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于2020.4.20总第944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栋贴满瓷砖的农村小楼门口，一位中年男人和他的妻子、女儿、儿子坐在长条椅子上，正在拍摄全家福。拍摄结束，中年男人对着镜头说，“再给我拍一张寿相，拍张单人照。”中年男人叫赵品凤，15岁做矿工，陆续挖矿20年。拍照的时候，他已是尘肺病晚期患者，日常需要用呼吸机维持生命。
留下那张照片两年之后的一天晚上，村里停电，赵品凤的呼吸机无法工作，次日凌晨两点，这个男人病危，凌晨六点，赵品凤过世。
这是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中的一段。片子前半部分，讲述围绕矿山生存的村民们：运送矿石和炸药的马夫、在矿洞中挖矿的矿工、捡矿石卖的女性村民；后半部分，讲述矿工患上尘肺病，离开矿山之后的艰难处境。
把镜头对准底层，这并不新鲜，但新鲜的是，导演把费尽心血拍摄的作品，竭尽全力免费发放给想看的观众。导演蒋能杰在豆瓣上等着，只要有人标注“想看”该片，蒋能杰就会将下载链接私信给对方。这种独特又令人心酸的推广方式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如今，这部“无处播放”的纪录片，在豆瓣上取得了8.6分的高分，位列电影一周口碑榜榜首。
2010年，蒋能杰开始动手拍摄这部纪录片。那时，他正在家乡湖南邵阳市光安村的光明小学任数学代课老师，同事也在拍摄留守儿童的纪录片。闲暇时间，他跑到附近矿上，与矿工同吃同住，拍摄矿工、马夫们的生活。“觉得一般人很难拍到，也有一定公共价值。”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影片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与他相熟的村民，还有他的亲人，比如尘肺病人赵品凤就住在邻村；马夫是他的父亲蒋美林；一个矿洞的小老板，是他的堂弟，小名叫牵牛。
在蒋能杰的家乡，开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矿价好的年景，村里去矿上工作的人就很多，矿价不好时，人数就少。这些矿大多是非法的私人矿洞，安全无法保证，却是村民除了务农，在家乡为数不多的增加收入的选择。
与矿民、矿难有关的情景，交织在蒋能杰的童年记忆中。他7岁那年，村庄附近的矿山发生过一起矿难，死亡两人，其中一位是他五十多岁的外公。
如今，外公已经过世近30年，他依然记得许多与外公过世有关的细节：那天姨夫与外公一同进了矿洞，走在外公后面。矿难发生之后，姨夫幸存下来，外公遗体抬回村庄时，一些村民嫌晦气，不让外公遗体经过自己家门，亲人只能绕路将外公的遗体抬到家门口。村里有风俗，在外面过世的人遗体不能进家门，外公的灵堂设在了家门口搭的棚子里。那天他走到外公遗体旁，见到外公的头部已经被砸得变形，母亲拿着毛巾，擦拭外公的脸庞。
蒋能杰11岁那年，做矿工的父亲、二叔、三叔，都患上了尘肺病。父亲此后不再下矿洞，只做运送矿石、炸药等物资的马夫。多年以后，这一切成为了蒋能杰镜头中的素材。
这部纪录片在2018年拍摄完毕，剪辑持续了半年，陆续改了十几版。剪片子时，家乡情景和童年记忆交织在一起，有时让他情绪低落。每剪一段，他就要停下来，抽根烟，或者出去走一走，透口气。
如今，整顿之下，影片拍摄的非法矿洞已经都被关闭，即便公开放映也不会影响谁的利益。毕竟都是熟人，蒋能杰不想给旁人带去麻烦，他在征求当事人同意之后，将自己的作品发布在网上。于是，在疫情期间，人们看到了这部传播方式颇为“互联网化”的纪录片。
朱靖江是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曾出版过专著《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最近，他给学生播放了蒋能杰的这部作品。他说，此前也有纪录片导演拍摄尘肺病家庭，比如季丹的《山坳里的女人们》。蒋能杰与之不同的地方，在于切身性。“他就是这儿出来的，以及得这个病是他的亲戚朋友，体现到作品中，他个体的凝视会多一些。”朱靖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蒋能杰的父亲成为矿工，与他的爷爷的命运有一定关系。他的爷爷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于“文革”开始的第三年自杀。热爱读书的父亲，却因家庭成份问题，没能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去当矿工。1984年，爷爷平反，有关部门发放了几百元抚恤金。蒋能杰的父亲用这笔抚恤金和一些积蓄，娶了媳妇。次年，蒋能杰出生。
在蒋能杰的少年时代，爷爷之死是他心中的巨大疑问。中学时代，他所有科目中历史成绩分数最高，“我觉得要整明白他是怎么死的。”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另一种试图理解爷爷遭际的方式是通过文学。蒋能杰的舅舅是一名教师，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和书籍。他每次路过舅舅家，就会借一些书出来，陆续读了余华、莫言、古华等作家的作品，其中他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古华的《芙蓉镇》。“可以看到一些我爷爷见过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
少年时代，蒋能杰曾想当一名作家，给《收获》《十月》等文学刊物投过稿件，都未能发表。这些作品中，他书写的内容都是家族的历史、家人的故事。“讲家族、个体被时代洪流裹挟，最终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蒋能杰说。
2004年，蒋能杰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设计专业。大学里，他业余时间要么在宿舍下载电影看，要么泡在图书馆。起初，他想做一名故事片导演，后来，觉得故事片门槛太高，就打算毕业之后先拍纪录片。
一次，他在大学图书馆，从一篇文章中第一次看到“留守儿童”的概念，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童年时，属于一个叫做“留守儿童”的群体。
