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汉和其他农民一样，种了一辈子田。他和别人不大一样的，是记了大半辈子日记。
侯永禄2005年去世，终年74岁。这个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的村民，生前从1940年腊月开始，到2004年3月结束，一直记日记。在1957年7月28日的日记里，他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的进步、碰钉、退坡等曲折的思想活动记录下来，以吸取教训、运用经验、改进工作，改造并提高自己”。
侯老汉的日记在他身后出了书，就叫《农民日记》。现在，老伴赵菊兰时常会从柜子里翻出放大镜，拿起炕头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看，尽管有些字她还不认识。书里64年的历史，有43年跟她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对他们的小儿子侯争胜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1978年往后的这些年。如今，30多个大大小小的日记本，已被兄弟4人当作家里最值钱的宝贝分头收藏。侯争胜收藏的日记，从1978年7月1日开始，到
2003年2月28日结束。
人走了，书出了
侯永禄的日记写到第24个年头时，他的小儿子侯争胜出生了。这一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并在12月26日自己生日当晚，召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人吃了顿晚饭。
后来一直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侯永禄，人生在当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了10年大队会计的他，被任命为路一大队党支部副支书；育有4儿两女的家庭已不堪重负，为了不再生孩子和避免妻子身体受伤害，他背着一辈子笃信“多子多福”渴望“儿孙满堂”的母亲，做了结扎手术。
而在毛主席生日的7天前，刚吃完晚饭的侯永禄，在油灯下总结了10口之家的年收成：全家总工分5800分；小麦分了2224斤，红薯分下了2500斤，卖了一些红薯，收入30多元，卖了一头猪收入36元。棉绒厂供匠人补贴现金7元2角5分，拾麦补助现金1元2角；打墙、卖胡基、卖泥基，共收入6元4角。队内预分现金12元。
在侯永禄的日记里，大多是这种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1964年收入较1963年的“大有增加”，令侯永禄欣喜不已。
而40年后，当一次次被儿子送进西安西京医院时，当年全家的92元8角5分的现金收入，尚不足以支付一次百元的专家特诊挂号费。
2004年，身患重病的侯永禄为自己写了64年的日记画上了句号。侯争胜一边在办公室与手术室之间奔走，一边忙于寻找门路，力争在父亲去世之前，把他的日记结集成书出版，好让父亲“瞑目”。
但他的努力失败了。父亲在2005年3月宣告不治。辗转找到的几家出版社，均以“工作量太大”“出了也卖不出去”等理由拒绝为他出书。
直到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谢慈仪，事情才有了转机。2006年1月，《农民日记》终于出版。
如今，在西安家中，侯争胜坐在床上，一边小心翼翼地整理父亲的日记本，一边叹息：“俺大（对父亲的称呼）还是没看到自己的日记出书，这是最大的遗憾。”
党的生日、春的生日和她的生日
“1978年是个值得记忆的年头。”44岁的侯争胜望着窗外古老的西安城墙感慨道。他说，尽管14岁那年的生活多少有些不堪回首，但记忆犹为深刻。
在他所收藏的第一篇日记里，父亲侯永禄写道：“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七周年，公社通知各支部可以开座谈会、批判会、小整风会等形式来开展纪念活动。早上和王才支书研究准备明天上午开支部会，上午去厅上，下午下起了雨，正好是五月二十六，春的生日。秋田丰收，有了希望。她也是今天生日，真是个好日子。”
日记里的“她”，是指侯争胜的母亲赵菊兰，和党一天生日。
虽然写完这篇日记没几天，侯争胜就在陕西省中专招生考试中，以0．5分之差落榜。但这并不影响整个家庭这一年的喜庆气氛。
年前，沉浸于丧母之痛的侯永禄，被组织恢复了大队副支书的职务。在1973年被批判下台时，他在这个职务上已经两上两下。
当面临第三次上台时，侯永禄心里有些犯嘀咕。“1973年搞路线教育时批判我是‘光先生’，换下了我。我到底改正了错误没有，应该说个清楚才对呀！”他不想在是非没分清、对错没结论时，就糊里糊涂又上任。尽管一度无法想通，但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思量一晚后，还是打定主意：“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
在他的主导下，1978年年初，离异的大儿子侯胜天再婚，小女儿西玲则嫁给了路一大队六小队在人民公社文化站放电影的侯新录。一双儿女决定在春节同时举行婚礼。心情大好的侯永禄，给自家大门写了一副春联“听党话上上下下干革命变职不变质，记母训兢兢业业为集体戒骄更戒躁”，横批是“继往开来”。
