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0年里，高能权一直是这个村庄的最高领导人。
如今，吕家庄村这位91岁的党支部书记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2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使他的右腿膝盖处埋下了几根钢钉，以至于走路的时候，步伐缓慢，总是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一位村干部叮嘱，如果他走路时低着头，就先别打扰，那是老支书在思考。
老支书的思考决定着吕家庄村的命运和未来。
比如他在1982年作出的思考，便直接决定了这个村庄现在的面貌。那一年，当“包产到户”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隶属于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东卓宿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并没有把地分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老支书都说：“分了不沾（方言，指不行）。”
所以，如今只要走进吕家庄村，人们就会发现，工分、口粮和集体劳动这些人民公社时期的印迹，至今仍是这里5558名社员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里从生产工具到骡马牲口都归集体所有。
这里的人们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员”。
这里沿用着口粮的说法。上午把麦子收下来，下午就分到各家，购粮款按照市场价从年底的分红中扣除。
这里从干部到社员家的房子都一般大，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片的果园，时常能碰见社员们聚拢在一起，从事集体劳动。
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些都已经是久违的场景。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几年前，曾有新华社记者在吕家庄村拍过一张照片，内容为“河北农民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很快就被网友质疑是摆拍，因为“巴掌大的麦田，喷药的农民竟多达6人以上”。质疑者言之凿凿地指出，自从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之后，在田间地头只可能看到“单兵作战”，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场面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在吕家庄村，这种场景并不鲜见。
6月24日下午3点30分，第七生产队的社员三三两两地骑着自行车，赶往村子西口的麦田集合。
当天，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播报，说石家庄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2℃，是全国最热的地方。但是，“就是100℃，也得出来挣工分呐。”社员高红军（化名）说。他手里攥着刮板，正靠在一棵杨树下乘凉。
在这里，只要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记工分。于是，一位下了班碰巧从田边经过的社员，也借了个刮板，加入到这个队列。一名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初二学生也从这里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集体劳动。
当天要干的活儿叫刮坝儿――30多亩地，每隔大约8米堆起一道土坝，以便浇地的时候能挡住水。这一天，生产队长派来代班的，是一个“肚子最鼓的”中年人。他拿着记名的小本子，忙着给到场的23名社员派活儿。在这里，不管干的是什么活儿，只要出一次工，通常记10分。依据年龄大小记工有所不同。那位初二的学生第一次劳动，10分只能记0．45个工，以后逐年增长。等结婚就算成年了，可以记0．98个工。在第七生产队，去年1个工相当于15.5元。
“除此之外，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带班的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算农忙的时候，人还少些，等春天没活儿干的时候你看吧，这个500多口人的生产队会冒出130多个劳力，只要在地里待上10分钟，记了工，就一哄而散。
正说着，刮坝儿的几位也散了。有人掏出了香烟，有人躲到阴凉处玩起了扑克牌，高红军走到一旁的果园里摘了个还没熟的苹果，啃了两口。30多亩麦田，大概有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但不到20分钟，社员们就草草干完活儿收工了。
带班的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望着高低不平的坝儿，说了声“就这么着吧”，便摇摇头交差去了。
两天后，这次集体劳动的“后遗症”显现了出来。“倒霉的”高红军被派到这片麦田里浇地，水刚放出来，前天才刮出来的坝儿就顶不住了。“（水）都他妈的跑过来了。”高红军一边骂，一边铲土堵坝。另一头该浇的地没浇到，他还得用铲子往上撩水。
一个旁观的社员把矛头指向久不露面的生产队长：“他们当官的也不做活儿，也不露面，挣的钱顶两个人，你说社员们能做好了？凑活给你刮上点儿就算清咧。”
前一天刚播下去的大豆，被高红军一铲一铲拖泥带水地挖出来，都填在缺口上了。“那能带不出来啊？可你说我上哪儿找土去？要是自己的地，播种前就整平了，谁舍得糟蹋种子啊！”
干了没多久，眼看着别的社员已经歇了，高红军决定，浇不到的地就算了，其余的地下午再说。
余下来的休闲时光，过了而立之年的高红军一直在抱怨：现在的小年轻给集体干活儿不卖力气。他似乎忘了，就在两天前，他自己也并没有怎么卖力地为集体干活儿。
