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当代历史上，阿沛·阿旺晋美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是西藏历史的见证人。其中，和毛泽东同志的交往，是他人生经历的华采篇章。

198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90周年。当时，72岁的阿沛·阿旺晋美因眼疾做手术正在住院。听到要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谈这个话题，他于12月10日破例在北京医院的一套高干病房里接受了我的采访。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将这次谈话抄录如下：

记者：阿沛副委员长，您好！

阿沛：你好！

记者：毛主席诞辰90周年了，您是藏族人民中有机会多次和毛主席交往的人。我们想请您向全国的听众谈谈毛主席给您的印象。

阿沛：好，我很高兴通过广播和广大听众交谈。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什么时候呢？

阿沛：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1年，当时我40岁。那年4月下旬，我带领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代表毛主席欢迎我们。在北京住下后，我就向有关同志表达了希望尽快见到毛主席的心情。

5月1号上午，我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首都人民庆祝五一游行观礼。这时，我接到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的通知，心情难以平静。不久，在天安门城楼西侧，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我记得，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引导下，向我走了过来，我紧张地走上前去，按藏族的风俗向毛主席献上了一条洁白的长哈达。毛主席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毛主席还叮嘱我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协商，在5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从此，西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后来我才了解到，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考虑解放西藏的事情了。西藏必须解放，这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而毛主席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解放西藏，才对国家、对藏族人民最有利。考虑的结果，确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是毛主席在1950年初亲自做出的历史性决策。

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51年5月24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我们，和我们合影留念，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了非常感人的讲话。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张我和毛主席在饭桌上交谈的照片就是当时照的。

记得那天，我们五个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到中南海时，毛主席已经在住处门前等我们了，他和我们热情握手，把我们让到房里，亲切地说：“你们一路风尘，辛苦了！”我们说：来北京的路上，我们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路过重庆时，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接见了我们，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毛主席笑着说：“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接着，毛主席又通过翻译一一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年龄、在地方政府中的职务，问我们从西藏高原来到北京以后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由于我们初次同毛主席交谈，有些紧张，毛主席一问话，就起立回答，毛主席看到这情景，连忙让我们坐下，还请我们吃糖、喝茶、抽烟。主席这样平易近人，大家的紧张情绪就逐渐消除了。

毛主席问：“你们和李维汉他们谈得怎么样？”我说：“谈得很好，已经达成了协议。”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哇，这是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毛主席非常熟悉西藏的情况，对藏族人民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毛主席非常赞赏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结亲的历史。他说：从那时起，吐蕃和唐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文成公主到西藏，还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对西藏的发展起了好作用。毛主席还说：“在历史上，藏族曾经是很强大的。薛仁贵是唐朝一员名将，却被吐蕃打败了，吐蕃军队还打到长安，皇帝15天不能回到宝座，那时候，藏族人口曾经达到过一千万人，以后衰落下来了。历代统治者压迫剥削你们，对你们没有帮助好，现在人口已经减到一百多万人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啊？”我回答说希望发展。毛主席又说：“我们共产党不仅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发展少数民族的人口。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对藏族人民也是这样，你们不用担心民族会衰败。”

记得这天宴会前，毛主席亲自拿出一张国民党出的中国地图对我说：“国民党印的地图把西藏工布江达以东划进了西康省，这不符合西藏的历史，我们把它改过来，把西康省同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地区之间的界线划在金沙江，这样符合历史。你们对此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很感动，只有共产党才能尊重历史，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我向毛主席表示，这样做符合西藏的实际和西藏人民的愿望，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关怀。

记者：从那时起，您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吧？

阿沛：是的。1966年以前，我主要在西藏工作，每次来北京开会几乎都能见到毛主席，有机会向他汇报工作、聆听他的教导。毛主席在每次谈话中都很关心西藏的建设，鼓励我们努力工作，建设好繁荣昌盛的新西藏。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以后，毛主席对我说：“一个地方的交通发达不发达，关系着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在公路是通了，将来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哩。只有铁路通了，才能真正解决交通问题哩。”

毛主席对西藏工作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慎重稳进的方针。从西藏和平解放到“文革”前，西藏的工作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的，这就保证了西藏工作健康顺利地发展。

在1959年的民主改革中，西藏对叛乱和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叛乱了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予以没收，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入占有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予以赎买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这是毛主席从西藏的特殊性出发而做出的英明决策。1959年5月，我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单独接见我，主要谈了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毛主席说，当时他认为缓改好，可是李井泉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要快改，他提出缓改，只有李维汉同志支持。听了毛主席这番话，我意识到是要我考虑西藏的民主改革如何进行。1959年10月，毛主席又接见班禅大师和我，主要谈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班禅大师认为放缓改革为好。毛主席问我的意见，我回答说到时候了。于是决定进行改革。这次我们回西藏时，汪锋同志和我们一起去西藏，任务是调查研究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的折价问题，要据此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都要折价赎买，牧区的牲畜实行二八分成。我向汪锋同志提出是否有此必要，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这件事使我和其他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受到深刻的教育。

