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吴语叙事十分发达。典型文本如冯梦龙编辑修订的小说集“三言”、凌濛初编写的小说集“二拍”、陆人龙编写的小说集《型世言》、张春帆所著长篇小说《九尾龟》、韩邦庆所著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张南庄所著长篇小说《何典》，此外尚有《海天鸿雪记》《苏州繁华梦》等多部作品，其繁荣程度于晚清达至巅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借吴语创作的小说家亦不乏其人，如包天笑、周而复、高晓声、程乃珊、沈善增、范小青等。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同类作品莫过于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该作最初为“网络文学”：“自2011年5月10日11点42分‘独上阁楼（金宇澄）’先生在‘弄堂论坛’开帖创作《繁花》，每天创作一段并在‘弄堂论坛’发布。2011年11月4日13点05分，论坛创作暂告一段落。”[1]除却大结局部分，几乎整本《繁花》俱在“弄堂网”（即“弄堂论坛”，起先使用域名longdang.com，之后启用域名longdang.org）创作出初稿。数字化时代的吴语叙事，相较基于印刷媒体的吴语叙事，有何差异与特质，颇值得研究。金宇澄有关“网文”经验的自述亦不少。然而，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依旧将目光聚焦于《收获》杂志发表的《繁花》初刊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的两种《繁花》单行本。仅有的几篇批评《繁花》网络初稿本的文章要么仅以书评形式简介创作背景、历程等浅层信息，要么在不同版本之间异文汇校，落脚点皆不在《繁花》创作的数字化精神。[2]

同后来的《收获》初刊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行本相比，《繁花》网络初稿本在表面上的优劣一目了然：错别字较多、口语色彩更明显、人物随意改名、细节不够丰满、叙述顺序有待精调、个别形象如沪源（单行本称“沪生”）稍显理想化等，但照片和插图丰富，能够借助多媒体的便利更直观、生动地展示时代气氛、地方色彩、小说场景等。然而，以上皆非重点。《繁花》网络初稿本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以草稿乃至数字化手稿的形式揭开这场吴语叙事从无到有的面纱，变静态的、名词化的“作品”为动态的、动词化的“创作”。不仅如此，当分析完这一过程之后，更可得出以下结论：没有数字化时代和网络平台，《繁花》就不可能拥有鹤立于通常吴语叙事乃至大多数当代说部的独特个性。

一、 现场互动：

上海语境里的作者读者合璧

“《繁花》初稿是在‘弄堂网’完成的，一个安静的上海话[3]背景的网站；记者问我，为什么写上海话，那是无意识的，这网上的网友都讲上海话，等于我对邻居用上海话交流，这种语言背景产生了《繁花》。”[4]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文学》的资深编辑，金宇澄却并非从来喜用吴语创作。其早期代表作结集的《方岛》便多以普通话写北方生活；二三十年的编辑经验亦赋予他一种“警觉”：“一本面向全国的文学杂志，平时处理来稿的方言部分，一样是仔细对待，修改，转化……”[5]事实上，《繁花》在《收获》杂志正式发表时，“较网络初稿本篇幅少了四五万字，主要是上海方言的明显删减”。[6]可以想见，倘若金宇澄起初以期刊或纸质书等印刷媒体为拟想出版承载物，《繁花》极有可能失却鲜明的吴语特色。

“弄堂网”网友不仅爱讲上海话，而且热衷于同“独上阁楼”（金宇澄在该网站的ID）讨论关于方言的种种问题，这体现在大量读者跟帖和作者答帖之中。时而是细致入微地品评具体词汇，譬如双方在连载三正文后津津乐道“搞腐化”、连载五正文后有滋有味谈“老蟹”、连载十九正文后辨别“眠床”和“被头”的意思与出处、连载五十九和连载六十正文后持续关注“讲张”等。时而上升至抽象话题，譬如连载五十九正文后ID为“乍浦路年糕团”的网友跟帖，思考使用方言的习惯与使用者年龄之间的关系，更断言吴语叙事“是件老有意义的事体,是文化多样化,老上海闲话文化遗产继承的重要体现”；连载六十正文后各路网友分析上海话的混合性及其演变，并对古今多部吴语小说展开文学批评；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更促进金宇澄以吴语写《繁花》的决心和技巧：“因为缘分，我这么每天在写，不知不觉，得到了返回到母语表达的一个通道，因此《繁花》写到后部，觉得非常便捷，写三五人或更多人来来回回的讲话，非常自由。……写《繁花》才见识到沪语环境的美好，读小学到现在，我从没感觉的那种开心和自由，有个章节竟然写了三大桌人吃饭，说明这时期我已无所顾忌，详细列出三大桌人具体名单，他们互相猜忌，争风吃醋，最后吵架，不欢而散，非常热闹”。[7]

