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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学“边际革命”

章安辰| 交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摘要: 通过本文所做的研究,作者认为:(1)在互联网时代,数据已成为基本生产要素之一,它不仅能够自动产生和累积,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或替代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基本生产要素,进而动摇了经济学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2)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金融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不是递减,而是呈明显的递增趋势;(3)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作同时表现出边际产量递增、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利润递增等规律,而且互联网金融平台不存在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规模”。而这一切都是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所没有触及,或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因此经济学“边际革命”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深化与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经济学“边际革命”;资源稀缺性

19世纪70年代初,卡尔•门格尔、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里昂•瓦尔拉斯三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主观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从而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传统分析方法,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学“边际革命”。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经济学“边际革命”从未停止,专家学者不断地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基于资源稀缺性约束假设前提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和边际利润递减规律。

进入21世纪后,现代信息技术与经济活动深度融合,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明显地改变了过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与内容,而且也呼唤着理论创新,经济学“边际革命”又悄然前行。本文以互联网金融为切入点,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学“边际革命”重要理论成果,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和边际利润递减规律的冲击,进而提出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的理论见解。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学“边际革命”

1871—1874年,以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所著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1)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74)所著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为起点,经济学“边际革命”拉开帷幕,并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1871)指出,人们对于价值的衡量具有主观任意性,一件物品对不同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价值高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为了解释和研究边际效用,他采用抽象演绎法将复杂的经济现象还原为各种简单要素,再对这些简单要素进行观察,认为在一定时间内,随着对某种物品消费的增加,消费者从该物品连续增加的每一单位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增量是逐步递减的。在卡尔·门格尔看来,用数学方法去“精确”衡量消费者心理活动是不合适的,只能采取抽象演绎法对边际效用进行合理描述与解释。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71)虽然与卡尔·门格尔同样采用了抽象演绎法解释边际效用,但他还主张使用数理分析法对边际效用进行严密的推理和论证。他认为,随着购买物品数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物品中获得的满足感会逐渐减弱,即该物品的“最后效用程度”呈递减趋势。在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看来,“最后效用程度”作为价值尺度可用来衡量边际效用的大小。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 1874)[8]比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更加注重数理分析法,他认为经济学都应该采用数学方法对理论进行阐述。里昂·瓦尔拉斯指出,物品满足人们欲望的强度是物品数量的函数,它随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最后一单位物品满足人们欲望的强度就是“稀少性”(rareté),“稀少性”即边际效用。

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99)认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利用自然物质来为自己服务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消费中的普遍规律,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是生产中的普遍规律。他还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了价值和财富,这些要素都可投入生产,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应该从生产成果中获取相应份额的回报;土地、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都是随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弗里德利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914)指出,价值的根源在于人们主观的心理评价,不存在客观的交换价值。因此,他认为消费者从某物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等于最后一单位该物品所带来的效用增量,且当需求不变、供给增加时,边际效用递减;而当需求增加、供给不变时,边际效用递增。

由卡尔·门格尔等人发起的经济学“边际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基于资源稀缺性约束假设前提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20世纪“边际革命”的深入与发展提供了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二)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

进入21世纪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这不仅改变了原有金融格局,提高了金融体系效率,而且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交易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奇什蒂等人(Chishti et.al.,2016)认为,科技进步使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成为必然趋势,能够全方位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市场营销和产品设计等能力。谢平,邹传伟和刘海二(2015)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7大核心特征,如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拓展交易可能性集合、去中介化、支付变革和金融产品货币化、金融模式边界模糊,以及融合金融和非金融因素。霍兵和张延良(2015)指出,互联网金融的优势主要是拓宽信息获取方式和渠道、低廉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资金配置效率、操作便捷、无时空约束,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李继尊(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功能强大,由于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

专家学者还从理论上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实践的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势。邹积超(2015)和李凌(2015)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容易造成马太效应,会导致互联网金融市场出现“垄断”现象。皮天雷和赵铁(2014)以金融功能为理论视角,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平台“点对点”的平等交互与信息分享,认为互联网金融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高等问题。汪桥红(2015)构建互联网金融超网络模型,发现各互联网金融平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必将呈现出集群化发展趋势。王馨(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具有外部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三重效应,能够促使金融资源流向传统金融涉及不到或不完全涉及的普惠金融领域,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以及提高金融机构防范信贷风险的能力。黄建康和赵宗瑜(2016)的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通过应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可以迅速扩大“交易可能性集合”,进而使互联网金融平台具有扩大业务规模的动力。

