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年过93周岁的老共产党员，留在脑海中最多的还是延安时期的工作、生活记忆。我1935年9月在陕北绥德加入共产党，丈夫李景林是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于1935年底被组织上派去迎接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并在毛主席身边任陕北话翻译，于1937年1月随毛主席和党中央进了延安，后来在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我随后也带着孩子到了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延安第一保育院）、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那时候，工作、生活环境很艰苦，身为女同志，既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虽然非常辛苦，但战斗的青春岁月给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
抗战开始后，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收容抗日将士子女、战区难童、烈士遗孤，于1938年10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保育院成立时，当时在延安的主要领导都题词祝贺，这些题词一直贴在保育院教室的墙上，有毛泽东的“儿童万岁”，周恩来的“革命娃娃万岁”，洛甫的“未来的希望”，朱德的“保育后代”等，充分表达了党和边区政府对儿童保育事业的重视和期望。我在党校培训结束后就被组织上分配到保育院工作，当时的院长是丑子冈，后来的院长有陈璧如、杨志芳等。保育院成立时在延安南门外柳林村，1938年冬，由于日机猖狂轰炸，组织孩子们躲避到安全的地方非常困难，就迁到安塞小草峪，然而那里地处偏僻，物资难以供应，不得不再次搬家到离延安大约70里的吊儿沟，比起在延安常遭日军轰炸的情景，这里相对要安全一些，但四面环山，比较荒凉偏僻，大白天也有狼群出没。在山坡上十几孔破旧的小窑洞里，孩子们按男女大小分开住在每个窑洞，当时保育院分为小学部、幼稚部和婴儿部，我当时是一个年仅20岁的年轻母亲，被分配专门照料婴儿，最小的只有几个月。那时，夜间听到狼嚎声，孩子们吓得躲在被窝里，不敢动弹。为了保障孩子的安全，早晚都有值班老师巡查，有围墙的窑洞尿桶就放在院子里，没围墙的尿桶则放在窑洞内。后来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们在夜幕降临时开始敲锣打鼓，吓走了狼群，保育院也安全多了，孩子们也能安心睡觉了。当时卫生条件差，孩子们头上和身上都长了虱子。为除掉虱子，全院大大小小的孩子全剃了光头，并用开水烫煮衣物，彻底消灭了虱子。伙食比在延安时差了许多，但能保证一天三餐。1939年，小学部在安塞白家坪单独建校为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1940年保育院又迁到延安白家沟，各方面条件也有所改进。我的几个孩子也都是在保育院长大的，大一点的就转到保小上学。
1943年我从保育院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担任机要电话员，值守中央和西北局通往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的专线，有电话打进来后我就到办公室请边区政府领导来接电话，当时的电话主要是中央和西北局领导打给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林老）和其他几位主要领导的。我记得第一次接到毛主席打给林老的电话时，毛主席亲切地询问我是哪里人，还风趣地说：你们陕北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说法，你这个陕北婆姨也一定是个漂亮人！有时，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还亲自到边区政府来找林老和李鼎铭副主席等领导共商大事。那时候，在延安见领袖们一面相对容易，只要听说有领导来边区政府开会或看望有关人士，大家都等在山坡上，老百姓亦可围观，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还主动与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围观的老百姓握手拉家常。一次毛主席等领导来我们住的地方探望李鼎铭老先生，走在大门口玩耍的小孩子中间，挨个摸头问话，毛主席摸着我的二儿子小春的头说，这是谁家的娃儿长得这么漂亮？