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公墓揭秘

广州城北白云山马头岗之阳，曾经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公墓——新一军公墓。如今，公墓虽被分割蚕食、几近湮灭，但残存的纪念塔，却依然挺立在广园东路旁。那4支擎天巨柱，仿佛在昭告人们：这里埋藏着两万多远征印缅的抗日阵亡将士忠魂！

孙立人三临高空亲选墓地

在孙立人的带领下，新一军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仗打到哪儿，公墓就修建到哪儿。1945年9月16日上午11点，广州受降典礼甫一结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与新38师李鸿师长等并肩走出会场，沿着广州中山纪念堂前临时铺设的草榻地毯边走边交谈。孙军长指示李鸿等，立即着手筹备建筑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以招忠魂，以供安息。

孙立人坐言起行，郑重其事地沿用印缅战场上高空侦察的方法，三次乘坐军用飞机，盘旋于广州上空，亲自为公墓选址。孙立人是这样解释自己的选址理由和经过的：“广州为革命策源地，国民革命之先烈墓园多在于是，爰议卜选佳城，以为异域成仁诸烈士归骨之所，其已安葬于缅北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地中国公墓者，亦各遵其遗嘱，捡其骨灰，移葬于此，初以择地不易，立人三作空中勘察”。公墓地址“前带沙河，后依云山，东北为第一师阵亡将士墓园，十九路军沪战殉国官兵公墓在其南，其西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朱执信廖仲恺诸先生之兆在焉。诸烈士得以与革命先烈比冢长眠，忠骨名由，而垂不朽矣。”

从孙立人所言可知，将军对公墓墓址的选择是很讲究的。首先从所在城市的历史意义上看——“广州为革命策源地，国民革命之先烈墓园多在于是（这里）。”其次从地理位置来看——公墓地址“前带沙河，后依云山，东北为第一师阵亡将士墓园，十九路军沪战殉国官兵公墓在其南，其西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朱执信廖仲恺诸先生之兆在焉。”再次是从归葬此地的意义上看——阵亡将士“得以与革命先烈比冢长眠，忠骨名由，而垂不朽矣。”

墓址选定之后，孙立人亲自为新一军公墓题写《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记》。笔者从如山的故纸堆里，找到了这份从未发表过的珍贵的《碑记》手迹。《碑记》语势磅礴，如长河瀑布一气呵成；谴词造句，工整流畅生动，全面而扼要地记载了新一军远征印缅抗日杀倭的战斗历程和辉煌战果，以及公墓建造的简单经过。通篇洋溢着战斗激情和对阵亡将士深切怀念之意，是浓缩了的新一军远征抗战史，是罕见的悼词佳作，读之让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比如，文内形容新一军入缅作战的气势是“旌 旗所指，剑气浮空”；概括驻扎印度训练的情形为：“练师旅，整车骑，习湖沼戎机，教森林战术，扬我国威，严我军律，使异邦之民，鼓舞腾欢。”形容反攻北缅时部队的勇猛和战争的激烈、残酷则有“诸将士茹苦含辛，抵锐攻坚”，“势如雷电，山岳崩颓，血染荒郊，江河变色”等句。讲到建造公墓事，则满怀深情地写道：“余忝军长，于奏凯归来，招魂追旆 ，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长安窀穸 。”身为一军之长，孙立人真的做到“一个都不落”——生的死的全军带回“同返中原”！其情之切，其意之诚，能不感天地，泣鬼神？

过元熙负责公墓的总体设计

新一军公墓的设计意念出自孙立人。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孙立人，曾经亲自为部队设计过营房、营区和军官住宅，自己亲手设计新一军公墓当是没有问题。只是当时正在接收广州，军务繁忙，日理万机，实在是分身无术。于是，便委托清华校友过元熙建筑师，负责公墓的总体设计。

过元熙，1930年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娶一美国女子为妻。回广州开设建筑师事务所。建造公墓的技术工作，是由过元熙建筑师推荐的一家广东的工程公司承担的。关于公墓设计师的名字和情况，在所有正式出版的书刊和文献中，都没有记载，是参加公墓建设的王伯惠先生告诉笔者的。笔者无法查到过元熙建筑师1949年10月以后的下落，新一军公墓的设计图纸，也无存档。若过元熙建筑师的后人或知情者能见到此文，请不吝赐教。

