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方舟子，两位在各自领域都很成功的男人，在一片转基因作物的大田里相遇。
崔永元从广播、电视、电影里走进了田地里，是因为社会关切已经把这片田地变成公共领域。一位有着社会关怀的成功者走入公共领域，仿佛回到了自己家一样。何况媒体人的社会使命感，批判、质疑精神和他在短期内的集中投入，使他形成了在这片田地中的自信。
然而，基因工程或转基困，本来是一个生物科学的专业领域，那里有一大批专业工作者，也有着以普及专业知识为职业的科普作家。生物学博士方舟子就是其中之一，专业知识使他形成了在这片田地的自信。
于是，分别带着各自不同的自信，本来可以在不同领域遥遥互伸大拇指的两个成功男人，在这里相互伸出了小拇指。这两只小拇指最终在上周受到一纸判决的惩戒。
这个故事仿佛是当下公共场域的一个隐喻。任何一个公众关切的专业领域，都可能会变成言语冲突、人格侮辱发生的地方；任何一场捍卫公共利益与捍卫专业尊严的对话，都可能沦为由法庭裁决的侵权纠纷。
崔永元和方舟子发现：法院的裁决离他们各自的使命感和他们的职业尊严都很远。这是因为：民事法庭本来也不对任何伟大使命的冲突进行裁决。本案“两造”各自提出的诉讼事由（其实是相互起诉的两个侵权案），正是，也只是——一点儿也不高于街头口角的普通事由（尽管让评论者关注的是所谓“网络言论的边界”），法院没有必要考虑到他们各自伟大的使命感和纯洁良善的初心。
他们是怎样各自离开初心的呢？
恰好有一个短短数分钟的样本，可以典型地演示这个过程。那就是：整整三个月之前，崔永元在复旦大学关于食品转基因问题的演讲中与生物学教授卢大儒之间的争辩。
卢大儒教授刚刚站起来发言时，首先明确地表达了对于崔永元作为媒体名人的尊敬，并积极评价说：崔永元对转基因问题的关注，促进了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对于转基因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知情的重视。卢大儒的这个开场白，除了是对客人应有的礼貌之外，也透露出他试图控制自己、使这场对话保持在理性和专业水平上的初心。尽管他肚子里可能蓄积着一个专业群体对崔永元的不认可甚至——不屑。
但是，崔永元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位刚刚下课的老师虽然看起来并不出众，年纪不大，却是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组组长、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科协委员，他对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针对肺癌、脑胶质瘤等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治疗进行大样本和多中心的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对于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从网络可以检索的这些资料表明，这位对话者是一位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重大贡献的人。
无论卢大儒教授内心是否期待，他的专业贡献、专业尊严和专业自信，在现场没有得到崔永元的尊重。因为崔永元恰巧站在新闻学院的报告厅——他自己作为媒体人受到明星般追捧的地方。在这个场合，他可以用“您学过播音主持吗”来抗衡卢大儒的自信，尽管这个议题与播音主持无关。而随着对话的气氛不断紧张，卢大儒的专业自信终于以这样一句话表达出来了：“你要跟我讲科学性，说句老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而这，正是轻蔑。
崔永元迅速反唇相讥，这正是他的专业优势：机敏的语言反应，再加上一个他因为采访而恰好知道的“知识”——黄金大米“转了几个基因”。他把这个“记问之学”巧妙地做成了一个辩论的陷阱，让卢大儒当场难堪。尽管，这个辩论环节的“胜利”无论是对于国家转基因政策还是对于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甚至对于这场辩论，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把自己的专业优势带入了别人作为专业的领域，只是为了羞辱一个人。这也只是因为，他自己受到了轻蔑。
方舟子并不是一位科学家，他有被法庭裁定差不多相等的过错。方舟子与崔永元的故事，并不就是崔永元与卢大儒的故事。但是，由自信到轻蔑的机理是一样的，由轻蔑到伤害的路径是一样的。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即使那些自觉担当着社会责任、以公众利益为追求的人，也那么容易因为“睚眦”（瞪眼）之类的个体轻蔑而远离纯洁伟大的初心。
