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你的朋友近些，但离你的敌人要更近，这样你才能更了解他。”这是美国著名的黑帮电影《教父》中的一句台词。如今中国频频爆出的警匪勾结案件，似乎在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不过他们越走越近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更了解对方以便将其制约和制服，而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深度剖析了中国警匪勾结的根源。
环球人物杂志：黑社会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王顺安：黑社会并非中国特有。上世纪初，美国学者伯吉斯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他以芝加哥为例，将一个城市从内到外划分为5个同心圆区域：圆心是中心商务区，是城市商业、社会活动、市民生活和公共交通的中心；第二环是过渡区，是衰败了的居住区，过去曾居住着富人，但随着城市扩大，富人逐渐搬出，逐渐成为贫民窟或低档的商业服务设施，也是城市中贫困、堕落、犯罪等状况最严重的地区；第三环是产业工人等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区；第四环是中产阶级居住区；最外围则是富人区。
5个区域中，第二环最容易产生黑社会。它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区域，在由居住区向商务区转化的过程中，功能模糊、管理混乱。这里的人很穷，文化水平低，被社会边缘化。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群体，这样就产生了黑社会。
环球人物杂志：警察和黑社会，本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是天然对立的。可为什么在现实社会里，这种关系却扭曲了？
王顺安：在人们的观念中，警察是白，黑社会是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实却不可能这么黑白分明。尤其是当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时，警察和黑社会的关系就更加复杂。原因主要有4点：
首先，随着时代变迁，一个城市的发展常常会出现警力跟不上的情况，一些地方就会出现公权力无法涉及的死角。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击犯罪，也为了自己业绩的需要，个别警察常会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有时是请他们成为“线人”，为警方提供情报，有时则是利用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维持秩序。
其次，黑社会不同帮派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也会反过来寻求警察的支持和保护，以此增加资源、扩大地盘。
第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必然会牵扯到经济利益。警察的待遇不算高，而黑社会又能提供巨额金钱，很容易被收买。而一旦有了利益纠葛，他们的关系就有了经济纽带的制约，更加分不开。
第四，根据环境犯罪学的理论，警察在与黑社会的不断接触中，容易发生角色错位的情况，自己逐渐开始犯罪，也就是所谓的“近墨者黑”。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意思是说，在一些地区，存在着“黑白共治”现象，对此您如何看？
王顺安：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红色社会不能容忍“黑白共治”。但在一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某些场所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比如聂磊案所在的青岛，是一个港口城市。历史上，港口城市都是人口结构比较复杂的，而且很多海员出海几个月回到陆地，会急于在这里找些乐子。所以，港口城市总与俱乐部、赌场、红灯区这些娱乐场所分不开。比如著名的港口城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就是世界最大的“性都”。
青岛的娱乐业也非常发达，啤酒城、夜总会、歌厅都很多。这些场所鱼龙混杂、秩序混乱，容易拉帮结派，即便不涉黑，也会产生行业老大。这些人在业内很有分量，说话管用，有些让警察都很头疼的问题，他们很容易就能解决。所以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警方会希望通过跟这些人的合作，来维持娱乐场所的稳定。
当城市化进程到达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社会实现了有序管理后，黑社会就会遭到打击。像青岛警方这次能重拳打击聂磊团伙，就是响应公安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号召，学习了重庆的打黑经验，下决心铲除了这个黑社会集团。
环球人物杂志：全世界都有黑社会，也都存在警匪勾结的现象，中国的警匪勾结又有哪些特殊的生存土壤？
王顺安：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属于后发型、赶超型，即起步较晚、发展较快。这样，不仅无法回避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还因为发展速度快导致矛盾叠加，这就形成了黑社会产生的大环境。