听到回答是熟识的同志后又亲切地拍了拍孩子的脸，主席走进李副主席家后，孩子跑回我家窑洞兴奋地用手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脸说：我今天真光荣呀，毛主席摸了我的脸！在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最危险的经历也是敌机的轰炸，抗战时期是日本飞机的轰炸，后来就是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有一次我抱着孩子刚跑出边区政府的院子，院墙就被炸塌了，差一步就被埋在下面了。女儿莉娃也是因为我躲避敌机轰炸摔倒造成早产，不足7个月就出生了。电话线被炸断也是常事，在电话线没有接通之前就要靠机要通讯员骑马传递信息了。
在延安住在凤凰山时，我家和林老、李鼎铭老先生等同住在边区政府大院后面半山腰的同一排窑洞，相处的就像一个革命大家庭。那时，李副主席院内有四孔窑洞，他办公住宿一孔，其他三孔中住着两个儿子及其家属，院内还有三间平房是伙房和工作人员的住处。大门口有一个木制岗亭，长年有警卫战士身背大刀手持长枪站岗放哨，当时边区政府的其他领导都没有，是对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老先生特别的重视和保护。李副主席家中是典型的陕北风格，很简朴，土炕边箱上叠放被褥，羊毛毡上放着小炕桌，阅文、书写、用餐、诊病（他是陕北有名的中医）都在其上，老人家见客、诊病在白天，阅文、书写至深夜。他与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同舟共济，精诚合作。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至今名扬四海，英明永存。在李鼎铭先生院门外的坡畔上，有一条斜向羊肠小路，是通往边区政府机关和边区大礼堂的必经之路，老先生每次出行，要步行很长一段路绕过横在小路上的一块大石头后，才能骑马上路，返回时也必须在石头处下马，再步行回家。1944年春天看到有人打眼放炮将这块绊脚石炸掉了。事后听景林同志说是周副主席指示弄掉石头方便李鼎铭老先生出行，这件事情虽小，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体现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对党外民主人士的体贴入微。李鼎铭老先生的孙子二娃（李雪明）前年来看我时，我们还讲起了这件事情。我当时和李老先生的儿媳妇们相处的像姐妹一样，经常相互帮忙家务活，解放后她们家住在北京，我只要来北京就会去看她们，我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次到和平里家中看望二娃娘时她已经因病不能下地走路了。我家和李老先生家在延安结下了三代人的情谊，李老先生和儿子、媳妇于解放前后先后去世，但他的孙辈、重孙辈现在还常来看我或打电话问候。
林伯渠主席住在我们这一排的三孔窑洞中，中间的是客厅，左边的是办公兼书房，右边的是卧室。当时结婚不久的夫人朱明同志是个从大城市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把家里收拾的干净整洁，散发着书香气息，显得十分温馨，孩子们非常喜欢到她家里串门，她也非常喜欢小孩，我有事外出时，临时将小一点的孩子寄放在她家，她总是悉心呵护，令人感动。1945年冬天为躲避敌机轰炸，我不慎摔倒造成早产，女儿莉娃出生时才7个月又瘦又小，没有奶水，只能用小米汤喂养，邻居们称她为米汤娃娃，林老和夫人看到后就将当时延安专门为林老、徐老（徐特立）、董老（董必武）、谢老（谢觉哉）、吴老（吴玉章）等老同志每天供应的半斤牛奶送到我家给孩子吃，这样早产女儿才健康地活了下来，我经常对她说永远不能忘记林老夫妇的哺育之恩。我们两家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开延安后一直保持着联系，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林老和夫人来宁夏我们还见了面，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朱明同志的最后一面，1962年林老病逝不久听到了朱明自杀的“保密”消息，景林和我非常震惊和痛心，说什么也想不出她自杀的缘由。前些年，曾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的王芳同志（后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在回忆录中披露了朱明同志警告江青作威作福的匿名信案件的侦破情况，才知道她死的那么刚烈，其冰清玉洁的形象，清晰如昨，铭感不忘。
