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从未告诉我她的真名。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她告诉我就叫她“叶子”好了。我想，也许她姓叶，也许她的名里有“叶”这个字。此后，我知道了很多关于她的事，但她再没有提起过自己的名字。她有她的小狡猾，而我有我的信条：一个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就不要去打听。

我现在想，我可能再也不会接触到叶子那样的人了。不是说她这个人多么特别，而是她生活的那个世界和我的世界不太可能再有交集。和叶子的相识是在二十多年前，是在我生活中的某个特殊时期：已经大学毕业，但还没有工作，单身，大部分时间在游逛中度过，期待着有天能写出一篇好小说……

我大学毕业那年，世界迈进新世纪，人们称之为“千禧年”。毕业后，我的同学几乎都选择留在新加坡先把工作找好，再“衣锦还乡”。而我想的是趁这个难得的空当，先回国游玩两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从广州乘坐飞机要返回新加坡，换登机牌时才发现护照丢了。重新办理护照，重新申请入境签证……我索性又在国内待了将近半年。等我终于回到新加坡时，我的同学们全都已经入职了。有两个女同学刚好要搬到武吉巴督一带，我和她俩合租了一栋三卧室的组屋。我身上有一点儿钱，是父母让我带回来找工作这段时间用的。那是2000年，对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按照五比一的外汇比率，只能换几千新币。我想，我最好在三个月内找到一份工作，不然，生活就吃紧了。但我的性格是做什么都懒散而缓慢的，所以，除了每天读读小说、隔很久才投出去一份简历，我并没有为找工作而操心。每天早上，当我自然醒来时，房子里已经空空荡荡，两个室友都去上班了。我喜欢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面，看一会儿下面那条被近午的太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小街。这时候的街道很安静，行人寥寥，只有一辆辆车驶过，偶尔有个老人、小孩儿或家庭主妇模样的人从某栋楼下面闪出来，跨过街道，又隐没在街边大树浓绿的阴影里。我感觉生活就是这样寂寞，又空茫茫不知所向，而唯一清楚的是，我并不想当个上班族……再看会儿书，就到中午了。我会走进厨房煮一碗面，或者趿拉着拖鞋走去附近组屋底下的咖啡店吃点儿什么：炒河粉、海南鸡饭，或是潮州粥加三样小菜……

就是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有天中午，我在六楼等电梯下楼时，一个年轻女人从七楼的楼梯下来。新加坡的老式组屋并非每层都有电梯，我们这栋就只有3、6、9层有电梯。年轻女人留着男孩儿式的利落短发，但身材很丰满，衬衫式上衣绷紧的扣子使胸部更显得突出。我注意到她下楼时还哼着歌，步履很轻快。她看到我，哼着的歌停了，冲我笑笑，笑得很灿烂。我也对她笑了下。我们一起坐电梯时都没说话，仿佛不好意思打破这个密闭空间里的安静。但下楼出了电梯，她问我是不是中国来的。我说是。她开心地拍了下手，说：“我也是中国来的啊。”我想，她肯定是刚来不久的，才会有这种“认亲”的兴奋。至于我们这种在这里已经生活好几年的人，已经不在乎多一个乡亲了。

她说想去买点儿大米面包、油盐酱醋什么的，问我附近哪里可以买到。我说我刚好也要往那边去，可以带她走过去。我带她去了咖啡店旁边的那个杂货店。那个店很小、很拥挤，货架高得直抵天花板，货品堆放毫无章法，东西却应有尽有。我把她领到店门口，要走的时候，她又叫住我，问可不可以交换一下电话号码，说她刚搬来这边，什么都不了解，今天遇到我真是谢天谢地。她先告诉我她的号码。我存的时候，她说：“就叫我叶子吧。”

接下来几天，我不时收到她的短信，询问去哪里吃饭、去最近的地铁站怎么走这一类的问题。反正我很闲，就一一回复。我后来知道，在我们遇见的前一天，叶子才搬进这栋楼里。她来到新加坡也不过几周。她在我们这栋楼的七楼租了个两室一厅的小单元。叶子是福清人。叶子说她二十六岁，但可能因为她体态丰满，看起来更成熟些。她很爱笑，一开口说话，人就是笑的，那双很灵动的大眼睛有点儿调皮、有点儿挑衅地斜睨着你。叶子不算特别漂亮，但她的神情、姿态里有种风情，这风情并不妖娆，顶多算是可爱的卖弄风情吧。尽管我是个女孩儿，也觉得这很让人喜欢。可直觉告诉我，叶子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她不是来读书的，也没有工作，却一个人租下整个单元；她不会英语，接到小姐妹的电话时说的是福建话；从她的谈吐言行，她并不是受过很多教育、钱多得花不完的富家女……

