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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第一期“双一流”建设进入收官阶段之际,更好地帮助大家做到以“学”为本,从4月23日起,一读EDU开始推出CCSS
专题,今天推出的是专题的第2篇文章。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如您想要了解CCSS项目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欢迎浏览本专题 第1篇文章 。
作者 | 胡科 冯权 黄雨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CCSS项目组)
“
清华不需要没有学术水准的服务
。”在清华大学工作近20年、如今已是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史静寰对此深有体会。
由她主持的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
(China College Student Survey,下称“CCSS”)
项目就凭借扎实、丰厚的学术功底,争取到了每年对清华在校本科生进行全口径追踪学情调查的机会。相关研究结果还多次“上会”,面向清华大学校领导、中层干部和重量级学者进行解读。
不仅如此,依托CCSS项目长达11年的积累,史静寰研究团队还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评价体系改革研究”等项目,
负责为教育部制定“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和建设成效评价体系提供决策支持
。
那么,
CCSS项目到底有什么“魔力”,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未来是否会进入“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
日前,为帮助大家更好了解CCSS项目,一读EDU特约作者独家专访了史静寰教授。
考虑到访谈篇幅较长,一读EDU
(id:yidu_edu)
特将访谈内容拆分为上、中、下三篇。本文即为中
篇,将为您解答为何CCSS项目能够将学术研究和服务院校这两大功能统一在一起。
CCSS项目简介
2007年,史静寰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引入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NSSE)
工具,对其
进行了汉化和适应性调整,于2009年起正式开展全国大学生学情调查,项目初期称为NSSE-China,2012年更名为CCSS,至今已持续11年之久。
CCSS项目组开发了
适合不同类型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调查工具
,包括
“中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
(绿色问卷)
、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
(黄色问卷)
、“中国高校毕业生调查”
(蓝色问卷)
和“清华大学在校本科生追踪调查”
(紫色问卷)
。
截至2019年,参与CCSS项目的合作院校已超过150所,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涵盖从普通本科院校到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各类院校。
由此,CCSS项目已成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高校学情调查。
CCSS项目同时具有
学术研究和服务院校特征
笔者:CCSS项目是基于一种研究视角还是一种服务视角?
史静寰: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20多年,对于教育研究的功能定位,我一个最基本的直观感受就是,
教育研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
因为教育研究的学术性远远不够,它并不是一门按照学术深度和学术积累来衡量的学问。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教育史,就是基于史实和史料进行研究,如果没有新的史料的支持,就不能够提出所谓自己的独到观点,这种研究就是一种实证到所有新的东西必须要有出处。所以同历史学这样比较传统的学科研究相比,教育学的学术性还不够。
而同诸如经济学这样大量运用了数据模型和提出研究假设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教育学的验证性又不够,因为教育学是关乎人的学科,人是比较复杂的群体,如果将人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控制或者变成固体进行分割,那研究对象就不是人了。
所以我的理解是,
教育学走纯粹的学术研究之路是走
不通的
。
但是
教育学研究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服务性研究
,因为这种服务性并不一定都切合实际。对于在教育一线的教师和教育政策制定者来说,教育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要找到自己的合适定位,既要具有学术上的发展性,又要具有政策性的影响性。
这是决定一个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和能否产生并形成自身的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
从我们学院的教育研究角度来说,我于2002年来到清华,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争取申请博士点,2003年就做到了。
有了博士点意味着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能简单定位于为学校服务
,因为清华是不需要没有学术水准的服务的,清华人才济济,即使没有教育学研究,他们也可以自己钻研并做得很好。所以
当时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申请到博士点之后,教育研究所应该怎么发展?
