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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与施耐庵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段悬案。题主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段悬案的一个方面,大致讲的是施耐庵是罗贯中的化名,谐音读出来就是“实乃俺”,或倒过来读“俺乃是”。
绿野老道以为,这种说法是后人的牵强附会,甚至涉及到蹭名著为自家脸上贴金的嫌疑。明代高儒在《百川书志》中就曾经说过,“《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显然,施耐庵与罗贯中是两个人,罗贯中“实乃俺”纯属后人造假讹传。
也有人提出《百川书志》早已刻进了《永乐大典》,而《水浒传》署名施耐庵、罗贯中是嘉靖年间的事情,高儒的说法也是讹传。其实,《百川书志》完稿是在嘉靖十九年,而且,即便是当时《忠义水浒传》尚未刊印,也不妨碍刊印时采信高儒的说法,把罗贯中的名字一并署上。
施耐庵、罗贯中是两个人,这是确信无疑的,后文中,绿野老道将述及施耐庵最有可能的身份。现在的问题是,高儒的《百川书志》虽然交代了罗贯中、施耐庵是两个人,但是,他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辑并续书,却是一个文坛错误。为何?
造假施耐庵写了《三国演义》 罗贯中写了《水浒传》
关于施耐庵与罗贯中的关系,最不可理喻的说法是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又指导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个弥天谎言的始作俑者便是“王道生”。据说“王道生”是施耐庵的邻居,后来撰写了“施耐庵墓志铭”。在这个假得不能再假的墓志铭中,“王道生”说,施耐庵有个门人叫做罗贯中。但是,“王道生”却没有说施耐庵指导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因为,施耐庵没有必要指导罗贯中写书,《三国演义》就是施耐庵写的。
不知为何,1982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竟然占绝大多数的学者翻案,一举奠定了“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铭”的历史地位,施耐庵便成了乡间长者施彦端。但是,他们不敢承认《三国演义》也是施彦端写的。因为,这个假造得实在是太拙劣了。
稍微留意一下中国白话小说历史的人都知道,罗贯中这部反映三国时代传奇的著作有个嘉靖壬午版,这个版本的书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年是1522年,即便是施彦端要霸占这部书的版权,“王道生”也应该说施彦端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末清初时,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志通俗演义》。因为毛氏父子对罗贯中的原著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润色,增补了一些非历史的传奇故事,因而,再把这部书称为“志”就有问题了。所以,毛宗岗父子便把书名改为《三国演义》。此时,别说施耐庵,就是“王道生”都早已化作枯骨了。
“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铭”造假太明显,仅此一例就足以否决其真实性,奈何那么多学者就认可了呢?
那么,罗贯中写《水浒传》有没有可能呢?绝对没有可能。罗氏生于何时,是何方人氏,同样是一个谜。反过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不是罗贯中,也是无从考证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基本肯定的,那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水浒传》之前。这一点,也将在后文述及,此处暂且作为结论先讲。
既然罗贯中在前,那么,至少可以否定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施耐庵指导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这一说法。同时,也可否定罗贯中写了《水浒传》。
既然罗贯中在前,那么,高儒《百川书志》所讲的“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也是大有疑问了。后来,金圣叹说《水浒传》只有七十回,罗贯中狗尾续貂,写了后面的续书《征四寇》。这样讲更是扯淡得紧,比高儒还不靠谱。
罗贯中在施耐庵之前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怎么还落在了施耐庵的后面去“编次”《水浒传》?况且,明人早就说过,《忠义水浒传》是百回本,即便是罗贯中有机会写续书,后面还有二十回也不是罗贯中写的。而且,除了招安、征方腊的故事外,田虎、王庆的故事是比较早窜入《水浒传》的,破大辽疑似最后才被作为《水浒传》的续书,加塞进来的。
无论如何讲,古人都自相矛盾了。后人还要在一系列矛盾中制造新的矛盾,既然《水浒传》都是罗贯中写的,施耐庵实则“实乃俺”,那罗贯中又何必“狗尾续貂”,自己给自己写续书呢?
