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5月回国到1936年6月去世，是高尔基生命的最后三年。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作家完全接受当时的苏联现实、最为接近斯大林领导核心并赞同其路线和政策的时期，也有许多人至今都是这样认为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公布或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这三年既是高尔基和斯大林的关系由1928年以来的较为接近转向逐渐冷淡的时期，也是他充满怀疑、抵制和精神痛苦的时期。在高尔基生命的这最后三年中，他不仅不肯为斯大林写传记，而且在《国内战争史》、《工厂史》丛书的编写中也不肯迎合斯大林要突出自己的意图，并常常发表一些与“反对派”的观点相接近的意见。以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高尔基去世后看了作家的一页手记后，这样恶毒地说：“狼，无论你怎样喂它，它的眼睛还是盯着树林。”此语道破了斯大林、亚戈达们对晚年高尔基的真实看法。

1933年5月9日离开索伦托之前，高尔基对于如何处理他所收到的大批信件，一时颇费踌躇。他手头有1922-1926年所收的许多来信，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等政治活动家和巴别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艺术家的信函。儿子马克西姆曾建议父亲烧掉这些书信，高尔基却没有这样做，但也不想把它们带到莫斯科。于是，他便将部分信件和其他一些文献资料交给了秘书、拟去英国居住的布德别尔格，后者1933年3月间把这些信件和档案带往伦敦。但仅仅根据这一现象显然还不能肯定，作家这一次离开索伦托时，已决定不再返回。相反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其一，1933年5月离开索伦托时，高尔基已经住了十年的“伊尔-索里托”别墅中的全部家具物品，都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其二，临行前两天，他和往常一样把自己返回的最后日期写信告诉了罗曼·罗兰，后来(12月间)罗兰根据这一期限往索伦托给高尔基去信，但这封信却因“地址不对”而被退回。这些情况似乎又表明，高尔基本来是打算回到索伦托过冬的。或许，5月间离开索伦托时，作家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返回，当然也没有预料到，这次回国将遭遇些什么。他更无法想到，生命所给予他的，只剩下最后三年时光了，而且这是根本无法平静的三年。

在“领袖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

5月19日回到苏联后，高尔基似乎更加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礼遇，地位颇高，身上堆满各种荣誉，官方除了在莫斯科市内小尼基塔街和郊外的哥尔克村给他安排了两处宽敞的住所之外，为了使他不再返回索伦托过冬，又给他安排了一处过冬的住所，即泰谢里别墅。但高尔基却对此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情绪，因为他时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被监视、被封锁、被规范的反常状态中。甚至他的所有信件都受到检查，所有电话都被记录。作家安·普拉东诺夫、“反对派”人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寄给高尔基的许多信件，包括季诺维也夫1935年1月28日在狱中写给高尔基的求助信，都未到达他手中。小尼基塔街6号高尔基寓所的管理员柯申科夫清楚地记得，高尔基曾说：“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敌人存在，现在我们的住宅里也有。”

在高尔基的住所里，秘书克留契科夫就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1932年秋高尔基回索伦托以后，克留契科夫的妻子伊丽莎白·扎哈罗夫娜就要求柯申科夫把寄给高尔基的信统统都交给她。柯申科夫没有答应，她立即提出要撤换柯申科夫。后来只是由于高尔基原配夫人叶·巴·彼什科娃的反对，柯申科夫才被留任。罗曼·罗兰于1935年访问苏联后说，此人“成了高尔基与外界的全部联系的唯一中介人”；“为了隔绝高尔基和文学界同行及读者的联系，克留契科夫花了不少力气”；尽管他对高尔基也许有所帮助，但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由他安排的封锁是令人痛苦的。罗兰肯定，克留契科夫与亚戈达等上层人物的关系大可令人怀疑。罗兰当时并不知道，克留契科夫就是亚戈达直接安排在高尔基身边的。亚戈达本人也经常出入于高尔基住所，令作家十分厌恶。

