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組：高培琦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當年來正定工作時，您在縣委宣傳部任通訊組組長，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請您講講和他一起工作時的點點滴滴。

高培琦：關於習書記在正定工作的情況，媒體上已發表過一些文章，介紹了一些情況。今天，我想以我親眼看到的、親自經歷的、親身感受的一些事情為依據來講一講，可以說我今天給你們講的是“獨家新聞”。

現在，30多年過去了，習書記由一名縣級干部成長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個變化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們期盼的。我有時候仔細想一想，這個過程又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

習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我當時是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的組長，主要負責對外宣傳，給上級新聞媒體撰寫稿件。我經常採訪他，也經常在他指導下撰寫關於正定縣各項工作的通訊稿，因此，平時工作中和他的接觸非常多。

我經常回憶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雖然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輝，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質、忘我的精神、親民的情懷和務實的作風。

採訪組：那就先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當年在正定工作期間的工作作風吧。

高培琦：習書記是從中央機關下來的，但他從沒有因此表現出任何優越感。從他身上，我們看不到一丁點兒高傲和跋扈之氣。他對任何人都很熱情、友善、謙和，都很真誠、親切、厚道。我們這些縣委機關的普通工作人員和老百姓，隻要一和他接觸，很快就忘記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領導職務，會和他成為朋友。

我記得，習書記到正定不久，他第一次和我們縣委辦公室的幾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鄉。我們是騎自行車去的，當我們趕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試驗田時，看到全縣聞名的種棉能手馮玉明正在棉花地裡忙碌。那個時候馮玉明已經上歲數了，習書記把自行車一支，就朝他走過去，馮玉明也從棉花地裡走出來迎接。

29歲的習書記一把握住馮玉明的手，謙虛而又誠懇地說：“馮伯伯，您好，我今天是來跟您學習種棉花的！”

一個縣委副書記對一個農民這麼稱呼，讓馮玉明有點措手不及。他說：“別別別，你是領導，可不能這樣。”

后來，習書記確實跟著馮玉明學習種棉花的技術，他們也成了忘年交。不久之后，習書記在全縣推廣種棉花的經驗，使全縣棉花產量有了新的提高，讓絕大部分種棉花的農民都受了益。

習書記在縣委也有著非常好的人緣，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藹可親，在我們縣委、縣政府大院裡是出了名的。習書記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晚上經常加班工作。他夜裡把工作完成以后，有時候還約一起加班的同事們到他辦公室聊天。

因為他知識淵博，聊天的時候除了說縣裡一些情況，古今中外、人文歷史，海闊天空什麼都聊，什麼都講。大多數時候，都是他講，我們聽。有時候，我們也會參加討論，每次都聊得很盡興，很熱鬧。

有時候，他把從北京拿回來的罐頭、糖果分給我們吃，大家一邊吃一邊聊，非常過癮。每當這個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把他當成縣委書記，當成一個了不起的“官兒”，都是把他當成伙伴，當成一個可以推心置腹、暢所欲言的知己好友。

他不但和縣裡的干部、工作人員都有著很好的關系，對縣委大院看大門的門衛、伙房的炊事員、打掃衛生的清潔工、縣招待所的服務員、做勤雜活的臨時工也都很親切。他很尊重人，很熱情，所以大家見到他都願意跟他打招呼。他每次一到招待所，工人和服務員都會大聲喊他：“習書記！”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樣熱情，一點也不拘謹。習書記每次也都是微笑著答應，點頭回應。

採訪組：請談談他對你們通訊組工作的要求和對你們的影響。

高培琦：習書記一來就對通訊組的工作很重視，來后不久就找我們談了一次話。他說：“宣傳部通訊組，應該是縣委和縣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是領導的參謀和助手。”

他還說，改革開放是各項工作的核心。以后，你們也要參加縣裡重要的會議，也要經常下鄉調研，及時總結經驗，緊緊圍繞改革開放做工作。每位同志都要頂上事、使上勁、出大力、立大功，推動改革開放各項工作的發展。