“弄堂网”除却是“一个安静的上海话背景的网站”，亦“对上海本土文化感兴趣”[8]，网站内几乎所有文章皆以上海的食物、建筑、交通等为主题，并伴有浓厚的怀旧气氛。金宇澄在此创作《繁花》，不禁萌发“还原过去的上海”之文学野心，但又深感其中的艰难：“就像流水，一脚踏进去，曾经之水，实际已经流过。心情哀伤。”（连载卌“阁楼”答帖）尽管如此，《繁花》网络初稿本到底记录下大量老上海人倍感亲切的生活标志和城市地理，如“先施公司”“双妹牌”“大联珠”“赫德路”等。有时，甚至不免知识性炫技，譬如，梅瑞姆妈离沪前清理旧物一节，几乎是讲述上海女性常用纺织品的“贯口”；姝华详究上海老地名一段，仿佛是由外国名人录组成的万花筒；对曹杨新村“两万户”结构尤其厕所结构的描绘，无异于图文并茂的“往日时光”科普……这些巴尔扎克式的城市拼图，大部分亦被纸质本延续，成就了金宇澄创作《繁花》的另一指归：“要我正经地讲，《繁花》的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对于‘城市无文化’的论调，我一向不以为然，如果可以城乡来分类，西方小说的大部分，就是反复书写城市，城市一直有炫目的生命力”。[9]向上海致敬与以吴语叙事，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弄堂网”连载《繁花》的又一好处是，活泼的即时性和现场感。网站创始人、管理者和读者不断以置顶和跟帖的方式激励金宇澄更新，后者亦深受鼓舞：“弄堂蛮好，也多亏弄堂，督促阁楼每日写一段。……也就是戆小举书包一掼，只要有人叫好，跟斗就一直翻下去。”（连载卅二“阁楼”答帖）“写作进入现场感，以前一切经验过程消失了，与读者的关系，简单热情逼近。我每日一贴，忽然就明白，你习惯了这个节奏，投身其中，你会得到推动的力量，调动出你的活力，帖子逐渐增加字数，……《繁花》获得最深的体会，即这种互动，随时的反馈，写作心理完全不同，促使我详细筹划的，总是在想，下一节，该怎么写才好看，才有趣，才不落俗套，晚上想定内容，一早写出来，看一遍，就贴上去，中午上网，就见到读者的议论了，这状态特别愉快。……如不是出于这样的偶然，没有这样的激励来挤压出时间，5个月写出《繁花》33万字的初稿，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作为长篇面世。”[10]除却这种关乎《繁花》“生死存亡”的激励，小说正文亦常因网友建议而及时修订甚至改变情节走向，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繁花》的创作阶段和修订阶段相互混合、交融。例如，连载五十五里的纺织品“贯口”根据众网友的回忆而增添、丰富；连载七十一、连载九十四都有网友校对正文帮改笔误；甚至连载五十八贴出后，作者与读者商量是否要在此时将绍兴阿婆写“死”，抑或让其再“活”一些日子；连载一百三十九里双方又谈及后续写作和出版计划；在《繁花》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部分中，饭局特别多，这亦与读者息息相关：“发表后，圈内部分意见是，过去的部分好，现在的部分，一场接一场的饭局，比较轻，甚至重复。我不置可否，我心里明白，后者这些内容在网上，是最受欢迎的段落，……整个小说，考虑方面很多，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11]对此，“独上阁楼”在连载一百四十六答帖里还有更简明、生动的说明：“大家欢喜看，我跟斗多翻几只，情理之中。”金宇澄有看重读者的强烈自觉，在连载卌答帖、《繁花》单行本《跋》和回应记者采访中，他多次讲到“改书”：“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台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是否能这样说，小说作者的心里，也应有自己的读者群，真诚为他们服务，我心存敬畏。”[12]而网络平台，因其交流平等、反馈迅捷等特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尤需一提的是，从连载卌四起，每期文末出现“打赏”设置，并持续许多期。尼葛洛庞帝认为：“杂志……成本由广告商和读者共同分担”，而“数字化媒体会更经常地采用论次计费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选择接收不含广告的材料，只是得掏更多的钱”。[xi]如果说，晚清时期的吴语小说经由报刊连载，因此广告商和读者共同维系、支撑创作；那么，数字化时代的吴语叙事，读者对于作者而言可能倍加重要。从某种角度讲，《繁花》可谓作者和读者携手完成的结果。这种“携手完成”，不只是罗兰·巴特就单纯接受环节所强调的读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编织[14]，更是在创作环节即呈现的作者与读者双剑合璧、相互成全之事实。