“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自从20多年前的那场车祸之后，高能权已经很少有机会深入田间地头了，然而麦田里发生的这类故事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入了他的耳朵里。
“生产队里确实出现了‘出勤不出力，干活儿一窝蜂’的苗头。”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
大多数时候，老支书都只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每天由汽车接送回家。可他对这个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干部介绍：“这村委会的办公楼是10多年前盖的，才花了几十万元。”一旁闭目养神的老支书忽然开口，纠正道：“1993年，25万元。”
有人向他询问村里新建单元楼的架构，他告诉对方，每栋楼32户，打桩1038个，每个桩有4.2米深……
社员之间流传，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书偶然坐车经过一栋违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于是人们传说，“村里哪儿多了捆柴禾，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像大多数老年人那样，高能权偏好清静的生活。村干部们有意无意地搬到别的屋工作，以便让老支书独自看报或思考。只有等老支书按铃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开会。
农村基层工作通常都很繁杂。类似新建的单元楼要打井，预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后都要由这位一把手来定夺。
“不分田到户”大概是高能权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也在那段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变了吕家庄村的命运。
1982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着周围的村都已经开始分田，高能权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据说，当时石家庄地委专门派来一位县委书记，自上而下地推进包产到户。
后来，高能权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他发现1982年中央1号文件里关于农村改革讲了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并没有搞一刀切。
有社员说，老支书当时不想分，但老支书说，是因为村里人不想分。“小岗村要包产到户，那是因为已经吃不上饭了。”在解释吕家庄村为啥“宜统”时，高能权说，地处冀中平原的吕家庄早就吃上了大白馒头，“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在几位年老的社员的回忆里，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深谙农业生产的高能权就已经着手，根据农活儿的远近、难易、脏净等实行劳动定额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弊端。比如耕一亩生地，可以记0．24个工，但如果这块地离社员家很近，则只能记0．22个工。
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一度让吕家庄村迎来了最初的辉煌。有人曾查阅过统计资料，1982年晋州农民平均劳动日值为1．09元,年平均收入为14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而在吕家庄村，当时的劳动日值则已经达到1．92元，公共积累近600万元，并且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当时，高能权找到晋县县委书记，要求保留集体经营的制度。但是对方做不了主。后来，他又找到石家庄地委书记，陈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后的计划。
据说，当时的石家庄地委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听着有点儿意思，你就这么干吧。”
“那个时候……”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
很快他又发现，造纸就要有造纸毛毯（一种耗材）。当时，全国只有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厂家能够生产，因此供不应求。于是，高能权派村干部远赴贵州的一家军工企业求购机器。厂家听说是一个“村”要买这种机器，以为是骗子，给订金也不同意。后来还是高能权拍板，用村里凑起的家当支付了全部货款后，才把机器拉了回来。此后，这个造纸毛毯厂每年上交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共上缴集体近千万元。
吕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就在那个时候从镇政府回到村里。“那时候老支书还年轻，村里正红火，上什么企业都赚钱。”谈到这段昔日的辉煌时，现今54岁的高建雨忽然望向远方，眼里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个时候，村里大企业也办，小营生也搞。养花、养金鱼、养鸟、养鹅、养奶牛、养梅花鹿。后来又在街上开起了香油坊、醋坊，给社员修自行车、理发、做裁缝……”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连这些服务业也都是集体管理，按劳动收益给社员们计算工分。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不过，如今回忆起那个年代，上了岁数的社员们更多地是在追忆某种“思想”。
“那时候，有社员晚上偷偷地为集体起粪，不留名，那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做义务工。”
“那时候，都是干部带头劳动――每年，乡干部要下地干100天，大队干部要干200天，生产队长要干300天。”
