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圈里提起“栗宪庭”，可谓无人不知——他有一双慧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有“艺术界F4”之称的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都因他的赏识和推介才为世人所知；他有一副热心肠，家中总是高朋满座，志同道合者通宵达旦地聊艺术，无论年轻年老者，都喜欢亲切地喊他“老栗”；他有艺术圈中人大多缺乏的执行力，为鼓励年轻艺术家，短短几年把宋庄“发扬光大”成北京乃至中国最大的“画家村”；他办展览、写美术评论、搞收藏……
最近几年，栗宪庭迷上了影像记录。2013年的北京第十届独立影像展，背后的推动者正是他。
在美协会上被点名批评
1949年，栗宪庭生于河北邯郸。上世纪70年代，当整个中国看到的都是“高大全”、“红光亮”的绘画时，栗宪庭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就读，1978年毕业，被分配到《美术》杂志当编辑。
作为全国美协的机关刊物，当时的《美术》是中国美术界唯一的官方权威杂志。栗宪庭到《美术》那段时间前后，“可以感觉到一个新的潮流已经开始”。
1977年3月，“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作品展览”在北京举办，在这之前，中国近20年没有办过大型的西方绘画作品展览，所以这次展览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栗宪庭回忆：“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排队去看，大家看得最多的是19世纪法国画家巴斯蒂安·勒帕热的《垛草》，画面上是一个农妇给丈夫送饭，丈夫吃完饭后在树荫下酣睡，农妇也就坐着歇一会儿。”
这个展览结束后，栗宪庭开始反省，“五四运动之后，一直说我们接受的是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但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真正把写实主义拿来。”
1979年9月，中国美术馆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都是些主题性创作。馆外的铁栅栏上，却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这些风格大胆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路过或打算进馆看展览的观众，这就是后来对美术界影响巨大的“星星美展”第一次展出。“‘星星美展’的参与者都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他们的画反叛，而且有社会批评的倾向。我当时做了一篇‘星星美展’的访谈，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发表。”
1981年1月号的《美术》封面，原本是画家叶永青的画，但当栗宪庭看到罗中立的作品《父亲》时，深受触动。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栗宪庭断言他将会成为一代大师，并坚持把《父亲》放到封面。很多老编辑不同意，栗宪庭说：“我文责自负。”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后来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被评为一等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栗宪庭写了《重要的不是艺术》、《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等一系列很“猛”的评论，以至于在美协会上被点名批评。1985年他到《中国美术报》担任编辑后，与许多艺术家一起推动美术界的革新。他们的努力，后人称之为“八五新潮”。
没过成清闲日子
“中国前卫艺术的教父”——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为栗宪庭所起的名号概括了他在当代美术界的地位。
1989年年底，《中国美术报》停刊，栗宪庭成了闲人，他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艺术家。1991年，他在香港一家媒体上发表了《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无聊感——玩世写实主义潮流析》一文，给中国当代艺术家赋予了一种连西方美术界都觉得新鲜的“主义”。
随后，栗宪庭开始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在国内外策划一系列介绍中国艺术的大型展览。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这些名字能被西方藏家所知，栗宪庭功不可没。他自己也成了艺术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次去看展览，就因为他在某幅画前停留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那幅画立刻便被买走。
栗宪庭在北京的家，可以说是艺术家的汇聚地。去过他家的安德鲁·所罗门曾这样记述：“那些忠心耿耿而又兴高采烈的青年艺术家们日复一日地不断被吸引到栗的家中，渴望听到他的忠告，希望获得他的肯定，或是能聆听他对当代艺术的最新看法。”
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码开始飙升。张晓刚得知自己的《血缘大家庭》被爆炒到2000万时，发短信给栗宪庭：“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栗宪庭回信：“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此时，栗宪庭已萌生了退隐的念头，举家搬到了北京的艺术家聚集地宋庄，修建了自己的小院，种植了花草，还特意在窗前种上一棵石榴树。
没想到，清闲日子没过成，身边的艺术家却越来越多。看着众多艺术家穷困潦倒却依然不放弃理想，栗宪庭开始想办法帮他们。他筹划设计美术馆、画廊，找适合的人投资，建基金会，为艺术家们打造廉价的工作室，鼓励、吸引刚毕业的学生前来宋庄画画……此时的栗宪庭，更像是一个“教父”。
