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霄）

傅杰青： 男，宁波人，194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1952年响应抗美援朝号召，踏上参军之路，转入哈尔滨医科大学研习医学专业，主攻微生物学， 1954年被分配至北京卫生部研究所工作，文革时期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务农，后回到江西担任《江西医药》主编。

引文 ：李岚清特地将我赠予他的印带来，并从印谱中找到了此印之来源——清代篆刻大师蒋仁之力作，与我50年前赠他的印一起，书成《铭印题记》回赠于我。

这次参加60年校友返校活动，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让人感慨万千。我1949年进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当年在班级里成绩尚说得过去，入校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来。

那时陈望道是我们的校长，也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本就是他翻译的。我还记得我们《社会发展史》的周国诚老师、《政治经济学》的刘老师，他们眼界高远、学识渊博，授课的方式灵活生动，待学生又和蔼可亲，可以说身正为范，让我们在学校里尽享学习的乐趣。

回想起在复旦的求学岁月，不得不提我的莫逆之交李岚清。那时，我们俩常常相约去虹口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外国电影很难看到，我们尤其喜欢看外国文艺片，看电影成为我们求学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后来，50年代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我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北上参军习医。行前铭刻一方“真水无香”的闲章赠送给了李岚清同学，互勉以纪念我们共同学习和工作中结下的友谊。

2004年6月8日的班级聚会中，我们两人还回忆起以前一起去看电影的小电影院来。他说那家电影院的名字叫“海宁”，我说好像是“胜利”。后来回家问了女儿，才知道当年的电影院原本叫“海宁”，后来改名为“胜利”。不仅如此，他特地将我赠予他的印带来，并从印谱中找到了此印之来源——清代篆刻大师蒋仁之力作，与我50年前赠他的印一起，书成《铭印题记》回赠于我。

说起这枚印章来，其实还有一段小故事。1953年，李岚清应东北建设之需，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其背包不慎被盗，而这枚印章却因为放在小包随身携带遂得以保全。在半个世纪的沧海岁月中，他竟然一直保存完好。我们虽不常相见，但他的念旧和有心，让我倍加感动。

1952年伴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嘹亮口号，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参军的征程。那个时候，青年们有着强烈的报效国家、复兴民族的意识。我也和这些青年一样，立志以所学报国。所以我前往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专心学医。在东北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环境也相当恶劣，但我誓为新中国医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因此不辍研究、认真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卫生部研究所从事医学科研工作，总算了圆了我的报国之梦。

我从小就爱好写作，大学期间经常自己写文章。工作之后，凭借自己的学术科研能力出版了若干医学专著，其中有一本《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八十年》在医学界深具影响，想来也颇为欣慰。我还翻译了多本苏联专家的医学著作，也算是为国家的生物医学事业贡献过一分力量。

在我80多年的生命长河里，最值得去细细回味的过往，便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和苏联专家深入西部地区进行医学调查研究的经历。50年代初期，国家医疗卫生水平极其落后，尤其是在偏远穷困的西部地区，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受到瘟疫、传染病、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我在哈医大不仅研读医科，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随即在参加工作后担任苏联医学专家的俄语翻译，和他们一起走遍西部，调查研究，致力于民生医疗。

那个时候，西部鼠患严重，人民苦不堪言，苏联专家以其专业的生物医学知识和创新实践能力，在很多村落县区帮助我们消灭鼠害。年轻的我曾亲眼目睹边远地区穷苦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农村粮食减产、疾病横行，有些地方甚至尸横遍野。老百姓没钱看病，更不懂得基本防治措施，真的令我深深担忧。我和苏联专家们不仅深入乡村，走街串巷，有时候还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用专业的技术帮助百姓除鼠患，还大力普及预防鼠害的基本知识。

这一段经历对我影响颇深。刚毕业的我还有些迷信书本，但苏联专家却会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书本上的专业知识，重实践，不教条。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的医学素养和执业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同时被他们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精神所折服。这对我一生从事医学研究工作而言，可谓意义重大。

在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人生难免有起落。文革时期，我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务农，后得以回到江西担任《江西医药》主编。退休后，从江西回上海居住，终于可以经常和老同学见见面聊聊天了。

走过八十载春秋，身体也不如从前，我患有糖尿病，不过每天自己可以用医药器具给自己注射，倒也不需要麻烦他人。虽然已经年迈，但依旧习惯独立思考行事，关心国家变迁、社会动向，每天半个小时的报刊杂志阅读是我的生活必修课。此外，我还有个嗜好，便是听苏州评弹，每天都会去听。这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也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