熟了以后，叶子不时在我面前提起一位白先生。我渐渐明白，这位白先生算是她的“资助人”。有一天，我乘电梯到一楼。电梯门打开，等在外面的是叶子和一个男人。叶子正亲热地挽着那个男人，而他看起来至少有五十岁了。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人的眼里，五十岁的男人几乎就是老人了。叶子看到我，脸一下子红了。但她的尴尬迅速掠过，开始热情地给我俩介绍彼此。白先生虽然年长，长得还算端正，是那种温和有礼的新加坡男人。他说经常听叶子提起我，感谢我一直照顾叶子，帮了她很多忙。我说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啊……突然撞见他们，窘的反倒是我。我说我要去买东西，就匆忙逃走了。这次“偶遇”让我之前的猜疑都有了答案。明白了叶子的真实“身份”，我并没有特别惊讶，因为在我的预感里，这样的“信号”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地出现过。

晚上，叶子给我打电话，说白先生狠狠夸了我一通。我有点儿莫名其妙，说他夸我什么呢？叶子说，白先生看人很准的，一看我就说我是很正派的女孩儿。我对这种人的夸赞不知做何回答。叶子完全没察觉到我尴尬的沉默，又说白先生嘱咐她以后要多和我在一起玩儿，不要去和那些同乡小姐妹混……她的同乡小姐妹我一个也没见过，只知道她们经常用福建话聊电话。这么说，白先生也认识她的姐妹们。

过了段时间，叶子说她朋友在东海岸租了个度假屋，邀我一起去玩儿。除了我和叶子，去度假屋的还有两男三女。两个男人是新加坡本地人，三个女的则都是叶子的同乡。其中一对男女是夫妻。叶子私下告诉我，男的家里开了好几家连锁鞋店，很有钱。这对夫妇年龄倒不悬殊，但男的粗音大嗓，举止像个小贩儿。另一个男人是男店主的朋友，他穿着夏威夷衫和短裤，举止不算鲁莽，却带着明显的傲慢和轻浮。

两个男人在院子里做烧烤，两个女孩儿嘻嘻哈哈地在一旁当帮手。她俩妆化得很浓，粉底尤其白而厚。两人都穿黑色连衣裙，显得脸越发白，嘴唇越发红艳。

后来，我和叶子也到院子里去，想看看是否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男店主问叶子：“你朋友也是中国来的？”

我回答“是啊”，但心想这人真没有礼貌，他可以直接问我啊。

“来做工？”他又问。

我还在犹豫是否回答他的问题，叶子却替我回答了：“我朋友是大学生，读的是你们的名牌大学呢。”

我心里生气她说这些炫耀的傻话。

“读的哪一所大学？”这时，穿夏威夷衫的男人抬起头问。他的腔调、脸上的表情都表露出他的怀疑，仿佛他要验证一下我的“真伪”。

“国大。”我冷冷地说。

“国大哪个学院？”他追问，用的是英语。

他的口气让我不想理睬他，可我知道如果我不回答，他会认为自己成功地辨出了冒牌货。

“商业管理学院。”我也用英语回答他。

他听了一笑，说：“噢，真的大学生嘛。”

其他人都跟着笑，好像这是件极其可笑的事。

我后悔跟叶子来这里了。我觉得这个夜晚肯定没什么乐趣，只会有难堪。

度假屋的围墙很矮。越过那道矮墙，大海就在眼前，海边棕榈树阔大的扇叶在海风里翻飞，像巨人的乱发。但院子里很嘈杂，男店主忙着烤肉，咋咋呼呼地要这要那，最后热得把上衣也脱了，赤膊上阵。他朋友一边慢条斯理地配合他干活儿，一边不时对身边的两个女人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惹得两个人不时笑弯了腰。我和叶子又回到屋里，店主太太正在准备配烧烤吃的拌菜和水果，叶子过去帮忙。我也想去帮着做点儿什么，但她们叫我到沙发上歇着。“你不会干活儿，也用不着那么多人。”叶子对我说。我成了个多余的人，独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本地娱乐节目。她俩一边干活儿，一边交谈，店主太太不时压低声音，其实我根本听不懂她俩说的家乡话。

