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阿伦特牵连和纳粹牵连

作者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来自《开放时代》 2000年第7期97-100｜授权刊登

热闹和平淡，都是表面文章，有的人履历丰富，总是在热热闹闹的中心生活，思想性情却一概浅薄。有的人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思想却气象万千，性情却深厚丰满。思想家，尤其是德国思想家，多属于后一种，这一点人所周知。海德格尔是个德国教授，上学、毕业、教书、写作，没什么热闹事儿。写他的传记，本来只能是一部思想传记，即使有一两次婚外恋，一两次政治参与，一笔带过也就行了。

黑格尔和哪个女人悄悄厮混了一通，还生了个孩子，他为法国大革命欢欣鼓舞，跟几个同学热情洋溢地种了棵自由树，传记作者都是点到为止而已。可事有凑巧，海德格尔偷情，爱上的偏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参与政治，搅进的偏是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运动。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恋情，根据原始材料系统介绍的，到现在为止，只有爱丁格（Elzbieta Ettinger）教授的《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一本。后来的海德格尔传记，涉及此事，主要都依赖此书。爱丁格立场鲜明，爱护阿伦特，谴责海德格尔。除了少数几个时代，像维多利亚时代和我们自己的六七十年代，人们对婚外恋并不那么大惊小怪，不见得会单由于海德格尔有这一场婚外恋来指责他。但爱丁格这本书还是对海德格尔大大不利，归结下来是两点：

一是在爱丁格笔下，18岁的阿伦特一派天真，后来也一直坦荡真率，而海德格尔这个恋人从头至尾既自私又霸道，而且心计过深；

二是作者以这场恋情为主线，捎带手描绘了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描绘了他与亚斯贝尔斯的痛苦的友情。亚斯贝尔斯是公认的贤人，不消说，这场友情的痛苦，罪责只在海德格尔这一边。

爱丁格的立场，并非人人赞同。萨弗兰斯基小有微词：“ 很遗憾其中（ 这本书中 ）包括了过于冗长的道德评论”。（ 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89页。以下简称“萨弗兰斯基 ” ）张祥龙君评论说：“爱丁格…同情完全投入感情但软弱可欺的阿伦特，谴责虽然有浪漫热情但总是老谋深算地主宰两人关系的海德格尔”。（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7页。以下简称“张祥龙” ）张祥龙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把原材料中不利于海德格尔的证据删除殆尽，就连上面引用的那句话，海德格尔式的或扩大而言德国式的“浪漫热情”，在爱丁格笔下原来也贬义多于褒义。

爱丁格的评价的确很强烈，但据此不能断言这部书不够客观公允，客观公允原不等于四平八稳，不等于回避道德评价。虽然绝大多数的道德学说，我读来都像无稽之谈，但我相信那只是理论家不知道如何从理论上来阐述道德问题，并不是因为人生中原无“道德”二字。

议论人事，经意不经意间，难得不带出道德品评，萨弗兰斯基自己何尝能幸免。若说爱丁格的角度浅俗，我倒是从另一面来想，以阿伦特的灵性识见，先后经了多少事，见了多少人，竟从十八岁深爱海德格尔直至一生的结束，只说这位伟大的女性心里始终另藏着一个愚蠢的小女人，恐怕难让人信服。我读到崔卫平女士刚刚写就的一篇文章，从两个人的灵性深处来理解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恋情，其高明和透彻，实远在爱丁格之上。历史的阐释，包括人生的阐释，从来不单单依赖资料占有得详尽，洞悉人情事理，经常更为重要。

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已公开出版的资料丰富得多。盟军占领德国之后，就把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当成一件大事来处理，当时就搜集了很多有关材料。后来，海德格尔在世界范围内名声越来越响，学界把海德格尔的纳粹牵作成了一项公案，抨击海德格尔的自然要搜集于他不利的证据，为他辩护的则要细细梳理这些证据，同时搜集于他有利的证据。

近年来系统述论此案的，首推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 1987年法文版，1989年英文版 ）和奥特的《马丁·海德格尔》（ 1988 年德文版 ）。其它著作中谈及此事的，其它报刊杂志上的挖掘、谴责、辩护，更是不计其数。上面提到的两本书都还没有译为中文，但中文读者也可以读到不少材料了。张祥龙的《海德格尔传》辟出两章论述“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萨弗兰斯基的《海德格尔传》所提供的材料更为详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开放时代》杂志曾连续刊文讨论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其中张汝伦君的“海德格尔：在哲学和政治之间”（ 《开放时代》，总第125期 ）尤具新意。他对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这个大题目有系统的思考，所以在分析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时能提供一种言之成理且有启发意义的解释。由于海德格尔的大部分手稿信件还封存在文库里，我们还可以期望有更多的资料出现，但我相信，要理解这件事情，更多依赖于对历史和人性的透视，而非依赖更多的原始资料。

