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此情可待成追忆——春秋早期的贵族生活

周代贵族创造了繁复的礼乐制度，留下了多样的青铜彝器，他们的生活也令人充满遐想，然而春秋早期贵族们的日子似乎远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张昌平教授从考古学角度出发，以北白鹅墓地的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自己对同期青铜器的研究，展示了平王东迁之后的社会动荡与文化重构。

本文整理自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的讲座“此情可待成追忆——春秋早期的贵族生活”。该讲座系由山西考古博物馆主办的“考古云讲堂”系列第二季第八场，本季主要围绕“燕姬的嫁妆——垣曲北白鹅考古揭示的周代女性生活”展览进行，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主持。

张昌平教授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为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院教授，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曾任职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湖北省博物馆，曾担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等学术机构的访问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著有《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等多部专著，目前负责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

张昌平教授著《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书影

“此情可待成追忆”，即过去的生活很美好，现在则较艰难，这是基于周平王东迁后的社会场景与西周时期景象对比而萌生的题目，在张昌平教授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又添加“燕姬的嫁妆”展览内容而形成。该展览基于2020年垣曲北白鹅墓地的考古发现而开设。利用一年之内的发掘成果组织成型的展览并不多见，这体现了国家近年来重视考古学研究背景下考古人做出的努力。在观看展览时，不仅仅要看其中的文物，还应关注展览本身。看展品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而看“展览”时，要留意主办方定的展览主题以及各单元的思想表达。如此次展览，就用大红色贯穿，很贴合“燕姬的嫁妆”这一主题。

北白鹅墓地的考古发现

“垣曲北白鹅墓地”虽未获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涉及平王东迁后的社会格局、当时采邑的政治定位等方向的重要问题。两周之际，社会文化面貌出现了新的特点：经过夏、商、西周早期等时段后，早期国家在西周中期已慢慢走向成熟，出现了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现象。在物质文化方面，社会阶层归并。尤其是西周中期以后，成套的鼎、簋、盘、匜等青铜器被用于宣扬社会礼仪和祭祀活动的庄严性。此时的青铜器有几种常见纹饰，如窃曲纹（这是中间有一个眼睛，两端有回钩的中心对称扁长形图案，是一种想象动物的抽象化表现）、重环纹（旋转90度后与垂鳞纹类似，可能用于表达动物躯体上的鳞片）等等。这些当时流行的纹饰除在北白鹅墓地中的青铜器上外，在晋侯墓地M93和M102中都能见到，其时代可以根据晋侯家族成员下葬的时间序列推定。而在山西之外的虢国墓地与苏家垅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上也有类似的纹样。

收藏于山西博物院的晋侯墓地M93出土的窃曲纹簋

晋侯墓地M102出土的重环纹匜（图片来源于网络）

北白鹅墓地的发掘工作尚未结束，目前已发现较为重要的有M1、M2、M3等墓葬。其中M1级别较高，在M3中还出土了“匽姬甗”这一重要“嫁妆”。而M2与M3被认为是夫妇合葬墓，根据当时的礼制，丈夫的墓往往较大，但在这里夫人墓M2规格较大。春秋早期的墓葬中有时夫人墓比国君墓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女方家族更为显赫。

收藏于山西考古博物馆的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匽姬甗”

两周之际已经形成了标志社会等级的成熟礼制。比如，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等规定被记录在传世历史文献中。实际上，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一样复杂，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尺用于丈量社会阶层。所以在不同的封国，诸侯的级别可能也不同。如山西晋侯墓地中的晋侯用五鼎，而作为周王亲室的虢国国君用七鼎，在京山苏家垅遗址中的曾国贵族则使用九鼎。因此九鼎未必专属于周天子。但可以确定，在同一个封国内，鼎、簋的数量多少代表了阶级的高低。在北白鹅墓地M1中出土了六件鼎和六件簋，其上饰有窃曲纹。此外，还有六件形制相同的鬲和十四枚编钟。鬲的数量通常与簋相同，但正常情况应为“七鼎六簋”，该墓葬并未被盗，少了一件鼎的原因目前尚不知晓。虽然当时森严的规章在各个国家并未被严格地执行，但是礼制社会已基本成型。M1规模不是特别大，却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墓葬。因为同属两周之际的虢季墓（虢国墓地M2001）和虢仲墓（虢国墓地M2009）中就配“七鼎六簋”。就鼎、簋数量而言，北白鹅墓地M1墓主与当时数一数二的虢国国君地位似乎相当，但后者墓中还配有大量其他随葬品，前者则似乎是强撑门面。