栗宪庭曾说过一句话：“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也许成了名的栗宪庭，也在寻求突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2006年宋庄美术馆成立时，身为首任馆长的他不是先举办画展，而是举办了独立电影（资金投入和制作上不隶属于任何电影集团、公司的电影）的展览，还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栗宪庭电影基金会，系统地收藏中国的独立电影。
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环球人物杂志：最早是怎么关注到独立电影的？
栗宪庭：最早做独立电影的很多是艺术家出身。2000年，我做过一个杂志叫《新潮》，里面有独立电影，我就把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张亚旋都请过来。那时候，独立电影作品不多，张亚旋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组织放映。后来我还在宋庄弄了块地给他们做独立电影。
环球人物杂志：对独立电影，好像很多人有误会，以为它就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
栗宪庭：有个人说过两个挺好的词，恶意的想象和想象的恶意，就是形容这种互相不了解。我特别反对用政治来绑架艺术，艺术一定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是人的感觉，独立电影只是更突出了艺术的个人化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宋庄的外来艺术家人口据您统计有两万多，商业化的东西也比早期多了吧？
栗宪庭：对。宋庄出名后，有人来找我，让我去各地看创业园区，我一看全是地产。我希望的是以艺术本身、创意本身为产品，这才是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文化当由头，最后变成地产。我在宋庄盖画廊、美术馆时也说过这话，但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推手，那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的艺术水准是什么水平？
栗宪庭：当代艺术30年了，但对这个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这几年，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爆，大家好像关心了一些，但仍是把当代艺术当作财富来看待。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栗宪庭家的门上，有他手书的一副对联：春去冬来须细看，鸡鸣狗吠且闻呼。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来观察世界，体会人生——也许在他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在艺术圈里提起“栗宪庭”，可谓无人不知——他有一双慧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有“艺术界F4”之称的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都因他的赏识和推介才为世人所知；他有一副热心肠，家中总是高朋满座，志同道合者通宵达旦地聊艺术，无论年轻年老者，都喜欢亲切地喊他“老栗”；他有艺术圈中人大多缺乏的执行力，为鼓励年轻艺术家，短短几年把宋庄“发扬光大”成北京乃至中国最大的“画家村”；他办展览、写美术评论、搞收藏……
最近几年，栗宪庭迷上了影像记录。2013年的北京第十届独立影像展，背后的推动者正是他。
在美协会上被点名批评
1949年，栗宪庭生于河北邯郸。上世纪70年代，当整个中国看到的都是“高大全”、“红光亮”的绘画时，栗宪庭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就读，1978年毕业，被分配到《美术》杂志当编辑。
作为全国美协的机关刊物，当时的《美术》是中国美术界唯一的官方权威杂志。栗宪庭到《美术》那段时间前后，“可以感觉到一个新的潮流已经开始”。
1977年3月，“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作品展览”在北京举办，在这之前，中国近20年没有办过大型的西方绘画作品展览，所以这次展览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栗宪庭回忆：“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排队去看，大家看得最多的是19世纪法国画家巴斯蒂安·勒帕热的《垛草》，画面上是一个农妇给丈夫送饭，丈夫吃完饭后在树荫下酣睡，农妇也就坐着歇一会儿。”
这个展览结束后，栗宪庭开始反省，“五四运动之后，一直说我们接受的是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但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真正把写实主义拿来。”
1979年9月，中国美术馆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都是些主题性创作。馆外的铁栅栏上，却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这些风格大胆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路过或打算进馆看展览的观众，这就是后来对美术界影响巨大的“星星美展”第一次展出。“‘星星美展’的参与者都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他们的画反叛，而且有社会批评的倾向。我当时做了一篇‘星星美展’的访谈，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发表。”