那次談話，我們發現習書記思維很清晰，思路很清楚，講話很有深度，提的要求也很明確，很看重我們通訊組的工作。我們下來以后，就嚴格按照習書記的要求開展工作。

以前，正定縣的通訊工作很平淡，循規蹈矩，各方面都很一般，沒什麼特點。習書記鼓勵了我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干勁就上來了。為了干好工作，我們自己給自己加了很多任務。以我為例，平時我有什麼工作上的事情，經常找習書記去請示匯報，但我又覺得他工作太忙，總去打擾他不太合適。習書記打消了我的顧慮，直接給了我一些“特殊待遇”。他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無論什麼時候，隻要工作上有事，就可以找我，別管我多麼忙，我都幫你們解決。”習書記指導我們工作從來沒有嫌麻煩，從來沒有“我現在忙”“顧不上”“等等再說”之類的話，每次都是放下手裡的事，千方百計給我指導、給我解釋、給我說清楚。

因為我們之前的工作一直沒有什麼創新，都是應付差事，所以平時缺乏鍛煉，工作水平離習書記的要求有很大距離。針對這個情況，習書記對我們就不僅限於原則上的要求，還經常提出很多具體的指導。再一個，他來了以后主抓的各項工作，創新的內容都比較多，我們一時無法領會的，也需要他進行具體指導。

寫通訊稿，可不僅僅是文筆好、會遣詞造句就可以的，需要有思想，需要創新的工作態度。習書記有膽識、有謀略、有智慧，在他指導下，我們的通訊報道就好寫多了。加上詳細的調查了解，我們的通訊稿一寫出來就是好文章。這些文章，才是真正從實際當中來的，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當中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對通訊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體指導？你們根據他的指導，又具體做了哪些工作？

高培琦：有一次，習書記和我們通訊組的同志專門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當前通訊報道的作用主要有這麼幾個方面：第一，造好輿論，為改革的新生事物撐腰杆。第二，搞好調研，為改革當中發生的問題找答案。第三，總結經驗，使改革中產生的諸多新生事物日趨完善。

我先舉個例子講講“造好輿論，為改革的新生事物撐腰杆”。

當時，我們縣裡有一個油泵油嘴廠，1000多人，是正定縣最大的企業，一度瀕臨倒閉。習書記為了解決這個廠的問題，花費了很多精力和心血。他到無錫市考察期間，從當地一家企業聘請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來管理這個廠。邱斌昌同志很能干，很有管理才干和業務能力，他把無錫的經驗帶過來，兢兢業業地工作，很快就讓這個廠起死回生了。但這個廠子裡有些人卻不停地鬧事，不斷告狀，反映邱斌昌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就想把這個事深入調查一下，了解清楚原委。

我之前對邱斌昌並不熟悉，經過了解，知道他原來是無錫某國營工廠的一名經理。習書記把他從無錫聘請到正定來，他告別了家鄉和親人，做出的犧牲很大。這些人一給他鬧事、告狀，給他的壓力很大，他就想打退堂鼓，回無錫老家去。

我們通過調查了解，其實那些人告的狀全都是瞎編的，邱斌昌並沒有任何違紀行為，做人也一直規規矩矩，工作一直兢兢業業。有人告他的狀，原因是他一來正定，就當了這個廠的領導，導致以前管理無方的那些領導下了台，再加上廠子裡排外情緒作怪，就對他進行一些無端的攻擊。

我們根據這個情況，寫了一篇文章《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還有一篇通訊《無私的奉獻》。通訊后面還有評論《營造寬鬆環境，當改革靠山》。這些稿子宣傳了邱斌昌同志為正定奉獻、愛崗敬業、作出杰出貢獻的諸多事跡。我們寫好了文章，經過習書記同意，就拿到廠裡去宣傳，同時也在報紙上刊登了。

我們所寫的文章、通訊和評論，明確地表明了縣委和縣政府的態度，讓很多謠言不攻自破，也使對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轉過來了，給他繼續推進廠裡的工作以強有力的支持。這種情況下，邱斌昌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情緒也高了，干得更出色了。后來，縣裡還表彰他，把他評為“優秀企業家”。從那以后，廠裡少數搗亂的人也偃旗息鼓了，工廠不僅生產始終保持正常，也恢復了堂堂的正氣。

按照習書記的要求，我們通訊組第二個方面的工作，就是“搞好調研，為改革開放當中發生的問題找答案”。

在1984年春節前后，縣裡按照上級要求，對村級領導班子進行了一次比較大的調整。經過調整，干部平均年齡下來了，隊伍更為年輕化。但我們的具體做法還是“老中選青”，原來班子裡的這些干部，大多數還是“糧棉干部”，隻會抓農業，對工副業等產業一點經驗都沒有。結果是，全縣調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輕化，但工作卻沒有什麼起色，老百姓對此很不滿意。