北白鹅墓地M3也有诸多谜团，其中出土了两件关键的器物——“匽姬甗”和“夺簋”。“匽姬甗”上书“虢季为匽姬媵甗/永宝用享”，乃虢季为求娶匽（燕）姬而造。学者们可以通过此甗来猜测墓地归属。夺簋上饰有左右对称的特殊窃曲纹，与两周之际盛行的中心对称窃曲纹不同，因此它的年代较早，可能在西周中晚期，与整个墓地的年代不一致。M3中还出土了一组编磬，编磬往往与编钟一同出现，但在M3中未见后者。两周之际的墓葬中若有编磬，墓主即使不是国君，也与之级别相当。而M3中出土的觯、方彝等冥器采用西周早期的形制，两周之际往往只有高等级贵族才会随葬此类器物，因此它们虽制作粗糙，但象征往日的身份。M3中仅有四件鼎，且彼此形制不同，乃是拼凑的结果，而非当时大贵族使用的“列鼎”。四件鼎中最小的一件与冥器类似，所以实际大概只有三件鼎，据此可以推断此人下葬时的社会地位已较低。相对于他墓中四件相同但形制偏早的夺簋，这组凑起来的鼎显得并不般配，春秋早期的落魄与西周时期美好的往昔形成鲜明对比。

收藏于山西考古博物馆的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夺簋”（其中之一）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滞缓的文化

西周中期时就已经确立了列鼎制度，社会生活开始走向程式化的格局，物质文化发展缓慢。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周王的地位下降到甚至不如一些诸侯。因此诸侯国的文化、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导向，甚至有些滞后的封国在战国时期仍沿用西周晚期的礼制。以往学者通常将西周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周昭王之前是西周早期，周昭王之后周厉王之前为西周中期，而周厉王之后是西周晚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西周早、中期进一步细分，而晚期未能细分。西周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是因为当时文化演变迅速，而西周晚期无法再细分则因为文化发展进入了滞缓阶段。例如在西周晚期杨家村青铜器窖藏中的列鼎每件纹饰相同，鬲也整齐划一，器物风格与“夺簋”大致同期，在两周之际的虢国墓地、苏家垅遗址依然沿用类似风格。在春秋中期之后，文化才再次经历快速发展。

至于年代偏早的“夺簋”缘何出现在北白鹅墓地之中，应当先从这件器物的铭文入手。内容如下：

隹（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庚午，各（格）于大室。丼叔內（入）右奪，即立。王乎（呼）內史微冊令（命）奪曰：令（命）女（汝）司成周訟事眔殷八師事。易（賜）女（汝）赤 （见图片） 巿（芾）、䜌（鑾）旂，用事。奪拜䭫（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令（命），用作朕皇祖中（仲）氏、朕文考釐孟寶尊簋。奪其萬年眉壽永用，子=孫=寶。

夺是西周晚期一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周王亲自在“太室”中对他任命。分配给夺主管的事务也很重要，主要有两件：一是管理“陪都”成周，二是统帅主力军队之一“殷八师”。从现存器物来看，夺至少享有“五鼎四簋”待遇。夺可能是北白鹅墓地M3墓主人的先祖。张昌平教授认为，西周灭亡后，大概是夺的后人带着四件簋流传数代，最终用作随葬品，以显往日荣光。

“夺簋”（M3：35）器盖铭文拓片

东迁之后的动荡与混乱

春秋早期，今天的北白鹅村所在地距离新王都成周并不遥远，甚至可能位于畿内，由周王亲室统治，这与虢国的情况有些类似。当时局势十分动荡，到春秋中晚期的时候，王都成周附近斗争最为复杂，比如晋国曾一度想要称霸，而楚国试图“问鼎中原”。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数十个诸侯国灭亡。因此当时的贵族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例如，虢国为周武王所封，其统治者曾辅佐周王，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周王东迁一百多年后，便被晋国所灭。晋国统治者虽是周王直系亲属，但原本社会地位并不高。不过公元前771年，晋文侯拥立周平王东迁，从而提升了自身地位。但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代晋，可想而知原本晋国大宗的贵族也承受了来自内部的压力，直至灭亡。公元前661年之后，晋国灭耿、霍、魏、虢、虞等国，大批贵族走向消亡。

张昌平教授发现，虽然春秋早期许多贵族仍在维持旧有礼制，但他们似乎进行过“苦苦挣扎”。比如，在河南的义马上石河墓地M93中出土了四件鼎和五件簋，看似等级较高，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与北白鹅墓地M3情况相似。这些器物多徒有其表：其中有一鼎一簋明显是冥器，尺寸较小；而四件簋和两件方壶被发现时内部还有范土，盖子无法打开。当时似乎希望用较少的开销，制作出体现墓主高等级贵族身份的器物。在同一家族的上石河墓地M94中情形也类似，其中虽出土了体现身份地位的方壶和水器，只有较小的一鼎一簋，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墓主社会等级不低，但缺乏相应的财富。

