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大栅栏的院落空间调整中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含义与公共重建的问题。与西方将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政治或社会意义的公共生活不同，大栅栏的居民从所有权出发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国家财产，又在使用中逐渐侵占并瓜分了这些在管理上被忽视的国家空间。这既是住房等公共服务欠缺的结果，也被历史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所建构，公共空间因此充满了各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本文将介绍两个强干预的社会行动案例，它们分别以“孵育社会生活”和“划分公私边界”为思路进行院落空间调整实验，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结论部分对此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共重建需要调整空间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并建立公共空间使用的规则。 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哈尼族阿卡人的整体宇宙秩序为观照，运用文化阐释方法剖析其病痛观及相应医疗实践，以理解其“药礼结合”的治病方式，并挖掘阿卡社会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阿卡人认为人包括人体与人魂，有些病痛只是身体的病痛，可以用药物治疗；有些病痛则被视为人与不可见的灵、鬼、神、老天爷等非人存在物互动交流的渠道，是人违背宇宙秩序招致的惩罚，需诉诸献祭仪式以求病愈。社会—宇宙的集体道德通过这些病痛被内化到个体当中，后者在不确定的病痛及相应治疗仪式中反复确认和维护宇宙秩序的权威，维持了社会—宇宙的更新与延续。正是“药礼结合”的多元实践，保证了阿卡礼成功以病痛作为落点来整合社会—宇宙秩序，从而保证了阿卡礼的持续运作。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本文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如何造成其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人物的现代性意义。麦克白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本文利用2013—2015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曾在高离婚率地区生活过的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表现为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继承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离婚文化会持续产生影响；浸染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会受到新接触的离婚文化的影响。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迁入地文化浸染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人更容易受到流出地文化继承效应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而女性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文化特征。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情感劳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是从组织心理学的视角探究情感劳动对从业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形成原因，但对其可能带来的积极体验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本文以月嫂为例，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索情感劳动从业者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创造积极的工作体验。研究发现，能够获得积极体验的月嫂会采用“深层表演”策略主动破除边界，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慈善”劳动。她们还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以便在与雇主的互动中争取主动。这两种策略都是劳动者通过构建象征性边界来挑战社会性边界的过程。本文认为，情感劳动的“自主性”应纳入关系视角，关注劳动者建立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能力，而非仅强调边界清晰的独立“自我”和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控制。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关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着重以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处境予以解释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家庭房产的地区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基尼系数按地理空间分解后显示，相对于家庭收入或家庭人均收入的地理空间差异而言，家庭住房资产的地理空间差异更为突出；运用赫克曼两步回归法分析资料发现，地理空间因素不仅影响产权住房的获得，对房产产值的效应也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我们的基本论点：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而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注地理空间这一结构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社会不平等后果不仅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也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 本文以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口多样性指数，并将其与288个城市的数据相匹配，检验了人口多样性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从地区制度环境和民生支出水平两个角度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产权保护越完善、民众对法庭越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样性对犯罪率的影响越弱，说明良好的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把握犯罪治理的着力点。 “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 在学界目前关于行政发包制及其历史根源的讨论中，尚未触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制度：军事发包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组织形态，即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各根据地军区和军分区两级分别建立起与上级的军事承包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军事决策的自由裁量权；财经的自给自足；在属地建立一元化领导，实行属地化管理、战果导向和人格化担责。军事发包制有效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把分割状态下的局部执政当成铸造现代政党之军政能力的重要通道，为1949年后全面展开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好了准备。军事发包制既是行政发包制的先驱，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谓行政发包制的内核。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主旨与制度规则和社会资本建设的关系有关。与现有研究主要将社会资本视为自变量并论述其对社会发展之作用的视角不同，本文将社会资本视为因变量，追踪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通用社会资本如何生发，尤其是在不利的群体冲突条件下获得生长的原因。研究发现，通用的社会资本不必然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出现，它依托于特定的公共社会规则而生长和巩固。XW案例中出现的社会资本扩展——村民合作的广度由宗堂内转化为跨宗堂，明显是公共决策规则革新带来的结果。本文描述了这一通用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以推进对合作行为的改进和社会资本的扩展，展开理论阐释。本文同时提示了有关政策改进的可能性：运用制度规则的突破进行自我改造，有助于打破群体冲突和控制权竞争的循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品质。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南陈路333号上海大学东区3号楼219室 电话：021－66135633　 E-mail： society19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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