11月20日晚，侯永禄更是在电灯下欣喜难抑地写道：“这是教育战线招生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的恩典。”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家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巷也是空前的”。之前的10月2日，三儿子侯万胜被延安大学录取；11月5日，当兵的二儿子侯丰胜接到甘肃张掖师范专科的入学通知书。
自1949年辍学回家，已经面朝黄土背朝天29年的侯永禄，并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被拴在黄土地上。小儿子考中专的失利，一度让侯永禄有些失落。但当侯争胜在升学考试中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合阳中学时，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现实让这位大队副支书丝毫找不到轻松的感觉。无论在村头，还是在家中，他不得不时刻面对着一张张和自己一样面黄肌瘦的脸。
酸水和尿素袋裤子
在侯争胜出生那年，他们家人均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是222.4斤。但在侯争胜上初三的1977年，家里人均从生产队分的粮食只有63斤。
13岁的孩子原本以为，第二年进了县城的学校，就可以不再像在家里一样，经常一天三顿吃红薯吃到肚子痛，晚上吐酸水。但到了学校才发现，那里连红薯也吃不上。
“地还是那些地，但人就是没吃没穿的。”这个已经上高中的孩子怎么也想不明白。日以继夜的饥饿感，让他“咬着牙也无法坚持了”。一年之后，他转学回到镇上的路井中学。普通中学的教学质量虽然差了点，但至少他可以每天回家用红薯填饱肚子，哪怕晚上他依旧会吐酸水。
侯争胜不明白的道理，在时年30岁的侯双喜眼里，却是如此的简单――“老百姓都忙于搞批判，哪有心思搞生产”。这个被村里人称为“文学青年”的人，常常望着地里的即将发芽的麦子“多愁善感”。这些原本在6月1日前就应收割完的麦子，到了7月1日依旧还在地头经受着风吹日晒。
“反正不是自家的东西，也没人心疼。个人就是想割，也不敢去挖社会主义墙脚。”30年过去了，当年的“文学青年”已不再年轻，但一些旧事和辛酸场面仍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今天是不是又吃了一丈啊？”
“可不是吗。早上吃了三尺三，中午再吃三尺三，晚上又吃三尺三。”
在1978年和1979年里，这种一问一答的场面，在晚饭后的巷道里经常可见。在村民口中，高粱有个俗称叫“三尺三”。即便是让人吃多了吐酸水的红薯，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吃上的，不少家庭得靠吃高粱为生，一天三顿加起来九尺九，四舍五入算一丈。
“那时候，做梦都想能有块地，自己好好种，好歹也不会让一家人饿饭。”坐在侯永禄遗像前的侯双喜，嘬了一口刚沏的热茶，说起了自己当年的种种想法。
侯双喜的这些想法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做梦”来实现。作为村里侯双喜“最佩服的人”，侯永禄也只能在日记里写下对领袖的“感恩”。
两千里之外的同一个冬天，也被饿得面黄肌瘦的18户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坐在煤油灯下，按下红手印，宁愿坐牢也要“大包干”。尽管当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一个月后，作为大队干部的侯永禄，在路井公社的年终总结评奖大会上，领到了5元奖金。但无论是富农的后代、常常是村里批斗对象的侯双喜，还是大队干部之子的侯争胜，此时都面临着相同的现实窘境和内心煎熬：肚子里，一天三顿吃下去的红薯常常让胃里犯酸水；眼前，父老乡亲的缺衣少食，又常常令他们心酸。
按照路井公社的标准，一个劳力一年分一斤半棉花。这些棉花，相当一部分要用来做家里过冬的棉被，只有少部分能用来织布。而到城里买布需要布票，发到手里的布票又非常有限。于是，村里的人就把装日本尿素的编织袋子缝成衣服穿。
“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你想想是什么感觉？”尽管今天穿的依旧是做工粗糙的棉布衣服，侯双喜已经很知足。
即便是尿素袋子，当年也只是村里的干部能穿，一般社员还穿不起。“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尼龙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这首当年在巷道地头的小孩口中流传的童谣，侯双喜至今仍背诵如流。
侯争胜则至今还能随口说出10种以上红薯的吃法。只不过，一说起当年让他保命的东西来，“就想起那些日子，就想吐酸水”。
“不分的不好处”、“分开的好处”和“分了的难处”
