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入睡前或是早晨醒来后，81周岁的他都会在位于横滨的家中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什么人？

脱口而出的时候，他坚定地认为“我是个中国人”；当站在日本横滨的樱花树下再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后，他会说“一半中国人，一半日本人”。

他时常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齐鲁网记者 张晓博 于鹏 4月21日发自日本东京

从血脉上讲，生于日本福冈，父母都是日本人，他“百分百是个日本人”；从心理上讲，5岁就跟随父亲到了中国的东北，15岁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辽沈、平津战役，后来还随军跨过了鸭绿江，他“毫无疑问是个中国人”。

与抗战胜利后留在中国，在中共军队服役的空军、医疗、铁道等数以万计的日籍技术人员（这些人在日本被称为“留用者”）不同，从小生长在中国的砂原惠所经历的，是为时代所遮蔽的一段更加鲜为人知的历史和人生。

这样的经历，几乎不可复制。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当下，这名日本籍解放军战士对那段侵华历史的反思，值得铭记。

“满洲”生涯： 5岁举家搬迁东北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砂原惠可能一生无缘中国。

1933年，砂原惠出生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家中。家族中全都是“武士”，除了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属下专业从事矿物分析的砂原惠的父亲。

热衷技术却并不热衷“武术”，让砂原惠的父亲成为家族中的异类。

砂原惠5岁那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父亲被安排前往中国继续服务于满铁。砂原惠和母亲由此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生涯。

这个家庭先是乘船到了大连，而后接受公司的安排辗转沈阳，最后落脚阜新。

对于一个5岁的孩童来说，“满洲”生涯是封闭的。他很难理解诸如“中国、东北、满洲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他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中国人。

“我仍然生活在日本人的圈子里。”砂原惠说，他唯一能够接触到的中国人是父亲的一名中国徒弟，“他有时候会带着我跟当地的一些中国孩子玩。孩子之间并无敌对情绪。”

他的求学生涯同样是在日本人的圈子里度过，接受的仍是日式教育。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他考上了阜新中学。但是，已经预料到战局的父亲，委托朋友将他送到大连，就读大连二中学习。作为港口城市，大连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砂原惠的父亲希望一旦战局有变，自己的儿子能够顺利而迅速地返回日本。

砂原惠父亲的病逝先于日本战败到来。

1945年7月14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一个月，砂原惠的父亲在辽宁阜新家中去世。在此之前，砂原惠已经离开大连回到阜新看望父亲。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大连我回不去了。”砂原惠说，由于一直在封闭的环境下生活，在这之前，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这个“满铁”技术员家里的小少爷和日本军国少年，将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经历他无法预见的一生。

“在战争中，谁也想象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砂原惠至今记得战败的消息传来，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乱作一团的情形。

“家里有钢琴有值钱东西的全部卖掉，但刚卖了钱第二天就发现满洲国的货币已经不能用了。”砂原惠说，所有的居民自治机构在那一刻消失不见，慌作一团的日本侨民变卖家当，收拾行李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日本，但一切都被打乱了，很少有人能够顺利回到日本。

按照父亲徒弟的安排，砂原惠一家打算避开日本人的圈子，南下葫芦岛一带乘船返回日本。

不过，变卖家当的他们跟随父亲的徒弟乘火车流亡到辽宁北镇沟帮子一带后，却忽然发现父亲的徒弟不见了。他的去向至今是个谜团。

“我猜应该是因为他算个亲日派被人抓走了吧。”砂原惠说。

失去了父亲徒弟保护的一家人，只好在辽宁北镇沟帮子一带安顿下来，没办法再做返回日本的打算。

在流亡地，砂原惠的母亲靠给人做裁缝生活，砂原惠则到了一户地主家里，成了一名猪倌。

战后流亡：地主家的猪倌牛倌

辽宁省北镇县六台子村苏家街，砂原惠至今仍清楚记得一家人流亡的地点。

2013年7月，在离开苏家街多年后，砂原惠第一次在朋友的带领下回到苏家街。

下车后，砂原惠向村民打听多年前村里是否有过日本人。

一个围观的老太太认出了砂原惠，并且亲切地叫出了砂原惠当时的绰号“小三元”。

“她还清楚地知道我后来的去向。”这让砂原惠感慨不已，“多少年过去了啊，还有人记得我。”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东北农村的乡亲们并没有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而欺负、敌视这个落难的家庭，相反却以极大的包容和同情心给予他们保护。