吃晚饭时，店主太太对我还算客气。我想，她毕竟年长一点儿，懂得人情世故。其他几个人则显然把我当成一个“外人”。那两个双胞胎似的女子更是从头到尾没有和我说话，只是偶尔用那种窥探、打量人的眼光赤裸裸地斜视过来。只有叶子，不停地劝我吃，还往我盘子里放烤鸡翅、烤牛肉、烤蘑菇……一个女孩儿说：“好久都没见到叶子了，约她出来玩儿也约不到。”另一个女孩儿酸酸地说：“叶子已经攀上高枝儿了，不稀罕咱老朋友了。”店主太太笑着说：“人家白先生是个正经人，哪还会放叶子晚上出来到外面喝酒瞎混。”女孩儿“哼”了一声，说：“正经人？我看也是假正经吧，谁还不知道谁什么样儿。”其他人都大笑，叶子也讪讪地跟着笑。

桌上的空啤酒瓶子越来越多，场面也越来越混乱。两个男人荤话不断，惹得两个女孩儿不时动手打他们，叶子也笑得前仰后合。最后，一个女孩儿干脆坐到店主朋友的腿上去了。叶子和男店主频频碰杯，她那双大眼睛更灵动流转，惯常的斜睨多了层妩媚和暧昧。有一回，店主突然指着叶子的胸口大叫：“哇，你这么胖啊，扣子都被你撑爆了！”我看了一眼，叶子胸口的一粒纽扣果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叶子一边扣着扣子，一边笑着拿起一沓餐巾纸团成一团，狠狠朝他砸过去。男店主接住纸团，用它瞄准叶子的胸口，又朝她扔过来……店主太太带着司空见惯的神情，只是发笑、摇头。我想，如果我不在这儿，他们想必会玩得更疯。

喝过酒，麻将摆上桌。两个男人、叶子和一个女孩儿上了牌桌，店主太太、另一个女孩儿各坐在两个男人身后观战。我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对叶子说我想去外面走走。叶子说和我一起去，我说我想一个人走走，叫她留下来继续玩儿。看得出来，她并不想离开牌桌。

出了院子就是滨海便道，将近午夜，便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了。我在附近的海边找个地方坐下。涨潮的海水一波波漫上沙岸，拍打着岸边几块孤零零的礁石。潮水涌来时猛烈，退去时却很轻柔，似乎还拖着一丝叹息般的尾音。在经历了那样一场混乱和喧嚣以后，这份安静甚至有些不真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我想到，不同的人群也是一个个孤岛，就像我的同学、叶子的朋友，大家都在各自的岛上，彼此隔绝、不相往来。即使有人像我这样偶尔越界，可迥异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心理隔膜却是越不过去的。

回去的路上，我碰到出来找我的叶子。她喊道：“你去哪儿了？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两三个来回了，急死啦，担心你被人拐走了。”

我说我就在海边某个地方坐着。

她挽住我的胳膊，说：“你被他们吵死了吧？唉，他们就是这样啦，别在意。”

我说没在意，就是和他们没多少话可说，想出来走走。我问她那两个小姐妹是做什么的。

叶子迟疑了一下，说她俩刚来不久，还在卡拉OK厅工作。

这倒符合我对她俩职业的不怎么友好的猜测。

快走进院子时，叶子神秘兮兮地向我透露说，店主朋友家是做海鲜批发生意的，她笑着低声问我：“看没看出来？她俩今后肯定会抢起来。”

我说：“抢什么？”

“抢那个男的啊，他还没结婚呢，钻石王老五一个。”

不知为什么，这些话突然激起我强烈的反感，我没好气地说：“就那么一个人，有什么好抢的？好吧，你们一说起来，都是男人、男人……”

叶子愣了下，随后说：“那怎么办呢？她们也要留下来啊，靠自己在这里不可能留下来的。”

“为什么非要留下来？”我反问。

“留下来挣钱啊，还能为什么？”叶子的声调突然高起来，好像惊诧我连这个都不知道，“谁来这儿不是为了多挣点儿钱？你靠念书，我们靠什么？靠男人呗。女人反正总要找个男人的，找个没用还只想占你便宜的，不如找个能帮到自己的。”

