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任柯安（Andrew Kipnis）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人類學博士，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教近二十年後，近年來轉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變革，研究興趣涵蓋城鎮化、親屬、儀式商業化、教育欲望和治理、中國農村贈禮和社會交流方式等。

《從鄉到城》探討中國一個中型村莊的社會變遷史。選擇這樣一個城市，是因為任柯安認為，當今對中國城鎮化的探討太過兩極化，要不聚焦在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要不就是鎖定人口外流到幾近空心化的村莊之上，但對像山東鄒平這樣在中國普遍可見、可能最具代表性的、介於大城與小村中間的小縣城的討論卻很少。任柯安這樣的研究定位我認為是很有道理的，亦突顯了「中國特色」，因為中國高層曾強調，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並非是大城市的擴張，而是來自於鄉村小鎮的成長。他們對於城鎮化的定位是要把城市帶到鄉村人口中，而不是把鄉村人口帶進城市裡。因此，中國城市發展應稱為「城鎮化」，而非「城市化」，重點是放在鄉村的擴張，而非大城市的改變。鄒平正是這樣一個「原地城鎮化」的鄉村，從1988年到2008年，其人口增加了十倍，從3萬人增加到30萬人，從一個貧困的小縣城變成一個繁榮富裕的市中心，這一方面拜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所賜，另方面則是當前全球化下城鎮化發展的後果。中國政府如何處理快速城鎮化的議題，人民的生活、社會文化如何變遷，從任柯安捕捉鄒平這數十年來的社會發展可窺見一斑。

是城鎮化，而非城市化

兩個理由讓中國的「城鎮化」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一是其規模，二是其速度。中國在2011年已有51%人口企及城鎮化，Hillman和Unger認為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因為這是歷史上首次，中國的城鎮人口多於鄉村人口，有學者將這種發展描述為「鄉土中國」正在被「城鎮中國」給取代。其次，中國城鎮化的速度極快，黨國認為城鎮化是推動社會與經濟發展目標的基礎，因此將城鎮化視為關鍵指標，其宣布預定在2025年達到70%的人口城鎮化，亦即屆時將有9億人口定居在城市中。

這種規模廣大又發展快速的城鎮化是如何達成的？鄉村工業化是一個在中國常見的城鎮化過程。隨著許多沿海地帶的農村區域，及距離大城市較近的農村區域開始發展工業，這些原來的村落就開始聚居了眾多的工人，逐漸變成像是城市般的結點，而這個過程更因為這些城鎮隨之發展公共設施而加速，伴隨投資、發展基礎建設、產業聚集等現象，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

中國城鎮化已經有幾個明顯的特徵被識別出來，例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李強、陳宇琳與劉精明所指出的「政府主導」、「大規模進行規劃」、「整體推動」、「土地由國家或集體所有」、「空間上有明顯跳躍性」等，他們並認為民間社會還不具備自發推進城鎮化的條件。但城鎮化過程仍留下了許多待解的謎團，特別是被城鎮化帶動的社會轉型如何發生？比如，不同的類型的鄉村（如城鄉結合帶、少數民族區域、缺少教育與就業政策的區域、沿海鄉村與內陸鄉村⋯⋯）在經歷快速的城鎮化過程時，會有什麼不同？人們在快速城鎮化所經驗到的生活經歷為何？這些又到底對社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與影響？要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首先，要對一個特定地方有長時間的觀察與理解，才能辨析出可能影響到城鎮化過程、或被城鎮化過程所影響的種種因素。其次，要理解社會轉型，就不能僅從大尺度的抽象層次來理解，還必須從微觀的角度出發去觀察，把大尺度的變遷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來分析，這不但要耗費時間，還需要有一定的功力。城鎮化對於空間、資本、生產關係、消費行為、家庭關係、移民、想像、希望、代際關係都會發生影響，要如何對其抽絲剝繭，並把這許多層次的社會面向進行條理分明的整合與處理，並從中提取出有意義的討論來，會有相當的難度，而讓人驚喜的是，任柯安這本《從鄉到城》，恰好即時又恰如其分的回應了這些問題，本書的出現，可以說是填補了中國城鎮化一直未被說明清楚的空白。