还有社员提到，那时候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老支书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协委员来村考察，村委会买了两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书全都退给了小卖部。结果，这次招待仅花了7元钱。
老支书的一个近亲，因为执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亲为多要一点宅基地被他拒之门外，气得半年不来往。
老支书从没为私事用过集体的车。一次，老伴被疯狗咬伤，小儿子私下里要了车带母亲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补交了60元车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的流传，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这个家不好当”
有时候，老支书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他的书法在村里很出名，从村委会大门到吕家庄小学的牌匾过去都是由他来题写。只不过，近年来他已经很少再提笔。
“我写的这个叫自由体。”一次采访间隙，老支书笑着拿出几张单幅字来赏玩。他指着一个“家”字说，“这个字不好写，因为结构不好整。”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家也不好当。”
大约是2004年前后，老支书突然发现，周围那些搞单干的村子开始发展私营企业，有的甚至设立了开发区。结果有些社员不愿意跟集体干了。“他们出去打工一天挣六七十块，给集体干一天挣20块，没钱谁干啊？”
近几年来，吕家庄村的那批集体企业已经相继停产，造纸毛毯厂关门之前还有200万元的货物堆在仓库里。现在，16家企业中只剩下一个帽厂还在搞出口产品，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订单也少了。
如今，经过吕家庄村一排排集体企业的厂房，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员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也开始抱怨挣不着钱。
记者第一次到吕家庄村，就碰见第八生产队的20多位社员正三三两两聚在麦田里，但凡有外乡人经过，便放下手中的镰刀开始张望。
“记者同志，你说集体好还是分了好？”在得知记者身份之后，一位30多岁的社员跑过来问道，还没等回应，他又抢着回答，“要我说，还是分了地好。你看别的村，爱吃玉米就种玉米，爱吃谷子就种谷子，多自在。你去转悠转悠，周围分地的几个村比我们强多了。南边那个强，北边那个也强。”
说着话，五六个社员围拢过来，七嘴八舌讲开了。
“现在挣工分就3000块，刨掉口粮，剩不了几个钱。”
“如今这集体还不如人民公社呢，过去当队长的带头干。现在他们也不干活儿，就会说‘你干就干，不干滚蛋’。”
正说着起劲儿，记者忽然发现，刚才在麦田里干活儿的人一转眼都不见了。“队长又不来了，都散了呗。”那位30多岁的社员说。说完他也忙着去找带班的人记工分去了。“这就跟放羊一样，得找头羊啊。”
社员们说，七八年前那会儿，人少活儿多，大家多劳多得。现在因为机械化之后活儿少了，劳动力却过剩了。还有些人“两条腿走路的”，又在厂子干，又在田里待着，一天记两份工。现在村里只要是能动的就下地，出来就有工分，劳动力比过去增加了一半。
于是，有生产队长发明了“摸球”。活儿难做，没人肯做，就摸球；活儿好做，人人争做，也要摸球。反正摸到的干，摸不到的看。
后来从生产队长到社员更是形成了默契。比如拔草的时候，社员们就用脚踩踩，如果连根拔了，下次还拔什么？社员们编了句顺口溜：“拔草不拔根，拔根挣不到分。”
不过，对于是不是要把地分了，一些年老的社员不像年轻人那样不顾一切。“像我们这样上岁数的人还是待在集体里好。”71岁的社员老高说，“反正出勤就有口饭吃。”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也像他这样守在地里，守一辈子。
如今，社员们都在期盼老支书能力挽狂澜，再现这个村庄往日的荣光。却又不免担心，这位已年过九十的老人会不会感到力不从心。
在已经追随了老支书一辈子的老高看来，“目前的困难只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
然而，一个自称“从未见过老支书”的年轻人却在一旁插话了：“一个清朝末年（实则是民国初）出生的人，还能带领我们搞现代化吗？”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
面对这位掌管了这个村庄60年的老支书，那些在新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并没有他们父辈的那种“敬畏”。他们对这个集体和领导者的怀疑，有时也会传到老支书的耳朵里。
早在人民公社时期，老支书就已经是“三起三落”，对他来说，这些质疑“就像是浮云”。他总是笑着说，“心里没病，就死不了人。”
老支书更愿意相信，时下年轻人对于分地的诉求，只是因为没活儿干，而不是发自内心。
每天早上，老支书的桌子上都会摆上《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纪检监察报》，这位出生于民国初的老人，希望藉此“与时俱进”。
“你去采访过小岗村吗？”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老支书忽然问道，“报上说，小岗村又把地合起来了？总书记也去过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老支书对报道中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当年参加按手印的小岗村村民严金昌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
“就算亩产小麦1000斤，一亩也才卖800元。现在化肥都涨到4000元一吨了。农民赚不到钱。”这位坚持集体领导的老支书认为，如果单靠发展农业，包产到户已经走到头了。