其次，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暴发户等，其中一些人价值感不强，敢于搏命。这些人构成了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第三，中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农业社会，所以即便在城市，也有很厚重的农业社会文化。这种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愿意拉帮结派，需要在组织中寻找认同感，黑社会自然产生了。
第四，我国社会的一些官本位现象比较严重，官方权力很大，黑社会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更希望能在官方找到靠山，作为执法系统的公安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第五，我国的警察待遇较低，容易被收买。虽然我们讲究道德、自律、党性这些基本原则，但也有一些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经不住诱惑。
环球人物杂志：该怎么治理警匪勾结现象？
王顺安：黑社会的规模越大、警匪勾结的程度越深，铲除它的难度就越大。所以，提前预防、打击苗头才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要大力宣传打黑成果，让人们知道，红色社会是最不能容忍黑恶势力存在的。
最终，还是应该建立起一套警察监督管理制度，以及提高警察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执法。同时，必要时还应该出台警察的财产申报制度，对其家庭成员在娱乐场所等地方任职给予限制。只有控制权力、制约权力，才能让权力免于受到侵蚀。
近年来警匪勾结大案要案
身家过亿的“黑警长”
上世纪末，关建军还是山西省阳泉市的一名普通民警。那时他与弟弟关建民和当地“小混混”王红玉一起在阳泉开设了几家赌场，完成原始积累。随后，他们又涉及了餐饮、洗浴、演艺等娱乐服务行业，并开始组织卖淫、贩毒等不法活动。关建军还利用自己在黑白两道的关系，承包了六七座煤矿，日进斗金。
随着关建军在警界的不断“进步”，这个团伙越来越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大家称关建军为“领导”，关建民为“二哥”。他们有一个庞大的打手队伍，专门用来敲诈勒索和打击报复。2004年，社会闲散人员郭建军与关建民吃饭期间发生争执，被“二哥”的手下砍伤头部及右手，致右手四指肌腱断裂。郭要求医生给自己缝合肌腱，被关建民威胁阻止。后郭建军再三哀求，关建民才默许医生实施肌腱缝合手术。郭建军落下终身残疾，却因害怕关家势力，不敢报案。
2010年5月，山西省公安厅开始调查时任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的关建军，最终抓捕了56名涉案成员，查明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3年来违法犯罪案件46起，冻结资金2.6亿元；查封该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扣押车辆30余部；缴获各类凶器如砍刀、刺刀100余把，镐把、钢管70余根，仿六四钢珠枪7支、猎枪1支、弩3支。
2011年10月25日，此案开庭审理，关建军被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23项罪名。
百多人“公安队伍”当黑保护伞
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警匪勾结案，恐怕要数2009年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了。在这次风暴中，重庆全市公安系统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因涉黑被掀翻落马，处理警员达100多人。这其中包括了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建、经侦总队原总队长陈光明、治安总队原总队长李虹、交通管理局原局长陈洪刚等多名身居要职的警员。
彭长建的落马让人十分意外，在被带走调查前，他还是此次打黑风暴指挥部的成员之一。2010年2月一审时，彭长建几次泣不成声请求轻判，但最终仍以受贿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追回其受贿所得471万元与来历不明巨额财产460余万元上交国库。
陈光明的前途曾和她的名字一样光明，她当过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劳模，也曾是全国省级公安禁毒战线上唯一的女总队长。现在，网上还能搜到《陈光明：警界女杰》的文章。然而直到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落马后人们才知道，陈光明一直是他的情妇。她因此被免去一切职务，提前退休。
放“阎王债”的公安局长
2007年12月27日，湖南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石宾等52名被告人，因涉黑案在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王石宾所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等15项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
案发前，王石宾任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永州百姓曾多次举报当地的黑社会团伙，该团伙利用赌博和高利贷陷阱，将当地多名私企老板拖向深渊。据统计，永州先后有不下30位资产达数千万的老板因为涉赌而濒临破产。王石宾不仅充当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还直接参与放高利贷，数额达4500万元。他本人甚至被称为永州的“地下银行行长”。