與當前流行的「多點田野」不同，任柯安的研究方法可說是「傳統的」人類學：他選擇長期扎根在一個小城鎮鄒平進行研究。鄒平位於山東省，在學術史上曾有過一段歷史小插曲，在70年代晚期，中美談判後，它是第一個官方同意開放讓美國學者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的農村。自1988年起到2013年之間，任柯安不停回訪鄒平，逐步累積並見證其跨越數十年來的變化。眼見鄒平從一個人口3萬的農業縣城，變成人口30多萬的繁榮城市，眼見報導人從農民變成房東再變成小老闆，眼見鄒平從農村變成開發區與工業區，即使抱持著再「傳統的」人類學訓練進到鄒平的人類學家，也勢必不得不面對眼前浮現的新課題。

當官方將中國都市人口的增加定位為「城鎮化」而非「城市化」的過程之際，「原地城鎮化」的鄉村很值得關注，鄒平作為一個農業小縣城，成長為繁華大城市，自然是一個恰當的觀察與研究單位。許多研究社會轉型的經典問題，也自然在鄒平的城鎮化過程中恰如其分的浮現，例如，在後毛時期這一波規模宏大又快速的城鎮化過程，我們能否回答中國是否將走上普遍發展的道路，或是會有自己的路徑？中國社會變遷是帶著過去的延續，還是激進的斷裂？

現代性開啟的想像又如何造就了地方人們的多重現實？這些經歷城鎮化的人民如何與這些多重現實去協商，並開啟新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從本書的字裡行間，可知任柯安也不斷在探問。他同時也將鄒平的轉型過程，與既有的各種現代化理論相互參照，並繼續追問，在多大程度上，這些現代化理論能夠幫助我們來理解與分析當代中國快速城鎮化和現代化的社會效應，而鄒平的案例又可以如何修正與增進這些理論的有效性？這本書可以說是任柯安以他對鄒平長時間的觀察、浸淫與理解，來為發展與轉型的理論化範式，提供他的見解與答案。

用「重組」來理解「具中國特色的」變遷

該如何妥善理解與分析當代中國的發展與社會變遷呢？晚近人們常用「具中國特色」來表達出一種與中國時空脈絡更緊密鑲嵌的治理。當「具中國特色」與現代化、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這些發展大趨勢的名詞套用在一起成為前綴形容詞時，則通常意味著乍看之下相似但實則不然的獨特道路。那該如何理解「具中國特色的」現代性，或是其發展與轉型呢？

任柯安認為晚近的都市人類學常把鄉村或城市的狀況當成是一種先驗的條件，而把研究焦點更多的放在城市公民、城市更新和社會運動之上，並僅專注人們在其中的實踐與掙扎。這種研究取向的缺點是我們再無法對城鎮化進行概念化，也無法對社會轉型做出回應。任柯安在第一章除了先盤點評析各種現代性理論的解釋力與限制性之外，他接著獨具慧眼的看出，在鄒平的城鎮化與現代化過程中，那些尺度不一、有大有小的社會轉型中有一個貫穿全部、共享的主軸，用他的話來說，叫「重組」（recombinant）。任柯安強調，變遷路徑不是非黑即白，不是新的取代舊的。如果「轉型」兩字常讓我們落入將社會變遷想像成是一個舊換新的過程，那我們就落入了陷阱之中。他用「重組」兩字，來強調轉型更像是一個新舊交織、歷史被重新感知、傳統被重新發明的過程，用任柯安的話來說，鄒平的城鎮化過程的顯著特徵是顯現出「種種實踐、理念、理想、幻想、夢境（還有惡夢）的移位錯置、舊瓶新酒、流變轉換，而不能僅僅認為它們一下子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頁17）。「重組」是任柯安對於鄒平這幾十年來的轉型模式提出的一個理論貢獻，他以「重組」這個概念來與現代化理論對話，用重組來理解變遷，並給出了一個我認為很有人類學味道的答案。