蒋能杰出生的湖南邵阳新宁县光安村，矿价好的时候，村民们去山上挖矿，矿价不好时，外出打工。挖矿危险，又有得尘肺病的隐患，外出打工就注定要与家人孩子长久地分离。
蒋能杰的父亲患上尘肺病的那一年，他的母亲离乡，去广东打工。那时，村里只有一部电话，5角/分钟的电话费，对他的家庭来说太昂贵。于是，他与母亲就用信件交流。蒋能杰每两个月给母亲写一次信，讲讲家中琐事，信件成为了母亲的安慰。
蒋能杰读高中时，姐姐在读大学，弟弟在读初中。三人的学费开支越来越大，只靠母亲一人打工难以负担。于是，父亲也离开家乡，南下打工。直到5年之后，矿价上涨，他的父母才回到家乡。
蒋能杰了解到“留守儿童”的概念之后，想着自己或许可以拍摄自己家乡的留守儿童。那时，他有一个学习摄影专业的堂哥也有类似的想法。两人约定，毕业之后筹钱拍摄这部片子。
2008年，蒋能杰毕业，他向很多影视公司投递简历，无人回应。于是，他去东莞，投奔在一家婚纱影楼工作的堂哥。晚上，他住在堂哥家的客厅，白天，他在一家连锁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能攒下400元左右。他打算攒够买DV的钱就辞职，回乡拍摄纪录片。
蒋能杰工作第10个月，有关部门出台“撤点并校”政策。他听说自己的母校光明小学可能将被拆除。他觉得不能再等，“不去拍的话，学校都拆没了”。于是，他借了3000多元，买了一台DV，回到家乡开始拍摄。这成为了他做纪录片导演的起点。
日后来看，蒋能杰开始拍摄纪录片的2008年，正处于中国独立纪录片黄金时代的尾巴。在学者朱靖江看来，1997年到2010年左右，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最发达的时期，“这阶段的导演大多是半路改行，比如鬼叔中之前在税务局工作，丛峰之前在气象局。拍片的时候，大多已经三十多岁，对社会认识更加深刻，作品的流传度和经典性都很强。”朱靖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要追溯到1990年，是导演吴文光的作品《流浪北京》。彼时，电视台体制有所松动，人们对主流叙事也感到厌烦。一些游走于传统电视台体制外的人，开始利用电视台的设备等资源，尝试更独立的创作。吴文光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流浪北京》是借着中央电视台外聘编导的身份拍摄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DV设备的出现。1990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的独立纪录片作品，虽然相比以往官方主流叙事更为独立，但拍摄思路依然是媒体视角。这既与拍摄者的电视台背景有关，也与他们独立作品亦多依靠电视台传播有关。比如，吴文光的作品《四海为家》，曾获得NHK的资助并在日本电视台播出，导演李红的《回到凤凰桥》，被英国BBC以2.5万英镑的价格收购。
1997年，DV出现，拍摄独立纪录片所需器材门槛骤然降低，大批其他领域的人得以开始更自由简便地拍摄纪录片，如杜海滨、季丹等导演都在此时入行。相比上一代，他们大多不以独立纪录片为生，加之彼时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独立性比上一阶段的导演更强，表达更为个人化，也愿意触碰边缘题材。
蒋能杰回到家乡之后，为了接近拍摄对象，他去了即将被撤除的光明小学担任数学代课教师，见到的彼时村中留守儿童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严重，“父母双方都在外地打工的家庭，有70%以上，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家庭，有80%以上。”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孩子大多也对读书缺乏兴趣。这与蒋能杰小时很不同，他印象中，他小时候大家都还是觉得读书才是出路。但他在学校代课时，询问班级中的学生“未来想做什么？”得到的绝大多数回答是：打工。
2009年，蒋能杰第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作品《路》拍摄完毕，入围“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宋庄美术馆展映。影展前后，蒋能杰北漂了一段时间，先在一家书店当店员，后又利用《路》做敲门砖，在光线传媒担任剪辑师。
不过，他没在光线传媒待满一年，就回家继续拍纪录片了。很多人看来，在光线传媒工作，似乎比做独立纪录片导演收入稳定有保障，但蒋能杰没有这样想，“我对物质没什么要求。光线的片子都偏娱乐，我完全不感兴趣，就想挣点钱，回去拍纪录片。”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这之后，蒋能杰又在家乡待了5年，拍摄3部与留守儿童有关的纪录片。片子拍摄的资金有些来自网络众筹，一次能筹到几万元，有些则来自于他接的婚礼视频之类的商业拍摄赚到的钱。
蒋能杰不断拍出作品的2010年至今的10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相比21世纪最初的10年，又是另一番景象。那些曾经最活跃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由于种种原因，作品的数量在减少。与此同时，由于2005年左右一些高校开设纪录片专业，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在2010年后崛起，他们的拍摄技术更专业，题材更多元化。
2017年，蒋能杰因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为了孩子读书，他离开家乡，去了广州生活。如今，他正在拍摄制作的片子和家乡无关，是LGBT题材的作品《彩虹邮轮》。但他说，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拍摄一部剧情片，内容是半自传体的家族史，故事从晚清讲起，里面有家乡的变迁，也有父亲、爷爷人生经历的影子。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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