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318】俞可平：“孥戮汝”或“罪人不孥”？——株连与中国传统政治

“连坐”历史悠久，是存续时间最长的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之一。 谥法与丁忧制度曾有中断，但连坐制度却历经各朝而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夏朝开创了连坐的先河。《尚书·甘誓》首次出现了“孥戮”一词：“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一般认为，这里的“孥戮”意即连坐：如果胆敢抗命，则戮及家人。商朝延续了夏朝的连坐制度。《尚书·盘庚》篇记录了商王盘庚迁都殷之前发布的训令：“呜呼！今予告汝：………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意思就是说，如果胆敢有人居心不良，违抗命令，图谋不轨，那么我不仅要灭了你们，还要让你们断子绝孙，不能让你们在新的国都中繁衍后代。周朝出现了公开反对连坐的势力，《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然而，更多的文献记载表明，至少到了东周王朝和春秋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普遍推行，而且首次出现了对以后的中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族”“灭族”和“灭三族”刑罚。到了战国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颁布的法令之一即是后人所称《告奸连坐令》。

俞老师对连坐的范围和形式做了新的概括，将连坐分为三种范围。 其一是“缘坐”，指一人犯罪株连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直系近亲属，这是最重要的连坐惩罚，也是传统连坐制度的原型。 从“株连三族”直至“株连九族”或“株连十族”,这是缘坐的极点。 其二是“伍坐”，又称“邻里连坐”“邻保连坐”或“邻伍连坐”，指一人犯罪株连共同居住地的其他无故之人，这是仅次于“缘坐”的连坐形式。 “伍坐”深刻地反映了个人与其所处地缘共同体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个人与邻里的连带责任，是对个人与其所在地缘共同体相互联系的强制性约束。 最后是“职坐”，“职坐”是职务连坐的简称，主要是指同一官僚机构成员之间的连带惩罚，因而也称“官坐”。 “职坐”反映的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个人对业缘共同体所承担的连带责任。俞老师指出，三种范围的“连坐”间还存在着历史逻辑的先后关系。比较而言，缘坐是最早产生的，职坐和伍坐要晚得多，职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直到最后超越缘坐和伍坐，成为最重要的连坐形式，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本位密切相关。连坐从形式上划分，首先是诛杀或处死，从肉体上消灭正犯及其最亲近的血缘共同体成员。除了诛杀处死的极刑外，适用缘坐对象的刑罚还包括流放、充军、籍没、收帑等。

连坐在中国历史中延续了几千年，一定有其存在的道理， 俞老师认为连坐有六种政治功能 。 第一，胁迫从善。 国家通过强迫不从恶和胁迫从善维持社会秩序，“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体现了连坐制度胁迫从善的功能。中国强迫从善的功能与西方有所不同，但从古至今都很重要。 第二，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的监督，提高政治统治的效能。 连坐可以通过抓住关键少数，实现对多数人的监控，有助于提高统治效率。 第三，增强孝的社会政治功能，引导社会对忠孝的评价。 忠孝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有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孝维持社会秩序，忠维持政治秩序，连坐制度可以发挥孝的功能来维持社会秩序，进而强化忠的功能。第四，防止当事犯家族成员的反抗与复仇。第五，利用“熟人社会”和“人情关系”有效约束邻里和血缘共同体的社会行为。第六，通过连坐的惩罚和奖励，将血缘、地缘和业缘共同体变为利益共同体，从而规训人们的社会行为。共同体成员在连坐制度的奖励和惩罚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俞老师进一步就连坐与中国传统政治进行分析，指出,传统中国的连坐是一种国家制度，是国家对个人与其家族、邻里和同僚等连带责任的强制性要求，是国家对个人行为的超强制约束。 传统的连坐是一种极端严酷的群体性惩罚，其惩罚的对象不仅是当事犯个人，更包括当事犯所在的群体。 连坐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国家对个人生存权、自主权和其他基本权利的无端剥夺，是国家对个人与其关系最紧密群体的一种绝对专制。 连坐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沿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维持专制政治统治和巩固现存政治秩序的有效手段。 作为君主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连坐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残暴的群体性惩罚来镇压和扑灭任何对现存政权现实的或可能的重大反抗。连坐和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连带责任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因为行政连带主要是官僚群体，而且是以集体承担某种行政责任为前提的，没有共同行政责任的人不会受到处罚。连坐是国家对个人社会连带责任的强制性约束，深刻地反映了个人的社会属性。连坐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群体关系模式，通过血缘、地缘、业缘三种关系将个人捆绑在共同体内，是人身依附的结构性基础。

王续添老师从中心主义国家视角进行评议，连坐制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产品。 理解传统中国需要使用学术的概念，尤其是应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需要把握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士作为市民之首与君主的关系，以及士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秩序，依据这样的关系秩序建构的国家政治秩序，王老师将其概括为“四个中心”：一是中心力量，士大夫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心力量；二是中心理念即儒家文化；三是中心制度，王老师认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制度是科举制、领导军队的制度和央地关系制度；四是中心过程，是基于中心力量的主导、中心理念的指导和中心制度的架构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效运作，连坐就是维持中国治理有效运作的制度。王老师指出，俞老师的学术关切落实在中心主义政治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中心力量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以及社会中心力量与社会基本力量关系现代化的问题。

郑小威老师从四个角度做出点评。 首先是古代史的角度 ，专制作为理想型，包括元首的无限权力和人身依附关系两个层面，俞老师的讲座可以帮助我们在人身依附关系层面理解专制。 其次是中西比较的角度 ，中国和西方的法的含义不一样，可以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体的关系做梳理和比较，古希腊罗马的统治集团人数比较大，古代中国则是一人统治，君主的意志就是法。 再次是写作的方法 ，专制、连坐的概念都有极大的政治性，在后殖民主义的叙事如此强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使观点在不被别人误解的情况下更好发展下去。 最后是在晚清民国的人看来 ，中国没有社会，市民社会和晚清民国的知识分子想建造的社会不同，他们引入了西方对社会的理解来反观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