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中史话

甘肃文化出版社

封面文字

巍巍马衔雄踞，

兴隆栖云争秀；

滔滔苑川激越，

榆邑山川巨变。

勒口文字：

榆中——历史文化名县：南枕陇中屋脊马衔山，北据滚滚黄河天堑。自古为兰省之门户，古丝绸之路要津。自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可谓人文荟萃，文化灿烂。改革开放以来，焕发新春，加快发展，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变。

《榆中史话》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森洙

副主任：丁祖全   严志坚

委  员：李森洙   丁祖全   严志坚

田  明   宗满德   蔡泽雄

魏万宏   张文玲

《榆中史话》编纂人员名单

主  编：张文玲

副主编：魏洁庆

主要撰稿人：张文玲   周学海   魏洁庆

金吉泰   颜  俊   高国宴

摄  影：张文玲   周学海

工作人员：羊国俊

追溯历史话榆中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     李森洙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一部教科书。它用生动而实际的史实，典籍着数千年文明的传承，也用它那包罗万象的胸怀，铭记着人类社会的荣辱与兴衰，警示着后人的思想与作为，昭示着未来的开拓与奋斗。每每打开一部史书，让人不得不为历史的涓涓长河而惊叹，也会让人对承续镌刻这一历程的无数传记者慨羡不已！

《榆中史话》作为全省（市）县史话的一部分，经全体编写人员近半年的勤奋努力，终于问世。它的付梓问世，为打造“文化榆中”拉开了序幕，在此谨代表榆中40余万人民对该书的出版致贺！向该书的全体编写人员致敬！

榆中县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地方。溯15000年前，即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遍布县境，无不聚现着先民们的勤劳与智慧。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斥逐匈奴”，始置榆中县。“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因地处榆塞之中，故而得名，成了兰州地区历史最早的县级建置。千百年来，榆中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共同开发和改造着这里的经济，共同创造和繁荣着这里的文化。在榆中这片黄土地里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榆中紧依省会兰州，东据陇东，西据兰州东进之咽喉，陇海铁路、312、309国道和巉柳高速公路横穿县境，自古以来位置显要。在数千年的历史更替中，战事频发。历代兵家如行云流水，驻防要塞，兵屯兵垦，致使境内村庄多以营、城、堡、寨留名，见证着榆中的艰辛与磨难。远至秦汉“北逐匈奴”，三国归晋后西秦的建立与兴衰，宋时西夏、吐蕃，乃至（辽）金的纷争，明清鞑靼、 回民军的侵扰，近到民国时诸军阀的盘掠，直至新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全面胜利。历经数千年的战争磨难，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无处不遗留战争的创痕，这里的每一个人民无时不渴望和平安康的生活。

正是鉴于这一史实，榆中人民更具振兴家园的热情，更具艰苦创业的精神。面对“苦甲陇中”的贫瘠土地，面对干旱肆虐的自然现状，面对一次次的兵燹涂炭，榆中人民始终没有遗弃这块生育养育他们的热土，数辈人不辞劳作，勤奋耕耘，繁衍不息，缔造了榆中的辉煌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榆中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经济体制的探索与改革。激活了榆中人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榆中面貌日新月异。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进入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经济上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动了榆中各项事业的跨跃性发展。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乡镇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为客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相峙崛起，形成了新的行业布局和产业格局；以农副产品加工为龙头的多元化、多结构农业产业化格局已初具规模，农业经济逐步向高科技、高效益的产业化方向迈进，节水灌溉、日光温室、科技园区发展迅速，形成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格调，一批高技术含量的新优特农产品取代了传统低质农产品，向国内、国际市场挺进；以传承历史文化的教育事业，更是如日中天，从九年义务教育开始，到全县教育的“两基”全面达标，学校面貌全新，师资更显雄厚，教学设施更具现代，教学质量更显突出；医疗卫生事业随着各级医疗、防疫、保健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扩大，医疗卫生设施的达标和配套，以及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持久的开展，已能基本满足群众医疗保健的需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城市建设的崛起，颇具现代风味的高楼大厦相继耸立，城市整体规划初具规模。依托省城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和平高心技术园区、三角城科教示范园区、夏官营大学城区、苑川工业区，以及和平、定远、三角城、夏官营、金崖、甘草等一批小城镇建设示范区相继形成榆中城镇建设的发展主体。人民生活水准也有了较大提高，全县整体脱贫，已进入小康，正向富裕型小康迈进。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凝结着榆中人民勤劳勇敢与智慧的结晶，看着今天的榆中，怎不叫人精神振奋，那股开拓与奋进的热情油然而生。

《榆中史话》用一种别具风味的语言格调，全面客观地记叙了榆中数千年的历史变迁，是一部通俗易读的榆中简缩历史。抚今思昔，感怀万千。瞻望未来，榆中将以其独具的优势，造就明天的辉煌！谨以为序。

二00四年八月

目              录

千年沧桑

一、秦始皇置榆中县         ……………………………1

二、乞伏国仁建西秦       ……………………………6

三、成吉思汗在兴隆山             ……………………12

四、李自成榆中起义          ……………………………7

五、共产党领导强榆中             ……………………22

往事悠悠

一、迁徙而聚的居民              ……………………27

二、融合而成的民族            ………………………37

三、信仰铸造的宗教                  ………………43

抚今追昔

一、远古走来的农业          …………………………58

二、抗旱兴起的水利…      ……………………………65

三、商代起步的工业      ………………………………72

四、丝路缘起的交通          …………………………80

五、集镇演绎的商业

金戈铁马

一、边章韩遂反汉战争     ………………………………84

二、西秦与别国的征战    ………………………………92

三、吐蕃、宋、夏、金的争战              …………101

四、新营马坡农民起义       …………………………108

五、兰州战役在榆中                  ………………116

文苑教事

一、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社团         …………………158

二、小曲鼓子和秦腔             …………………162

三、皮影戏和电影电视                     1

四、金州儒学与当代教育  …           ……………128

五、增秀书院今昔                 ……………………138

六、丰广书院始末                ……………………146

七、青城书院的变迁             ……………………149

八、榆中一中在发展                       ………152

风光名胜

一、陇右名山兴隆山        ……………………………169

二、陇上屋脊马衔山        ……………………………172

三、水帘滴珠万眼泉       ……………………………174

四、明代王井肃王墓 ……………………………

名镇今昔

一、历史名镇——青城        …………………………181

二、丝路古镇——甘草店       ………………………189

三、苑川翠玉——金家崖       ………………………195

四、经济开发区——和平           …………………200

人物春秋

一、麴氏数代兴高昌        ……………………………204

二、刘一明阐释道教            ………………………211

三、周士俊一生扬正气           ……………………218

四、梁登瀛追随孙中山       …………………………222

五、杜堃在忻口战役中                 ……………224

六、张一悟陇原播火        ……………………………229

七、窦时寻平定起义         …………………………235

八、陈成义危难受命               ……    ………239

九、张亚雄与“花儿”             …………………245

十、杨静仁与伊斯兰学会         ……………………248

十一、高健君陇右化敌          ………………………252

伟人足迹

一、毛泽东寄信圈湾子             …………………269

二、朱德游览兴隆山       ……………………………271

三、赵紫阳榆中说生态         ………………………274

四、胡耀邦榆中话甘肃      ……………………………277

五、江泽民访问贫困户         ………… ……………281

六、朱镕基视察集雨工程          … ………………284

发展掠影

一、 兰州“东扩”的第一平台 ——榆中县和平镇

二、省级示范性高中——榆中县第一中学

三、崛起的榆中县第七中学

四、奋进的榆中县第九中学

五、快速发展的甘肃裕兴建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六、省内最大的蔬菜物流中心——定远蔬菜保鲜库

七、迅速壮大的兰州文章工贸有限公司

八、开拓发展的榆中县城建建筑安装公司四处

千年沧桑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秦始皇置榆中县

出土的动植物化石和文物、典籍告诉了人们榆中县久远的历史。

远古的榆中

10亿年前，榆中这块土地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距今10亿年前到6亿年之间，由于地壳运动，形成了马衔山和兴隆山。6亿年前到4亿年之间，又形成了北峦山。到2、3万年左右，云杉、松树构成了茂密的森林。黄河古象出没于桑园峡；盘羊出没于官滩沟；梅花鹿、麋鹿出没于中连川和青城西南部。青山绿树之间，苑川河四季长流，南北两山各沟壑清水潺流，陇中之地一片秀色。

大自然的和谐，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在距今1.5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在垲坪沟落户。当时的人类栖息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靠山、向阳、有水，并且有猎可狩。垲坪沟背靠青山面临溪水，周围是层层叠叠的青山和茂密的森林，鸟飞鹿跃。这时先民的身体已同现代人一样。家庭中排除了兄弟姐妹的婚姻关系，形成了妇女居主导地位的母系社会。人们钻木取火，用骨针缝制兽皮作衣服。每天早晨，女人扛着绑有尖石的木棒和打制的砍砸石器去狩猎，男人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傍晚，女人扛着猎物回到山洞，一家人架起柴火烧烤食物。夜晚，女人抱着孩子睡在洞里，男人裹着鹿皮睡在洞口。为了防止野兽偷袭，洞口的柴火一直烧到天亮。

到了距今5至7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时，进入母系社会的发达时期，马家屲一带先民集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氏族村落，制陶业也发达起来。先民除了制作陶瓷器皿，还制作陶制手镯等饰物。从当地出土的陶制纺车和玉器看，先民已开始纺线，琢玉。

从马家屲开始，沿兴隆山山脉北坡台地东移，秦启营、红沟岭、陶家窑、分豁岔、张家窑，直到高崖镇湖滩和清水驿乡祁家崖湾，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创建了龙山文化。这时，男子在社会上已取得主导地位，父系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畜牧业也已发达起来。牧业的发展，使森林面积逐年减少。

龙山文化与夏、商文化有着传承关系。到了商朝，榆中县从兴隆山到苑川河下游，开始冶炼和制作铜质器皿和生产工具。1980年，在张家庄出土铜锛一把。并且随着奴隶制度的形成，贵族强豪将俘虏和犯罪之人当作奴隶下地务农，种植黍、稷，贵族去世后，舍下奴隶跟着陪葬。白虎山就有一处奴隶墓葬区，墓区长30米，9具尸骨间隔2米，面朝东南，背朝西北曲身侧卧，头足置有规则不等的齐家类型红陶罐。西周时，对陪葬制度进行了改革，多数奴隶主贵族去世后，用陶器、玉器陪葬，人类社会又朝着文明发展了一步，而整个奴隶社会陪葬之风到战国晚期才得到遏止，逐渐以焚烧纸品童男童女及马、牛、羊借代实物陪葬。

战国时，榆中地处华夏边陲，既无行政机构管辖，也无军事驻防，但是牧草茂盛。当地戎、羌民族以主从关系从事牧业生产。所以，北方匈奴经常涉水渡过黄河抢地盘，争牧场，掠人口。

秦始皇置县

为了开发边陲，抵御匈奴，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国在临洮设立了陇西郡，榆中地属陇西郡。郡的治所是以军事为主体的政治经济中心。郡驻扎军队，但是郡治离黄河较远，并没有抵挡住强悍的匈奴。

那时候，秦昭王在战国七雄中，很有声望，许多英雄豪杰都愿意在他的门下做官为将。齐国蒙骜便是其中的一个，官至卿位。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国，取成皋、蒙阳，设置了三川郡。庄襄王二年，又攻打赵国，占领37城。秦始皇二年，蒙骜又攻打韩国，占领20城，又设置东郡。秦始皇七年，蒙骜去世。蒙骜的儿子叫蒙武。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打楚国，杀了项燕。秦始皇二十四年，蒙武攻打楚国，俘虏了楚王。蒙武有两个儿子，长子蒙恬，次子蒙毅。蒙恬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成为秦将，攻齐国时大获全胜，拜为内史。蒙毅更为秦始皇所“亲近”，“出则参乘，入则御前”（《史记·蒙恬列传》）。这时候，秦始皇已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吞并六国，统一了天下。为了巩固江山、抵御匈奴，秦始皇派蒙恬率兵30万，并派太子扶苏为监军，扫荡北方，击退匈奴，收复了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一带，将春秋战国时期修筑的防御工事“齐长城”、“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秦长城”连接起来，成为西起临洮，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长城随地势起伏蜿蜒，宛如龙蛇游动，十分壮观。《金县志》详细记载了当时长城在榆中的分布情况：“长城在黄河南岸，秦时蒙恬所筑……在金县境内者，自西北皋兰之桑园城，长十里。沿河西至什川堡址，有二里余，约计百余里。又东至一条城，或断或续，有四里余。东至平滩堡至靖远交接处，有二里余。” 桑园子一处峡谷里至今还有蒙恬所筑的秦长城残迹。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始皇赢政再次派蒙恬到黄河流域“斥逐匈奴”，在黄河沿岸“因河为塞”，建立44县。榆中县是其中之一。县的长官以管辖的人口和所受俸禄的多少分别称县令或县长。一般1万人以上为县令，1万人以下为县长，当时榆中县人口少，县官称县长，职责是掌管一县的治安、刑诉及赋敛徭役等等，县长下面设丞，分管文书、仓库和监狱，又设县尉一名，专管武事，还设廷椽以管理各乡。县下设乡、里。县长每年秋冬向郡报告工作，中央和郡对下属进行考核，根据治状而定“殿罪”，有功者受奖或者升迁，有过者轻则减去俸禄，重则免官、服刑。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实行“移民充边”，迁3万户人家到北河、榆中垦殖，当时人们把这个新开垦的地区叫做“新秦”。中原农民西迁榆中，不仅将草原开垦为农田，而且给榆中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开始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使原有林地逐渐蚕食为农田。蒙恬建44县，在各县轮流驻守十多年。匈奴单于的名字叫头曼，数次渡河都遭到蒙恬守兵的沉重打击，自知抵不过强秦，就率众北迁。边塞从此安定了十多年，榆中县逐渐富裕了起来。

汉代牧师苑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密不发丧，只有公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知道内情。赵高与胡亥关系密切，想立胡亥为太子，但是秦始皇生前已立扶苏为太子。并且为了让扶苏熟悉军事，将来治理国家，让扶苏担任了蒙恬的监军，两人在多年的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要除扶苏，蒙恬是个障碍，蒙毅官居上卿，曾因赵高犯罪除其宦籍而积怨较深。于是，赵高同李斯密谋，假传圣旨，先迫使扶苏自杀，尔后将蒙恬囚于阳周，接着顺利地将胡亥立为二世皇帝。胡亥按赵高之意先杀了蒙毅，尔后遣使者到阳周，对蒙恬说：“你的过错太多了，你弟弟蒙毅有大罪，法及内史。”蒙恬说：“自我先人及至子孙，三代有功于秦国。我手下有将兵30余万，自己虽然身在囹圄，可是我的势力伴我左右，我知道必死，但我固守仁义二字，决不有辱先人，以不忘先主始皇。”并以周成王轶事晓之以理。但使者说：“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把将军之言告诉圣上。”蒙恬叹息说：“我如何得罪于天，为什么就这样无过而死？”使者说：“你罪该当死，起临洮到辽东，你修城堑万里之多，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这就是你的罪过！”蒙恬听罢，服药自杀。

蒙恬死后，匈奴得知消息，好比鼠闻猫亡一样，立即举兵南下，占领蒙恬当年所建的44县。榆中县苑川河一带又成为戎、羌、狄、匈奴杂居的游牧地区，戎、羌、狄放牧的牛羊多，匈奴放牧的骡马多。而匈奴生性好战，动不动用刀杀，用箭射，所以其他民族都很惧怕，匈奴自然占了优势，农业区变为牧区，牧区也就以牧马为主。汉代时，俗称苑川为牧马苑，又称“牧师苑”。

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恢复榆中县。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与匈奴大战获胜，榆中县境内大部分匈奴撤离。元鼎三年（114年）汉王朝将未能撤离的匈奴集中在今榆中苑川河东北地区和定西地区北部，设立勇士县。榆中境内榆中、勇士两县并存，同属天水郡。张骞通西域，创建了举世注目的丝绸之路。榆中苑川河成为丝绸之路的左道。丝绸之路再度带来了榆中的繁荣。1980年连搭寇家沟出土的一套钱范上“大泉五十”的字样表明，这是王莽时期的文物。东汉末年，苑川流域成为群雄争夺西北霸主的场所。

（张文玲）

乞伏国仁建西秦

榆中县有十几条自然泉流，但郦道元《水经注》只记载了苑川河。为什么呢？因为五胡十六国之一的西秦曾在苑川河流域建都。

乞伏氏的兴起

东汉时期，漠北一带住着许多被汉王朝降服的少数民族。一有战争，就征发他们当兵打仗。后来，又因为内战激烈，户口大减，土地荒废，统治阶级需要补充人口，因此鼓励塞外民族内迁，开荒种地。北方少数民族羯、氐、羌、匈奴、鲜卑“五胡”便因此散居中原各地。

鲜卑族是“五胡”之一。因在西汉时遭受匈奴的压迫，逃到大鲜卑山而得名。东汉初年，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便兴旺起来。散居区域东到辽河流域，西接新疆，东西1.2万里，南北7000余里。后来鲜卑族的一部分逐渐南下到陇西（今临洮）等地与汉人杂居，因此又把鲜卑族称为陇西鲜卑。

陇西鲜卑分为若干部落，部落长官为“酋长”，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可汗”是世袭职务。第一代可汗乞伏纥干（此系鲜卑语，汉语为依倚），号乞伏可汗。第二代可汗便是在魏晋之际，战后称西秦王的乞伏国仁五世祖乞伏邻，统领鲜卑族如弗斯、出连、叱卢三个部落。可汗乞伏祐邻死后，相继袭位者：子乞伏结权——子乞伏利那——弟乞伏祁     ——（利那子）乞伏述延——子傉大寒——子乞伏司繁。

乞伏司繁继位不久，建元七年（371年）前秦苻坚派将王统率兵讨伐，司繁统领3万骑兵在苑川抗击，被王统打败，其部5万余人投降了王统。乞伏司繁部众分散，于是率众投降了符坚。苻坚见其叔叔吐雷作战英勇，于是又“以司繁叔叔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因乞伏司繁屡建战功，又授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乞伏司繁死后，由其子乞伏国仁代镇，继续镇守勇士川（川以设勇士护军名之）。

在祐邻任可汗时，乞伏部族人数只有5000户，兵力不足1万，后来迁到宁夏，才逐步强大起来。至乞伏述延继位，在苑川“打败鲜卑莫候部，俘获其众2万多”（《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实力又继续扩大。鲜卑族乞伏氏从乞伏祐邻到乞伏国仁，羽毛渐丰，逐步强大起来，为后来西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西秦的建立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国家由三足鼎立复归统一。曾维持短时安定局面的西晋王朝，又加重了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同时，晋初统治者对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使国内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所以，就在西晋王朝发生“八王之乱”，走向崩溃时，匈奴、羌、氐、羯、鲜卑等少数民族贵族乘机先后建立政权，自立为王。其中，鲜卑族就建有五个国家。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十二月淝水之战，使前秦苻坚一败涂地。时任前秦镇西将军的乞伏国仁乘后秦姚苌与前秦苻坚混战之机，以假讨其叔叔乞伏步颓叛乱为名，率师占据陇西，并召集鲜卑各部，聚众十余万，迫胁诸郡背叛前秦，图谋称王独立。苻坚死后，乞伏国仁便于晋太元十年（385年）九月“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晋书·乞伏国仁载记》），“立帝号‘烈祖’。改前秦年号建元为建义，封乙旃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封其弟乞伏乾归为上将军。置武威、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以居之。”国仁所筑的勇士城，为西秦的第一个都城。此为西秦建国之始。

乞伏国仁在位4年，于太元十三年（388年）六月病逝，谥号宣烈王，葬于夏官营附近。时因其子乞伏公府只有8岁，难理朝政，群臣便以国仁之弟乾归“雄武、英杰、沈雅、有大量”，而推举其为“大将军、大都督、大单于、河南王”。乾归登基后，改年号为“太初”，立妻子边氏为王后，“置百官，仿汉制”。封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金城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川刺史秘宜为右长史，武始翟为左司马，略阳王松寿为主薄，弟乞伏益州为秦州牧，堂弟乞伏轲弹为梁州牧，屈眷为河州牧。

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年已32岁的乞伏公府因为当初年幼未继承父亲王位，对叔叔乞伏乾归怀有“夺位”之仇。这年六月的一天，乞伏乾归在玉溪（今定西安定区西南）打猎。乞伏公府得到消息，立即带领亲信将乾归和随同打猎的十余人杀死。

乞伏乾归死后，乞伏公府投奔了大夏赫连勃勃。乞伏乾归的儿子乞伏炽盘替父报仇，派胞弟广武将军智达，扬武将军   干在嵻崀南山捉住公府，将其父子4人杀于潭郊 。炽盘平息内乱后，于同年八月继位，改元永康，并取消了原来设置的尚书令、仆射、尚书、六卿、侍中、散骑、常侍、黄门郎官等。炽盘在位16年，他继承父业，东征西讨，使西秦进入极盛时期，于建弘九年（428年）五月病逝。

乞伏炽盘次子乞伏暮末（又译慕末）继位，改元永弘。在位4年，于元嘉八年（431年）被夏王赫连定所杀。西秦自乞伏国仁于公元385年建国，到公元431年乞伏暮末被杀，共历4主，46年。其间公元400至409年，西秦曾被后秦击灭，西秦国王只作为后秦驻守、陇右的一州之长而存在，但中国历史上仍然将这9年算在西秦政权存在的时间之内。

西秦的国都

西秦兴盛时期，所辖面积从甘肃武威到天水、陇南以及青海东部，共11州、30郡、48县、1护军、1城。西秦从初兴到灭亡，苑川河流域既是国都，又是根据地。其中有很多原因：一是水源充足，苑川河源于临洮县泉头村，止于榆中桑园峡，全长75公里。《晋书》、《魏书》和《甘宁青史略》中将苑川河自新营至来紫堡分为四川。新营至高崖为瓦川（当地人又称今高崖水库一段为沿川），高崖至甘草店为大营川，甘草店至东古城为勇士川，东古城至来紫堡为苑川。《甘宁青史略》记载的“苑川属今榆中县在皋兰迤60余里，俗名买子堡川”，就指这里。当时，苑川一带因兴隆峡、苑川河、巴什沟三川汇集，称为“龙马之沃土”（《水经注》）。二是交通便利。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左道。三是可守可退。苑川南山有个石质山堡，面积约18亩，高约200米，上有“天生井”，只有一条道路可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在公元3世纪30年代初，乞伏述延打败鲜卑莫侯部后，就从宁夏牵屯川迁到苑川，乞伏述延死后，其子傉大寒为躲避后赵石勒的扩展锋芒，又迁到麦田无孤山，至大寒之子乞伏司繁继位，又将部众迁到度坚山（今榆中县上庄乡尖山子）和石堡子，后来与前秦大将王统在苑川作战降于苻坚后，以镇西将军等职镇守苑川、勇士川。公元385年11月，代镇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乞伏国仁就在苑川河畔建立西秦国；公元388年，乞伏乾归继位后，将都城迁到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固城西）。公元400年，都城南景门倒塌，出于忌讳，又将西秦都城迁回苑川；乞伏炽盘继位后，迁都枹罕（今临夏），勇士川、苑川作为国都仅18年。

西秦的衰亡

建弘九年（428年）太子暮末继位，改元永弘。乞伏暮末继位后一反炽盘在位时“多用汉族豪门和俊杰之士”的执政方略，把权力集中到乞伏氏王族子弟手中（周伟洲《南凉与西秦》）。

当年，北凉蒙逊率军进攻西秦的西平，转而又攻击乐都。西秦相国元基率兵3000，从枹罕援救乐都，刚入城，蒙逊就攻克了乐都外城，并断绝城中水道。城中居民饥渴，死者甚众。元基军中的东羌乞提部，暗中与蒙逊勾结，引北凉兵数百人攀绳入城，元基带领士兵奋力拼杀，蒙逊退兵。

次年（429年）正月，蒙逊攻克了重镇西平，河湟之地为北凉所有（周伟洲《南凉与西秦》）。二月，末立妃子梁氏为王后，封子万载为太子。三月，西秦王朝内部发生了更大裂痕。暮末的尚书、陇西豪族辛进，曾随炽盘游陵宵观，用弹弓打飞鸟，石子误伤了暮末之母，留下了伤疤。暮末继位后，借故杀了辛进及其王族27人（《魏书·乞伏国仁传》）。辛进何许人也？乃为陇西名门豪族，与陇右诸豪族多有故连。杀一个辛进不足惜，却使诸豪族跟西秦人心背离。杀了辛进，可谓小不仁则乱大谋。五月，北凉沮渠蒙逊再次进攻西秦，暮末无力抵御。只好留相国元基驻守枹罕，自己移迁保定连，派使者向北魏求援，请降于魏。魏以平凉、安定封授暮末。暮末便“焚城邑，毁宝器”（《甘宁青史略》），率众逃往北魏封地。当暮末君臣临近上邽时，夏王赫连定发兵阻击。暮末前后受敌，只好退往南安（今陇西）。永弘四年（431年）初，夏王赫连定又遣其叔叔北平公韦伐率众1万向南安进攻。当时，南安城内闹饥荒，百姓相食，惨不忍睹。西秦将士纷纷出城投降于大夏。暮末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率宗族500余人出城投降。西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广宁，向正在病中的父亲焦遗哭求，让其为拯救西秦献策。焦遗准备挑选乞伏氏王族中的贤者为王，复建西秦。焦楷便又筑坛誓众，两旬之间，赴者万余人。后焦遗死去，焦楷投降北凉。六月，夏王赫连定杀乞伏暮末及其宗族500余人，西秦灭亡。

西秦灭亡了，但毁于战火的西秦国遗址至今还残留在苑川河畔。曾出土铜印1方，七星剑1把，还有烧焦的瓦砾、木椽及大人小孩的骨骼。1974年平田整地时，村民还曾挖出过绘有壁画的墙壁，壁画上有男有女，色彩鲜艳。据专家考证，与敦煌莫高窟属同一时期。

（张文玲）

成吉思汗在兴隆山

东晋鲜卑族政权的建立，使榆中成为多民族的集居地。到了唐代，这里的居民便以羌族为主。

羌族重视牧业，兼营农业。加之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中道，又曾为西秦国都，往来商贾极多，他们带来了南方的水稻，引进了西方的马铃薯。因为来自西方，人们便称其为“洋芋”。

唐代的榆中

公元7世纪，以羌族雅隆（在西藏山南地区）农业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建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赞普松赞干布时，降服苏吡年同等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管制，立军制，定法律，创文字，形成以赞普为中心的奴隶主贵族集权统治。

当时的榆中属五泉县（今兰州市城关区）。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时，榆中全境沦陷于吐蕃。吐蕃将原空头山(曾以“世有崆峒五”称作崆峒山，又因与平凉崆峒山重名，改为空头山)更名为“热薄寒山”，朱家湾出土的唐代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铭中的薄寒山和榆中八景中的“寒山积雪”就出自这里。吐蕃虽然民俗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但却医治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战争的创伤。吐蕃信奉黄教，加强了对西秦乞伏炽盘所建寺院的修补和对尖山千佛洞的维修。

唐太宗贞观元年（641年），文成公主与吐蕃首领赞普松赞干布联姻进藏时，就经过苑川。为了迎接文成公主进藏时住宿，当地群众修建了很多寺院。寺背后修建了妙乐院，黄家庄修建了弥勒院，李家庄修建了长寿寺，曳木岔修建了麻家寺，马家屲修建了新寺。

文成公主进藏后，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陶瓷、纸、酒茶制作工艺及历算、医药等知识传入吐蕃。榆中县用石碾碾米，小石磨磨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由于石制工具的发展，桑园子和青白石成为采石的地方。

长庆二年（822年）唐大理卿刘元鼎被派遣为吐蕃会盟使，去拉萨与吐蕃首领沦纳罗会盟。他经过苑川河时，看到"地皆沆稻"。沆稻就是梗稻，质量仅次于天津的小站米。当时榆中人们已用陶瓷碗吃饭，用陶瓷盆皿淹制食物。新营乡出土的陶瓷李白醉酒笔洗，表明当时的书画工具已相当精致。

宋代的榆中

宋代的榆中县是块“唐僧肉”，宋、金、西夏都从吐蕃手中争夺这块地盘。

当时，驻守在榆中的是吐蕃首领    斯罗之子瞎毡，瞎毡在东晋时乞伏司繁驻过兵的石堡子废墟上修筑了康谷城以居之。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王赵元昊占领新营，为了防御宋兵从临洮进入榆中地，在今新营附近修筑了瓦川会城。庆历三年（1043年），赵元昊攻打瞎毡获胜，占领康谷城，将康谷城改为龛谷城（龛谷峡就出自这时）。从嘉祐八年（1063年）起，宋将先后攻占吐蕃西使城，修筑了质孤堡、胜如堡。宋元丰五年（1082年），宋将又修筑了甘草店堡。元祐五年（1090年），西夏攻占了质孤堡和胜如堡。元祐七年（1092年），宋将又修筑李内彭（李诺平）堡，赐名定远城。宋重和元年（1118年）龛谷城又复归宋朝所有。是年六月十五日，龛谷知寨向齐将经略少保书写的“黄猴洞”镌刻于石堡子摩崖洞穴旁，作为历史的见证。宋太宗绍兴二年（1132年），金人又攻占宋将所属的龛谷寨、定远城，榆中从此属金人管辖。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金人置龛谷县和定远县。但是西夏咬住榆中地不放，数次进攻当时属金的龛谷寨和质孤堡，都被金兵击败。宋理宗宝庆二年、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置金州（治所在石堡子），辖龛谷、定远2县。当时驻守在榆中的是女真族蒲察在。同年，蒙古兵攻占临洮府，灭金，榆中地为蒙元所有。清光绪五年（1879年），高墩营出土一具长约八尺头戴金盔，身穿铠甲的尸体，旁有丈余铁矛一杆。据当时官府鉴定，属宋时少数民族将领。1990年朱家湾村出土一口完整的砖雕墓，专家鉴定为金墓。这都成为唐、宋时期榆中战场的见证。

宋政和年间，榆中兴隆山出了李致亨和李致通两位“神仙”。李致亨原名李元，原是朝廷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是东汉所设光禄勋属官，议论政事。宋仁宗明道年间又设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院之长，掌规谏讽喻。凡朝政缺失，大臣及百官任用不当，三省及百事有违失，皆得纠正，并主管登闻检院。宋元丰年间改革政治体制，废除谏院，只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当时谏议大夫权力极大，谏官锋芒可以直指宰相和百官。中丞王陶劾宰相韩琪跋扈，皇帝便将韩琪改任翰林学士；中丞包拯劾三司使张方平坐买豪民产业，皇帝罢了张方平的官。谏议大夫权力如此之大，李元为何弃官而入空门呢？因为他在权力中看到了世态炎凉。于是，辞官隐居于河南嵩山。尔后去湖南衡山寻访居士秦保言。二人皈依“一大帽翁”（称“太乙真人”）门下，以全真正乙派排序系谱，李元改为李致亨，秦保言改为秦致通。因为秦致通年长于李致亨，故称秦、李二“仙”。大帽“仙人”给二人传授了内丹修炼要领。二人便云游江湖，然后又到兴隆山，住在栖云山山腰的石窟中，因此洞坐西朝东，故称“朝阳洞”，《甘肃通志》和陈良《丝路史话》都称此为“仙人洞”附近还有谈道石。二人诵经之余，各题诗一首。秦致通诗云：“依天危阁贴重岗，细路萦回石磴长，曲涧碧流疏宿雨，夹山红叶映斜阳。”李致亨诗云：“富贵功名久不提，心灰意冷学痴迷，迩来性懒无人识，好向云山深处栖。”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二人羽化于县城东南清虚观。

成吉思汗在兴隆山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立宋，建都开封。为了加强皇权，宋王朝以枢密使掌管军政，三司使掌管财政，宰相只管民事。选藩镇兵补禁兵，宿卫京师。为防握兵权者的专擅，禁兵分领与三衙，而发兵权在枢密院，禁兵常更戍各地，兵无长帅，师无长师。这种重内轻外的兵制只能预防藩镇割据，但不能保障防务。于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先后南侵。

于是，便开始了吐蕃、西夏、金、宋在榆中的争夺战。接着，蒙古族大汗成吉思汗又率兵南下，于宋宁宗嘉宝十五年（1222年）到了榆中。

当时的榆中，兵荒马乱，成吉思汗大战西夏于马莲滩（今上庄乡东南）和瓦川会城（今新营境内）。由于西夏主阵地和侧翼的紧密呼应，双方进行了数10天的殊死较量，死伤惨重。最后，西夏军战败，弃城西逃。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年已65岁的成吉思汗，在攻克甘州、肃州之后，在阿尔布和草原追捕野马时，从马背上摔下致伤。经部下多伦策尔华建议，将成吉思汗送到闻名遐迩的兴隆山休养。兴隆山东为榆中川，水草相宜；西为马衔山，牧草丰盛；南北皆为起伏的山丘，芳草茵茵，乔灌各木参差相间。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争，道众四散，庙宇沦为兵营，有的因失修倒塌。成吉思汗到兴隆山后，决定住在东峰眼光殿前。将士们在殿旁搭起帐篷，让成吉思汗在帐内休息。成吉思汗说：“我驰骋疆场，走遍了大半个世界，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秀美的地方。看，多么美丽的大山啊。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饱览这自然风光，腰伤一定会很快治好的。望长生天保佑，那时再征伐西夏，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二天，成吉思汗让部下找来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因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受封在外），交待说：“守业比创业更难，会猛攻也会坚守，才能得天下。攻下西夏后至少用二至五年时间先把内部整顿好。应该多办一些顺民心的事。几种语言的百姓都顺从了，你们就会天下无敌。”在兴隆山，他还和耶律楚才等人设定了“联宋灭金，尔后灭宋”的政治方略，为日后灭宋奠定了思想基础。

成吉思汗在兴隆山度过了深秋和冬季，1227年榆中地全部为元蒙所占据，当年夏天成吉思汗又率兵驰骋疆场，和西夏、金兵搏杀。入夏时，成吉思汗又因为健康原因，二次来到兴隆山。这时，他已不能跨马征战了，只在兴隆山会见金和西夏的使臣。直到病体难以支撑时，又将窝阔台、拖雷叫到塌前嘱咐道：“广土众民欲御辱，必合众心为一，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铭记。”过了几天，成吉思汗病情加重，耶遂哈敦便与窝阔台、拖雷、耶律楚才商议，用木车将成吉思汗转送到六盘山下的清水行宫，因为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是，无数蒙汉神医都没有挽回他的阳刚之气。当年八月十七日，成吉思汗病死，享年66岁。成吉思汗死后秘不发丧，由一辆牛车在天亮前送出清水县境，最后送到漠北，葬于肯特山一带。由于成吉思汗生前曾到兴隆山，1939年7月，其灵櫬由内蒙古伊金霍洛迁到兴隆山，暂厝10年之久，这是后话。

成吉思汗逝世后，后裔忽必烈先灭了西夏，后灭了金和宋王朝。明代戚继光征服元蒙，境内蒙古族改称鞑靼。这在榆中县北山留下了诸如鞑靼窑、撒拉（浪）沟等北方民族地名。明天启七年，最后一批大胆“鞑靼”撤离榆中地。

（张文玲）

李自成榆中起义

明洪武二年（1369年），宋代所建的金州治所由小康营石堡子迁到今城关镇，使地域比较开阔的城关成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行政级别也因管辖的人数太少由州降为县，金县就出自这时至1919年10月23日恢复榆中县，共延用了693年。

朱元璋移民兴榆中

从洪武二年到永乐三年，明王朝前后16次大的移民。辗转定居榆中将近200人。经过300多年的繁衍，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时，榆中县人口增长到336户，1372人。由此可知元末榆中人口的基本状况。

这些移民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江西、湖北。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优良的作物品种：青城以水车挽水浇地，并引用山西的先进方法建立制醋业，苑川河和南山二阴山谷曳木岔、分豁岔、兴隆峡、小康营一带和苑川流域利用水流落差建造水磨。青城开始种植烟叶。绿烟原名薤叶芸香草，三国时诸葛亮率军四渡泸水，七擒孟获时，很多将士因山中瘴气而病倒，一老叟献此草解了瘴气。诸葛亮便将其带到四川，六出祁山时，带到甘肃。明代，绿烟和菲律宾吕宋岛地黄烟种植制作工艺引入青城。来榆中采购水烟的商贾发现榆中当地的甘草是极好的中药材，便大力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在苑川河中游建立了甘草购销基地，来往商贾在这里歇脚、住宿、搞购销，形成了甘草店的地名。榆中的水烟、甘草运销东南沿海，和全国联系了起来。逐渐，山西人来榆中经商，四川人来榆中办木工作坊，河南人来榆中开铁匠铺，使榆中的生产工具得到大幅度改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县内还铸造了旋风炮和马上佛郎机铳筒，用于兵防。

朱元璋移民，不仅发展了榆中地方经济，而且改变了当地重武轻文的风尚。洪武二年，县人将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兴办的金州儒学改为县学，成化十二年（1476年）和弘治八年（1495年），先后两次重修。县学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县民有153人中举，15名考取进士。

李自成甘州投军

明代天启年间，连续干旱，很多土地颗粒无收，但是宦官魏忠贤结党营私，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减免赋税和徭役，反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很多地方的农民起义，比较著名的起义军首领就有高迎祥、张献忠、张存孟、王佐挂。