我 1987年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北京三联，1995年 ）的时候，就读了一些关于纳粹牵连的材料，作了一些思考，后来又陆陆续续读到一些新材料，也在不断思考。但我得承认，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形成系统的结论。这里只就几个主要之点谈谈自己的零星看法，多数看法所据的理由，前人已经说过，不再详述，个别处有点自己的感触，就多写两笔。

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是否导向纳粹思想？如果这样笼统地提出问题，我的回答断然是“否”。我以为，虽然海德格尔思想和纳粹思想有很多相容的、甚至相同的东西，两者的总体趣向是不同的。在简单的体系之间，相同之处越多，体系就越接近。在复杂的体系之间就不能只靠指出相同之点来论证它们的相近。但是，海德格尔思想体系中的确较少直接抵制纳粹思想的内容，没太多东西拦着他去支持纳粹思想，如果拿大致同时代的哈耶克的思想体系等等作为参照，这一点就格外明显。这绝不是说，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就一定不如哈耶克——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话说到这里，我们就得进一步讨论思想体系和政治行为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不相信那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就得讨论纳粹的早期思想和后来的纳粹罪行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少在真理的层面上认真开展这个话题，这样的话题一般被战胜国的意识形态统治着。（ 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是什么关系？毛泽东思想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要紧密得多，但也不是紧密得无法区分 ）

海德格尔是否真心支持纳粹运动？我认为他有不长的一段时间热烈支持。上面说到，海德格尔思想中原没有多少抵制纳粹思想的资源，而另一方面，他对实际政治的感觉并不见得特别出色，所以他像其他多数德国人一样支持纳粹也原无足奇。不过，他不只是随波逐流，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另一方面，纳粹运动向恶性发展，结果，他比大多数德国人更早地开始疏远纳粹运动。

海德格尔是被迫当上校长的吗？我觉得海德格尔在这件事情上既有几分主动也有几分被动，就是说，比他后来所愿承认的要更为主动。从海德格尔那个时期的抱负看，这是很正常的。他不仅想当校长，而且他的热心要比这个高远不少。比起英国教授美国教授，德国教授比较容易萌生帝王师的念头，虽然比不上我们中国文人的野心。这从各个国家的政治传统很容易得到解释。不过，一方面，海德格尔这段时间有相当的雄心，想在实际政治领域中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他的主情仍然留在纯思想方面。这限制了他的政治热情。他绝不是非当校长不可，更谈不上谋求这个职位。在我们后世的旁观者来看，他在纯思想领域里如鱼得水，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却蠢笨无能，这一点他想必很快就有了自知。他十个月就辞去校长职务，该是多种因素会同的结果，也包括有点被迫无奈，不一定全像他说的那样，只是要和纳粹分道扬镳。

谁要是从一开始就洞见了纳粹的本质，我说他目光如炬，哪个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抵制纳粹运动，我说他孤胆英雄，但一开始支持纳粹，没什么说不过去的，怀抱改造大学（ 大学不该改造吗？ ）振兴民族（ 直到今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世界主义者”？ ）的热望，去当个校长，更算不上什么罪过。要紧的倒是，海德格尔在参与纳粹运动的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掌握校长权力的这十个月里，都干了些什么。检索已经罗列出来的事实，我想答案相当清楚：他作了一些恶劣的事，也作了一些保护受害者的事，就像多数处在那种时期那个地位上的人所作的那样。

海德格尔是不是反犹？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不包含反犹的内容，也推不出反犹的结论。从海德格尔和犹太同事、犹太学生的整体交往看，他也不是个持反犹立场的人。但是他在热烈拥护纳粹运动的不长的一个时期，看来是受到了反犹思想的影响，多多少少对之有所认同。