金 宇 澄

二、 爆破传统：

吴语叙事中的率性实验创新

明清吴语小说，通篇采用方言者很少，代表性作品非《何典》莫属：“综观全书，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娴熟地运用吴地谚语俚语。不仅仅是人物对话，包括叙述语言，几乎全都由俚言村语联缀成篇。”[15]至于其他作品，或对话用吴语，叙述用官话，如《海上花列传》；甚或即便在对话里，妓女等社会下层人物说吴语，嫖客等说官话，且妓女从良后竟改说官话，如《九尾龟》。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吴语叙事亦然。“鲁迅也讲了，方言只起点缀的作用。[16]但后来的情况表明，北方是可以全方言的，比如老舍的就是京话小说，新时期北京作家的表现都证明了，全部北方方言叙事，是可行的。上海话如何？不知道。”[17]《繁花》大胆采用通篇吴语的方式，写作时如何处理具体语言问题，难度极高。所幸网络环境为“试错”提供极大便利。一开始，《繁花》网络初稿本的上海话味道很浓，“你”常常写作“侬”，“他”时时写作“伊”。金宇澄如此判断：“阁楼个人想法，上海人懂就可以，最好外方人也看得明白。”（连载卅二“阁楼”答帖）可是“写到四分之一，……心里想的是，不能仅让上海人读，……时代已经完全变了，我的任务是寻求一种沟通，不是拿上海话做一个屏障……希望所有的华文读者，能够看明白这本讲上海人的小说，看懂这本书的情感，看懂上海人的情况和生活，我不制造阅读障碍”。[18]所谓“时代已经完全变了”，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当属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消除地理的限制，……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甚至连传送‘地点’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19]即便“弄堂网”以沪语为背景、珍视上海本土文化，它亦是数字化时代的一部分。于是，“改良沪语”的想法在金宇澄那里油然而生。四分之一篇幅后，《繁花》网络初稿本表面的方言色彩渐淡，金宇澄有了新体会：“上海字用得不好，容易俗气。因此不好多用，用得恰当最是重要。此外，上海话的句式，写到后来也逐渐发现了，句式经常很特别，是有意思的。”（连载五十九“阁楼”答帖）《繁花》的吴语重头戏慢慢迁移至内部语法和背后思维。也正是在此前后，金宇澄摸索出“不响”这一《繁花》的标志性表达。在他看来，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极易僵硬、呆板，甚至冗余，“《繁花》用大量‘不响’，代表人物的内心……《繁花》是实验，不写心理是否可以？完全可以成立”。[20]沪语常用词“勿响”或“弗响”，被“改良”为“不响”，但是它的频繁出现，不仅囊括纷纭复杂场面下的微妙心理，而且深刻折射出大多数上海人精明却温良、清醒又含蓄的性格。“把语言称为一种精神活动，完全是一个更正确和更合适的表达”。[21]顺着这条思路，从网络初稿本完成到单行本出版，《繁花》又被“前后改了20遍”，“它最后变成一种‘双语状态’，懂上海话的人，可保证读到第五句会用上海话读这部小说；不懂上海话的读者，只要有耐心，完全可以明白”。[22]被操练娴熟后的“不响”，亦从单行本的题记一直贯穿至最后一页。通篇采用吴语但达至消弭阅读障碍的“双语状态”、以“不响”等标志性表达抓住吴语骨头里的滋味，是《繁花》经由网络平台完成的吴语叙事第一重创新。