随着吐酸水的次数越来越多，“搞一块地，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的想法，在侯双喜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尽管因为成分不好，队里最重最累的活，往往会让自己去干，年轻时“狂热”的作家梦，在劳碌中早早宣告结束，牢骚和意见常常只好埋在心间，但这一次，侯双喜还是忍不住纳闷，“总归是大家都吃不饱饭，是不是该变一变了？”
这种想法，慢慢从群众向干部中蔓延。1981年12月1日，侯永禄在日记里写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篇思想活动记录，题目为《分不分》，在三页半纸里，他详细分析了分不分土地的利弊。
这个回乡务农32年、管理大队农业生产近20年的村干部满怀忧虑地写道：“分开各干各，有心劲，能做好，这意味着分田单干。没有受过单干苦的人，是不知道单干难的。解放前旧社会的单干，是受着封建社会的束缚，少数人变成地主富农，压迫剥削大多数穷人。多数人单干，经不起天灾人祸，破产贫困便要受剥削。土改后多亏及时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没有使两极分化过于悬殊。就那很短的时间，也有不少人很快变穷，分下的房屋土地牲口农具只好卖掉，靠借债过日子。因此分田单干弊多利少，不能实行。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好。”
但20年的集体化经历，又给这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带来了困惑。“五八年来了个大跃进，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的办法，造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文化大革命又批判了工分挂帅，实行了大家评工的办法，又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使生产又受到了损失。”
在分别了总结了5条“不分的不好处”、6条“分开的好处”和5条“分了的难处”后，这位大队支书得出结论：“就路一大队来说，分了利多弊少，不分弊多利少”。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1982年1月1日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一号文件”中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村正在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一年，因文件的出台和逐级传达学习，分地成为路井公社社员心中期待解决的大事。
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
尽管已经很理性地权衡过利弊，但在感情上，已经有25年党龄的侯永禄，多少觉得眼前的变化，有些不可思议。“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啊？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1982年7月9日的日记里，他内心的困惑表露无遗。
“他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在曾接替侯永禄担任大队会计的侯金虎的记忆里，侯永禄坚信毛主席的教导“坚强的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难”。有一次他感冒，坚持不打针不吃药，直到烧到39度，实在撑不住，才对负责打针的侯金虎说，“那你打吧”。在儿子侯争胜眼里，侯永禄“非常崇拜毛泽东，认为分地不是走毛泽东路线”。
令侯永禄困惑的事情，经过社员们的开会辩论后，在1982年7月19日付诸实践。路井大队5小队的社员，在巷东头的饲养室里抓阄，分掉了生产队里的农具和10来个老弱病残的牲口。
侯永禄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还有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回想起1954年加入农业社时，自己加入进去的27亩地、一头牛和一头驴，听到身边有人惋惜“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甚至有位退伍军人慨叹“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侯永禄只是在日记里写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他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
此时侯双喜的心里，则满是欢喜。因为在他眼里，当时除了土地也没什么东西可分，抓阄的过程基本公正，没有歪门邪道，抓到手的地基本都满意。
“分地是农民的心愿，一夜之间就把温饱问题解决了。”侯永禄的邻居侯顺安快言快语。这个当年一贫如洗的人，分地之后没几年，就盖上了几间大房。他家旧房子的墙上，如今隐约可见30年以前留下的标语。