海德格尔是个大思想家，会有人猜想他不应该轻易受思潮的影响，所以对他的一些反犹言论，应当深挖思想根源。一个人若配得上称为“思想家”，当然不可能轻易受思潮影响，但是，即使伟大的思想家，在很多方面的思考也和普通人差不多，没有深稳的定见，容易受人影响。海德格尔并不例外。倒是他经常过分强调了自己是个思想家，无论什么事情，要么闭口不谈，凡发言就无比深思熟虑雄深有定的样子，误导人们以为他真的没有任何见解是随大流而来的。真要说海德格尔那些反犹言论的思想根源，我想仍然可以反过来看：他不是一个现代较为常见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没什么东西拦着他受反犹主义的影响。我们经常注重哪种思想会导致哪种思想，但相反的一方面也极为重要，就是说，在你无知、软弱、模糊的方面，你比较容易为哪一类思潮开闸放水？

海德格尔是不是恶待犹太人？有几个事例摆在那里，有一两件可谓相当恶劣。但也有相反的事例摆在那里。如果不是硬要从反犹主义来看，这些“相互矛盾的事实”就不那么矛盾了。我们应该只作好事不作坏事，不过事实上我们都作过一些好事也作过一些坏事，这没有什么太理解不了的。海德格尔并非对犹太同事和学生只作过不良之事，他对之作过不良之事的也不都是犹太人，从这些事例，实在得不出海德格尔系统反犹的结论。他对胡塞尔的不满、不厚道、首鼠两端，早就开始了。他在纳粹期间渐渐断绝了和亚斯贝尔斯的来往，而亚斯贝尔斯的太太是犹太人。即使不说这是巧合，也不难理解：倒运的人家总是门庭冷落的，倒不一定是别人恨你、蔑视你、反对你。当然，天下也有临危相济的义士，看你倒楣，偏来登门拜访。海德格尔不是侠义之士，一生没有过什么义举。

在反犹这个方面，海德格尔最恶劣的一件事情大概是：他建议纳粹教师同盟不要接受年轻教师包姆加腾的入会申请，这份建议书里列举的一个缘由是包姆加腾“与犹太人法朗克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即使这个事例也不是海德格尔反犹的铁证，因为他可能只是利用了反犹的时势来说服别人。不过，这样从“策略”上理解这件事（ 张祥龙，第244页 ）丝毫不能让人减少恶感，因为我不敢断定趁火打劫一定比明火执仗较少可恨。

如果我们一定要上纲上线，在海德格尔思想体系是否和纳粹同道、他是否一贯反犹这样的高度上解释海德格尔的言行，好多事情反而越解释越糊涂了，这些事情揆之人情事理，多数并不是很难理解。的确，讨论此事的多数论者，在我的印象中，并不认为海德格尔卷入纳粹运动的那段时期言行格外恶劣，还经常由于觉得他在实际政治上相当幼稚而表示原谅，人们无法原谅的，是他后来为自己曲为辩解，从不曾痛痛快快为自己的劣迹道歉，而尤不可原谅的，是他从未谴责过纳粹的罪行。

研究者早经指出，海德格尔后来的辩解有些是不诚实的，与事实不符。有些辩解，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例如他说到：“我不明白为什么和当时纳粹党的教育部长谈一席话就该受到指责，而所有外国政府却正忙着承认希特勒并给他以国际通行的礼遇呢。”[1]孙周兴君引用了这段文字后评注说：“他的这类抱怨和辩解却是十分乏力的”。（ 《开放时代》，总122期，第89页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方向上这样想。我倒觉得海德格尔的这一反问成立。固然，外国政府有无可避免的实际政治方面的考虑，而海德格尔本来不一定要卷入实际政治，但生活在纳粹德国里面的人，身不由己之势恐怕更甚于外国政府呢。

海德格尔后来该不该为他的纳粹牵连道歉？我想，他参与纳粹运动之可以获得谅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过是个普通的德国人，那么，他就应该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一样，为德国在纳粹时期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内疚，为此道歉，用不着端出讳莫如深的思想家模样。不过，战后的舆论一边倒，整个世界都在鞭挞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加入这一谴责的行列也许在海德格尔看来既没必要也没资格。他在思想深处憎恨世界的技术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把美国、苏联等量齐观，希望是在德国，后来他不会再把纳粹德国当作楷模，但并不曾改变对美苏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他跳出来谴责德国，也许更像昆德拉意义上的“媚俗”而已，不可能拿出什么真识卓见。究竟道歉更需要勇气还是不道歉更需要勇气，我无法判断，总的感觉是道歉是对的，虽然比较容易。