不能仅仅是人数增加、博士生增加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一定研究影响力就无法生存。
CCSS项目数据积累至今,它的可挖掘度已经开始呈现出来,这些年基于这个数据已经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和博士论文,
我们的团队也在尝试探究中国学习者到底有什么学习特质,这些学习特质又是如何形成的
。学习者特质不仅是外在行为上的表现,还有内在心理上的支撑,
当我们在做这一类的研究时,光靠数据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建构一个分析框架,去挖掘特定历史和情境下的文化根基
。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不认为CCSS仅仅是为了服务学校
,如果是单纯为学校服务的话,我们大可不必花这么多时间去做全国不同院校的学情调查,只需要用“紫色问卷”
(即清华大学在校本科生追踪调查问卷,是专门适用于清华大学的CCSS调查问卷——编者注)
来为清华服务就可以了。
再者,这个项目刚开始运行的时候,学校相关部门还是有疑问的,他们会担心学生花时间填写问卷是否有实际价值,后来我们先通过绿色问卷
(即CCSS普通本科院校调查问卷——编者注)
积累了大量数据,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研究成果,也揭示了这个工具到底有什么用,能够呈现什么,能够反映什么,能够改进什么,在这一系列基础上,我们又开发专门针对清华的紫色问卷。
事实上,如果没有我们绿色问卷在全国范围内打开的影响,我们也很难在清华做全员学情调查。其实
在紫色问卷出来之前,学校层面也感受到了学业挑战度问题、师生互动问题以及低阶思维学习和高阶思维学习差异问题等学业问题的存在,但对这些问题一直停留在经验感知的层面,并没有坚实的数据支持
。
我们反馈绿色问卷调查之后,清华校领导也看到了CCSS项目能够为学校带来的实际影响。
所以在清华这样的单位,人们即使不是来自相同学科,对于学术水准的判断力也是有共识的。
(来源:一读EDU编辑部制作)
要想推动教育改革
就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教育研究证据
史静寰:
2008年我们就已经形成了NSSE-China,并在6所院校做了试测,并积累了一部分数据,当时我们就是用这个数据在清华大学第23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上做了汇报。
清华大学每四年都会举行一次教育工作讨论会,2011年正值清华百年校庆,因此那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主题就是“新百年清华人才培养的重新定位”。针对这样一个主题,在一个中层干部会议上做汇报的时候,我们就借助了这六所学校的数据。
那次会议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虽然那时我已经来校并担任了好几年教育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但和理工科院系的老师也没有什么太多接触。那次会议是工会组织的教书育人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教学名师、各院系主管教学的老师以及学校行政单位的干部,大概有100多人的规模。
那是我第一次在会上介绍学情调查,刚开始讲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清华的老师并不太在意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老师在讲什么,他们也不会认为你能够讲出什么新的东西来。结果我越往后讲,就越发现台下的老师不再交头接耳,而是开始认真关注了,还有不少人频频点头了,后来就有老师反馈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也很有启发。
从这个事例中就会发现,对于搞理工科的老师而言,要说服他们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拿出他们能够认可的证据。当你用证据说话的时候,只要他们觉得有道理,他们是不会排斥这种由不同学科角度揭示出来的东西的。
这次汇报给我特别强烈的启发就是,好的学术研究是可以跨越不同的专业,被得到认可的,如果你想要干预教育政策或者干预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就要拿出被老师们认可的教育研究证据
。
因此,
在最初设计CCSS项目定位的时候,学术研究和服务院校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
。
如果仅是考虑服务院校,那这种服务的可接受度不是研究者所能够决定的,而是学校决定的。而如果要想得到学校的认可,就必须要拿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术研究水准和对学校政策的影响这两者就结合在一起了。
而
从教育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一定要“甘于现实”
,比如改进教学就是我们研究特别关注的。教育研究不像一些纯粹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一些文学或者历史研究,它们不一定将“甘于现实”作为切入点。而教育研究一定会贴近现实,因为它涉及到人的培养和人的成长问题。
但如果仅限于“甘于现实”,不加强学术研究,也会因为研究质量不高而无法得到院校采纳,达不到最初目的
。
所以
在学情调查研究中,服务院校和学术研究两者是相互统一的。
图为钱易院士与同学们谈治学、谈为人。清华大学推出的“开放交流时间”制度就源于CCSS的调查研究发现。(和冠欣 摄,图片来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新闻网)
CCSS项目得以坚持10年的3大基石
稳定经费+跨学科力量+严谨研究方法
笔者:CCSS项目是如何得以持续运营和发展的?