在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下,通过对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观察,分析和抽象,非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产生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和边际利润递减规律等重要的理论成果。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出现了动摇,非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学“边际革命”正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与时俱进。

三、互联网金融动摇了经济学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

21世纪前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主要是以资源稀缺性约束为假设前提的。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逐渐成为生产制造、社会交易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数据与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一样,都是经济活动,特别是生产函数中的基本要素。互联网金融平 台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应用,能够提供大量个性化、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使互联网金融平台能够明显摆脱资源稀缺性约束。

1、数据产生的自动化。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能被转化为数据,并自动留存在互联网上。同时,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又能自动地收集和处理各种数据,并将这些数据重新整合后再自动地产生新的数据。数据产生的自动化使得数据规模呈爆炸式增长,日益庞大的数据交易市场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借助数据产生自动化的天然优势,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数据资源取之不尽,其所面临的资源稀缺性约束因此而得到缓解。

2、数据使用的机会成本极低。首先,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同样的数据可以被无成本、无数次地复制和使用。无论以多少种方式使用数据,互联网金融平台都能在不损耗数据自身价值的情况下获得数据在不同使用方式中所带来的收益。其次,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不受时空限制,互联网金融平台可以在同一时间和不同空间使用相同的数据以达到不同的目的。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使用数据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

3、数据对其他基本生产要素的替代。在互联网时代,数据在虚拟空间中产生并投入使用,其对物理空间的需求很小,一台或数台计算设备就可以完成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这能够大量节约或替代土地资源。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数据能够增强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可被视为资本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不仅能替代简单而机械的劳动,而且也能替代复杂和精细的劳动,从而大量节约或替代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的投入。

在互联网时代,数据不仅是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或替代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基本生产要素,再加上数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动摇了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进一步分析互联网金融对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重要理论成果所产生的巨大冲击。

四、互联网金融对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理论成果的冲击

在互联网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或替代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基本生产要素,这必然会冲击建立在资源稀缺性约束假设前提上的经济学“边际革命”理论成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和边际利润递减规律不再能清晰地解释互联网时代的许多社会经济现象,已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一)互联网金融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冲击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指在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下,随着对某种物品消费的增加,消费者从该物品连续增加的每一单位消费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但在互联网时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受到质疑,已不能完全成立。

1、随着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的“消费”次数增加,金融消费者留下的数据就会自动增加和更加完备。互联网金融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应用,就能够不断挖掘金融消费者更深层次的需求,进而向他们提供更多个性化、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因此,随着金融消费者不断增加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的“消费”,他们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不断提升的,即金融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消费时间,或产品和服务),其所产生的边际效用不是递减的,而是递增的,甚至会“消费成瘾”。

2、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借款人和贷款人两个群体提供对接通道,具有双边市场特征。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运作具有明显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即贷款人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所能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在该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借款人的数量,反之亦然。随着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的贷款人和借款人数量增加,来自这两个群体的金融消费者都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产生更强的满足感。从这个角度看,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随着金融消费者人数及其消费的增加,金融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也不是递减,而是递增的。

图1中,在以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为横轴,边际效用为纵轴的坐标系内,曲线为非互联网时代金融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曲线,曲线为互联网时代金融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曲线。假设金融消费者最初获取单位消费的边际效用为,那么在非互联网时代,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曲线向右下方延伸,即金融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消费,其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而在互联网时代,金融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则呈递增趋势,曲线向右上方延伸,即金融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每增加一单位消费,其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

(二)互联网金融对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冲击

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和固定生产要素,如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等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增加某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而导致的边际产量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特征。在互联网时代,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不再完全成立,数据这一可变生产要素的规模与作用越来越大,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固定生产要素投入占互联网金融平台所投入生产要素中的比例越来越小。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平台运作呈现出的不再是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而是边际产量持续递增。