尽管“燕姬的嫁妆”展览营造了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但是两周之际的婚姻生活可能并不是现代人想象中那样美好。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同姓不婚”的观念，在不少文献中有相关记录。如《礼记·曲礼》中就有“取妻不取同姓”，《国语·晋语》中也有“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等等。但到了春秋时期，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出现同姓结婚的现象。如《左传》记载，“晋献公娶于贾，无子”，此处的贾国与晋国一样是姬姓诸侯国；而晋平公甚至有“四姬”，他因娶卫姬而被批评“失政”。是多见同姓而婚事件的国家。而北白鹅墓地M3中的“匽姬甗”可能就是同姓婚姻的案例，因为虢国和燕国同为姬姓诸侯。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春秋时期同姓血缘关系淡化有关。此外，春秋贵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也很常见，一些小国统治者希望通过嫁女来寻求强国的庇护，而强国之君有时也会用这种手段与他国结盟。

“燕姬的嫁妆”展览

春秋时期礼器形式的变化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还与周王室衰败导致文化范式的缺失有关。例如在今湖北北部有一曾国，其地域范围很大，超过了二百平方公里。虽然这个封国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之中，但它掌握着金属资源，非常富有。曾国国君实力也很强，使用九件鼎。但因为曾国所处位置远离政治中心，所以其政治影响力还有待确定。曾国的青铜器非常程式化，没有设计创新，比如，北白鹅墓地中所出的簋是口沿窃曲纹与器腹瓦纹的组合；而曾国的簋也基本只在口沿处饰有窃曲纹、重环纹等等，就像使用了固定公式。张昌平教授认为，纹饰的排布对艺术设计水平要求很高，而曾国的器物多是“照葫芦画瓢”。

程式化的曾国青铜簋（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远离政治中心的曾国在文化水平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出土于今随州的曾国青铜器“起右盘”，器型与西周晚期的盘几乎完全一致。该盘上有铭文，且字形看似规整。

收藏于随州市博物馆的安居桃花坡一号墓出土的“起右盘”（《礼乐汉东——湖北随州出土周代青铜器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年）

铭文内容隶定如下：“隹（唯）起右自作用其吉金宝盘，迺用万年[子]=孙[=]永宝用享[永]用之”。其中“子”、“孙”、“之”字及重文符号上下颠倒，而且铭文排字顺序有问题，语句不通顺。这类“反书”问题常见于春秋早期的器物上，由此可见器物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文化水平都不高，甚至可能不识字。

“起右盘”铭文（《殷周金文集成》10150）

1966年在京山苏家垅遗址中出土了一对的“曾仲斿父方壶”，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曾仲斿父方壶”高约66厘米，重约32千克，体量较大。作为 “明星文物”，该壶受誉颇高，曾入选1980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等展览。艺术史家杜朴（Robert L. Thorp）在“随县墓——再思五世纪”（The Sui Xian Tomb: Re-Thinking the Fifth Century）一文中称该器为“纪念碑式的壶”。苏芳淑在《赛克勒收藏的东周青铜礼器》（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图录中评价这件青铜器有“较之虢国更高的品质”。而在国内的《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图录中也将其列入百件收录文物之中，并介绍道：“新的艺术生命，就要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了。”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京山苏家垅遗址出土的“曾仲斿父方壶”

方壶的样式较为程式化，早期多以“十”字形背带纹为基础，之后在背带纹之间添加龙纹等纹饰，亦有在壶腹使用半浮雕龙纹的情况。与之相比，“曾仲斿父方壶”似乎极具创新性。然而该壶上多层波曲纹布局的装饰在西周晚期的许多圆壶上已经出现，如“几父铜壶”等。同属曾国的“曾伯陭壶”上几乎每层纹饰都与“曾仲斿父方壶”相同。在中国古代，方形青铜器等级往往高于圆形器。一般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方壶出土，而“曾仲斿父方壶”的纹饰却“抄袭”了更低等级的圆形器皿。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曾伯陭壶”