600日俘以汗赎血

新一军公墓于1945年11月5日奠基并动工兴建。孙立人命令600战俘“以流汗报流血”，“以慰先烈于九泉”。王伯惠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土方工程是由600个日本战俘负责完成的。当时，王伯惠和清华同学张世珷两人，被新一军军务处派遣去监督公墓的工程。每天，王伯惠与张世武一起，从沙面新一军军部开吉普车，到沙河镇工地。中午，就吃沙河粉当饭。下午5点下班，返回沙面。当时，新一军军部驻扎在整个沙面（原日本南支派遣军的司令部驻扎于此），共有6个处：军械、军需、副官、参谋等处，及其附属单位。接收广州时，新一军是这样分工的：新38师驻扎在广州市区；30师驻扎在九龙、东莞；50师驻扎外围。

据王伯惠等老战士回忆，修建公墓的日本战俘很老实，工作很认真。新一军用一个工兵连，每天从河南的战俘营，押解600战俘到沙河工地。工兵连的战士站在工地四面负责警戒。战俘中午自己做饭。工兵连是1946年3月中旬才离开工地去东北的。那时，公墓的土方工程，已基本完竣。

全军官兵节衣食省血汗捐建公墓

孙立人治军，一向经济公开。接收广州的日人军产、财产，全部造册列表登记上缴国库。以致建造新一军公墓的全部费用，均由全军将士集资捐输。在1947年9月6日，新一军公墓落成时的《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墓记》中，孙立人是这样记述的：新一军公墓“计全部工程，费时一年又半，建筑费用则悉由本军全体官兵节衣食省血汗以捐献者。”

关于公墓墓地的来历，孙立人是这样记述的：“得穗中贤达之赞助，始于白云山马头岗之阳，得地百余亩。” 孙立人没有写出献地的“穗中贤达”的名字。这个记录隐藏着两种可能：一是“穗中贤达”无偿捐献；一是新一军向“穗中贤达”低价购得。但无论如何，这块墓地都不是政府无偿拨给的。新一军建造公墓全靠自己的力量。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纪念塔上的那只铜鹰。这只重达1600余斤、高8英尺、长10英尺的展翅铜鹰，是用射杀日寇鬼子后的炮弹壳熔铸的。孙立人记述道：“纪念塔上矗立之铜鹰，重逾千斤，其铜料则由库存战时所集炮弹壳熔化而成”，是“一极有价值之珍贵纪念品。”可惜这只铜鹰，早已不翼而飞、不知所终！

新一军公墓原貌

据笔者依据公墓遗迹实地步测，结合公墓落成时专门拍摄的一批照片考证，新一军公墓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约为75000平方米，是一个北高南低的长方形的墓园。墓园的核心建筑是纪念塔。纪念塔高21米，基座为一边长45米的正方形梯级台基。纪念塔东、西、北三面镶嵌着刻有27000余名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名字的大理石碑刻，每块石碑宽约2米，高约5米。纪念塔正面镶嵌着一块长约4米，宽约0.5米的辽宁青石纪念碑，上刻有孙立人手书隶体“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16个大字，工整端方，力透石背。

纪念塔南面东、西两旁各有一个人工池塘，左曰“花篮塘”；右曰“葫芦塘”。濂泉溪流自白云山上注入两池塘，再滋润四周的绿树芳草、青松翠柏。纪念塔与两个人工池塘之间，有一道弧形的小桥相隔。

纪念塔南面正前方70米处，即人工池塘的南面，有一纪功亭。亭高7米，八角攒尖顶，纯中国形式。该亭建于1947年下半年。是专为安装蒋介石的题词“勋留炎徼”和孙立人所撰写的《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墓记》而增建的。以往几乎所有相关文章都说公墓里有两座纪功亭。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另一个纪功亭既无历史照片或残存物佐证，也与墓园的布局相悖。且看现在残存的这个纪功亭，她是正对着墓园的主体建筑纪念塔的，如果还有另外一个纪功亭，请问该安置在哪里？当然，笔者也真诚地希望能有新的证据出现，以推翻我的这个结论。

在纪功亭的东南侧，于落成典礼后，还加建了一个战史室。

公墓东、西、南三面，有围墙与外界相隔。进入公墓的通道，称作“南北大道”，宽30米，长200米，作西南-东北指向，先从纪功亭西侧经过，再从两个人工池塘间穿越，然后抵达纪念塔塔基平台。