陕西米脂县是灾区之一。米脂县双泉堡（今属横山县）有个李自成（原名李鸿基），在宁夏当驿卒。天启七年（1627年），驿站撤销，李鸿基回到家中靠种地为生。因交不起举人艾诏的高利贷，崇祯元年冬季，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小典纪年》）。由亲友救出后，杀死艾举人，接着，又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磕虎儿的通奸，杀了妻子。在当时，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可能不问，吃官司不可能不死，所以，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叔侄收录在“杨肇基麾下”、王国营中。三月，附近有伙农民起义，王国命李自成带领数十个“弟兄”去征剿。李自成到了武威，那些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并不像一伙“土匪”。那个领头的叫高如岳，两人迎战几个回合不分胜败。便下马施礼，高如岳说：“现在天灾人祸，我们这些穷哥们都是让官家逼成贼了。为了活命，大家联合起来跟官府斗。看你面貌、身材，决不是个凡夫俗子，还是来给我们当头领吧！”李自成说：“我是为了躲避人命官司从陕北逃出来的，已经犯了国家大法，决不能再犯大法当贼了！”并和高如岳结拜了兄弟。这伙人以后便去外地投奔了别的起义队伍。杨肇基见李自成有勇有谋有战功，立即提升为把总。

李自成榆中起义

崇祯二年（1629年）冬季，满洲兵入关，逼近北京，明王朝急忙调遣西北各镇兵进京“勤王”。杨肇基奉调率全镇兵马去北京，“以王参将为先锋”，由甘州开往兰州。

由于旱灾原因，全国各省都欠军饷，其中甘肃全省欠60%。就这样，王国还克扣仅有的军饷，军士们吃不饱、穿不暖，加上王国才疏德缺，在开往兰州的路上，李自成就和刘良佐在私下议论：“宁为鸡头，毋为牛后”（《明季北略》）。一路上，王国居前队，杨肇基统中军，在兰州犒赏士兵后，第二天傍晚到了榆中。

到榆中县城后，县衙门庭关闭，李自成部下兵卒敲门呼叫，县令刘晌一闭署不出。李自成便和刘良佐进入内宅，寻找县令，索要军饷。兵卒们仍然在大庭大声嚷叫，要求发放军饷。

就在这时候，王国也来找县令，见士兵喧哗，当即将喊得最凶的6人扯倒在县衙大厅“鞭笞”，其中3人是李自成手下兵卒。正在拷打中，李自成和刘良佐绑着县令走出内宅。他俩原想送县令去见杨肇基。见王国正在拷打要饷的兵卒，而这些兵卒由于地方欠饷，加之王国等人的克扣，都穿者单衣，饿着肚子。于是，对官僚地主的旧恨新仇一下子爆发出来，义愤之下，李自成杀了县令和王国，举起带血的刀，高喊到：“弟兄们，我们是为了活命才来当兵的，但是当官的不让我们活，我们反了！”

这一声喊，得到了兵卒的欢呼，吓跑了总兵杨肇基和甘肃巡抚梅之涣，进京勤王的甘肃兵全部溃散。

李自成率众在榆中起义后，在当地扩充了一些人马，在同当地官兵的战斗中，烧毁了兴隆山的很多庙宇。尔后翻过马衔山，到临洮、渭源、河州一带活动。不久，兵力扩大到数万人。后来被官兵追至洮河，李自成“弃其众，率七骑涉流而渡”（《小典纪年》），突围出去，进入汉中参加了王佐挂的农民起义队伍。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月，王佐挂接受招抚，投降了明王朝。李自成遂参加了另一支由张存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四年（1631年）四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投降了明军，李自成余部东渡黄河，投奔了他的舅父高迎祥，称“闯将”。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高迎祥兵败被俘，惨遭杀害。李自成便由义军众推“闯王”。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从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到嘉峪关东侧出了长城，又从兰州附近转回榆中攻打县城，由于县令张星死守未克。李自成便到陇南山区休整部队。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天，李自成占领今陕西全省和宁夏银川后，又来到甘肃攻取了兰州和甘州等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张文玲）

共产党领导强榆中

清代和民国是榆中人民多灾多难的时期，就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下，1921年7月，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党的各级组织带领人民，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兴的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了一穷二白的旧面貌，迈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

清代的兴衰

明代末年李自成起义焚毁了兴隆山殿宇，但对榆中县的经济文化影响不大。因此，清代“康乾盛世”时，榆中集市贸场繁荣，文化教育得以发展。但是，从同治二年（1863年）起，甘肃南部回民举行反清起义。除了青城、什川交通不便，回民军未能到达外，全县到处是弥漫的硝烟、烧焦的房屋。据《金县志》记载：“咸丰间全县有三万八千五百户，三十二万一千人，同治……后十村九空，甚至有一村无一人者，惟一条城、东滩、什川堡未遭兵燹而饿殍流亡亦多，不过较他处尚为完全而已，以后渐增加三十余年至光绪末统计，汉族户不满八千，人不过五万余，其中回族户不过八十。”“光绪二十六年全县七千三百九十四户、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九人。”《榆中县志》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反清军围攻狄道，兰州知府豫师率邹占先黔勇千人，驰援至新营镇，闻知狄道已陷，即命全县各乡兴办团防。次年二月，县南48庄各练民团3000多人，前往洮河沿击回民反清军，刚至后干沟、红脑泉，中回民军埋伏，民团死亡甚众。十月，回民军沙格尔率众袭新营镇。二十七日，县城失陷，知县蔡仝等自杀，民房庙祠被焚。十一月，甘肃提督自陕西援甘肃进兰州，其部高余庆驻金县。”其时，除青城、什川因山高路远回民军无法到达外，全县其他地方烽烟遍布。百姓在高处筑堡防守，在低谷偏僻处挖“人马洞”藏身。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回民军掠东南乡新营一带，进攻甘草店分防营垒，守备向连城、余华龙中弹而死，弁勇死200余人。同治五年（1866年）春，河镇五营驻全县。二月，回民军掠西北乡，屠买子堡。同治八年（1869年），回民军与三角城民团战于安家岭、三角城。同治十年（1871年），陕西回民军与东南乡民团战于武家窑、高家渠。前后9年的回民反清使榆中经济、文化遭受了毁灭性损失。榆中土地上人所见者，多为残缺的堡和峰燧。

民国的饥馑

榆中县由于秦代以来尤其是明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十年九旱”著称。灾情最为严重的是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四年连续10年的大旱。其中，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大旱造成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严重饥荒。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拨给甘肃“十八年赈灾公债”119万元，令灾区“以公代赈”，省赈会给榆中散发大洋1.6万元，华洋义赈会发以工代赈银洋16万元，粮食11.25公斤。但是其中一部分甘肃有关要员领出后，存入上海银行。用存款利息为自己修建花园，造成了震惊人寰的甘肃重大灾难。《中国救荒史》记载甘肃灾情说：“入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盈道，狼狗结群，聚食死尸。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得。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尚有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苍蝇结群，生蛆满嘴、鼻、眼，蝇蛆蠕动吸食，而饥民难熬而无力翻动。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灌浆之后，饥民群涌田间，抢吃生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胀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有因困坐在地休息时而竟死亡；甚有母亲已死，而婴儿尚爬在尸体胸前吃奶者。斯时甘肃军阀割据，互相残杀，击毙士兵，饥民聚而争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饿死，幸存者亦被杀食而度荒。”

3月1日，时冯玉祥系统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云：“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即乏籽种，又缺耕牛，废时不遑，失时谁计？虽有活壤，终成石田，似此情势，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哀此边民，宁不同归于尽！”

榆中县城设粥厂，今县医院、供电所处，挖万人坑两个。有人潜于曳木岔一带杀人充饥。岳家庄1人将高墩营一过路女子掠去蒸熟而食。全县卖儿卖女，杀食耕畜、家犬，刮树皮充饥者众。

在金家崖，有段记载说：“流民拥至其镇，饥民中亦有具少量田产者，但灾年卖田，田价降至正常年景十之一二。卖田失耕，举家外逃，扶老携幼，进入金崖镇街头。粮铺门前，无数笸篮盛粮如金字塔状，但粮价奇昂，150斤小麦，天价高达30多枚袁大头银元，身无分文之流民遂倒毙于粮堆近旁。街头卖大饼者，均在案头放刀1把，防备饥民抢夺。街上饿殍斜横，有碍市容，有富户献出半亩山地，供掩埋饿毙者尸体之用，街上众商户合雇二人，专门抬埋街头饿殍。半亩山地，密密布满小土坟。一日，二抬埋死人者将一饿殍抬至半路，忽遇雷雨，二人弃尸于半路避雨，待雨过天晴，回到原处一看，尸体竟失，经寻觅，彼饿殍并未全死，经雨一浇又复苏亦蹲土坎下避雨矣。镇上有张姓老妪，因家穷子大未婚，见饥民行列中有一年轻媳妇，丈夫公婆皆饿死，她只身携一尚哺乳之幼子逃荒，张姓老妪将她收留，为子做妻，但条件是不收小孩。小孩游荡于街巷间，媳妇乘隙出大门奶孩子。婆母亦甚警觉，一旦发现媳妇在门外偷奶其子，抢拐杖掴打，并严厉呵叱媳妇。不久，孩子失踪。自此，媳妇终生记恨婆母，至死不肯原谅老人。”

共产党领导人民脱贫致富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榆中县热血青年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金自山、窦志安、窦香菊、郑重远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榆中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甘肃、北京等地宣传共产主义，在榆中山川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1933年3月，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园子岔乡小岔村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当时由于地主阶级的高利贷盘剥，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加上1932年的天旱绝收，农民春播没有籽种，柜中没有一撮米面，有些人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义勇军救民于水火，将地主展迎福7万多公斤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解决了籽种，帮助群众度过了春荒。

1937年10月，金崖党支部成立，1938年1月，城关党支部成立，5月，中共榆中县委成立。党在榆中的各级组织利用标语、传单、进步报刊，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

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1943年2月，榆中县、新营、小康营、马坡3000多农民响应甘南农民起义，参加了由王仲甲、毛克让领导的“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这次起义在国民党部队的重兵围剿下归于失败，但是动摇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

住在水家坡的国民党清源乡自卫队和天兰铁路八分段警察相互勾结，欺压百姓。1947年8月，中共陇右工委书记高健君带领游击队夜袭自卫队、铁路警察，为人民铲除了祸害。

1948年，金崖一带发生霍乱，甘肃工委从兰州请来8名医生，及时控制了疫情。

1949年，中共皋榆工委在金崖乡成立中共金崖工作委员会，建立了皋榆工委协军团，青城党支部组建了支前委员会，动员群众，筹集粮草，为解放兰州作准备。8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驻榆中，16日榆中县解放，8月26日兰州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榆中人民，终于盼来了翻身解放的这一天，步入了当家作主、建设榆中的历史新阶段。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通过借粮，组织民众从外地购粮，使群众度过了旱灾和国民党横征暴敛造成的饥荒。并进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劳动人民有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结束了一些贫苦农民祖祖辈辈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的历史，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开展了从农村到城市工、商企业的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科技兴农。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走工业强县的道路。2003年，全县人口为42.7万，国内总产值达到11.59亿元，地区性财政收入达到1.2369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3.66亿元，粮食总产值达到1.237亿公斤，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43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91元，79个村达到小康水平。

（张文玲）

往事悠悠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迁徙而聚的居民

榆中位于甘肃中部，是古丝绸之路东进西出的必经通道，史称：“捍御秦雍，联络西域，襟带万里，控制强敌，北接沙漠，西控戎羌，为四方根本要扼之地。”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战乱频发地带。县内居民多为古代战后戍边屯田的移民，现遗留的自然村多以营、城、堡、寨命名，在明清时，就有72营、36城堡（寨）之称。纵观榆中人民迁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由。

争战造成的迁徙

从历史地域上讲，榆中原属陇西或金城郡，这一带一直是羌、戎等少数民族十分活跃的地区。他们长期从事游牧，适水草而迁徙。西周共和以前，这些少数民族为了生存，不断相互扩占牧场，并和相对稳固而实力强大的内地政权一直处于“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的状态下。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月氏、乌孙等民族强盛起来。义渠戎从事游牧，善于征战，势力强大，于公元前624年在西北建立了义渠国。月氏约在战国初年由新疆进入甘肃河西走廊，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随畜迁徙，势力波及榆中地域，经常与居住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的乌孙发生冲突，后被势力较强的乌孙赶出伊犁河流域。乌孙随后立国，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民族，其势力亦触及榆中地域。

秦王朝初立，为了巩固新生的统一政权，于公元前214年“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史记·项羽本纪》）“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44县，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榆中为44县之首，属陇西郡辖。秦修缮秦、赵、燕等国北边长城，使其连结形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边墙，以抵御匈奴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同时实行了宿卫、屯田的“移民实边”政策。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7年），从内地“迁北河、榆3万家，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匈奴列传》也记载说：“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44县，城临河，徙谪戎以充之。”这是榆中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移民，这既有民屯也带有兵屯的意义。戍边屯田，即从政治上确立了以大汉族为主导地位的稳固大局，从军事上扼住了匈奴东犯的势头，从经济上促进了当地游牧向农业的转化和农业、畜牧业的分工。

秦末，匈奴乘楚汉相争之机，迅速征服周围民族，汉初又赶走月氏与乌孙，占据河西走廊，其境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极为强盛。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但农业与手工业也相对发达。后来匈奴发生分裂，南匈奴归汉。西汉初兴，定都长安。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基础和经济实力，发展地方经济实力，汉朝政府以强本弱末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打击商贾。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国和关东地方势力的同时，采取移民入关和设置陵县安置移民的办法充实关中，迁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到关中，以加强控制。

为了巩固汉室政权，汉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虽阻断了羌、胡之间的交通，却未能隔绝其间的往来，羌胡之乱从未间断。自汉武帝置四郡至宣元之间，仅金城和陇西的大规模羌乱就有4次，为平息羌人北上势头，西汉政府在羌乱基本平定之后设属国以安抚和处置降羌，金城为第一个属国所在地。

东汉后期，朝政腐败，官逼民反。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波及全国。榆中苑川一带群众也遥相呼应，联合金城义军，推选边章、韩遂为头领，聚众数万，与汉庭抗争31年，于建安二十年（215年）被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诱杀。这一时期，边章、韩遂为防止当地政府的报复，保护家眷，将苑川一带部分居民移往兴国城（今秦安县境）。

东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时期。豪强争霸，土地兼并愈烈，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离失所。内地政权频于内战，无暇西顾，疏于对陇右以西的地域的管理。这从客观上给了陇西豪强以图自身发展的空隙。此时，鲜卑族乘乱内迁河西走廊，氐、羌等民族进入榆中地域。西晋末年，中原战乱纷起，河西相对比较安定。正如永嘉年间长安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唱：“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晋书·张寔传》）。秦雍一带的居民因不堪忍受战乱之苦，逃离家园，纷纷涌入河西。最有代表性的如在高昌称王的麴氏宗族。

公元350年，略阳临渭（今秦安东南）日渐强盛的氐族人建立前秦，辖地包括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的一部分，建都长安。苻坚即位后任用汉人王猛辅政，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关陇清宴，百姓丰乐”，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后羌族首领姚苌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失利之机消灭了前秦，建立后秦。后秦大量解放奴婢，注意发展农业，兴行儒学，促进了关陇地区的经济文化。陇西的鲜卑族也于385年建立了西秦，治都榆中苑川，并不断向南扩展。在西秦40余年的历史中，对榆中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在义熙六年（410年），随西秦势力的又一次强盛，鲜卑诸部归降。九月，乾归击败后秦南安诸部后，虏民众2.5万户，迁徙到苑川，枹罕。十一月，在水洛城打败姚兴部将、南平太守王憬，获7000余户，其中4000余户徙于苑川，3000余户徙于谭郊（今甘肃临夏西北），这是榆中有史记载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移民。与此同时，相邻的河西鲜卑、临松卢水（今张掖黑河一带）胡人、羌族、氐族以及吐谷浑等陆续在周边多次建立民族政权，与北魏争势。在这些民族政权更替并与内地政权的争势中，战争便成了唯一可行的法宝。而作为内地政权平定羌乱的补给基地和前沿阵地，金城、陇西为前线输送了大批平羌将士，如《三国志·郑浑传》所云：“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上贡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与羌胡的长期征战，铸就了当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和豪侠气概。难怪班固感叹：“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习修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汉书·辛庆忌传》）。班氏所叹，只表其象，而未道其理。这里的人民生在战争中，长在战争中，对战争的感悟最深，对和平的渴望最真挚。只是迫于无奈，来抵御外敌的侵袭，以此来保护家园的安宁。

隋唐时期，突厥、回族、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兴旺起来，曾经在甘肃建立民族政权。其中，吐谷浑国在十六国时建立，历经340多年，势力强大，在隋朝数次围攻下，至唐太宗时才归于唐。唐末，吐蕃乘安史之乱，攻占了河西、陇右。历五代至宋，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日渐兴盛并向河西、陇右进逼，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占据马衔山，筑瓦川会城（今榆中新营附近），在榆中与吐蕃、宋形成鼎立，在龛谷（小康营石堡子）、西使新城（今三角城）、苑川等地多次发生战事。直至北宋后期，女真族击败契丹族后，以金代辽，实力向北扩展，于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年）攻陷龛谷寨，扼制了西夏在榆中的势力，逐步取代宋的统治。到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蒙古兵攻占临洮府，灭金，榆中便成了蒙元属地。

从秦置县至元灭的1500余年里，西北少数民族酋豪与内地政权之间纷争比较频繁，“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导致了不绝的羌胡之乱与不休的平定羌胡之战。让当地人民与战争结下了难解之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无不时时遭受战争的创伤，无不世世感悟人生的生死别离。战争磨砺了人民坚韧不拔的意志，战争陶冶出了人民崇武强悍的骨性，战争造就了人民刚韧不屈的个性。

屯田形成的居民

元末，由于十几年的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和瘟疫蔓延，天灾人祸，使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人区，有首诗描写当时的景况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把元军赶到漠北，坐了大明天下，。明朝建立以后，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劳动力和土地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明政府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即把“地狭人众”的山西地区的农民移到地广人稀的河北、河南、山东等沿黄一线。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明初迁民，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约有50年的迁民历史。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就是明政府办理迁民手续的地方。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这里是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往来不绝，再加唐宋以来，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廓舍幽雅，常驻驿官，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此处为阳关古道的一个交通枢纽。明初迁民时，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将要迁徙的移民集中后，发给迁民“凭照川资”，便迁向晋、冀、鲁、豫、苏、皖、陕、甘等黄河流域。汾河滩的汉槐成了这段历史的千古见证。故土难离，在官府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除少部分主动迁徙外，多数百姓在官兵强迫登记后，押解迁徙。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串在一根根的长绳上，人们一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离的汉槐和古树叉上星罗密布的老鹳窝，告诉儿孙们：“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乡！”为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数百年来迁民的辈辈传承，槐乡便成了移民后裔的一个怀乡圣地。

据《明太祖实录》、《明史》记载的迁民有16次之多，其中明初洪武年间10次。其次为燕王朱棣借入京诛奸为名夺取朝政移都北京后，于永乐年间为充实都城和加固边防所进行的6次较大移民。在迁往陕甘地区的移民中，《明史》有记载的有30个县，虽未有金县，但临近的靖远、会宁在列，与当地的部分族谱以及口碑流传的移民历史相印证，不乏有间接移民的可能。

榆中地域虽无直接移民的典籍记载，但军屯移民却存在。明朝建成后，推行了移民垦荒的国策，在具体实施中，分地域安置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形式的移民。即籍民为军，选立都卫、置卫屯田，谓之军屯。募商人到边地开荒种田，向军队交纳粮草，然后领盐引做买卖，返回原籍，谓之商屯。由迁民以及流民、贫民、罪囚迁发定居后形成民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随军迁徙后，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和屯田，战时，则归兵部派遣的总兵统领去参战。在军屯中，沿边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由于实行了军屯，解决了军队粮食供给问题，又加固了边防，就连朱元璋也因“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而赞叹不已。

明朝建立后，元帝出亡漠北。退居漠北的蒙元（古称西蕃）势力依然强大，不时骚扰犯边，作为九边之一的甘肃兰州地区，北据黄河，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选兵屯之乡。

据《明史》载，晋王朱棢曾多次带山西军出塞外筑城屯田。明洪武二十五年，置甘州中卫、靖虏卫（靖远）进行军屯戍田。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太祖实录》）。

金县（榆中）作为兰州地区的首要关隘要地，必然成了军屯之乡，这一点从榆中的遗留地名中可以看出，榆中地域内沿苑川河谷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大营川、勇士川、苑川）的村庄多以营、城、堡命名，这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证。而且，位于黄河沿岸的一条城（青城）就是明朝所设的一个军事重镇。至建文元年（1399年）肃庄王朱   从张掖移肃王府于兰州，将榆中辟为肃王牧场，并将王圹（墓地）选在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后的平顶峰。随此也有部分移民迁入。今来紫堡的谈、施二姓就是随庄王来到榆中的。

明朝的迁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振兴中原，开发边疆，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迁民也基本奠定了榆中的人口分布格局。

灾害导致了饥民流离

榆中地处陇西黄土高原的最西部，平均海拔在1500米至3700米之间，区内黄土层深厚，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属甘肃中部干旱区，是苦甲天下的地方，《重修金县兴龙山太白泉云龙桥碑记》说：“禹贡雍州之域，逾陇而渐高。河入积石，水趋于北。岷山为南面诸山之祖，而渭源既导，以后水皆东南行，自是陇西诸郡尝苦旱，且土性渗漏，水泉常涸，民之从事于耕凿者往往患天泽之不时，地势使然，即长民者亦无由施其补救，所谓天地之大，人犹有憾者也。”这是对榆中地情的一个真实客观的表述。对于一个年均降雨量仅250——600毫米，而年均蒸发量为917.5——1450毫米的地区来说，对“水”的认识仅次于沙漠地区。所以旱灾的多发成了制约当地生产的百灾之首。据《榆中县志》旱灾实录，从西汉惠帝二年（前193年）到1990年两千余年里，共发生旱灾111次，造成饥民死亡或流徙的有16次。期间，有人饿死，有人外出逃生。

新中国建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把抗旱工作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彻底解决了全县人畜饮水和川塬产粮区的灌溉用水。五十余年来，除1960年由天灾和人为因素造成的饥荒外，再未发生饥荒事件。

除此之外，县内还有部分“瓯脱地”移民。明天顺八年（1464年），肃王府在榆中境内设王圹（墓地），置牧场、禄地，将户籍在皋兰的僧职、卫队等人员，移到榆中进行管护。同时，皋兰的部分地主在榆中购置田产，便形成了皋兰瓯脱地，瓯脱地的地主居民在榆中，但不受榆中管辖，也不向榆中缴纳田赋。还因榆中赋税高于皋兰，所以当地一些人托亲靠友在皋兰纳税，土地便成为皋兰欧脱地。从清乾隆三年（1738年）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榆中境内有100多个村庄属皋兰瓯脱地，还有28个村属皋、金两县共管，各辖户数不等，造成“皋榆不分”的局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照地域境内皋兰瓯脱地全部划入榆中县。

（魏洁庆）

融合而成的榆中民族

自古以来，榆中是内地华夏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汇地带，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域。在民族演进的历史中，经历了民族的不断同化与融合，形成了现存的民族格局。自明代后，经过大量移民加之社会的相对稳定，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居住少量回族和极少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布局。2003年，榆中有人口42.36万，其中汉族占人口总数99.1%，其次为回族，占全县人口0.9%，占少数民族人口96.8%,其他少数民族有藏、满、苗、壮、土、蒙古、土家、朝鲜、东乡、撒拉、维吾尔等11个，多为婚嫁或工作关系迁入，共100余人，仅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3.2%。

民族的融合

榆中地处少数民族聚居边缘区，是内地政权与少数民族争执的焦点地带。由于战争的原因，加上秦、明两个朝代多次宿卫、戍边、屯田，迁移了较多的内地移民或谪民充边。两千多年来，羌、戎、氐、月氏、匈奴、乌孙、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党项、吐蕃、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10多个民族在这里生存过。民族之间的争战与共处，成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在民族历史演化中，通过内地移民带动了榆中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部分游弋的少数民族得以定居，各民族以大杂居和小杂居加速了零散民族的汉化。明代初年，女真族完颜氏一家定居榆中，随汉改姓为金，蒲察氏一家定居榆中，随汉姓改为蒲。到了当代，在榆中定居的主要有汉、回两个民族。

主要民族来源

汉族来源

据史书记载，榆中在秦置县之前为羌、戎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这些民族长期从事游牧生活，逐水草而迁徙。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这些民族部落，为争夺牧场，增加实力，不断相互争战，相互吸纳与同化，派生出许多新的民族部落。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7年）和汉至明代的多次移民是榆中汉族的主要渊源。明朝初立后推行的民屯、军屯、商屯的移民政策，使大批中原汉族先民移居榆中。而且多为军屯移民和部分间接由周边迁入的移民。除这部分汉族移民外，还有部分在明朝之前的秦、汉戍边或经历代迁徙，定居下来的汉族移民和当地土著汉族。另外还有部分在历史演进中，与汉族居民杂居或零星散居的部分已被汉族同化和融合的少数民族后裔，这三部分组成了榆中汉族的主流。

回族来源

回族是榆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连搭乡朱家沟村，小康营乡大壑岘村、东山村，散居于麻家寺村和甘草店村。

榆中境内的回族主要来源于成吉思汉及其子孙西征时，从中亚诸国征用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量色目军人、工匠等。他们在元朝建立后，因战功得到信任和重用。同时，以色目人为主体的探马赤军驻扎在甘肃，执行戍边屯田的任务。元英宗时，又“免去甘肃回回屯戍河西的银税”（《元史·英宗纪》），使回民迁居人口增多。明朝建立后，政府对包括回回在内的色目人采取重压政策，迫使他们团结起来与之抗争。大约到明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圈子，吸引了部分新疆、宁夏、陕西等地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迁入。“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河湟诸役纪要》），形成了大片的回族聚居区。至清代中叶，已有甘肃“回多于汉”之说。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许多临夏、金城一带的回民迁居榆中，聚居于朱家沟，大壑岘等村。除此之外，还有经丝绸之路而留居下来的少数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商人，散居于处于商贸集镇的甘草、城关一带。

（魏洁庆）

信仰铸造的宗教

榆中是一个多民族的县区，同时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县区。民族和宗教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由于文化和历史的诸多原因，我国少数民族信仰宗教相当普及。甘肃省人数较多的10个少数民族中，就有9个是全民信教的。在榆中占少数民族97%的回族，即是全民信教的民族之一。因而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从榆中的宗教现状来看，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外，还有道教、天主教都已根植于这块土壤，并已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现已经政府批准的活动场所有43处，信教群众近2万人，其中佛教3940人，道教4345人，伊斯兰教3840人，基督教6765人，天主教140人。

宗教的传播

在宗教的发展历史上，大约2500年前产生了佛教，在2000年前产生了基督教，在公元7世纪产生了伊斯兰教。

佛教的传入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的古印度，以信仰释迦牟尼（佛）为特征。此后，由印度逐渐传播于锡兰、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性宗教。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传入我国，经过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逐渐嬗变为中国佛教，并形成许多派别。甘肃是佛教在我国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魏书·释老志》、《西夏天·民安碑文》等史料明确记载着佛在姑藏（今武威）、临渭（今天水）等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遗迹，这比一般认为佛教传入内地的时间（公元前1世纪）还早300多年。另据武威所存《罗什寺碑》记载：“凉地建塔始自于秦。”这些都表明秦汉之际佛教已在甘肃河西地区有所传播。

汉武帝开辟了西域交通，同时也打开了佛教东传的通道。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大月氏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史载。大月氏在汉时居于河西、陇西一带，是当时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大月氏人到洛阳翻译佛经、东汉派张骞等出使西域取经都经过这一带，这对榆中佛教的传播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兴盛时期。对榆中地域相左右的历代十多个割据政权都尊崇佛教。前凉等以佛教为国教。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鲜卑族乞伏氏在榆中苑川建立的西秦，也以佛教为国教，供养玄高、昙玄、玄绍三位高僧为国师，追随弟子300余人。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名僧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西行取经，途经西秦勇士城时，适逢佛教信徒“夏坐”，逗留3个多月。在这一时期，先后活动于凉州、敦煌等地的著名佛经翻译家和高僧竺法护、帛远、鸠摩罗什等人翻译的《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大智度论》、《般若经》、《阿弥陀经》等经典，不仅使佛教大乘学说广为流传，而且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

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的三华宗、华严宗继禅宗、净土宗之后开始在甘肃流传。兴隆山成为佛教盛地。中唐以后，榆中地被吐蕃所占，引入了藏传佛教。文成公主进藏后，藏传佛教鼎盛于苑川河流域。这是一个有别于汉传佛教的具有独特思想体系、组织制度、宗教经典、活动方式和传承体系的佛教派系。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具有“政教合一”、“活佛转世”的经法教育制度和严密的寺庙僧伽组织制度。但由于榆中独具的地域特色和地域文化，使得藏传佛教文化对本土佛教文化的冲击不太明显。经五代、宋、元、明、清几朝的儒、释、道互相的碰撞融合后，形成县域内现存的兼容佛教思想。明清时期，散布全县比较有名的佛寺有30余座，佛洞6处。1949年前后，仅有喇嘛 5人、和尚4人，散住在县城兴国寺、小康营杨家庄白马寺、金崖大佛寺等寺庙中。不过县境内的寺庙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这些大多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时拆除。1983年后，县籍佛教徒参加兰州市佛教协会组织的佛事活动，有70多人取得皈依证，均系汉传佛教，各地寺庙也在近几年有所兴起。

道教的传播

东汉中叶，张道陵创五斗米道于四川鹤鸣山。榆中兴隆山不久便有道士传教并兴建宫观。三国魏文帝咸熙二年（265年），狄道（今临洮）城东东山（岳麓山）北麓兴建道教太平观，道教从甘肃东部逐渐南传。东晋时道教开始在甘肃广泛传播，修炼之术盛行于一批儒夫之中，他们便走上崇道谈玄之道，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皇甫谥受崆峒山道家的影响，与司马谈、王弼、向秀等并称儒，他所著《针灸早乙经》成为中国医学针灸理论的奠基之作。进入南北朝，甘肃道教更盛，各地争相兴建宫观，著名的泾川回中山王母宫，秦安慈航宫等即为此时所建。

唐朝李氏祖籍陇西成纪，受道教思想较深，尊老子为祖先，笃信道教，好神仙方术。道教在陇西、平凉、泾川等地尤为盛行。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谏议大夫李致亨和衡山道士秦致通来榆中栖云山朝阳洞潜修。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道教全真七子之首的丘处机曾赴甘肃陇州隐居修道，道士追随甚多，由此被视为甘肃道教龙门派的创始人。元时藏传佛教渗透，但未阻止道教的流传。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丘处机弟子黄青松为纪念丘氏，在陇西城南创建七真观，使该观成为道教十方丛林之一。明代封藩甘肃的肃庄王朱  笃信道教，在兰州筹资修建金天观。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山西商人张梅捐款整修兴隆山殿宇，并召来道士住修。清代，甘肃道教从全真道中演化出了龙门、榆山两个宗派，龙门派在榆中、平凉、陇西、泾川等地流传，一直沿袭到清末。其中清乾隆、嘉庆时期的刘一明（1733年——1821年，山西曲沃人），定居榆中兴隆山，炼功、课徒、行医，研究教理，在此兴建十方丛林，弟子信徒达100多人。使兴隆山成为中国道教在西北的根据地，刘一明被视为甘肃道教龙门派开山祖师。榆山派形成于雍正年间，创始人为崂山道士马榆山（凉州人）。榆山派主要在兰州以金天观为中心传播，清末民初，道教已呈衰落之势，但因其与汉族人的风俗、迷信紧紧依附，在民间得以承续。

榆中县的道教信徒有全真、正一两大派。李致亨、秦致通为全真正乙派第17代传人。刘一明为全真龙门派第11代传人，现已传至第25代。主要活动于兴隆山。正一派县内又称天师派，俗称“阴阳”或“风水先生”1990年时，两派均有1人担任甘肃省道教协会理事。

建国初，政府鼓励道士道姑弃道还俗，参加农业生产。并依法取缔了县内一贯道等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非法活动的反动会道门。“文化大革命”中，榆中道教宫观有的被毁，有的改作他用，经卷、壁画、神像、炉鼎、钟馨等法器被销毁，道士道姑全部逼迫还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道教得以恢复，宗教活动得以正常开展。1980年榆中兴隆山恢复开放，道教宫观得以重修，关圣殿、娘娘殿内香火日盛。

伊斯兰教的传播

据中国史籍《旧唐书》与《册府元龟》记载，唐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节到唐首都长安，晋见了唐高宗并介绍了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国统一的经过。这次交往促进了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广泛交流和穆斯林商人的频繁往来，故历史学家一般将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唐、宋、元三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伊斯兰教在甘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甘肃是丝绸之路经过的主要地段，境内的丝路古道有北、中、南三线，并都以河西走廊为总通道。唐代国力兴盛，丝路商旅不绝，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络绎于途，其中，不乏有中途落居者，成为甘肃穆斯林的先民。“安史之乱”后，吐蕃曾长时间占据河西一带，但未中断丝路商贸。宋时西夏与金先后占据河西走廊长达200年，丝路北线、中线受到严重阻塞，河西商贸衰落，然而丝路南线未能受阻，河湟、兰州、天水，以及陇西等地又成为穆斯林商人商贸的重镇。蒙元时期，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人三次大规模西征，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先后被征服，一批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被征调到中国，中国穆斯林人口骤增，加之此时中西交流通道畅开，“无此疆彼界”，使大批穆斯林涌入中国，此时的甘肃作为重要通道，多数地方形成了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出现了较大发展。至同治末年，西北回民起义遭到清廷镇压后，人口锐减，河西聚居区消失，关陇一带的穆斯林被强行安插在一些“自我片段”的荒僻之地，而河州（今临夏）逐步发展成了中国的“小麦加”。

甘肃是中国伊斯兰教各种派别的主要产生地之一，清末民初以来，相继形成格底目、伊赫互尼、赛莱费耶、西道堂与虎夫耶、哲赫林耶、嘎的林耶、库布林耶四大苏非学派及其40多个支系门宦。榆中的主要伊斯兰派别有哲赫林耶、虎夫耶、嘎的林耶、伊赫互尼、赛莱费耶。

哲赫林耶系阿拉伯文的音译，原意为“公开的”、“响亮的”，它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苏非学派之一，因主张高声念诵赞词，故又有高念派之称。该学派创始、发展于波斯，并在阿拉伯、中亚等地都有传播，清乾隆年间由马坡三伏村的马明心（1719年—1781年）传入。马明心，字复性，经名伊卜拉欣，道号维尕耶·屯拉海（意为“维护真主之道的人”），逝世后被尊为束海达依（意即“为真主之道牺牲的人”）。马明心祖父为阶州（甘肃武都）人，后迁至巩昌（陇西），再至金县（今榆中）马坡三伏村，从事农耕。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马明心在马坡出生。9岁时前往麦加朝觐，并在也门等地长期求学。乾隆九年（1744年）回国时带来《古兰经》、《卯路提》、《穆罕曼斯》和《满丹夜合》等经典， 开始在青海循化、甘肃河州等地传授哲赫林耶教旨。后因与花寺门宦发生冲突，马明心被迫离开河湟，移居定西官川，继续传播其学说，信众日益增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循化地区马明心的学生苏四十三等与当地花寺门宦发生教派之争，导致械斗，清地方官吏偏袒花寺，压制哲派，于是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回族、东乡族哲派群众举旗反对清地方官吏，进而演变为反清起义，攻开河州，围困兰州。马明心被官府从官川家中逮捕，杀害于兰州城头。以苏四十三为首的起义者，在兰州华林山被清地方武装镇压，苏四十三战死，起义失败。从此以后，清廷对哲派采取了残酷镇压政策，哲派也多次掀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至同治年间，马化龙起义失败，历经五辈，几经反复，哲派处于低谷。光绪初年，在马元章（马明心的四世孙）的不懈努力下得以挽救，教民遍及甘、青、宁、陕、新西北五省区及山东、北京、吉林、江苏、云南、贵州等13个省市区。

虎夫耶系阿拉伯文的音译，原意为“隐藏的”、“低念的”，它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非学派之一，因主张低声念“齐克尔”，故又称“低念派”。该学派最早出现于清初，其源流可追溯至中亚纳格什班迪耶苏非教团。虎夫耶先后由陆海两路传入甘宁青后，经过二百余年的传播和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遂形成了许多支系门宦。其中的胡门门宦创始人马一龙于清光绪年间留居连搭野鸡沟清真寺传教。在虎夫耶学派中最大的支系为花寺门宦，因早期建筑的清真寺、拱北，多为雕梁画栋，故称其“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1681年—1766年）经名阿布都·哈里木，甘肃河州人。该派在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遭到残酷镇压，一蹶不振。

嘎的林耶系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大能者”，它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非学派之一。该学派于12世纪首创于波斯，曾盛行于伊拉克巴格达等地。清康熙初年由穆罕默德29世后裔华哲·阿布都·董拉希传入甘宁青。在长期发展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注重“定性复命”、“修身养性”。与其他苏非派有着显著区别。其崖头门宦在朱家沟等地教民较多。

伊赫互尼，又称艾赫星孙逊奈（均系阿拉伯文音译，意为“兄弟”和“遵经”），是甘肃伊斯兰教中产生较晚的一个派别，俗称其为“新教”“新兴教”、“圣行派”、“新行派”等，创始人马万海（1849年—1934年），经名奴海，甘肃河州东乡果园村人（故又称马果园），是位著名的东乡族阿訇。此教经东乡传入榆中，在朱家沟、大壑岘村有部分教民。1980年后，由伊赫互尼分离出来的赛莱费耶派（阿拉伯文音译，意为“前三辈”，即：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由广河传入，但信徒很少。