汉语方言的语言学研究极重视考证“本字”。而“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故常用同音或近音假借的方法来扩展原有汉字的字义，或以符合六书规范的方式依声造字并使之通行，晚清以来的吴语小说多擅此道。[23]久而久之，逐渐形成吴语书面表达惯用的“俗字”。至当代，由语言学家们编著的权威工具书又将这些“俗字”进一步规范化。但是，在网络平台创作《繁花》的金宇澄对“规范”嗤之以鼻，无论“本字”“俗字”概不买账：“老友称我的白字比较多，不够规范。比如，上海‘咸’话是不对的，一定要上海‘闲’话，‘霞’气好是不对的，一定要‘邪’气好。我问，做啥不可以？他说是有规定的，他有上海话词典几种可查。老友不说就算了，一提上海话词典，阁楼就气闷胀。……写上海话的好手，选用的每句上海话，其实都有审美意识，有思考与选择。”下释数例：“我多次用上海‘咸’话，不用‘闲’话，其实是带了点调侃和暗喻，因是讲一点花花草草，特殊题目，上海话也因为当年广东介入的痕迹，过去有咸肉庄、咸水妹、咸湿等词，虽然阁楼并无低俗念头，老上海话讲，也就是胡调，但是比上海话词典要正经交关”；“上海话‘霞’气好，是阁楼的提倡，如果写风景、美人，用此字最佳，加强美好的一个句型，赞。看上去，既是贴切，聪明，也幽默。如要按照笨蛋上海话词典，形容美人‘邪气好’，字面极端悖反，外地读者就很吓，胃口全无”。（连载七“阁楼”答帖）工具书的“规范”是出于语言学考虑，是对“约定俗成”的尊重；金宇澄的“任性”是秉持文学主张，是对“审美意识”的信奉。金宇澄本人从事期刊编辑工作数十载，深谙用语规范的重要性；但因是在网络平台创作，“很自在，很随便，仿佛脱离一种真人状态，脱离了文学圈”[24]，所以能够执拗地打破传统，将这种个性化的文学主张贯彻网络初稿本始终，直至延伸单行本的局部[25]，成就了《繁花》在吴语叙事上的第二重创新。

《繁花》网络初稿本连载卅一里有句惊人之语：“上海话是叙事角度”。这句话在单行本中被删除，但内中精神被保留。上海话不仅关涉文学语言，而且关涉叙事技巧，乃至整体结构。综观连载卅一上下文，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用上海话叙事，最宜写章回体。可是，《繁花》自身的横空出世即打破这一局限。诚然，《繁花》具有拟章回体的一面，如拒绝频繁分行、分段，尤其对话部分。金宇澄多次解释：“章回写法，浓聚味道，分行对话，剧本气就出来了，也散了。”（连载十二“阁楼”答帖）“传统叙事的每章就是一整块文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事交代了，主要的说了就完了，中国式的简洁。”[26]但是，《繁花》远未满足于此，金宇澄亦只取说书人的谦卑，而舍弃该角色在文学创作中的陈腐。为了激发“弄堂”网友的阅读欲，金宇澄没有如章回体小说那般着重于每章结束时“拴扣子”、制造悬念，除了苏安闯入饭店要求汪小姐打胎一处之外，其余每章结束时均较为平和。金宇澄采取的策略是更具现代主义气质的“双线平行叙事”，讲一段过去，讲一段现在，并且，过去的时间跨度长，现在的时间跨度短，与“弄堂网”的怀旧气氛相合。此举一出，网友们纷纷表示“吊胃口”“蛮好看，蛮有劲的”（连载廿五跟帖）。不仅如此，陶陶、梅瑞、阿宝、姝华、康总、徐总、李李、小毛、绍兴阿婆等亦是说书人，他们说了许多短篇乃至微型的小故事。类似于《十日谈》的“框型结构”，更类似于网络创作里颇受欢迎的文体样式——“段子”。饭局里的“段子”尤其多，“跟帖马上热络起来”。[27]“与中、大型文本相比”，“段子”“有更强烈的语境依赖和语境需求”，并易使人“获取补偿性快感，即所谓‘爽’或‘爽感’”，因此特别适合网络环境。[28]这亦赋予《繁花》异于一般吴语叙事的文体特征。而且，《繁花》里的“段子”乍看似开“无轨电车”，实际被控制在宏观的“双线平行叙事”内，其中的节奏、色彩等精妙之处皆与后者交织，从而使作品形成雅俗共赏、摇曳生姿的独特光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网络初稿本里，作者“独上阁楼”竟是作品中一个次要人物，这使《繁花》得以更自由地在全知叙事和旁知叙事之间穿梭，甚至具备“后设小说”的特点。譬如，在连载九里，阁楼与沪源聊天，戳穿后者将梅瑞介绍给阿宝的真正企图，表面是旁知叙事，实质类似于脂砚斋批《石头记》，一语道破，全知全能；连载十三里，阁楼又与阿宝对话，设想这部正在写的小说（即《繁花》）假如拍成电影可以有怎样的镜头，兼评其他相关文学、电影，令不同作品形成互文，同时自我揭示、自我拆解虚构过程；连载十五里沪源与阿宝品评阁楼创作手法，简直是金宇澄在自己的小说中给自己写文学批评。可惜的是，这种尝试更宜存活于对实验性满怀宽容的网络土壤里，及至单行本中，便被删削净尽，“独上阁楼”这一特殊身份和灵活视角彻底不见踪影。但无论如何，《繁花》网络初稿本开辟了崭新的吴语叙事方式，并极大影响了纸质本的叙事成型（如保持“段子”与“双线平行叙事”交相辉映的整体结构）。此乃第三重创新。