崔永元，方舟子，两位在各自领域都很成功的男人，在一片转基因作物的大田里相遇。
崔永元从广播、电视、电影里走进了田地里，是因为社会关切已经把这片田地变成公共领域。一位有着社会关怀的成功者走入公共领域，仿佛回到了自己家一样。何况媒体人的社会使命感，批判、质疑精神和他在短期内的集中投入，使他形成了在这片田地中的自信。
然而，基因工程或转基困，本来是一个生物科学的专业领域，那里有一大批专业工作者，也有着以普及专业知识为职业的科普作家。生物学博士方舟子就是其中之一，专业知识使他形成了在这片田地的自信。
于是，分别带着各自不同的自信，本来可以在不同领域遥遥互伸大拇指的两个成功男人，在这里相互伸出了小拇指。这两只小拇指最终在上周受到一纸判决的惩戒。
这个故事仿佛是当下公共场域的一个隐喻。任何一个公众关切的专业领域，都可能会变成言语冲突、人格侮辱发生的地方；任何一场捍卫公共利益与捍卫专业尊严的对话，都可能沦为由法庭裁决的侵权纠纷。
崔永元和方舟子发现：法院的裁决离他们各自的使命感和他们的职业尊严都很远。这是因为：民事法庭本来也不对任何伟大使命的冲突进行裁决。本案“两造”各自提出的诉讼事由（其实是相互起诉的两个侵权案），正是，也只是——一点儿也不高于街头口角的普通事由（尽管让评论者关注的是所谓“网络言论的边界”），法院没有必要考虑到他们各自伟大的使命感和纯洁良善的初心。
他们是怎样各自离开初心的呢？
恰好有一个短短数分钟的样本，可以典型地演示这个过程。那就是：整整三个月之前，崔永元在复旦大学关于食品转基因问题的演讲中与生物学教授卢大儒之间的争辩。
卢大儒教授刚刚站起来发言时，首先明确地表达了对于崔永元作为媒体名人的尊敬，并积极评价说：崔永元对转基因问题的关注，促进了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对于转基因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知情的重视。卢大儒的这个开场白，除了是对客人应有的礼貌之外，也透露出他试图控制自己、使这场对话保持在理性和专业水平上的初心。尽管他肚子里可能蓄积着一个专业群体对崔永元的不认可甚至——不屑。
但是，崔永元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位刚刚下课的老师虽然看起来并不出众，年纪不大，却是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组组长、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科协委员，他对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针对肺癌、脑胶质瘤等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治疗进行大样本和多中心的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对于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从网络可以检索的这些资料表明，这位对话者是一位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重大贡献的人。
无论卢大儒教授内心是否期待，他的专业贡献、专业尊严和专业自信，在现场没有得到崔永元的尊重。因为崔永元恰巧站在新闻学院的报告厅——他自己作为媒体人受到明星般追捧的地方。在这个场合，他可以用“您学过播音主持吗”来抗衡卢大儒的自信，尽管这个议题与播音主持无关。而随着对话的气氛不断紧张，卢大儒的专业自信终于以这样一句话表达出来了：“你要跟我讲科学性，说句老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而这，正是轻蔑。
崔永元迅速反唇相讥，这正是他的专业优势：机敏的语言反应，再加上一个他因为采访而恰好知道的“知识”——黄金大米“转了几个基因”。他把这个“记问之学”巧妙地做成了一个辩论的陷阱，让卢大儒当场难堪。尽管，这个辩论环节的“胜利”无论是对于国家转基因政策还是对于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甚至对于这场辩论，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把自己的专业优势带入了别人作为专业的领域，只是为了羞辱一个人。这也只是因为，他自己受到了轻蔑。
方舟子并不是一位科学家，他有被法庭裁定差不多相等的过错。方舟子与崔永元的故事，并不就是崔永元与卢大儒的故事。但是，由自信到轻蔑的机理是一样的，由轻蔑到伤害的路径是一样的。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即使那些自觉担当着社会责任、以公众利益为追求的人，也那么容易因为“睚眦”（瞪眼）之类的个体轻蔑而远离纯洁伟大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