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半个月前，江苏省书画鉴定小组主任委员、南京博物院特聘书画家李路平就指出这一考古发掘的硬伤――墓主印章缺失，无法认定就是曹操墓。

对此，河南安阳方面的“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在“曹操墓考古发现说明会”曾作回应称，曹操印是金印或玉印，因此不敢放在高陵内而是放在另一个石龛里。结果这一说法立即引来李路平更多质疑……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路平教授称，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曹操墓”的发掘学术的严谨性越来越少，反倒像一次娱乐事件了。

不久前，本报就苏富比拍卖行所卖天价玉玺一事采访过李路平教授，他质疑那方天价玉玺为假，顶多值10万。这次“曹操墓”认定，李路平教授又先后指出其中多处硬伤，认为目前所有公开的证据，都无法确认这一说法。

墓主印章缺失

墓主的印章，是认定墓葬的重要证据。李路平指出，此次所发现墓群的墓主印章缺失，草率认定为曹操墓，有悖考古科学常识。

李路平称，按汉代墓葬习俗，随葬品中印章是必不可少的，大量汉墓中都有印章出土，何况墓主是曹操。已故考古学家，印学家罗福颐先生(罗振玉之子)认为：官职高者，必赐印殉葬，恐有私刻官印之嫌，并附上死者姓名，以示所刻印章为殉葬品。有些赶着下葬的，甚至只在印面上用墨书写。近年印学研究的成果显示：木质印章为汉人专门刻制的殉葬品。

因此即使薄葬，曹操也不可能回避风俗，按正常的规格推断，曹操殉葬应配铜制龟钮官私印，印章是必备的殉葬品，也是墓葬考据的“重中之重”。盗墓贼遗弃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等而取走最为廉价的印章，难道这是盗墓贼的“遗珠之憾”吗？

而考古队所提供的铁证，即为墓中发现的石枕等物。这种把孤证当铁证的做法，不够严谨。李路平称，清乾嘉以来，对古物考证莫不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以经证史。二十世纪初，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更形成“以印证史”的治学方法。近现代史学家、考古学家无不遵从这一定律，此即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无证不立，以旁证作为史料互补、互证，从而来复证提出的论点。墓主印章等的缺失是定性曹操墓的“硬伤”。

显然，把“石枕”等物作为铁证是没有支撑点的。“仅凭经验与直观去做论断是考古工作者的大忌，这是违背科学方法的，西方的考古与定案也无此一例。石枕等这些不确定的孤证只能定性墓的时代，或者说定性此即为‘曹操墓’还有待商榷，用实证主义彻底地判断与审定，若无新证，不可定论。”

印章“非金即玉”不成立

就李路平之前提出曹操墓无印章为这次考古“硬伤”的质疑，此次“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的回应是，曹操的印非金即玉，因此不敢放在高陵内，而是放在另一石龛里。这一根据《晋书・礼志》记载而来的说法，也遭到李路平质疑：“曹丕受禅后不敢开墓道将印藏在墓道前石室里，那么这个石室在这次考古中为何没被发现？” 只有一个答案，史书不可全信。

“又如《后汉书》记载，曹操将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曹宪死后与汉献帝合葬，而事实上曹宪墓葬在安徽亳州，直至1975年7月在亳州曹氏宗族墓地中出土了‘曹宪’、‘曹宪印信’两枚狮钮印章才真相大白。曹宪并非如史书记载与献帝合葬于焦作帝陵，这又作何解释？”

李路平又指出，汉代印章的等级严格，印章所用材料、印章的钮的形制是代表佩带主人的身份。在汉代，印是随时佩带在腰间，所以只要人们看到主人的印章、印章的式样、质地、系印章的印绶颜色等即知主人的官阶等级。《太平御览职官部》引《汉旧仪》说：“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具体地讲，以曹操之武王级别，应为金印，龟钮，系的印绶为紫色。东汉的用印制度很规范，印章的制作和掌管由专门机构来负责，《续汉书・百官志》中有详尽的记录。

“ 问题是潘伟斌知其一不知其二，官印在官员离任或死亡后都要上交。官位高者皇上才赐铜制印章以随葬，也有用木质刻制充当官印殉葬，违者‘僭越’(即满门抄斩)。所以曹操殉葬印是铜制而非金印，金印随葬只有皇帝、皇后才有此规格。近几十年出土的东汉金印如‘广陵王玺’等只有几方、而玉印仅有‘皇后之玺’。曹操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去世，二月下葬时身份为魏武王，至十月受禅后曹丕才追封曹操为魏武帝，所以墓葬必为铜质印章。”

头骨鉴定“美人”没听说

按史书记载，曹操立嘱墓葬不得有妃子或夫人相伴，葬礼同民俗规格而不特殊。那墓葬中的女性为何人？考古队尚金山的说法为：“不是皇后应是侍卫和侍女，因此我推断是：这骸骨应该是曹操身边的侍卫，即使是女侍卫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可李路平指出，根据古代墓葬考察，商代以人殉葬达到高峰，惨无人道，至汉武帝始，已立法禁止人葬，即人葬是非法的。多以制作木俑、陶俑为陪葬品来代替奴婢，取缔以人陪葬。

既然如此，陪葬两女又从何而来？李路平认为更为滑稽的，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位知名专家指着曹操墓出土文物照片说，看这个头骨的头型非常圆润、光滑，头骨发育和保存都非常好，生前应该是个非常标致的美人，怀疑是服毒死亡。

这在李路平看来已不是考古。“简直就是想入非非的臆断。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朱绍候干脆提出这两个陪葬女可能是‘从死’的。那么，什么人会为曹操‘从死’呢？朱绍候卖了个关子，说是还不到说的时候。这些故弄玄虚的专家们啊，真不知哪种说法为真！”李路平有些哭笑不得。

疑点太多，无法定论

李路平指出，考古队的说法不一，前后矛盾，其论点的依据说更强调根据史书记载以示“大有来历”。“似乎只要有人站出来质疑，就是没有读过史，都是不专业、不够火候的。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专业考古专家们，丝毫没有严密的考证系统，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这一定律，在这次考古中也不复存在。”

“ 考古队有没有全面综合东汉的墓葬制度来考察出土文物？能否提供一个缜密的研究报告，来论证、公示？曹操遗嘱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办，只强调不要厚葬，但还是要按民俗正常规格进行。而这次墓中并无任何关于姓名、官爵、生卒年月等简单记录的说明，按这次考古队的说法，那只能说曹操根本不是薄葬，简直就是草草入葬了！实际上此墓的规格为典型的‘汉画像石墓’大中型墓，而从时代特征与社会风俗来定性，此墓显然缺失铁证为曹操墓，墓中为何毫无反映墓主的信息的文字记载？”

一系列疑问无解，作为业内专家的李路平指出，这次考古队的仓促定性太草率，有悖学术规范。而以政府为背景的考古队专家们，因为有着优越的话语权，只好放些“烟幕弹”，声称有新证，不必公布云云来搪塞质疑者……

李路平的建议是，在没有更多铁证出来作定论之前，大家不必急着去现场买票观看，不妨先把这次考古看做一次娱乐事件。

本报记者 吴聪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