南北大道的南端，由两座门楼和一座牌坊组成一个跨度为30米的公墓大门。两座门楼的设计，融合了凯旋门和军营门岗的意念，简洁端庄。牌坊的设计则独辟蹊径，仅以两段式的两座方柱构成。方柱的下段两内侧，各塑有一尊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新一军士兵浮雕。设计师采用抽象的现代设计意念，把战士浮雕塑成“两段式”——上半身写真；两腿则抽象为石柱状，与公墓大门牌坊柱墩凝结为一体。塑像浮雕全高约6米，其中上半身高约2米，抽象的腿部高约4米。

牌坊方柱的上段，为一对联，左联为“顶天立地”；右联为“英魂长存”。与联下的两尊凝结在方柱上的战士塑像，互为呼应。左联正下方是“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字样。对联和“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字，全部为孙立人所题书。以往所传“该对联为蒋介石所题；联曰‘顶天立地，震古烁今’”，讹传也，有历史照片为证。实际上，蒋介石只为新一军公墓题了“勋留炎徼”4 个字。

大象饲养兵和墓园管理

新一军公墓墓园，原由1名上校高参担任管理，下设2名管理员，2名墓园艺工，和3名大象饲养兵。园内的3头大象，是新一军在缅甸俘获日军的战利品。这群大象原有11头，新一军回国时，专门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大象迁徙。有的大象倒毙在长途跋涉中。最后只有7头大象被送达广州。孙立人把其中的4头分送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动物园。至1947年9月6日，新一军公墓落成典礼时，园内还有3头大象。新一军将士视这些大象为宝贝，每头大象配一名士兵专职饲养。

实际上，新一军公墓落成时，新一军主力早已被分解、派遣到东北作战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倾轧，1947年4月26日，孙立人被迫离开了新一军，接受新任命。1947年9月6日的新一军公墓落成典礼，是孙立人远赴台湾训练新军前，所要了结的一个心愿。也是孙立人以原新一军军长的身份，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随后，孙立人把三头大象中的两头，带往台湾，最后一头则送往黄花岗，供广州市民观赏。孙立人虽然离开了新一军，但心里还时刻记挂着新一军公墓的管理。直至1948年6月23日，时为新七军军长的原38师师长李鸿，还打电报向远在台湾练兵的孙立人汇报：“广州公墓管理费已请新一军每月提前汇发。”

可见，新一军公墓从建设到后来的管理，全部由新一军自理。

铜鹰在哪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一军公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纪念塔下的双层四方平台，及东、南、西、北四面的阶梯台基被填埋，紧挨着纪念塔塔体正面，建起了一座几乎与纪念塔齐平的6层楼房，名曰“恒富酒店”。

塔基立面的黑色大理石及墓志铭被彻底铲除。纪念塔中部那只用炮弹壳熔铸的重逾千斤的展翅铜鹰，则不知所终。新一军自比雄鹰，这只铜鹰可是新一军的军徽啊！

纪念塔东、西、北三面刻有27000余名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名字的大型碑刻，被全数砸烂。由四根方形擎天巨柱所构成的纪念塔，由于坚固无比而无法撼动，最后被“充分利用”改造为5层厕所。刻有孙立人手书“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16个大字的辽宁青石塔碑，砸不烂，被丢弃在公墓以外约300米处。碑记则不知抛于何方？纪念碑上孙立人所题写的挽联，更无处可觅。

纪功亭被一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肉菜市场所包围，亭内堆满了垃圾。纪功亭上蒋介石所题写的“勋留炎徼”匾额，和孙立人所撰写的《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墓记》早已荡然无存。

弧形的金水桥，早被砸毁。那两方碧波荡漾的池塘，早就被填平了。残存的战史室，则被挤压在了肉菜市场的一角。公墓大门牌坊，只剩下东边的半根残柱；牌坊立柱上的两座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新一军士兵浮雕，被砸个粉碎。两座分别长、宽约8米，高约12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门楼，则正在被使用——东门楼用作某部队的传达室；西门楼则被一个杂乱无章的服装市场所紧紧包裹着，并被用作市场管理办公室。

所幸的是，经多方呼吁，前不久，纪念塔里的厕所已被拆除，那块断成两截的青石塔碑，也被找了回来，尽管安放在了纪念塔身的反面，但好歹算是保存下来了。

最无可挽回的是，数年前开辟的广园东路，从新一军公墓中央剖园而过，把残存的纪念塔和门楼等分割在了车水马龙的大路两边。一个构思独特、布局严谨、庄严肃穆的新一军公墓墓园，已面目全非。执笔至此，笔者不禁悲从心来，潸然泪下！转眼又是清明，我们拿什么向长眠于地下的两万余名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交代？据说，当年被远征军歼灭的日寇的后代，这些年还要千里迢迢前来中国云南一带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侵略中国的先人。而我们的正义之师，在自己的国家故土，为自己反击侵略，远征抗战的战友烈士长眠安息所营建的公墓，却要遭遇如此毁灭性的破坏。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老战士的呼吁