1981年1月号的《美术》封面，原本是画家叶永青的画，但当栗宪庭看到罗中立的作品《父亲》时，深受触动。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栗宪庭断言他将会成为一代大师，并坚持把《父亲》放到封面。很多老编辑不同意，栗宪庭说：“我文责自负。”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后来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被评为一等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栗宪庭写了《重要的不是艺术》、《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等一系列很“猛”的评论，以至于在美协会上被点名批评。1985年他到《中国美术报》担任编辑后，与许多艺术家一起推动美术界的革新。他们的努力，后人称之为“八五新潮”。
没过成清闲日子
“中国前卫艺术的教父”——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为栗宪庭所起的名号概括了他在当代美术界的地位。
1989年年底，《中国美术报》停刊，栗宪庭成了闲人，他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艺术家。1991年，他在香港一家媒体上发表了《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无聊感——玩世写实主义潮流析》一文，给中国当代艺术家赋予了一种连西方美术界都觉得新鲜的“主义”。
随后，栗宪庭开始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在国内外策划一系列介绍中国艺术的大型展览。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这些名字能被西方藏家所知，栗宪庭功不可没。他自己也成了艺术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次去看展览，就因为他在某幅画前停留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那幅画立刻便被买走。
栗宪庭在北京的家，可以说是艺术家的汇聚地。去过他家的安德鲁·所罗门曾这样记述：“那些忠心耿耿而又兴高采烈的青年艺术家们日复一日地不断被吸引到栗的家中，渴望听到他的忠告，希望获得他的肯定，或是能聆听他对当代艺术的最新看法。”
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码开始飙升。张晓刚得知自己的《血缘大家庭》被爆炒到2000万时，发短信给栗宪庭：“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栗宪庭回信：“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此时，栗宪庭已萌生了退隐的念头，举家搬到了北京的艺术家聚集地宋庄，修建了自己的小院，种植了花草，还特意在窗前种上一棵石榴树。
没想到，清闲日子没过成，身边的艺术家却越来越多。看着众多艺术家穷困潦倒却依然不放弃理想，栗宪庭开始想办法帮他们。他筹划设计美术馆、画廊，找适合的人投资，建基金会，为艺术家们打造廉价的工作室，鼓励、吸引刚毕业的学生前来宋庄画画……此时的栗宪庭，更像是一个“教父”。
栗宪庭曾说过一句话：“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也许成了名的栗宪庭，也在寻求突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2006年宋庄美术馆成立时，身为首任馆长的他不是先举办画展，而是举办了独立电影（资金投入和制作上不隶属于任何电影集团、公司的电影）的展览，还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栗宪庭电影基金会，系统地收藏中国的独立电影。
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环球人物杂志：最早是怎么关注到独立电影的？
栗宪庭：最早做独立电影的很多是艺术家出身。2000年，我做过一个杂志叫《新潮》，里面有独立电影，我就把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张亚旋都请过来。那时候，独立电影作品不多，张亚旋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组织放映。后来我还在宋庄弄了块地给他们做独立电影。
环球人物杂志：对独立电影，好像很多人有误会，以为它就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
栗宪庭：有个人说过两个挺好的词，恶意的想象和想象的恶意，就是形容这种互相不了解。我特别反对用政治来绑架艺术，艺术一定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是人的感觉，独立电影只是更突出了艺术的个人化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宋庄的外来艺术家人口据您统计有两万多，商业化的东西也比早期多了吧？
栗宪庭：对。宋庄出名后，有人来找我，让我去各地看创业园区，我一看全是地产。我希望的是以艺术本身、创意本身为产品，这才是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文化当由头，最后变成地产。我在宋庄盖画廊、美术馆时也说过这话，但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推手，那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的艺术水准是什么水平？
栗宪庭：当代艺术30年了，但对这个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这几年，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爆，大家好像关心了一些，但仍是把当代艺术当作财富来看待。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栗宪庭家的门上，有他手书的一副对联：春去冬来须细看，鸡鸣狗吠且闻呼。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来观察世界，体会人生——也许在他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