金宇澄仍然没有止步。他在连载十七给网友的答帖里又说：“科学精神为本，对文艺、人性、人道精神以复杂高度的关注，才是不同于中国传统话本的最明显特征。”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现代吴语本就是特别开放的方言，它吸纳并转化的外来语非常多，创造的具商务气息的词汇亦多[29]，因此，在其文学表达中，更易包孕新式、抽象的观念。譬如，从连载卅到连载卅一，阿宝和蓓蒂爸爸边排队边闲聊电影《第四十一》，密谈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连载卌里，沪源和小毛比较宣传式韵文、旧体诗词、新诗乃至外国诗歌的诗性；连载七十一里，姝华向沪源论述颓废和自由的因果，并点破“独上阁楼”之境界的内涵；连载一百〇四里，拳头师傅向小毛痛斥中国古典哲学里的辩证法有时只是狡猾的“打太极”；而整部《繁花》写“人的一生，一直走下坡路，整个写法就是走下坡路，……《繁花》的结尾不是很讨喜的，一种如今少见的结尾，但我不是表现悲哀或者虚无，是更客观地注重人生”[30]。所有这些“对文艺、人性、人道精神”以“复杂高度”关注的内容，皆用家常吴语和貌似轻松的笔墨呈现，与数字化时代“从游戏中学习”[31]的状态相得益彰，与极重世情的传统吴语小说大相径庭，亦与正襟危坐的说教文学互相区别。此外，由于网络平台相对而言拥有较高包容性，《繁花》所涉观念的广度、深度及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的紧要程度，在一般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亦属少见。这是数字化精神潜移默化下的《繁花》之于吴语叙事的第四重创新。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版

三、 自由赋权：

沉浸母语后的笃定民间立场

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并以“沙皇退位，个人抬头”这一比喻形容“分散权力”和“赋予权力”这对特征。[32]网络平台较高的自由度与包容性使得《繁花》不仅可以考察诸多深刻命题，而且可以秉持更笃定的民间立场。

在整个故事情节展开之前，“独上阁楼”先于连载二里发了一通关乎城市规划的牢骚，说上海某条道路被拉直，“本埠不开听证会”，从此这条路上的“密集上海生态，蒸发掉了，水清无鱼，一览无余，……一通到底，等于一个女人没有曲线”，同时也错失“闹猛”商机。几天之后的连载七里，“弄堂网”创始人之一“老皮皮”发话：此地“是个百无禁忌的地方”，只要遵纪守法，“牢骚可发”，“均无限制”。除此之外，“弄堂网”还有它的特殊性：“‘弄堂’没有任何商业背景，开办全凭兴趣。理想归理想，活在人世间现实问题也是必须考虑的。为了控制网站运营成本，达到细水长流的目的，不希望三分钟热度、开个几天玩玩就不开了。……所以我们采取了多种措施，人为地限制网站数据的膨胀速度，比如限制注册（需要邀请码，而且还时不时地关闭注册）、限制上传附件等措施，把战线拉长，达到均摊成本的目的。……在理想和现实相互妥协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使‘弄堂论坛’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环境氛围。”[33]可见，“弄堂网”是一个流量有限的“小网”，姿态低调，“来往都是和蔼的上海弄堂邻居，如果是大网，各种人就多，就容易有人骂，文章可能就做不下去了，网络会出这种问题”[34]。所以，在之后的篇章里，“独上阁楼”愈发自在地畅谈世事。譬如，借小毛爹娘及春香的行为举止思忖宗教崇拜的民间化和领袖崇拜的民间化，又借小毛爹娘的经历复原民国时期普通工人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夜东京”聚会时的“讲张”剖露色情业的死缠烂打细节，通过沪源之眼抨击20世纪70年代邮递员不负责任、私拆私弃民信，经由汪小姐故事讲述从前少数人如何为了生二胎假离婚，经由梅瑞口述暴露西北官场曾经如何腐败，等等。这些透视、记录、嘲弄、慨叹、反讽、批判，构成了《繁花》中的重要情节或推演情节的重要动机。同时，它们与各种未加避讳的吴语中的詈骂俗话一起赋予《繁花》强烈的民间视角，为该小说争取到许多知识界以外的读者。