曾国文化是周文化的分支，但到春秋早期时，它失去了发展方向，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对照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曾仲斿父方壶”铭文，可以发现前者的“曾仲斿父”漏铸“中（仲）”字。此外，与其他同期青铜器铭文对比，还能发现其文字分布不构成长方形，最后一行只有一个字等问题。但这对壶最大的问题是工艺不佳。张昌平教授在调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方壶时，发现其内部透光。经检查发现，该壶底部腹壁由于打入销钉而形成裂缝，这是因为其底部在浇铸后有缺陷而进行的修补，另一件“曾仲斿父方壶”也有类似问题。此外，在X射线成像中可以看到，该方壶颈部有薄厚不均的情况。这可能是工匠制范后发现壶盖无法放入壶口，在内芯处填补一圈泥条扩宽壶口所致。因此“曾仲斿父方壶”在铭文、设计、工艺等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

除此之外，张昌平教授还指出，贵族在某个阶段所用的器物就有特定纹饰。因为这是“礼器”，一定要遵守公共的原则，而不能自己发明规矩。在曾国青铜器中，鼎、簋一类的常见器物尚能遵循“礼制”，但方壶的制作却出现混乱，这是曾国远离政治中心的体现。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中都有一定的制度。比如，古代埃及人像的腿长都会遵循固定比例，站姿也是固定的。因此“礼制”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古今中外。能够“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可能会带来艺术创新，但并不是合乎礼制的产物。

区域交流与文化重构

春秋早期并非仅有停滞与混乱的景象。周王失去统治力后，诸侯国之间纷争不断，在此过程中，一部分诸侯国得到发展。经过这段贵族的艰苦时期，大的地域集团产生，新的文化中心围绕地域霸主形成。比如，晋国和楚国都铸造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青铜器。由于失去了政治控制，地域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北白鹅墓地M1中出土了几个爪印形状的金器。中国古代金器并不常用，因为黄金是非常光鲜的金属，一般用于装饰，而中国古人多用玉器实现此功能。另外，当时也没有对金矿进行充分的开采。因此，黄金器物常与外来文化相关联。在地处西方的晋、虢、芮等诸侯国遗存中尚有一些金器出土，但是在中原及南方的诸侯国两周之际的遗存中，黄金非常少见。张昌平教授认为，M1中的爪印金器可能代表了西北方向的文化交流，而M1中的虎纹罐可能也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元素。

收藏于山西考古博物馆的北白鹅墓地M1出土的爪印形金器

由于晋国所处位置偏北，带有北方因素并不奇怪，但同时北白鹅墓地的青铜器中也有些带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格。比如，M5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甬钟，带有很长的枚和特殊的变形龙纹。从南北风格的器物汇集可以看出，春秋早期远距离文化交流变得频繁。文化交流加上诸侯国兼并形成了春秋中期的社会格局。比如，在晋商博物馆藏有一件铜鼎，器身与器盖上都有非常规整精细的蟠虺纹。西周中晚期以来粗旷的几何形纹饰在此时已经转变为了精致的风格，这也体现了春秋中期地域集团形成之后“新兴期”文化发展质的飞跃。

精彩的讲座之后，张昌平教授解答了观众提出的如下问题：

Q：在鼎簋制度中，鼎内呈放的物品有没有特殊的规定，如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鼎中都有牛的出现，这是否与等级规定有关，是不是也在不断演化？

A：九鼎制是经书中记载的理想状态，九鼎中的“太牢”可能会用牛、羊等。但是在考古实践中，我也曾关注鼎中的骨头，发现鼎中发现其与文献中记载的有一定关联，但没有必然的联系。文献是基于当时社会的背景，但是古代的经书并非档案性的记载。所以经学家编书时会带有理想性的规范，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会如此严格地执行。比如曾侯乙墓的九鼎中就盛放有大雁等动物遗骨。

Q：曾国既然比较“土豪”，曾侯乙编钟的形式是否也非传统规制？

A：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曾国早在商代末年就已存在，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它在“随枣走廊”都有较强的实力。春秋中期以前它是处在周文化之下的诸侯国，而春秋中期之后它与楚国关系密切，甚至成为其附庸，因此又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如曾侯乙的九鼎是平底束腰的“楚式鼎”。“楚式”并不是指楚国的发明，而是指在楚地区域内形成的文化风格。另一方面，在编钟上曾国又保持传统，如铭文中对格律的记述。宏观上说，春秋中期以后，曾国以楚国的习俗为主，但也保留了自己的传统风格。

