劫机动机都不相称。
6. 机长
这就留给我们了另一种可能：一场由丧失理智的飞行员实施、无需强行闯入的内部劫机。理性的人可能难以接受这个看法：一个飞行员会让数百名无辜乘客为自己自杀陪葬。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事情以往也发生过。据信，1997年，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关闭了他驾驶的波音737的黑匣子，并使飞机以超音速坠入河中。1999年，埃及航空990航班的副驾驶在长岛海岸附近蓄意驾机坠海。2013年，马航370消失前仅数月，莫桑比克航空470航班的机长驾驶着巴西航空E190双发飞机从巡航高度坠地，机上2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最近的一起案例是2015年3月24日，德国之翼一架空客航班蓄意撞上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造成机上所有人遇难。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卢比茨（Andreas Lubitz）趁机长上厕所时将他锁在门外。事后的调查发现，卢比茨有抑郁症病史，而且在一年前曾经研究过马航370的失踪。
在马航370事件中，很难将副机长视为凶手。他年轻乐观，据说正在准备结婚。他没有招惹过任何麻烦，也没有遭人异议或怀疑的记录。他并非是式微的廉价航空公司里工资很低、社会地位更低的德国飞行员。他驾驶着一架闪耀的波音777；在马来西亚，国家级航空公司和其飞行员依然备受尊敬。
让人怀疑的是机长扎哈里。第一个预警信号是官方报告中将他描绘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优秀的飞行员，平和的居家男子，喜欢玩飞行模拟器。这是扎哈里家人一直宣传的形象，但种种迹象表明真相并非如此，并且他的问题都很明显在报告中被忽略了。
警方发现的扎哈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本应引起注意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但他们得出的正式结论却差强人意。官方报告中称扎哈里为PIC，即主驾驶（pilot in command）。报告里说：
据称PIC对工作压力的承受力很强。没有任何已知的冷漠、焦虑或易怒史。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也不存在人际冲突或是家庭压力……没有行为迹象显示社交孤立或是兴趣爱好的改变……根据PIC在航班飞行当天和此前的3次航班[在机场]监控录下的行为模式，没有发现明显不同。在所有的监控录像中，他和往常一样外表光鲜，衣着整齐。步态、姿势、面部表情和言谈举止都符合他的正常个性。
这些内容要么是文不对题，要么就和关于扎哈里的已知信息相去甚远。我在吉隆坡与认识他或了解情况的人交谈后发现，事实上扎哈里常常感到孤独与悲伤。他的妻子已经从家里搬走，住在他们家的第二套房子里。他自己向朋友坦承说他会长时间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徘徊踱步，等待下一次出航。他还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和一名已婚妇女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一名是残疾）建立的暧昧关系众所周知，并且还痴迷于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两名年轻网红，在Facebook上给她们留言，但显然没有得到回应。有的留言有隐晦的性暗示；比如他说其中一位女孩在贴出的照片中穿着浴袍，很像美人出浴。扎哈里似乎和他早期稳定的生活脱节了。他和自己的孩子还保持联系，但他们已经长大离家了。对人生的倦意与孤独经常与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相伴，而扎哈里正是社交媒体重度使用者，这很可能对他有害无益。航空业和情报部门的调查人员强烈怀疑他在临床上属于抑郁症。
如果马来西亚的官场尊重真相，那么警方把扎哈里描绘成一个健康快乐的人还有一定可信度。但马来西亚并非这样的的国家，官方遗漏了与结论相矛盾的证据只会凸显扎哈里其实是个有麻烦的人。
联邦调查局对扎哈里的飞行模拟器进行的法证调查显示，他模拟驾驶的一条航线剖面与马航370大致相符——即向北绕印度尼西亚，然后向南长途飞行，最终在印度洋上空耗尽燃料。马来西亚调查人员声称这条模拟航线只不过是模拟器记录的数百条之一。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独立调查小组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弗吉尼亚州罗诺克的工程师兼企业家维克托·伊南诺（Victor Iannello）对模拟飞行进行了大量分析。他特意强调了马来西亚调查人员的遗漏之处：从模拟器中提取的所有剖面中，唯一与马航370飞行路径匹配的剖面，也是扎哈里唯一没有进行连续飞行（在模拟器上起飞，一直持续飞行直到抵达目的地机场）的剖面。与之相反，他手动尝试了飞行的多个不同阶段，不断向前快进，并在必要时减少燃料，直到燃料耗尽。伊南诺认为这是扎哈里有意凸显这次模拟。在这款游戏机似的微软消费产品上进行预演，扎哈里 并不能在技术上学到任何新东西。因此伊南诺猜测，扎哈里进行这次模拟飞行的目的可能是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与世界道别。伊南诺谈到马航370可能就是按这个航线飞行的。他这样评价扎哈里：“他好像是在模拟一场模拟飞行。”扎哈里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他的动机无从得知。但这条模拟飞行轨迹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巧合。
