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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是一个地处太行山西麓山西省昔阳县的小山村，从生态环境来看，这里属于“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土石山区，穷山恶水、自然条件恶劣。［ 1 ］在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论看来，人类的文化及其精神品格常常与他们所生存与生活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理论可以从大寨的经验中得到理解。在中国社会广泛传颂的“大寨精神”，亦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品格，与大寨农民生活于其中的恶劣自然环境不可分割，正是大寨村的穷山恶水为大寨农民创造其文化精神提供了自然基础和舞台。就一个村庄而言，作为一个自在的社会主体，每个村庄都会有着其自己的传统或“本性”［ 2 ］，那么，大寨村的传统或“本性”则就是在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并延续下来。那么，大寨村农民为何能够创造出典型和榜样呢 ? 他们用什么样的行动实践赋予一个农村典型什么样的意义呢 ? 大寨典型与大寨人的典型特性和典型实践是否具有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因果链关系呢 ? 要理解这些问题，还是回到大寨村人口与变迁的社会事实之中。目前，大寨村有 220 户左右的人家，人口在 510 人左右。在大寨成为先进典型的关键之年—— 1961 年，全村有 80 户 340 人。［ 4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大寨村住户和人口的增长基本处于较为平稳的增长状态。就人口结构与变迁而言，大寨村属于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山村，这里居住和生活着较为平常的农户。作为一个平凡的小村庄，大寨何以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呢 ? 究竟是大寨人创造出的先进典型，还是由社会建构起一个时代的典型呢 ? 在大寨典型的原型结构中，陈永贵无疑就是那位特别的村庄精英，他以超凡的精神、毅力、能力和智慧，领导村庄农民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的品质和事迹是真实的，也是特别的，具备成为典型的特征。构成典型主体的因素是大寨村的农民群体，之所以说他们是特别的，是因为他们确实具有朴实、忠诚、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特质。他们的这些特质或许是其他地方的农民难以通过学习就能达到的，可能正因如此，很多地方的“学大寨”也就只能流于形式。也正是在这样的群体中，才会涌现出陈永贵这样的精英，陈永贵也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完成一件件超凡的事业。大寨农民群体所具有的特质是与大寨村整体性的特质分不开，这个村庄的特质既有历史的，也有自然生态的，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特质。［ 8 ］大寨 1963 年遭遇的自然灾害是偶然的、特殊的，但在其成为全国典型乃至闻名于世则具有关键性作用，因为特殊的、偶然的事件是权力、媒体和大众建构的最好素材。人们通常从当下的立场去看待历史过程，这样其实不利于理解大寨典型与其特殊的时代之间的关联。比较两类农村典型，并不是要评价和比较两个典型优缺点，更不是去评论典型中的原型村庄的功与过。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与农村典型中的原型村庄联系起来，认为大寨的“小”或“过”主要有“过于理想主义、缺乏实现有效合作的条件、苦干而缺乏科学的精神、大寨精神缺乏人本理念” ; 而小岗村的“小”或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体现合作的优势、缺乏规则意识。”［ 11 ］这样的评论缺乏学理分析基础，有过于主观且明显价值判断之倾向，且还有把农村典型与原型村庄、农村典型与农村政策问题加以混淆之嫌，因而对农村典型的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对于原型村庄大寨和小岗来说，他们都是自在的村庄，农民们所作出的事迹，首先是他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生存与生活的行动选择，不存在“功”与“过”的问题。所以，分析和比较大寨和小岗两种农村典型，需要从结构—建构的维度去析解和理解原型与典型的关系，以及典型的社会建构机制和象征意义。其次，农村典型的产生实际都是不同时代的社会建构的产物，都满足了时代的政治需要。在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出现饥荒问题时，政治系统需要用一种力量来增强农民对政策的信心，并试图找到继续推行路线政策的方法，大寨人的精神和事迹符合了这一时代需要和政治需要，于是大寨主要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建构为集体农业的典型。大寨人所具有那种团结合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在改革开放乃至近日依然得到继承和发扬，［ 12 ］而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的问题，则是政治运动和政策本身的问题，责任并不在大寨及其农民身上。尽管大寨人的奇迹是不可复制的，但大寨精神依然值得赞誉和欣赏。同样，小岗村农民无法合作和接受集体生产的政策，起而抗之，通过改革以求生计。这种行动与大寨典型截然相悖，但却符合了改革转折时期的政治需要，从而被建构为农村改革典型。此外，农村典型的建构主要是对原型能动性的建构与意义延伸。大寨人通过集体的团结和艰苦奋斗，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农业生产成就 ; 小岗人通过私下协定和分田到户，也确实彻底改变了集体生产的困境，取得粮食生产大丰收。然而，农村典型的建构逻辑正好是反向的，即大寨和小岗村都成功了，所以他们的做法或行动方式就是成功模式，需要学习或模仿。正是受典型建构逻辑的支配和影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大寨田”“大寨工分”等做法也就成为模仿和复制内容，同样，拆散集体也曾被一阵风地推进和模仿。田野工作者在农村调查时经常会听到农民反映 : “我们最期望的就是有好政策。”那么，农民究竟需要是什么样的好政策呢 ? 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政策呢 ? 如果我们把农民所说的好政策理解成某些具体化、形式化的措施，或许就偏离了农民的本意。如果真有好政策的话，那绝非条条框框，而是不给农民约束和限制，同时又能帮助、支持和引导农民，让他们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显示，让农民陷入困境的，往往就是那种试图用一种想象的理想政策、用一种模式去改造所有的农村，而不考虑村庄和农民自主选择意愿。村庄是一种自然与社会历史的连续统，每个村庄有着自己的特质，因而真正理想的农村发展道路不可能只有一条，而是多样的。［ 14 ］所以，塑造和建构农村先进典型，主要功能在于弘扬典型的正面价值，而不宜形式化地模仿和复制典型，更不宜用政治运动和政策形式强制推进典型的复制。同样，农村发展模式也是对发展经验中的共性的概括和总结，只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不可以政策形式推行模式的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