Q：您认为郭家庙曹门湾曾国墓地的上限是落在西周晚期还是春秋早期？曾国文化在西周中晚期似乎出现了“断档”的现象，郭家庙的葬俗与西周早期的叶家山不同，您认为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A：这个问题比较专业，我简要回答。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说，年代非常重要。但是实际上，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我们很难定位绝对年代，西周到春秋也只是“一夜之间”。墓地的形成总体来说有两种理解：我认为很多墓地在西周晚期就已经形成了，因为当时周王室对南方重新控制；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很多墓地是在春秋早期形成的，贵族东迁后建造了很多新的墓地。在晋侯墓地发现前，包括虢国墓地M2001和苏家垅的“曾仲斿父墓”等，有时被学者归于春秋早期，有时又被归于西周晚期，原因就是我们无法判定一个绝对的年代界限。物质文化的变化和朝代的变化并不完全吻合，因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叶家山墓地被定为西周早期也并非通过器物年代序列，而是根据周昭王南征失败这一历史事件划分。若无文献记载，单纯依靠物质文化，连推测“武王克商”这样的朝代更替都很难。

Q：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春秋时期在礼制文化上是滞后的，但在思想文化上是进步的”？

A：礼制、文化体现了上层建筑，而我认为这方面不存在进步与滞后。在缺乏政治控制的情况下，思想变化比较活跃，传统与新兴的东西会产生很多碰撞。在碰撞中一些诸侯国迅速变得强大，另外一些则很快灭亡。有些东西快速发展，而有些东西较为落后，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中都有类似现象。

Q：您在讲座中屡次讲到青铜器的纹饰，请问青铜器上纹饰的排列有没有特殊的含义？

A：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很多装饰，而在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就形成了纹饰的系统。我们刚刚看到的窃曲纹中有一只眼睛，这是抽象动物的形象，此类还有兽面纹、蟠虺纹等。用一个词总结，这些都是“虚幻的动物装饰”。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中抽象的特点，与西方的写实风格不同。这些抽象动物纹饰到底有什么意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也众说纷纭。我认为兽面纹应该是有某种含义的，但是具体是什么还有待研究。

Q：请问东周的纹饰相较于西周是传承更多还是创新更多？

A： 我认为，可以把从二里头遗址到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以西周中期偏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青铜器纹饰强调左右对称。形成鼎簋制度之后，青铜器的工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晚商青铜时代“高峰”的妇好墓中几乎每件青铜器的纹饰细节都不一样。这时的青铜器多为觚、爵、斝等酒器，可供关系亲近的贵族近距离观看。而西周中晚期形成了列鼎，需要远观，所以一组鼎的纹饰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后，这一发展方向延续，模印纹饰大量使用。例如在侯马晋国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模，用于在泥范上印出纹饰以铸造青铜器。使用模印技术的青铜器就存在许多相同之处，符合青铜时代晚期器物纹饰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模印技术的应用使青铜器得以实现大规模生产，常有春秋中期之后的墓葬中出土大量青铜器。春秋中期之前，北白鹅墓地级别较高的墓葬中青铜器都较少，而在之后的赵卿墓中有上百件青铜礼器，曾侯乙墓中甚至出土了十余吨重的青铜器。这是生产、装饰、社会需求互动的结果。

Q：进入春秋时代之后，从礼制上讲，青铜器是为了追忆往昔。那么从生活器皿的角度上讲，是否又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发展？

A：春秋早期之后，礼制的束缚减弱，产生了一些“激进”的思想，贵族对自身更加关注。比如西周晚期的“夺簋”用于纪念王对臣子任命的重要事件，上升到了很高的政治高度；而“匽姬甗”上的铭文则记录了虢季为燕姬制作器物的家庭场景。春秋之后的贵族更强调自我，因此常见到某人“自作”某物的青铜器铭文，这是社会变化之下必然出现的格局。北白鹅墓地中出土的奁等各类化妆用的小型器物也是关注自我的体现。而且在不同区域里理解可能也不一样，比如在今山西至山东这一片当时经济文化都发达的地区，贵族就更关注自身生活情趣。因此东周时期也是一个多彩的社会，而非一片黑暗。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多维的，我们应该从多个视角去看待。

Q：北白鹅墓地一共出土了七件精致的盒，在女性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其他精美的器物，您也提到过M2夫人墓规格比M3更大，是否可以认为，春秋时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A：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地位很高的妇女，比如在商代的妇好墓中有大量随葬器物；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鼎也有“后母戊”的自铭，可以理解为该鼎是为纪念母亲而制作的。在商代除了纪念男性先祖外，还有许多纪念女性的青铜器。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所以才会有北白鹅墓地中更小的男性墓葬。此外，最近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中出土了曾侯夫人随仲芈加的器物，楚王之女芈加在曾国风雨飘摇之际执掌政权，维系曾国王权统治。在一些特定阶段，女性曾居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在夫妇合葬墓中有时 也可以看到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