在连载二里，金宇澄还直接用“藏污纳垢”四个字形容吴江路小吃街一类地方的生态，这令人想起陈思和的论断：“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概念，只有侧身其间才能真正体会到民间的复杂本相”。[35]金宇澄在连载一百四十四答帖里亦云：“百姓生活，是阁楼一直要想写的内容，写得如何再讲，自所谓八十年代的小说行世，所谓人的生活方式，所谓道德，所谓大流还是另类，所谓民间底层还是普世价值，小说与所谓的教化，已经有了一种骨子里的定规，苏俄文艺腔，翻译味道，……知识腔，与真正的生活，人间烟火，多少脱节的。阁楼只是想烧一只普通弄堂私房小菜，大家随便吃一点。”其实，类似的“骨子里的定规”，远不只“自所谓八十年代的小说行世”始，通常以印刷媒体为出版承载物的文学都易有这种倾向。马克·波斯特引黑格尔的话，说看报纸是“现代人的早祷”，并进一步解释道：“无论在读者还是作者的情形中，印刷文化都将个体构建为……有稳定和固定身份的主体，简言之，将个体构建成一个有所依据的本质实体（essence）”，因此“印刷文化”天然地“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36]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吴语叙事自不必说，即便偏爱世情乃至狭邪的明清吴语小说，亦难免甚至强调传统道德教化和对“大团圆”人生的执迷。而《繁花》确实颠覆以往经验，不仅是发牢骚的桥段，整部小说都致力于写“真正”的“百姓生活”“人间烟火”。在“弄堂网”，金宇澄只把自己当成民间无名的一分子，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娓娓道来，而非仍旧以“文学圈内”作家的眼光、携带先入为主的理念居高临下打量琐屑日常。“写得如何”呢？无论“上只角”抑或“下只角”，不管是最诗意、最龌龊、最真挚、最装腔的民间，金宇澄都写得非常透彻。无怪乎“弄堂网”网友纷纷跟帖反馈：“活脱脱上海市井，喜欢”（连载一）、“这部巨作一出，交关上海人要做梦了，其中人物勿是跟自己相像，就是与亲戚朋友相似，再不济也肯定能在隔壁邻舍中找到一二，其场景、其事件、其人名、其路名、其场所，当然还有其命运……牵挂，牵挂……”（连载一百四十六，文字稿最后一期）。自然，这亦与《繁花》的吴语叙事性质相关，倘若普通话架住了“文艺腔”“知识腔”，甚至“翻译味道”，作者也很难如此放松地沉浸民间世界。而如前所述，《繁花》的吴语叙事性质，归根结底，依然是拜“弄堂网”语境所赐。