1、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数据越多越全面,其所带来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金融平台在构建个人征信信息库时,不仅需要个人的身份信息数据,而且还需要个人的网络购物数据和移动通讯数据等,数据越多越全面,互联网金融平台构建的个人征信信息库就更有价值。同时,人们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浏览或搜索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为会被数字化,并被互联网金融平台自动收集,虽然在短时间内这些数据并不一定能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带来收益,但随着数据积少成多,互联网金融平台就能够根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实现精准营销,这有利于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外,互联网金融平台将旧数据和新数据组合之后投入运作过程,也能够产生新的价值。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数据越多越全面带来的价值越大,这会驱使互联网金融平台越来越重视数据的获取及其带来的业务流量。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数据投入与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固定生产要素投入在理论上没有最佳比例,较多的数据投入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平台能够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产量能够持续递增。

2、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市场份额越大,其所带来的网络价值就越大。根据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s Law),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即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金融消费者越多,其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越大,金融消费者就更愿意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随着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市场份额扩大,金融消费者就会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留下更多的数据,而数据的增加又会使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产量增加。

图2中,在以可变生产要素为横轴,边际产量为纵轴的坐标系内,曲线为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产量曲线。在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生产的最初阶段(0到阶段)所投入的可变生产要素相对于固定生产要素要少,固定生产要素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故随着可变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其所带来的边际产量递增,边际产量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直至可变生产要素与固定生产要素的投入达到最佳比例,边际产量曲线达到最高点F,此时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为,边际产量为;如果再继续增加可变生产要素投入,可变生产要素与固定生产要素会越来越偏离最佳比例,固定生产要素过度使用所导致的维修、管理和更新等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边际产量开始呈递减趋势,即边际产量曲线在到达最高点F后开始向右下方倾斜。

在互联网时代,图2中的曲线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产量曲线,数据作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重要可变生产要素,它的投入与固定生产要素的投入几乎不存在最佳比例,虽然随着数据投入的增加会受到如电子设备和计算能力等的限制,但数据投入增加所带来的价值会大大超过产量增加所造成损失。因此,随着数据投入增加,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产量一直呈现递增趋势,即边际产量曲线表现为始终向右上方延伸的曲线。

(三)互联网金融对边际成本递增规律的冲击

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是指当固定成本不变时,生产初期的可变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较低,随着产量的增加,会出现边际成本递减;但随着可变成本不断增加,在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后,厂商的边际成本就会呈现递增趋势。而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作以数据作为重要的可变生产要素,数据的自动化产生,数据使用的机会成本极低,数据还能节约或替代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基本生产要素,这使得互联网金融平台能够明显摆脱资源稀缺性约束。因此,随着数据投入增加,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会越来越多,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成本因此而呈现出持续递减趋势。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定义,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成本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1)中为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成本,为总成本,为固定成本,为可变成本,且,为产量。因为固定资产的折旧、维修和管理等费用会随着产量的扩大而增加,所以,且。同时,在非互联网时代,随着产量增加,厂商的增加幅度是递增的,即。另外,在产量达到一定生产规模之前,厂商持续投入可变生产要素会不断激发固定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由此形成的边际可变成本呈递减趋势,且在这一阶段边际可变成本的递减幅度要大于边际固定成本的递增幅度;当产量超过这一生产规模后,固定生产要素开始制约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导致可变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开始递减,边际可变成本受此影响则会呈递增趋势。因此,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成本受持续递增和先递减后递增的影响,会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假设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可变生产要素仅包括劳动,其工资为,且固定不变,可得可变成本,故式(1)可转化为:

式(2)中,为非互联网时代厂商可变生产要素(劳动)的边际产量,,边际成本与呈同向变动,而与呈反向变动,因此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成本受不断递增以及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的影响而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成本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3)中,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成本,为总成本,为固定成本,为可变成本,且,为产量。因为固定资产的折旧、维修和管理等费用会随着产量的扩大而增加,所以,且。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受摩尔定律[1]影响,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增加,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增加幅度是递减的,即。另外,由于数据是其重要的可变生产要素,数据投入的增加能够带来更强的生产能力,与之相伴的边际可变成本会呈现出递减趋势。可以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成本受和持续递减的影响,会呈现出始终递减的趋势。在互联网时代,假设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可变生产要素仅包括数据,其价格为(包括数据购买、交换、清洗和建模等价格),且固定不变,可得可变成本,故式(3)可转化为:

