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当中，吴虞和易白沙是最早挑起发动反孔批儒的文化论战的先驱人物。1921年5月，作为《新青年》同人团队大本营的北京大学礼聘吴虞为国文系教授。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吴虞以儒反儒的文化底色逐渐暴露，以及他歌颂嫖娼狎妓的艳情诗歌的广为流传，针对他实施中国传统儒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道德清算的，偏偏是在北京大学拥有党同伐异的压倒性优势的浙江籍《新青年》旧同人，也就是后来的“某籍某系”。

胡适所谓的“打孔家店”

吴虞字又陵，亦署幼陵，原名姬传、永宽，号爱智，别署吴山人、饮水居士、黎明老人等。他祖籍四川新繁，1872年12月19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吴虞的年龄比蔡元培小5岁，比陈独秀大7岁，比鲁迅大9岁，比周作人大13岁，比钱玄同大15岁，比胡适大19岁，是《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名符其实的“老英雄”。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震全国的《新青年》。1916年12月3日，为响应易白沙的反孔檄文《孔子平议》，吴虞提笔给陈独秀写下一封长信，还随信寄去《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本论》、《礼论》等非儒反孔文章“以求印证”： “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梁任公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区区之意，亦犹是耳，岂好辩哉？”

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5号“通信”栏中刊登了吴虞的这封读者来信，并且在《答吴又陵》的回信中公开阐述了非儒反孔的学术立场：“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在《新青年》同人团队中，与吴虞结交最早的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与他交往最密的，却是通过提倡白话文而再造《新青年》杂志的胡适。1920年春天，吴虞的四女儿吴桓（辟畺）来到北京投在胡适门下，在胡适担保推荐下前往美国留学。吴虞因此与胡适建设了通信联系。

吴辟畺出国不久，便与已有妻室的四川籍参议员潘力山（大道）同居。消息传回成都教育界，以卫道自居的徐炯等人再次发难。作为反攻，吴虞写作了《告满清举人徐炯》、《徐炯故事》、《四川劝进人名表》等文章到处散发，揭露徐炯等人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种种劣迹。

吴虞与徐炯的纷争，惊动了远在北京的胡适，他在1920年9月3日写给吴虞的书信中表示：“ 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

危难之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伸出援助之手，于是便有了1921年5月10日吴虞与胡适的初次会见。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陈惺农邀在中央公园吃午饭，会见吴又陵先生（虞），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不为人所容，后来《新青年》出版，守旧的空气稍变，他才渐渐的受人欢迎。”

聘请吴虞到北大国文系任教的联络者，是他的堂弟吴永权字君毅，主持接洽者是北大国文系主任马幼渔，胡适、沈尹默和四川籍北大教授陈惺农（莘农）等人，也发挥了各自的影响力。

1921年5月23日，吴虞把自己编辑整理的两卷《爱智庐文录》交给胡适，请他代为写序。胡适欣然允诺，并且在序言中给出了最具权威性的高调评价：“ 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1921年10月，《爱智庐文录》经胡适介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仿《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的体例定名为《吴虞文录》，成为《新青年》旧同人当中最早结集出版的学术著作之一种。然而，被胡适称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偏偏是以传统儒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绝对专制思维来自相矛盾地否定控诉儒学专制的社会怪胎，他进入北京大学不久便惹出了一系列与传统儒学一脉相承的道德丑闻。

吴虞与女儿的家庭纠纷

1922年9月13日，吴虞在北京燕台旅馆见到了从美国归来的女儿吴辟畺、女婿潘力山以及两个人在美国生育的小儿子。9月25日，吴虞租下位于东城的东板桥大街织染局10号公馆，供自己和女儿、女婿一家合住。11月23日，到北京求学的五女儿吴棱（玉方）也住进了吴公馆，父女之间随之出现了情感危机。