但是，在这“可耻的沉默”后面，的确有一种东西让人不安，甚至让人气愤，那就是思想家在普通人的层面上也把自己是个思想家太当回事儿了。海德格尔说道：“农田耕作现在已经成了摩托化了的食品工业了，本质上同尸体和毒气室的生产一样。”（ 萨弗兰斯基，第552页 ）你不谴责纳粹也罢了，几乎唯一一次旁敲侧击地涉及纳粹罪行，竟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让人不堪忍受。我们不能因为迁就常识就不让人往深处思想，但若深思到的本质竟和我们的所有基本感性作对，我倒觉得不深思到本质也罢。海德格尔在理论上突出人或此在的有限性，可说是一项贡献，但作此思想的人也必须把自己保持在有限的视野之中，清醒地意识到思想的有限性。在上帝眼里，速冻食品生产线和毒气室是不是一样，一切的一切是不是都一样，我无从揣测，但在超市里买黄瓜的人和在毒气室里挣扎的人，不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

讲起海德格尔这个人，我常怀有矛盾的心情。为他写传的萨弗兰斯基何尝不是？海德格尔的好友雅斯贝尔斯不也是一直怀有这样矛盾的心情吗？阿伦特深爱海德格尔，但说起自己对海德格尔的态度时也承认：“人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反正我不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处世委实复杂。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质朴，抑或不时施展着农民的狡猾？我们会说，人性是复杂的，人都有两个方面。这话等于什么都没说，我们想理解一件事，理解一个人，理解世界，这总意味着我们尝试看出散漫而矛盾的现象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无论解构主义怎样流行，理解之要求统一这一本性无法改变，哪怕是通过解构的方式。海德格尔自己曾说：“在生存论上恰当的良知阐释并不保证在生存上对（良知）呼声的理解”[2]。事实的确是这样，但这只开了一个头，我们下面要问的是：如果理论不能保证更正当的生存，它是否有助于更正当的生存？如果不能，理论是干什么的呢？据说，“他的癖好是提问，不是回答”，提问就是思想的虔诚。但我们身为大自然的学生，我们不是更该通过回答来提问吗？提问可以是虔敬，也可以是骄狂。只要我们不假装手握最终的答案，回答不是一种更虔诚的思考吗？

如今，斯人已逝，他的思想已经成了人类共同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纠缠在他生平里的二三事，来破坏他这个人的形象，甚至在他的思想遗产上铺上怀疑的暗雾？当然，我们关心名人的生活。不过， 关心政治家思想家的生活和关心歌星影星的生活不太一样，我们不只是出于对名人的好奇。政治家指挥我们，思想家指导我们，难道他们的个人行为和我们没有关系吗？

前几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一书，新来有了中译本，作者的选材和议论，大有偏颇，但其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并不因此作废。平庸的人格真会焕发真知灼见吗？那些感动过无数善良心智的大师真会是一些卑劣的人吗？抽象说，真善美难道能各行其道互不相干？这是困扰我的疑问，我知道也困扰着不少别人。下一句“文人无行”的断语丝毫不能澄清这种困惑。至于“为贤者隐”，把不利于大人物的材料都掩起来，那是中宣部的本职工作，不是思想者应当效仿的。只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纷纷杂杂的世界，我们才需要思考，才需要理解。

海德格尔在一次亚里士多德课程上，开讲之始说：“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掉 ”，接着他整个学期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再没有谈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他也许会愿望人家这样谈起他和他的哲学。有两种阅读理论，或干脆就有两种读书法。一种把什么作品都还原为时代的呼声，或个人心理的或直或曲的表露，读作品就像弗洛伊德读梦似的。另一种阅读理论主张眼光不得越出文本，时代背景等等都不相干，更别提作者的私生活了。

考诸实际，这两种读书法却不是并列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种转向另外一种。离我们近的，我们就免不了会关心一本书的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把作者连同他的作品一起阅读。离开远了，作品本身渐渐占据了整个视野。我们现在说起亚里士多德和庄子，对他曾经支持哪个政权反对哪个政权，对他曾怎样对待一个年轻情人，所知甚少，而且兴趣不大。他们的著述，就彷佛渐渐离脱了肉身的枷锁，成为纯精神的存在。说得更切实，他们的著作越来越多联系于后世的注释，越来越少联系于著者的生活。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力求阐明“疏朗之境 ”（Lichtung），但他的思想处世在我看一直纠缠不清，唯在其晚年，他似乎进入了这种疏朗之境。思想家大概需要暮年，那些曾促生蓬勃思想的冲动渐渐平息，木落天高，于是思想的纯形式清清朗朗地呈现了。这种疏朗之境不是人生的整个真义，但若无此境，人生就太芜杂太琐屑了。

推荐阅读：

[1]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0页。

[2] 《Sein und 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295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