鄒平的城鎮化的藍圖，規劃設計上確實可見「政府主導、大規模進行規劃、整體推動、土地由國家或集體所有、空間上有明顯跳躍性」等已被識別出的「中國特色」，但卻也不只如此。任柯安細緻又敏銳的觀察到，即使由國家總體規劃，帶來新的資本、外來的勞動力，但這些新的、外來的事物卻不是直接取代舊的鄒平，反而會啟動一波與地方社會重組的過程。城鎮化過程因而在表面的政府主導、大規模規劃與整體推動之外，還有無數多的民間力量在發揮作用─這很大程度透過由被地景、空間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帶動轉變的人的每一個行動、決定與想望在推動，他們以各自符合自己需求的方式，把這些新的、外來的事物「重組」回地方社會中。經歷城鎮化的人的改變也是重組而非取代：人們在變得全球化的同時，變得更在地，人們也在透過重新創造過去、重新發明傳統，來走上他們的現代化道路。

而這個與地方社會重組的過程，才是「城鎮化」最值得探究之處。任柯安因此在之後的每一章都以「重組」為標題：重組的規劃、重組的生產、重組的消費、重組的魅像。「重組」過程中，外來的想法、由上而下的規劃與湧進的人事物持續與舊的、在地的歷史、人、記憶相互交織，挪動找出各自的新定位，在某個鄒平特定的時空脈絡中，彼此重新相互組構。沒有舊的人事物、社會關係網絡作為基底，新的、外來的事物也很難在此生根。

每一種重組因而都是一個「再社會化」、「重鑲嵌」的過程，即使異化如資本，來了也需要與各種人際與社會關係相互妥協，重組回原本的地方脈絡與社會關係中。任柯安這樣的洞見，讓之前在處理中國城鎮化議題時，被認為不甚重要的─如人們的日常生活，或影響力甚小的，如民間力量─等因素，變得極端關鍵。那些在之前城鎮化的研究中被遺漏的、不能談的、不可見的、幽微的部分，如社會想像、希望、親屬制度、日常但具代表性的事物，也因為這樣的視角，為其在城鎮化的探討中找到了重要性，並開啟了討論的空間。任柯安讓人欣喜的看到，透過他在本書優美與精準的書寫，為人類學這個學科的研究視角，在城鎮化的研究中找到一個重要的定位，也讓鄒平的城鎮化研究成果，能為人類學正在進行的理論探討與辯論（如現代性、親屬變遷、希望人類學等）做出貢獻。

簡言之，社會轉型是社會的各個面向的移位，舊的東西鬆開，讓新的東西進來。在拋掉了新取代舊的不當想像之後，「重組」也提醒：轉型是一個持續進行式。發展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時刻可以說已經企及一個新的常態，變遷總是持續發生在特定時空中，因為一個新的政策、一個新的開發案、一個移動的決定，或是一個新的渴望，而又再次鬆動、挪移、重新鑲嵌。當城鎮化被視為一個「重組」的過程，而「重組」又與社會鬆動、位移與再社會化息息相關之際，要妥善的理解任柯安稱為「重組」的城鎮化，就不可能忽略國家強勢主導的規劃之外，那些社會的、民間的力量：那是來自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城市的規劃過程中遭遇不同處境的人們，他們的生計、他們的家庭、他們被激發出的夢想、希望、幻想，以及持續驅動他們行為的個人生命道路與未來。這也是為什麼任柯安一方面承認現代化理論有其缺點，但也批評社會科學家有時在批判現代化理論之際，卻也連帶的忽略並排除了現代化理論更幽微但重要的部分─任柯安以本書帶我們看向這些平凡但幽微之處。

城市轉變、轉型的人

任柯安將本書分成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名為「轉型」（transformation），採用鳥瞰視角，第二部分是「轉型者的轉型」（transformers transformed），則關注住在鄒平的人們，包括本地人與外來勞動者。第一個部分的政府空間規劃、政策安排、生產環境、企業發展與公共空間的建立與轉變，為第二個部分的人們生活搭起了場景與舞台。這樣的安排，成功的將巨觀尺度與微觀尺度的轉型銜接在一起，把過去的歷史跟現在的轉型與未來的發展連結在一起，也再次突顯了他對轉型的立場：過去的地方歷史對於理解轉型與發展是極為相關的。任柯安認為有幾個策略協助他站穩這個立場，第一是社會想像的領域，人們對過去的社會記憶會型塑他們的夢想與未來的計畫。第二個理論策略是道家的轉型哲學。透過將道家的太極圖與黑白二分圖的並排對比，任柯安不但反對經典現代化理論對轉型非黑即白的看法，也反對馬克思認為的轉型僅能透過革命來達成的觀點。這些理論都太強調轉型之後社會的各方面的獨特性，反而沒去解釋兩「種」（types）社會之間的連續性；透過道家的轉換哲學，任柯安指出轉型不是簡單的誰取代了誰，或是誰革了誰的命，而是新與舊的重新組織，轉型不是一次性的斷裂，反而相似（resemblance）才是轉變的重要面向─其容許兩個平行過程能夠相互肯認，並讓這些過程可以繼續維持。