史静寰:
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很难想到是做两年、十年还是一直做下去,当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抓住参加一些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的机会进行宣讲,很多感兴趣的学校也陆续加入进来。我们当时既没有经费,也没有版权的认可,怀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在调查程序上也没有严格的抽样,甚至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就是20多个学校一起做;后来数据收集上来,并发布了2009年清华和全国参与院校的学情报告,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时才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要坚持下去的项目,但坚持下去就需要经费支持
,而那时申请课题的经费有限,所以我们就尝试申请基金会经费支持。2010年联合清华经管学院、社会学系与中国经济和社会数据中心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
当然
项目得以发展也与时机有一定关系
,整个课题的运行过程正是国家层面强调学习者中心、强调高等教育质量和强调学生视角评估的过程,
我们也是迎合了这个时机,使得这个项目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土壤
。
另外
项目的持续运行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判断力
,如经管学院和社会学系加入之后,就会把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带入到项目运作之中:2009年CCSS项目完全还是学校自我报名,也没有所谓的代表性问题,只是26所院校的合作,所以并没有一个抽样框,也没有考虑代表性视角,而2010年社会学介入之后,它对抽样的严格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抽样程序。
我们费了很大劲从教育部拿到了抽样框,社会学团队又设计了56个格子抽样,最后按照地区、学校类型和学校层次抽出来100个学校样本,但是
只有大概不到10所院校是已参与CCSS项目的学校,剩下的院校就需要逐一打电话、发邮件联系,那时候很多院校根本不会搭理这个项目。尽管如此,我们项目还是发展了50多所院校
(
这些院校都在100个院校样本内)
,
背后的巨大付出可想而知
。
经济学科的介入则进一步完善了问卷的结构性,对于大型调查项目来说,经济学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上的严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跨学科视角为项目带来了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加上经费有了相对稳定的保障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我就不再忧虑经费筹措的问题,这个项目也得以持续运行了几年
。
从项目初始,我们就专门聘请了做心理测量和统计分析的博士后,
他们
在方法和数据处理上带着第一批参与项目的学生进行研究,对那些同学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
随着项目的运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数据,这一批已受过很好训练的学生和项目连续聘任的博士后研究员、项目研究助理等密切合作,对新加入项目的人员进行方法培训,使项目得以持续进行。
稳定的经费投入,跨学科力量的支持,教育学、心理学研究中严格的方法和技能训练,所有这些工作为项目奠定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使项目逐渐形成了较强的研究团队
。而我的角色则转向于为项目提供必要的联系
(如同教育部联系,同参与院校联系)
和支持
(
如指导项目发展、扩大项目影响)
。
随着项目的发展和扩大,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大家分工合作。
现在CCSS项目研究团队已经形成了“老带新 传帮带”的模式,这也是项目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所在
,不同学生在参与项目不同阶段的感受和收获是不一样的,很多学生在参与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技能训练。
我比较期待的是,学生能够意识到一个项目的价值不仅限于“努力干我应该干的事儿”,而是能在参与过程中结合自身职业发展规划,促进自我成长。项目的价值和意义是学生自己赋予的,并不是老师告诉或者布置给学生的,只有学生亲身体验才能够学有所获。
史静寰教授资料图(来源: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
在CCSS项目2020年度调查启动之前,如您希望进一步了解CCSS的参与流程与方式,以及CCSS能回答的具体问题,欢迎您联系我们。
CCSS项目组将竭诚为参与院校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并为提高我国本科教学质量而不断努力。
(未完待续,即将推送访谈下篇,为您梳理CCSS究竟能帮助院校做些什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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