習書記說：“既然老百姓不滿意，咱們就下去搞搞調查。咱們縣有222個村，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麼搞的。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調查研究，並搞一個方案出來。總體來說，選干部，不應‘老中選青’，而應‘青中選優’，應該把那些懂技術、有能力的人選上來，讓他們主持工作。”

習書記這個意見，縣裡很認可。后來，經過細致的調研，匯集了各種問題，發現並樹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根據調研結果，縣裡又搞了一次班子調整，把握的原則是：誰能帶領群眾致富，誰上台。這次調整，使班子成員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對推動發展發揮了很大作用。

這件事自始至終，我們通訊組不僅參與了調研，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調整之后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青中選優”》，后來發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人民日報》還配發了評論文章《贊“青中選優”》。

習書記要求通訊組做好的第三個方面的工作，是“總結經驗，使改革中產生的諸多新生事物日趨完善”。這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改革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創新優勢，但自然也有它幼稚、不太成熟和不夠完善的地方。逐步在實踐中總結、深化、完善，這就需要我們在不斷遇到的問題當中做好總結工作，時時刻刻端正方向。

我們縣裡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把正定北面、東面、南面三面環石家庄的地理特點充分考慮進去了。經過習書記和其他縣領導討論研究，“半城郊型”經濟就成為我們縣一個工作方向。習書記曾經形象而風趣地說：“根據市民不斷提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商品，既為他們服務，又‘掏他們腰包’，這符合正定的實際情況。”

按這個思路搞了以后，效果很好，工副業發展有方向、有目標了，產品也有銷路了。但我們在調查當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生產總是停留在比較低的層次上，隻生產一些生活上常用的東西，檔次比較低，價格又便宜，所以收入達到一定程度后就總是上不去。我們將這些情況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經過認真思考，深入調研，提出進一步拓寬和發展“半城郊型”經濟，把產品的附加值搞上去，逐漸調整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加大科技含量，使商品生產有了質的飛躍。也正是從習書記主政那個時期，正定的鄉鎮企業才開始把“調結構”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這也奠定了今天良好發展的基礎。

習書記來了以后，我們通訊組把握上面這三個要點，扎扎實實開展工作，使正定的通訊報道工作突飛猛進。再加上習書記的人格魅力，記者們也喜歡來採訪他，這樣我們的勁頭就更高了。當時，我們發稿的數量和質量在全省都是第一名。后來發展到什麼程度呢？河北省內的媒體已經不夠我們“折騰”了，我們的稿子經常在大報上發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農民日報》等全國性大報紙都發過我們的文章。我統計了一下，習書記在正定那幾年，我們前前后后在大報上發表了30多篇文章。

不是發表文章多就行了，習書記對我們文章的質量要求也很嚴格。特別是那些往大報送的重要稿件，第一時間都會交給他看，請他修改把關。他經常給我們提的一條要求就是：新聞報道稿子裡面，千萬不要說大話、空話，千萬不要炫耀，更不要“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一定要實事求是地來寫這些東西，該怎樣就是怎樣，不要形容，不要粉飾。習書記對這一條要求特別嚴格，卡得比較緊。按他的話說：“不要說‘過頭話’，‘沽名釣譽’要不得。”再一個，他還要求有關數字一定要核實准確，錯誤的和虛假的東西絕對不能出現。

后來，我們因為通訊報道長期在全省領先，被評為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通訊報道先進縣，得到上級領導充分肯定。在我們縣裡，習書記還親自獎勵我，授予我“縣委書記縣長特別獎”。

雖然一年到頭很緊張、很累，但我們在工作和奉獻中得到成就感、得到樂趣，心裡就一點兒也不覺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實。這也是我在習書記那裡學到的一種品質。

採訪組：據了解，你們當時作為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的工作人員，每逢報社記者下來採訪，都要作為“東家”配合其工作。當時，習近平同志對你們接待記者的工作有什麼要求？