《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谁先谁后
首先,从语言上来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大量的文言文,尤其是人物对白,基本上以文言文居多。且写到人物讲话时,用的基本上是“曰”。《水浒传》基本上“进化”到了白话文,更多的用了杂剧、平话的语言,甚至比杂剧、平话还要接近白话文。书中人物开始发言,施耐庵写的大多是“道”。
语言风格固然有地域、作者本人文化素养,以及个人的爱好和文本的需要,大致也难以从根本上论证《三国志通俗演义》必定在《水浒传》之前,只能作为一条依据而已。那么,《水浒传》中大量仿写《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是铁证,足以证明罗贯中在前,施耐庵在后。以下,试举几例,来看看施耐庵是如何仿写罗贯中的。
《水浒传》中有三个人与关羽很相似,即宋江、关胜、朱仝,但是,无论是谁,又不完全与关羽相似。施耐庵把罗贯中笔下的关云长一分为三,分别代表梁山的忠、勇、义。假如没有罗贯中定义的关羽,又何来施耐庵笔下这三个人的长相、寓意?而且,关胜骑的战马也是赤兔马,用的兵器也是青龙偃月刀。
大概有读者会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有个蓝本叫《三国志平话》,难道施耐庵笔下的这三人不会仿写平话中的关羽吗?绿野老道说,不会。《三国志平话》中,关羽的形象是这样的: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羽的形象则是这样的:
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没有卧蚕眉,也没有一尺八寸的长髯,且不是面如重枣而是紫玉。《水浒传》中的宋江“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 ”,朱仝“ 面如重枣色通红,云长重出世,人号美髯公 ”,关胜就更不用说了,他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就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三国志平话》中没有。
在两部与三国有关的平话、小说中,三英战吕布的场景分别是这样写的:
张飞出马持枪。张飞与吕布交战二十合,不分胜败。关公忿怒,纵马轮刀,二将战吕布。先主不忍,使双股剑,三骑战吕布,大败走,西北上虎牢关。(《三国志平话》)
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呆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水浒传》中有一段厮杀,写的是林冲、秦明双战关胜,场景是这样的:
三骑马向征尘影里,转灯般厮杀。
此外,林冲号称《水浒传》中“小张飞”,其状貌与平话、小说中的张飞都很像,但是,林冲手中的丈八蛇矛却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用的是丈八长枪。
无需多举例便能明显看出,《水浒传》在很多人物、场景描写中都参照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因而,足以判断,罗贯中写书要比施耐庵早一些,甚至早得多。
由此看来,施耐庵还做得成罗贯中的老师吗?他还能指导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吗?
罗贯中写不出《水浒传》,“实乃俺”毫无道理
否决了施耐庵(施彦端)写《三国演义》,施耐庵不是罗贯中的老师,也不等于解决了罗贯中是“实乃俺”这个问题。施耐庵不可能写《三国演义》,并不等于罗贯中不能写《水浒传》,假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是一个人写的呢?
罗贯中不知是何人,据现在的“考证”,说此人的生卒年是约1330年-约1400年。这个说法是否靠谱,不得而知。假如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很多以此持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或者《忠义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结论便要轰然坍塌。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颇有争议,大多数观点认为,施耐庵死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因而,《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肯定要早于这个时间。遗憾的是,这个说法的最大依据,仍然是“王道生”的伪造。绿野老道之所以把王道生打上引号,因此人也高度疑似是个虚构的人物。
打开《水浒传》,开篇故事就以“洪太尉误走妖魔”来影射朱洪武误走了妖魔。关于这一点,绿野老道有很多文章论及,此处略去不讲。假如施耐庵死于洪武三年,他还来得及调整整个文本,来影射朱洪武吗?