11月27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

1923年1月11日，吴辟畺打算搬往位于北京西城的参议院附近居住，以方便潘力山以参议员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吴虞为此苦恼失眠，在日记中写下一段绝情话语：“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1月14日是星期天，潘力山约吴虞和玉方一同观看当天晚上的电影，遭到吴虞拒绝，其理由偏偏是自己此前激烈攻击过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儒教纲常：“盖予近来对于无实学，而假文明、假开通之事，皆不赞成，故昨日玉方游三殿北海，予虽有票，亦不愿与之同行。至于观剧，既非所宜，况于半夜，更无味矣。玉方公然问我理由，可叹之至。陈莘农不许其夫人观中国剧，以其烦猥，无益有损也。妇女且不许，况于女子，况于夜间哉。”

2月3日，吴虞与玉方再次争吵，吴虞在日记中写道： “（玉方）当众宣言，即与予断绝关系，亦没好大事。……午后四时，辟 偕之外出，旋将玉方所用被褥、棉絮等取去，予亦不复问，实亦管不了也。”

就在同一天，北大同事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吴虞的相关劣迹：

午后五时，赴西长安街五族饭店吃饭，应陈颂平之约，同坐者为汪衮父、陆渭清、张杏生、胡适之、黎劭西、杨遇夫、汪一庵、陆雨庵诸人……

适之说，有一个四川人做“许行的研究”，做了好几本书！内中所言真是荒谬绝伦……

有一位自命为新人物之某公，他对于新道理本是丝毫不懂的，不过以骂孔丘而得名罢了（他骂孔丘的话什之八九都非平情之论，所举证据一半与孔丘无涉，一半出于伪书之中）。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前几年与一个参议员结婚，他和二女儿住在大女儿大女婿家中。最近他做了一件荒谬的事，说了一句荒谬的话。

荒谬的事——他的二女儿和大女婿的兄弟一同出去看了一次电影，回家以后他大发雷霆，要将二女儿逐出。

荒谬的话——这几天参议院议员杨永泰，正大用金钱买议长票，一票值到五六千元，此公对他的女婿说：“你为什么不去投一张选举杨永泰的票？有五六千块钱进账哩！钱是最好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要，难道你想在首阳山上立碑吗？这是新人物！这是骂孔丘干禄的人！

钱玄同的上述文字，显然是对于胡适等人在酒席宴上的相关议论的印象式记录。奉行传统儒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道德的吴虞，先后与妻子曾香祖和大妾刘道秀生育了七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阿迁夭折后，接连娶妾的吴虞再没有生育出用于传宗接代的儿子，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块心病。钱玄同所谓吴虞的“大女儿”、“二女儿”、“大女婿的兄弟”之类的说法，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二天即2月4日，吴玉方与潘力山夫妇一同外出，吴虞连午饭都没有吃上，令他萌生出另一种觉悟： “凡人无聊，而思依傍女及女婿度日者，必难免于窘辱……可知女子成年，在求有夫，至父母兄弟姊妹家庭，本其度外之物，原不足异，不过令养女者寒心耳。”

2月5日，胡适应吴辟畺、吴玉方的请求给吴虞写信，建议吴虞每月给玉方提供30元学费。吴虞于当天晚上登门拜访胡适，当面控诉了两个女儿对待自己的恶劣态度。回到家里，吴虞把胡适的来信加上批语后交给吴辟畺。吴辟畺把该信退还给胡适时，附上了自己恩断义绝的宣告书，其中控诉吴虞恶毒诅咒五女儿玉方说：“你到八大胡同都不管，你无叫我父亲之资格”；还控诉吴虞每年只给在法国留学的三女儿若膺每年200元的留学费用；并且揭发吴虞继曾香祖去世之后所续娶的新夫人常道玄“本系娼妓，初嫁人为妾，后再醮吴氏者，行为荒唐，心计恶毒，诚下流妇人也”。

月薪260大洋并且广有田产的吴虞，在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的同时，他自己却过着荒唐糜烂的生活。1923年6月26日，51岁的吴虞在日记中留下了与学生辈的孙少荆、吴且雄一同狎妓的记录： “晚餐后同少荆游公园。吴且雄来，约同往百顺胡同潇湘馆，则无小怡琴，而有雪琴。适应条子外出，乃在其妹素琴处小坐。旋往长林班楚娟处……予所取之雪琴未得见，误选其妹，去银二元，殊不满意也。”