尤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克留契科夫及高尔基住所的保安人员都随时带着武器。对此，作家的儿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曾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抗议和反对。可是，这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却在1934年5月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之后突然去世了。这一可怕的事实给高尔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精神创伤。5月26日，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儿子的死对于我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被白痴侮辱了似的打击。他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情景，至今在我眼前闪现，仿佛我昨天还看见似的，我到生命终结时也忘不了自然界机械的暴虐狂对人的这种令人愤怒的折磨。马克西姆，他是个强壮、健康的人，却死得痛苦。”在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真正保护高尔基了。他的行动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连想去农村走一走，和农民兄弟谈谈话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在家中，高尔基经常贪婪地听着柯申科夫讲述他们村里的情况。他多次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却一直未能成行。1934年和1935年夏高尔基乘船沿伏尔加河旅行时，也只能整天坐在甲板上，用望远镜看着两岸的村庄，而不能下船到村中去。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被允许走进村庄，那么也只能看到精心装饰过的、特意为他准备的场面。他对于欺骗他的种种做法已经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事实上，高尔基写于30年代的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那一时期的处境和心境。剧中的主人公布雷乔夫在感到死亡临近时，曾无所顾忌地、大胆地表达出自己的抗议与绝望。布雷乔夫曾是个聪明而有才华的人，一度为某种激情所控制，现在却常陷入孤独之中，而他家中则充满“内鬼”和许多觊觎其遗产的人。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自己家中被软禁”的人，因此十分气愤。该剧第一幕临近结束时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布雷乔夫走近食品橱，想喝一点加酸橙露的伏特加酒，却未能打开橱门。于是他大叫起来：“鬼们把它锁上了。真是些猪！他们提防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囚徒，一个被捕者……就像是……”在第三幕中，主人公又说：“我住错了街！我偶然落到陌生的人们中间，三十年都和陌生的人们在一起。”该剧第一次在列宁格勒大剧院演出时，扮演布雷乔夫的演员莫纳赫夫就化装成高尔基的样子，并一直强调这一形象的自传性和悲剧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杀害一事给高尔基的打击和影响更大。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来往却受到种种猜疑和嫉妒，他们的会见更受到严密的监视。罗·梅德韦杰夫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曾指出：30年代初期，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内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带有更多温和情绪的集团——基洛夫、加里宁、柯秀尔、奥尔忠尼启泽、古比雪夫”，他们还得到更多的中央委员的支持。1933年，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的几次讲话中曾主张实行某些更灵活的政策和“自由化”的制度，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建议把斯大林调到人民委员会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而选举基洛夫来担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一建议却被基洛夫本人所拒绝。2月9日，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投票结果显示，基洛夫的得票数远远高于斯大林。斯大林感到他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基洛夫被害一事便难以避免。基洛夫被害的消息对于作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高尔基说自己“完全被基洛夫遭杀害一事击昏了”。

然而这不过是一场空前的大清洗悲剧的序幕，紧随其后的就是另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的意外死亡，加涅茨基、叶努基泽等人的被捕。12月中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先后被捕。1935年1月，他们俩被认定为建立反党阴谋集团，结果均被判处十年徒刑。这期间高尔基多次想见斯大林和亚戈达，但都被拒绝。国家的民主化、限制个人的特权和专横、实行真正的法制，这些美好的愿望眼看都化为了泡影。正是从这时开始，再怎么美丽动听的言辞也骗不了高尔基了。高尔基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与基洛夫、布哈林等所谓“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是他高尔基做一些调节工作就可以淡化、能够解决的；斯大林个人的专横霸道作风，也不是他高尔基的说服劝阻可以制止和改变的。因此，他对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断、极左政治的抵制，不再像原先那样一般采取劝导、调解、提意见的形式，而是直接表示抗议和反对。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他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称之为“国家恐怖”。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绷紧了，事实上他已被羁押在家中，住宅中经常出现的形迹可疑的人影更深深刺激着他，以致他不时会大发脾气甚或骂人。

高尔基最后一次出国的努力是在1935年6月，也即法国左翼作家提议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即将在巴黎召开之前。当时，高尔基已被推选为出席这次大会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6月8日，他已领到出国护照，大会发言稿也已准备停当。但斯大林最后还是以医生认为高尔基的身体状况不宜出国为理由，使作家未能再度跨出国门。

高尔基的去世

由于呼吸系统的慢性病，高尔基从1935年9月下旬起就一直住在泰谢里。此时的高尔基精力充沛。据他的汽车司机格·安·佩希罗夫回忆，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作家曾说：“这个冬天我工作得多么好！我做了很多事，感觉不错，想早一点写完第4卷。”最后完成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确是那个时期高尔基的一个主要愿望。

但是高尔基十分想念两个心爱的小孙女——玛尔法和达莉娅。她们俩原本是要在5月1日来泰谢里的，却因患了流行性感冒而未能前来，于是高尔基决定返回莫斯科去看望她们。在小尼基塔街6号，高尔基甚为激动地见到了两个生病的可爱孙女。第二天下午，在家人的陪同下，高尔基先是到位于市内“新处女修道院公墓”的儿子墓前进行了凭吊，然后即前往市郊哥尔克村10号别墅，打算就在那里住下。

5月28日傍晚到达哥尔克之后，高尔基便感到不适，体温骤然升高。到5月30日，他的病情更有所加重。于是，在亚戈达的安排下，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开始进驻哥尔克。没过几天，在这里聚集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最著名的医学专家、教授和医生，就已达到17人之多。6月3—5日，医生们已多次进行会诊。