朱洪武误走的妖魔,其实就是“孙立”,立孙子为皇帝。因此,大明王朝导致了靖难之役。这一点,在书中有非常多的符码与故事来隐喻。这方面的分析,也在绿野老道的知乎专栏中有文章解读。因而,施耐庵绝对不是施彦端,他不是“王道生”所记载的那个死于洪武三年的乡间长者。《水浒传》的作者,一定是活到了永乐年间,是靖难之役的历史见证者。
由此,持罗贯中写《水浒传》,此人就是“实乃俺”的观点还立得住脚吗?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没有特别突出“政治”,蜀汉正统的观点是《三国演义》强化的。在《三国演义》中所出现的魏蜀吴争霸,实则在元末明初就上演过。蜀汉正统,说的是大明王朝的正统,朱元璋建国之前,与陈友谅、张士诚三国争霸,高度疑似后来的《三国演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似乎并未全程见证大明王朝的建立,书中的“忠义”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大汉正统。这一点,就不如《三国演义》了。所以,罗贯中的生卒年似乎需要进行进一步从其著作中进行论证,恐怕还得稍微提前一点。
施耐庵其实就藏在《水浒传》之中,研究作者首先应当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以一个假墓志铭作为立论的依据。同样,罗贯中也藏在他的著作中,也不能采信“王道生”荒谬的说辞。这个“王道生”还说,《西游记》也是施彦端写的。
施耐庵绝不可能是“实乃俺”,他极有可能是个佛教信徒
罗贯中不是施耐庵,施耐庵也绝不可能是“实乃俺”,这一点,也可以从《水浒传》中找到答案。《水浒传》中有很多佛、道符码,施耐庵以梁山聚义为线索,写了一个“佛道合一”的故事。而且,施耐庵认为,佛比道高。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中,刘唐前来东溪村找晁盖报信,然而,刘唐却先在灵官殿中睡了一夜。为何是这样的呢?因为,书中写道,蔡京的生日是六月十五,这个日子,其实就是道家大护法王灵官的诞辰。施耐庵把《大宋宣和遗事》中蔡京六月初一生日加以改写,说的就是佛道联手夺了生辰纲。因为王灵官是道家大护法,而生辰纲又是道家“妖魔”劫去了——原来,生辰纲本来就是给道家妖魔梁山大聚义提供的“第一桶金”。
但是,道家“妖魔”却做不成这样的事,需要请一个财神来庇佑。这个财神就是托塔天王晁盖。托塔天王出自毗沙门天王,在中国就是佛家四大护法天王之一的北方多闻天王,也是民间供奉的财神。施耐庵依据《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对“铁天王晁盖”的赞诗,讲了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故事,把“夺塔天王”写成了“托塔天王”,寓意便在这里。
道家要收取生辰纲,还得征得佛家护法天王的同意,必须由佛家挂名来完成这事。所以,当朱仝带着郓城县官军去捉拿晁盖时,也得先到观音庵取齐队伍。然后,放走了托塔天王。
上文讲到,朱仝是梁山“义”的化身,后来又放走了道家的天魁星宋江。但是,躲在地窨子里的宋江,却是在佛的庇佑下逃脱了灾难。宋江家的地窨子,实际上就是龙虎山伏魔大殿地窖的微缩版,天魁星躲藏的这个地窨子,上面却供奉着三世佛。这岂不就是说“佛比道高”吗?
施耐庵在书中彻底的黑宋徽宗,因为这个皇帝曾经下“革佛诏”革佛。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实际上充当了宋徽宗的黑打手,有“狗腿子”之嫌。因为,宋徽宗生于元丰五年,即公元1082年,这一年干支壬戌,宋徽宗属狗。鲁智深吃了狗肉,怀揣狗腿,以此亵渎五台山僧众,打伤好几十人,还捣毁了金刚。在施耐庵的笔下,宋徽宗就是一条丧家之狗。
对禁佛、毁佛的宋徽宗恨之入骨,反复写佛比道高,难道施耐庵不是一个佛教信徒吗?
《水浒传》中的所涉及到的日子须得引起高度重视,比如三月初三这天,施耐庵隐写的就是真武大帝的诞辰。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有六个皇帝给真武大帝上封号,与《水浒传》有关的皇帝共有四位:
宋真宗再号真武灵应真君
宋钦宗加号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真君
明太祖加号玄天上帝,明太祖复封真武荡魔天尊
明成祖封号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
显而易见,最后给真武大帝上封号,且到了极致的是朱棣。朱棣被封为燕王,镇守着大明的北大门,正是真武大帝所处的位置。其实,朱棣这是在标榜自己,或者借真武大帝的神力,夺取大明皇位。因而,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朱棣赶走朱允炆做了皇帝,而为朱棣成功夺位的第一功臣就是“称姓氏”的和尚姚广孝。
《水浒传》中,施耐庵写到了宣和元年宋徽宗下“革佛诏”这件事,“革佛诏”中就有一条,把佛降为大觉金仙,释家没有了,僧人便要称姓氏入道学。书中以“鲁智深”、崔道成这两个符码来隐射这段历史,而姚广孝其实也是一个称姓氏的不伦不类的“花和尚”。
和尚与“真武大帝”联手,其实也是《水浒传》中“佛道合一”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鲁智深绰号天孤星,而姚广孝字独暗,号独庵老人,岂不是很“孤”吗?《水浒传》中还有很多这方面的隐喻,比如,武松景阳冈打虎等等。
种种信息都表明,施耐庵就是一个佛教信徒,此人绝不是乡间长者,而是一个在大明王朝中有一定地位,能够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大明王朝秘史的人。虽然名字中有“庵”字,但是不是个僧人,恐怕还得进一步探究。
无论怎么,施耐庵都不是“实乃俺”。施耐庵不是,罗贯中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