麻将来了，苹果税来了，蒋经国走了
侯永禄的女儿侯西玲，也在这一年按照每人2亩4分地的标准，一家四口分得了9亩6分地。终于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了”，这让她满怀惊喜和期待。
不过，前两年她和其他村民一样，地里种的基本都是小麦和红薯。
“怕没粮吃，地里多种经济作物不种粮的话，怕把娃娃饿坏了。”侯金虎解释，当时大家都是从挨饿的年代过来的，“保命思想严重”。
1985年，当他人照旧在地里种粮食时，30岁的侯西玲却大胆地种上了甜萝卜。当年收获1万斤，以2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合阳糖厂。“卖了200元，好多张钱。”她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多的钱。
女儿家里状况的大幅好转，也让侯永禄几年前分地前的疑虑烟消云散。“俺大看到村民的收入过了，生活好了，也就完全想明白了。”侯争胜回忆。
而一些与不良风气或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大小事物，如麻将等，也在这个素来不打牌的老党员的生活和日记里出现。1988年元月14日，侯永禄写道：“李萍9点上班。争胜来信说，万胜元月3日－10日来西安开会，小丽也来了，给咱买了副麻将。红洽说她已有了男朋友。晚电视新闻：蒋经国昨天下午去世，李登辉继任，中共中央还发了唁电。”
尝到甜头的侯西玲，和父亲一样，视野也在不断扩展。1986年开始，尝试小面积地种西瓜，到1990年，她一年就收入了960多元。
这让很多没种过瓜的人眼红。村民第二年跟风大量种植西瓜。1990年，瓜只要够大，客户生熟一起收，每斤一毛五；而1991年，恰逢南方18省遭遇洪灾，交通运输受阻，瓜价一个月内由1角4分降到4分，后来即便降到一四轮车瓜30元，一麻袋1元，“几天也不见一个客户的人影”。路井村的村民只好用铁锨在西瓜堆上盖上厚厚的一层土，把瓜堆变成粪堆。
“前年辣子去年蒜，今年西瓜比屎贱！”侯永禄忍不住在日记里感叹。但他记述的更为惨烈的事情，发生在1993年。有个瓜农带着女人去卖瓜，一阵风把女人的大草帽从头上吹到了地上，女人弯腰去拾帽子，却被四轮车撞死了。
“后来那两年种西瓜，可吃尽了苦头。”提及那时的遭遇，53岁的侯西玲摇头叹息道。
混沌的市场和惨痛的遭遇，让侯西玲放弃了对西瓜的种植，在地里栽上了苹果树苗，同时在父亲的支持下，1993年投资4250元左右办起了“面粉加工厂”，加工100斤粮食1元2角，剥皮每百斤2角。但好景不长，西瓜的命运也落到了磨粉机上，加工厂越来越多，客户几年内慢慢从有到无。侯西玲只好差不多以卖废铁的价格，卖掉了型号已经陈旧的机器和设备。
她重新把目光移回自己的那9亩多地上。此时，她家的苹果树已经开始少量挂果，这让她又看到了希望。
但侯西玲的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还有愤怒。同样愤怒的还有侯永禄。“为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他在日记里愤然写道。
父女所说的“苹果税”，实际上就是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国发［1983］179号），开始单独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只不过到1999年，村里才有需要缴税的农业特产苹果，村里的苹果树普遍开始结果。
1999年11月19日这天，侯永禄见到女儿气呼呼地回到了娘家。因为她的缝纫机差点被收税的人从家里抬走，幸亏有人帮忙阻拦，对方才没得逞。
在侯争胜的记忆里，为了征收农业特产税，“上面”规定，谁能把税收上来，谁就担任干部，“村干部成了黑社会”。从西安回家探望父母的他，多次看见“这些人”拿着枪，戴着钢盔，晚上到农民家里，搬电视搬家具，没有东西可搬的，就把男人抓走，让女人连夜去借钱。
“那种感觉，就像当年鬼子进了村。”侯争胜的这种感觉，跟侯双喜没什么区别。“那几年农民的日子不好过，没钱给就牵圈里的羊，抱电视，吓得一些人家把门一锁跑到亲戚家躲起来。”或许曾是“文学青年”的原因，侯双喜显得更为愤怒和激动。
作为曾经的村干部，侯金虎一度觉得“这似乎是变了天”。他始终无法理解眼前“特产税收税数目人为操作，干部纠集外村一伙人强权硬压百姓”的情景，就像他无法理解墙上写的那些“宁让家亡，不让国亡”的计划生育宣传口号。
侯西玲那年的苹果总共卖了4000元，最后缴了900元的税。而这900元据说是，收税的人到地里大致看一眼，说缴多少钱就缴多少钱。“减去成本，往地里投入那么多劳动和钱，到最后还是贴钱”。这让终年在土地上劳作的侯西玲异常沮丧。
而此时已经退位15年的老支书侯永禄，把村里群众述说的情况在日记里一一记录：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直到2004年年初，陕西省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
“正是2004年村里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2005年依靠棉花收入，村里基本普及了万元户。”侯金虎回忆。
那些关于土地的记忆