1961年中央对西藏工作制定了稳定发展的方针，要求稳定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的个体经济，让他们休养生息，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个精神，毛主席亲自对我讲过。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北京对我说：“进行建社试点是错误的，我已告诉他们停止试点。西藏翻身农奴经过民主改革分得了土地，应该让他们充分享受耕种自己土地的快乐。在一段时期内不但不能建社，连建社试点也不能搞。”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重要决策完全符合西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完全符合翻身农牧民的要求。贯彻执行稳定发展方针以后，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农牧民的生活明显改善，西藏人民把这一时期叫做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时期。

1964年，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经过民主改革，农奴翻了身，从农奴和奴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应该考虑正式成立自治区，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并说具体如何办，请周总理同你们商量。事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会议，讨论有关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彭真、张经武、张国华等领导同志和我。这次会议后，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经过各方努力筹备，于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毛主席对我个人也是十分关怀的。50年代，毛主席有一次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有12个孩子。毛主席听了后满面笑容幽默地说：“好啊！西藏人口太少了，你对西藏工作有贡献，对发展西藏人口也有贡献！”毛主席说：“要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是大有希望的。”还有一次，毛主席在和我们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纪念他。希望你们为民族、为祖国做出贡献。” 毛主席的这些话一直记在我的心上。

记者：文革开始后，毛主席和您接触多吗？

阿沛：见过很多次面，主席对我十分关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西藏主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红卫兵给我送大字报，要我做检查，受到一定的冲击。不久，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定，要我常住北京工作。这是保护我免受更大冲击和迫害的措施。这一年的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关切地问我的身体怎么样。只简单的一句话，使我感受到异乎寻常的亲切和温暖，也觉得意味深长。从那次以后，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时，我都被邀陪同，每次见面也多是问好。

1967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看到我，马上和我亲切握手，还问左右的人：“翻译呢？”当时，我在北京实际是靠边站，也没有翻译。主席见没有翻译，显出很遗憾的样子，再紧紧握了我的手，又往前走了。看来，主席对我有话要讲，但没有听到，是一件终身憾事。

1971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走过人群时，一看到我就马上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特意把我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说：“这是西藏的领导人，也是国家领导人。”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是什么时候？

阿沛：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72年1月10日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当时毛主席已显得苍老，并到他内心很悲伤，也很疲倦。他拉着我的手问，身体好吗？要保重啊！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连忙回答：我很好，谢谢主席关怀，祝您健康长寿。

他说咱们彼此吧！

我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在西藏的正确方针政策又得到了恢复发展。1980年中央书记处成立以后，首先研究的是西藏的工作，还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形成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建设西藏的任务和方针。接着，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到西藏考察，进一步确定在西藏采取特殊措施，实行放宽政策。三年来，西藏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党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正在全面贯彻落实，西藏高原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一年的12月，《中国西藏》杂志在中央统战部召开“毛泽东与西藏”学术讨论会。82岁高龄的阿沛·阿旺晋美亲临会议并讲了话。他说：“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l00周年，这是值得全国人民隆重纪念的。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将与日月同辉，与大地同在。

“毛泽东同志为西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西藏的工作事必躬亲，亲自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方针和政策。签订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西藏，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解决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及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民主改革，解放百万农奴，推翻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团结帮助爱国进步的西藏上层人士，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慎重地引导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在这些伟大革命实践中，无不凝聚着毛泽东同志的心血，无不闪耀着毛泽东同志民族思想的光辉。

几十年来，我有幸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曾多次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聆听他亲切的教诲，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犹如昨日，倍感亲切。

“在全国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努力把西藏建设成为文明、富裕的新西藏。这应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可以说，这一席话是阿沛·阿旺晋美对他和毛泽东交往的历史性总结。

阿沛·阿旺晋美1911年2月生于西藏拉萨的霍康世家，原名霍康阿旺晋美，1933年与年方17岁的阿沛才旦卓嘎相识，1935年藏历新年承袭阿沛封爵和名号，进入西藏地方政府工作，从此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

1936年后，阿沛·阿旺晋美先后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嘎伦、昌都总管。1951年任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1952年后，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秘书长、副主任。1965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西藏自治区主席。

阿沛·阿旺晋美是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92年起任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据了解，阿沛老人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回忆录。我相信，在这部回忆录中，有关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将会有更详尽、更生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