高培琦：接待記者，首先是配合他們的採訪工作，其次是解決他們住和吃的問題。我們是本地人，對正定的實情比較了解，配合他們的採訪工作不成問題。住的話，記者來了就隻能住在縣招待所，那時候沒有什麼酒店、賓館，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住。吃飯的問題，這在當時還是有一點兒麻煩的。因為隨著正定的名氣越來越大，來的記者越來越多。

習書記來正定之前，正定哪有這麼大的名氣？來的記者自然也不多。習書記領導正定人民做的幾件大事，效果好、有深度、影響大，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新聞媒體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特別是《正定翻身記》刊登出來以后，各級報紙都來採訪，像新華社、《人民日報》都來過多次，《河北日報》《建設日報》還有很多其他報紙的記者更是經常來。

這種情況下，對記者招待這一塊，就成了縣裡的一個問題。按規定，縣裡是不允許用公款招待客人的。后來，記者來得多了，吃飯問題就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人家來採訪，來做工作，中午得吃飯，難道還讓人家自己去找飯吃？這個問題反映給習書記之后，他就和大家商議，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他說：“咱之前的那種做法，恐怕是錯誤的。記者確實是‘客人’，這沒錯，但他們下來可是干工作的。一是給我們傳遞各種信息，幫我們總結經驗﹔二是給咱們縣出力來了，是來宣傳我們的。應該讓他們吃頓便飯。”

大家覺得習書記說得有道理，都點頭表示同意。習書記又規定了三條招待准則：第一，禮貌待人。第二，不能浪費。第三，工作餐隻允許一人陪客，其他領導干部、工作人員，誰也不能陪同。從此以后，我這個通訊組就開始招待記者吃飯了。因為有明確規定，我們也名正言順，一開頭就是請記者吃水餃，一人吃一碗水餃。后來又改為吃正定的一些小吃，像饸饹面、豆腐腦、燒餅等，既便宜又可口，記者們吃了覺得好，還順便給我們做宣傳了。

這第三條規定，習書記不僅要求大家遵守，他自己更是嚴格遵守。無論哪個報紙的記者來了，習書記只是會見，接受採訪，和他們談工作，從不陪同他們一起吃這頓“工作餐”。

習書記一貫是這樣的：如果他陪同外面來的客人吃飯，連他自己那份，帶客人那份，全都是他掏錢，而且不要還不行。他為了辦好公家的事，可以自掏腰包，這是常有的事，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不該公家出的錢，他向來是“斤斤計較”，從不佔公家一分錢的便宜。

習書記對來我們這裡的記者都非常重視，而且一視同仁。不管記者職位高低，也不管是中央大報還是地方小報，他對記者都是一樣尊重，從來沒有高低之分。

每當記者來採訪他，無論他有多忙，都會擠出時間來接待，給記者的工作盡可能提供方便。下鄉採訪的時候，習書記把縣委的吉普車讓給記者坐。他說：“記者時間緊、任務重，跑的地方多，跑的路也遠，而且他們又不認識路，汽車一定要優先給記者用。”而他自己則騎自行車外出。晚上，他還經常到招待所看望記者，噓寒問暖，聽取意見。

對此，記者們都挺感動。他們私下裡對我說：“你們習書記，真是了不起！”記者們見多識廣，大多也了解習書記的名聲和背景，他們見習書記待人這麼熱情，也都感到他這個人很親切、很厚道，心裡很是敬重。所以，記者寫我們正定的稿子，就格外認真，也格外用心。

我一直很注意觀察習書記的為人處世和工作方法，並且努力向他學習。我想，縣委書記都能把工作做到這麼細致，待人這麼真誠，我做具體工作的，當然更要做好。所以，我對記者也很熱情，在工作上盡量給他們提供方便，我多做一點，就給習書記減輕一點負擔。這就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

凡是來正定的記者，都跟習書記成了朋友，有的成了知己，還有的成了莫逆之交，和他在之后的幾十年時間裡來往不斷。

採訪組：新華社記者趙德潤當年採訪正定，寫了一篇《正定翻身記》。您一定熟悉這篇文章的創作過程，請您具體講講。

高培琦：《正定翻身記》這篇稿子，詳細而又客觀地記述了正定這個“高產窮縣”在糧食減征購等一系列措施實行前后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正定是一個平原縣，也是傳統的農業縣，農業生產條件好，農民種的庄稼多，給國家交的公糧也多，就成為了著名的“高產窮縣”。老百姓因為高征購的壓力和體制上的各種束縛，一直很窮，甚至吃不飽肚子，經常到隔壁的無極縣買山藥干吃。