有人求王石宾办事，送上几万元钱，都会被他挡回去。他就要求对方向他借100万元，月息1毛。王石宾这种手法被当地人称为“阎王债”，每月获利息10万元，至少半年才允许还。这样，一次他就可得利息60万元。
“红顶黑老大”死在乱枪下
2005年2月24日，时为广东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的龙杰锋驾车出行时，被两名持枪男青年连开3枪打死。当晚，四会许多群众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不少酒吧免费供应酒水，以示庆祝。龙杰锋的背后，是名震四会的黑帮组织“龙兴社”，他正是这个团伙的老大。因为警察和黑社会的双重身份，他被人称为“红顶黑老大”。
一个例子就能看出龙杰锋在当地的嚣张程度。2000年10月，四会市龙华夜总会门口发生一宗故意伤害案件。接报警后，当时在东城派出所当民警的龙杰锋到达现场，发现是自己的马仔正在与他人斗殴。他不但没有履行职责，反而大喊“打死他”，并参与追打，其中一人被打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如此恶劣的事件，竟没有让龙杰锋受到丝毫影响。
一个普通民警的能量绝不至此，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和治安股股长张伟洲是龙杰锋背后的“靠山”。龙杰锋被枪杀后，张伟洲甚至打电话叮嘱黑团伙“龙兴社”的骨干：“不要搞事，让龙杰锋有机会盖党旗。”最终，陈国阳因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获刑8年半，张伟洲获刑6年。
涉黑警察做局枪杀“劫匪”
2001年，福州不法商人徐承平与陈信滔、陈信华、卞礼忠发生经济纠纷。徐通过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给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雄打电话，让刘设法击毙卞礼忠。随后，徐承平伙同刘雄和福州市晋安分局岳峰刑警中队中队长郑军等人将卞礼忠诱骗到一个旧车交易市场的办公室内，刘雄、郑军等人隔着玻璃向卞礼忠发射子弹150发，致使卞礼忠身中数十弹身亡，并且伪造了卞持枪抢劫被警方击毙的现场。第二天的《海峡都市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黑社会头目”卞礼忠中弹身亡的照片，标题为《持枪抢劫，毙了活该》。
同时，徐承平还指使人向法院、公安局作伪证，指证陈信滔、陈信华、卞礼忠敲诈勒索，致使陈信滔、陈信华曾被错判3年有期徒刑。
2007年6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徐承平、郑军被判处死刑，刘雄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涉案副局长王振忠于2002年逃往美国，为公安部通缉要犯。有报道称，其在2007年因癌症在纽约死亡。
“离你的朋友近些，但离你的敌人要更近，这样你才能更了解他。”这是美国著名的黑帮电影《教父》中的一句台词。如今中国频频爆出的警匪勾结案件，似乎在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不过他们越走越近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更了解对方以便将其制约和制服，而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深度剖析了中国警匪勾结的根源。
环球人物杂志：黑社会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王顺安：黑社会并非中国特有。上世纪初，美国学者伯吉斯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他以芝加哥为例，将一个城市从内到外划分为5个同心圆区域：圆心是中心商务区，是城市商业、社会活动、市民生活和公共交通的中心；第二环是过渡区，是衰败了的居住区，过去曾居住着富人，但随着城市扩大，富人逐渐搬出，逐渐成为贫民窟或低档的商业服务设施，也是城市中贫困、堕落、犯罪等状况最严重的地区；第三环是产业工人等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区；第四环是中产阶级居住区；最外围则是富人区。
5个区域中，第二环最容易产生黑社会。它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区域，在由居住区向商务区转化的过程中，功能模糊、管理混乱。这里的人很穷，文化水平低，被社会边缘化。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群体，这样就产生了黑社会。
环球人物杂志：警察和黑社会，本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是天然对立的。可为什么在现实社会里，这种关系却扭曲了？
王顺安：在人们的观念中，警察是白，黑社会是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实却不可能这么黑白分明。尤其是当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时，警察和黑社会的关系就更加复杂。原因主要有4点：
首先，随着时代变迁，一个城市的发展常常会出现警力跟不上的情况，一些地方就会出现公权力无法涉及的死角。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击犯罪，也为了自己业绩的需要，个别警察常会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有时是请他们成为“线人”，为警方提供情报，有时则是利用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维持秩序。