她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我竟无言以对了。

夜里，我俩睡一个房间，两张单人床。熄了灯，躺在黑暗中，两人都没有多少睡意。叶子给我讲她未来的人生打算，说她最想开家服装厂，她喜欢做服装，她觉得如果她有一家店或是一个厂，她能经营好，她现在只是没有本钱。她又讲起她的经历，对我说，她也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靠男人吃饭，她干过很多活儿，在玩具厂、电子配件厂当过女工，在餐馆当服务员……

“你以为你想老老实实干活儿就可以老老实实干活儿？”她问。

我没说话，因为我真的不懂那种生活。我知道她会继续说下去。

她讲到在一家餐馆打工时，老板总是时不时过来摸她一把。她不情愿，老板就刁难她，给她派宰鱼、剁肉这种最累最脏的活儿。大冬天，她好几个小时待在厨房后院，一盆盆地用冷水刷海带……她说她的手冻裂出好多口子，泡进水里就像受刑，那个滋味她现在想起来还心寒。

“他还想着法子扣我的工钱，你想不到有多黑。”她说。

“那就赶紧换工作。”我说。

“唉，说得那么容易，你不懂啦，哪里都差不多。”

最后，她总结似的大声说：“怪谁呢？吃了不少苦，也被人骗过……都怪自己以前不爱学习，后悔也来不及。我就想，何苦呢？我不熬了，我也要过好日子，我长得又不差！”

“不是不差，是很漂亮。”我觉得话题沉重了，想逗她笑。

她果然笑了。

接触过叶子的小姐妹后，我理解了为什么白先生不喜欢她和小姐妹们来往，也理解了为什么叶子有时会口无遮拦。譬如，她看到一个好看的男人，甚至会说出“真想睡一下他”这种话。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她努力显得和那些人不一样，包括她的发型、装扮、行为举止……但语言上的改变恐怕远比形象上的改变更难。

记得有一次，我俩坐地铁去市中心。一个大约三四十岁的女人中途上了车，她穿了一条料子特别薄的贴身的吊带裙，慵懒地倚靠在车门旁边的扶栏上。叶子不时盯着人家打量。突然，她趴在我耳朵上说：“这个女的肯定刚和人上过床。”看到我一脸惊愕，她以为我不相信她，把声音压得更低补充说：“你注意她的眼圈，青紫，一看就是纵欲过度，还有她站的姿势，腿发软……哎呀，反正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说完，她捂住嘴，忍不住“嘻嘻”笑起来。

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咖啡馆吃饭，她说她想到一个考验白先生的方法。我问她是什么方法。她看着我，坏笑起来。笑完，她说她想到的办法就是先让我和白先生混熟，譬如三个人一起吃吃饭、一起出去玩儿，然后让我去勾白先生，看他是否会上钩，说这个验证方法绝对准。

“简直有病，想出这种馊主意！”我气恼地说。

她嘟哝道：“就当是演戏嘛，又不用来真的，这么生气干什么？”

“让你的小姐妹们去演吧！”我说。

谁知她睁大眼睛，认真地给我解释起来：“她们肯定不行。白先生还会不知道她们干哪一行的？老手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他们喜欢清纯女类型……”

“闭嘴，闭嘴啦！”

“好啦好啦，我闭嘴。”叶子见我动气了，就嬉皮笑脸地凑上来搂住我。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就连度假屋的经历也算不上多么糟糕的经历。只有一次，我几乎动了和她断交的念头。那次，她让我陪她去芽笼取护照。芽笼是新加坡的红灯区，一个鱼龙混杂的法外之地。我问她为什么要去芽笼取护照，护照不应该去大使馆取吗？她告诉我说，她要取的是多米尼加护照，是她从黑市上高价买来的。我不禁想到，她也许是偷渡来的。我说我不想去。但叶子一直恳求，让我这次一定要帮她，说她身上带着很多现金，一个人实在不敢去。我和她一起上了出租车，叶子告诉司机地址以后，司机就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们。这种异样的眼光我懂得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去芽笼，我们是两个说普通话的年轻中国女人……