基督教的传播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并逐渐流传于罗马帝国全境，后又嫁接于西方文明的扩张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基督教号称世界第一大宗教，信徒人数约17亿（其中天主教10亿，基督教4.5亿多，东正教2.3亿人，还有其他独立教会）。在中国也是有重要影响的一大宗教，信教人数约1500万人。但在榆中的影响远不及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

广义的基督教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狭义的基督教，通常专门指基督教新教，在我国亦称耶稣教。

基督教宣称上帝（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这就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上帝创世说”、“原罪说”与“救赎说”。

基督教是以《新约全书》为圣经。《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离出来后，接受部分《旧约全书》的思想，形成属于自己的经典《新约全书》。

基督教发源于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公元154年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初期因其教徒多为贫民和奴隶，对罗马统治者极端仇视，与罗马统治阶级形成对立，而不断遭受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形成一种与正统教派教义相抗衡的具有反抗和复仇意味的异端宗教，后因其渗入中上层人士而取得政治地位和领导权后，改而主张效忠顺从执政者，使之合法化。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1054年，素有矛盾的东西教会因牧首教皇互下绝罚令而分裂为东部正教（即东正教）和西部公教（即天主教）。16世纪，西部公教内部又发生了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一些宗教改革运动，并陆续分离出一些新宗派， 统称为“新教”。近代，基督教曾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而作为侵略工具，加速了其在世界的传播。

基督教新教（在我国多用“基督教”代称，以区别于东正教和天主教），是鸦片战争以后由外国传教士传入甘肃，信奉者多为汉族。榆中的传入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国内地会（西差会）传教士安牧师赴兰州途中夜宿三角城大兴营村传播教义，农民沈学廉、孙得温、孙得林等接受教义，组织教会，建造5间房屋为活动场所，发展信徒50余人。此后推荐青少年信徒到兰州教会学校或教会医院读书、学医。到1960年左右，教徒发展到200余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活动一度中止。1983年恢复活动，加入兰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4筹资兴建教堂1座。

榆中县城的基督教派属神召会，民国十五年（1926年）建于县城北关校场街，始有信徒60余人。1950年加入兰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8年被取缔。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后恢复，1984年，建成教堂1座。

县内还建有了李家营、太平沟、祁家坡三所简易教堂，现有教徒6765人。

天主教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我国较早的是其聂斯脱利派，唐贞观九年（635年）从波斯传入，时称景教。16世纪初随着欧亚交通的畅通而广泛传入，甘肃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传入并发展起来的，信奉者为汉族。

榆中于清光绪末年，由定远葛家湾一葛姓农民结识兰州天主教传教士后，将传教士带到葛家庄，全家顺教，并利用一处旧宅，盖6间平房作教堂，开展宗教活动。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6间教堂被生产队占用。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时返还。葛姓合族筹集资金在旧址盖新教堂1座。正面有堂殿6间，屋顶有尖塔，大十字架，装饰华丽，侧面有5间平房，居住2名修女。葛家湾葛姓农民全都信奉天主教，现有教徒140人。

地域宗教文化

榆中的本土宗教文化同样也是从原始的自然崇拜、氏族的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演绎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性的文化体系，它经历朝历代的文化兴衰和宗教变更，又经过了秦汉时期儒（儒学）、释（佛教）、道（道教）的相互糅合，期间又辅之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外传宗教的碰撞，形成了一个以传统汉族宗教为主体，外传宗教为客体的一个独具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格局。

从榆中现存宗教的本质及内涵来看，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宗教派别，还是境外传来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不以本土地域渊源的传统中国道德文化为主旨，不得不融合地域的思想文化精髓，成为一种地域化的、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宗教文化。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外来宗教的传入，首先要找到一个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共同点，在切入的同时必须有了一个相互适应的磨合；二是本土宗教文化在接纳外来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既有兼容性，又有排异性，因为宗教的原始渊源根植于原始氏族宗教文化之中，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血统性的。这样各种宗教在传入的过程中必然多了适应地域文化的教理、教义，以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协调诸多方面的关系。

而从地域特点来看，榆中北据黄河，西接河西，自古是一个内地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缓冲区，是内地与西域的咽喉。有史以来多发战乱，造成了历代内地政权戍边移民的一个小移民环境，所以其本土宗教的根基源于内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在当地传统宗教的发展史中融合了儒、释、道三种文化的精髓，并经过数千年的宗教体验，形成了一个比较注重现实的民族宗教氛围。如当地的关帝庙所供奉的关羽，是三国时魏的一个著名人物，对他的膜拜是一个标准的儒释道合一的产物，是传统儒学处世哲学思想与传统汉传佛教与土生道教思想的一个完美结合。除了求他扶正除邪外，南方人与其求财，而本地人向其求雨。这就是榆中传统宗教文化的现实性特点。再如当地最崇拜的是有兴云布雨的龙王、主宰六畜的马王、送子的观世音等与当地地域特色相贴近的一些神灵，正是基于这一地域特点，缓解了外来宗教文化对榆中本土宗教文化的冲击。如伊斯兰教的传入仅属于回族，藏传佛教在境内未能形成气候，境外的其他教派虽已介入，但受教群众极少。根植在人们思想深层中更多的还是对传统儒、释、道的诠释。

（魏洁庆）

抚今追昔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远古走来的农业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数代王朝的演替更改，其兴衰与变迁都与农桑的兴盛紧紧相连，国富民实则处于盛世太平，反之则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正所谓“民不贱民，则国安不殆。”所以历代王朝为了巩固其政权，都十分重视农桑耕作。

农耕的发端

从原始氏族部落向人类社会更高形态的转化便是从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开始起步的。在我国，远古人民通过血缘的纽带结成原始群，从事采集渔猎活动，以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在那个天荒地老的年月里，我们的先祖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制作了用以改变自然种植的第一批农业生产工具“耒耜”并教民从事农业生产。这一近似今天农用犁的远古农具，彻底改变了原始人类采集渔猎的生存形态，使我们的祖先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的分工。

逶迤的祁连山婀娜东延，余脉在黄河南岸甩了一个小尾，形成了让榆中人引以自豪和骄傲的马衔山脉。这颗恩泽一方的陇右翠珠，孕育了滋养榆中人民数千年的苑川河水，同时也孕育出了榆中远古的草场牧野。榆中的先民们傍山而居，依水而息，栖息于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如诗如歌的乡土中。春秋沧桑，群雄逐鹿。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各氏族部落的纷纷崛起，南北两种不同分工的氏族部落相互侵袭，相互融合。在战国末期，这片土地便处于农耕与游牧的边缘。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10年时间，消灭了各自称雄的其他6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同时又北逐匈奴，南定北越，修筑万里边墙，置榆中等44县。为巩固这一新生的专制政权，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这批内地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使榆中逐步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但由于周边少数游牧民族不断侵扰，人民不得安居，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汉武帝时，为发展与少数游牧民族邻接地区的农业生产，置农都尉，掌屯田殖谷，东汉亦沿袭这一定制，使榆中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较快恢复。西汉时，搜粟都尉赵过改进了农耕机具，“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并提倡代田法，培垄殖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这对当时榆中的农业生产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东汉陇西太守马援，以榆中苑川河谷为“龙马之沃土”，奏请光武帝批准，将客居武威的金城居民3000余口，迁回旧邑，并将苑川河一带耕地划出一部分让他们耕种。这一时期榆中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东汉末期，战乱纷起，戎羌的不断犯边掠夺，当地人民的反汉起义，使榆中刚刚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公元215年，魏将夏侯渊诱杀了苑川反汉义军首领韩遂，平定了关陇、金城一带割据势力，任命苏则为金城郡（郡治榆中）太守。苏则见榆中“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于是招抚安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代田法”。当年粮食获得丰产，流民接踵而至，这样的农耕也只是昙花一现。汉末群雄并起，三国鼎立，内地政权无暇顾及因战乱而变得更加荒芜的边塞地区，周边少数游牧民族乘势内渗。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处蒙古高原的鲜卑族人也内迁，进入陇西和河西走廊，虽然这些氏族也注重农业生产，如氐族建立的前秦形成的“关陇清宴，百姓丰乐”的农耕丰乐景象。但由于氏族割据势力的相互纷争，连年征战不休，再则，这些少数民族多不善农耕，所以形成了榆中当时亦农亦牧的农牧生产布局。加之兵燹涂炭，人民流离，田地荒芜，直至唐、宋（金）至元代，农业生产虽时有恢复，但都不稳定，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加之历年的自然灾害，旱象不断，民不聊生，田地极度荒芜。由于历经十多年的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和瘟疫蔓延，全国人口锐减，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人区。明朝初立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军屯、商屯、民屯等形式的移民垦田政策。在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中，形成了榆中的移民小环境。随着内地移民的迁居与屯垦，改变了榆中地域的生产生活原貌，内地较为先进的农业耕作改变了本土的农业生产现状，也为榆中此后的农业基础地位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当地政府虽也注重农业生产，但由于自然因素的制约和科技的落后，生产的效益极其低下，一直处于“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的小农经济状况。民国时期，由于封建的农村经济制度占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多数土地集中于封建地主手中，在当时的自然现状和极度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这种经营模式更加缚束了农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农民，既缺乏耕地，又短缺生产资料，靠拉长工、打短工或当“雇工”、“佃户”来维持生计，在地主的高额盘剥和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下，只得祖祖辈辈给人当牛做马，生活极度贫苦。许多农民房不遮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年中多半时间靠乞讨度日。

农耕制度的变革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彻底废除保田制度，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1年10月，榆中县开始土地改革工作。在双店子、清水驿、大兴营、周家庄、三角城、三墩营6个乡进行试点的基础上，于1952年5月中旬在全县普及。同年10月土地改革工作结束。这场土地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制度，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使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以实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地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喜获丰产。随后，由于土改后生产资料稀缺和部分劳力不足，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稿）》，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临时性的变工组和季节性互助组，以缓解农业生产工具和劳力不足的矛盾，由此逐步发展成常年性的互助组。这种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形成的互助生产组合，极其谐调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4年1月30日，高崖乡沙河村率先成立了榆中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了农业生产体制的又一次变革。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化，榆中的农业生产体制随同全国农业生产体制的大环境步入形式化教条化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随“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步入巅峰。为了极端地体现这种变革带来的农业成效，榆中的部分农业生产决策者紧随全国的“大好形势”放起了榆中丰产的“卫星”，不切合实际地为丰产“卫星”招榜纳贤。如来紫堡乡来紫堡农业社“创造”了小麦亩产3283 .3 斤的全省纪录，过店子村创造了亩产万斤谷的纪录，金崖社3分5厘小麦产量达1718.7斤，全县洋芋亩产达4、5万斤的高产……随同“大跃进”上马的还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工程项目，如大炼钢铁、引洮工程和百坝千渠万眼（井泉）窑等工程，这些工程的上马分散了农村主力军，再加上“一平二调”共产风的兴起，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并在当时极“左”形式下，夏收、秋收季节，劳力不足，还要突击完成任务，造成了粮食的极度浪费。再加上浮夸风造成的高征购， 1960年，群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树皮、草根皆食以尽，造成人畜饿死现象，使农业生产遭受了较大的冲击。1960年底，为了“救人救命”，县委、县政府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在纠正平调错误的同时，正确认识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下放核算单位，恢复社员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及其他家庭副业生产，允许社员开荒，种闲散土地，才使得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出现了转机，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但是，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教育和“大寨”经验的推出，全县开始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尾巴”，“搞政治评分”，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民“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的局面，生产效率低下，正如当地农谚所讲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面对这种形势，历届县委、县政府对制约榆中县农业生产的最大自然因素——干旱的认识是比较一致和清晰的。如支撑榆中农业生命的三角城电力提灌、青城电力提灌、和平电力提灌等大型水利工程项目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还有以后建成的七岘口电力提灌、部分小型电力提灌和电力机井提灌，有效地保证了榆中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彻底改观了榆中三大川塬粮食生产区“靠天吃饭”的历史。从1974年起，县委组织全县农村平田整地，连续3年修梯、条田38.17万亩，解决了这些耕地干旱欠收，有雨跑水、跑土、跑肥问题。也为榆中以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基础。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认了经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明确宣告了全党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主要任务的指导思想，并初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正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榆中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指示》精神，在上庄、韦营试办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随即在全县组织推广。到1980年底，全县1982个生产队中，有930个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农业经济有了一个好的发展势头。还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的生产队，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划分了临时性的作业组，实行了定额管理，小段包工，责任到组、到户、到人。开始克服和纠正“大帮活”、“大概工”、“大锅饭”的弊端。但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不论是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者还是广大农民群众，仍然未能从思想认识上得到彻底解放，生产力和生产积极性还未能更好地调动起来。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1年4月，县委组织涉农部门负责人到安徽省凤阳县学习包产到户经验。5月，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包产到户的具体问题，产生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公社党委要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尽快把川水地区的包产到户落实下去，对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尽快地处理好各种遗留的问题，建立好各项制度。11月，县委印发了《榆中县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试行办法》，抽调大批干部，分两批到各公社落实包产到户，全面实行“交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经营办法，从而彻底改变了农村“大锅饭”的弊端，生产力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农村有了对头的经营政策，农民便有了对路的经营格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充分的调动，经济效益更加显著。从1983年开始，全县粮食产量突破了1亿公斤大关，并长期得以保持。许多农民摆脱了“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的贫困局面。

新型农业的兴起

改革开放使广大农民有了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管理权，使榆中农业从此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封闭管理，开始向开放型管理模式和市场化农业经营体制转化。在粮食稳步增产的同时，农民逐步转变观念，开始向市场要效益。这样通过农民观念意识的转变和政府逐步的政策引导，调整了农业产业化结构。农业种植由单一的粮农结构向粮食、经济作物、饲草、观赏花卉的多元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也向高产优质、多品种、高规模的产业化结构转变。到2003年，粮食总产达12370万公斤，蔬菜种植面积达12.33万亩，实现产值1.9亿元，粮经比例达到6.7:3.3。农业总产值达到6.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90元。

榆中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催化。从80年代以来，农业科技作为农业增产的最活跃的因素而被更多的群众认识，地膜种植的推广普及，间作套种技术的运用，日光温室大棚的利用，高新农业科技的大量推广，新型农业机具的推广应用，使榆中农业的区位经济优势、农业资源优势更显 突出，以订单农业、龙头基地经济为支柱的产业化农业经济模式日显成熟，榆中农业已稳步步入产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轨道。

（魏洁庆）

抗旱兴起的水利

榆中是甘肃18个干旱地区之一。这里“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千百年来，为了改变干旱面貌，榆中人民掏泉、打井、筑坝，创造了一个个集水抗旱的奇迹。

从塘坝到水库

有史以来，榆中南部二阴山区的群众生活用水主要靠山泉水和地表水。由于山泉水所含矿物质多，许多指标超过国家生活用水标准。一些人长期饮用这类水，出现了身体生长缓慢、甲状腺分泌多、少白头等现象和一些地方病。

中部川塬地区群众生活用水主要以涝池水为主，各村庄都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筑建塘坝和涝池，拦蓄洪水、雨水，或者从山区引水贮备，人畜共用，饮水卫生得不到保证。即使这样，一遇旱年，涝池干涸，许多群众又得从数十里外的地方人背、畜驮、车拉取水，以致每到旱季，一些村庄昼夜派专人守护涝池，以防水被别人挑去。

群众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生产用水更是无从谈起。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问题。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南部山区投资鼓励农民挖掘、修整泉井，采用管道输水，池塘蓄水，使群众的生活用水得到改善。在川塬地区，鼓励农民挖涝池，每修一座容积在300立方米以上的涝池，经验收合格，国家补助300元资金。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县委遵照“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方针，从尽快改变干旱面貌的愿望出发，提出了“一河、十库、百坝、千渠、万井窖”的“跃进”计划，即治理一条河（苑川河）；修十座水库（天池峡、高崖、水坡、巴石沟、麻家寺、兴隆、龛谷、红柳沟、蔡阳沟、寺儿沟）；筑百座土坝（北山地区）；修千条引洪渠；挖万眼井、泉、窖、池塘。于是，掏泉、打井、挖池塘、打土坝、修水库、治理苑川河等工程全面展开。全县动员了1.49万人开赴水利工地。连续两年，全县水利建设用工447.7万工日，国家和地方投资151.64万元。这期间修建了高崖、龛谷等水库。

1957年12月，高崖水库正式开工兴建，1958年建成了坝高27米，库容量1034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以及配套建筑物。1963年——1965年又进行了改建加固，建成西干渠6.6公里，衬砌支渠14.5公里，各类建筑物120座，设计流量2立方米/秒，实际过水1.8立方米/秒；建成配套支渠37条，总长54.34公里，衬砌支渠24条长15.2公里。1988——1990年，建成东干渠12.7公里，渠系建筑物50座，设计流量0.5立方米/秒。2003年，国家再次投资997万元对高崖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目前，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1491亩，粮食亩产250公斤，总产达到287.28万公斤。高崖水库的兴建，基本控制了洪水泛滥，对苑川河沿岸11.8万亩耕地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并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1959年动工兴建龛谷水库。1960年7月由于群众生活困难而停建。1971年11月第二次开工修建，1975年竣工。1977年—1988年又进行了两次施工，进行漏水处理和除险加固。龛谷水库以蓄洪为主，弥补龛谷自流灌区用水之不足，除保灌自流灌区5000亩外，新发展灌溉面积4117亩。2003年国家投资317万元又进行了防渗漏和除险加固。龛谷水库不仅为农田灌溉提供水量，促进粮食生产，还在控制洪水，保护下游铁路、公路、工矿企业、村庄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当时开展的工程项目多、规模大、战线长，超过了全县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加上1960年经济困难，大部分水利工程被迫下马，已施工的兴隆、麻家寺、巴石沟等水库相继停建，半途而废。同时，由于不尊重科学，忽视自然规律，已建成的天池峡、水坡水库皆因流域内植被稀疏，洪水含泥沙量大，都先后淤满报废，成为无效工程。北山地区沟沟岔岔中修建的土坝，大多为无溢洪设施的死坝，因洪水没有出路，都先后被冲毁。1981年开始在川区和南部山区修建专门的人饮工程，至1990年，共建成人饮工程100多项，并配备了净水设备，使饮水质量逐步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解决了19个乡镇、9.5万人、1.8万牲畜的用水问题。

从水窖到集雨节灌

明代以来，北部干旱山区的群众生活用水主要靠水窖。北山的水窖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的一项收集贮藏雨雪水、解决生活用水的伟大创造，可与新疆“坎儿井”媲美。

那时候，修造水窖是一件巨大复杂的工程。农民先在土质比较坚硬的地方挖一个深约8米，直径约3米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圆形瓶状坑（随主人的用途及经济状况可大可小）；接着在周围壁面上挖一些拳头大小、有规律排列的网状方形小洞；接下来用熬制的胡麻水把黄胶泥和成泥棒，等泥棒快干时钉在小洞中（用来固定防渗泥层）；然后在上面涂一层厚厚的胶泥；泥层干好后，在上面反复涂擦清油，直到不漏水为止；最后修上引水渠和窖口盖。这样经过十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一眼窖，大约耗时70多天，200多个工作日。遇到天下雨成流时把地面的雨水收集到窖中，冬天下雪后把田野中的积雪背到水窖口垒起来，收集雪水，达到秋冬雨雪水全年利用的目的。

解放前的数百年间，由于建筑材料奇缺，打窖十分困难，水窖很少，以致出现青年男女谈婚论嫁时以家中水窖数目为主。在干旱缺水时，向农民讨要一碗水比讨要一碗面和油都困难。农民们把早晨洗漱用过的水收集起来，经过简单的沉淀后再用，一盆水要反复用几次。一但断水，就要用驴从二、三十里外的沟中驮苦咸水。许多家庭连正常的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再别说生产用水了。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北部山区农民的生活问题。一是鼓励农民多挖水窖。60年代，分配给北山地区挖窖用的木杆600多根，滑轮200个；70年代中期以后，每打一眼水窖，容量30立方米以上的补助资金30元。二是断水时组织车队送水。1980年—1982年，北山地区连续三年干旱，群众断水，省、市、县派车在40公里外拉水，每天按人（畜）实际数供应饮用水。三是创新集水方法。广大科技人员采取用水泥衬砌集雨面、水窖高于种植面、用橡胶管或塑料管虹吸抽水等新材料、新技术探索集蓄雨水的新方法。

1988年省水利厅下达了《干旱地区雨水回归利用试验研究》的课题后，县水利部门经过三年成功的试验示范，1990年“121”雨水集流工程（即每户建1个100平方米左右的混凝土或塑料面的雨水集流场，打两眼混凝土或者塑料壁面的水窖，发展1亩庭院经济）开始在榆中山区和部分川区大面积推广。到1996年，全县有23532户建成了雨水集流工程，共建成集流面215.87万平方米，新建水窖3.56万眼，容量55.7万立方米。解决了23532户，110594人，31581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结束了北山地区和一些川塬地区群众祖祖辈辈吃水难的历史。

在基本解决干旱地区群众生活用水困难的基础上，广大科技人员继续探索，利用水窖解决干旱地区群众生产用水的问题，以更快地发展生产。1993年起，北山地区利用积蓄雨水进行塑料大棚蔬菜种植试验获得成功，每67平方米棚地年增产值400--600元。1996年开始，县上全面实施集雨节灌工程。并突破只修集雨窖的模式，因地制宜，宜窖则窖，宜塘坝则塘坝，宜水池则水池。到2003年，共建成集流面986.1万平方米，建成水窖110891眼，容量221.62万立方米，灌溉68936亩；涝池42座，容量17.4万立方米，浇灌面积7435亩；塘池45座，容量25.728万立方米，浇灌面积12093亩；水池78个，容量11.39万立方米，浇灌面积5695亩；引水渠967.32公里。工程总投资6323万元，其中省上补贴2062万元，市县补贴1983万元，群众自筹2278万元。完成节灌田94159亩，为干旱山区发展农业创造了水源条件。1996年以来，江泽民、朱镕基、田纪云、李锡铭、邹家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非洲佛得角议长、非洲乍得共和国争取民族解放阵线副主席、毛利塔里亚国家青委会主席哈马·瓦扎兹、尼日尔总统马马杜·坦贾先后来甘草东岭考察集雨节灌工程。

此外，还对川区人畜季节性饮水困难和水质污染，进行了统一规划，分年分批列项兴建，共建成人畜饮水和病区卫生改水工程62处，一些地方已开始应用净化水装置。使群众饮水质量逐步符合国家公布的标准。

从水车到电灌

明、清及民国时期，榆中县城关、小康营、高崖利用兴隆峡、龛谷峡、徐家峡、分壑岔、新营、黄坪等泉溪灌地；黄河岸边的青城、东滩用水车车水灌溉；苑川河中、下游的高崖、甘草、清水、夏官营、金崖、来紫堡以河水自流引灌或用“水瓜子”车水灌溉；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3.7万亩，农村人均0.3亩，保灌面积6160亩。

水车也叫天车，其形为木质结构的圆形大轮。直径10米至20米不等，直径即为提水扬程。圆周每隔0.6米左右装配水斗，利用水流能量，打动木轮旋转。水斗在潜入水中时装水，转向最高点时倒入丁字形的承接槽内，循环往复，不断取水，引灌田地。这是榆中最早的机械提水工具，始建于明嘉庆年间（1536年—566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水车最初是皋兰人士段续先生游览西南各省后，引入并首创兰州，后传入青城等地。1938年，青城有水车10轮，灌地2740亩，平均每轮247亩。在明清、民国时期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车作为一种简易的提水工具，以水力传动，节省劳力，在水位适当时则风雨无阻，昼夜不停，也不需要人在现场看管，可连续不断提水灌溉，深受人民喜爱。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如不能适应黄河水位升降的变化，车轴阻力大，提水高度受到车轮直径的限制，造价高、效率低。

解放初，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继续维护使用水车灌溉土地的同时，1950年党和政府从西安引入了解放式水车，投放到青城、来紫堡、金崖、夏官营、清水、甘草店、高崖一带，灌溉川台地和沟台地。解放式水车是一种铁制的小型水车，以人力或畜力推拉转动提水灌地，扬程一般10米左右，适应于潜水井内安装使用。1959年苑川河两岸有井、泉390眼，安装解放式水车217辆，到1961年全县安装解放式水车467辆，效益好的有187辆，每辆平均灌地1.45亩。随着锅驼机、柴油机的推广使用，解放式水车又被逐步淘汰，至1963年完全被拆除。青城使用的黄河水车在青城电力提灌站建成后逐步淘汰，1980年水车全部报废。

为了扩大水源利用，增加灌溉面积，20世纪60年代，县上在修建地表自流引水工程和蓄水工程的基础上，修建了以黄河为水源的电力提灌工程。

青城电灌工程（简称“青电”）是县内最早建成的提黄电灌工程。1964年一期工程初步建成。在规划设计上采取多点设泵，分散提水的方案，形成了群体性的提灌工程。建成直接从黄河和普泽渠提水的一级泵房共11处。其中，一级上水的3处，二级上水的5处，四级上水的2处，八级上水的1处。总扬程399米，设计总上水量1.8立方米/秒。全工程共建成泵站37座，装电机水泵60台（套）3429.5千瓦，共建成干渠11条63公里。其中，浆砌石渠11条20.39公里，建成支渠106条96公里，干支渠各类建筑物72座。通过二期工程的兴建及历年续建改建，有效灌溉面积达12379亩，保灌面积达11510亩。

1966年6月15日，榆中最大的提黄电灌工程——三角城电力提灌工程（简称“三电”）正式开工（第一次于1960年开工，1961年停建），灌区的10个公社（乡镇）分段施工。但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重干扰了工程进度，因此，“三电”工程历时10年才基本建成。至1968年建成了总干渠8.5公里，设泵房4座；1973年分别建成西干渠12.3公里，设泵房9座，东干渠28.8公里，设泵房9座；1986年建成甘草支干125.1公里，设泵房7座。全工程覆盖来紫堡、金崖、夏官营、定远、连搭、城关、小康营、三角城、清水、甘草店10个乡（镇），受益59个村、307个社、12.98万人。工程设计提水流量6立方米/秒，总扬程560米，灌溉面积24.5万亩，是县内的一项大型骨干工程。2004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6.5万亩。“三电”工程不仅新增了灌溉面积，促进了灌区农业大幅度增产，而且对解决人畜饮水，灌区绿化，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灌区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1年11月，榆中又一项提黄灌溉工程——和平电灌工程开工兴建（简称“和电”）。至1973年，干渠1~3泵主体工程建成，开始灌溉少量土地。1975年，4~6泵及渠道全部建成。建成干渠1条15.12公里，支渠7条21.89公里。提水流量1.2立方米/秒，扬程508.8米。1999年完成渠道衬砌40公里，总计达到60公里。2004年完成节水灌溉配套工程田1590亩，灌溉面积达到54000亩。

青城、三角城、和平三大电灌工程的建成，以大代小，在干支渠系上又新建了一些小电灌泵站，农田灌溉由川到坪，再到高台地，为改变榆中干旱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

（周学海）

商代起步的工业

榆中是先秦古县，境内分布着铁、金、锰、煤、石灰石、大理岩等15种矿产48个矿（化）点。从古至今，勤劳的榆中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开采、发掘、冶炼，终于形成了现代工业的雏形。

矿产开发

榆中县在历史上“金州”存在143年，有693年被称为“金县”，这与县内产黄金有关。据旧县志记载：金矿于县南黄石坪、八门寺、西烽火岔、兴隆山峡内、石鼓岔、黑羊嘴诸地，多系砂金。宋（金）代，县内就有人在上述地区以淘金为生，并制成各种饰品销售。县城兴隆路原名上下沙楞，传说是淘金旧地，黄坪、马坡、上庄至今还是淘金之地。

冶铁业的崛起

冶铁业在榆中发展历史悠久。1980年在城关镇张家庄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商朝时期榆中地就有冶炼工业。同年，连搭乡寇家沟村出土的王莽时期钱范（铸造钱币的模子）和来紫堡乡黄家庄出土的唐代铜簋，1989年县城出土的宋代铁钱和冶铁炉锅，这些佐证有力的说明西汉时榆中已经有了冶铁业，宋代已相当发达。明清时期，榆中有许多冶铁作坊和匠铺，主要生产农具、小五金、厨房用具等。据《重修榆中县志》卷六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县约4%的人员从事铁、木、石、金之工，当时铁工多属河南人。

解放初期，榆中从事金属加工业的作坊有61个。1956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进程中，县上铁业组、木业社合并成立了县农具修配厂。1958年5月至6月份，县内掀起“全民大办地方工业的浪潮”。9月份以后又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生产的高潮。到11月份，全县共集中2.9万人组成“钢铁大军”，大炼钢铁，树立青城、红柳沟和高崖3个冶炼重点。建立起土高炉215座，土平炉3727座，建起炼钢炉47个，地窝炉262个。到11月30日炼出土铁7710吨，烧结铁2519吨，结果都是废品。

1962年，经过调整，县上将红柳沟钢厂关闭，人员、设备并入县农具厂，演变为铸造业。

榆中钢铁工业再度兴起，是从2002年引进酒钢集团榆中钢厂（简称“榆钢”）开始的。

2002年，在酒泉钢铁集团建设新厂选址时，省内、省外的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向酒钢抛“绣球”。为了争得这个大项目，榆中县委书记李森洙和县长丁祖全几下酒钢。一次，听说酒钢董事长马鸿烈要在天水选址时，李森洙和丁祖全即刻跟兰州市市长张志银取得联系，三人当即乘晚上10点的火车赶赴天水。没想到，马鸿烈又去国外考察。等到马鸿烈回到兰州的那一天晚上，已是深夜11点钟。县委书记李森洙一听到消息，立即与县长丁祖全从榆中赶到兰州，他们买了一束鲜花送给马鸿烈。马鸿烈非常高兴。就在那天晚上，马鸿烈决定，将钢厂建到榆中。就这样，一束鲜花促成了一个决定。这段故事成了榆中招商引资工作中流传的佳话。

榆钢一期工程于2002年12月23日开工建设，工程投资15亿元。这是酒钢所建的一个百万吨级钢铁联合生产基地。它配置有年吞吐能力400万吨的铁路接转站和综合料场。有两座380立方米的高炉，两座30吨转炉，两台6500立方米制氧机。装备有一条国际先进水平、年生产能力55万吨的高速线材生产线以及一条国内先进水平、年生产能力45万吨的棒材生产线。2003年12月，榆钢的铁、钢、材等主体工程全部完成，12月28日，榆中钢厂首炉钢出炉。2004年7月份，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投产。一期工程投产后，形成年产铁90万吨，钢100万吨，材95万吨的生产规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5亿元。

一期工程还在建设中时，榆钢已着手进行二期扩建工程。榆钢二期工程主要建设生产180万吨以上H钢生产线，计划投资20亿元。目前已完成2815亩土地的征地平整工作，进入施工准备阶段。

榆中钢厂的建成，带动了榆中境内石灰岩矿、新营白云石矿、定远煤矿的开发。2003年，依托榆钢，西北永新化工厂在毗邻榆钢的黄家庄征地200亩，计划投资1.6亿元，建成一个集化工、油漆于一体化的生产基地。目前，这项工程已开始建设。

为了搞好这项工程，2003年7月兰州市投资5800万元，修建了东岗镇至金崖二级公路，县上投资2000万元修建了宽24米、长7.1公里的钢城大道，两项工程于2004年9月完成通车。

目前，在苑川河畔，以酒钢集团榆中钢厂为龙头，正在逐步形成以钢铁、化工为基础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不久，苑川河畔将崛起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化工城。

烟草业的兴衰

榆中水烟是闻名全国的特产，历史上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享有盛誉。以苑川河畔、青城所产黄、绿烟叶为原料加工而成，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人黄钧宰著《金壶七墨》一书云：“乾隆时兰州特产烟丝，铅铜为管，贮水而吸。”谓之水烟。据《清代诗话》记载，烟草于明代神宗时从南洋爪哇国（今菲律宾）吕宋岛传入中国，明末开始在临洮兰州一带种植。又据传说烟草系三国诸葛亮征南蛮时发现似薤叶云香的大叶草能防瘴避疫，带回北方，培育而成。

水烟分绿烟和黄烟两种。绿烟和黄烟主要因水土、管理方法、收获时间不同，按色泽而区分。绿烟于“霜降”前收获，故叶片色泽保持绿色，绿烟类有青条烟和麻烟之分。黄烟在“霜降”后叶片经过霜杀变黄后收获，黄烟类有黄烟和棉烟之别。水烟是以绿烟叶为原料，配以多种天然香料而制成，有健脑提神作用，因此吸食水烟，可以消食，避疫解闷，避瘟除瘴，预防虫蛇叮咬，并有解毒功能。两种烟叶产品都用铜、铝、竹等特制的烟具注水过滤后吸用，故又通称“水烟”。水烟的加工采取古老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榆中是全国绿烟的主产区，种植始于明代。明洪武25年（1392年），朱元璋封第十四子朱  作肃王（起初封为汉王）时，跟随入甘的周姓大族利用条城（今榆中青城）的气候和水利条件种植、加工烟叶，首创“广东红”水烟，行销两广。历代肃王每年向朝庭进贡的“八宝珍品”之一就是被誉为“银丝”的水烟。因为水烟经黄河、长江水运上岸后，湿度比产地增大，烟丝逐步变白，其味更加醇厚芳香，便称“银丝”，吸食的平民百姓又称“白条”。绿烟种植又先后发展到苑川河下游的来紫堡、金崖一带。

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榆中水烟发展到鼎盛时期。烟坊达200余家，名气较大的有永丰成、玉顺和、福永泰等20多家。

清末和民国初年，由于受罂粟的冲击，绿烟种植一度下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销路中断。日军入侵华北后，西南销路也已阻塞。此后烟丝外销市场仅限于陕、晋、宁、青、川、内蒙和转运上海，再由上海分销江、浙、闽等地。加之由于当时外国纸烟、卷烟兴起，使鼎盛时的水烟大幅度下降，许多烟场倒闭。后由于“禁烟”，铲除罂粟，绿烟生产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机。

解放初期，榆中县以发展绿烟为经济增长点，扩大种植面积，加强烟业的加工制作，形成了以永丰成、豆顺和、万泰升、广益昌、福永泰为主体的40多家烟坊，年产烟丝230万斤。烟草市场逐步扩大到华北、华东、江浙、福建一带。

1956年2月，县上对烟叶主产区的24家烟坊以县联社为基础，全行业进行了公私合营，成立了榆中县尚古城水烟加工厂。1962年初又将青城水烟厂合并起来。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水烟加工企业。

20世纪60——70年代，榆中扩大加工规模，提高加工精度，改革加工技术，增加科技含量，在加工中确保“甘、肃、合、作”四个品牌中的“青、黄、棉、麻”四大系列烟丝质量标准，进一步赢得市场和声誉，使水烟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水烟业利税一度成为榆中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1979年，金崖、夏官营实行了烟田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烟积极性，烟叶产量大幅度上升。1980年生产各种烟丝223万公斤，是水烟厂建厂以来的最好年份。

1981年后，社队、私营烟厂一涌而上，由此，水烟生产较为混乱，质量良莠不齐，影响了水烟整体销售，水烟生产销售每况愈下。为了使烟叶生产这一传统工业重现生机。县上在进一步加强水烟生产的同时，积极同科研单位协作，以绿烟为主要原料，开发新产品。于1996年研制开发新型烟碱无公害杀虫剂“净叶宝”。1997年已投入批量生产。无公害农药“净叶宝”的研制成功与推广应用，为榆中的绿烟用途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秦砖汉瓦的发展

先秦时期，榆中的先民已开始用土法烧制砖瓦。一些重要的建筑已开始使用烧制砖瓦。从县上在敬家坪、马莲山、大地泉等地发掘的汉墓群看，到了汉代已出现了烧制砖瓦的手工作坊。从县上发掘的唐宋墓和兴隆山现存的古建筑看，到唐、宋时期，烧制青砖、青瓦的技术已相当成熟，质量也相当稳定。到明清时，砖瓦已大量使用于民用建筑。伴随砖瓦的制作，烧制的石灰也普遍用于建筑。

解放后，榆中县在扩大砖瓦机械制作、石灰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境内石灰岩贮藏丰富的优势，引进技术设备，提升建材业的发展品位。使建材业逐步从手工制作向机械化、自动化、环保化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向发展。

县境内目前有四大水泥生产基地。1958年9月1日，国家开始在高崖投资修建水泥厂。1960年1月1日正式投产，1961年8月停产，1967年元月由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接管后恢复生产，厂名改为“兰州军区水泥厂”。1964年更名为“甘肃省高崖水泥厂”。1969年下放定西专区管理，更名为“定西地区高崖水泥厂”。1990年，年产能力达到30万吨；1971年兰州铁路局在银山公社（今银山乡）高家湾村创办了高家湾水泥厂。1976年将厂址迁到小康营陈家峡，改名为榆中县水泥厂，此后经过不断挖潜改造，水泥年产量达到12万吨；1979年，甘草水泥厂开始建设。1980年4月年产7000吨的水泥生产线正式投产。经过25年的奋斗，目前，甘草水泥厂已扩展为兰州市甘草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年产水泥达到70万吨，并涉足机砖、现代物流、造纸多种领域；1986年，北山水泥厂在双店子投资兴建，到目前扩展为贡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水泥达到30万吨。

从原始的手工作坊生产砖瓦到现代化大型建材业的发展，建材业在榆中县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已形成年产机砖12977万块，瓦170万片，水泥108万吨的规模。年上交税金3000多万元，约占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成了榆中的一项支柱产业。

塑料生产基地

榆中县塑料工业起步较晚。1983年，榆中县汽车修理厂转产成立了榆中县塑料厂。购置吹塑机二套，进行地膜生产。1985年新上了编织袋生产线和一套波纹管生产线，生产洗衣机排水管、吸尘管、通风管、淋浴器输水管、塑料穿线管等产品。1989年生产地膜318.74吨，编织袋57.49万条，产值达到202.83万元。此后由于市场变化、管理不善等原因，生产每况愈下。