有时候，听见砂原惠的口音不对，有人会质疑他是不是中国人，砂原惠会解释说自己是南方人。心知肚明的村民也并不会揭穿他的谎言。

“苏家街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但并不因此对我们怎么样。”砂原惠说。

在地主家里，砂原惠谋得的第一份营生是猪倌。因为干得好，1946年开始，砂原惠“倌”升一级，当上了地主家的牛倌，负责放养地主家的牛，每年能获得九斗六升的高粱作为工钱。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砂原惠开始真正学习中国的文化。

“当时有个老人建议，说我至少要学会2000个中国字，这样在中国生活就完全没问题了。”听从老人的建议，砂原惠从百家姓开始学起。

但在此之前，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牛谁来放？跟谁学？

砂原惠很快想到了解决的办法：每次放牛之前，砂原惠都会从地主家里偷些瓜果出来，交给一起放牛的伙伴。作为交换，伙伴们会帮他照看牛，砂原惠则借机跑到学校里，趴在窗户外“偷师”。

“回想起来，事后多少年，我致力于中日关系，放牛的经历教会了我许多。”砂原惠说。

打工的地主也并不为难砂原惠，即使是发现砂原惠放牛的时候动了小聪明，做了小手脚。

“学中国字之前，我注意到地主家的牛特别喜欢舔他家大酱缸边上渗出来的盐。舔完了以后就要拼命的喝水。”于是，苦于找不到鲜嫩青草放牛的砂原惠，每次外出放牛之前，都会偷偷装上两把盐，在将牛赶回地主家前让牛舔完，然后迅速将在河边喝了一肚子水的牛群赶回地主家。

这些看起来肚子“吃”的鼓鼓的牛，让地主很是高兴，砂原惠为此还得到了上炕吃饭的待遇。

“地主后来看见牛圈里发了‘洪水’，却也不生气，相反还觉得我聪明重用我。”砂原惠说，黑土地上人们对待他们一家的淳朴感情，让他永生难忘。

解放战争：日本小子当了“八路”

砂原惠的第三次身份转换出现在1948年。

这次，他以“姓名：张荣清 籍贯：辽宁省北镇县六台子村 成分：雇农”的面貌，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独立九团的一名战士。

从砂原惠到“张荣清”，土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按照成分划分，砂原惠一家被定为“雇农”，“比贫农还要差，贫农好歹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有个自己的住处，我们穷到连生产工具都没有。”

这个穷的叮当响的成分，给砂原惠一家带来的好处同样显而易见。

“土改分地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阶级成分，包括地主在内都能分到大小面积相同的土地，但是雇农有优先选择权。我们能够分到最好的土地，等分到地主的时候，就剩下最差的地块了。”

从衣食无忧的日本少年到地主家的猪倌牛倌，再到转身拥有了属于自己土地的农民，身份的变化给砂原惠极大的触动。

“我见过关东军，也见过国民党的中央军、共产党的八路军，体验了新旧时代的变迁。亲历了这么大的时代变动后，看到别人还没解放，就想要去解放别人。”砂原惠说。

母亲并不同意砂原惠的决定，她仍旧盼望有一天能将儿子带回日本。不过，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想要走的道路。

“我喜欢三国里的张飞，所以就给自己选了姓张。”砂原惠的籍贯则来自于他和母亲落户的东北农村。由于年龄不够，他还私自改动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砂原惠参加的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九团，之后被整编为步兵170师，并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作为步兵170师侦察连的一员，张荣清也就是砂原惠跟随部队先后参加了辽沈和平津战役的战斗，并因立下战功而多次受奖。

平津战役时，作为侦察兵，砂原惠曾化装成卖糖葫芦的小贩潜入北平城打探国民党部队的布防情况。

“结果，糖葫芦拿得太多，背不动了。进城以后见小孩子就白给他们，惹得小孩子们前呼后拥的跟着，还没出城就把糖葫芦分完了，倒也热闹。”砂原惠回忆。

几经变迁后，步兵170师最后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也就是解放战争中林彪所率领的赫赫有名的“四野”序列。

1998年10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首次披露了抗战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以及后来的四野初大规模留用日本军人的情况。

这些后来被日方称为“留用者”，被中方称为“日籍解放军老战士”的军人，分属医疗、空军、铁道、机械等多个技种。

自愿报名参军的砂原惠的情况和“留用者”显然不同。不过，他之后的命运将很快和这些人产生交集。

踏上归途：从朝鲜战场到东北老航校

1950年年底，砂原惠所在部队开赴朝鲜战场。他所在连队接到的任务是侦察、勘探地情，为一座机场的修建做准备。

按照规定，日本不是朝鲜战争的参战国，日本人不能出现在战场上。不过，此时的砂原惠在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后，已经完全把自己视作中国人。

“我填表的时候填的就是中国人。”砂原惠说，部队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做好了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准备，甚至写好了遗书，“但38军里的很多日本人虽然跟随部队开拔到了丹东，但没能过（鸭绿）江，也不允许过江。”