二十多分钟后，我们在一条僻静小巷里下了车，眼前是一家没有名字、只有数字号码的旅馆。在新加坡，只有唐人街的某个路段（老红灯区）和芽笼才有这种旅馆。叶子说那个人就住在这条街上，他叫我们在这里下车等。我想，好吧，看看我到了什么境地，马上要和帮派分子打交道了……叶子在旅馆门外给联络人打电话时，巷子里经过的几个男人肆无忌惮地打量我们，有的男人甚至站住盯着看，贪婪的目光、猥琐的笑让人浑身发毛，让人的每个毛孔都顿时充满耻辱感。我突然明白，这种赤裸裸、脏兮兮、油腻腻的目光，就是嫖客的目光。除了摆出冰冷厌恶的表情、仰起头不看他们，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女人。

叶子终于打完电话，她似乎也注意到那种猥亵的气氛。她说：“走吧，我们到里面等，那人马上就来。”我们走到旅馆里去，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大堂，只有一个漆成白色的柜台，柜台对面放着两张单人沙发。柜台后面是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穿紧身白背心，一条手臂上有文身。他手里来回摆弄着一沓房卡，像在玩扑克牌，看到我们直接问：“哪个房间？”叶子说：“我们等人的。”男人狐疑地看看我们，又低下头玩他的卡。过一会儿，一对男女从电梯里出来。男的看起来五十多岁，大腹便便。女的化着烟熏眼妆，嘴唇鲜红，穿着半透明的黑纱裙，虽然打扮成熟，但从她的脸上仍然能看出她很年轻，也许还不到二十岁。女的亲热地挽着男人，问他去哪儿吃。她一开口说话，我们就听出是中国口音。

等了七八分钟，叶子要见的人终于来了。那人瘦得像个瘾君子，他和前台的男人热络地打过招呼，就过来和叶子说话。我们转移到沙发后面靠里的一个角落。叶子接暗号般地低声、急促地说着，男人的应答冰冷而简单。他俩说的是福建话。叶子看起来很紧张，脸都涨红了。我也很紧张，因为我担心男人会突然做出什么侵犯叶子的事，我还担心会不会有警察冲进来，把我们所有人当场抓住……那男人给叶子一个信封。她急切地从里面拿出一本护照，迅速翻开瞅了一眼，又立即放回去。她把信封塞进她的包里时，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发抖。这双颤抖的手又从提包的一个夹袋里拿出一沓用皮筋扎好的钞票，递给那个男人。男人当着我们的面数了两遍，收好钱马上离开了。我们来到外面等出租车的时候，又经历了路过的男人们饱含着性意味的“打量”。叶子说：“你可千万别回看他们，你要一看他们，他们就过来问价钱了。”

回去的路上，我冷着脸一言不发。我想，如果不是被叶子“连累”，我一辈子也不会遭受这种屈辱性的“误解”。回到自己的住处，看见两个同学在厨房里做晚饭的那一刹那，我仿佛走出一条漫长、黑暗、污秽的隧道，又重见了光明。我从未感到我们这个简单的居所如此干净明朗，生活是如此平静单纯。好几天里，我都避免和叶子见面。

有时候，我也会想是否不该和叶子这样的女孩儿走得太近，可另一种生活的秘密又吸引着我，使我想接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生活过于平静无聊，以至于滋长了某种低级趣味？我转而又安慰自己说，作为未来的小说家，我应该对任何一种生活，任何一种人都保持好奇心，去观察并试着了解它。但或许这些都不重要，她并不仅仅是我的观察对象，或许使我没有疏远叶子的真正原因是她热情的性格，她那种仿佛来自一个异类世界的活力，有时过于赤裸、粗野，令人不适，但也猛烈、新鲜、刺激。她冲口而出的那些放肆大胆的话，她给我讲的那些经历、人和事，是我永远不会从我的正经朋友那里听到的。当然，还有她对我的宽宏大度的亲密。她永远为我考虑，从不生气，甚至当我气急败坏地用英语对她喊“闭嘴，闭嘴”时，她也嬉皮笑脸地应对。后来，她还学着我用英语说“闭嘴，闭嘴”。于是，“闭嘴”从一个粗暴的指令变成了一句嬉闹的玩笑话……

叶子也好客，常邀请我去她那里吃晚饭（因为白先生会在午餐时间来）。我发现她用从宜家买来的简单家具和饰品，把小窝儿布置得很舒适温馨。如果不去想这是她接待白先生的地方，我也许会更喜欢待在她的小窝里。