榆中塑料工业重获生机的是民营企业的引进和壮大。1984年，由金崖镇邴家湾村农民周文章创办的集塑料编制袋生产、金属铸造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兰州文章工贸有限公司在金崖成立。此后几年间，金崖镇先后建成了鸿煜、永丰等5家塑料编制生产公司。塑料加工产业在金崖迅速崛起。

2001年5月，兰州定元塑料薄膜公司落户榆中金崖，开始投资兴建。2002年元月9日，公司建成投产，以生产农用塑料棚膜、地膜为主导，集管材、编制、注塑等产品为一体，囊括10大系列，100多个品种。2004年9月，该公司投产亚洲最大的20米超宽幅加强棚膜项目，建成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管件项目，填补了西北地区管材生产行业的空白。目前该公司年实现总产值2亿多元，利税1300多万元。按照总体规划，到2006年，公司将形成一个集种、养、加工一条龙的农业经营连锁企业，逐步形成一个生产基地，一个科研基地，一个专业市场，两个示范园区的特大型跨国集团公司。

目前，金崖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塑料薄膜制造生产基地。

（周学海）

丝路缘起的交通

榆中县古誉“兰省之咽喉”，秦始皇时期的驰道，汉代的丝绸之路就经过榆中。隋唐时期修建驿站，明、元时期修建驿道，宋代开通了陕甘大道，清时修建官路，民国时期开始修建公路和铁路。新中国建立55年来，特别是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榆中经济的发展，公路交通运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接欧亚大路桥的铁路和公路主干线道通过这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网络。

先秦古道和丝绸之路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修驰道，据《庆阳府志》记载：东西走向的驰道，从咸阳出发，沿渭水西行，越陇山、经秦安、陇西、渭源、临洮、榆中。史载秦始皇巡游就是沿此道西行的。

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内地和西亚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与中亚各地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民族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丝绸之路中路经过榆中。丝绸之路中路是从长安出发经大震关（今天水东）向西北过略阳（今秦安县北）、平襄（今通渭县西）、定西、榆中到金城（今兰州），再由金城渡黄河入河西走廊到西域。东晋十六国时期，著名高僧法显于弘治（后秦姚兴年号）二年（400年）从长安出发，翻陇坂（榆中、靖远一带）至乾归国（西秦，国都在榆中境内的勇士城）。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又将金成公主嫁给隶缩赞普，两位唐室公主入藏均从长安出发，越陇坂（陇山）经成纪（天水）、陇西、榆中到兰州，由兰州渡黄河经鄯善河源进入西藏。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著名的高僧玄奘西去取经也是经榆中甘草店，到定远镇住了一夜，尔后经兰州、河西走廊到新疆，再南下印度的。唐朝使臣及西藏地方官员多循这条路线来往于西藏和京都长安。

驿道和官路

隋唐时期，官府在全国主要驿道上设置驿站，站距大约30里，一般设驿长1人，驿夫数人到10人，驿政由县令兼管。

元朝时，驿道北路经过榆中。驿道北路是由凤翔分道而北，经过麻夫川、百里镇、小川三站入宁夏境，由瓦亭西逾六盘山，过隆德而入甘肃吴家湾，经会州（今会宁）、定西、金州（今榆中），抵兰州，再由兰州分支西南行。

根据《经州大典》，金州（今榆中）在定西与兰州之间，距前站80里，随后站45里。

这条驿道是明朝关中通甘肃的主要驿道，清朝改为兰州官路。清朝陕甘总督驻兰州，当时兰州通陕西的路线为：兰州经榆中、安定（今定西）、静宁、平凉由宜燧驿进入陕西，经长武而达西安。

另一路由兰州经摩云驿（今榆中县境内），陇道（今会川）渭源、漳县、宁远、秦州（今天水）、武县由两当进入陕西凤县。

榆中的主要驿站有定远驿和清水驿。

定远（今定远镇）驿西至省城50里，南至清水驿60里，清初有马45匹，马夫28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新添马10匹，马夫15名。同治六年（1867年）因回民起义，兵燹连年，定远驿改为金崖驿。

清水驿东南至安定称钩驿80里，西至定远驿。有马135匹，马夫88名。

公路

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在原驿道的基础上开始修建西兰公路榆中段，由兰州东岗出城，县北响水子入境，向东经买子堡（今来紫堡）、金家崖、太平堡、清水驿、甘草店至车道岭而至永泉入定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由兰州出发，红柳沟湾、猪嘴岭、定远向东南经麻家寺、再折向东经石头沟、三角城、接驾咀、清水驿、甘草店，翻越车道岭入定西。解放前，这条路路况差，通车率低。解放后，国家多次投资整修这条路，1971年前后，西兰公路榆中段铺成了油路，达到国家三级公路标准。1985年，国家将西兰公路扩建为312国道线一部分，312线由县车道岭入县境，经甘草店、清水驿、三角城、连搭、定远、来紫堡、和平七乡镇直接兰州东大门东岗立交桥，长达65公里。

1976年国家开工建设309国道榆中段（原称兰宜公路，东起陕西宜川，西到兰州），1980年完工，为三级公路。此道由定西县进入榆中县中连川，经吕家岘、百家铺、套岔岘、金崖、定远与国道312线相接，再从徐家新庄分支向西南经祁家坡、兰山出县境。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后，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公路建设进入黄金发展时期。1999年开工建设定西巉口至柳沟河高速公路，2002年建成通车。这条线是县境内标准最高的公路，途经和平、来紫堡、定远、金崖、连搭、三角城、清水驿、甘草店8个乡镇，有进出口4处。

县内有省道两条，总长88公里。在配合国道、省道建设的同时，县上先后改建了县城至石头沟、县城至三角城、三角城至岗子顶、县城至兴隆山的二级公路。2003年为配合酒钢集团榆中钢厂建设，兰州市政府投资5800万元，修建了东岗镇至金崖二级公路，这是兰州市自己投资修建的第一条二级公路。县上投资1500万元修建了50米宽、1.6公里长的金川大道，投资2000万元修建了24米宽、7.1公里长的钢城大道已于2004年9月正式通车。同时，县上积极争取国家对原有的88公里省道进行改建和升级。目前，上花至园子段、夏官营至双店子段已完成铺油，白银至榆中（小康营）、黄平至甘草的公路已开工建设。同时，县委、县政府采取以工代赈、公助民修等形式大力修建县乡道路。新修上等级乡村道路187条，全长1742公里。全县公路通车里程已达2134公里。达标绿化里程47.15公里。全县23个乡镇都通了客车。268个行政村中有265个村通了汽车，占98.5%，199个村通了公路，占74.3%。一个以县城为中心、县乡道路为骨干，国道与省道衔接、乡镇与村社相连的公路网已经形成。

铁路

陇海铁路于1946年开始勘测修建。1950年开始铺砂、休整路基，1951年铺设枕木道轨、建设车站。1952年竣工通车，经高崖、甘草、清水驿、三角城、夏官营、金崖、来紫堡7乡镇。1983年国家对陇海线天兰段进行了电气化改造。将蒸汽机车牵引改为电气机车牵引，大大提高了运输能力。2001年国家开始对宝兰段进行复线改造，2003年7月正式通车。

随着兰新铁路复线的建成通车和兰新铁路与哈萨克斯坦的土西铁路接轨通车，东起我国连云港，西至欧洲荷兰鹿特丹，连成了一条横贯欧亚的大陆桥，成为一条对外交流的大动脉。

（周学海）

集镇演绎的商业

起源于宋代新营集镇的山货、粮食贸易，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民国时期，成为榆中商品流通的主动脉之一。解放后，榆中商业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市场经济阶段，现在国有、集体、私营并存，以非公有制为主体。

粮食贸易的演变

粮食贸易的演变

榆中的粮食市场在明代已形成规模，主要集中在县城和金崖、甘草、新营等集镇，交易方式为粮贩（称脚户）直销和通过“斗行”零售。当时10格合为一升，10升合为一斗，10斗合为一石（担），格（约1.5市斤）、升（约15市斤）、斗（约150市斤）、石（1500市斤）。粮食以“斗”为单位计价，价格根据当时的雨水状况和货币价值升降。如春夏之交久旱无雨，粮食价格便日益上涨，一旦忽降大雨，当日粮价开始下跌。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设立专门集市，对粮商进行合法经营登记，组织粮食商业同行业公会，协调粮食价格，以求得物价平衡。但由于连年战争，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命令各地大量采购军粮，保证军需，加之地方上的一些奸商垄断渔利，大户囤积居奇，从而导致了粮价愈涨愈猛。据记载：当时县内平均粮价为：

品种 计价	米	粟	小麦	大麦	扁豆	豌豆	青稞
年度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二千钱
清同治四年（1865年）		白银 七、八两
同治六年（1867年），			五、六千钱
同治七年（1868年），			白银 二十六、七两。
光绪三年（1877年）			制钱 八百文	制钱 五百文	制钱 七百文	制钱 七百五十文	制钱 四百五十文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制钱 一串二百文	制钱 八百文	制钱 一串一百文	制钱 一串一百五十文	制钱 六百文
民国六年（1917年）			制钱 三串六百文	制钱 二串二百文	制钱 三串四百文	制钱 三串五百文	制钱 二串三百文
十一年（1922年）			银洋 六元四角	银洋 四元二角	银洋 六元二角	银洋 六元三角	银洋 四元
十三年（1924年）			银洋一十五元五角	银洋一十二元	银洋一十四元	银洋一十五元	银洋十元
十六年（1927年）			银洋 一十八元	银洋 一十三元	银洋 一十七元	银洋 一十六元	银洋 九元五角
民国三十七年			法币 四十三万元	法币 三十万元	法币 四十万元	法币 三十五万元	法币 三十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粮食价格实行计划管理。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当年，全县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粮食市场，形成了国家公购营销和私人购销的格局。

私营商业的变革

民国时期，县内商业以布、药材、百货、日杂、小摊贩为主。从商人数民国33年3月982人，民国36年1765人。1949年，榆中城关市场有商业网点83个，资金133.9万元，从业人员181人，经营品种2700多种，营业额477.53万元。均以商号或户为核算单位。1950年，全县私营商业907户，主要行业20个，从业人员1656人，资本额434.01万元，营业额696.88万元。网点主要分布在城关、甘草、金崖和青城一带。行业为委托业、农具制造业、普通用品业、皮毛业、鞭炮及迷信业，粉坊业、弹花业、牙纪业、药材医疗器械业、花布业、百货业、缝纫业、洗染业、浴宝理发业、饮食业、照相业、旅游业、烟坊业和修理业。从从业户数看，以委托业（213户）和百货业（210户）最多；从从业人员看，以烟坊业（458人）和百货业（323人）最盛。1956年1月，全县进行对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41名私营商业人员全面纳入各种社会主义商业形式之中，其中从事私营合作的25人，从事合作商店的170人，过度为国营职工的98人，改行的334人。

国有商业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1953年3月成立定西煤炭建筑器材公司榆中煤建营业组，后演变为榆中县煤炭工业公司。1953年4月，成立定西花纱布分公司榆中支公司，9月成立定西贸易公司榆中商店，均于1955年5月撤消，业务移交县供销社经营。同年，县供销社筹办榆中县食品加工厂，1958年划归商业局管理。1955年11月，成立公私合营榆中药材商店，现为榆中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1956年，成立公私合营榆中饭店和中国食品公司甘肃省榆中县公司，现为榆中县饮食服务公司和榆中县食品公司。1956年6月，成立中国百货公司甘肃省榆中县公司，现为榆中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1973年4月，成立榆中县蔬菜公司。1979年6月，县百货公司分家成立榆中县糖酒副食公司。1980年，百货公司分家成立榆中县五交化公司。1985年3月，成立榆中县石油公司。1987年7月，成立榆中县水烟公司。1987年6月，与县糖酒副食公司分家，成立榆中县烟草公司，管理权上划。1997年，撤销县物资局，县物资公司归口商业局管理。1998年4月，与糖酒公司分离成立榆中县盐业公司，1999年5月上划实行垂直管理。

榆中县国有商业经营机构趋于完善，经济规模明显攀升。据现有资料统计表述，1962年，全县县属国有商业固定资产36.4万元，商品销售总额387.6万元，利润12.0万元，职工97人，1978年固定资产90.3万元，商品销售总额1892.6万元，利润49.3万元，职工342人，分别增长了148.1%、388.3%、310.8%和252.6%万元。国有商业的全面发展，为全县商品计划供应作出了一定贡献。

商业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发展了私营商业，1982年全县个体工商户达到559户，从业814人。形成了以百货、五金、日杂、粮油、农林税收、采掘、建筑、服务、农林牧渔、交通运输为主的9种行业。2003年底，全县个体工商户累计达到3606户，从业107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5.39%，资金累计达到6247万元。

改革开放政策也为国有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1984年，扩权让利，将部分企业下放地方管理，随后实行利改税的变革。1987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强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在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实行多种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为国营商业实行“承包、租赁制”经营提供了改革依据。榆中县商业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㈠承包租赁经营。从1988年开始，按照“入库利税递增包干，超额部分企业全留和分档分成，集体承包，三年不变”的形式，对县属国有商业企业实行了两计6年风险抵押承包制经营，对小型企业推行租赁经营。该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以合同的形式，从责、权、利三个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使企业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品经营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上有了突破，充分调动了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企业效益大幅增长。1988年完成商品销售2570.5万元，实现利润49.1万元，1989年销售3164.9万元，利润55.6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商业企业新建和改建6处大型网点，经营设备明显改善。

㈡“国有民营”改革。从1993年开始，对“边远、微利、亏损”的小型商业网点实行“国有民营”抽资承担经营，而后推广到县百货大楼的柜组。“国有民营”改革，很好地解决了所有权与经营自主权的分离，引入了个体经营机制，把投资风险、经营风险有效地分解到因自筹投入而拥有资产产权的经营者身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管理混乱、门店负赢不负亏的问题，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退序改革奠定了基础。

㈢企业破产重组。榆中县百货公司是榆中县规模最大的国有三级批发企业，由于市场格局的变化和经营不善，1996年底，资产负债率达325.8%，严重资不抵债。经法定程序，1997年3月依法破产，核销债务740万元，并重组成立了榆中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解决了企业负债过重的问题。

㈣产权制度改革。2000年，榆中县属国有商业包括百货、五交化工、糖酒副食、食品、饮食服务、物资六家公司和县食品加工厂（石油、煤炭、药材、烟草、食盐由省市垂直管理），均属不具竞争优势的行业，为了与市场接轨，决定退出国有企业序列，实行股份制改造。2002年，榆中县煤炭公司经资产评估、置换职工身份等法定程序，顺利实现股份制改造。2003年，县物资公司退出了国有序列。2004年，县属国有商业企业除食品加工厂已停产10年和县饮食服务公司尚无改制条件外，其余企业已全面实施改制退序。

农业的商品经济

榆中种植蔬菜的历史久远。民国至解放初期，蒋家营的甜瓜，来紫堡的韭菜，金崖的大蒜、韭黄，新营、上庄的蒜苗，在省内外享有盛誉，是榆中的特产。1981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县委、县政府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鼓励农民扩大蔬菜种植，发展农业商品经济。蔬菜种植由金崖、夏官营、来紫堡、定远、青城逐步扩大到和平、连搭、三角城、清水、甘草、小康营等乡镇，并于2002年试验推广了新营、银山、马坡、上庄等冷凉型蔬菜。榆中因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生长期长，生产的蔬菜品质好，耐贮存等被省内外誉为“高原夏菜”和“绿色蔬菜”。

榆中蔬菜真正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的是由蔬菜的贮存、保鲜、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而促成的。

1997年，定远镇蒋家营村农民蒋宜明，看到本村生产的蔬菜经常要到兰州张苏滩批发，或者到临近县区乡村串卖，限制了蔬菜业的发展。于是萌生了修建一座蔬菜保鲜库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了县、乡政府的支持。便于当年8月份开工建设蒋家营蔬菜保鲜库。1998年5月一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1999年5月二期工程建成投产，2000年3月进行三期工程建设，至目前该库已成为拥有库容1万吨，日吞吐量达到800吨，年销蔬菜1亿公斤的蔬菜运销市场。以此为龙头，短短7年间，榆中县先后修建了23座蔬菜保鲜库和一家年产2万吨的真空冻干蔬菜生产厂，引进优化蔬菜品种40多个，种植面积由当初的几千亩发展到2004年的29.5万亩（含复种）。形成了集蔬菜生产、收购、加工、贮藏、运输为一体的企业群体，一次性库容量达2.5万吨，日吞量1500吨，年外销蔬菜3亿公斤，蔬菜收购辐射已从兰州市近郊的三县五区扩展到定西、白银、张掖、武威等省内地区，蔬菜销售辐射已从省内的天水、陇西、平凉等市扩展到宁夏、青海、广东、福建、浙江、河南、河北、湖北、湖南、江苏、北京等省市，并经广州、深圳等地深加工后出口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区。

2002年，榆中县开始推广无公害蔬菜生产。2003年，榆中县被国家农业部和甘肃省确定为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县。2004年，经国家农业部认可的无公害蔬菜生产面积达7.4万多亩。

榆中已成为甘肃省“西菜东调”和“北菜南运”的集散地和省内最具竞争力的产地型一流的蔬菜物流基地。

（孙彦华  杨见润  周学海）

金戈铁马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边章韩遂反汉战争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榆中的山山水水，孕育了无数仁人志士。早在东汉末年，榆中人边章、韩遂就举起义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汉战争。

社会背景

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势力迅猛扩张，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那时候，地主豪强都经营着占有大片土地的庄园，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大庄园里以农业为主，依附农民是主要劳动者，也是庄园主长期奴役压榨的对象。倘遇荒年歉收，农民在租债的逼迫下，出卖妻子儿女，造成家破人亡。就这样，农民一代又一代终身劳苦，年年月月挣扎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死亡线上。

汉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而且也把吸血管插进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身上。不断激起各少数民族的反抗。其中西北一带的羌族人就不甘心压迫和剥削。早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九月，先零羌、封养羌、牢姐羌等部族联合十余万人，进攻令居（今永登县一带）等地，汉武帝派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等，征发陇西、天水、安定等郡汉兵10万人反击，才镇压下去。此后，羌族人小规模的起义不断。

尤其是东汉后期，州郡官吏和地方豪强对羌族人民更是恣意虐待和剥削，使羌人“数为”汉族“小吏黠人”所“侵夺”，激起了羌族人民的大规模反抗。如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就爆发了东汉历史上的羌人大起义，汉兵不能阻挡这次起义，以致羌人攻破西部很多郡县的城池，其中金城许多堡寨也被攻破。东汉王朝采用“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意思是杀光斩尽，使羌族人绝种）的残酷手段，疯狂残杀羌族人。羌人的这次反汉斗争一直持续到安帝后期，方才停息。之后，且冻羌 、傅难羌 、烧当羌、烧何羌、当煎羌、勒姐羌等羌族部众联合起义，进攻凉州、陇西、金城等地，后东汉王朝派护羌校尉段颍镇压，仅159年—163年4年间，就发生大小战斗180余次。

同时，与黑暗统治相伴随的是频仍的自然灾害。在东汉统治的195年里，就有119年发生过旱灾、水患、虫荒和瘟疫等，其中公元153年发生的蝗灾水患，遍及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流民达数10万户。“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一片“田野空、仓库空”，民穷财尽的凄惨景象。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全国遍地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

公元184年，以河北巨鹿人张角为首的规模巨大的黄巾起义爆发。几十万起义军头裹黄巾，占据州郡，焚烧官府，围攻豪强庄园，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黄巾起义，鼓舞了广大被压迫人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全国各地人民纷纷投入反抗东汉黑暗统治的战斗行列，不到1个月时间，起义浪潮就遍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主要有黑山、黄龙、左校、张白骑、刘石、丈八、雷公、飞燕、白雀、杨凤、李大目、罗市等起义队伍几十支，可谓星罗棋布，有的2、3万人，有的规模较小，也有6、7千人。这些起义军的首领都出身农家，平易近人，大家往往不叫首领的名字，而亲切地呼喊反映其特征的外号，例如“雷公”是大嗓门，“李大目”是大眼睛，“张白骑”是因为他经常骑白马，“飞燕”是说他行动轻捷。他们占据城池，攻打地主豪强的庄园，声势浩大。这时，富有斗争传统的、仇深似海的 羌族人民再次积极举旗起义，声援黄巾大起义，成为继黄巾起义之后一支重要的反汉力量。

战斗历程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十一月，胡人北宫伯玉与先零羌联合起兵反汉，以北宫伯玉为将军。当时，虽然浩浩荡荡有数万人马，可三军帐前缺乏能领兵征战的大将。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正在北宫伯玉等犯愁时，有人举荐金城人边章、韩遂“素有胆略，在西州一带闻名”，如果能得到这两人，何愁军中无将。北宫伯玉求将心切，顾不得“三顾茅庐”去请，便来了个“先兵后礼”，派人把边章、韩遂劫入军中。恰好，边、韩二人也有反汉的心思，他们不谋而合。这样，北宫伯玉委以边章、韩遂重任，让他们主持了羌胡联军的军政。

边章、韩遂率领起义军一路攻州克郡，势如破竹，不日来到金城。金城太守陈懿急忙组织守军顽抗，但无济于事，不到两个时辰，守军溃败，混乱中陈懿被起义军杀死。随后，东汉护羌校尉伶征率兵围剿起义军。护羌校尉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为了加强对羌族人的防御，汉朝政府特设立护羌校尉，专门负责管理河湟一带羌事。结果伶征也被起义军杀死。

就在边章、韩遂与陈懿、伶征交战之时，时任陇右刺史的左昌手握重兵，自守冀城，并没有派兵围追边章、韩遂，仅遣长史盖勋领数百人屯兵河阳，以防边章、韩遂。边章、韩遂抓住时机，攻堡夺寨，连连得胜。起义队伍不断壮大。数日后，起义军围攻冀州，攻打左昌。左昌慌忙派人给盖勋报信，让盖勋回军救援。边章担心起义军受到前后夹击，于是鸣金收兵，改攻其他城池。

不久，朝廷以左昌玩忽职守，镇压起义不力革职，宋枭继任陇右刺史。一天，羌胡起义军包围了新任护羌校尉夏育，宋枭派盖勋率州兵前来解围，双方展开一场激战。起义军个个奋勇争先，左砍右劈，杀得东汉军士遍地死尸，血流成河，汉军寡不敌众，渐渐败退。起义军一鼓作气，紧追不舍，一路猛打。盖勋部下大半溃散，仅剩百余骑紧随盖勋奔逃。后盖勋三处负伤，其坐骑也多处挂彩，终因孤弱难支被起义军抓获。起义军威势大涨。

凉州羌胡人及边章、韩遂的反汉起义，使东汉统治者头痛不已。有日，朝臣又奉诏聚会，商议对策，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主张放弃凉州，让羌胡人自治，朝廷集中兵力竭力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待以后时机成熟再解决羌胡人。也有人认为，凉州是通往西部的要冲，是朝廷的藩篱，目前主要因为统治失策，防卫不当，才使他们起兵叛乱。如果轻易放弃这万里疆场，让他们休养生息，一旦日后养得人强马壮，入侵内地，那时国家将难以抵御，反成了心腹大患。不如趁现在他们的羽翼未完全丰满之机，坚决围剿，以防后患。汉灵帝采纳后一种主张，立即下令让镇压黄巾军有名的刽子手、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回镇长安，伺机剿杀起义军。

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北宫伯玉等率兵大举东进。

当边章、韩遂率领部分起义大军到达三辅（今陕西关中地区）时，皇甫嵩率众赶来，双方展开一场恶战。由于起义军一路奔波，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同时孤军深入，缺乏后应，粮草短缺，结果吃了败仗。起义军回撤。

后来，东汉王朝又让司空张温代为车骑将军，并召来中郎将董卓，封为破虏将军，归张温指挥，征讨边章、韩遂起义军。张温调集各州郡兵马，约10多万人，进驻羌阳（今陕西武功县西）。几天后，边章率数万起义军攻打羌阳。张温自恃兵力几倍于起义军，且兵强马壮，根本不把起义军放在眼里。等起义军到羌阳城下时，才派董卓草草率兵出城迎战。一阵厮杀之后，东汉军丢盔弃甲，败退入城，挂起了免战牌。第二天，张温亲自率众出城交战。起义军个个勇猛无比，以一当十，不大工夫张温也败回城去。起义军顺势掩杀，想一举攻下羌阳城。守军强弓劲弩压在城头，密雨般向下放箭，起义军到不得城下，只好后退二里，安营扎寨。两军对峙。

不久，仲冬来临，天气寒冷异常，呜呜的西北风夹杂着雪花嗖嗖直往起义军的营帐中钻，起义军寒冷难当。原来，当初出征之时，正值盛夏，他们个个单衣单裤，虽配有夹衫，只是以备秋凉之冷，怎能抵御严寒酷冻。因此，部队中开始有厌战情绪。就在这时的一个夜间，有“似火流星”划破夜空，照彻起义军营地。当时的人们都十分迷信，有许多起义军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纷纷私下叫嚷应赶紧返回金城。不料董卓得到这些消息，心中万分高兴，立时邀同右扶风鲍鸿等于当天拂晓突然攻击起义军。起义军人心思归，大多不愿尽力而战，再加上东汉军队来得突然，片刻时辰，起义军就一哄儿弃营向西逃奔。董卓等率众追杀，杀死了起义军数千人后，回营报功。

战事风云突变之后，张温命破虏将军董卓率部去凉州讨伐诸羌，另派荡寇将军周慎率3万人马追击边章。羌阳失败后，边章率众退到榆中，凭城而守。周慎追来之后，想马上攻打榆中城。这时，军中参议军事的佐军司马孙坚向周慎献策，说：“贼人新到榆中，必无存粮，一定要从外输入。我愿率万人，截住粮道，将军您率大军为后应，贼不能久守，自然撤离。如果他们窜入羌中，我们并力去讨伐，便可荡平，凉州从此可以安静了！”周慎不以为然，自认为边章等人已是穷途末路，根本犯不着从长计议，以免耽搁时日，应宜速战速决。于是，周慎引兵包围榆中城。边章探得周慎要全军围攻榆中城的消息后，便分一拨人马由韩遂率领去驻扎在葵园峡（今榆中县桑园峡），周慎率众攻城之时，边章拒不出城迎战，只守不打，而偷偷命令韩遂所率葵园峡驻兵截断周慎的粮道。无以为粮，周慎惊恐之下抛了辎重，狼狈退归。

再说董卓一路人马行至望垣北角，突然遇到北宫伯玉率领的羌胡大队人马潮水般涌来。东汉军队来不及撤退，便被起义军层层包围，左冲右突，损兵折将，最终没能突出重围。没有了粮草，这如何是好？董卓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左思右想，终于想得一脱身之计，立即派军兵如此照办。董卓是如何逃脱的呢？原来董卓是倚河建营的，他让人在水边筑起一坝，假装无粮储水捕鱼充饥，暗中却偷偷将水堵死，并命人腾出坝下河道中的淤泥。是晚，趁着乌云遮住月亮，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拔寨潜逃，消消从坝下过军，看着汉军快过完时，故意弄出声响让起义军听到。及至起义军匆匆赶来追击时，汉军已经全部过完。这时立刻决坝放水，起义军许多人被淹死，因此，便又退回去。这样，董卓全军得以逃回。

就在北宫伯玉及边章、韩遂领导的起义军与东汉军队各有胜负，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之时，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勇猛过人，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边章、韩遂，双双开始居功自傲，为争军功互不相让，致使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边章走上了分裂起义军的歧路。他致书向张温求降。张温接受边章投降后，收兵退回长安（也有人认为边章投降是假，是起义军的缓兵之计，因后来边章又回到起义军队伍）。无论如何，起义军内部已经有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韩遂发动兵变，杀死边章和北宫伯玉及其亲信随同数百人，自己掌握兵权。韩遂兵变，是起义军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兵变之后，韩遂统领十多万起义军进攻陇西。陇西太守李相如自知打不过起义军，便派人求和，双方达成互不相侵的约定。这时，号称合众将军的汉阳黄巾起义军首领王国，与韩遂取得联系，两支起义军队伍遥相呼应，一时声威远扬。

东汉王朝派凉州刺史耿鄙，统六郡兵马前来征讨。耿鄙以陈球为先锋，他为后应，自恃兵多，浩浩荡荡前来围剿。其实，耿鄙所率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成分复杂，不乏起义军内应。离开汉阳不几天，就有人起义，先后杀死陈球、耿鄙。东汉军四散。其中，耿鄙的司马马腾纠集部分汉军自立为王。东汉征讨军不战自溃后，王国、韩遂率部包围了汉阳。虽说汉阳城兵少粮缺，可汉阳太守傅燮还是进行了垂死抵抗。他率守军出城鏖战，被起义军里三层外三层围住，死在乱刀之下。后来，汉灵帝又拜皇甫嵩为左将军，董卓为前将军，二人统兵数万在陈仓打败王国，起义军万余人被杀，王国在败退途中牺牲。自此，韩遂起义军声势大减。

在黄巾主力部队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再经后继的包括边章、韩遂等起义的不断冲击，它不仅无法再扑灭农民反抗斗争的烈火，而且自己内部也分崩离析，不堪收拾了。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外戚何进把他的外甥刘辨立为皇帝，史称汉少帝。不久，董卓又废少帝，另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独掌朝政。东汉朝廷一片混乱。这样，勾心斗角、争权夺地的丑剧从朝廷扩大到地方，而且愈演愈烈，终于演成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军阀大混战。在军阀混战中，曹操逐渐占了上风，于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把刘协带到许县，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汉献帝完全成了傀儡，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打败韩遂，韩遂强迫榆中人迁往千万屯兴国城（今秦安县境内）。而后，韩遂又被汉将夏侯渊打败，退到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建安二十年（215年），金城、西平诸将诱杀韩遂。

边章、韩遂反汉战争坚持了31年，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有自身的弱点和不足，终于遭到残酷镇压而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归于失败，但是它连同其它起义军，给东汉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或者从某种角度说，实际上推翻了东汉的黑暗统治。不过，这个胜利果实又被地主阶级所篡夺。曹操、刘备、孙权3个实力最为雄厚的军事集团，重新组合地主阶级的力量，先后建立了魏、蜀、吴3个封建割据政权。从此，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三国时代。

边章、韩遂的反汉斗争，骨干力量几乎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群众，所以斗志特别顽强，斗争特别持久，战果特别卓著，在榆中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颜俊）

西秦与别国的征战

公元385年，是榆中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历史将一个鲜明的烙印深深印打在榆中这方曾被刘汉王朝甚为青睐的“牧苑”宝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勇士城（今榆中县夏官营一带）为都城，建立了一个统领武城、武阳、安国、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匡朋、甘松、白马、苑川12郡的西秦国。我们知道，西秦与成汉、汉、后赵、前燕、前凉、前秦、后秦、后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夏并称为十六国。由是说，西秦与别国的征战是我国历史尤其是十六国纷争不可或缺的部分。

征战成就了西秦

和所有王朝一样，没有艰苦卓绝的征战就没有国家的建立。西秦的建立也是这样。

据《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乞伏国仁的五世祖先乞伏祐邻“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梢盛”。就是说，在乞伏祐邻率众迁到宁夏之前时，部族人数仅有5千户，到宁夏后才稍有强大。因此在乞伏祐邻为可汗时少有征战。

到乞伏祐邻的孙子乞伏利那时，曾“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灌于大非川，收众三千余落”。到乞伏利那之子乞伏述延继位，在苑川“讨鲜卑莫侯，大破之，降其众二万余落，因居苑川”。乞伏述延之子傉大寒时又迁到今甘肃靖远北麦田元孤山，其子司繁始迁于度坚山。

东晋建元七年（371年），当时乞伏司繁继位不久，虽说陇右鲜卑还羽翼未丰，但已被前秦视为心腹之患。于是，前秦苻坚派大将王统率兵气势凶凶地前来讨伐。司繁得到消息后，亲率3万铁骑在苑川迎击。本想以逸待劳，歼敌于此。没承想前秦兵训练有素，再加之人多势众，司繁被王统打败，部众丢盔弃甲，四散逃命。司繁见大势已去，为了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在起，于是率部民5万余投降于王统。

投降后，苻坚授司繁为南单于，留在长安。乞伏司繁毕竟是将门虎子，胸存大志。为了取信于苻坚，他冲锋陷阵勇猛异常，因而屡建战功。先后被苻坚授为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坐镇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称”。乞伏司繁死后，其子乞伏国仁代镇西将军位，继续镇守勇士川。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十二月，东晋与前秦发生淝水之战。其时，虽然东晋偏居南方，势如虎落平阳，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可是虎毕竟是虎，再勇猛的犬，如是小觑也会被虎吃掉。淝水之战便历史地证明了苻坚的失误，换来了一败涂地。历史的天平开始向乞伏鲜卑倾斜。雄才大略的乞伏国仁瞅准前秦苻坚与后秦姚苌混战无暇它顾的机会，借以假讨其叔父乞伏步颓叛乱为名，率部占据陇西，并迅速召集鲜卑各部。鲜卑各部见乞伏国仁势力强大，又善于谋略，便纷纷投其魔下，唯其马头是瞻。一时间，乞伏国仁势力大涨，部众达10余万人。

东晋太元十年（385年）十一月，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领秦、河二州牧，立帝号烈祖，改前秦年号建元为建义。这时，前秦苻坚已被后秦姚苌缢死。西秦建元后，封“其将乙旃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封其弟乞伏乾归为上将军，“自余封拜各有差”。

建国后的征战

西秦建国后不久，南安秘宜率诸羌卢攻打西秦。乞伏国仁获准消息后马上召集群臣商议迎战事宜。国仁集思广义，认为此役是立国后的第一仗，如果取胜，将会大震国威，否则，西秦就会成为“短命鬼”。同时认为对诸羌只可智取不可硬拼。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羌人驻扎的营地死一般寂静，偶尔有几声夜鸟的鸣叫划过神秘的夜空。秘宜万万没有料到在这月夜亮似白昼，别说是百步之内，就是数百步之内也能看清人影的时候，谁会前来偷袭。正是估计到秘宜会麻痹大意，乞伏国仁亲率挑选的5千精兵，将羌人四面合围。突然的一声牛角号刺破夜空。霎时间火光连天，喊杀声遍地。惊慌失措的秘宜来不及号令抵抗，就带数骑逃出包围，败归南安。

此后，先后有莫侯悌率领3万余户、鲜卑匹兰率领5千户投降国仁。同时，国仁亲领铁骑3万多，在六泉大败鲜卑族密贵、裕苟、提伦等部落；又在平哀打败了鲜卑越质叱黎，其部落5000余人投降。

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年）六月，乞伏国仁病故。因其子乞伏公府年幼，难以料理朝政，群臣便把乞伏国仁之弟乞伏乾归推举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改年号为“太初”。乞伏乾归“置百官，仿汉制”。九月，乾归由勇士城迁都至金城（今兰州西固城）。这时，西秦处于几个割据政权和羌、吐谷浑及其他民族的包围中。乾归先后降服南羌、卢水胡、休官、屠各等各族部众。

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年），后凉吕光派中郎将吕方及其胞弟吕宝围攻金城。乾归抵挡不住，败退青岸。吕宝穷追不舍，想一举消灭乾归。乾归派部将彭奚念迂回到吕宝后面，截断了吕宝的归路。乞伏乾归与彭奚念前后夹击，使吕宝军士死伤无数。吕宝且战且退，被逼入绝境。滚滚黄河挡住了去路。面对部众鲜血染红的黄河水，吕宝后悔不迭，一门心思只想“宜将剩勇追穷寇”，哪料到反吃了乞伏乾归的埋伏。眼见自己的部众纷纷跳进河水，钢牙一咬，也一头扎进黄河。是役，吕宝及部众一万余人投河而死。

东晋太元19年（394年），仇池氏王杨定率步骑4万攻打西秦，被乞伏乾归军队打败，杀死杨定及其部众1.7万余人。自此，西秦政权得以稳定，而且“尽有陇西、巴西之地”。是年末，乾归自称秦王。当时，虽说西秦政权比较稳固，但仍面临强敌：东有后秦姚兴，北有后凉，西有南凉，南有吐谷浑。西秦虽然一度深入吐谷浑部，但没能完全征服吐谷浑。

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后凉吕光又派骑兵3万攻打乞伏乾归。这次，后凉吸取前车之鉴，不再把军队兵合一处，而是兵分几路将乞伏乾归包围，想来个瓮中捉鳖。西秦形势十分不利。乾归一面鼓励部众拼死相搏，一面诈称部众已被后凉军打散，欲向东逃往成纪。后凉吕光部将吕延信以为真，率众向东追去。遂后，乾归集结部众紧紧追击，杀死了吕延。

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乞伏乾归将都城从金城迁回苑川。同年七月，后秦姚兴率师5万准备偷袭已退兵到陇西的乾归。乾归得到消息后，即进行迎战动员，说：“吾自开基以来，屡摧劲敌，乘机藉算，举无遗策。今姚兴尽中国之师，军势甚盛。山川阻狭，无纵骑之地，宜引师平川，伺其怠而击之。存亡之机，在斯一举，卿等戮力勉之。若枭翦姚兴，关中之地尽吾有也”。之后，乞伏乾归命令武卫将军慕容兀率中军2万安扎柏阳（今清水县西南），镇军将军罗敦率外军4万安扎侯辰谷（柏阳附近），自己率领数千轻骑迎击姚兴。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两军短兵相接时，忽然刮起大风，尘土飞扬，顿时天昏地暗，乾归与慕容兀的中军、罗敦的外军均失去了联系。第二日整军再战，失败。只好逃回金城。陇西之战，乾归部众3.6万余人投降姚兴。