在第一部分，首先任柯安在〈重組的規劃〉裡，精彩的透過政府官員的採訪、政府檔案、從1990年代早期就收集的鄒平地圖，來談鄒平城鎮化的總體規劃與物理擴張。城市被規劃成不同區塊的面貌，乍看確實反映政府對該城鎮的規劃理念，以及方便治理的意圖，但再繼續探究，就發現其也反映超出規劃之外的（或種種非政府規劃的）構成。這些是某個政府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私營建築商、有權勢之人和老百姓對於這些總體規劃的各自回應所造成的，例如城中村仍堅持領域並為繼續維持有區隔的認同而立牌坊、邊緣地帶長出了廉價出租房給外來務工者居住、政府怕犯眾怒反而不敢拆遷等，也反映出種種不同計畫之間，其實充滿了矛盾和結合。接著在第三章〈重組的生產〉中，則追溯鄒平的產業發展地方史，並以這座城市最大的經濟體魏橋集團為主要探討對象。魏橋作為一個發展迅速規模宏大進軍國際市場的生產單位，看似十分現代化，任柯安在描述中卻逐步揭露其也顯示出許多與過去「重組」的特徵：其產業是立基在鄒平還作為一個農業縣城的生計基礎上，其文化仍然保有相當程度的「單位文化」，使得這個生產單位除了作為一個企業之外，還是一個社會企業，被期待也認為應該要為它的雇員負起道德責任。它提供住房、學校入學保證給員工，這些是它在薪資與勞動條件之外，能吸引了許多勞動者前來就業的原因。而任柯安也認真對待在鄒平聽到人們談論魏棉的八卦，任柯安認為八卦真實與否已不可考也不重要，關鍵在於對於這個成長快速的企業談論八卦本身就是在挑戰官方宣傳，也反映出在地居民對於魏棉又愛又怕、需要以八卦來「馴服」它的心態。

接著在〈重組的消費〉中，任柯安討論了鄒平出現的消費者革命。任柯安不認為應該把生產與消費對立起來，他視消費可以生產正向的事物，如關係、社會性、家庭、社會地位、階序甚至主體性。在鄒平，新的產品和服務帶來新的欲望，透過消費，鄒平居民去再生產、操弄社會關係與秩序。在這一章中，任柯安對於轉型所強調的「重組」特性再度浮現：鄒平居民消費新的物品常是為了維持舊的社會關係、並再生產原有的社會秩序（如家庭）。

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重組的魅像〉在談城市化之後為人們起到的心理作用，任柯安認為從小縣城到繁榮大城市的城鎮化過程會重構城市的「情感結構」，他在本章邀請我們看穿城鎮化表面的光鮮亮麗，看進公共空間的轉型如何影響了鄒平居民空間想像的體驗。「魅像」是一個雙重運動─創造夢幻般的意向，同時又隱藏住生產方式。人們在其中面臨多重真實，並試圖與之妥協，透過選擇性的記憶或有意識的遺忘，人們重組出新的可以活下去的真實。這章揭示了想像體驗在重組的城鎮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起到的作用。

