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作品，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托尔斯泰却毫不含糊地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系统否定了莎翁创作的审美价值，并强调：“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一切都被夸张了，行为被夸张了，行为的后果被夸张了，人物的道白也被夸张了，因此处处都破坏了产生艺术印象的可能性……无可怀疑的是：莎士比亚不是艺术家，他的作品也不是艺术品。”这并非托尔斯泰故作酷评，而是审美趣味的差异所致。承认文艺作品在审美接受中的差异性，并不影响作品的价值，相反，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一部作品如果不能传递出多种不同的审美意味，就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目标。

但这种差异性给文艺评奖带来巨大难题。评奖结果甫一揭晓，议论甚至争论就应声而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别的不说，每届诺贝尔奖揭晓前夕，其他各类奖项似无太多悬念，唯独文学奖犹如猜谜，以至于一些博彩公司常借文学奖的结果预测来发笔小财。这正是由文学或者文艺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文艺作品涉及创作主体对人的存在境遇及其可能性的思考，思考的复杂性、艺术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审美接受的差异性，决定了艺术评价很难有说一不二的定论，所谓“众口难调”，在文艺评奖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白了文艺的这一特殊境况，才能更理性地看待文艺评奖。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文艺奖项的设置，都是希望对文艺经典负责，对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负责，遴选、甄别、推选出那些最有价值的作品。但同时，文艺奖项又都是由评委推选出来的，绝大多数评委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经验，包括他们的伦理观念和文化趣味，都将决定评选的最终结果――尽管优秀作品总是会赢得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受评委们最大公约数的规则所限，遗珠之憾实难避免。

文艺评奖在个体审美差异和群体最大公约数之间博弈，其定心之轴是“评奖标准”。评奖标准确定了评奖规则，就像任何一种游戏一样，规则越具体，才越能操作下去。如果评奖标准本身不明确，太过笼统、太过抽象，整个评奖过程的操作性和规范性就必定大打折扣。这个标准可以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强调艺术的开拓性和创新价值，应该比同类艺术家或本人以往作品更体现出超越性；强调对人类精神面貌有所观照，对被现实遮蔽了的精神状态有所揭示，以深切的个体生存体验对读者有所感染、有所启示；强调创作整体成就，以在艺术领域的持久耕耘为标杆。严格对照标准评选，哪怕选出的作品并不完美，依然是有说服力的，依然能获得读者和观众的认同。

明确评奖标准的同时，要给评委更多独立裁决的空间，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只有树立了明晰的标准，评委的独立裁决才不会变成一意孤行；只有保证独立裁决，对标准的贯彻和落实才不会变成盲目从众。任何标准都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渐趋完善，评委们的独立裁决为这种调整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理性看待评奖，还应看到评奖标准的历史性。陶渊明的诗在他的时代并无多少反响，钟嵘在《诗品》中将其归为“中品”，然而，600多年之后的苏东坡对之大加赞赏，又过了近1000年后的今天，陶翁已成一代诗魂。作为一种判断力的显露，评奖标准有它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未尝不是文艺的生命力和历史表达带给我们的一种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