在金城，乾归对部众说：“今人众已散，势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锋。若方轨西迈，理难俱济，卿等宜安士降秦，保全妻子。”之后，率百余兵骑西奔允吾（今永登县3境内），乞降于南凉秃发利鹿孤。

秃发利鹿孤听到乞伏乾归要去允吾，就派他的弟弟秃发辱檀在半路去接乾归，并让他暂住于南凉的辖地小晋兴，日后再作安排。乾归到小晋兴的消息不径而走，被南羌梁弋得知，梁弋密派使者到小晋兴游说乾归，企图招降乾归部众。不料乾归部下一名将领把南羌派人招降的事传给南凉。利鹿孤害怕乾归反叛他而去南羌，于是便派胞弟吐雷率领3千人屯兵扪天岭（今临夏县境黄河西岸）。乾归见利鹿孤对他疑心颇重，这样下去难免会被加害。于是寻思投靠后秦，干脆一去了之。但又害怕利鹿孤派人追杀。为了免遭利鹿孤追杀，乾归忍疼割爱，将儿子炽盘兄弟作为人质送到西平（今青海西宁），将妻子留在南凉，之后星夜逃往长安，投靠了后秦姚兴。姚兴对乾归的到来十分高兴，款待数日后，遂授乾归为“镇远将军、河州刺使、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派乾归镇守苑川。乾归此次回还苑川，虽说又回到了根据地，但此时身份与昔日已大不相同。当年，他身为秦王可呼风唤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如今失了国，当为西秦罪人，寄人篱下，替人“看门”。

复国后西秦的征战

东晋元兴元年（402年），也就是乞伏炽盘作了两年人质后。一天，乘南凉看守他的人不注意，逃出了西平。之后，炽盘一路乞讨，历经千辛万苦逃到长安，找他父亲乾归。姚兴又授他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遣其镇守枹罕（今临夏境内）。

东晋义熙三年（408年），后秦在长安发生了兵变。炽盘于同年十月借机招募部队2.7万人，筑城于嵻崀山（今小康营与马坡交界地带）据守，抗击后秦。

后来，炽盘率兵攻克枹罕。第二年四月，乾归率部众到枹罕，与炽盘会合。同年七月，乞伏乾归再度称王，改年号为更始，复都苑川，西秦复国。

复国后的西秦对邻近的鲜卑、羌族部落及其后秦等发动了战争，疆域不断拓展。乞伏乾归亲自统领军队攻克后秦略阳（今秦安县南）、南安（今武山县西）、陇西、金城诸郡，先后从这些地方迁来2.5万余户到苑川、枹罕。西秦的夺城掠地，对后秦构成严重的威胁。后秦王姚兴既气愤又害怕，想讨伐西秦，但国力不支，深感力不从心，又担心后秦“更为边害”，就采用怀柔政策尽力拉拢乾归父子。封乞伏乾归为“使持节、散骑常待、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封乞伏炽盘为“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可是，晋官加爵却增强了乾归父子的军事实力。

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1年）七月，军力强大的西秦大举向外征讨。乞伏乾归派太子炽盘、次子审虔率精骑1万向西讨伐，南凉秃发傉檀遣太子秃发武台迎战，双方在洪池岭南交战，结果南凉军战败，炽盘获牛马10万余而还。十月，继而东讨后秦，攻克伯阳堡（今柏阳），杀死略阳太守姚龙，再克水洛城，打败南平太守王憬，将4000余户迁到苑川，3000余户迁到谭郊（今临夏西北）。第二年正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乞伏乾归亲自率领3万精兵，讨伐西羌。西羌彭利发迎战于枹罕。其时正值三九寒天，滴水成冰，伸出手不足半刻钟就会冻得麻木，要想握住钢铁武器显然十分困难。西秦乾归早就考虑到这一点，给所有军士配发了皮毛棉手套，刀枪棍棒在他们手中个个握得结实。两军阵前料峭的西北风增添了几分悲凉，西羌军不战而寒。乾归马鞭一挥，西秦军掩杀过去。西羌军四散奔命，彭利发见大势已去，独自拍马向南遁去。乾归令其侄儿乞伏公府率骑追杀，至清水将彭利发斩于马下。这次战斗，西羌1.3万多人做了俘虏。之后，乾归又遣兵攻克金城，捉了金城郡太守任兰。

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六月，乾归在五溪（今定西县西南）山中，被乞伏公府带亲信杀死。乾归子炽盘继位。义熙九年七月，炽盘在长柳川、渴浑川（今临泽县东南）大破吐谷浑别统支旁、掘逵，俘获2.8万人。次年五月，吐谷浑唾契汗，乙弗等背叛南凉，南凉王秃发傉檀率军讨伐乙弗，一时南凉国内兵力空虚。乞伏炽盘乘机率轻骑2万攻袭南凉乐都。留守的秃发武台十分惊慌，一面派快骑向傉檀求援，一面派军兵加固城池，将滚木擂石搬上城墙，准备死守乐都。炽盘人马皆为骑兵，没有攻城装备，仅凭搭弓射箭对城门无损。也试图强攻，被守军用弓箭、石块、滚木压退。因此，炽盘只得回营休兵。第二天再战，任凭西秦军如何叫阵，南凉军只是站于城头回骂，并不出城交战。一连7、8天如是。炽盘心急如焚，这样下去一旦秃发傉檀援兵赶到，将会受到前后夹击。攻城第十日，炽盘决计大举强攻，命令兵士沿城四面齐攻。一拨又一拨人被砸死在城下，一拨又一拨人接着上去。至黄昏才破城门而入。守城军兵皆被杀死。赶来救援的秃发傉檀听到乐都失陷的消息后，投降了西秦，后被炽盘毒杀，南凉灭亡。此时，西秦进入极盛阶段。

此后，西秦与北凉互有讨伐，两者的战争断断续续，各有胜负。

西秦建弘七年（426年）十月，夏国兵分二路讨伐西秦。其中 呼卢古所率的一支夏军与西秦左丞相昙达大战于苑川以南的嵻崀山，昙达兵败退走。这时，呼卢古与已攻克了南安，与另一支夏军韦伐军会合，向西秦国都枹罕步步紧逼。为防不测，乞伏炽盘迁都保定连（今临夏东南），留镇京将军赵寿生镇守枹罕。赵寿生挑选年轻力壮、骁勇善战的300兵将组成“敢死队”，他们个个头扎白巾，手持钢刀，在枹罕南城阻击夏军，以死守城。为避免伤亡过重，夏军退出枹罕，绕道转攻西平。这次夏军伐西秦，连克南安、苑川，攻围枹罕、湟河、西平，先后坑杀西秦军队2000余人，掠走人口2万多，成为西秦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西秦建弘九年（428年）五月，西秦王乞伏炽盘病死。太子暮末即位，改元永弘。和许多朝代的末代君主一样，乞伏暮末昏庸无道，毫无远见。继位后，就一改先王笼络河陇汉族豪门俊杰的执政策略，对他们多存猜疑之心，并滥杀有权的汉族豪门，使“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人思乱矣”。

在暮末继位后不久，北凉蒙逊率数万军马攻打西秦。北凉军先克西平，而后又攻乐都。乐都告急。暮末遣相国元基率3千骑兵救援乐都。元基军马不停蹄赶往乐都，刚入城不久，外城便被北凉军攻克。北凉军断绝了通往内城的水道，不再攻城，只是将内城层层包围，以观后变。果然，两天后乐都内城发生了变化。当时正值盛夏，因没有水喝，居民饥渴难奈，许多人被渴昏死过去，城中一片哗然。厌战情绪也因此滋生。西秦军中东羌乞提部的部分士卒不想就这样活活渴死，有人暗中与蒙逊勾结，愿作内应。这天夜里，从城头投下绳子，引北凉兵数百人攀绳入城。元基闻讯后赶忙领西秦兵竭力拼杀，将入城的北凉兵尽数杀死。遂后，乘胜打开城门冲杀出来，城外的北凉兵措不及防，慌乱退兵。

第二年正月，蒙逊率兵攻克西秦河湟重地西平。于是，河湟之地为北凉所有。西秦势力锐减。

三月，西秦内乱。暮末杀了西秦尚书辛进，造成了豪族与王族之间的人心向背。

五月，北凉蒙逊再举进攻西秦。国力与日俱减的西秦此时已无力抵御。也像3年前炽盘离枹罕迁保定连一样，暮末迁都于保定连，留相国元基坚守枹罕，梦想有好的转机。他哪里会想到，老天爷也开始算计他。这年年底，西秦辖地苑川一带接连两次大地震，许多房屋倒塌，民众死去，即便尚未破倒的房屋，也是人去室空，被狐雉安家。同时，由于连续9个月不雨，为苟且活命，“民流叛者众”。次年十月，众叛亲离的乞伏暮末向北魏求援，请求称臣。北魏将平凉、安定封于暮末。就在暮末去封地临近上邽时，被夏主赫连定挡住了去路。暮末退到了南安。

南安也难保平安。

西秦永弘四年（431年）初，夏主赫连定派其叔韦伐将领1万军队进攻南安。当时正值南安闹饥荒，百姓相食，白骨于野。百姓、军兵都不想再打仗，都纷纷出城向夏军投降。行将末路的乞伏暮末，只好向夏军乞降。六月，夏王赫连定杀死乞伏暮末及其宗族500余人，西秦灭亡。

从乞伏国仁立国至乞伏暮末亡国，西秦存在了46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乞伏氏到处发动战争，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其一，使各族人民尤其是鲜卑本民族人民备受战祸之苦，常常流离失所，无以为家。其二，大量迁徙人口，致使许多地方“连年不种，上下饥弊”，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当然，战争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其有利的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正是战争引起的改朝换代，使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

（颜俊）

吐蕃、宋、夏、金的争战

8、9百年前的宋朝时候，是我国历史上多种民族政权鼎立的时期。虽然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是在更大范围内却先后有辽、西夏、金等政权与之并立。那时，吐蕃、宋、夏、金在今榆中就发生过多次争战。

那么，为什么榆中之地多争战呢？这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榆中地处黄土高原西端，正好位于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汉代在榆中设“牧马苑”便足以证明榆中一带曾一度水草肥美，是理想的放牧之地。同时，兰州“北接沙漠，西控戎姜，为四方要枢之地”（《甘肃全省新通志》）。榆中是兰州东门户，只要榆中固守，兰州可保无忧。因此，榆中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吐蕃、宋、夏榆中之争

公元960年春节，后周继位不久的7岁小皇帝柴宗训（恭帝）和大臣正在过年，忽然接到边关有关辽、北戎大举南侵的急报，不辨虚实的后周宰相匆忙间派大将赵匡胤率军出征。兵行至陈桥驿，其部下将象征皇帝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史称“陈桥兵变”。赵匡胤立马班师回京，废掉皇帝，自立为帝，以宋为号，北宋建立。

北宋初年，榆中一带被吐蕃占据，除汉人集居外，也不乏吐蕃人散居。他们或躬耕陇亩，或放牧牛羊，相安无事。后来，党项族兴起，其势力渐渐向榆中方向扩近。从此，200余年的吐蕃、宋、夏、金在榆中的争战启幕。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党项奸细刺杀凉州六谷部大首领潘罗支，挑起了吐蕃与西夏的战争。首先，众人拥立厮铎督继潘罗支之位，成为六谷部首领。之后，厮铎督派人四处联络，联合龛谷（今榆中小康营）、兰州、宗哥（今青海乐都境内）一带的吐蕃部落，较为有组织地与西夏争斗。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宗哥首领马波叱腊、鱼角蝉等率领马衔山、龛谷、兰州诸吐蕃部族攻伐宋朝城池。他们一路向东进军，行至伏羌寨（今甘谷县）三都谷，遇宋将曹玮所率宋军，双方交战，马波叱腊败退。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经略河西，取道兰州。元昊率军打败兰州吐蕃诸部，沿阿干河而上，经羊寨、马坡、中上庄东行，在马衔山下瓦川河畔的杨家营驻扎。因兵马众多，城堡较小，难以容纳全部人马，便在附近新筑一城，名叫“新营”，又称“瓦川会城”。留兵驻守，以断绝吐蕃与山后南宋的通路。为了加强马衔山一带的势力，两年后，元昊又派人在阿干河旁修筑一城，派兵守护，这样就堵住了通往临洮的两条道路。阿干城与瓦川会城遥相互应，以抗宋军。为不使党项军在马衔山一带钳制宋军，宋王朝任命吐蕃      斯罗之子瞎毡为缘边巡检使，出兵攻打元昊。元昊听得消息后先立即派人突袭龛谷，大败瞎毡，并将瞎毡逐出榆中。这样，党项就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地方，完全割断了吐蕃部与宋朝的联系。期间，1038年，元昊开始称大夏国皇帝，因为地处宋朝西北，北宋称之为西夏。1044年，宋夏签订了“庆历和约”。规定：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宋予以册封；赐元昊赵姓，（之后人称元昊为赵元昊）；每年宋“赐”给西夏白银7.3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并恢复双方榷场贸易。这样，北宋皇帝以 宗主名号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西夏则获得一大笔经济利益。两国近20年不战。因此这一时期，榆中之地的党项、吐蕃等族人时常用良种马匹、食盐换汉族人的粮食、茶叶。各族劳动人民之间保持着友好的经济往来。

嘉祐八年（1063年），宋秦州钤辖向宝与吐蕃发生冲突，扬言要抢掠吐蕃西使城（今榆中贡马井），西使城吐蕃首领臧花麻因守城兵卒不多，料定不能坚守，便将西使城及兰州大片土地献给西夏，以求保护。西夏李谅祚派兵留守，并以献城有功为名，把自己的亲堂侄女嫁给臧花麻为妻。之后，遣臧花麻驻守西使新城（今榆中三角城）。

宋神宗时，任用王韶经营洮水流域。当时这里居住的主要是吐蕃人。北宋和西夏都想夺取这一地区。王韶上书朝廷，指出：要制服西夏，应当先收复熙河（包括今临洮、临夏等地），才能使西夏腹背受敌。他的主张得到宋神宗赵顼的支持。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收取临洮，接着又收复河州，设熙河路。于是，宋夏间遂以陇中最高峰马衔山为天然屏障，形成以山为界线的南北对峙局面。宋军在山南，西夏在山北。双方暂息烽火8年。

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决定西征，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出兵西夏事宜。他说：“西夏现在有矛盾，我们不去攻取，一定会被辽人占据，这个机会不可失掉。”于是任命李宪出兵熙河，种谔出兵鄜延，高遵裕出兵环庆，刘昌祚出兵泾原，王中正出兵河东，五路并进攻取西夏。同时又下诏命吐番首领董毡起兵一起征讨西夏。这样，宋熙河路经制使李宪率熙秦7军和董毡3万士兵共计5万人，以部将李浩为先锋，由熙州（今临洮）出发，越过高耸入云的马衔山，由黄坪至八门寺进入龛谷峪，出其不意直奔康古城（今榆中小康营石堡子），西夏兵不辨虚实，连忙弃城而逃。宋军入城后，找出了夏兵藏在窖中的粮食以及末来得急带走的弓箭等东西，全部装载后离城北下，直取西使新城。当时，驻守西使新城的蕃部首领俞龙琦，知道不是宋军对手，早早出城迎降。宋军不废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西使新城。连失两城，西夏军岂肯善罢甘休，几天后，纠集数万人出汝遮谷（今榆中县来紫堡至桑园峡的河谷），向宋军扑来，准备收复失地。结果，宋军避其锋芒，并不出城迎战，只是依城而守。西夏军强攻，宋军强驽猛射，箭矢如雨，西夏军纷纷倒下。半天时间，西夏军不能靠近城墙半步，反而损兵折将，最后败退。这次西使新城之战，宋军破西夏兵“二万余骑”，夺“马五百匹”。三天后，李宪引军进驻汝遮谷。九月二日，李宪“兵入兰州”。宋朝遂改原来的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兰州属于该路。至此，历经了300多年离散的兰州，正式入籍北宋王朝的版图。同时，李宪上奏宋廷，“以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列郡，以李浩为熙河兰会路安抚副使兼知兰州。”宋廷准奏。后来，李浩拓展兰州城。同时设东关堡、西关堡、龛谷寨、胜如堡、质孤堡等寨堡，加强了兰州防御设施。

结果，进攻西夏的五路大军，除李宪外，其余四路都大败而还。西夏想收复兰州失地，不久又入侵兰州，李浩率众死守。就在兰州危机之时，李浩想出一计，命钤辖王文郁率领700多突击人员在夜里摸下城墙，各持短刀突袭西夏营房。西夏兵做梦也没有想到宋军会有这一手，一阵混战之后，西夏兵仓皇而逃。为此，元昊遣使者向宋朝上表，希“乞还侵地，仍效忠勤”，宋神宗没有答应。第二年，西夏又大举进攻，号称80万精兵围攻兰州。他们架云梯、挖地洞，许多方法一起使用，攻了10多天，没有攻下。这时西夏兵粮草已经用完，于是便退了回去。

不能攻取兰州，并不意味着西夏兵无事可干。他们经常派出小股部队侵扰兰州东部地区，以阻止兰州和古渭州（今陇西）的联系。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春，西夏兵进攻宋龛谷寨。寨兵及东关堡巡检等出寨迎战。双方一相遇，战斗便进入白热化程度。混战中，双方都有很大伤亡。龛谷知寨虽多处受伤，但忍受着致命的伤痛，指挥作战，并身先士卒，跃马挥刀，奋力砍杀夏军。虽然如此，宋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龛谷之战，宋军战死905人，伤数千人。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西夏军5000余人，再度进犯榆中，攻陷宋属质孤堡。十月，又攻毁胜如堡。两年后，宋廷派遣庆州知州穆衍视察兰州堡寨。熙河路钤辖种谊请求穆衍在质孤堡和胜如堡之间再筑李内彭（李诺平）堡，以方便二堡间的联系，加强这一带防御。穆衍准请。后来筑成李内彭堡，赐名定远城，意在使远离宋都的这一带能够安定。说起来也怪，自筑成定远城之后，宋夏在榆中100余年竟无大的战争。这当然不是大宋天子的皇恩浩荡所致。根本的原因是在定远城筑成后不久，另一派军事力量——金开始了与宋、夏在这一带的争夺。

宋、金、夏榆中之争

公元1115年正月，女真族完颜阿骨打称皇帝，建国号为“金”。在之后的短短15年里，金先迫使西夏称臣，再接连灭辽和北宋。就在南宋皇帝赵构“只把杭州作汴州”，还醉在暖风里的时候，金的铁蹄已踏入榆中。

金灭北宋后不久，就占领了兰州，形成金、夏隔河对峙的局面。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金将宗弼（兀术）在遭到岳飞、韩世忠等人率领的南宋军民英勇抗击后，改为主力进攻陕西、甘肃。这年，金兀术率领10万金军一路南下，从今天的陕西风翔和甘肃武都、成县同时出兵，合攻和尚塬（今陕西宝鸡市南）。静宁人吴玠、吴璘兄弟带领军民奋力抵抗。金兵被打得溃不成军，在逃窜中又遭到宋军的伏击。兀术身中两箭，化装逃走，不敢再南下。于是向西进犯。数日后，兀术派遣部分金军攻打宋属龛谷寨，他亲自率数万人攻取兰州。当时，龛谷知寨为高子儒。高知寨自幼习武，练得一手好枪法，虽说已年近花甲，仍是膀大腰圆，威风凛凛。他自知凭寨内5千余人要和万余金军硬拼，显然寡不敌众，因此决定以城为屏，欲与金军周旋。这天下午，金鼓齐鸣，号声震天，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南宋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用强弓、石块打击攻寨金兵。金兵纷纷倒在城下，但依仗人多，一拨拨继续进攻。他们头顶盾牌护身，跪着一步步往上冲，盾牌上扎满了飞箭，像一个个大刺猬。最后，金兵采用火箭直射城门，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风火交织，浓烟滚滚。城门被烧着了。金兵像洪水猛兽般涌向龛谷寨。高子儒手握长枪率守军奋力阻击，一连杀死数十个金兵，最后乱箭穿身而死。龛谷寨失守，高子儒家人及马步军6将被杀，4千多宋军死亡。

几天后，金军攻占质孤堡，逆黄河而上到达兰州。此后，榆中一直被金军占领。因为这时西夏势力在黄河以北，南宋军被逐出兰州，所以之后80多年榆中一带宋、夏、金无战事。

至到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冬，榆中再起烽火。当时，兰州驿人程察逊（程陈僧）聚众叛金投降西夏，率众来到龛谷，打败金兵，并派其统制董九招降金属西关堡（今西固城）都统王狗儿。不久，王狗儿杀死董九，又向金投降，被任命为都统，率兵对抗程察逊。自此，西夏与金在这一带连续发生争战。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七月二十五日，西夏兵进犯龛谷县（1182年，升龛谷寨为龛谷县），金提控夹谷瑞及其副将赵昉，各率一路人马，运用四面围追堵截的战术，使西夏兵疲于奔命，无处存身，很快陷于被动地位而退兵。十一月，夹谷瑞又在质孤堡击败西夏兵。两年后，不甘失败的西夏兵在春暖花开的时节，纠集数万人分三路进击龛谷、定西、积石诸城。这次战事，是金、夏双方在这一带最大的一次争战，交战地方都被破坏得残破不堪。其时，西夏兵曾三攻龛谷。

第一次进犯龛谷，西夏兵一路烧、杀、抢、掠，许多民舍被毁，牛、羊被劫掠。第二次则正值夏收时节，西夏兵强抢沿路民粮，稍有不从，尽皆杀戮，使得龛谷百姓对西夏兵十分畏惧，许多人家扶老携幼逃往外地，从此流落他乡。时隔不久的第三次进犯，则遭到金兵的沉重打击，西夏兵大半被杀死，之后，再不敢进犯龛谷。

次年冬，龛谷普降大雪。当时，地冻天寒，已迫近年关，人们杀鸡宰羊操办年货。这时西夏兵准备乘机偷袭质孤堡。不想，西夏兵的行迹被金兰州提控唐括昉觉察，他率数千轻骑截断西夏兵后路，与质孤堡守军前后夹击，西夏兵一时慌乱，被打败而逃。

这时，西夏所占的地方，除兰州城外，南到阿干，东及今榆中桑园子、西坪一带。

三年后的九月，金与西夏议和，双方停止交战。第二年（1226年）金置金州，辖龛谷、定远二县。

同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南下。其中，成吉思汗派苏布特率领一路兵马，攻取了兰、洮等州，榆中地为蒙古军所占。第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三天后，西夏最后一个皇帝赵   投降蒙古后被杀，西夏灭亡。西夏灭亡之后的第七年即公元1234年，蒙古军与南宋联合攻破蔡州，金灭亡。从此，宋、金、夏在榆中的争战结束。不久，南宋与蒙古开始了长达44年的战争冲突。

200多年的吐蕃、宋、夏、金在榆中的争战，是中国历史上两宋时期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及纷争的缩影。它给榆中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榆中之地本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长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灾，苦不堪言。

（颜俊）

新营马坡农民起义

新营、马坡农民起义是榆中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民国后期。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但仍谱写出一曲气壮山河的赞歌，永驻榆中史册。

压迫下的反抗

民国后期的甘肃，社会经济仍然是封闭的、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产量日渐下降，各族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地处甘肃中部的榆中更是这样。自民国八年（1919年）四月，甘州镇守使马璘部营长马飞虎在甘草店与陇东军阀黄得贵部队混战之后，大大小小的军阀间狗咬狗的混战在榆中数年不断，仅民国十五年（1926年），黄得贵与刘郁芬就各自投入部队数千人在榆中争战月余，搞得榆中民众鸡犬不宁。

俗话说：天灾人祸。天灾与人祸仿佛是一双卵生恶魔，总是形影不离荼炭生灵。那时候，无情的天灾也频频在榆中肆虐。据《榆中纪事》（第一集，张文玲主编）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榆中等32县旱、冰雹、洪水，灾情重；民国三十年（1941年），榆中等6县，春、夏旱；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榆中等13县、市旱灾；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夏全省继续干旱，全省因上冬无雪，当春无雨，禾不能下种，入夏后又相继干旱，民大饥。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榆中人民处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便可想而知。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底，甘肃南部广大地区相继爆发了汉、回、藏等民族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首先，康乐回民马福善等人率领汉、回、东乡等族农民揭竿而起。他们提出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口号。接着，临洮边家湾的农民在王仲甲等人的率领下响应起义，提出了“抗粮，保命，反贪污政府”的口号。几天后，两股起义军会合，在牙下集等地镇压恶霸地主，消灭反动武装，开仓赈济；在格致坪击溃国民党军队6个连，取得重大胜利。

同月，临潭水磨川的800多藏汉僧俗群众，在肋巴活佛的率领下，举起了“饥饿团”的义旗，很快攻克了临潭县城，处死了反动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与此同时，临洮北乡农民百多人在马衔山起义，向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夺得了不少枪支弹药。

甘肃南部及中部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熊熊燃烧！

起义的爆发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下午，沉浸在春节余庆氛围中的榆中新营突然间像炸开了锅，一时人声鼎沸。因为一拨2千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临洮五藏沟开进了新营，他们个个衣着褴褛，或手握钢刀、长矛，或肩扛土枪，虽说武器参差不齐，但队列整齐，秋毫不犯。从他们的装束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出身贫苦、和一身黄皮的军阀部队有着天壤之别的队伍。原来，这正是由王仲甲、毛克让、马福善等率领的甘南农民起义部队。义军到新营后，一边派人联系民房住宿，一边四处张贴布告，号召新营农民兄弟武装起来，一同去杀赃官，劫富豪。当时，榆中县长是王佐，驻军为国民党陆军12师某团，地方武装主要有一个自卫中队，约100人左右。当王佐听到农民起义军进入新营的消息后，慌忙找国民党驻军商议，请驻军去镇压，留自卫队守护县城。

二十六日清晨，连夜赶来的国民党驻军一个连抢占了新营刘家湾，并在五台山、火石山和上庄的毛湾各设一卡，每卡30多人，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袭击义军。义军立即兵分四路，第一路上刘家山从右面包围五台山，第二路出叶家川从左面包围毛湾，其余两路由马福善指挥马家军沿清水路坡、九仙洞从正面向火石山冲锋。刚一接火，五台山国民党驻军就向火石山逃去。不到两个时辰，三个卡子全被击溃。国民党驻军向打虎岔方向败退。义军汇成两路，一路穿刘家湾沿大路从右面堵截，一路从后面追击。追赶至打虎岔庙梁一带，驻军凭借有利地形企图反击。经过两小时的激战，驻军再次败退。义军紧追不舍。当义军追到刘家湾东山堡时，遇到驻军援兵，怕中敌人埋伏，义军撤退。这次战斗，共缴获步枪几十支，机枪1挺，马10匹。次日，义军越过马衔山又转战临洮。

甘南农民义军在新营的胜利，鼓舞了榆中人民的斗志。正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两天，新营张家园子人黄作宾、李凤华，杨家营人罗万虎，以及清水沟人王作宾等，在新营夏家洼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新营农民起义军司令部。起义军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新营农民起义的爆发。会议决定，黄作宾为司令，罗万虎、王作宾、李凤华为副司令，茜生彩为秘书，常自成、罗四虎、罗大位、高举义为参谋。司令部直属烈虎队、特务团、宣传队三个团队。除司令部直属团队外，另有4个骨干旅、9个骨干团，共3000余人。武器大多是大刀、长矛、斧头、土枪。每团有一面红旗，上书“大义参天”，每人都佩有袖章，印“北义”二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富济贫”。一时间，富户中有的主动开仓给穷人分粮，有的在义军强制下拿出粮食，有的则弃家逃走。

就在新营农民起义后不久，马坡羊寨人安华雄率众起义。同时，小康营翟家湾人水振东、司祖荣也率领穷苦农民起义。两支起义队伍很快都与新营起义队伍会合。

攻打榆中城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二月上旬，洮河义军首领王仲甲、杨华如和新营义军副司令李凤华，羊寨义军司令安华雄等在马坡秘密碰头，商议围攻榆中县城。几日后，各方义军又在新营城隍庙集结，研究决定：新营义军经小康营过马门沟进攻县城南门，洮河义军经上庄、尖山子出兴隆峡攻西门，沙坡子义军攻东门，留开北门。

城隍庙会议后，新营义军由副司令罗万虎率领即刻前往小康营，分驻董家磨、南北关，司令部设在窑坡村。洮河义军由马若素力率领，分驻马滩、上庄尖山子一带。

二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驻榆中的国民党军队向义军发起突然袭击。他们兵分三路：一路抢占小康营深沟子的东山堡子，一路抢占西山堡子，一路直奔浪街新营义军驻地。当时正值三更半夜，除哨兵外，义军早都进入了梦乡。月亮也仿佛走累了似的，躲到云背后睡觉去了。天一片漆黑。忽然，警觉的义军哨兵听到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处传来，凭直觉就知道这是敌人摸过来了。他赶忙朝天鸣枪发出警报。企图偷袭的国民党军队当即向义军猛扑过去。酣睡中的义军听到枪声后，一时措手不及，慌乱中各处失去了联系，先后撤退。当义军退到吊坡梁时，天已拂晓。对面西山堡子上的国军向义军开火，义军腹背受敌，情况十分不妙。这时，沙坡子义军赶来增援。两面受到夹击的国民党军队顿时乱了阵脚，退守浪街附近的小山丘——羊胡子嘴。

义军兵分两路：一路沿武家河沟向前，从右路包抄国民党部队，一路正面向羊胡子嘴冲锋。此时，义军中的马家军也出小康营唐家峡、徐家峡，从后路拦截国民党部队。激战半个多小时后，国民党部队退到东山堡子。东山堡子是榆中城东的一个制高点，距榆中城约四五里，站在这里可以鸟瞰榆中全城。此处一面临沟，一面是陡坡，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榆中城东面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队企图把义军阻拦在这里。此时，满山遍野全是义军，足有7、8千人，喊杀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国民党东山堡子守军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顶住了义军一次次冲锋。双方激烈交火三个小时后，驻马滩的义军马继祖部冲出兴隆峡口。守堡的国民党部队见此情形后，深怕峡口义军攻进县城，便仓皇逃出堡子钻进县城。义军缴获弹药30多箱，步枪20余支，机枪2挺。时已下午5点左右，义军再未追击。

就在东山堡子国民党军队退守榆中县城的同时，峡口义军遭遇增援榆中县城的阿干镇地主武装，义军伤亡惨重，马继祖部的马若素力不幸阵亡，义军被迫撤退。当退至兴隆峡时，又遇到国民党增援部队。由于义军缺乏实战经验，各部不能很好配合，激战中，损失严重。后来，在安华雄部的配合下拼死突出重围，之后又与杨华如部会合，南退临洮。

七道梁、分水岭战斗

1943年2、3月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上，苏联红军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向前发展。国内，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迅速恢复和发展。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削弱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备战。表现之一，便是到处强抓壮丁，补充兵源。在榆中，国民党就抓了许多壮丁，准备运往前线去为他们卖命。

探听到国民党军队要押送壮丁的消息后，义军义愤添胸，决定解救这批壮丁。

三月初的一天，马坡义军司令安化雄率领数百义军事先埋伏在壮丁必经的七道梁。七道梁地处榆中与临洮交界处，山大沟深，地势险要。因为位于两县交界，所以国民党在这一带兵力薄弱，基本没有驻军。这天，国民党甘肃省补充二团押解壮丁刚到七道梁，就被马坡义军分割包围，义军居高临下一阵猛射，打得国民党军队昏头转向，不辨南北，一时失去指挥，乱成一团。这时，义军喊杀声如雷，个个如猛虎下山冲下山梁。国民党军队顾不得壮丁，四散逃命。七道梁之战，打死国民党士兵数十人，解救壮丁数百名，缴获步枪百余支，极大地鼓舞了义军的革命斗志。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代雄又率领百余义军，摸黑绕过地方武装出阿干镇进入兰州，袭击西果园汽车站，缴获驻军部分武器。

义军声东击西，转战南北，使国民党兰州当局惶惶不安，企图用重兵围剿义军。同月的一天深夜，洮河义军首领王仲甲、杨华如率义军北上榆中马坡羊上村，与安华雄的马坡义军汇合，准备择日再次攻打榆中县城。国民党119师闻讯前来追剿，双方在分水岭相遇。此处是马衔山脉一个小山脊，此处将马衔山雨水暗流一分为二，一股向西沿阿干河流入兰州七里河，一股向东沿兴隆峡流入榆中苑川河，因此得名分水岭。义军抢占有利地形凭岭坚守，国民党军自恃装备精良向上猛冲。立刻，喊杀声、马叫声、枪弹声四起，烟尘弥漫。一直激战到天黑，双方伤亡惨重。义军趁黑从后山撤退，国民党军队怕中埋伏不敢恋战也只好撤回。

呜咽的号角

由于义军大都是农民，或多或少有一些土地，因此攻打榆中城后，新营义军暂时停止活动，去忙春播。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三月初，春播即将结束的一个清晨，国民党军队清剿新营义军。起初，枪声从狼耳山方向传来。义军赶紧集合队伍，不等集合完毕，国军就从打虎岔、沿川子、夏家洼三面包抄而来。义军不辨虚实，撤离新营，从黄坪过清水沟转移到30多里外的临洮高云谷村。当夜，驻扎下来。

之后，义军开到牛头山，下胡麻岭，进入马莲滩。在这里，义军司令部召开会议，讨论义军去向。会议决定：沿会宁一线，过宁夏固原，绕道陕北。马莲滩会议后，义军北上，经甘草店、武家窑，后过苦水河上了铁木山。在这里，义军被国民党某部34团、地方武装常家团拦住去路。面对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的敌人，义军几经奋杀，损失较大，余部原路返回新营。从此，化整为零。后来，在国民党军队清乡时，首领黄作宾、王作宾、赵寿山、张守礼、董含珍等被捕，被杀害于新营。李风华被害于兰州。司祖荣在去延安途中，被叛徒出卖，由马鸿逵部杀害于银川。

另外，马坡义军在分水岭遭到重创后，大部分还家，少部分汇入洮河义军继续战斗。同年7月在武山滩歌镇，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攻，义军损失惨重。突出重围的义军，后来也被国民党军队分别镇压。

新营、马坡农民起义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力量过于强大。

但是，轰轰烈烈的新营马坡家民起义在榆中历史上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多次给优势敌人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起义农民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引起国民党甘肃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榆中县长王佐因镇压义军不力被撤职。

同时，在起义的冲击下，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政治军事上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和让步，以有利于广大农民。比如，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榆中等县遭受旱、雹、水、虫等灾，甘肃省政府“专拨赈款67400万元，小麦1200石，黄米83石”。后“夏拨冬令救济款101500万元，进行赈济”。以这样大的力度赈济灾民，国民党甘肃政府以前是没有过的。

此外，起义播下的革命火种，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榆中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为不久后积极支援解放大军解放兰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颜俊）

兰州战役在榆中

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时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追击运动战与阵地歼灭战相结合的战役。兰州战役的胜利，对彻底消灭西北国民党反动军队，肃清全国反动残余势力，对全部解放西北五省辽阔的祖国疆土，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役，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兼政治委员在榆中乔家营指挥战斗。期间，榆中境内发生三次大的战斗，榆中人民发扬革命传统，积极运粮送草，支援前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大军，为战役的迅速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军进驻榆中

“不盼者那个星星哟，不盼者那个月亮，就盼者那个呀亲人解放军来……”，这是解放前后流行于榆中南部山区一带的花儿，表达了人民渴盼解放大军解放他们的热切希望。其实，这也是榆中人民共同的心声。

榆中人民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8月4日，彭德怀司令员向第一野战军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命令。

此后，一野各兵团势如风卷残云，迅速向兰州推进。8月16日，一野2兵团先头部队到达榆中。如此神速的用兵使坐镇兰州的马步芳吃惊不小。他急派骑兵侦察分队到榆中侦察，结果被解放军侦察连击溃。这天下午，2兵团6军司令部进驻榆中县城，榆中人民扭起欢快的秧歌，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解放军。

19日清晨，19兵团在麻家寺击溃了马步芳警戒部队后，又攻占了九条路口和靳家庄西山以及郭家寺阵地。之后，在接近营盘岭主阵地三营子连夜构筑工事。同时军指挥部由榆中县城移至九条路口以西邵家泉一带，16师进抵许家岘子一线。也就在同日，19兵团63军进抵定远镇以北地区，并在定远镇击溃马步芳部一个连。

20日，63军189师进驻金家崖、岳家巷，65军也进驻定远地区。至此，第一野战军19兵团主力在金崖、来紫堡、定远、和平一带集结。2兵团在阿干镇、九条路口集结，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这时，榆中县城是解放大军的后方供应基地，甘草店设有第一野战医院，来紫堡施家坪等地设有后方仓库和战军地医院。连搭乔家营为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彭老总住在大柳树村运筹帷幄。

在榆中，解放军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时帮助老百姓，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其中，清水驿所驻解放军某部，听到这村农民王栓子被马匪击伤，便派卫生员去治疗。原来，王栓子是从躲避马匪的山沟里出来追赶脱缰的骡子时被马步芳败兵打伤的，马匪不但诈去了3块大洋，抢去了他的骡子，还硬拉他去当兵。他越墙逃跑时挨了枪。见解放军同志一丝不苟地给王栓子疗伤，当地小学教员张仕儒深受感动，说：“如果军队里有新闻记者，请把这件事记下来，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生长在西北的老百姓，在国民党长期黑暗统治下，是怎样过着血泪的日子！现在终于把共产党队伍盼来了。西北也见到了太阳，这是人民的幸福！”解放大军秋毫无犯的军纪在榆中有口皆碑。有些被国民党军煽动躲避解放大军的群众回家后，看见自己的苹果、梨子依旧挂满枝头，熟透的西瓜仍然躺在地里，家里一切完好无损，而听说解放军却在忍饥挨饿，都十分感动。他们纷纷伸出大拇指，称赞解放军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仁义之师”。