她什么活儿也不让我干，一个人在厨房里做菜，哼着歌，灵活而快乐。我想，她本来是个爱生活也会生活的女人呢。

叶子爱数落我整天T恤短裤，打扮得没有女人味儿。

我鄙夷地说我才不稀罕女人味儿呢。

她说，你跟女人有仇啊？你本来就是个女人。

她经常拿出新买的衣服、鞋子，逼迫我试穿。

我被她缠磨得心烦，只好穿上。然后，她就会走到一段距离之外围着我转，以行家似的目光从不同角度打量，最后一边点头一边笃定地告诉我：“你真的就适合穿这种衣服。”

我说我偏就不喜欢这种衣服。

叶子摇头叹息：“你还不了解你自己，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自信笃定。

但她试图改变我的着装风格的努力也酿成了一个事故。当时，我在厨房里倚着料理台站着，一边看她烧菜，一边和她聊天。她仿佛一时兴起，脱下手腕上的一个玉镯子，非要我戴上。“我最不喜欢这些叮叮咣咣的累赘东西。”我说。她说：“你就先戴上看看嘛，这是上好的缅甸玉。”我说：“我对玉一点儿不懂也不喜欢。”但她拽过我的手硬给我套到腕子上。随后，她让我端详这玉的成色多纯净剔透，感觉它的质地多么温润柔滑，满意地说：“女孩子还是戴些首饰好看。你看看你，马上变淑女了。”我表示不屑。她完全不理会我的态度，继续评价：“你如果穿条长裙，就更搭配了。”

我继续一边看她做饭一边和她闲聊，聊着聊着，忘记了自己手上还戴了个脆弱的东西。不记得是在说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兴奋地一挥手，随即听到一声脆响。我俩都惊呆了。我猛然意识到我手腕上戴着叶子的玉镯，而那响声是玉镯碰到大理石台面发出的声音。叶子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拉起我的手赶紧去检查她的镯子——我俩同时看到一条裂纹。我把手镯脱下来，又查看了一番：它没有裂开，但有了一条明显的裂痕。

叶子看起来有些沮丧，她一定是心疼得不得了，又不好责怪我。

而我也生气，主要气自己毛手毛脚，我说：“说了不要让我戴，你非给我戴上。碰坏了吧？”

叶子噘起嘴，有点儿幽怨地看着我说：“我不怪你，你还抱怨我？”

“你多少钱买的？”过了一会儿，我问她。

“你还想赔我？”叶子笑了，“我才不要你赔呢，你穷学生也赔不起。”

“你先告诉我多少钱，说不定我赔得起。”我说。

“一分钱也没花，别人送的。”

“白先生送的？”

我也不知说什么好。

“好啦好啦，”叶子亲热地推我一把，“怎么可能要你赔？！又没有断，还可以戴呀。”她说着，仿佛为了安慰我，又把镯子戴回到手腕上，继续做她的菜。

但叶子毕竟是叶子，吃饭时，她还是忍不住告诉我这镯子的价钱，说要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她极力强调说她告诉我绝不是让我内疚，只是让我知道这东西不是便宜货。

“白先生不会送我便宜货。”她强调。

此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也再没有看到过她戴这个有裂痕的镯子。

我一直以为叶子的目标是留下来，但结果出乎意料。

我记得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我正打算到厨房里做点儿吃的，突然接到叶子的电话，要我去附近购物中心里的一家中餐馆。我问她怎么不早说，我都要做饭了，懒得出去。叶子坚持说就今晚，让我一定要去，她请客。

“发什么神经？”我问。

“你快来，来了就知道。”她兴冲冲地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俩刚在餐馆里坐定，她就双目炯炯地看着我说：“我现在有很多钱。”

“你不是一直都有钱？”我习惯性地调侃她。

“现在是很多，很多！”她强调说。一双大眼睛盯着我，逼迫我严肃对待她刚才的话。我这时候才发觉，她整个人看起来很不一样，不仅是她的眼睛，仿佛那张脸都在发光。

服务生来了，叶子开始点菜。她点了我们平常不会吃的一些菜，接着又叫侍者拿酒单过来，点了一瓶红酒。

吃饭时，她告诉我她从白先生那里拿到了二十万。

“新币还是人民币？”我问。

她嗔怪地狠狠白了我一眼，说：“当然是新币。拿二十万人民币，我回去干什么？”