1953年，中日双方就日侨归国问题达成一致。“张荣清”至今仍对当时部队首长找他谈话的场景历历在目。

“小张，你是什么人？”这位张姓政委问。

“我是军人，一个中国的军人，革命军人。”“张荣清”回答。

“不是吧？你是不是日本人？”张政委问。

一来二去，“张荣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也由此离开了朝鲜战场。

东北老航校——中国空军的摇篮，是砂原惠人生旅途的下一站。

这所位于牡丹江的航校，以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也就是关东军空军王牌部队骨干为班底组建而成，旨在为新中国培养空军力量。东北老航校培养处的160余名飞行员中，有23人参加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组织安排砂原惠到东北老航校政治部日工科工作，一方面负责与日籍官兵的沟通，另一方面借机补习日语，为归国做准备——在中国生活的时光，让砂原惠几乎忘记了日语。

初到东北老航校的砂原惠并不适应。

“我一看都是日本人，还给鬼子吃白米饭，根本就接受不了。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吃的是什么东西啊，他们都是日本鬼子啊！”砂原惠甚至绝食两天以示抗议，“我当时的思维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国士兵的思维了。”

“中国士兵”的思想工作最终由中国领导解决：航校领导了解到砂原惠的思想后，向他解释了老航校建立的前因后果，“说我们应该可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我脑子里认为领导说的都是对的，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一现实情况。”

1955年3月，在华生活17载的砂原惠离开中国，随大批日侨返回日本。不过，他的弟弟妹妹由于已经在中国娶妻生子或嫁为人妇，暂时留在了中国。

落叶归根：我是一个中国人

1955年年底，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受邀赴日。砂原惠作为日方翻译接待了郭沫若一行，这也是他回到日本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

之后，砂原惠开始正式致力于中日交流：1956年到1958年间，中日双方先后在北京、上海、东京、名古屋、福冈、广州、武汉等多地举办两国商品博览会，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一员，这些旨在促进两国友好交流的博览会上，都出现了砂原惠的身影。

“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在中国度过，这奠定了我人生的大方向，对我影响太深了。”

为此，在1967年听从朋友建议在日本注册名为“新新贸易”的外贸公司，从事中日两国外贸生意时，砂原惠特意将注册时间选在7月1日，“这一天是党的生日”。

相比不擅讨价还价而最终亏空关张的贸易公司，砂原惠的最大成就来自于促成日籍解放军老战士代表团访华。

和砂原惠不同，那些曾经效力于中共部队的日籍军人，在回到日本后多数境况惨淡。

“空军部队有几个教官，回到日本以后没有了姓氏，家族不允许他们使用原来的姓氏，无奈只能改成老伴的姓氏。还有很多拥有技术的，回到日本以后哪里都不要，找不到工作，有的只好做了出租车司机，有的只能在仓库里帮人看管仓库、点数。”砂原惠说，“这种情况在返日解放军老战士中很常见。”

于是，借着一次回到中国的机会，砂原惠在饭桌上向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空军上将刘振起提出了邀请日籍老战士回到中国看一看的请求。

“中国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可是他们看不到，说到底一句话，能不能让他们在死之前再回中国看一看？”砂原惠说。

刘振起当场拍板：“干吧！”

2010年7月28日，抗战胜利65周年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3周年前夕，史上首个日籍解放军老战士代表团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之邀访华。首批36位团员均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籍老战士及其家属子女。

作为访华团的秘书长，砂原惠至今都对代表团受到的高规格待遇而感动：他们先后受到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梁光烈上将的接见。

“我们还应邀出席了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建军83周年招待会。”砂原惠说，日籍老战士们被安排到位于招待会中心线上的第四桌就座，“第三桌是老将军，第五桌是当年的英模。”

“我感觉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日籍老战士代表团团长花园昭雄当时感慨说。他曾是四野47军后勤部政治处的一名政治干事。

相比偶尔返回中国的花园昭雄，在返日后曾往返三百五十多次中国的砂原惠来说，内心则要复杂的多。

“早些年我很少对人讲起我的经历，现在年纪大了，自己也会回想，想要整理我的一生，看看自己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砂原惠说，“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虽然身在日本，但每天睡觉前，早晨起来以后，想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要远多于日本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他给出的答案，“我的路还没走完，还要继续走下去。”

他说，百年之后，想将一半骨灰安葬在萦绕了他一生的国度——落叶归根。

（感谢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日中发展协会等单位对此次采访的大力支持）

（原标题：日本籍解放军战士砂原惠忆抗战：接受不了给鬼子吃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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