另一方面，有关民间的“藏污纳垢”形态，陈思和还有一句论断：“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37]姑且撇开“民主性”“封建性”云云，平心而论，《繁花》确乎不乏过度赞许民间、拔高民间地位的倾向。譬如，小毛正与桂芳（单行本称“银凤”）如胶似漆时骤然被迫分手，他的痛苦尚处巅峰，竟旋即转投春香怀抱并得到新的满足，这未免太轻易。小毛一生在裙钗间周旋，看似对每一位女性都认真爱护，实际对每一位都难付深情。网络文学力求时效性，作者下笔易草率。金宇澄在连载一的答帖里便匆忙褒奖小毛为“彻底的底层享乐者”，“他临终前的那一个下午，房间里群芳毕至，春色满园……他才是死得其所的”。这未免过誉，之后篇章对此亦缺乏自我反诘。然而，即便有这样明显的缺陷，“独上阁楼”金宇澄在“弄堂网”烧的这只“私房小菜”，仍因“民间”的充分火候更添滋味。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结晶，金宇澄的《繁花》为吴语叙事开拓出新境界。尽管“独上阁楼”在“弄堂网”上与众网友的现场互动无法在纸质本中反映，他率性而为的实验与创新，以及自由、笃定的民间立场，到了纸质本上被多少打了折扣；可是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38]这一场创作和这一部作品势必打破许多僵化的界限，给未来的中国文学以莫大启迪。对此，金宇澄本人亦充满信心：“对于网络文学这一块，被批为垃圾，其实圈内的‘纯文学’垃圾也相当多，我觉得‘类型小说’、‘网络小说’会分流，会出现‘纯文学’的个性作品，我们正处在过渡的时代，值得期待。”[39]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1] 段段：《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繁花>创作全过程（连载总目录）》，“弄堂longdang”公众号2017年8月4日。

[2] 见薛静：《海上繁花，人生如梦——评金宇澄<繁花>（网络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罗先海：《当代文学的“网—纸”互联——论<繁花>的版本新变与修改启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等等。

[3] 当代上海话不仅由吴语组成，也包含“小把戏”等极少数非吴语词汇；但总体而言，它是松江吴语和江浙吴语相互影响的结果。见钱乃荣：《风云际会“上海话”》，《书城》2008年第3期。本文中的“上海话”“沪语”等表述默认为将非吴语排除，只讨论吴语。

[4][5][7][18][22][26][30] 金宇澄：《<繁花>创作谈》，《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6] 罗先海：《当代文学的“网—纸”互联——论<繁花>的版本新变与修改启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8][33] 段段：《弄堂创始人：段段·解读·繁花》，“弄堂longdang”微信公众号2018年1月10日。段段说：“2003年，老皮皮和我（段段）共同创办‘弄堂网’（longdang.com，之后启用longdang.org域名）。

[9][10][11][27] 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文学报》2012年11月8日。

[12] 金宇澄：《繁花·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页。

[13][19][31][32] [美]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194、229、169页。

[14] [法] 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301页。

[15][23] 张怀久、刘崇义编著：《吴地方言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25-29页。

[16] 鲁迅不否定方言，其作品中方言的“点缀”亦不少。可是，他对方言的态度又颇谨慎。譬如，他自认在方言上兴趣有限：“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又说：“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须选择，二须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鲁迅：《人生识字胡涂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17] 金宇澄：《我写了<繁花>，却越来越不明白上海》，《中华儿女》2017年第14期。

[20][39] 王琨、金宇澄：《现实有一种回旋的魅力》，《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21] [德]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钱敏汝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4][34] 金宇澄：《我所体验的网上写作》，《文学报》2014年6月5日。

[25]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繁花》减少了“霞气”、“咸话”等词汇，改用普通话；但在必要处，依然坚持使用“霞气”“咸话”等。如第39页：“第二春好，霞气好，交关好，但如果小开心里，一直想‘四季如春’呢，这哪能办。”第408页：“汪小姐怨三怨四，出了闷气，再听小毛讲小道消息，荤素咸话，也就开心了。”

[28] 吴振湘：《个性化存在与社会共识的生成——“网络段子”的文艺学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29] 钱乃荣：《北部吴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328页。

[35][37] 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8、271页。

[36]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38] 鲁迅：《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021年第5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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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仁顺 | 写作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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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 | 精神生态与绿色写作——郭文斌散文的价值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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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易文 | 时间的乡愁与记忆的传承 ——文化记忆视野中的《农历》解读

李 振 | 孤独的骗局与契约——阿乙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

思潮与现象

陈舒劼 | “硬科幻”：内涵的游移与认同的犹疑

顾奕俊 | 知识分子的“神话”与“肉身”——八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知识分子书写管窥

文学史新视野

史建国 | “文艺为农民服务”与当代文学史上的“农村版”

庞秀慧 | 混沌与困境：论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的“权力书写”

周 鹏 |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书写与乡村文化变迁

作家作品论

王达敏 | 史铁生：轮椅上的忏悔者

冯祉艾 | 都市荒漠下的诗意栖居——论潘向黎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书写

顾星环 | 数字化时代的吴语叙事——以《繁花》网络初稿本为例

赵苓岑 | 象征、悲剧意识与“偶尔的疲惫”——关于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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