高尔基生病一事，外界是通过报纸得知的。6月6日，《真理报》就刊登出“关于阿·马·高尔基患病的通告”，首次报道了作家于6月1日得了流行性感冒、随后则并发肺部卡他性病变、心脏功能减弱的消息，同时宣布列文博士和朗格教授等正在细心地进行医疗工作。发布这样的通告似乎是一种信号。1933，1934年间，高尔基曾先后四次出现过较为严重的病情，但都起死回生，有关方面始终没有发表任何公告。这一次情况看来已完全不同。从6月7日起，《真理报》开始逐日发布“关于阿·马·高尔基健康状况的公报”，逐日报道作家病情的发展，并提供病人体温、脉搏和呼吸的检测数据。在这些公报上署名的，除了格·朗格等“功勋科学家”和医学博士列文之外，还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保健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霍多罗夫斯基。

6月8日，高尔基的病情更加严重，但是就在这一天，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打到了哥尔克村10号，通知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要来看望病人。于是，护士切尔科娃在征得列文医生的同意后，给高尔基注射了强心剂。三位领导人走进高尔基的房间后，他似乎情绪颇好，甚至谈起了法国新文学、民间文艺和女性作家的创作。斯大林提议拿酒来为高尔基的健康干杯。大家碰了杯，但高尔基只是用嘴唇沾了一下酒杯。三位领导人在这里只待了十分钟左右时间。

6月10日夜里两点钟，斯大林等三人又一次来到哥尔克村，这时高尔基已经入睡。列文医生建议叫醒他，但布德别尔格认为不妥，朗格和孔恰洛夫斯基教授也支持她的意见。斯大林等人也没有勉强闯入，只留下一张字条便走了。

6月12日，斯大林等三人第三次来到哥尔克村，前后待了八分钟左右时间。短暂的交谈涉及作家格·彼·施托尔姆的一部历史著作《沙皇、大贵族、教会人士和农民》的手稿以及法国农民的状况等。斯大林等离去后，作家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再睡觉，有时还说出一两句话，并请切尔科娃记下他所讲的一切。

斯大林接连三次来到哥尔克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俄罗斯高尔基研究专家弗·谢·巴拉霍夫写道：“在这三次来访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是对于濒于死亡的高尔基病状的令人感动的关心，或者是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一幕悲剧性的结局？全部三次来访，斯大林都是在其忠贞不渝的战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陪同下进行的，因而就被赋予了表明领袖认为自己和作家之间具有友好关系的意义。同时，斯大林警觉的眼睛也保持着对于作家住宅的经常性监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既是一位关心备至的客人，也是一位殷勤周到的交谈者，还是这座宅邸的朋友，他随时准备为主人的健康干杯，以便尝试提高患病在身的作家周围人们的情绪。”人们或许还可能提出许多疑问：斯大林想从高尔基那里得到什么呢？可能就是布德别尔格手中的那只十分敏感的装有档案的箱子？作家和党内“反对派”之间的来往信件？他写的揭示伟大领袖真面目的随笔手稿？他最后的日记？或者是斯大林的妻子阿里卢耶娃自杀前写给作家的信？这一切都属于未解之谜。

16日，高尔基的病情似乎有些好转，但到17日夜里即出现险情。6月18日中午11时10分，高尔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高尔基曾有这样一个遗愿：希望在他死后，能把他安葬在莫斯科“新处女修道院公墓”他儿子马克西姆遗体的近旁。在追悼会举行之前，叶·巴·彼什科娃曾打电话请示斯大林，探问可否将高尔基的骨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内，另一部分则放到儿子马克西姆墓旁。这一请求被冷冷地拒绝了。

斯大林那毫不松懈地控制高尔基“遗产”的念头，从作家去世那一天就显露出来了。6月18日，苏联政府便做出了建立收集和保管高尔基遗产的专门委员会的决议。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委员会重视和关心的不只是保管档案和文献，它还有一个重要职能：筛选并清除高尔基和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来往信件，因为它认为，无论专业工作者还是普通读者，都不宜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1937年2月建立的“阿·马·高尔基档案馆”继续履行这一职能。

高尔基去世后，罗曼·罗兰立即想到，以后就再也无法帮助那些在苏联无辜被逮捕、审判和镇压的人们了。他在给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一封信中写道：“高尔基在世时，我们还有很大的可能性通过他而间接地采取行动，现在却没有任何可能性了。”罗兰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苏联的恐怖不是开始于基洛夫的被杀，而是开始于高尔基的去世……他那双蓝色的眼睛，曾经是一种遏制和防护的存在。现在这双眼睛闭上了。”

（摘自《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译林出版社2012年7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