7月24日，吴虞在妓院里结识妓女娇玉、婵娟，并且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狎妓心得： “八时半过春华楼晚餐，九时半访娇玉，客多不能尽欢，赏银贰元。过婵娟坐少顷，出条子去，十二时尚未归，赏银贰元。同少荆访新茶花，亦客多匆匆，直候至一时后方暇，玩至一时半而归。此次又发明逛窑子一夜止可逛一处，可以久候久坐，无匆忙之患。彼有客当让其酬应，清暇再来陪我辈消遣。明此理，则彼此可谅解矣。”

尤其恶劣的是，51岁的吴虞不肯反思检讨自己的狭隘自私和纵情纵欲，反而在9月2日的日记中，把逛胡同嫖妓女的罪责全部推卸到学生辈的孙少荆头上： “少荆导人冶游，劝人住夜，于道德、学问、经济皆无补益，仍属读史太少之过。若根性未定之少年遇之，颇为危险，其性阴柔圆滑，纯然今之社会中人也。”

1923年9月6日，孙少荆离京南下。此后的日子里，吴虞一边给远在成都的亲友曾叔异写信调查妻子常道玄有没有“出门应酬”，一边服用壮阳药丸嫖娼狎妓。为了赢得娇玉的欢心，吴虞还诗兴大发，先后以“吴吾”的署名写作七言绝句的旧体艳情诗《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小民声报》赚取稿费。

《赠娇寓》引出的学界风波

1924年4月9日，《晨报副镌》以“又辰”的署名发表文章，集中介绍“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署名吴吾的二十七首《赠娇寓》，其中充斥着 “碧玉回身怯抱郎，戏抛毛毽粉流光。久知性爱甜甜味，纤手亲分蜜枣尝”；“偶学文园赋美人，肌肤冰雪玉精神，乍探私处如坟起，杂事还应续秘辛” 之类的色情描写。

吴虞见报后不知有诈，反而洋洋自得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自此予赠娇玉诗，学界尽知矣，其名将益大，其客将益多，真要红矣。”

4月12日，《晨报副镌》编者以《浅陋的读者》为标题发表声明，说是《赠娇寓》发表之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谴责这种有伤风化的淫靡诗毒害大众。“吴吾赠娇玉式的淫靡古诗，本刊不以为然，放在必攻之列”；刊登这些淫靡诗的目的，“是攻击而不是提倡，是暗刺的而不是明攻的，读者们竟生误解，真是太浅陋了”。

4月23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后访不庵，和他同至公园雅，而风渐起，气候渐冷，只好早归。灯下做《杂感》一则，拟投《晨报》也。”

4月29日，《晨报副镌》以XY的署名刊登钱玄同的杂感《孔家店里的老伙计》，钱玄同在文章中并不隐讳自己全盘否定吴虞的诗文著作的直接目标，是为了与这位反孔先驱争夺所谓“打手”的名誉地位： “那部什么《文录》中‘打孔家店’的话，汗漫支离，极无条理；若与胡适、陈独秀、吴敬恒诸人‘打孔家店’的议论相较，大有天渊之别。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是用孔丘杀少正卯的手段来杀孔丘的。’我以为这是对于《文录》的一针见血的总批。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因为它是中国昏乱思想的大本营……这一类的孔家店，近来很有几位打手来打它了，如陈独秀、易白沙、胡适、吴敬恒、鲁迅、周作人诸公之流是也。上列诸人，也都是思想很清楚的，我认他们配做打手。”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钱玄同用戏谑笔调评论说： “孔家店的老先生呀！我很感谢你：你不惜用苦肉计，卸下你自己的假面具，使青年们看出你的真相；他们要打孔家店时，认你作箭垛，便不至于‘无的放矢’；你也很对得起社会了。末了，我要学胡适之先生的口吻：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孔家店的老伙计’——吴吾！”

吴虞看到报纸后，在4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晨报》又有一篇由诗单而攻及《文录》与《朝华词》，语多诬诋轻薄，而实不学无术之狂吠也。因书八条复之，示周作人、马夷初、沈士远，作人、士远言可答复一次，以后即当置之不理，不然终无说清之一日，夷初则以为此等少年，可以不理。予用作人、士远之说，将八条寄孙伏园，并声明不再答复。”