扎哈里的一位终身好友，也是一位波音777客机的机长。考虑到可能对他造成的影响，这里隐去他的名字。他也认为罪责在扎哈里，尽管他并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把这一神秘事件描述成一个底部很宽但顶部只容一人的金字塔，意思是调查开始时会有很多推测，但最终解释只有一种。他说：“这说不通。这和我认识的那个人并不相符。但这是唯一合理的结论。” 我提到扎哈里还得对付驾驶舱的同伴、副机长法里克· 哈米德。他回答：“这很简单。扎哈里是教练。他只需要说‘去检查下机舱’就好了，然后法里克· 哈米德就会离开。”我询问他动机。他不知道。他说：“扎哈里的婚姻很糟糕。他之前和一些空姐睡过。但这有什么？大家都这样做。你满世界飞，身后就是这些漂亮女孩。但他妻子知道了。”他也同意这几乎不是丧失理智的原因，但他认为扎哈里的心理状态可能是一个因素。
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在官方报告中——扎哈里的痛苦、模拟器上特殊的飞行剖面——更不用说报告本身的技术性缺陷了，这些是否都说明有人在试图掩盖真相？目前我们无法确认。我们知道了调查人员知晓却选择不公开的有些东西。可能还有更多他们发现了却不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让我们回到马航370航班的消亡。不难想象扎哈里的最后时刻：他束着安全带坐在超舒适的驾驶座位上，沐浴在熟悉的仪器闪烁的光亮中，就像把自己包裹在茧体里，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也不用赶时间。他应该早就给飞机重新加过压，调节好了温度。这里有机器运行的嗡鸣，平板显示屏上着的是抽象而美丽的画面，还有开关和断路器发出贴心的背光。空气在耳边轻声流动。驾驶舱是最深邃、最安全、最私密的家。早上七点左右，太阳从飞机左侧的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几分钟后，它照亮了飞机下方的海面。这时扎哈里已经死去了吗？他有可能已经在某个时刻再次给飞机减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存在争议，并非确定无疑。没错，根据调查人员对燃油耗尽状态的模拟，如果飞机无人控制，并不会像卫星数据展现的那样以极端姿态坠入大海——换句话说，很可能是最终有人在控制，帮助飞机坠毁。无论扎哈里当时是生是死，在第七弧的某处，引擎因为缺乏燃料而失灵后，飞机进入了剧烈的螺旋形加速坠落，最终速度可能超过了每分钟1.5万英尺。根据飞机的下降速度，以及布莱恩·吉布森找到的碎片，我们可以知道飞机在坠入水中时分解成了碎屑。
7. 真相
官方调查一个接一个地停止了。澳大利亚人已经尽其所能。中国人也想罢手，并对任何可能重燃遇难者家庭愤怒的新闻进行审查。法国人也只是在国内重新分析卫星数据。马来西亚人则希望整个话题都不要再被提起。去年秋天，我在马来西亚的行政中心布城参加了一场活动，格雷斯·内森、吉布森和交通部长陆兆福（Anthony Loke）一起站在镜头前。部长正式接收了在夏天收集到的5块新残骸碎片。他极不情愿地站在那里，努力压制住恼怒。他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内森被部长的态度搞得满腔怒火。那天在晚饭桌上，她坚持认为不应该让政府如此轻易地从问题中脱身。她说：“他们没有遵守规定。他们也没有遵照流程。我觉得这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本来可以做出更大的努力。由于空军的不作为——还有其他所有在问题出现的第一小时内没有遵守规定的参与各方——我们才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们每个人都违反过规定，有的不止一次。事发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不同的只是失职程度不同。或许有的失职行为单独来看并没有那么糟糕，但如果从全局角度，他们每个人都对没找到飞机的下落负有全部责任。”
这些人都是政府雇员。内森希望海洋无限公司能够再一次在无结果不收费的条件下继续搜寻工作；该公司最近找到了一艘失踪的阿根廷潜艇。那周初该公司暗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但马来西亚政府必须签署合同。根据对马来西亚政治文化的了解，内森担心他们不会愿意签这个合同——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如果能找到飞机残骸，那么所有那些无视卫星数据，无视飞机在偏离原定飞往北京的航向后又沿着复杂的航线飞行了6个小时这一事实的所有说法都将土崩瓦解。也可以推翻飞机着火却继续在空中飞行的说法；还有飞机成为一个“幽灵航班”，能自行掌握航向，关闭系统之后重新开启、或飞机是被某些邪恶国家势力深思熟虑跟踪良久后被击落的说法；还有飞机实际上现在位于南中国海的某个地方，或是完好无损待在中亚的某个伪装掩盖着机库里的说法。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与调查人员所掌握的真实信息相矛盾。
除此以外，找到飞机残骸和两个黑匣子可能没有什么用。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只有两小时的存量并会自动循环消除，很可能只会录有最后警报响起的声音，除非当时控制飞机的人还活着而且还有心情为历史留下解释。另一个黑匣子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它能提供航班在整个飞行过程中运行的信息，但不会提供任何相关的系统故障信息，因为没有任何故障能够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飞行数据记录仪充其量只能回答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问题，比如飞机是在何时失压的，以及失压持续了多久，或是卫星通讯箱如何断电后又重新恢复供电的。网上那些拒绝正视现实的人们可能会对此着迷，但这可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事。
最有价值的答案很可能并不在海洋里，而是在陆地上，在马来西亚。这才应该是今后的关注点。除非马来西亚警方像马来西亚空军和空中交通管制一样无能，他们知道的应该比他们敢说出来的要多。这个谜团可能其实并不复杂。而这恰恰就是令人郁结之处。答案可能近在咫尺，但它们比任何一个黑匣子都更难找回。如果布莱恩·吉布森想来一次真正的冒险，他可以考虑在吉隆坡待上一年，搜寻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