200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部分尚健在的海内外新一军老战士聚集重庆，参加由重庆市政府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联合召开的一个纪念和学术研讨会。会上，老战士们委托王伯惠和徐文二人起草一份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请求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信中称：“六十多年前，以新一军为主力的反攻缅甸之战，是自鸦片战争一百余年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派赴国外御敌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一次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部队唯一派赴国外战场作战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不但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功绩，同时，更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广州新一军公墓为当时英勇牺牲在印缅国外战场的两万多名烈士招魂祭奠，不但有重大的国内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国际意义。”老战士们还指出：在印缅战场，“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将士，都成了异域孤魂。在国内为他们所建的唯一的一座公墓，被破坏、毁灭。相比日本人要来华（在云南松山）为他们侵略中国的亡灵修建纪念碑的行动，我们痛心疾首！”为此，强烈呼吁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

国务院信访局的回函：“向抗日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0月27日，国家信访局给新一军老战士回信，信末写道：“向抗日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把新一军老战士定位为抗日英雄。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新一军老战士们奔走相告，激动不已。台湾、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老战士，还自动组成一个致敬团，统一着装，于2006年4月2日抵达广州，与国内的老战友会合，给阵亡将士、给孙立人将军敬最后一个礼——因为年纪大了，下次能否再来，将不得而知。同时，与广州市政府共商恢复公墓大计，以尽战争幸存者的一份心意。

老战士的信和来访的消息，已引起了广州市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正研究修复公墓事宜。

梦回马头岗

孙立人生前留言：百年后，要归葬广州新一军公墓，与阵亡将士同冢长眠。孙将军的遗愿，成了老战士未了的情结。广州白云山马头岗，始终令他们魂牵梦绕。近20多年来，他们曾多次组团回广州探寻恢复公墓的办法。

这次到广州为新一军阵亡将士扫墓、与市政府共商恢复新一军公墓大计的几十位老战士，一个个都很有来头。比如王伯惠先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新一军上校翻译官。1945年11月，他和同学张世武一道，奉新一军军部之命，负责在工地监督日俘建造新一军公墓，亲眼目睹了新一军公墓的前期建造过程。1946年-1947年间，在孙立人将军创办的东北清华中学担任校长。1980年以来，王先生还主持设计了我国第一批高速公路，参加了广东虎门大桥的设计和建造，是我国有名的高速公路和桥梁专家。出于对孙立人将军的景仰和对阵亡战友的怀念，他不顾年高，长年为恢复新一军公墓奔走呼号。

又比如来自台湾的汪海涛先生。1942年5月27日，孙立人率领新38师，安全撤退到印度时，军容威武，军纪严明，令盟邦人士无不尊崇。遂邀请新38师代表中国军队参加6月1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日阅兵典礼。因事关国家荣誉，孙立人亲自主持点名，选拔6名军官及一个加强步兵排的士兵，前往受阅。时为114团机枪二连连长的汪海涛先生，就是这6名军官之一。当时，部队刚入印度，条件艰苦，但由于孙立人练兵得法，这一排中国官兵，军容壮盛、威仪万千，在受阅的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的军队中，独拔头筹，获得了第一名，扬威异域。说起这段往事，汪先生至今还十分自豪。与汪海涛先生同来的还有原新38师老兵、96岁高龄的李纯明先生，以及孙立人将军的学生冉启武、陶琼藻先生。

参加这次扫墓活动的，还有我所找到的第一个新一军翻译官、西安交通大学蒋大宗教授；孙立人在台湾落难时，给孙立人以切实的帮助、后来又为孙立人的平反奔走呼号的来自美国的郑锦玉先生。

老战士们不顾年高体弱，不远万里，自费聚集广州，就是为了圆一个梦——恢复新一军公墓。因为，他们人人都牢记孙立人将军的嘱咐：修复被毁的国内外新一军公墓，“这是我们的责任！”他们还寄望不久的将来，广州新一军公墓修复后，他们能依照孙立人生前的嘱咐，把暂厝台湾的孙立人墓，移葬广州新一军公墓中，以了却孙将军“与阵亡将士同冢长眠”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