他至今仍然保留着关于《小岗新路》的剪报，似乎想以此来证明自己当初的抉择是对的。然而就在小岗村试图进行新型合作化的求富实践时，吕家庄村这个曾经辉煌的集体也陷入了危机。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过去吕家庄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在全市范围内遥遥领先，然而当2008年晋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94元时，吕家庄村的统计数据为 6200元。
集体中的人们并不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他们只相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过去，他们的日子过得比邻村要好得多，现在已经逐渐被赶上甚至超过了。
有一位六队的社员私下里议论，说这是因为老支书“老了，保守了”。
然而在老支书看来，这只是因为“集体企业不好办了”。
村里仅存的帽厂去年上交了利润60万元，但集体能奖励厂长的也只有378个工的分红和3万元奖金。尽管已经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奖金，但谁都明白，那些有才干的人如果自己干个体，少说能拿个十万八万元。
此外，集体企业里充斥了大量的后勤人员、行政人员，好些都是干部家属，又都上岁数了。“有的建厂时就在，现在是功臣了，但是老了，不能干了。他会问‘凭什么不让我待？我在这儿的时候你在哪呢？’他跟你讲这个，你没办法。”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说。
“如果能裁掉20个，厂子一样运转，而减员增效的利润就是20多万元。”高建雨早就算过这笔账，由此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一些国有企业要改制。
“现在人人都盯着钱。”老支书也承认这一点，“没钱没法过日子。”
老支书甚至特意调查过，就在村委会所在的这条街上，做买卖的社员已经有100多个，小门市部有30多个。大多数人过得挺好，还挺赚钱。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这位坚持集体经营的老人也不得不转变思想，“只要有效益，劳力有出路，就可以干。”
今年，村里就为一位养猪大户划拨了60亩地。对方除了每年要交给集体6万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雇员必须从本村的社员里选。
于是，这个曾经不允许个人单干的集体，近年来也开始鼓励甚至每年拿出60万元来资助社员发展个体私营，通过这种手段来转移集体中剩余的劳动力。
对吕家庄村来说，这是一次不知不觉、或许也是不情不愿的转型。
老支书得了抑郁症
老支书真的老了，村里这个岁数的老人如今只剩下8位。那些他看着长起来的娃娃有的都已进入暮年。村里不少年轻人从来没见过这位最高领导人。
全村的社员大会很久没有再开过。大喇叭里的宣传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推销太阳能热水器的广告。
2006年10月17日，那时各村党支部都在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年88岁的高能权好不容易把42页材料读完，开始写心得体会。写着写着，突然一阵头晕，自此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并开始发烧。
社员们把老支书送到省城医院住了18天,一番检查之后，医生开了一种叫黛力新的药。
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得了抑郁症。
“您是不是该培养接班人了？”据说，各级领导来参观考察，都好问这个问题。
吕家庄村的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因为20多年来没怎么调整过。老支书的小儿子高久信刚被选为支委的时候才25岁，如今也已经年过半百。尽管如此，他也仍然是9个支委中最年轻的。还有两位56岁，一位58岁，其余的都已经六七十岁。
尽管人们都知道支书是选举的，但是人们也都很在意老支书的意见。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含含糊糊。社员们猜测，或许是没有他看中的人。
由于这个集体和老支书的存在，吕家庄村至今仍被各界人士另眼相看。老支书声名远播，有些地方想把老支书树为典型，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他的精神。后来老支书写了封信寄去，信中说工厂关门了，帽厂订单也少了，鸭梨降到13元一箱也卖不出去……
“谁不想干好啊，可干好不容易。”老支书叹了口气说道。
这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个上什么企业都赚钱的时代了。
支委高久信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都说纤维素赚钱。那一年光晋州市就上了50多家私营企业。结果价格从4万元一吨掉到两万元一吨。
村干部们都在庆幸当时没跟风上这个项目。“市场规律吧，你不好说这事。”高久信说，就像猪肉价格从高峰跌到低谷，现在又回升了，真闹不准。
一个相对稳妥的想法已经得到了老支书的认可，未来吕家庄村打算用集体的土地入股，引进大的企业，同时解决社员就业问题。
但是，干部们南下北上去考察过梨汁厂、方便面厂，还有一个手机充电器厂，却因为种种因素，没引进成功。
“如果您再年轻20岁，是不是这些就不成问题了？”有人问老支书。
老支书笑了，脸上闪过异样的羞涩，就像是个孩子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表情。
无论如何，老支书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南下北上为集体奔忙了。
他挥着手与记者道别，然后转过身，向屋里走去，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
吕家庄村委会
6月23日下午，吕家庄村第六生产队组织喷除草剂，当天参加集体劳动的女社员有30多人
6月24日，第七生产队的社员们集合，要等人到齐才开工
91岁的老支书高能权
被生产队长派来“带班”的
社员家的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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