也就是在这一年，与土地打了近60年交道的侯永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对土地的那种依赖和热爱，甚至在他死后的今天，也无法被儿女理解。1983年，麦子黄时，刚分得土地的侯永禄，一封信就把在上海进修的三儿子侯万胜叫回来割麦子。第二年，他又把正参加职称培训的二儿子侯丰胜叫回来收麦子，最终耽误了侯丰胜涨一级工资。
“那时候麦子一斤才两毛五，收麦子的钱还不够来回路费”。侯争胜至今不理解当了几十年大队会计的父亲算的是哪门子账。
对老人们来说，在村庄里生存下去，永远靠的是仓里的粮食。侯永禄生前，总想把房前巷道的土路铺成城市里的水泥路，但终没如愿。如今，土路已被修成砖路，但在与粮仓一墙之隔的巷道里，除了中老年人和孩子，平时已经很难见到青年人的影子。
做一个民办教师，教村里的孩子，曾是侯永禄“最大的愿望”。这个愿望，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奢侈。近几年，随着计划生育和大量人口外出，小学适龄儿童大幅减少，一些小学被撤并，不少孩子上学要赶很远的路，为了免受奔波之苦，路井小学附近不少曾空置的房子，被一些老人租来为上学的孙子孙女陪读。
“张艺谋要是在乡下结婚一生娃，他今天还能出来吗？！”每遭到别人对他人生职业理想的反驳时，侯永禄生前总是会如此大声呵斥。这个理由，似乎越来越不适用于他身后的现实。
在村头通往西安的公路上，一位年轻的女孩子正拉着旅行箱，不远处一位男青年则拎着用编织袋装着的被褥，旁边都站着他们憨厚的家人。开往西安的客车很快来了。女孩头发花白的母亲还没来得及挥一挥皱巴巴的右手，已经被汽车尾气激起的灰尘逼到了路边。
“年轻人现在很少有留在家里种地的。”侯争胜说，村里20岁左右的人，他大多已不认识，这些年轻人大都一年又一年地奔走于不同的城市，他们几年难见一次。而自从1998年，家里的土地不再耕种以后，侯争胜再也没到地里去过，那一片土地，他已越来越生疏。
“我这样正正经经种过不少年地的人，尚且如此，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肯定会更模糊。”他对此坚信不疑。
主席、观音和秦腔
侯永禄去世后，葬于村头的公墓。他的遗像，被儿女们摆在老家堂屋正中的神龛前。这座1990年修的神龛里，一左一右分别摆着两尊塑像。
右边的塑像，是侯永禄终生崇拜的毛泽东。他四个儿子的名字，胜天、丰胜、万胜、争胜，都是根据毛主席语录里的“人定胜天”、“去争取胜利吧”等所取的。
左边的塑像，则是赵菊兰信奉的观音菩萨。菩萨穿着一件藏青色小棉袄，是赵菊兰专门为其缝制。她怕菩萨冷，每年冬天都会给菩萨穿上。门外，正飘着清明时节的细雨。她说，等这场雨下完，天就完全暖和了，就该给菩萨脱棉袄了。
这个因受母亲影响而一生信佛的女人认为，“信毛主席和信菩萨，都是让人做好事，总比信钱好。”所以老两口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争执。为此，侯永禄写了神龛门上这副对联――“奔共产奔极乐奔向幸福，信马列信菩萨信仰自由”。
面对神龛时，赵菊兰偶尔会望着老伴的遗像发呆。但她更习惯拿着放大镜把日记逐字逐句再看一遍，“一方面是想念他”，另一方面，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后，村民“种地开始赚钱，过上了好日子”，赵菊兰担心“书里写的会伤着过着好日子的乡邻”。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这种担忧也越来越少。那些在侯永禄的日记里曾被提及的乡亲，已陆续离世。
3月29日傍晚，村里的广播声突然响起。“一定是哪家有事了，不是娶亲就是死了老人。”这含混不清的广播声，侯争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夜色刚刚在村庄里弥漫，苦音唱腔的秦腔，便开始在村庄的上空凄厉而激越地游荡。“肯定是死老人了。”侯争胜确信了自己最初的判断。按照村里的习俗，家里死了老人，儿女会请来被人们称为“鬼子”的草台班子来唱秦腔。
侯争胜专程到死者家门前搭起的帐篷边站了几分钟。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神色庄重地或敲或拉，旁边站立的两个中年女人脸上并无太多的表情，只是拿着麦克风，十分投入地唱着秦腔。
3年前，正是在这两个女人专注而卖力的歌唱中，侯争胜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送走了父亲侯永禄。
“再过些年，就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村里了。”侯争胜边往家走，边停顿下来打量着夜幕下低矮的房子轮廓。
他身后，村庄里灯火零星，侯永禄在1978年7月1日去过的“厅上”，即当年的大队部，一度是几十年里最热闹的地方，如今已是四处凌乱堆放着棉花秸秆的垃圾场。新修的房子越来越多，常住的人家已越来越少，夜风掠过几家久无人居的院落，颓败的土墙上，干枯的草枝随风瑟瑟抖动。
秦腔持续到晚上10点戛然而止，整个村庄寂静得便只剩下屋顶的风声。
照片：侯永禄一家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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