習書記來了之后，很快發現了這個問題。他總結出幾個原因：一是征購壓力太大，產量高，交得多，老百姓負擔太重﹔二是因為征購壓力過重，正定沒有土地也沒有精力搞多種經營，隻種糧食，既費力又收入少﹔三是公社化的農業生產制度落后，“大鍋飯”導致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受挫，群眾出工不出力，也導致產量不能進一步提高。

面對上述幾個問題，習書記逐條進行解決。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把高征購減下來。在當時“以糧為綱”的年代，減征購是大忌——地方為國家作貢獻，必須越來越多，哪有越來越少的道理？別人都提高，你還能往下減？這就是你領導干部的政績不好了。但習書記敢於擔當，敢於說實話。他覺得，老百姓都吃不飽了，還不敢實事求是？應該往上報，如實反映。習書記把正定的實際情況給地委打了報告，並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上面對這件事情很重視，派人下來調查，減低了糧食征購額，使正定群眾的負擔大幅降低。

減征購以后，積極鼓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大搞種植、養殖等副業，這也面臨比較大的阻力。一直以來，正定領導班子受到“左”的思想束縛比較重，總認為社會主義的“老集體”一旦被“瓦解”，就會走回資本主義的老路。

實際上，改革開放就是要充分解放生產力。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道路，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道路，就是正確的道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習書記頂住壓力，跟縣長程寶懷在裡雙店公社搞“大包干”試點，包產到戶，打破“大鍋飯”。誰家的地誰管，糧食打多了，自己剩的就多，種植、養殖業的比例自然也就提高了。

這個事，確實是一搞就靈，農民的積極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僅精耕細作提高產量，而且多種經營也搞起來了，收入也增加了。這是習書記敢於擔當的一個事例。可以說，他當時冒著不小的政治風險。

習書記當了縣委書記以后，多種經營就有規劃、有計劃地在正定全面鋪開了。在沙灘地多種果樹、蔬菜，提高農副產品生產的比例，使正定的農民收入上了一個大台階。

在省裡開的一個會上，有關領導提到了正定縣這段時間的可喜變化。趙德潤當時是新華社河北分社的記者，他參加了這個會，覺得正定縣這個重大變化非常有典型意義，值得深入報道。他站在全國層面上，分析思考這個問題，認為正定的變化，反映了中國農村和農業的發展道路應該怎麼走，怎樣從“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樣一個大問題。

趙德潤覺得這個選題很好，就給我打電話。他說想到正定採訪。我說：“行，歡迎你來！”他來了之后，先跟習書記簡單談了談，習書記把面上的情況給他簡單介紹了一下，建議他還是首先下去看看、走走，調查一下。隨后，我領著趙德潤把全縣的鄉鎮、企業、農村，有特點的地方跑了很多，調查和採訪得挺扎實深入。

調查之后，趙德潤又和習書記深入談了一次，之后就開始動筆寫。怎麼寫稿，如何構思，如何確定主題，如何選材，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倆進行了反復研究、推敲，尤其是趙德潤，他花費了很多精力，絞盡了腦汁，最終把大體框架定下來了。

趙德潤住在招待所的時候，習書記也經常過來，和我們聊天，加入我們的討論。討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高產窮縣”的原因找到找准，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這最初的採訪，說的都是些浮於表面的現象，如果抓不出現象后面的本質，找不到起決定性作用的那個“根”，就寫不出正定之所以“翻身”的核心原因。

習書記跟我們講，所謂“翻身”，就是正定從“高產窮縣”成為“高產富縣”。要分析這個名稱變化背后的原因，搞清楚正定當初為什麼“窮”，把這個“根”找到了，寫作目標也就明確了，寫出來的東西就能夠做到言之有物。

趙德潤在正定前后待了兩個月的時間，除了一開始的調研，晚上還與習書記和我3個人一起討論，前后也好幾次詳細採訪習書記。在這些材料支撐下，他寫出了非常出色的《正定翻身記》。