從任柯安的觀點來看，處理城鎮化議題或許不能稱為「新」的課題，而是為「傳統的」人類學課題─如親屬關係、婚姻安排、生計方式、禮物交換、社會網絡與治理等─帶來一波「重組」。因此，在第二部分「轉型者的轉型」中，任柯安集中探討在鄒平居住的人，如何經驗這一波的城鎮化，他們的生計方式、生活安排、感受、認知與計畫如何也隨之經歷轉型。當舊實踐試圖在新的時空脈絡下重組之際，一些新的行動者會被推到前台（如外來勞工、青年），一些新的可能性會出現（如當房東、補償金），一些新的欲望會被燃起（如消費、性），一些新的懷舊之情會被重新安置（如家鄉菜、媽媽的手工藝）。

在這一部分的研究中，任柯安意識到發展對不同的人帶來不同的影響，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發展，影響也不同，例如農民工的生活，就和當地農民的生活形成鮮明對比，因此他把研究對象分成五種人群：城中村居民、來自縣內和鄰近縣的農村的工廠已婚移民工人、來自遠方的（山東其他地區和全國範圍）工廠已婚移民工人、中產家庭（政府雇員、教師、醫生和會計），以及青年來分別探討。但與其說這群被任柯安分在同一個類別中的人群有什麼共通點，不如說任柯安看見他們在面對相同的結構性矛盾：城中村民要面對村落產權和城市擴張之間的矛盾、鄰近外來者要面對兼顧城市生活與繼續鄉村農業活動的矛盾、遠方的外來者要面對抓住城市帶來的機會又同時滿足遠方家鄉的需求的矛盾、中產階級在處理希望把自己與其他人區分開來，但事實上薪資與生活條件與其他人都差不多的矛盾、年輕人則要在工廠帶來穩定生計和厭棄工廠的意識形態的矛盾中，去找出他們人生道路的選擇。在這一部分的描述中，任柯安以系統性的方法，對每個類別的人群進行數個個案的訪談，透過這些訪談成果簡述這幾群人的生活現況、生計與家庭安排與人們的經驗與感受，從這些經驗與感受可以看出因為矛盾而拉開的可能性，以及各自因應殊異的矛盾時，所採取的措施與方法的多樣性。

現代化理論之外幾個理論貢獻與探討

除了現代化轉型的理論之外，任柯安在每一個章節都還另外引用相關理論，有時候是讓這些理論來指引、深化他對鄒平現象的探討，有些時候則是試圖將鄒平現象連到更大的世界。這些理論探討也深具新意，我試圖在這一個部分提出幾個「從鄉到城」在現代化的探討之外的理論貢獻。

首先是父權制。除了青年這個類別，任柯安的訪談常是以家庭為單位。在家庭生活的安排上，任柯安特別關注並試圖回應一個經典的人類學議題：「父權制是否受到鬆動並正在消失中？」他的結論是：是也不是。他發現即使父權制因為城鎮化而有所鬆動，但大部分的家庭還是與夫家的父母一起生活、共同度假或是共營生計，鮮少有案例是與妻子的父母一起。他將之稱為「夫核制」，以標示出既像父權制但又有所鬆動變遷的家庭安排。他認同其他學者認為漢人親屬安排深具彈性的觀點，但也在問這種彈性到底多大程度是策略上的安排，又多大程度是文化模式的變遷？比方農民工進城打工，通常選擇從新居；雖然夫核制在鄒平是常態，但也可以見到妻子的親戚與小家庭一起住的案例，而這些現象不見得就可以讓我們直接做出父系親屬制的消失的結論，其可能僅是來自能接受「權宜之計」的彈性：在物質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以將就為之、省錢、務實等理由來安排不符合風俗常理、但能行得通、自己又偏好的親屬方式。我們仍不清楚若一旦物質條件允許了呢？例如很可能這些農民工回到老家之後，父系親屬制又回來了。這「彈性」讓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討論變得相當複雜。若「彈性」來自於「權宜之計」，那「本當如此」的父權親屬邏輯是否改變，任柯安也承認仍需要繼續觀察。