我非常敬佩的蔡畅大姐，曾任边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后任中央妇委书记，虽然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和老革命，但待人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孩子们都爱到她的窖洞里玩，叫她蔡妈妈。那时候中央机关领导下来检查工作，也会临时在边区政府住几天。有一次蔡畅大姐到边区政府检查工作，就住在我家附近的窖洞里，那时候延安很少能见到香皂，只有从大城市或国外出差回来的同志可能随身带回自用的香皂，我的大女儿二七和二女儿五斤从来没有见过香皂，蔡大姐当时刚从苏联开会回来，随身带了一块香皂，两个女儿到了蔡大姐的窖洞里把皂盒里的香皂沾点水抹在脸上，跑回家让我闻香不香，特别是二女儿到晚上都不肯洗脸，舍不得香皂的味道。当时已是初夏，大女儿回来说蔡妈妈没有布鞋，穿着一双从苏联回来时的高帮皮鞋太热，在屋里看材料时只得把鞋脱掉晾着脚，我就让女儿把蔡大姐的鞋拿过来量了尺寸，连夜给蔡大姐赶做了一双土布鞋，第二天早上送到蔡大姐的窖洞里，她穿上非常合脚，高兴地夸奖我的女红手艺，说我是解放妇女，又能干革命工作，又有一手好针线活！星期六蔡大姐返回杨家岭时坚持要带我的大女儿去她家玩，当时她的女儿李特特在苏联学习，项英同志牺牲后女儿项苏云被蔡大姐、李富春二人收养，也在保小上学和我大女儿是同学，晚上在蔡大姐家两个女孩同铺而眠，第二天早上在中央机关食堂吃饭时，蔡大姐又向一起吃饭的同志们夸奖了我。女儿回家后自豪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受到蔡妈妈表扬的助人为乐的巧手妈妈！蔡大姐来边区政府检查工作只要有时间都要到我家里来，她特别喜欢我的二女儿五芹，那个孩子长着一头自来卷发，大眼睛，白里透红的脸蛋，又聪明，又有礼貌，在边区政府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可惜地是8岁时在延安保小染上了脑膜炎，因延安缺医少药不幸夭折。景林和我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蔡大姐听说后非常惋惜，每次见面都安慰我们。1947年中央和边区政府从延安撤退时景林同志是坚守到最后撤离的，听秘书冯文德说他离开延安城时曾长时间回头凝视着埋葬女儿的那个山坡，不舍之情难以掩饰。
在延安时虽然生活艰苦，但邻居们在一起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李维汉（罗迈）同志时任边区政府的秘书长，住在我家上边的一排窑洞里，夫人吴景之大姐也是一位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平时工作忙，又不胜针线活，遇到罗小金（李铁映）、铁林的衣服、鞋帽等需要缝补的事情，经常打发孩子们到下面窑洞来找我这个李阿姨帮忙。他们夫妻也非常关心我家的孩子，我的儿子小林在保育院染上皮肤病后没有药，很长时间好不了，他们有机会到西安、重庆出差时，几次购药带回延安，给我的孩子医治。
那时，邻居们遇到结婚、生孩子的喜事也是同欢共乐，李鼎铭副主席的秘书胡明同志与我们住同一排窑洞，他与戈一同志结婚时，就是下班后大家聚在一起祝贺，虽然条件艰苦，但很热闹，邻居们把自己家里保存的吃的用的东西送来贺喜，我帮着剪了大红喜字贴在窖洞窗户上，景林提来一筐清涧老家的大红枣，并给他们二人当证婚人，孩子们高兴的又唱又跳，婚礼虽然简朴但非常热闹红火。我们两家解放后也一直有来往，常提起当年的往事，他们二位现在已经过世，但孩子们还经常来家里看望我，他们兄弟姐妹前几年还专程到延安我们住过的那一排窖洞寻访父母战斗生活的足迹。我在那里住的时候，先后生了大儿子和二儿子，孩子出生后大家都来祝贺，孩子的名字也是同志们起的，大儿子的名字是林伯渠主席起的，他说：景林是老林，老林得儿子就叫小林吧！二儿子的名字是李维汉同志起的，他说：景林在老家时叫李树春，这个娃娃就叫小春吧！同志们的本意就是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我离开延安已经62年了，但延安记忆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延安时期的同志们、邻居们大多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后代没有忘记延安，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每年都有人回延安寻访他们父母的革命足迹，寻找他们儿时的记忆，延安精神后继有人，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儿子李卫（小林）、女儿李五三于2011年5月整理
李惜春：全国政协办公厅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