採訪組：有一張習近平同志在正定縣街頭搞民意調查的照片。照片上，有個白發老大娘正在和他說悄悄話。聽說那張照片是您拍攝的，請您講講當時的民意調查是怎麼回事。

高培琦：那張照片是我拍的。當時習書記搞民意調查，有一種形式就是趕在縣城大集的時候，和同志們在主要街道上擺上桌子和椅子，發調查表，請老百姓給縣委、縣政府提意見和要求，同時也調查一些經濟方面的問題。習書記每次都帶頭參加，以此來向老百姓表示誠意。村裡的“張老頭”“王老太”都來和他聊天，習書記通過這些具體工作，直接聽取民意。

這樣的民意調查，我都參加了，寫文章、拍照片的工作也都做過。可惜的是，這些照片的底片，在我離開縣委宣傳部以后，因為沒有妥善保存，好多都沒有了。好在，因為當時照片已經公之於眾，廣泛傳播，現在網上也隨處都能找到這張照片。

採訪組：正定是習近平同志從政的起點。他在正定做了許多抓改革、促發展的工作。對此您有什麼感受呢？

高培琦：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很多治國理政思想和理論，和他在正定步入政壇之初的很多探索是息息相通的。如果我們從正定看到福建、看到浙江、看到上海、再看到北京，可以看到一條很明顯的脈絡。

當年，習書記提出正定發展的目標，是要建設成為華北平原一顆璀璨的明珠﹔今天，他提出的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在正定，他提出的是“六項規定”﹔今天，他提出“八項規定”並且一以貫之地執行。

在正定，他提出領導干部要帶頭廉潔奉公﹔今天，他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以及“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

在正定，他提出真抓實干﹔現在，他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切實轉變作風，做到講實話、干實事，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

在正定，他談到要時刻牢記革命先烈的遺志﹔現在，他提出長征永遠在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這樣對比的內容還可以列出很多。他現在的很多思想做法、施政理念，可以說是他在正定時形成的一些思想的升華和延伸。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后，您和他還有哪些聯系？

高培琦：1990年我去過一次福州。那一年，我調到縣廣電局工作，10月我到福州去找習書記。他那天正忙，由他的秘書先來接待我。

他秘書知道我跟習書記多年的交情，我們兩個也比較聊得來，很快就熟悉了。閑談當中，說到習書記平時的生活，他偶然跟我談到了這麼一件事。

他說：“高局長，我跟你說，習書記的工資都是由我支取的，支了以后就在我這兒放著，習書記從來沒有花過一分錢。”

我感到有點兒奇怪，就問：“那習書記的這些工資都干什麼用了？”

他說：“大部分都捐了！有時候什麼地方鬧災了，就讓我支援災區，寄些錢過去﹔有時候捐給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小學﹔還有時候，他拿錢接濟那些他當年下鄉插隊的鄉親們，給梁家河的老鄉看病、做手術，解決生活困難、往返路費等等。凡是因病因事找他的，他都拿出自己的錢，給他們花。”

我說：“那他一年的工資夠用嗎？”

他說：“當然不夠了。一年下來，他的工資全都花光了不說，還得跟我借個八九千塊錢。每到年底，他給我還賬的時候，都是拿家裡的錢還的。”

說到這裡，他秘書有點激動：“是啊，所以說，習書記他是貼著工錢的干部。”

第二天，我見到習書記，跟他核實這個事。他只是微微一笑，說：“秘書是我的債主，我每年都得借他的錢。”

我們這次談話，還提到了領導干部腐敗問題。談到這裡，習書記特別氣憤，他對那些欺壓百姓、貪污受賄的干部深惡痛絕。那個時候我就想，如果將來有一天習書記能成為國家領導人，他一定會嚴懲腐敗，絕不手軟，給我們這個國家打造一個清正廉潔的政治環境，給我們老百姓出這一口惡氣。我相信，這一點他一定會做到的。

從1982年我與習書記結識之初，我就感到他這個人對不正之風有著天生的免疫力，與歪門邪道水火不容。可以這樣說，習書記就是毛主席所說的“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這種評價，實事求是，絕沒有一點高估，他就是這樣的人。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1991年回過正定一次。那次你們見面了嗎？

高培琦：那次見了，還有點戲劇性。1991年大年初一，上午9點鐘，我家電話響了。電話那頭問：“你好，你是高局長嗎？”我說：“是我。”那頭說：“我是縣委辦公室。今天中午11點，請你到縣委書記王玉廷家做客，吃中午飯。”我說：“開什麼玩笑？大年初一，請我上縣委書記家吃飯？”對方一聽我不信，有點急了：“高局長，不是開玩笑，習書記來了，他讓通知你的。”聽他這麼一說，我才信了。