其次是針對希望與抱負。在第七章，任柯安討論了從比較遠的地方來到鄒平魏棉打工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態。他認為這一群人是跟本地工人、附近工人有著很不一樣處境的工人，即使他們做著一樣的工作，薪資條件也差不多。也就是說，他發現馬克思主義從生產模式、勞動狀態的解釋框架，不足以解釋這些工人之間的差異。他認為要理解工人，關鍵在於去理解工人所懷抱的希望與抱負。因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經歷了生活的異化（生活將就、潦草、暫時，一切都是為了更好的未來），所以希望與保持信念的議題便自然的浮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只要是人，總會思考存在的意義（我的信念是什麼、我的希望要放在哪裡，什麼可以信任等），但離家在外並遠離親屬網絡，會把這些問題帶到前面，使得這些變得迫切需要思考與解決。當這些農民工在極端的壓力之下，感到絕望時，就有更深層的驅動力想要去尋找希望的來源。任柯安不認為農民工的希望與抱負是虛幻的，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在於能夠找到這些希望的結構根源，也就是辨識出在鄒平居住的這群農民工的「希望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 of hope）（引Crapanzano的概念）。「希望的形而上學」是關於世界如何運轉的知識形式（forms of knowledge about how the world works）─讓你即使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也仍然相信是可以某種程度的對於不確定的處境保持希望的知識，然後靠著掌握「知識技術」（technologies of knowing）（引Miyazaki的概念）投身到這個充滿機遇與阻力的投機冒險中。

任柯安因此開始試圖探究漢人社會中的「希望的形而上學」，他宣稱這來自於吃苦與互惠。為何中國人那麼愛努力工作？是因為這讓他們能懷抱希望。漢人社會認為吃苦是一種美德，是因為吃苦是一種證明自己有辦法能夠與人「互惠」的能力，是一種方式去證明自己全心投入了為整個家族（利他）好的「互惠」活動中。強調吃苦與勤奮工作會為社會帶來競爭，而人們在回應競爭時，又用更多的吃苦與勤奮工作來確保在競爭中的希望，因為他們相信採取這種手段可以在差不多處境的同儕中去獲得勝利、避免失敗並確保家族成功。就是這樣「希望的形而上學」為絕望之際的漢人帶來更多拼搏的精神，拼命工作為他們在絕望的處境中帶來一絲希望的光亮。任柯安大概是第一位探討漢人的「希望的形而上學」的學者。

最後，我認為比較新穎有趣的是青年被任柯安特別挑出來成為一個社會類別來探討。根據任柯安的說法是青年這個範疇本身就是一個轉型後的產物，是婚姻法的改變與教育體系的擴張下創造出來的。在一百多年前的農村，年輕人的處境和今天的完全不同，在那時「通常男孩到了12歲，女孩到了14歲，家裡就會安排他們結婚。結婚以後，年輕夫婦住到男方家裡，並對男方的父母恭順服從。所有人的工作都離不開村莊的農業生產活動，並取決於男方父母所掌控的生產資料」（頁227）。而現在，青年一詞意味著「年齡相仿但相互之間沒有親屬關係的一些未婚年輕人，他們剛完成了幾年學業但尚未步入穩定的職業，某種程度上不再依賴其父母」，這意味著「給年輕人提供了一些沒有成年人監管的社交時間」。這樣的社會範疇在務農的村莊裡沒有意義，但在快速城鎮化的鄒平，其意義就被突顯出來：因為他們可以選擇，也被迫要選擇。

這連結到任柯安把青年單獨分為一個類別的第二個理由。他說，研究青年的選擇，即使平凡如選擇他們未來的職業和家庭，都可以看見社會結構，因為「約束和形塑他們的社會結構剛剛嶄露頭角」。任柯安認為這些年輕人的「選擇的過程揭示了現有結構和有關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揭示了鄒平的社會地位的流變和充滿爭議的特質」（頁29）。

我認為任柯安指出的第三個青年值得關注的原因更加重要與關鍵，那就是在「慣習」與「習慣化」之間的辯證關係。青年還在幻想種種可能的生活方式，面向社會的態度是開放的，想像、欲望與幻想，對於他們，可能相比於社會真實，或任何社會場域，更加重要。但青年的想像、幻想與欲望該如何在研究與分析中定位呢？任柯安指出Bourdieu的立場大概普遍被人所接受。Bourdieu認為幻想只是徒勞無功的振翅、無法達到的錯覺而已，人們永遠掙脫不了社會場域的重力，那些身上的慣習，終會讓社會結構重現並再生產。任柯安並不贊同這樣的立場。