式(4)中,为互联网金融平台数据投入的边际产量,。因为与呈同向变动,而与呈反向变动关系,所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成本受持续递减和边际产量持续递增的影响而始终呈现递减趋势。

图3中,在以产量为横轴,成本为纵轴的坐标系内,曲线为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在生产初始阶段(0到阶段),由于固定资产折旧、维修和管理等费用的增加幅度要小于边际可变成本的减小幅度,曲线呈递减趋势,当产量达到时,曲线达到最低点; 当产量超过时,由于固定资产折旧、维修和管理等费用的增加幅度会逐步提升,以及边际产量递减使得曲线呈递增趋势,故曲线表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形特征。

在互联网时代,图3中的曲线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成本曲线。由于数据的自动产生、数据使用的机会成本极低,以及数据能够节约或替代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基本生产要素,而且数据投入增加还能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越多,与其相伴而生的边际成本越低,曲线呈现出持续递减趋势。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固定资产,如电子设备的折旧、维修和管理等费用的增加幅度是不断递减的,即,,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平台数据投入增加,平台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就越多,其边际成本曲线也会呈现出持续递减趋势。

(四)互联网金融对边际利润递减规律的冲击

按照经济学常规,厂商的利润为产品价格与产量的乘积减去总成本,假定产品价格不变,那么利润就取决于产量和成本的变化。在非互联网时代,厂商边际产量的先递增后递减,以及边际成本的先递减后递增,会使得边际利润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产量呈现出持续递增的趋势,而边际成本则呈现出持续递减的趋势,故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利润只增不减。

在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利润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5)中为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利润,为产品价格,假设固定不变,为产量,为固定成本,,为可变成本,且固定不变,故厂商的总利润为,边际产量。由式(5)可见,与呈反比,与呈正比,故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利润受持续递增(初始阶段增加幅度要小于边际产量递增幅度)和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的影响,会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利润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6)中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利润,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假设固定不变,为产量,为固定成本,,为可变成本,且固定不变,故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总利润为:,边际产量。由式(6)可见,与呈反比,与呈正比,故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利润受持续递减和边际产量持续递增的影响,会呈现出始终递增的趋势。

图4中,在以产量为横轴,边际利润为纵轴的坐标系内,曲线为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利润曲线。在生产的初始阶段(0到阶段),由于递增(初始阶段增加幅度要小于边际产量增加幅度)和边际产量递增,曲线呈递增趋势,当产量达到时,曲线达到最高点;当产量超过时,曲线呈递减趋势,故曲线表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特征。在互联网时代,图4中的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利润曲线。受摩尔定律影响,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固定资产折旧、维修和管理等费用增加幅度是逐步递减的。同时,数据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运作的重要可变生产要素。随着数据投入增加,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产量增加得更快,边际产量增加带来的收益会明显超过边际产量增加而产生的费用,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作呈现边际利润递增趋势,曲线始终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图4还可显示,在利润最大化理念的支配下,非互联网时代厂商的边际利润曲线必然与横轴相交,此时,由此可得厂商的“最优生产规模”为;而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边际利润曲线一直向右上方延伸,不存在厂商的“最优生产规模”,即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生产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假设前提——资源稀缺性约束已得到缓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和边际利润递减规律等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的重要理论成果已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经济学“边际革命”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深化与发展。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三个启示。(1)不能僵硬地固守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资源稀缺性约束的假设前提,特别是不能盲目地照搬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和边际利润递减规律等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的重要理论成果,而是要清晰地认识到非互联网时代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局限性,从而避免跌入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困境。(2)要高度重视数据的自动化产生、数据使用的机会成本极低,以及数据能够节约或替代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基本生产要素的特征,自觉地以与时俱进的经济学“边际革命”理论成果指导社会经济实践。(3)促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注:文章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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