其次，黑社会不同帮派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也会反过来寻求警察的支持和保护，以此增加资源、扩大地盘。
第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必然会牵扯到经济利益。警察的待遇不算高，而黑社会又能提供巨额金钱，很容易被收买。而一旦有了利益纠葛，他们的关系就有了经济纽带的制约，更加分不开。
第四，根据环境犯罪学的理论，警察在与黑社会的不断接触中，容易发生角色错位的情况，自己逐渐开始犯罪，也就是所谓的“近墨者黑”。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意思是说，在一些地区，存在着“黑白共治”现象，对此您如何看？
王顺安：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红色社会不能容忍“黑白共治”。但在一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某些场所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比如聂磊案所在的青岛，是一个港口城市。历史上，港口城市都是人口结构比较复杂的，而且很多海员出海几个月回到陆地，会急于在这里找些乐子。所以，港口城市总与俱乐部、赌场、红灯区这些娱乐场所分不开。比如著名的港口城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就是世界最大的“性都”。
青岛的娱乐业也非常发达，啤酒城、夜总会、歌厅都很多。这些场所鱼龙混杂、秩序混乱，容易拉帮结派，即便不涉黑，也会产生行业老大。这些人在业内很有分量，说话管用，有些让警察都很头疼的问题，他们很容易就能解决。所以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警方会希望通过跟这些人的合作，来维持娱乐场所的稳定。
当城市化进程到达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社会实现了有序管理后，黑社会就会遭到打击。像青岛警方这次能重拳打击聂磊团伙，就是响应公安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号召，学习了重庆的打黑经验，下决心铲除了这个黑社会集团。
环球人物杂志：全世界都有黑社会，也都存在警匪勾结的现象，中国的警匪勾结又有哪些特殊的生存土壤？
王顺安：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属于后发型、赶超型，即起步较晚、发展较快。这样，不仅无法回避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还因为发展速度快导致矛盾叠加，这就形成了黑社会产生的大环境。
其次，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暴发户等，其中一些人价值感不强，敢于搏命。这些人构成了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第三，中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农业社会，所以即便在城市，也有很厚重的农业社会文化。这种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愿意拉帮结派，需要在组织中寻找认同感，黑社会自然产生了。
第四，我国社会的一些官本位现象比较严重，官方权力很大，黑社会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更希望能在官方找到靠山，作为执法系统的公安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第五，我国的警察待遇较低，容易被收买。虽然我们讲究道德、自律、党性这些基本原则，但也有一些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经不住诱惑。
环球人物杂志：该怎么治理警匪勾结现象？
王顺安：黑社会的规模越大、警匪勾结的程度越深，铲除它的难度就越大。所以，提前预防、打击苗头才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要大力宣传打黑成果，让人们知道，红色社会是最不能容忍黑恶势力存在的。
最终，还是应该建立起一套警察监督管理制度，以及提高警察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执法。同时，必要时还应该出台警察的财产申报制度，对其家庭成员在娱乐场所等地方任职给予限制。只有控制权力、制约权力，才能让权力免于受到侵蚀。
近年来警匪勾结大案要案
身家过亿的“黑警长”
上世纪末，关建军还是山西省阳泉市的一名普通民警。那时他与弟弟关建民和当地“小混混”王红玉一起在阳泉开设了几家赌场，完成原始积累。随后，他们又涉及了餐饮、洗浴、演艺等娱乐服务行业，并开始组织卖淫、贩毒等不法活动。关建军还利用自己在黑白两道的关系，承包了六七座煤矿，日进斗金。
随着关建军在警界的不断“进步”，这个团伙越来越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大家称关建军为“领导”，关建民为“二哥”。他们有一个庞大的打手队伍，专门用来敲诈勒索和打击报复。2004年，社会闲散人员郭建军与关建民吃饭期间发生争执，被“二哥”的手下砍伤头部及右手，致右手四指肌腱断裂。郭要求医生给自己缝合肌腱，被关建民威胁阻止。后郭建军再三哀求，关建民才默许医生实施肌腱缝合手术。郭建军落下终身残疾，却因害怕关家势力，不敢报案。
2010年5月，山西省公安厅开始调查时任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的关建军，最终抓捕了56名涉案成员，查明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3年来违法犯罪案件46起，冻结资金2.6亿元；查封该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扣押车辆30余部；缴获各类凶器如砍刀、刺刀100余把，镐把、钢管70余根，仿六四钢珠枪7支、猎枪1支、弩3支。