在当地共产党领导下，榆中各地纷纷支前。金崖工委在尚古城成立了皋榆工委协军团，并在过店子、齐家坪、金家崖、邴家湾、骆驼巷、黄家庄成立支前站，在金家崖各村设立了粮食保管站和马草运送站，10天时间为解放军筹集6万多公斤粮食和大批的鸡、猪、羊肉，且绘制兰州城区图给解放军，以备攻城所用。青城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筹集面粉1万多公斤，柴草1.5万多公斤。后来还出动羊皮筏子100多只，木船3只，护送解放军北上解放宁夏。甘草店成立了支前接待站，筹集粮食4.5万公斤，草5万公斤，马料3500公斤，动员大小车60多辆，转送伤员300多名。全县共为解放军筹粮约2250万斤，动员支前民工3.5万多人，出动支前牲畜1.7万余头，支前大车1500多辆（次），将粮草、马料送往解放军驻地和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兰州战役，写下了民拥军的不朽篇章。

话说回来，至8月20日解放大军完成对兰州的三面包围后，于次日用9个团的兵力向十里山、窦家山、古城岭、营盘岭等兰州外围主阵地发起试攻。其中 ，65军、193师579团由卜家路口，577团由祁家堡向古城岭进攻；194师581团由南向北，582团在其右翼同时向大顶山发起进攻。由65军担任攻击任务。战斗打响后，该师560团相继占领方家泉、柳沟河一带敌军警戒阵地。在向敌人纵深阵地发展时，受到猛烈火力封锁，到下午6时，仅二营五连进至预定位置，其他部队均未有大的进展。只好停止进攻。后来，重新组织进攻，也没有大的进展。于是，暂时停止进攻。

当晚，彭德怀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向中央军委电告进攻兰州情况：“本日试攻兰州外围，19兵团5个团，2兵团约4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尚顽强，工事很牢固”。同时，一野司令部发出了《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问题的指示》。22日起，各部队开始学习这一指示。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深入各部队具体指导分析初战失利原因，认为主要是轻敌，准备不充分，火力组织不够严密，步炮协同不好。命令大家要认真总结经验，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待命总攻。

8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张：“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按照中央军委的批示，彭德怀等前委调整了对敌作战的部署，并电告中央军委。取得中央军委同意后，经过3天积极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8月25日发起总攻。榆中境内，主要有窦家山、马家山、古城岭三次战斗。

抢战窦家山

窦家山在今榆中县兰山乡，位于兰州市东南20多里，海拔2073米，西与古城岭、马家山相接，东北与十里山相连，是兰州东南门户。窦家山山高坡陡，但山顶平坦，长约3里。山上有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后来又不断将山体削成丈余高的峭壁，山顶上筑起了地堡群。使各点、堡构成三角和四方形阵地，各阵地核心筑有钢筋水泥地堡。在主阵地外围挖有三至四道外壕，深宽各约6米。各工事群的交通壕纵横交错，绵绵相连。在解放军易于接近和通行处，设有地雷群和铁丝网，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由马步芳的“王牌师”82军100师2团和其警卫部队青海省保安1团在这里防守。

攻打窦家山的是人民解放军19兵团63军189师加强团的炮兵团、军的炮兵团和工兵师。接受任务后，军长郑维山带领部分指战员察看地形，选择攻山突破口。发现主阵地的一号阵地，是守敌两个团的结合部，其间有隙可乘。之后，189师根据实际情况，决心以两个梯队实施连续攻击。以566团和567团3营实施主攻，565团配合主攻，567团1、2营为二梯队。任务明确后，各部队立即进行了紧张准备。乘雨夜天黑，主攻团和助攻团挖了四条长500米的交通壕，直逼敌前沿阵地外壕。炮兵为了更有效地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和各种火力点，把炮或推或扛弄上山，尽量靠近敌人，从而进行直接瞄准和抵近射击。

8月25日凌晨，夜雨初晴，万里无云，山谷中显得格外静谧。战斗前的这片刻宁静，预示着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10点20分，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人民解放军用大炮向窦家山敌人开始猛烈的轰击。近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千百发炮弹犹如疾雷闪电，划破长空，呼啸而去，急风暴雨般倾泻在敌人的前沿阵地上。顿时，敌人阵地前硝烟滚滚，天崩地裂，一片火海。这时，敌人的炮火也拚命还击，妄图压制解放军强大的炮火，以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虽然敌人的反击使解放军人员遭到伤亡，少数大炮被损坏，但丝毫未动摇战士们的战斗意志，反而越战越勇，有的索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上阵。不多时，敌人的炮就成了哑巴。仅30分钟的火力袭击，就把敌人的前沿阵地打得七零八落：陡壁炸塌了，铁丝网和雷群飞上了天，工事和火力点大部被摧毁，主阵地前的两条通路被打开了。

10点50分，炮火刚一延伸，主攻团566团突击队3连，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猛插敌前沿。他们个个奋勇争先，飞身猛进，仅用几分钟时间就突破了敌人的前沿。在纵深战斗中，步兵冲到哪里，炮火支援到哪里；联络的红旗指到哪里，炮弹就落到哪里。打得国民党军队屁滚尿流。为了制止解放军进一步发展，敌人连续赤臂挥刀反扑。这时，566团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出“宁可前进一尺，决不后退一寸”的口号，与敌人反复进行白刃战。终于打垮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既得阵地，并向二号阵地侧翼发展。与此同时，565团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敌人三号阵地。

窦家山主阵地被突破，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使敌人失去了东南防御的主要屏障，直接威胁着兰州东大门。国民党军总指挥马继援慌了神，急忙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去的阵地，死保窦家山。敌人组织了大刀敢死队、督战队、执法队，采取了歃血宣誓，喝护身符，宣扬攻上去赏银元，战死了就“升天”等办法，誓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他们光着膀子，袒胸露臂，举着大刀向其失去的阵地扑来。刀光闪闪，一片银白。解放军战士严阵以待。当敌人冲到只有50米时，几十挺轻、重机枪和所有冲锋枪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一层层倒下去。但在督战队的威逼下，敌人不断如潮涌般往上冲。

敌人连续六次大的反扑都被解放军打垮。下午3时许，敌人孤注一掷，倾巢出动，组织了大约一个团的兵力，向解放军发起最后一次冲锋。他们歃了血，喝了符，身着白衣，赤膊上阵，高举大刀，狂喊乱叫：“天门开了，快升天了！”一窝蜂似地涌了上来。一场恶战又开始了。解放军遂令第二梯队567团投入战斗。在解放军一阵密集的炮击和猛烈的机枪扫射后，敌人大片大片滚爬在浓烟火海之中，哭爹喊娘，惨叫声一片。又一阵拚杀之后，整个窦家山阵地上，躺满了敌人的死尸。剩下的一部分敌人，逃到窦家山两侧的沟洼里。5时许，人民解放军完全占领窦家山阵地，敌人在窦家山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这场战斗，消灭敌人3千余人，保证了63军主力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东门。

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全力向马家山发动最后攻击。

激战马家山

马家山在今兰山乡北部，与营盘岭、窦家山相对，是马步芳守军兰州防御体系中主要阵地之一。有环形公路从主峰直通市区。阵地上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和鹿砦，多处埋有连环雷，即以每枚航空炸弹连结着数枚地雷，只要踏响任何一个雷，便引爆其它各雷及炸弹，30米以内的人即遭到杀伤；钢筋水泥地堡及野战工事星罗棋布，火力点相互交叉，不易发现；利用地形挖掘了高一至二丈的人工峭壁，，从前沿至纵深挖有深宽各约六米的外壕三道，壕内埋设半米高的木尖桩；高地东西两侧多系悬崖绝壁，难以攀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军是马步芳的主力82军100师299团一个营，298团一个山炮营。

解放军以19兵团65军193师担任主攻任务，194师担任助攻。主攻之前的8月21、22两日，193师在马家山就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战。193师发扬了打硬仗恶仗的光荣传统，几个团轮番攻击，反复拚杀，曾一度占领敌人第三道堑壕。敌人乘解放军触响连环地雷和航空炸弹伤亡很大之机，嚎叫着向解放军反扑而来。双方进行了多次拉锯战，终因敌人居高临下，工事隐蔽，而解放军轻敌，准备不充分，未能突破敌人防线。

接下来的两天，解放军总结战斗情况，具体研究对付敌人的战术手段。同时，冒雨挖掘工事，补充弹药、粮食，组织小分队夜间侦察敌情，积极作总攻准备。

8月25日总攻开始后，攻击部队立即进入冲击出发地。炮火打击刚一结束，193师577、578团及194师580、582团即向马家山发起攻击。

在第二道外壕前，正面进攻的577团突然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封锁和压制，前进受阻。这时，3连3排排长赵山带领全排冲上去，连续爆破了敌人的外壕，打开了突破口。不久，该团一连夺占了敌人的第二道外壕，七连攻占了第二道外壕的三个地堡。与此同时，578团从右翼攻占了第三道外壕，194师582团也从左侧冲上了一个制高点。一支支突击队，犹如一把把利剑， 刺向敌人的心脏，一面面火红的战旗，猎猎飘扬在山梁上。战斗的迅速发展，使敌人十分惊恐。穷凶极恶的敌人像一群输红了眼的赌徒，在督战队的砍刀和枪口威逼下，挥舞着大刀，从侧翼向解放军冲杀而来。双方往返拉锯二十余次，激烈争夺几小时，解放军才得以打退敌人，巩固阵地。

为了继续向纵深发展，加速战斗进程，12时许，第193师预备队579团和578团1营加入战斗。部队越过第二道外壕，迅速向第三道外壕发展。敌人虽然死伤惨重，但仍不断进行反扑，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578团3连，为了守住既得阵地，连续打跨敌人14次反冲击。他们忍饥耐渴，全连一壶水，一个人一天两个土豆，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579团3连1班攻占敌军主阵地，未及站稳脚跟，就遭到30多名敌人反扑，该班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全班只剩班长刘维民和一名战士坚守阵地，直到增援部队冲上来。在马家山的另一个无名高地上，特功英雄杨顺文带领一个班，一连炸毁敌人的两个地堡，占领了山头，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最后全班仅剩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这时又有100多个敌人冲上来，杨顺文端起机枪，猛虎般冲下去，这种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吓得敌人目瞪口呆，一时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去。但这时杨顺文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倒了下来。

下午5时，解放军发起最后的冲击。他们举刺挥刀，如砍瓜切菜一般。反扑的敌人，如同恶浪撞击在坚硬的岩石上，立刻粉碎了。垂死的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有的举枪投降，有的跳进混浊的黄河，手里抓着马尾巴，很快便被汹涌的波涛淹没。夜幕降临时分，马家山阵地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占领，鲜艳的红旗在马家山主峰呼啦啦招展，仿佛涛涛不绝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

血战古城岭

古城岭在今榆中县兰山乡范家营村北，连接马家山，与窦家山相对。防御设施和马家山一样，易守难攻。守军为马步芳主力100师。

解放军65军于8月19日夜间进入阵地，20日进行试探性攻击。21日拂晓，东方刚刚出现桔红色的霞光，突然数百发炮弹冰雹般倾泻在古城岭上。这是解放军向古城岭发起进攻。193师579团由卜家路口向古城岭发起攻击，577团由祁家堡向古城岭攻击。双方展开激战。下午1时许，解放军突破阵地，占领第二道外壕。敌人从山上冲下来，与解放军战士厮杀成一团。双方都伤亡惨重。当晚，敌人加强了防御，向古城岭增加约一个营的兵力，敌我对峙。22日停止进攻，重新部署兵力。

193师师长郑三生、政委史进前分头到前线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部队还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师首长控诉了马匪军在河西截杀红军的罪行。当地老百姓揭露了马匪军奸淫抢掠老乡的罪行。新仇旧恨，点燃了解放军战士心头的怒火。“为死难的同志报仇！为榆中人民报仇！”讨伐之声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马家山、古城岭一带的人民也积极投入到支前工作中来，背送弹药的人们排成了长队，昼夜不停地运送。担架队的同志把伤病员及烈士抬下阵地，有的老乡给伤员腾房子，有的给烈士寻找棺木和白布等。军民亲如一家人。

25日凌晨，解放军65军193师并194师两个团在炮火掩护下，向古城岭守军发起猛攻。工兵冒着枪林弹雨连续挖掘敌人布下的航空炸弹。577团1连踏着工兵开辟的道路，迅速占领了敌人第二道外壕，摧毁敌人的碉堡。七连继而摧毁了第三道外壕的三个碉堡。578团从右翼突破敌阵地。这时，敌人发起集团反冲击，黑压压一片压下来。顿时，两军阵前展开一场白刃格斗，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战士董茂秀因在战前只吃了两个土豆，在他一连刺死三个敌人后，却无力将刺刀拔出敌人胸膛。由于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赶上，已经得到的阵地又被敌人夺去。眼看占领的阵地又被敌人夺去，193师组织机关人员和直属分队补入部队，且令582团在193师左翼投入战斗。战士们端起刺刀又向敌群冲刺。敌军赤背舞刀，拚命顽抗。解放军战士个个奋勇直前，左冲右突，杀得敌人难以招架。

古城岭上，守军一次次反扑，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涌上来。解放军战士子弹打光了。狡猾的敌人发现解放军没有了子弹，便组织了更多的兵，一手拿手榴弹，一手提鬼头刀，像恶狼一般扑下阵地。解放军一对三、一对四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好多战士虽然拼弯了刺刀，但仍然坚守在阵地上。

577团3连，一直冲在全团最前面，当他们占领了敌人的第二道外壕后，敌人的三个暗堡还不停地放冷枪，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连续组织四次爆破后，摧毁敌两个暗堡，最后一个地堡仍不停地喷射火舌。三排长赵山夹起两个炸药包冲上去，他匍匐前进，在距敌堡五六米时猛扑上去，将炸药塞进枪眼，炸毁了地堡，为全团铺平了前进道路，后该团3连荣获“尖刀插入古城岭”荣誉。至傍晚7时，古城岭前沿阵地全部被解放军占领。之后，向核心阵地进攻。

在通向古城岭敌核心工事的道路上，一地堡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解放军前进的道路。一连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拿下这个地堡。这时，营长郑兰亭把一名脑子机灵的突击排长叫来，命令他脱光衣服，跳进沟里的黄泥潭。突击排长一听愣住了，但马上就明白了意思。他脱去衣服跳进泥潭，来回一滚，立刻变成了泥人。在机关枪的掩护下，突击排长夹着爆破筒，时而匍匐在地，时而急跃前进。他的身体和敌工事周围的黄土混在一起，分不出那是地，那是人，不一会就到了地堡前将其摧毁。

与此同时，579团组织部队向敌人第三道外壕发起猛烈冲击。炮口在闪光，炮弹在爆炸，无数枪口喷射出一道道火焰。该团6连四名战士手执红旗，冒着密雨般的子弹，冲向敌人阵地。当冲到第三道外壕时，敌人突然用火力封锁了后续部队，四勇士被困在中间。敌人向他们扑来。当敌人距他们只有十多公尺时，四位英雄迎头一阵手榴弹，顿时，敌群血肉横飞，生者抱头而逃。就在四位英雄手榴弹、子弹都打完了的危险时刻，582团从敌人后面冲了上来，四英雄跃出战壕，前后夹击，打死许多敌人。此时，古城岭 的各个阵地都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579团3营某班，一连打退敌人5次反冲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眼见敌人又冲上了制高点，该班班长机智地抱起敌人丢弃的机枪，冷不丁射向敌群，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不敢前进 一步。在小房子阵地上，578团3连，连续打垮了敌人14次反冲击，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战后，该连荣获“三关口打得猛，古城岭钉住钉”锦旗一面。

至8月26日清晨，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血战，古城岭战斗结束，2600名守军被歼。此时，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等阵地的敌军早已被人民解放军所歼，兰州城已为解放军占领。

红日冉冉升起，兰州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国民党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已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稍事休整后，8月底、9月初，人民解放军主力，分兵三路向青海、河西走廊和宁夏追击前进。

后来，榆中县在风景秀丽的兴隆山卧龙湾修建烈士陵园，把在兰州战役中牺牲的915名人民解放军烈士的遗骨安葬在这里，以示纪念。每年清明节，榆中的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前往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

（颜俊）

文苑教事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社团

文化是文明的标志，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榆中县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明代，榆中人周信著《诚斋集》、《默庵吟稿》、《明律汇选》，周询著《医要》，收入陇右著作录。

清代，从张师斌著《四书理性启蒙》开始，24名榆中人士著有文学、历史、哲学、法律类书籍29部，4名榆中人士著有医学类书籍6部，9名榆中人士著有戏剧类书籍18部（本），6名榆中人士著有方志类书籍3部。

民国时期，7名榆中人士著有文学、历史、哲学、法律类书籍14部，1名榆中人士著有科技类书籍4部，2名榆中人士著有方志类书籍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今50多年中，50多名榆中籍人士出版文学、历史、哲学、法律、医学、财经等各类书籍100多部。拍摄电视电影10多部。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不少文学爱好者。金崖镇农民金吉泰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日新月异的新生活，而且，积极联系、鼓励业余文学爱好者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并用文学沙龙的形式，组织40多名文学爱好者经常在一起切磋、研究、探讨、创作。

1980年，金崖乡文化站在三圣庙诞生了，首任站长张光祖。专干金吉泰和王希光以文化站为基地，先后组织了三期“文学创作讲习班”。学员除本县的一些青年外，还有从甘肃北部的靖泰、千里之遥的江苏赶来的。

参加文学创作讲习班的学员们，每人带一篇习作，用毛笔誉写好后挂在墙上，围一盆炉火，认真学习讨论。从情节的设置，人物刻画到逐字逐句的推敲，反复修改，从而加深了学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经讲习班推荐，学员们的不少作品分别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

在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的同时，金崖文化站和全县大部分业余作者取得了联系，大家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使越来越多的青年热爱起文学创作来。就在 1985年，榆中县摄影学会、兴隆书画学会、民间文艺协会相继成立。当时 苑川河两岸从事业余创作的人数已达40余人，发表作品达100多篇。一支朝气蓬勃的创作队伍初具规模，成立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创作社，成了广大业余作者共同的迫切心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86年9月，“苑川文学社”诞生了。社长金吉泰，副社长丁述学，秘书长王希光。

苑川文学社成立后，以讴歌党的方针政策，讴歌时代风貌，讴歌劳动人民的光辉业绩为己任，大大加强了文学及民间文艺爱好者的凝聚力，给文学青年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创作的美好园地。

18年来，苑川文学社以举办业余文学创作讲习班、笔会、改稿会、文企联姻、采风、出版文化台历等形式，培养、扶持新秀，为榆中文化事业补充新鲜血液，繁荣了全县的文化生活。

1986年12月，文学社举办首期文学讲习班，时任副县长的张昭平为学员们讲授了美学基础知识，王作文、彭巨彦、金耀东谈了创作体会。之后，文学社多次邀请《甘肃日报》、《驼玲》、《金城》文学编辑刘玉、祝正祥、吴季康、匡文立、傅金城等许多作家、诗人来文学社辅导创作。

此后，苑川文学社多次组织会员参加各种讲习班、座谈会、联谊会等活动，推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故事、寓言、科普读物等。金吉泰出版了童话集《小毛驴出国》、《戴金戒指的小猴子》；张文玲先后出版了《兴隆山》、《道学家刘一明》；许曙明出版了散文集《走向蔚蓝》；沈振新出版了诗歌集《天降大任》；金雷泉出版了《西部寓言画卷》等……还有数以千计的中短篇和微型文学作品散发于省内外的报刊，由甘肃省作协主编的《甘肃文学作品选萃》中，我县金吉泰的《醉瓜王》被荣幸选入。张文玲的《兴隆山》获兰州市社会科学最高成果奖，《道学家刘一明》获甘肃省优秀史志成果文史类一等奖。丁述学编导的大型民间舞蹈“龙灯”在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艺术节上，荣获金城文艺奖。白宗忠的电影文学剧本《拴桩户》，在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和北京“新剧本”编辑部举办的“相约2000大型‘电视电影剧本’征文活动”中获得三等奖。张文玲策划的电视电影文学剧本《陇上英烈张一悟》，由兰州市委党史办与县委党史办联合摄制完成。白宗忠编剧的歌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电影剧本《绿绿的树》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摄制。这两部片子被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选为向党的十六大献礼片之一，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和电影频道《迎接党的十六大优秀电影电视展播》栏目中播出。王作文的中篇小说《镇雨炮》、短篇小说《雨饬》、《翦灭》、《唾脸》等，被《飞天》隆重推出。当代文艺思潮研究专家，著名评论家冉丹、管卫中以“王作文小说印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彭巨彦同志在“爱我中华、兴我陇原”大型征文活动中，电视剧脚本《血沃黄土地》获得一等奖。金耀东的儿童故事也多次在省级刊物发表并获奖，散文《花儿本是心里的话》飘过海峡，发表在台湾的一家杂志上。金培贤除了在《飞天》等刊物发表小说作品外，诗歌《送肥》获得市级大奖。陈勋的诗歌“我走过烈士陵园”曾在《诗刊》组织的全国评奖活动中折桂。青年农民诗人尤效清几年来，先后在《星星》、《诗刊》、《飞天》、《甘肃日报》上屡有佳作问世，《我的女人》荣获“西北五省农民诗歌大奖赛”二等奖。颜俊的诗歌《把天幻化成海》被中国当代作家代表陈列馆收藏并获奖；金吉泰地童话《小毛驴出国》2004年被选入国家级儿童文学典藏本《盛世繁华》；年轻农民女诗人陈胜凤在劳动之余，创作发表了大量带有泥土气息的优秀作品，其勤奋创作的艰辛历程被《甘肃日报》整版刊登，兰州电视台也做了专题播映。

（周学海）

小曲鼓子和秦腔

小曲的传入和发展

小曲在榆中历史悠久，通俗易懂，流传面广，深受榆中人民喜爱。小曲基本曲调与陕西眉户相近，用榆中方言道白，具有浓郁的榆中地方特色，音乐唱腔分越调和北宫两大类。小曲最初是在社火表演后，演员围成一圈演出折子戏，故称“地摊子”。越调剧目有《卖水》、《钉缸》、《大捡柴》、《小放牛》、《下四川》、《哭五更》、《大保媒》、《闹书馆》、《项梁打柴》、《怕老婆顶灯》、《张琏买布》、《二瓜子吆车》等。北宫类多由秦腔移植，曲调接近兰州鼓子。剧目有《调寇》、》《断桥》、《二进宫》、《走雪山》、《三回头》、《花亭相会》等。小曲子的伴奏乐器主要是三弦、板胡、二胡、竹笛、扬琴和打击乐磬豌子（撞铃）、四页瓦（用4块竹板，双手各拿两块，敲奏）。演员较有名的有连搭乡的张拿事、张建成、刘克法、刘克起、刘学礼、，甘草店镇的王守忠、蒋宜迪，清水乡的舒把式，城关镇的金应恒、汉连贷、金德权、王德新、孙吉庭、张宝琳、董政、魏学礼，马坡乡的杨自修。

1984年，榆中县文化馆把榆中小曲搬上舞台，在现代戏《喜事风波》中作了尝试，得到了有关部门和行家的认可。1991年，榆中县文工团排演了由丁述学编剧作曲的榆中小曲现代戏《背善改名》，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鼓子的传入和发展

鼓子用兰州方言演唱，三弦伴奏，声音宏亮，如鼓之声，辅助乐器有二胡、扬琴、板胡、竹笛，属坐式曲艺。清末兰山乡方四爷和金崖镇周应歧的两支鼓子队比较有名。1952年，城关镇人金应恒和新营乡人杨俊卿等参加定西地区文艺汇演，创作曲目《引洮颂》获优秀表演奖。现流行县内的主要曲目有《灞桥饯行》、《单刀赴会》、《三顾茅庐》、《空城计》、《演功》、《武松过岗》、《燕青打擂》、《拷红》、《水淹金山》、《独占花魁》、《江姐》、《韩英见娘》等150余段。

秦腔的 传入和发展

秦腔传入榆中，大致是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左右。当时，陕西烟商、艺人来榆中收购水烟、烟土时将秦腔艺术带入县内。此后，通过庙会，将秦腔艺术在全县传播开来。榆中最大的庙会，首推兴隆山六月六山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至初十，两山各庙信士还“愿”，山下商贾云集，本省各地及陕西、宁夏、内蒙、新疆、青海等地的一些游客、商贩慕名前来旅游经商。其次为甘草店泰山庙会，每年两次，春社为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秋社为农历八月中旬。其他几处如新营的城隍庙，虽然规模较小，但也都有一定的时间。还有一些小型庙会不定期。但凡庙会必请陕西或省城兰州的戏班唱会戏，敬社还愿。每台会戏一般是五天六夜或七天八夜为期，再加上个别商号、富户大家出资续戏及戏班最后送戏，每期往往在十天左右。

最早应邀来榆中唱会戏的是兰州秦腔老班子“福庆社”。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灾荒之前，他们的演出活动遍及榆中各庙会。约在民国初年（1911年）到建国前夕，每年邀请通渭的“忠和社”来榆中唱会戏。其次，兰州关娃的戏班，石娃子戏班，陕西的尕八八子戏班，国民党十七军的“精诚剧社”、一二○军十一团的“铁血剧团”及通渭董家、孔家的戏班都曾先后来榆中演会戏或“挂卖戏”（即售票演出）。由于这些戏班子的影响，本地群众逐渐对秦腔产生了兴趣，一些戏曲爱好者对其演唱技巧也逐步有所了解，学唱秦腔的条件日渐成熟。约到民国初年左右，榆中群众开始了学唱秦腔的尝试。

首先是青城的“青城社火会”，约到民国二年（1913年），由张巨斌等人率先排练了《传信》、《五家坡》、《二进宫》、《周文送女》等几出秦腔折子戏，春节期间在当地城隍庙戏楼演出，群众俗称“唱大戏”。因当时社火会无“戏箱”（即演戏所用的服装道具），演戏所用的服装是城隍庙神像的衣服。

民国四年（1915年），青城城河村的“天清社火会”集资购置了一副秦腔戏装。其时，附近的“天香社火会”也开始学演秦腔。所以，“天清社”的这副戏箱每年都被几个社火会轮流借用。到了民国20年（1931年），“天清社”、“天香社”又相继购置了部分戏箱，为秦腔的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秦启营村建立戏班，从兰州购置了一副旧戏装，聘请通渭名伶李子九为导演，在榆中南山和临洮一带演出。随后，来紫堡、金崖、连搭、甘草店、新营等地的社火会，又陆续从外地职业戏班中请来一些名演员，指导爱好者练功、排戏。如甘肃秦腔名伶田德年、赵福海、李发民、赵育民、陈景民、李春山，还有号称新疆“须生二王”之首的王正民等，都曾来榆中传技授艺，为秦腔在榆中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随着秦腔的逐步普及，在外来艺人的悉心指导下，加上本地爱好者的勤奋学习，在榆中各地也陆续出现了一些颇受群众欢迎的秦腔艺人，如青城的张巨斌、陶打鼓（名不详）、刘乃荣，秦启营的张箱主，来紫堡的谈维新，金崖的周培源，三角城的辛万仓、高华岳，东古城的许德俊、王维杰，清水的周文俊、福哥子，甘草店的柳富元、王维元，小康营的苏光先等。他们每年或自己联络组成临时戏班唱会戏，或与外来戏班搭班演出，或到外地搭班挂卖戏等，在本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如金崖的周培源，是兰州秦腔名票，榆中著名的秦腔须生，他的拿手戏有《葫芦峪》、《六部大审》、《放饭》、《杀驿》、《烙碗计》等，尤以《葫芦峪》中饰演诸葛亮最为有名。如演诸葛亮之死时，一双黑眼珠移到内眼角处，一板“乱弹”唱完，整个眼球翻成白色。我省秦腔名伶郗德育（麻子红）曾赞扬说：“你的这个绝活我做不上。”当地“好家”们誉称：“出了东稍门，没有第二个。”

建国以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榆中各地社火会的秦腔演出活动一直比较活跃。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各地以演由现代京剧移植的八本“样板戏”为主。此时，榆中地区约80％的村子都有业余演出队，从每个春节开始，不论公历农历，逢节必演。虽说多数演技稚拙，但参演人数之众，演出场次之多，都是空前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农村文艺活动也越来越活跃。许多乡村自动组织业余剧团，购置服装、乐器等，排练剧目在当地演出。近几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从事秦腔演出的乡村业余剧团约在20个左右。这些业余剧团的主要演员和乐队，大部分参加过县文化馆举办的业余文艺骨干培训班。他们一到农闲季节，便聚集到一起，吹拉弹唱，一方面自乐，一方面排新戏。每年春节前夕，县文化馆除向他们推荐剧本外，还组织辅导人员分赴重点演出队辅导排练。有的业余剧团甚至花钱到县文工团或外地专业剧团聘请导演。春节期间，县上选拔在县城进行调演评奖。通过这些活动，使一些业余剧团的表演水平得到了提高。这些业余剧团不仅能演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秦腔传统剧目，且其中不乏较优秀的青年男女演员。在山间田野，也常可听见牧羊放牛的顽童，或是辛勤耕作的老农，时不时放开嗓子唱两句“焦赞传，孟良禀，太娘来到……”由此可见，秦腔在榆中拥有大量的爱好者和广阔的天地，是最为普及、最受群众欢迎的地方剧种。

榆中职业剧社

1951年9月，榆中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县举办首次物资交流大会。在筹备会议期间，县公安局长、秦腔爱好者蒋成荣提议：召集本县民间秦腔艺人，组织一个临时戏班，为物资交流会演出助兴。县政府同意了蒋的提议，并将此事委托其完成。蒋即召集王维杰等三十余名秦腔艺人，组成了一个临时戏班，起名“农艺社”。这是榆中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演出团体。他们借用庙儿沟、洪亮营、太子营三个社火会的“戏箱”、乐器等，经过短时间的紧张排练，在物资交流会期间演出了秦腔传统剧目《五家坡》、《八件衣》、《棒打无情郎》等。物资交流会结束后，“农艺社”开始在全县各地巡回演出。

次年二月，据说有一特务组织与“农艺社”同名，因此，将“农艺社”改名为“栖云社”，推选王维杰任社长，陶其福任副社长，并从社会上吸收了部分爱好者，演员发展到40多名，演出陈容已初具规模，经县政府同意，开始售票演出。

1954年8月，经甘肃省文化局批准，“栖云社”正式成为国家职业剧团，并改名为“榆中县栖云剧团”，为全民所有，自负盈亏，并给演职人员定了工资级别。此时，剧团人员的收入才有了保障。以后又陆续补充了一些演员，并招收了部分学生，充实了演出队伍，剧团逐渐步入正轨。

1962年4月，栖云剧团奉命与定西地区秦剧团合并，由榆中、会宁、陇西三县剧团组成定西地区秦剧团二队。实际上，加入到定西地区剧团的只有七、八名演员，其余人员全部按退职作了处理。榆中县栖云剧团从此消失。

1978年12月，经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榆中县文艺宣传队，后又改名为榆中县文工团，收回了原栖云剧团的10多名演员，招收了一批学生，又陆续从陕西等地招聘来部分演员、琴师，以排演秦腔传统剧目为主，并恢复了于春播、夏收后在农村巡回演出的传统。有时还应聘到兰州、永登、红古、皋兰、会宁、靖远、定西、临洮等地演出。1985年和1988年两次参加兰州市专业剧团汇演，都获得了较好地评价。

1986年9月，本着“培养新秀，振兴秦腔”的宗旨，县文工团和文化馆从县内农村招收了50余名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少年男女，举办了为期半年的“榆中县少年秦腔培训班”。

1987年3月，在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榆中县兴隆业余艺术学校”。此举受到了各级领导和老艺人及广大秦腔爱好者的关怀和支持。为支持艺校的教学活动，先后有国家、集体等98个单位和586名个人共捐资6万余元；社会各界有50多人应聘担任艺校的兼职教师；省、市的部分专业剧团支援了一部分服装、灯光、地毯等设备。1988年9月参加兰州市民间艺术节演出，得到了省、市文艺界领导和老艺人的支持和关注。1989年10月，为兰州广大观众国庆演出助兴，受到热烈欢迎。同时，被甘肃省振兴秦腔学会命名为“甘肃省振兴秦腔学会兴隆艺术学校”。

目前，榆中县文工团上演的秦腔传统剧目和现代戏剧目达70多本。

（周学海、古延华）

皮影戏和电影电视

电影、电视传入前，皮影戏的演出在榆中占有主要地位。

皮影戏的传入和发展

皮影戏，俗称牛皮灯影子，是用硝把牛皮洗净以致极薄，涂上桐油，雕成人形，衬以色纸，并涂上颜色，画上脸谱，四肢和头部都可活动，由艺人操纵，在光源和屏幕之间表演，投影到屏幕上成为“戏”。结构上分为光源、形象、屏幕三个部分。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他的巨著《电影通史》中，曾把中国皮影戏称为“电影的前驱”。

榆中 县 最早 表演 皮影戏的是晚清时期东古城许明科 曾 祖 父的 皮影戏班。从许明科的太祖父开始传至许明科祖父后停演。而后，许明科父亲制了两副戏箱 （道具） 到处演唱，许明科接了父辈的班，发展了皮影戏，成为赫赫有名的“麻箱主”。同时，外地演技相继传入 榆中 。当时流入榆中的皮影戏班有两支：一支是甘肃通渭县皮影戏班。班主陈栋于民国初年领班在龙泉乡关庄村演出时，因赌博输了钱，将全副戏箱做了抵当，留 给 关庄的车巨才。车家利用这些道具活跃在我县南部山乡，成为榆中较强的皮影戏班；另一支是陕西皮影艺人梁万福带领皮影、木偶戏班来榆中献艺演出时，落脚在城关大营村金培珍家里。金培珍拜梁万福为师学艺，出师后自制了一副皮影戏箱组班唱戏，成为榆中较强的第二支皮影戏班。

榆中皮影戏的兴盛时期是20世纪30——50年代。皮影戏班有9个：甘草店王维垣的伯父（人称王箱主），东古城许明科，龙泉关庄车巨才，新营泥窝村“春羔子”，上庄陈家后沟村陈宗福，清水周家圈周文俊，城关大营村金培珍，中连川什字川唐占魁，龛谷庙儿沟村苏光先。其中什字川唐占魁戏班和东古城许明科皮影戏班建立最早，庙儿沟村苏光先和大营村金培珍皮影戏班为最好。

榆中的皮影戏班发展之快是与外地皮影艺人的献艺传授分不开的。戏箱除从陕西购进一些外，大多都是秦州（即天水）永平镇老李爷（名不详）制做。老李爷不但能制做精巧的影人，也能提线唱打。周文俊、车巨才曾拜其为师学习技艺，并将老李爷从天水请到榆中制做戏箱，他将制做新影人、修补旧影人的技艺全部传授给了榆中皮影戏班。

旧时，榆中的社会文化活动多以宗族和宗庙为组织形式，小庄小舍庙小钱少花费少，成了皮影戏的天下。皮影戏班在农闲季节背箱挑担走苑川，过五台（指新营五台山），上北山的窑洞，南山的庙院，并在临近的靖远、会宁、定西、皋兰、临洮等地演出。当时演出的剧目达几百本之多，有《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演绎的历史故事剧。大多数剧本为口传本，流传下来的剧本很少。现在民间流传的剧目有《假门关》、《泗水关》、《三闯碧游宫》、《黄河阵》、《群仙阵》、《太湖城》、《金霞冠》、《万仙阵》、《诸仙阵》、《青凉殿》、《锁阳城》、《八龙川玩景》、《宛紫山》、《火焰山》、《无底洞》、《高老庄》、《闹天宫》等100余出。

1966年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后，皮影戏 停 演。 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开始恢复，但随着最后一个“影人”苏光先 1987年 去世后，加上电影电视的普及，皮影戏如今在榆中销声匿迹。

电影的发展

电影是随着榆中的解放传入的。1949年8月16日，榆中解放。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榆中中学（今县第一中学）操场首次放映了无声纪录片《解放石家庄》。1952年2月，甘肃省中苏友好协会派电影队来县城放映介绍苏联的影片。1957年2月，榆中县建立电影队，配36毫米放映机1台。3月12日首放黑白片《南岛风云》。1958年，在北关朱家街南段修建电影院一座，内设木制排椅，可容纳千名观众，增置35毫米提包式放映机1台。1976年，电影院更换座机和10X5 .6 巨型银幕，将排椅改为976个翻板座椅。1978年，电影院配置宽银幕镜头和加宽式金属银幕，可放映宽银幕和遮幅电影。1979年，电影院购进立体电影设备，达到城市影院二级标准。农村放映机也相应改进，白炽灯泡一律改为钠灯。同年，成立榆中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86年，改设氙气光源，增加先进装置，放映质量提高。1988年，对电影院门厅进行了维修扩建，当年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文明电视院。

电视的发展

电视在榆中的发展是从1975年开始的，当年，县直机关、厂矿、学校购进黑白电视机10台，主要收看甘肃电视台节目。1976年增至65台。驻夏官营空军部队电视差转台每周播放6次18小时，10个公社能收到电视节目。1978年6月，兰州市在县城召开农村广播网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普及农村投影电视问题。8月，驻榆部队又在夏官营建起50W的电视差转台。12月在县城建成10W的差转台。当年，全县有彩色和黑白电视接收机108台，电视覆盖面380平方公里。1979年，地方和驻榆部门共有差转机8台，其中50W的2台、10W的6台，全县有电视机145台。电视覆盖面积17个公社、420平方公里。1984年，白虎山电视差转台加转中央电视台节目，县广播站、文化馆分别组建电视录像放映队。1985年，县内有差转台13座、差转机22台，总功率420W，只有上庄、马坡两乡不能收看电视节目。1986年，只剩马坡乡局部地区看不到电视节目。1990年，县内差转台增加至14座，龙泉、韦营、新营一些地方还可收看定西差转台节目，青城乡可收看白银市差转台节目，全县农村拥有黑白电视机4 .5 万台，彩电4000台；城镇居民和机关单位有黑白电视机1000台，彩电3600台，电视覆盖率达全县总户数的63%。