虽然猜到了，我还是很惊讶。当时，和我同住的学计算机的女同学，一个月的薪水大约是两千多新币，也就是说，叶子的这笔钱，是她们工作五六年的纯收入。如果兑换成人民币，就是一百万，在2000年，这算是一大笔钱。

接着，她向我透露她的下一步计划：在福清的高档住宅小区买一个单元，剩下的钱投资开个小服装厂，她最理想的工作就是服装行业……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她的计划并不是在新加坡定居，而是挣一笔钱回国。

我迟疑了半天，还是忍不住问：“你和白先生呢？就……结束了？”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笑起来，说难道我就把她当成一个女骗子？钱到手了就把人甩了？

我说：“以为你要卷款潜逃呢。”其实我心里有更严重的怀疑，就是她是否通过某些手段拿到了这笔钱。在我脑海里闪过一些混乱的电影镜头：偷拍到的奸情罪证、录像带、照片、敲诈信，或者电话里某个人说，如果不在几小时内把款打进某账户，照片就会送到他老婆手里……

叶子的解释远没有这么戏剧性，她说，他俩的关系已经确定了，所以白先生才会心甘情愿给她这笔钱。

我问她“关系已经确定”是什么意思，很明显，她指的不可能是结婚。

叶子叫道：“你就是死脑筋书呆子啦，这种事儿一点儿都不懂。确定‘包养关系’，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我赶紧示意她声音小点儿。

她捂着嘴笑，说：“我就喜欢看你大惊小怪的样子。”

叶子对我讲起白先生和她的“长远计划”，说白先生已经和家人说过了，他打算去福建投资做些项目。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过去长住。

“如果你一回去就把他甩了呢？”我笑着问。

“你以为白先生是好骗的？他可是老狐狸，他见过的人比你看过的书都多。”叶子总是能找到奇特的对比。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叶子把她带不走的一些东西都给我搬过来：一张躺椅、两个藤编收纳筐、一个木雕花瓶、几把仿真绢花，还有一套两人用的餐具、几个红酒杯……

“我才不要留给房东。”她对我说，“那个女人很势利，想着法子扣我点儿押金。”

“最后呢？扣了吗？”

“扣了两百多，给她扣呗，懒得和她纠缠。”

我让她到我房间里坐一会儿。她进去，一副惊喜的样子，说：“我还是第一次到你的房间呢。”

我心里涌起一阵愧疚。我真的从没有邀请叶子来过我住的地方，也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的朋友介绍给我的室友们。

叶子告诉我她明天下午的飞机飞广州。

我觉得有必要问一句：“需要去送你吗？”

“白先生要去的。”她说。

“就知道。”我说。

坐了一会儿，叶子建议我们再去楼下走走。

我说好啊。

我们就走到我俩常常一起去吃饭、喝啤酒的那个组屋咖啡店。到了那儿，一人要了一杯炭烧咖啡，再走回来。路上，叶子对我说，这四个多月里，她最大的两个成就是认识了白先生，还认识了我这个朋友。

“还会经常回来吗？”我问她。

“应该没什么机会回来了。”她坦白地说。

叶子走之前给了我一个国内的电话号码，但我从未打过那个号码。当然，她回国以后，也没有再打过我的新加坡手机。我们几个月的友情，存在时很充沛，断得也很干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和叶子的接触是我生活里的一段秘密。她的来历、她在这里做过什么、我和她一起又经历过什么……这些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我知道，我的其他朋友不可能去理解她。除非你和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交往过，看见过她的一颦一笑，听到过她说的那些话和说话时的腔调，你才可能了解一点点，但也只是那么一点点。我猜不到叶子的现况。或许，她开了她的服装厂，早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生活富裕满足……但有时候我并没有那么乐观。我想，很有可能，她仍像我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身处异地，只身闯荡，赌徒般孤注一掷，想从生活那里扳回一局。

张惠雯，70年代末生，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现居波士顿。作品刊发于《收获》等国内文学期刊。曾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中国作家》新人奖、《上海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奖、《当代》年度短篇小说奖、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金奖等多个国内奖项。作品数次上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及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被广泛收录于历年短篇小说年选。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