我按時趕到王書記家，進門一看，有習書記和彭麗媛老師，其他在座的領導，全都是縣裡的“大官”。有縣委老書記馮國強，地區副專員、老縣長程寶懷，縣委書記王玉廷，等等。我給大家拜了個年，就想退出來。

習書記說：“培琦，你坐下吧。”他指著一把空椅子說：“這個位子專門是留給你的。”

我推辭不過，就坐下了。我一坐下，外面就開始上菜，大家邊吃邊談。習書記離開正定有五六年時間了，這是他第一次回來，大家都非常想念他，餐桌上歡聲笑語不斷，氣氛挺熱鬧，也挺喜慶的。

採訪組：我們還了解到習近平同志在福州當市委書記時，組織過一次正定干部到福州挂職鍛煉。您是否了解詳情？

高培琦：習書記對正定很有感情，非常關心正定的發展變化。1993年，習書記在福州當市委書記，他為了讓正定盡快發展繁榮起來，讓正定的基層干部進一步學到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先進經驗，由他提議並安排，搞了一個“正定基層干部到長樂縣挂職鍛煉”的活動。我當時是這個活動的聯絡員，協助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劉福祥組織和安排這個事。

到了福州以后，習書記在市委會議室接見了全體同志。一見到正定的同志，習書記特別高興，他跟我們一一握手，一一問寒問暖，我們每一個人，他都能叫上名字來。隨后，他講了一番熱情洋溢的話，讓我們很受鼓舞。

在我們來之前，習書記已經把挂職鍛煉的具體工作給大家安排好了。比如，正定的副鄉長，在長樂縣也任某個鄉的副鄉長，在這裡接觸具體工作，跟當地基層干部學真本事，“取真經”。實話實說，在當時，我們和福建相比，確實比較封閉落后，這個挂職鍛煉確實是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大家的學習熱情也非常高。

長樂人對我們非常熱情，他們認為：“習書記家鄉來的人，我們絕不能讓他們白來一趟，空手回去。”所以，他們拿出十二分的熱情，手把手教我們，傳“真經”給我們。這次挂職鍛煉，對於進一步提高正定干部的素質和水平，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

採訪組：后來你們還有聯系嗎？

高培琦：1996年，福州有一個生產電視設備的公司副總經理聯系到我，他說，公司打算捐贈給正定縣廣電局三套電視設備。后來我去福州聯系這件事，還和習書記見了面。

那個時候，我心裡在考慮一個計劃：在正定的老百姓心目當中，對習書記的評價一直很高，這麼多年不見，老百姓也一直都惦記著他，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習書記現在情況怎麼樣，我應該借此機會採訪一下習書記，錄一段視頻，拿回去播給正定人民。

於是我跟習書記說：“習書記，你離開正定這麼多年了，老百姓都挺想你。我想拍一個採訪你的專題片，行不行？”

習書記很痛快地答應了：“行，沒問題。”

我們就找了個地方進行現場採訪。習書記親切地向正定人民問好，他談了這些年他從政的經歷，也談了他對正定人民的殷切希望，鼓勵大家把家鄉建設好。

我把這段視頻拿回正定播出以后，反響非常強烈。大家高興地表示，我們一定不辜負習書記的期望，把他的第二故鄉建設好！

現在，習書記離開正定已經30多年了，他從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步一步成長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對正定這塊沃土的眷戀與厚愛，對正定父老鄉親的思念與關懷，從來沒有減少過一分。他把正定視為第二故鄉，前后6次“回家探親”。因為他在正定和正定人民共同拼搏奮斗的這段經歷，已經深深融入了他的精神和血液之中，無論走到哪裡，他都把正定記挂在心裡，也經常提到正定。

習書記對正定的熱愛，對他過去上山下鄉插隊的梁家河的熱愛，就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熱愛的一個反映。一個干部有著對祖國和人民發自內心的熱愛，他才會對自己工作過的地方有這麼深厚的感情。前幾年出了一本書叫《知之深愛之切》，收錄了習書記在正定的一些講話、文稿和報道，書名恰到好處地體現了他對正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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