2011年10月25日，此案开庭审理，关建军被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23项罪名。
百多人“公安队伍”当黑保护伞
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警匪勾结案，恐怕要数2009年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了。在这次风暴中，重庆全市公安系统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因涉黑被掀翻落马，处理警员达100多人。这其中包括了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建、经侦总队原总队长陈光明、治安总队原总队长李虹、交通管理局原局长陈洪刚等多名身居要职的警员。
彭长建的落马让人十分意外，在被带走调查前，他还是此次打黑风暴指挥部的成员之一。2010年2月一审时，彭长建几次泣不成声请求轻判，但最终仍以受贿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追回其受贿所得471万元与来历不明巨额财产460余万元上交国库。
陈光明的前途曾和她的名字一样光明，她当过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劳模，也曾是全国省级公安禁毒战线上唯一的女总队长。现在，网上还能搜到《陈光明：警界女杰》的文章。然而直到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落马后人们才知道，陈光明一直是他的情妇。她因此被免去一切职务，提前退休。
放“阎王债”的公安局长
2007年12月27日，湖南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石宾等52名被告人，因涉黑案在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王石宾所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等15项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
案发前，王石宾任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永州百姓曾多次举报当地的黑社会团伙，该团伙利用赌博和高利贷陷阱，将当地多名私企老板拖向深渊。据统计，永州先后有不下30位资产达数千万的老板因为涉赌而濒临破产。王石宾不仅充当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还直接参与放高利贷，数额达4500万元。他本人甚至被称为永州的“地下银行行长”。
有人求王石宾办事，送上几万元钱，都会被他挡回去。他就要求对方向他借100万元，月息1毛。王石宾这种手法被当地人称为“阎王债”，每月获利息10万元，至少半年才允许还。这样，一次他就可得利息60万元。
“红顶黑老大”死在乱枪下
2005年2月24日，时为广东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的龙杰锋驾车出行时，被两名持枪男青年连开3枪打死。当晚，四会许多群众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不少酒吧免费供应酒水，以示庆祝。龙杰锋的背后，是名震四会的黑帮组织“龙兴社”，他正是这个团伙的老大。因为警察和黑社会的双重身份，他被人称为“红顶黑老大”。
一个例子就能看出龙杰锋在当地的嚣张程度。2000年10月，四会市龙华夜总会门口发生一宗故意伤害案件。接报警后，当时在东城派出所当民警的龙杰锋到达现场，发现是自己的马仔正在与他人斗殴。他不但没有履行职责，反而大喊“打死他”，并参与追打，其中一人被打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如此恶劣的事件，竟没有让龙杰锋受到丝毫影响。
一个普通民警的能量绝不至此，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和治安股股长张伟洲是龙杰锋背后的“靠山”。龙杰锋被枪杀后，张伟洲甚至打电话叮嘱黑团伙“龙兴社”的骨干：“不要搞事，让龙杰锋有机会盖党旗。”最终，陈国阳因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获刑8年半，张伟洲获刑6年。
涉黑警察做局枪杀“劫匪”
2001年，福州不法商人徐承平与陈信滔、陈信华、卞礼忠发生经济纠纷。徐通过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给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雄打电话，让刘设法击毙卞礼忠。随后，徐承平伙同刘雄和福州市晋安分局岳峰刑警中队中队长郑军等人将卞礼忠诱骗到一个旧车交易市场的办公室内，刘雄、郑军等人隔着玻璃向卞礼忠发射子弹150发，致使卞礼忠身中数十弹身亡，并且伪造了卞持枪抢劫被警方击毙的现场。第二天的《海峡都市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黑社会头目”卞礼忠中弹身亡的照片，标题为《持枪抢劫，毙了活该》。
同时，徐承平还指使人向法院、公安局作伪证，指证陈信滔、陈信华、卞礼忠敲诈勒索，致使陈信滔、陈信华曾被错判3年有期徒刑。
2007年6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徐承平、郑军被判处死刑，刘雄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涉案副局长王振忠于2002年逃往美国，为公安部通缉要犯。有报道称，其在2007年因癌症在纽约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