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到两个月，三部贵州电影接力一般上映：意外叫座又叫好的《无名之辈》、爆红而被千夫所指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以及“年度最佳纪录片”的《四个春天》。
三个不知名的黔中小城——都匀、凯里、独山，以及独属于它们的风物和方言，在全中国几万块的银幕上，被几千万观众注视和聆听。
或许，这是“贵州”建省600年来，第一次如此风光
。
特别是那场“一吻跨年”的营销风波，尽管让《地球最后的夜晚》声名狼藉，可任谁也不能否认，经过如此大面积的喧哗与骚动，29岁的神童导演毕赣所炮制的那个墨绿色的迷幻凯里，的确成了一座耀目且稀罕的文艺地标。
作为贵州人的我，深感荣幸。
二
贵州当然很早就被拍进电影。比如，王小帅的《青红》、陆川和姜文的《寻枪》、蔡尚君的《人山人海》，都是中国电影拿得出手的作品。
不过，王陆姜蔡要么出身北京电影学院，要么出身中央戏剧学院。总之，都是帝都文艺圈的带头大哥。
在我看来，他们的黔地物语，其气味和趣味，说到底是属于北京的
。
甚至到了《无名之辈》，即便导演饶晓志是贵州籍，但也仍然可以将其视为这一序列上的新品。反证的办法是，试想把台词换成普通话，再把场景想象成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情节和情绪是不是依旧成立。
显而易见，《无名之辈》像极了《寻枪》，地貌和方言，只是锦上添花，其实把它的剧情安排在一个东北小城、甚至哪怕是北上广，也不会不兼容。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有没有清晰的地方特色，并不足以评判电影的优劣。
而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纠葛，是否得到了视听语言的精妙编排，这才是真正衡量电影好坏的标准。不过反过来看，优秀的电影，大多都有着清晰明确的地理坐标：费里尼的罗马、伍迪·艾伦的纽约、王家卫的香港、杨德昌的台北、张艺谋的高密……莫不如是，外在的空间与内在的表达，彼此成就，缺一不可。
而《地球最后的夜晚》及《四个春天》就和《无名之辈》不同了。借着大银幕，我们能感受到创作者的视线和呼吸只属于此时、此地。贵州独特的潮湿、叠嶂，不仅提供了空间背景，还直接参与了叙事和抒情
。
三
毕赣没有读过北电、中戏或北广、上戏
，《四个春天》的导演兼摄影陆庆屹则更是一个高中就辍学的社会人。与之对应的是，饶晓志出自中戏导演系。而在毕、陆的自述或坊间对他们的描述中，经常会提到“野路子”，的的确确，他们的作品都有一股莽撞的原生态。
红得发黑《地球》不必多说了，致敬塔尔可夫斯基、60分钟上天入地的超级长镜头，在今天的中国影视工业里，绝对是无与伦比的异类又无与伦比的悍勇。
而观众尚不多的《四个春天》，就像当年的《路边野餐》那样，还存有明显的技术瑕疵，甚至不妨说，简直是一个既无法归类到“纪录电影”、也完全不符合“电视专题片”形式的古怪存在。因为说到头，这只是一个并不很资深的平面摄影师拿着单反相机所拍摄的家庭录像集锦。
之所以叫“四个春天”，是由于陆庆屹只有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才把镜头对准了父母。至于那剩下的12个夏秋冬，北漂的他，根本没工夫去拍。
可就是这样一个无心插柳的“私影像”，丰富和缺憾一样醒目。
它蕴藏着密实的细节和充沛的情愫，呈现着一个中国家庭既特别又平凡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完成了太多的中国电影或自吹自擂或打肿脸充胖子也无法完成的使命。
野生的陆庆屹、野生的毕赣，以他们非科班的视野、技法、旨趣，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冲击力。而毕赣的狂、陆庆屹的蛮
，结结实实闪烁着贵州山民的性格。
四
提到贵州，贵州人和外地人都爱说一句“穷山恶水出刁民”，有时是自谦，有时是攻讦。
这自然是一种大而化之、毫不严谨的俏皮话，但无疑也暗含着某些真理。
千百年来山高皇帝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再加之多民族杂居，贵州始终是一个存在感稀薄、教化未开的穷乡僻壤。
于是，“贵州人蛮”“贵州人懒”“贵州人狡猾”，再伴着“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的历史寓言，渗透进了贵州人及非贵州人的认知。
不过，落后与边缘，时常也会带来后发的优势。近年来，贵州成了国内少数的GDP增长率上两位数的省份，那些凿山而过的高铁、高速，那些奔腾狂放的瀑布、水库，在喀斯特高原上不停地制造惊心动魄。而切换到文艺战线，就是毕赣、尧十三、陆庆屹、章宇、曾美慧孜等一批黔籍新人的集体涌现。
是的，2018年的中国影坛，贵州的荣耀不止在导演身上，还在一男一女两个演员身上——章宇
、曾美慧孜
。他们不够帅不够美，但称得上头角峥嵘、过目难忘。最起码，他们挑剧本的眼光，足以秒杀一众同侪。
当然了，章宇和曾美慧孜离“一线”都还很远，除了文艺小片，几乎也不可能担纲一号主演。而即便是一炮而红的毕赣，其成名之旅也像是一次失控事故而非美好故事。
不过，无一例外，他们身上都充满着“边民”或“刁民”的成色：够野、够彪、够悍。不得不说，这是“贵州”的赋予。
五
六七年前，我采访侯孝贤，当时他提到台湾电影之于大华语电影工业的价值乃是“边缘”，因为“只有在边缘才能看清中心，在边缘总会思变，实验性会比较强”。
“贵州电影”巧合而又必然的爆发，无疑也遵循了这个道理。
其实，这也是侯孝贤从前形容自己和自己电影的说法。到了在今天，它同样适用于毕赣，适用于这些随着资本、技术变革而兴起的新一代电影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非科班、野路子，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
实际上，这一组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在中国影坛已经悄悄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新世纪以来，山西连续产出了贾樟柯、宁浩、曹保平三个好导演，而在这两年，《八月》
《暴烈无声》
《老兽》
掀起了一场内蒙古电影新浪潮，继而，这股浪头在今年又汹涌地冲到了贵州亚热带高原。
这三个非典型的“电影省份”，以文化的角度考量，比之“显学”的北京和东北，当然算得上边缘，而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在电影领域的崛起，大背景上还得算上急速的经济发展。这大抵又是一种特色的黑色幽默，但反过来好像也足以解释，为什么经济人文都遥遥领先的江浙、粤闽等地却没有出现相仿的局面。
六
我想当然地揣测过，2018年年底的金马奖上，得到了提名的陆庆屹
、毕赣
、章宇
和曾美慧孜
借着广告时间凑在一起抽烟，讲着贵州方言，比较着台北和黔东南的夜市小吃。
这大概是“贵州电影”一次空前绝后的高光时刻吧，除了京、港、台，也很难想象再有其他地方能组成这样的阵容了。
当然不过是巧合、是可遇而不可求，犹如一个无名之辈，无意识又暗搓搓地做成了一件大事。不过，作为一个从事电影媒体工作的贵州人，回望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很清楚，本人所戏言的“折耳根电影新浪潮”，真的像奇迹一样地发生了。
我会因此记住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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