1994年，榆中有线电视台建成。1997年，先后在甘草店、清水、青城、定远、和平建起有线电视站。2003年6月“市县通”工程全面完成，我县大部分有线用户收看到48套节目，“县乡通”工程完成规划。2004年，“县乡通”工程全面启动，有线电视网络大面积向广大农村延伸，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近万户。10月1日，县城至白虎山差转台光缆线路架通，电视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县开路电视中央和省市广播、电视节目覆盖率达到98%，本县开路广播、电视节目覆盖率达到85%。

（周学海）

金州儒学与当代教育

儒学的兴起

儒学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起源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把中庸之道作为道德修养和处理事务的宗旨和方法，其经典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实际便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主体。从其产生后，统治中国学术思想2000余年。而其作为正统封建教育机制的渗入，主要是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其所需要的官宦之才，以儒学思想来辅助其政权的巩固。汉代在地方上设立学习儒学经典的官学，其后各朝代大都按行政区划设置官学。官学有中央学校和地方学校之分。唐宋以来，地方官学渐趋制度化，且都以儒学为宗源，明代地方官学属府、州、县、卫的统一称为儒学，乡村设社学。清袭明制，各府、州、厅、县设儒学、书院，乡镇设社学、义学。

据史书记载，榆中最早的儒学设置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金州（今榆中县旧建置）判官傅梦臣始建，训导署在明伦堂左，有学田1顷74亩。据《榆中县志》记载，县内明清科举取得功名的儒学骄子共有61名，其中明代举人6名，清代进士15名，举人40名。

儒学的发展

明末清初是县内儒学发展的高峰时期。村有私塾、家学，镇有书院、义学，县有县学、书院和义学。县学明洪武二年（1369年），因饥荒兵乱，人口聚减，金州降为金县，儒学改为县学。至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弘治八年（1495年），知县李士杰和孽谦先后组织修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有学田174亩，租佃后每亩征仓斗粮6升，“半给廪生半给贫士”。

随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日益深刻，仅有的县学已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现状，于是县内书院、社学、义学相继兴起。

明崇祯七年（1634年），知县张星在县城东郭外创建了增秀书院。

清光绪七年（1881年），绅士张敬铭等在金崖驿创建丰广书院，取丰和里、广积里首字为书院名。

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水烟商杨顺伦、顾永泰倡导集资，进士顾名、解元张锦芳、举人刘世保等协办，在一条城（今青城乡）南栅门外建成青城书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里民李屺德捐资，在一条城东北蒋家湾（今属白银市）创建六德书院。

社学和义学设于乡镇，是县学、书院的补充。义学又称义塾学舍，是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康熙九年（1670年），知县王之鲸捐资在县城西创设金县社学，后毁于兵燹。道光十七年（1837年）县内有义学两处，一在县城，一在清水镇（驿）。由绅士举荐品学兼优者当教师，每年酬金20千文。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县李锦芳在定远镇创建义学。同治年间3所义学俱废。光绪五年（1879年）在县城复设义学1处，光绪七年（1881年），定远镇义学恢复。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义学改为学堂。

社学、义学多以当地庙宇为校舍，其教学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启蒙教育，以识字为主，教材多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或兼学一些当地自然人文歌谣；第二阶段是儒家经典教育，主要有《伦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及《御制大诰》等，并学习律令和及冠、婚丧、祭祀等礼节。

与此同时，县内也兴办了一些私学。私学是民间自发兴起的启蒙教育组织，明清以来一般称为私塾。按其设立情况一般可分为五种：一是官僚、富绅在家设馆，聘任教师，专教自家子弟甥侄，称“坐馆”、“教馆”；二是乡里耆儒在自家住所或寺庙、会馆中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称“私塾”，亦称“门馆”、“设帐”；三是由巨族大姓筹资设馆，教授本族学子，称“族塾”；四是士人在家自教子弟，称“家塾”；五是乡村里民集资设馆，择师执教，专教本乡村里学子，称“里塾”。

私塾的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学童的启蒙通用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字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程度较高时，便习“四书五经”。准备科考的则习“四书”、“五经”的注解，兼习八股文、试帖诗；准备谋生的则学习杂字文（日常用文），学习珠算。

明清以来，县内一些地方的乡绅和族长聘请当地或邻近的秀才做“私塾先生”，在寺庙、祠堂设塾，私塾较为普及。到民国时期，青城一带私塾林立。民国十七年县教育局（原称劝学所，于民国十五年改称）遵照省市指示将当地“私塾先生”召集到一起，办讲习会，“授以党义及教授管理各法，以期灌输新知识”进行“私塾改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城北关士绅刘怀仁在家设改良私塾，聘请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生孙万宝为教师，招收学生近百人。开设国文、修身、数学等课目。采用复式教学，即由老师带高年级，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的教学方法。此后县内私塾转向改良私塾和国立、国民小学，逐步结束了传统儒学的教育模式。

附表：元、明、清金县儒学教育兴办览表

创建时间	名   称	地址	创办人	备      注
元英宗至治二年 （1322年）	金州儒学	县城文庙	金州判官傅梦臣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金州为金县后改为县学
明洪武二年（1369年）	金县县学	县城文庙		明成化十二年 ( 1476年 ) ，知县李士杰重修，明弘治八年 (1495 年 ) 知县薛谦重修
明崇祯七年（1634年）	增秀书院	县城东郭外	知县张星	清乾隆三十年 ( 1768年 ) ，迁建于县城北郭外，同治三年 (1864 年 ) 被毁。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 )， 知县陈昌移建于城内文庙。
清康熙九年（1670年）	金县社学	县城西	知县王之鲸	后毁于兵燹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	青城书院	一条城（今青城）南栅门外	水烟商杨顺伦、顾永泰	进士顾名、解元张锦芳、举人刘世保等协办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金县义学	县城	知县吴道彰	同治年间废，光绪五年 (18 79年 ) 复设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清水镇义学	清水 ( 驿 ) 镇	知县吴道彰	同治年间废，光绪七年 (1881 年 ) 复设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定远镇义学	定远镇	知县李锦芳	同治年间废，光绪七年 (1881 年 ) 复设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六德书院	一条城东北蒋家湾	里民李凯德
清光绪七年（1881年）	丰广书院	金崖驿	绅士张敬铭

现当代教育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大力创办刊物，发表文章，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从一定程度上倡导了一种科学文明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中国文化教育由传统儒学教育转向现代科学文明教育。这起文化运动不仅给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和迷信以前所未有的打击，也为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传入中国敞开了大门。

新文化运动终结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文化历史，也就终结了儒学的传承形式，但儒学的民族精华部分仍为这一新文化所吸取，并发展成为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

儒学做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的传统教育形式，虽不乏一定的封建性、阶级性和唯心观，但其在两千余年的传承历史中，兼蓄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承续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显现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时，又开发民族教育的先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从上层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文化向民众化普及，尤其是通过新文化运动后，民国时期的教育“改良”，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民国元年（1912年）改学堂为学校 ，学制7年。其中初小4年，高小加3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省政府下令将各县所有小学一律改称为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当年全县共有中心学校16所，国民学校57所，在校学生4858名。1948年，有中心国民学校17所，保属国民小学校77所，私立学校15所，职员238名，在校学生9118名。

1949年8月16日，榆中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中心小学和国民小学122所，并将中心小学改名为完全小学，国民小学改名为初级小学。新中国的成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也为榆中教育事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至1952年底，全县小学发展到270所，在校学生增加到2.47万人，比1949年增加近3倍。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榆中的教育事业也曾受到过经济社会探索低谷的影响，但总体是在不断前进和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也带动了榆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县内从1990年开始建设标准化小学，至1999年9月通过甘肃省政府“两基”验收。“两基”达标期间，全县投入教育经费8479万元，新建校舍16.4万平方米，维修校舍5.3万平方米，新建学校84所，改建、翻新学校152所，如期实现了“两基”达标。先后被省、市评为全省“‘义教工程’实施先进县”和“‘两基’工作先进县”。“两基”达标后，又多渠道筹资4200万元，使38所标准化小学实现了晋级升类，有10所学校建成了市级标准化初中，有5所学校建成了市级示范性学校。

2003年底，全县建有各级各类学校394所 。 其中职教中心1所，独立高中2所，完全中学5所，独立初中22所，九年制学校8所，十二年制学校1所，完全小学231所，非完全小学112所，幼儿园12所。共有在校学生77325人。其中小学生44001人，初中生252779人，高中生7545人。共有教职工4347人，其中专任教师4138人。在专任教师中，初级职称2152人，占52.1%；中级职称1629人，占39.37%;高级职称145人，占3.5%。全县学校总建筑面积45.86万平方米（含高中和各类私立学校），其中，小学建设面积22.54万平方米，生均4.76平方米；中学建筑面积 23.32平方米，生均7.55平方米。全县各类小学均基本具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教室、办公室、会议室、综合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医务室（或保健箱）、少先队活动室、科技活动室、器材室，以及必要的辅助用房的要求。各类学校附属设施都达到了校门、围墙、旗杆、厕所、活动场地、绿化场地六配套。现已有130多所学校建成远程教育项目校，57所学校开设了信息技术教育课。

通过这些年县委、县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极大关注和全民的大力支持，实现“两基”达标的同时，全面落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至2003年，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97%，辍学率降到0.013%；初中少年入学率达到98.1%，辍学率降到1.31%；初等教育完成率达到99.95%，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达到98.99%。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县委、县政府不断改善高中办学条件，大力发展了高中教育，先后建成了近10所高中教育学校。其中一中、恩玲中学已成为市级示范性高中。在2003年，高中入学率达到43.3%。 高考上线人数（大专、本科）达到2279人，上线率80.3%，仅本科上线人数就达到1382人，上线率48.7%，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批栋梁之才，为榆中造就了一个个可用之才。

（魏洁庆）

增秀书院今昔

很早以前，榆中县城南曾建孔庙一座，供奉着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因其思想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统说教思想，占居中国历史长达两千余年，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专制法宝和经典。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时，御封孔子为文宣王，因而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代以后，又多建关羽（亦称关帝）庙、岳飞庙，俗称“武庙”。再加上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共识，形成了入仕宦修儒学的教育体系，为了与“武庙”相对应，将文宣王庙简称文庙。

县内文庙何时创建无从查考。但据旧志碑所载：“元泰定二年（1325年），金州（元时今榆中的建置）判官傅梦臣重修广正殿为五楹；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知县李士杰重修；弘治八年（1495年），知县薛谦重修；嘉靖四十年（1561年）、隆庆五年（1571年）、万历三十七年（1690年）、天启元年（1626年）、知县邱嵩、李锦襄、师兆吉、赵炯经俱经重修。康熙二十年（1682年），知县张应昌、典史吴国珍捐修未竣，由痒生李遂德支领学租补葺六载而成。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十年（1775年）、知县鲁克宽、邱大英分别修葺。嘉庆十九年（1814年），知县陆泳祺也曾修葺。”

为什么要在开篇之前先要交待这座文庙呢？因为这不仅与榆中的儒学紧紧相连着，而且与“文成”的来历有源宗。碑记中所载的金州判官傅梦臣正是史载榆中儒学的创办者，他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在今榆中开设“金州儒学”，从而改变了榆中自古“多出将”，民风“骠悍勇猛”的偏见。碑记文庙的多次修复，实质则是为榆中儒学的教育与传承所做的映衬，因为文庙自碑记之时起，一直延续着儒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儒学延续了文庙的昌盛。所以世称文庙所在的街道为“儒学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知县陈昌重修了文庙，修建“圣厅三间、讲堂三间，东南斋房十八间，二门三间，头门三间，照墙一座。”（《重修榆中县志稿》卷八）。将原增秀书院和儒学合并，招收正课生员2名，附课生员3名，和部分学童。学童仍照额录取，其余则列为外课，俱准在院修习学业。县府每年靠学田和佃租支付部分费用。

民国24年（1935年），为倡导孔子的教育思想，儒教界崇奉孔子为：“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取其意，故将县城儒学街改称为“文成街”。

说起“文成街”，便让人不得不牵起传承榆中教育脉搏的现“榆中县文成小学”。座落于兴隆山麓、县城东南的榆中县文成小学是榆中教育的发祥地，是榆中创办教育最早的场所，追溯其渊源，当数建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的“金州儒学”，其旧址在文庙，即今文成小学现址，距今已有703年的历史。金州判官傅梦臣创办儒学后，文庙便自然成了儒学的讲习场所，其兴衰标志着榆中儒学的兴衰历史，这在前面的文庙碑记中已做交待。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由于多年的战乱，加之饥荒，全国人口聚减，于是，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对全国建置做了调整，将榆中当时的金州建置降为县级，时称金县，州一级的儒学自然也随行政建置降为县学。县学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将原“增秀书院”并入。其后，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除了科举。1905年，县学改称为“金县小学堂”。这便是今文成小学的前身。

在过去的好多记述中都将文成追溯为“增秀书院”，而我想在此作以辩解。为什么说文成的根在儒学而不在增秀书院呢？原因有三：其一，文成的建置位于文庙，文庙是儒学和县学承袭下来的；其二，文成的名称源自文庙，是承孔子为“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的谥号而来的。这两点在前面已做表述。其三，从儒学县学和书院的不同设置来看，只有儒学和县学是属正统官办教育学校，其生员的津贴是由国家财政划拨的，而书院虽也有官办，但属于地方官办，经费由地方自筹；更多的书院属私学，其生员是拿不到国家津贴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儒学和县学能够较完整地延续，而书院是无法正常延续的。据《金县志》、《重修金县志》记载。“增秀书院”始建在县城东郭外，系明崇祯七年（1634年）知县张星创建，到了清初仅存旧址。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县曾凤翔迁建于北郭外，建有“大门五楹，大厅三楹，厅内外立碑，四墙嵌碑。一上房五楹，前后斋房共八楹”。书院山长公举品学兼优之士，经县府审核后，送聘书任命。清同治三年（1864年），书院毁于战乱，长期未能修复，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由知县陈昌移于文庙，与县学合到了一起。其膏火银及所聘书院山长、斋长及教育的费用，由县府支一部分，学员征一部分，当地绅士捐一部分，学田租金支一部分，有剩余时存入典当铺生息备用，所以说文成的前身应为儒学。

在清道光四年（1824年），知县李焜暨民众共捐银1680两，存于当铺生息，年息一分二厘。三年所得银除供增秀、丰广、青城3书院斋长盘费外，余银由书院倡导在3个书院分别成立了“兴文社”，作为“兴文社”活动基金。历年所筹活动基金三分之二为贡监生员乡试之用，其余三分之一为文武举人会试之费，约计文举四、五十两，武举二、三十两不等。这笔基金一直沿用至民国元年（1912年），拨归金县小学堂，作教育经费。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清政府通令各省停止科、岁考，省督府饬令各府、厅、州、县就原有书院改设小学堂。县学及书院停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人张继祖，字绍庭（张一悟之父），联合秀才窦秉璋、周世勋等积极筹措，在县学的基础上办起了第一所学堂，县令张体信亲书匾额“金县小学堂”，并将原为书院征收的160余串铜钱划给学堂。四月，学堂正式成立，聘任周世勋为校长，张继祖为首位讲席，教员有窦秉璋等4人。改旧有大教室两座，外斋房18间为学堂教室。3年后，续添内斋房18间，头门内教室6间。民国九年（1920年）添置图书室2间，会议室2间，教员室4间。其间，窦秉璋曾接任校长 。

民国十三年（1924年），金县小学堂改名为“榆中县第一高等小学”，陶甄（朱典营人）任校长，有教员7人，学生约200人，学制7年，每级一个班，分级授课，课程设国语、算术、自然、体育、美术、音乐等。每周星期一进行国训，由值周老师宣读孙中山遗嘱。

民国十八年（1929年），孙克发接任校长，有教员10人，学生增至300余人，又将文庙改设小教室两座。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借用文庙教室两座，旧明伦堂改为教室一座，宿舍12间，成绩室1间，并兴修学校运动场1处。学校积分升科，每年定两学期，学期考试在80分以上为甲等，70分以上为乙等，60分以上为丙等，60分以下为降等。初级4年毕业，高级7年毕业。当年下半年，改为“二四学制”，即初级4年，高级再续2年，规定学额每班40人，但实有人数时多时少不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教育部令各校一律会考，届时，县教育局组织会考委员会将各校毕业学生调集一处，照章验试各科，考试课程为社会、国语、算术、自然4科，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准毕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一律改为秋季始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儒学街改为文成街，校名也随之改为“榆中县立文成街第一小学校”，简称“文成小学”。校长包万象，教员采取校长聘任制，每学期聘任1次，开学后接不到聘书的教员便自谋出路，时有教员13人。文成小学在对教师的要求上提出“误人子弟，如杀父母”的口号。在这种严格的教学制度约束下，教风严格，学风严谨，成绩骄人。据知情人回忆，1936年，文成、金崖、青城三所学校在县城会考，榜列前10名的俱为文成学子，因而人们将文成学校俗称为“文大”。其学子深受高一级学校或社会的青睐。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兰州师范上学的文校毕业生牛发荣、司国权、汉尚忠等受“甘肃省青年抗战团”的影响，于1938年元月，利用寒假回乡的机会，在文成小学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抗战团榆中支团”以文成学校为活动组织场所，组织发行报刊，演街头活报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此年，文成小学建立了“童子军”，四至六年级学生全部参加，每周训练一次，并上街参加抗日宣传。在青年抗战团和童子军的濡染下，榆中涌现了大批革命志士。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省政府下令将各县所有小学一律改称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文成小学便改称“栖云镇实验中心国民学校”，（群众习惯称为“文成小学”），校长汉连寿。他在职期间，多方筹款建校舍，教学管理有方，深受师生称道，民国27年3月8日，在教职员工作考绩中以82分的考评成绩得到嘉奖。

1949年8月16日，榆中解放，县人民政府随即对旧的教育体制进行接管和改造，除极少数国民党骨干分子外，其它教员经过宣传教育后继续留用，校长汉连寿被清除，张若愚接任校长。1952年，高建华任文成小学校长。1953年，文成小学作为试点，开始推广普通话教学和进行苏联“五级记分制”的试验。1956年，孙克谦任校长。1958年，刘俊任校长。此后，钟国秀、敬明庭也相继担任过校长。

1959年3月，北关一悟小学合入文成，学生增到601人，设14个班，教师16人。1963年，文成小学被列为省、地、县三级重点小学，调进8名大中专毕业生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教师人数达24人，并新拨课桌100套。到1966年，文成小学有教室6栋，36间，教师办公室30间，图书室3间，音乐室4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成小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起初是县一中的红卫兵冲击课堂，煽动高年级学生停课闹“革命”，然后便是无休止地揪斗、批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1966年6月，有人以“文成”是孔夫子的衣钵而将校名更为“东风小学”。1968年初，原城关公社李家庄农业中学合入东风小学，建成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即小学5年，初、高中各2年的九年制学校），校名随之变为“东风学校”，并响应“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号召，将东风学校移交到城关公社管理。1971年3月，城关公社决定将中学与小学分设，便在原一悟小学旧址办起城关中学，一悟小学合入东风小学，成为五年制小学。至1972年，有教学班25个，学生达1300人。因校舍不便，一度时期实行低年级早晚轮习，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东风小学被列为县属重点小学，直属县文教局管辖，随后组建了稳定充实的师资队伍，教学秩序井然，成绩日显。1984年12月，东风小学恢复原名“榆中县文成小学”。

自改革开放后，文成小学逐步走向正规。学校除重视课堂教育外，还先后建立了各种课间兴趣小组：开展书画、写作、音乐、舞蹈、武术等各种活动，并收到了一定成就。1985年，学生何丽荣获全国“百灵鸟”歌赛一等奖；同年10月，学校被国务院、教育部、文化部授予“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奖励活动先进集体”的称号；1989年，荣获国家教委普教司、团中央少年部、中国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主题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1990年，学校被列为兰州市标准化小学，1991—1993年，学校投入17万元，改善教学设施。1994年6月，国家、省、市计委拨款60万元，省教委划拨12万元，市教育局、市财政局拨款40万元，县委、县政府开征职工教育费附加并拨款129万元，共计241万元，开始动工建设文成小学教学楼，到1995年8月18日竣工交付使用。建成了四层带帽的教学与办公为一体的教学大楼，内设教室41个，行政办公室6个，教职工办公室24个，教具仪器室4个和大会议室1个。之后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和支持下，完成了各种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如校园的金属栏杆护墙、水冲厕所、单身宿舍、储藏室、校园环境美化、操场硬化等工程。

这些年来，文成小学坚持“德育为首，教学为主，激发兴趣，培养特长，面向全体，全面发展”的办学思想，教育质量稳中有升，取得了显著成效，学龄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入学率、普及率、巩固率、直升率均达到100%。德育、体育与智育同步达标。毕业生双科合格率达到96%以上，连续多年获“榆中县小学教育质量优秀奖”。1998年荣获“兰州市小学教育质量优秀奖”。与此同时，还于1990年、1992年建成“文成家长学校”和“文成少年军校”。通过诸方面的努力，文成学校已成为榆中小学教育的典范。

至2003年，榆中县文成小学总占地14841平方米，已拥有多功能媒体语音室、计算机室、双向闭路电视总控系统等现代教学设备，有多功能大教室、阅览室、舞蹈厅等活动室，校园已实现计算机网络， 远程教育网络，并与国家、省、市基础网和因特网相联，建有自己的网站。现有教学班36个，学生2050人，教职工88人。其中专任教师86人，小学高级教师50人，市、县骨干教师22人，省、市、县优秀教师、教学新秀43人，大专以上学历教师52人，还有部分教师正向更高学历奋斗。

（魏洁庆）

丰广书院始末

坐落于苑川河北岸的榆中县金崖小学，它的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由地方绅士张敬铭奏请县令封汝弼豁免兵车银而创建的金崖丰广书院，距今已有123年的历史。

丰广书院

光绪七年（1881年），地方绅士张敬铭奏请县令封汝弼豁免兵车银，以丰积里、广积里两里的首字命名，创建“丰广书院”。

丰广书院始建有一亭，名曰：“圣亭子”，其造形是八根红柱举屋，四间飞檐卧格，庄重典雅。亭子内有砖砌莲台，上供高约3尺的孔子牌位，蓝边黄心，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亭子内有一高约7尺的石碑，顶端雕有盘龙，中央镌刻“丰广书院”四个大字（此碑毁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现只有碑顶存留）。亭前悬7级花岗岩台阶，台阶两旁各有四间厢房，是当时祭祀和牺牲玉帛之所。

当时，入书院深造的学生叫“生童”，县定正课生员和生童各5名。他们由两里私塾老师荐送，均住在院里习业，余则为外课，由书院培植结业赴考，经县试合格者为秀才，再经省试合格者为举人。书院建成至1904年期间培养出的主要人才有，咸丰癸丑（1854年）进士周士俊（历任广东长乐县、罗定州、嘉应州知县、知府），光绪丁酉年（1898年）解元梁登瀛（任京城法部主事和四川制勘司）。另有举人张敬儒、拔贡陈其昌（陈成义之父）、刘登甲、齐应泰、岳世英、张枢应；贡生岳鹿鸣（字秋浦）等。还有金永清（金造之父）官封记名提督、广武营游击；金造曾是慈禧出逃西安时侍卫扈从，是地方副将，驻兰州时，修建了拱星墩营盘，开办了陆军学堂，他们都是书院最早培养出的生童。

金崖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兴学堂。于是，将丰广书院改为“金崖高等小学堂”。拆除了文庙和魁星阁，盖起了 一座讲堂，讲堂之间有一拱形走廊，正墙镶有黑色大理石匾，镌刻楷书“精勤”二字 ，取义“业精于勤荒于嬉”，屋脊有兽头雄立。门扇为蓝边黑心，取义“青出于蓝胜于蓝”。正门内有四扇屏风，如遇节日或祭典（纪念孔子）则移开屏风，以示庆贺。时有学生三四十人。

民国六年（1917年），金崖高等小学堂更名为“金崖第一高等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国思想在师生中有所渗透，中国共产党甘肃地方组织在苑川一带开展地下活动。受甘肃早期党员郑重远、陈成义、陆长林等同志的影响，学校师生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一时期毕业学生中金焯三、郑得堃、周笃祜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学生苦读诗书蔚然成风，仅1939年兰州师范招收的数百名学生中，前三名都是金崖小学的学生。

为解决学生人数增加、教室不敷应用的困难，时任校长汉世荣以向地方绅士、粮店、商行和父老群众“化布施”的方法，集资修建了三间教室。1948年，金乾健任校长期间，又将学校孔庙的标志“圣亭子”改建为教室，解决了教室不足的困难。

金崖小学

1949年8月榆中解放后。金崖第一高等小学改名为“金崖完全小学”。接着，金崖女子初级小学并入金崖完全小学，学生人数增为500余人。为解决校舍和活动场地拥挤问题，又将下崖村白马庙开辟为该校二部。学校组织师生排练了秦腔现代戏《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穷人恨》等，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歌颂中国共产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一步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经过1986年、1989年两次集资兴学和1993年至1999年之间“两基达标”验收，金崖小学从基础硬件到软件建设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91年通过三级三类标准化学校验收。1996年升为三级二类的标准化学校。

金崖小学从清光绪七年（1881年）建立“丰广书院”至今，从最初的几十名学生，三、五名教师和不到600平方米的校园，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12个教学班，460余名学生，22名专任教师和5300平方米的校园。学校现有砖木结构教室12栋，宿舍30间，食堂、库房各2间，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还建有高大宽敞的戏台一座，可谓旧貌变新颜，这是榆中农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周学海）

青城书院的变迁

青城书院坐落于黄河岸边的古城一条山（青城），始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距今已有173年的历史。

青城书院的兴建

青城位于崇兰山下的黄河岸边。历史上一直属于皋兰、金县（今榆中县）两县管辖，地理条件较好；交通运输靠水路和通往南北的大川古渡口；气候适宜，盛产黄烟和瓜果；一条山盐市也设在这里。

清乾隆年间，沿海各地及陕西、山西两省地的客商都云集这里经商，使这里的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道光十一年（1831年），经水烟大商杨顺伦、顾永泰等倡导，社会各方筹集资金，由热心教育事业的顾名（嘉庆庚辰科进士，江苏宜兴知县，银川书院、柳洲书院前山长）同张锦芳（嘉庆丁卯解元，凉州府学教授）主持，首先恳请省府及皋、金二县批准，在本地黄烟赋税中抽成，添作书院修建经费，建成了青城书院。

当初修建了院门3间，前院屏门过厅5间，两厦各3间；中院讲堂大3间，两厦各5间；后院讲堂大3间，两厦各6间。书院门前有砖雕照壁1座，校门门扇为黑边蓝心，上有隶书“菁莪造土，朴棫作人”八个大字；门楣上悬“青城书院”匾额；门内东西两侧各竖有集资石碑一座。过厅中悬“敬业乐群”匾额，内有四扇屏风，如遇节日，则移开屏风，以示庆贺。中院讲堂门上方悬有“丽泽堂”匾额，讲堂内西墙镶嵌“创修青城书院记”石碑一块（现仍完整保留）。院内花草茂盛，环境幽美。由顾名和张锦芳任山长，书院又聘请学、行俱优之士任主讲。如本地进士高鸿儒、孝廉刘应用、举人刘世保、贡生高鸣佳，皋兰进士颜履敬、孝廉卢政、马璞琢，临洮孝廉于世卿，凉州副榜张钧，清水孝廉陈锦云等。经书院培养的童生和生员，通过科举考试，出了皇榜翰林罗经权1人，进士10人、举人29人，孝廉方正10人、贡生82人，其它如秀才廪膳生员不计其数。

更名青城小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兴学堂。省督学杨汉公来书院视察，与地方绅士商议，将“青城书院”改名为“皋榆联立高等学堂”，来自皋、榆两县所辖黄河两岸、南北两山的200多名学生在这里受到教育。

1931年，皋榆联立高等学堂更名为“皋榆联立青城小学校”。

同年，由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的地方人士关紫清，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谢绝当时军阀、政府招聘，投身桑梓教育，创办了“青城中学”。以“提倡职业教育，养成生产技能，劳动神圣”为办校宗旨。和一些地方人士破除迷信，大胆改革，带领师生顶风雨，斩荆棘，集资办学，将一座大坟院平整为游戏场，改拓毗连的东岳庙为东西讲堂，装修大殿前廊为礼堂，改山门为讲演台。并悬挂写有“移风易俗”字样的匾额。扩大了图书室，开设了娱乐室、阅览室、成绩展览室、体育器械室、伙房、宿舍等。又从对面山上引来泉水，修筑水池，整平道路，种植树木。来自周围百十里的学生济济一堂。中学只毕业了一个班，以师专名义发榜。毕业学生有皋兰的11名，靖远的3名及榆中的10余名，共30余名。因地方持有异见的人反对，县政府不予批准，旋即停办。关先生便一气之下外出。学生们敬仰他的恩义，在后院讲堂前请魏振楷书“化被桑梓”华匾，以资纪念。

1934年以后，高锡忠（上海音专毕业）、关耀三先后任校长。他们从外地选聘高年级教师，狠抓教学质量，附近高小学生纷纷来青城中学读书。青城教育达鼎盛时期。在皋兰县会考中连续三年夺魁，博得盛誉。此间，师生们为抗战自发募捐白洋一百余元，上交兰州抗敌后援会。

青城小学的发展

1938年，因皋、榆二县行政区域有所变化，“皋榆联立青城小学校”更名为“榆中县青城小学”。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区委书记曹正华和区长高琮主持，召开了青城全体教师会议，宣传政策，排除疑虑，号召大家安心工作，积极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教育事业大发展，这所学校也焕发了青春。1950年秋，新任校长李荫科组织师生，结合中心任务宣传党的政策法令，提高思想觉悟。师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了秦腔现代戏《白毛女》、《血泪仇》等剧目为群众演出，在当地“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在校学生由原来的300多人增加到800多人，为了解决校舍紧缺的困难，又将毗连的灵观庙改作教室，开辟张氏家庙为学校二部，平坟滩十多亩地做操场，教学秩序井然，质量较高，是青城小学的兴盛时期。

1958年，青城普及了初级教育，在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了青城民办中学，招收学生180余名，分为三个班上课。为今天的青城中学、东滩中学奠定了基础，当时，中、小学生已达1千余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建筑设施胡搬乱迁，教学设备丢失，文物古迹一扫而尽。

1979年以后，在“青城书院”的旧址上，又办起了“青城中心幼儿园”，现有240多名天真烂漫的幼儿，在这里幸福地学习和生活。

（周学海）

榆中一中的发展

清代末年，榆中经济较以前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民国元年（1912年）改学堂为学校，学制7年，其中初小4年，高小3年。民国九年（1920年），全县高小发展到6所，初小发展到14所。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全县共有中心小学16所，国民学校57所，学生4858名。但是，榆中到这时，却连一所中学都没有，数千学子要到百十里外的兰州或者临近的县份投亲靠友上中学，给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县内一些有识志士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奔走，呼吁各方，争取早日为榆中建所中学。

县立初级中学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初，甘肃省教育厅召开的全省地方教育行政会议决定：“本省未设中等学校之各县一律设立县立中学，边远县份积极筹建县立中学。”

会后，榆中地方人士商议确定，以在省教育厅工作的薛达为榆中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筹备建校。薛达到任后，首先组建了筹备委员会，选定城隍庙院为校址。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准备，在城隍庙院内教室还未修好的情况下，1943年秋天，暂借文成小学院内的孔庙大殿作教室，招收了50名学生，榆中县立初级中学正式开学。

1944年春，学校迁入城隍庙。师生一边搞好学习，一边利用课余时间抱石头、搬砖块、修校舍、平操场。到1948年，已把城隍庙庙院改建成为一座简朴、整洁能容200多名学生的校园。校门上方横楣镶刻着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于右任题写的“榆中中学”四个大字。校门内有屏风，上书薛达所作校歌一首，词曰：

“争先！争先！曙光破中天。兴隆高，龛谷俨，山川俊秀，学子万千！哪个志气不在昆仑巅？家乡的文化在我们双肩。可爱的同学们哪！读书之乐乐无边。庄严灿烂的新家乡要实现。争先！争先！曙光破中天，请看无数的新青年。欢呼陇上健儿万岁，榆中中学万万年！”

学校图书室藏有《诗经》、《史记》、《战国策》和《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籍千余册。实验室购置有初中理化教学仪器各一套，并有师生自制的几种生物标本。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王永年任榆中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后，将校门内屏风上的《校歌》涂去。改书《礼记·礼运篇第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并多次给学生讲授《大学》、《中庸》之道。

同年12月，甘肃省教育厅委派蔡仁邦（北大中文系毕业）为榆中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就在这时，国民党中统特务窦宗滔压制学校中的进步力量，扰乱学校秩序，学生纷纷起来反对。学校当即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让窦宗滔与学生公开辩论。最后，学校做出决定：“解聘窦宗滔，令其出校。”

1949年8月榆中解放前夕，学校为保持教学仪器安全，将教学仪器、图书、贵重财物、档案等下窖埋藏，严密保管。由校长蔡仁邦、总务主任白剑泽、教师高葆璞、张秉荃等日夜守护，直到8月16日榆中解放。

8月17日，解放军文工团进驻学校。时任中共榆中县委书记李安、榆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梁立杰、公安局局长郭松林来校召开教职工座谈会，号召大家安心工作，积极为人民教育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与会教职工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共产党、毛泽东走革命道路。接着，定西专署发来委任状，委任蔡仁邦为榆中县县立初级中学第一任校长。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榆中县县立初级中学才真正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停授原来的《公民》课，新设《社会发展简史》，对师生进行新的人生观教育。其余课程除语文教学内容有部分更动外，均按旧课本进行。但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师生关系都有了新的变化。

1951年，革命英烈张一悟之子张怀清按照其父遗嘱，将老人生前的数百册藏书捐赠给学校。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接收仪式，并宣讲了张一悟的革命事迹，教育学生要像张一悟那样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献身革命。教师丁俊成也将其收藏多年的《资治通鉴》等书籍捐赠给学校。

榆中中学

1956年，“榆中县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改为“榆中中学”。当年，经省教育厅批准，榆中中学开办高中部，在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高一年级新生55名。此后，省教育厅又为学校配发了高中理化教学仪器和实验药品。县委委托学校开办了为期一年的初中教师培训班，全县30多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学教师参加了培训。

1958年4月、5月份，全校师生奉县政府命令组成扫盲大军前往三角城至兴隆峡口的农村分期进行扫盲。6月，又去修建小型铁路。完成任务后，师生回校进行毕业考试、升级测验和高、初中招生工作。从1943年“榆中县县立初级中学”创建到1958年“榆中县第一中学”成立前的16年中，学校共培养合格的初中毕业生1300多人。

榆中县第一中学

1958年秋季开学后，“榆中中学”更名为“榆中县第一中学”。又新修教室24间，学生宿舍60间，办公室6间。这时，学校生物实验室有显微镜近30架，自制动物标本（剥制、浸制和骨骼）50多具，参考资料及各种图书万余册。

1959年春到1960年夏天，由于全县饥荒，学生流失大半。

1964年，县委、县政府对县城学校布局进行了调整，将城内一中校园划给了县人民武装部、县广播站、县委党校和文成小学等单位，同时扩建了城西校园初中部。1965年，高中部也全部迁入新址。至此，学校又发展成为有18个教学班，学生逾千人，教职工达60多人的中学了。

1966年3月，县社教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始了以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为内容的“四清”运动。5月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停课闹革命”。9月，“红卫兵”开始了全国大串联。串联结束后，学生分作势不两立的“八·一八总部”和“革命造反总部”两大派组织。这两派组织以后又演变为“红联”、“红三司”都成了榆中县“文化大革命”主要造反派组织。

1968年3月23日，一中革命委员会成立。对原学校体制也进行了变革，撤销原教导、总务两处，革委会下设教革、后勤两组。第二天，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校师生复课闹革命。9月4日，县革委向学校派出了工农宣传队进入一中搞试点。12月，榆中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一中，办起了“榆中县五七大学”。不到一个月，又改为“榆中县五七红专学校”。好端端的一所中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一中重新成立

1972年4月，榆中县革委会决定：“原城关中学、三角城中学、马坡中学的高中部合并成立县一中。”

1974年元月，一中重新建立，和红专学校合用原一中校址。学校只设高中部，实行“二二分段制”，有高中一、二两个年级。根据“课程设置要精减”的指示，除语文、政治、劳动、体育、外语、史地、音美外，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合并为“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两门课。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专停招，所以毕业学生大都回乡。

1978年，学校恢复并健全管理体制，实行学校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文化大革命”时期设立的教革、后勤两组，分别改设为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恢复了由学校中层领导以上和部分群众先进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废止了班、排、连、营的军事编排，恢复年级、班的教学编排，恢复各学科教研组，实行秋季招生。从此，榆中一中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95年5月，县委、县政府确定一中为榆中县重点中学，面向全县招生。同月，孙峻岩调任一中校长，按照重点中学的教学要求，将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充实到领导班子中。在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结构工资制”、“教职工聘任制”。教育师生发扬教师苦教、学生苦学的精神，使教学质量迅速得到提高。1996年高考大专上线人数首次突破百人大关，以后年年上新台阶。2004年，高考本科（不含二级本科）上线达503名，高考上线人数居兰州市名校之冠，位于甘肃省前列。