任柯安傾向採納João Biehl與Peter Locke的觀點，認為「欲望遠比任何現存的社會場域更重要」，他要把「青年的夢想理解為建構世界的力量」。但任柯安也不完全否認慣習的影響力，因此他用「習慣化」（habituation，臺灣一般譯作慣習化）一詞，來與Bourdieu的「慣習」（habitus）做出區別。「習慣化」需要認可與同意參與，比如接受工廠勞作的重複性、忍受身體的適應的過程等，並參與到其中。「習慣化」是參與某一特定活動的能力與意願，是出於意願的行為。任柯安認為「習慣化」是青年經歷的重要面向，是一個「適應與夢想不合的生活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進行的順暢與否，對於鄒平的未來極為重要。亦即青年的「習慣化」成功與否、順暢與否，任柯安認為將左右了鄒平的轉型。

以上這些觀點不但深具說服力的拉開了任柯安在討論轉型時的視角與框架，也讓鄒平的現象為理論探討做出更進一步的貢獻。再次的，親屬的安排、工人的抱負與希望、青年的日常決定，這些在「政府主導」、「大規模規劃」之外，平常的、隱微的、不被看見的因素與行動者，又因為任柯安獨特的理論視角而被證實至為關鍵。同時，這些部分，也正是任柯安所批評的，很容易被社會科學家在批判現代化理論之際，連帶忽略並排除的更幽微但重要的部分。

「重組」本身有無中國特色？

如果重組能解釋中國的發展路徑為何具中國特色，那闔上書後的讀者大概會想問：重組的城鎮化、重組的規劃、重組的生產、重組的消費與重組的魅像，究竟是中國城鎮化獨有的特徵，還是一種發展過程的普遍現象呢？當任柯安深具說服力的重新理論化城鎮化、發展、轉型等過程之後，讓人不禁想問，到底中國城鎮化的特色是什麼？

城中村、村落集體產權、廉價出租房、開發區與延續單位制的大企業，似乎都有著「中國特色」。第二部分中研究對象的五種人群，即城中村居民、鄰近農村的移民工人、遠方移民工人、中產家庭以及青年的自然浮現，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社會界線，似乎也是「中國特色」下的產物。「原地城鎮化」的鄒平顯示了一個人們或多或少感到滿足的案例；快速的社會轉型過程，既沒有讓人們在真實與多重魅像之間發生意義的危機，也沒有促使人們在快速流動的想像中，為試圖重新獲得掌控而掙扎，重組帶來的可能性與新欲望，似乎超越開啟重組所付出的失去與傷痛，讓人人某種程度仍然抱持希望繼續往前，這也是中國特色嗎？和Furgeson在贊比亞銅礦省一個正在衰落中的案例相對比，似乎是巨大的落差。鄒平的案例發生在經濟正在騰飛之際，這不禁讓人好奇，究竟社會轉型所帶動的社會反應，是否與城市在衰落中或起飛中相關呢？任柯安的分析也告訴我們其轉型更多是過去的延續與重組，而非激烈的排除與取代，那到底這個過程會多大程度帶來新的社會？或許這些問題都無法事先回答。正如同任柯安在最後結論所指出的，鄒平未來的經濟發展可以是任何一種狀況。這個過程是有機的、非線性的、開放的、不可預知的，就連全面性的城市規劃，都不能遏止「重組」的發生。

總而言之，這是一本精彩的好書，對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劇烈的變遷有很大的貢獻。本書除了對於理解當代中國社會變遷、城鄉差距、移民機制與生活適應能提供第一手的資料之外，對移民、城鎮化、現代化、都市議題的理論化感興趣的社會科學家也能從此書中找到對話的面向。除了長時間的田野對於本書社會轉型的探討提供了足夠紮實的時間縱深、理論上的探討提供新穎的觀點之外，書中民族誌資料的鋪陳、人們日常生活的故事，更是引人入勝。任柯安擅長從浮光片影中捕捉人存活於世的生動姿態，他呈現鄒平居民在快速城鎮化中如何為自己的人生與日常生活建構意義的過程，更是細膩精彩。我認為本書兼具了論證的嚴密完整性以及可讀性，並將我們對於中國城鎮化的理解推向了一個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