5月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得孙公送来吴虞信，真好驳极了，于是撰一‘读后感’，和他开开玩笑云。”

所谓“孙公”，就是时任《晨报副镌》版面编辑的浙江绍兴籍北大毕业生孙伏园。

5月1日下午，吴虞应谢绍敏邀请游览中央公园，在公园里见到吴君毅、白鹏飞、郁达夫等人。郁达夫告诉他，署名XY的文章出自钱玄同之手。

5月2日，《晨报副镌》以《吴虞先生的来信》为标题刊登了吴虞于4月29日投寄给孙伏园的“八条”回信，其中写道：“我的文录，皆民国已来的笔记略加删削，不过随便发表意见，非敢言文，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打孔家店者。浅陋错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

在这封书信末尾，吴虞还特别注明：“此启曾示周作人马叙伦诸先生思想清楚者。”

5月6日，《晨报副镌》刊登钱玄同以XY署名的《〈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以更加恶辣的话语痛斥吴虞道：原来“人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时候，那些“年七十”与“年六十余”的“诸老先生于忧患之中”可以狎优而 “藉资排谴”的。大概狎了优，“人”就“聊生”了；狎了优，“朝”就可“保夕”了！哈哈！奇乎不奇！这且不论。我要问，优伶也是 “不聊生”的“人”，他“于优患之中”若要想“排谴”，可以用什么来“藉资”……

原信云：“我非讲理学的，素无两屋肉之望”，这的确是孔家店里老伙计的口吻。孔家店里的伙计本有两种：一种是不玩相公，不逛窑子的（或者暗中玩玩逛逛也未可知）；他们非不爱玩，非不爱逛，以“有两庑肉之望”也。一种是相公也爱玩，窑子也爱逛，以“无两庑肉之望”也。故苟“无两庑肉之望”者，尽可作“绮艳之词”，尽可“寻芳”，尽可“买美人怜”。至于“芳”是什么东西，“美人”是什么东西，那些人和自己是否同是人类，是否有人权，这些问题，本非孔家店里的老伙计的脑子所有的。

党同伐异的文化怪圈

关于曾经极端反对孔学礼教的吴虞所表现出的自相矛盾的“阴护礼教”，钱玄同另有分析批判： “他们从前因为自己受父母的管束，便气得不得了，痛骂礼教之害人。现在他们看了自己生的儿女 （我那文中所谓儿子，本是兼包男女而言；不过这种讲法，又必非孔家店的伙计所许可耳）不受管束，便觉得这都是中了外国的新学说的毒，同时又觉得‘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如汉宣帝所云：‘汉家自有制度’，这些‘国情’与‘制度’，实非保存不可；但自己仍不得不藉口破坏礼教以便私图，这便叫做 ‘阴护礼教’。 ”

钱玄同针对反孔先驱吴虞的道德清算虽然有理有据，《新青年》旧同人吴虞此前在非儒反孔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却是不应该一笔抹杀的。假如说吴虞以极端态度非儒反孔，所采用的是“用孔丘杀少正卯的手段来杀孔丘”；钱玄同以极端态度全盘否定吴虞的历史贡献，同样等同于“用孔丘杀少正卯的手段来杀孔丘”。

1924年5月28日，被吴虞公开认定为“思想清楚者”的周作人，在《晨报副镌》用“陶然”的署名发表《别名的用处》，本意是要为自己用笔名发表文章寻找理由，字里行间却离不开吴虞的《赠娇寓》：“‘吴吾’先生到底不足法，那些人言也不足畏，我们以后或者还是……用真姓名来说中国人所不很懂的笑话罢。”

由此可知，钱玄同、周作人、孙伏园等“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大国文系师生，利用《晨报副镌》的公共平台针对《新青年》旧同人吴虞的集体围剿，既有学术论争的合理成分，也有中国传统旧文人党同伐异的派系之争在里面。

回顾历史，公开否定传统文化的某些人，首先应该站在充分世界化的文明立场上清理反思自己身上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而不应该以貌似绝对正确的“新人”姿态单边片面、党同伐异地攻击批判别人身上的旧文化、旧道德。在当年的《新青年》同人团队当中，能够初步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胡适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