1996年以来，通过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帮助和全校教职工艰苦努力，学校共筹资约2000多万元，先后建成了教学楼、科技楼、学生宿舍楼、活动场地等大型建筑，相当于新建了一所现代化学校。学校目前具有先进的电教设、学术报告厅、理化生实验室和天文台等。1999年学校改为独立高中。2000年进入兰州市示范性高中行列。2004年10月通过省级示范性重点高中验收。

目前，榆中一中是国家“十五”重点课题实验基地，国家级课题《西部学困生的成因、特点及对策》研究实施学校，中国青年志愿者西部计算机实用人才培训计划榆中项目部培训基地，甘肃省A级篮球训练基地，是全国百所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学校之一。已连续六年获市县教育质量优秀奖、市级文明单位、兰州市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兰州市五四红旗团委、兰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兰州市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单位、市文明社区、市绿色校园、省优秀考点、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殊荣传统体育项目学校之一。学校已为全国各地高等院校输送了4500多名大学生，出国留学的校友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周学海）

风光名胜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陇右名山兴隆山

兴隆山位于榆中县城西南7公里处，是甘肃著名风景区之一。境内群峰环抱，兴龙、栖云两座主峰东西对峙而立。山上有太白、玉液二泉，山下有清溪长流，清澈可鉴。岭壑之间，云松密布，繁花争艳，构成一幅葱郁、幽深、壮美的图画。因此，早在古代就被劳动人民开辟为风景游览胜地，誉为“陇右第一名山”。有无数名人志士、文人墨客慕名浏览。解放后，陈毅、朱德、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山游览，誉为“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颗绿色明珠。”

秀丽的自然风光

兴隆山原有胜景24处，经风云变幻，一些建筑已不存在，但是秀丽的自然景观依然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栖云山山势峻峭，殿宇悬立，夏季雨后，山峰楼阁在缭绕的云雾中时隐时现，仿佛神话中的“蓬莱仙境”。兴隆山峰峦重叠，一派浓绿，晨曦之下，宛如瀚海波涛，气象万千。云龙桥飞檐画廊，横跨溪上，如龙似虹，置此观河，瘦石骨立，潺流若琴。二仙台三面悬崖，云杉、古柞拔地而起、并肩挺立，二树根部各有一石似老翁坐地观景，在此，马衔山银光积雪、栖云山四时景色尽收眼底。自在窝山径崎岖，悬崖壁立。洞前有舍身崖，一失足成千古恨。上方有清代道士刘一明的“炼丹炉”（用来炮制草药）和藏书洞。山上还有龙爪树、滴泪石、谈道石、面壁石、朝阳洞、二仙洞等自然景观和宋代大臣李致亨和秦致通隐居修道的遗迹。各有美妙的传说故事。

丰富的物产资源

兴隆山有雉、鸢、金雕、大鵟、燕隼、土百灵；有獐、豹、豺、狐狸等动物105种；有松、柏、桦、柳、云杉、香青、龙柏等植物1205种。据专家介绍，兴隆山青杄(又叫细叶云杉)林面积和纯度居世界第二位。因此，它不仅以风光旖旎久负胜名，而且还以天然（动）植物园著称于世。

兴隆山森林覆盖面积约27200多亩，其中云杉9800亩，其余杨、柳、桦、柞（青棡）等杂木约17400多亩。这些林木既自然分布于山坡东西两侧，又互为参插，相映成趣。在乔木丛中，有松花、木耳、蘑菇、蕨菜“四大山珍”及猪苓、猴头、树舌、大红菇、裂褶等各种真菌茁壮成长；有野蔷薇、杜鹃、芍药、珍珠梅、榆叶梅、胡子枝、太平花、红、黄、紫、白各色的花朵为人献媚；有驰名中外的马党参和三七、贝母、秦艽、羌活、薄荷散发出沁脾的幽香。这些植物，挺立山崖，争奇道旁，溢香河畔……。春末，上天梯一带，舍身崖上下，群芳斗艳；仲秋，太白泉周围，二仙台左右，药农荷锄，采药割柳，兴隆山之宝如同峡内清溪源源流出，造福人民。

建筑始末

兴隆山早在东汉字时就有了洞穴建筑。唐贞观年间，曾以民众捐款，道士募化方式集资，扩建了许多殿宇。每年六月，游人云集，称“洞天福地”。在元代，庙宇失修倒塌。明代中期，由山西游人张梅首倡，集资修复，明末复毁。清康熙二十三年（1824年）县内徐联等人集资重建道观17座。乾隆嘉庆年间，山西曲沃人刘一明（道号悟元子）集资重修道观62座。同治年间，道众四散，部分“庙宇倾废”。自光绪三年开始，又有香客余君英、道士李至陛，陕甘总督魏光焘、甘肃布政使岑春萱等人重修建或维修。1940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准备就抗日战争援华事宜在西北某地和蒋介石会谈。甘肃当局便责成省建设厅在兴隆山修建了“K招待所”。但是斯大林并未来兴隆山。1941年9月20日和1943年8月3日蒋介石先后两次来山谒成陵，在这里接见地方军政要员。1948年西北行辕公署主任张治中修建了“喜松亭”。至20世纪50年代，全山共有建筑物70多座，近千间。这些建设，有的深藏密林，郁树掩映；有的依山面崖，悬立绝壁，蔚为壮观。但是，在十年动乱中，满山建筑基本被荡劫一空。

1984年，县委、县政府采取群众集资和财政拨款方式重建了东山楼台，尔后兴隆山管理局重建和维修了西山殿宇。到1996年，两山通电、通水，铺设了登山踏步，具备了旅游的基本条件 。当年，东西两山均属兴隆山管理局统一管理。2003年批准为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

名人游踪

兴隆山因森林茂密、气候温润,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两次来这里养伤。1939年，民国政府将成吉思汗陵灵榇从伊金霍洛迁到兴隆山，暂厝于东山大佛殿。1941年9月，民国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山谒陵，写了《天净沙·谒成陵》：“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1945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对于右任说：“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感人之深也。”

1943年8月3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兴隆山，住了一夜后，第二天到兰州，8月5日再到兴隆山，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北行辕公署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国防部长白崇禧、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通过“请见卡”，蒋介石在这里接见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新疆警备司令宋希廉、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甘青宁监察使高一涵等。蒋介石当时没有料到，担任第三集团军司令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赵寿山也在接见之列。

1943年6月17日蒋介石长子、江西省赣州专员蒋经国来兴隆山谒陵，写游记一则，文中介绍说：“我去的时候，正是公祭成吉思汗的日子，祭成吉思汗，要杀七十只羊。现在祭礼用二礼，一种是蒙古礼，一种是政府用的祭礼。成吉思汗的墓室里，有两口棺材，都是银子做的。蒙古有一个习惯，成吉思汗的墓，是绝对不许女人去看的，我们同去的有一个女同志，他们不许她进去，那个女同志说：我不去看成吉思汗，去看他的太太可以吧！但是，他们依旧不让她进去。其实，蒙古人最尊敬的倒不是成吉思汗的墓，而是成吉思汗以前使用的武器一根很长的矛，在那个矛上有很多很多的毛，据说，这些毛都是成吉思汗出征欧洲的时候，每杀一个大将，就在他头上扯下两三根头发缚上去，这样拼成的。所以，那些毛，各种颜色的都有。看了成吉思汗的武器，不由的使每个人的心中生长着悚然的恐惧和敬意！”这篇文章收录在《伟大的西北》一书中出版。

（张文玲）

陇右屋脊马衔山

耸立在榆中县城西南部的马衔山，以有积雪著称。这是兰州地区少见的奇景，为什么？因为这座山海拔高达3670.3米。

这山原名空头山，唐代改为热薄寒山，清代称马寒山，到民国年间改称马衔山了。

由于海拔较高，形成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1800~2200米之间为蔷薇、山梅、虎榛子等植物组成的灌木林；2200~2400米之间为杨、桦组成的阔叶林；2400~3200米之间为云杉针叶林带；3200~3500为之间为杜鹃、山柳组成的高山灌木林带；3500米为以上为高山草甸区。这里的地貌宛如青藏草原，不见树木，惟有绿草如茵。 每年9月至次年4月，山脊白雪覆盖，银光皑皑，5~6月间，山脚喜雨阵阵，山顶却飘着六角雪花，呈现出山头白雪飞扬，山腰百花盛开，山下林木葱郁的奇妙景色。

马衔山不仅博大广袤、深远、雄深、独特，而且是一处庞大的野生动物园。除了鹿、鸢、兔、狐，还有可取麝香铜的马麝。近年来，这里还建起了马麝养殖场，用人工驯养它们，可以说，马衔山的马麝家族是日渐昌盛了。

马衔山除了粗皮灰包、青海云杉、刺柏、中麻黄、山杨、甘肃小叶柳、山生柳、由毛柳、川滇柳、胡桃、白桦等植物外，马衔山还是一个中药大宝库，野生药材非常多，尤其是党参，质量极佳，医药界特冠以“马党参”来标其优异。

这里还盛产蕨菜。据说，这种野菜的学名称为“薇”，即巢菜，就是古书上说的不肯参加周武王闹事的石板老头儿——伯夷、叔齐逃到首阳山上，不吃他周家的粮食，到野外去采“薇”维持生命。光吃蕨菜就能活下去，可见这种野菜的营养价值是不错的。

马衔山，山大藏宝，除了山脚下有砂金之外，山里还有白云石和五色石子，是上好的建筑材料。解放初，兰州建筑工地上所用的水磨石原料，得用火车到千里以外购运，其后银山乡有个精明人，他掬了一捧本地马衔山的白石子，拿到兰州工地，请他们看能否使用。经试验，马衔山的白云石子，软硬度、柔韧度和色泽均优于千里迢迢运来的外地货。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兰州建筑工地就近取材，短途运输，便利不少。于是，在马衔山顶遍地像藓苔、海藻包裹西瓜疙瘩的山脊南缘，在约一米厚的黑土底下，竟蕴藏着深不见底的白云石岩层，经爆破后，白色晶莹的白云石块就运到山腰的石子场进行破碎加工。除了这优质的白云石，村民们还在马衔山发现了其它颜色的岩石。

相传汉武帝刘彻、唐代诗圣杜甫都到过马衔山，明代肃庄王朱瑛将马衔山辟为山庄，解放后成为军马场。2003年兴隆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又将马衔山辟为风景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赵正（黎泉）题字“寒山雪韵”，著名书法家黄汉卿题字“浏沨拱翠”。             （金吉泰）

水帘滴珠万眼泉

在榆中县来紫堡乡的冯家湾的一个砂板岩山崖上布撒着流珠溅玉的奇泉，人们称其为万眼泉。

这些泉水渗流于第四纪洪积砾石层的裂缝孔隙中，系寒水石岩面。泉眼遍布于山体南北及东西下部，砂板岩状如一长排房屋，有“屋檐”突出，“檐”下凹进如洞窟的石龛，在“屋檐”和石龛里，千丝万缕的泉水像细线，像檐水，像串珠，在近500米的“屋檐”下，叮叮咚咚，有若琴筑，简直是一个水珠世界，置身其中，宛如来到了江南的某个地方。

据当地老百姓传说 ，远在盛唐时期，李世民将文成公主许配吐蕃的松赞干布，于是文成公主告别长安，随着庞大的送亲队伍，还有选拔出来的能工巧匠，一路浩浩荡荡，沿丝绸之路西进，不日途经苑川，便住宿在冯家湾村的清水庙里。翌日正要出发继续西行，突然苑川河暴发山洪，洪水滔滔咆哮而下，阻隔了送亲队伍的去路，尊贵的文成公主便滞留在这里。公主无聊，加之沿黄土大路行走多日，一路风尘扑面，她想沐浴，但这里是旅途，有诸多不便。后经冯湾村土人提供信息，千金之躯的文成公主来到村后不远的万眼泉。一看，果然是一处世外桃源式的美景，山弯里，廊檐般岩层水帘滴珠，水滴击水，一片丝竹磬音。山弯里，还点缀着几间农舍，几亩农田，安静秀美。

文成公主高兴极了，西陲边塞，难得有如此的风景。她开始嬉水、洗手……而当地老百姓的传说就更玄了，他们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清泉环绕中的一处台地说：“那里，就是文成公主洗过澡的地方。”

自古至今，来这里观光旅游的人不少，每个人都想在这里带走一件纪念品——吸水假山石。

原来“屋檐房廊”式的砂板岩流滴千万年，那砂板岩上，长着一层绿色的藓苔，或滴水，或含露，年长日久，水中物质便结晶成玲珑剔透、洞眼空灵的吸水假山石，把它养在室内水盆里，整个假山石就吸其水分，全部湿透，其上撒点菜子，就会生出翠绿的苗叶，形成极有观赏价值的盆景。

不过在布满藓苔水帘的岩壁上采掘一块吸水石不容易，再说人们也禁止这样做。于是，万眼泉吸水石就愈加稀奇珍贵了。

进入隆冬季节，万眼泉就有另一番罕见的景象，那些在春夏秋季鲜和流动并发出潇潇雨声和叮咚琴声的水帘滴珠，被大自然冰点以下的魔力塑造成无数条冰凌、冰柱、冰线和冰瀑，在龛形的长廊下，密密麻麻晶莹如白玉的冰瀑冰柱，千姿百态，令人惊异！

（金吉泰）

明代王井肃王墓

人称榆中县来紫堡平顶峰下的明肃王墓为甘肃的十三陵，其实只有十一冢坟墓，埋葬着庄王朱   、康王朱瞻焰，简王朱禄埤、恭王朱贡琮、靖王朱真淤、定王朱弼桄、昭王朱缙炯、怀王朱绅堵、懿王朱缙    、末代肃王朱识鋐和宪王朱绅尧的妻子薛夫人。

明代王氏贵族把墓地相中在这里，除了迷信风水以外，主要还有很好的地理环境：脚登“玉带”（苑川河），头枕峰峦（平顶峰）。

墓室结构

这座明肃王墓陵寝，其格式和十三陵的墓室一样，也是一进三室，左右有两个耳室。所不同的是，十三陵地下宫寝用的是汉白玉石料，石缝也是用糯米汁粘合的。而肃王墓仅仅用青砖箍起，整个体积和空间也比十三陵小得多。

此墓开掘后，墓门左上方砖壁上有一个被撬开的洞，可容一人进入。洞子直通墓室穹窿顶部，顶部也被挖开，显然这是盗墓者所为。当人们推开沉重的石门，发现第一座墓室外被挖开的洞口下方，横卧着一具人的骷髅。据判断，这具枯骨是盗墓贼无疑，其死因不是潜入时摔死就是被同伙暗算毙命。

第二道墓室门完整，第三道墓室粗大的石门轴被砸断，门扇倾斜。墓被洗劫，文物不多。此墓是这样，其它陵寝平田整地时也有几处被挖开，墓里仅发现一些巨盆和烧制的陶俑陶马，陶俑约一尺大小，陶马两眼突出，造型有力；另外还发现了一些碑记。

可见，王墓中遗存的文物是远远没有十三陵那样丰富。

典籍中的肃王

细览《明史》中的肃王传记，只见所记载的多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从第一代肃庄王朱    开始至最末一代肃王朱识鋐 ，所记录的事情无非是“永乐六年，以捶杀卫卒三人及受哈密进马，逮其长史官属。”有的肃王“请加岁禄，”帝不允。就是说，王府里因打死了3个卫兵和接受了哈密进贡的马匹而惩办了一些官员，有的申请增加薪水，皇帝没有答应；有的还为了王位继承人而争论不休。但是把被明末农民起义军杀死的最末一代肃王朱识鋐以及王妃殉难等值得入史的珍贵史料，只作了粗略地记载：“子识鋐嗣。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破兰州，被执，宗人皆死。”仅20多字。

埋葬在肃王墓里的十一代肃王，并不是像《明史》中所录的那样无所作为，事实上他们还真地做了些颇值得人称的事迹，主要有4件：修建兰州城池、寺庙；镌刻肃本《淳化阁帖》；王妃嫁女，事入《聊斋》；殉难碧血碑。

有史料记载：朱元璋的十四子朱    ，封为肃王之后，先驻张掖。建文元年（1399年）迁往兰州，他们大兴土木，在以今天中央广场为中心，修筑了周长6里200步的内城，又修了周长18里133步的画廊；城内修建了豪华的王府，城内外还修建了不少庙宇、寺观、花园名胜，如金天观、白衣寺及白衣寺塔，小北街北端的荣光寺，原东关的接引寺及铜接引佛，白塔山的白塔寺，五泉山的崇庆寺、酒仙殿、嘛呢寺、文昌宫、武候祠、大悲殿、地藏寺、卧佛殿，皋兰山顶的三台阁等，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文化遗产。即使今天，兰州的北塔山寺，金天观，白衣寺塔及五泉山的许多古建筑群和大卧佛，都是这些肃王们创建并遗留下来的。

镌刻淳化阁帖。明初朱元璋赐其子肃王朱    一本宋拓本《淳化阁帖》，这部字帖就成了肃王府的珍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朱绅尧命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二人临摹镌刻于富平石上。未得完工朱绅尧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朱识鋐继承王位，并继续完成这一法帖。这一工程历时7年之久，用石142块，于天启元年完成。朱识鋐还为这部法帖写了跋，称赞谓其“新旧不爽毫里”。陕西人费甲铸曾按肃府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江苏溧阳县文化馆也现藏一部翻刻的肃本《淳化阁帖》石刻，镶嵌在该县虞氏宗祠的墙壁上供人观赏；此外，南京也有肃府翻刻本；甚至日本在出版《法帖大系》时，其中的缺页也以肃本《淳化阁帖》补齐。

可见肃府本《淳化阁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省界甚至传播到国外。

肃王府的暮鼓

最末一代肃王朱识鋐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要比他们的开国祖先朱元璋高得多，《甘肃通志》说他“好诗文，精书画，所镌《淳化阁帖》世争宝之”。可是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部将贺锦带义军来攻兰州。而朱识鋐爱好赋诗不会用兵，那些对王室不满的老百姓便打开城门欢迎义军。

这样，义军就兵不血刃地冲进了兰州城。在这危急关头，肃王府校尉——兰州人张鼎背着朱识鋐从城墙的水洞里逃出，跑到“西南乡呵呏嗦啰”的地方被义军捉住处死。

朱识鋐的两个妃子颜氏、顾氏带着许多宫人出逃，见义军迫近，遂双双头撞于肃王手书诗碑自尽。人们把她俩埋葬于诗碑近旁。此诗碑，上面镌刻的草书，行笔流畅遒劲，真是“笔走龙蛇”，两个妃子的鲜血喷染在碑面上，印迹经久不去，据说现在天阴下雨，仍能显出印痕。后人称此碑为“碧血碑”。

肃王府的故事

肃王墓下有个上伍营，村中有一如花似玉的邸姓女子被选入肃王府里成为王妃，当地人称她为邸娘娘。王妃生有一女，不消说是金枝玉叶的尊贵公主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邸娘娘领着公主去游兴隆山。来到山脚一落桥，公主刚从轿子里下来，不防有个临洮来的小伙子，见娘娘母女卫护森严，近前不得，便藏身在半山灌木丛中，手拿一面小镜，迎着日光，远远地照射公主。镜子将阳光反射在公主的头脸、胸脯和裙脚下。众卫士见状大怒，从半山草莽间把这小子揪了出来，准备就地正法。邸娘娘因出身民间，心地善良，同情小百姓，便制止卫士行刑。同时，她心里也很恼火，因为按当时的封建观念看，尊贵的公主被一个低贱的小伙子骚扰，虽然不是亲手触及，但他胆敢手持镜片，用镜片反光在公主身上乱晃也是够可恶的了，这对公主的声誉是有影响的，即使是普通百姓家也难咽这口气，王家公主，岂容这厮如此亵渎！娘娘气得哑口无言。但她回头看看这个已被武士拿下，小鸡般可怜的临洮小伙，人倒还精干，长得也不错。罢罢罢，娘娘便用补漏洞的方式，干脆把公主许配与她，成为他的合法妻子。苑川河下游的百姓，常喜欢用当地的真人真事编创歇后语，邸娘娘在兴隆山不愉快的一幕，也被好事者编入歇后语：邸娘娘嫁姑娘——见人就成。

这一则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被清代的文学巨匠蒲松林用他的生花妙笔写入了《聊斋志异》，篇名叫《八大王》，成为《聊斋志异》取材于甘肃的六篇故事中最重要的一篇。

时至今日，榆中县来紫堡乡上伍营村村民中，以邸姓人占大多数。传说这里还有跑马巷、玉带街、碑底下等地名，也有浇灌邸娘娘花园的官渠遗址。还有块记载着邸娘娘事迹的石碑，后来这碑就被目不识丁的庄稼人废弃，搭在水渠上作石桥。

（金吉泰）

五彩缤纷的牡丹园

牡丹园在榆中县和平镇，每年四、五月，这里清香四溢，游人如织。

1962年，和平村回乡青年陈德忠领着几个年轻人在村东边的荒山上植树造林，绿化荒山。1967年筹划兴建牡丹园。十多年中，陈德忠足迹遍布云南、西藏、新疆、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和湖北等省的牡丹园以及本省的白龙江、武都、临洮等地，引植牡丹品种280多个，繁殖苗木13万多株，种植面积130余亩，比较珍贵的品种有姚黄、豆绿、粉红、白玉、银山、金麟、魏紫、首案红、状元红、葛巾紫、醉杨妃、蓝宝石、玉容丹心、昆仑夜光、乌龙卧墨池等，有观赏花草520种。

在引进培育其他地方牡丹品种的同时，陈德忠加紧地方特色品种的培育。他把从兴隆山和马衔山一带搜寻到的一些野生紫斑牡丹，经过杂交、繁育，培育出了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紫斑牡丹。经甘肃省花卉协会和有关专家鉴定，“书生捧墨”、“北国风光”、“大漠风云”、“兴隆瑞雪”、“天山日出”、“月照昆仑”、“麦积烟云”、“天山侠女”、“陇原壮士”等35个紫斑牡丹新品种为优良品种。

1990年，和平牡丹园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甘肃兰州牡丹花会，至2004年，共接待国内外游人60多万名，其中意大利、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学者在考察牡丹园后，还把新培育的紫斑牡丹带往欧美和日本栽植。

1995年，国家专利局对陈德忠的“紫斑牡丹人工培育的亲本组合方法”颁发了专利证书；1996年，申请了国际专利PCT登录。1999年12月，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和平牡丹园为“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中央电视台、甘肃电视台和许多报刊等媒体先后多次介绍了陈德忠和平牡丹园的情况。

2003年，北京金盾出版社出版了陈德忠撰写的专著《中国紫斑牡丹》。

目前，和平牡丹园总面积3000亩，其中花圃苗地700亩，荒山造林2300亩，引种和栽培各种野生植物650种，1200多个品种，栽种树木50万株，资产总值2400万元。形成了集科研、生产、教育、游览为一体的综合基地。被誉为中国三大牡丹基因库之一，与河南洛阳牡丹、山东菏泽牡丹齐名的中国三大牡丹生产基地之一。

避暑胜地官磨滩

“官磨滩”以清代一位杜姓人家在此修建水磨提供军粮而得名。这里，面朝国家“AAAA”级旅游区——兴隆山，背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马衔山，南接林木葱郁、野花遍地的阳洼岭，东迎怪石嶙峋、悬崖峭壁的聚仙峰，前临流水潺潺碧波荡漾的官磨河，紧靠阿榆公路，距榆中县城10公里、 巉 柳高 速公路12公里、甘肃省会兰州市45公里。

官磨滩环境幽雅，景色宜人，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以其真山、真水、清净的自然环境营造出一种返朴归真的乡村情趣。古朴典雅独具风格的奇特建筑群体，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充满了恬静、清幽的诱人魅力。清晨薄雾飘飘，日暮炊烟袅袅，月夜闻犬吠、黎明听鸡叫……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画卷。春观杨柳吐翠、夏赏群花争妍、秋看红叶染霜、冬眺衔山积雪。可以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享受农家小院宁静，品尝到山珍野味的清香。

2001年，白敬恩在这里投资修建了度假村，度假村建有农家小院22座，多功能演艺大厅1座、300平方米的仿古长廊一条、休闲厅6座、停车场2处和别具风格的接待厅、宴会厅、望雪厅、卧龙厅、闻涛厅、浴墨堂、古式门厅、水中乐园、钓鱼池、喷泉、古代水磨、悬崖瀑布、人工湖、儿童乐园、观景台以及各种展厅、民族大众餐厅等现代化餐饮设施。度假村一次可容纳1000人就餐，260人住宿，300人的会议，是游客餐饮、住宿、娱乐、垂钓、避暑、休闲度假的最佳场所。

古镇今昔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历史名镇——青城

被誉为“风雅之地”的青城古镇，位于榆中县北部的崇兰山下，距兰州110公里，白银30公里，榆中县城54.2公里。总面积138.04平方公里，辖14村，7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12万，耕地1.44万亩。这里地势南高北低，海拔1450米，地形呈狭长地带，黄河流经北部，属典型的黄河谷地。气候温和，水源丰富。适宜种植瓜果蔬菜，尤其以盛产绿烟闻名。自古以来，经济发达，借助黄河水运，成为兰州通往北方的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这里由于古老悠长的历史而积淀的丰厚传统文化，使青城镇成为黄河上游独具特色的一块风水宝地。

古老的历史

根据《甘肃通志》、《兰州府志》、《皋兰县志》、《榆中县志》、《金县志》记载：青城为宋代大将狄青擢秦州刺史巡边时所筑。《宋史·狄青传》也记载：“宝元间，元昊反，青为延州指使，以功累迁西上总领事门副使，擢秦州刺史、泾原路都总管，经略招讨使。”

青城原名一条城，约二里许，东西长、南北狭，故名一条城，民国时期老百姓简称为“条城”。东门名巩安门，上有朝阳阁，结构宏伟，里面额为“条城堡”。南门名威远门，上即文庙。后代为纪念狄青，又将条城呼为青城。

根据青城《罗氏族谱》记载：宋宝元时，狄武襄公擢秦州刺史，有豫章罗月泉先生者为宋儒从彦之曾祖，武襄聘为幕客，巡边至定远，筑一条城，月泉襄办屯田事宜，因侨居一条城。后还豫章，至裔孙柄之复迁于条。这也是狄青修筑青城的佐证之一。

明末，随着鞑靼势力的北退，青城人逐渐过河北移，先水川、强湾，继而王岘、武川，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随着人口的迁徙，条城的外延也扩展了。从一些地方资料来看，清末时还没有水川之名，而称“一条城河北”，在民间则统称为“条城”。到了本世纪初，条城地域的范围大约是今榆中的青城、白银的水川、强湾、王岘、武川等一些地方。这个地域有200平方公里左右，现在生活在这里的“条城”人达10多万。

独特的建筑

青城的街巷依城为界为棋盘格式，整齐有序，主副分明。主街以商铺、粮店、药店、餐馆、铁木加工铺为主；民宅则顺小巷而建。现存的50多处民宅四合院古建筑，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这些民宅绝大多数是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建筑，主要分布在城河、青城、新民3个村。其中有明代建筑1处，清代建筑33处，民国建筑15处。其中完整的四合院有12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18处，残缺的有14处，仅存门楼的有16处。

古民宅从大门到照壁，从堂屋到厦房，从墙肘到屋檐，从门扇到窗户，处处都有精美的砖雕、木雕图案。“福禄寿”、“琴棋书画”、“十二生肖”、“吉庆有余”；盛开的牡丹，飞舞的凤凰，既有装饰效果，又有耐人寻味之处。砖雕《教五子》、《渔樵耕读》，刺绣作品《百鸟朝凤》、《威震四方》，剪纸作品《葵花向阳》，地方小曲子“西厢调”等都是精巧之作。周姓的前门两侧卧有两个巨形的黄河石，六柱木刻大门前肘墙下砌有两块长方形石板；还有一处被叫做四扇门的大门前放置着两个青色的刻有纹样图案的石鼓。无论破旧的，新近建成的，水泥的或者木刻的，几乎所有大门前须安置两个石鼓或近似石鼓的石墩。这一乡俗源于记载功德的传统文化，尔后演变为保家太平，用作镇宅避邪。围绕这一主题，民间匠人们创作了雄伟逼真的石雕狮子，二龙戏球的双面石鼓，更有自然形态的黄河巨石，微施雕琢的青色石板，原始笨拙的黑色石墩，以及碗口大小的各种卵石。2004年10月10日，在甘肃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会议上，青城镇古建民居被列为甘肃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之一。

列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青城隍庙献殿、青城书院、高家祠堂、二龙山戏楼和50多处民宅四合院。

青城隍庙：原址初为秦州刺史狄青的议事厅，故又称狄青府，始建于宋宝元年间（1038——1039年）。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改为守备府，是一条城守备军指挥部的所在地。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建为城隍庙，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现存大殿保存基本完好。近年又集资修复了门楼及戏楼，这里成为当地人们进行文化交流、休闲娱乐的场所。不久，还将修建青城碑林，将散落各处的历代石碑陈列于此，构建地方历史文化。

高家祠堂：青城高姓为山东移民，祠堂是高姓祭祀先祖的场所。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占地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殿堂、廊坊20多间。过厅悬有咸丰皇帝赐予进士高鸿儒的匾额。建筑风格为典型的明清连搭构建筑，造型独特别致，气势宏伟庄严，院中一株百年古柏巍然屹立，使整个祠堂更显古朴典雅。2003年，被列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丰厚的文化底蕴

（一）地方小曲“西厢调”

地方小曲是青城镇流传最早的戏曲表演艺术，在北宋仁宗年间，由于漕运发达，外地的一些传统曲目不断传入青城。清光绪年间张小霞等地方艺人又编创了“西厢调”小曲，逐渐流传开来，并完善发展，成为本土特色的地方小曲而久唱不衰。2004年兰州农民艺术节上，古韵悠悠的《西厢调》作为榆中县的代表节目让人们一饱耳福。

（二）英雄武鼓

英雄武鼓据传起源于宋代，与一般太平鼓有所不同。鼓队总共有36只鼓组成。据传有36个结义兄弟为救朋友，借耍鼓从官府中救人，每只鼓中藏有武器。它的打法与众不同之处是鼓手手持鼓柄而非背式，更加灵活，突出了男子的勇猛刚毅和威武不屈。此打法一直都流传至今。

（三）喜庆窗花

青城地区贴窗花历史非常悠久，娶嫁特别是传统节日——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窗花。窗花的内容除一般的梅兰菊竹、飞禽走兽外，不少以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为主。构图严谨，剪法精巧细腻。窗花用料除红纸外，还用各种色彩的纸张相配，成为套色窗花。这里的农户人家的媳妇几乎人人会操剪弄笔，特别是女孩儿，如果不会剪窗花，被视为手笨心傻。

（四）诗词书画

由于文化教育的兴盛，青城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一批文人墨客，他们挥毫泼墨、点染丹青，创作了大量诗词、对联、书画。如书画家马元、王文元、罗经权、高炳辰、李公善，曾任甘肃省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的杨巨川，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书画作品。即使农户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名人字画，中堂、对联悬挂于正房，不少家庭还收藏着前代书画家的墨宝。

（五）秦腔的普及

明末清初，秦腔传入青城，每逢庙会、节日，村村搭台演唱，特别是传统节日春节，一直演到正月十六方才罢休。以前，规格不同的古戏楼就有7座，现遗存东滩社戏楼1处，修复的隍庙戏楼1座。每逢春节的社火表演，最后也是以秦腔折子戏的演出而收场。各村的业余爱好者经常配合“中心任务”自编自演，培养了一批秦腔爱好者，使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得以继承，代代相传。

别具一格的特产

（一）兰州水烟的主要产地

青城种植水烟始于明代，是兰州水烟的主要产地之一，但其质量优于其它地方，原因是本土的土质、水源，决定了烟叶膘分厚实；其次是收获季节，河风凛冽，烟叶干得透，运于南方过长江，烟丝回潮变色，其味更为醇厚悠长。驰名南方的“广东红”，就是青城水烟的变异，为其它产地所无法比拟。到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烟叶种植遍布黄河两岸，与此而起的水烟加工厂林立，鼎盛时期烟坊达200多家。这也得益于黄河的运输之便，青城不但成为水烟运输的码头，而且发展成为兰州周边最大的商贸集散地。

（二）风味迥异的青城干面

青城干面，又称青城长面，起源于唐宋时期，延期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其面以青城本地和榆中后北山精制小麦面粉为原料，手工擀制而成一尺见方的面张，细切成丝，分成小把，阴干存放。食时调以豆腐、黄花、木耳等勾制的臊子汤，外加八碟地方小菜，专门用于招待客人及婚嫁时食用，以表达主人的热情，象征吉祥如意，长来长往，友谊长存。

（三）色味俱佳的陈醋

青城陈醋是青城本地农民采用地方传统，借鉴山西陈醋酿造工艺和独特配方，以本地和榆中北山精致小麦和豌豆为原料，发酵酿造而成，色泽浓郁，酸中透香，是用于青城干面的主要佐料，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品牌。

杰出的人物

丰厚的文化底蕴不但陶冶和造就了青城一代代耕读世家，还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清代以来，青城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博学多才而又顺应历史大潮，追求进步，忧国忧民，为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地方增光添色。后世为他们的学问和人格而感到自豪。代表性的人物有：

罗经权（1867年—1931年）：城河村人，光绪乙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赴日本考察法政，回国后任沂水县知县。甘肃大林区总办、西宁道尹、甘肃实业厅长、肃州道尹等职。在任甘肃大林区总办时，发动各界在小西湖植树造林，传为佳话。辛亥革命后，深感教育的重要，于1971年创办甘肃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培养出了大批林业人才。著作有《青城诗钞》、《荚蝶吟草》、《画蝶诗》。

李干臣（1881年—1952年）：辛亥革命后为兰州大儒刘尔炘的门下，后又去陕西西北大学深造，在西安写出了秦腔折子戏《柜中缘》，被移植为京剧、豫剧等广为流传。大学毕业后，在甘肃法政专门学校任职。后随拥护孙中山的好友东行，适逢孙中山逝世，他见大势已去，又到河南为岳维峻当幕僚。此后在西安受易俗社聘请出任编剧，前后编创剧本《鱼木缘》、《重圆镜》、《探春宴》等一大批剧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编出的剧本《挑花泪》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赛珍会上得到极高评价。

杨巨川（1873年—1954年）：庚子、辛丑科举人，甲辰科进士。1905年在日本考察法政，回国后先后任湖南新田、麻阳两县知县。1922年先后任敦煌、固原县知县。晚年主持五泉图书馆兼甘肃学院教习。1949年后，任省人民代表，省政府文教委员，首任甘肃省文史馆馆长。著作有：《三通概论》、《天文汇志》、《梦游吟草》、《青城记》等几十万言。

秀美的自然景观

（一）大峡风光：近年建成的大峡水电站形成高峡平湖，使水上旅游变为现实。乘游艇徜徉其间，沿途风光美不胜收：天桥、煮锅、月亮石、大照壁、诸葛祭天等景点自然天成、造型各异，让游客体味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二）百亩荷池：位于东滩一带数百亩的荷塘是近几年来发展的新型产业。盛夏季节，水面的荷花随风摇曳、阵阵清香扑面。荷池中各种鱼类的养殖已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经济收入，远销白银。每逢节假日，都市的垂钓爱好者成群结伙，在荷池边垂钓，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另外，黄河鸟岛、大川古渡、百年梨树、小河烟树等景观为古老的青城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新型的观赏农业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挖掘青城历史文化的同时，大力发展观光农业，把传统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农业产业结合起来，使青城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挥本地优势，使黄河上的这颗明珠更加熠熠生辉。

（一）千亩稻田：青城自古以来，利用得天独厚的黄河水资源种植水稻，到目前，已发展为千亩以上稻田种植规模。青青的稻苗给青城披上了一层绿装。夏日的傍晚，清风阵阵、蛙声一片，在乡土气息的田间漫步，体味到浓浓的江南水乡情韵。

（二）设施农业：得益黄河水滋润的青城大地，土质肥沃，适宜种植各种蔬菜瓜果。近年来，勤劳智慧的青城农民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目前，高架大棚西瓜达1500多亩，日常温室已发展2560亩，以种植西葫芦、茄子为主。新型的设施农业不但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丰硕的经济效益， 而且成为旅游观光农业的主要内容。

（三）庭院葡萄：因青城土地较少，日照和温度和适宜，所以当地群众利用有限的庭院种植了各种各样品种的葡萄。目前，以葡萄为主的庭院经济种植已达600亩，亩产达5000公斤，这又是农民增收的一笔可观收入。走进农家小院，枝叶茂密、葡萄满架，伸手可摘，置身其中，赏心悦目。

（金耀东）

丝路古镇——甘草店

甘草店镇位于榆中县东南部，地处苑川河中游，距县城25公里。北靠韦营乡，南连高崖镇，西依清水驿乡，东邻定西安定区。东西长约16公里，南北宽约15.6公里，总面积121.48平方公里。全镇辖13个行政村84个村民小组。甘草店镇，是历史上甘肃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是连接甘、陕、川、青的“旱码头”，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

据史料记载，甘草店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居住，上古时为羌、戎住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属榆中。据西北师大历史系教授陈守忠考证：北魏时的子城县就设在甘草店。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甘草店已有集市，由于该地盛产中药甘草，陕西药商经常云集此地，收购甘草，并开设“万和堂”等多家国药店，作为向全国销售甘草的集散市场。尤其这里是西安通往兰州的重要驿站，往返驿使均经此投宿，当地居民便开设了多处饭馆、旅店、车马店，故一语双关称为甘草店。

丝路古镇

甘草店是一个交通要道。明代，陕西驿道自西安、平凉、隆德、会宁、安定（今定西县）过金县甘草店、清水驿、定远驿，进入兰州。据清人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林则徐《荷戈纪程》载：陕甘驿道自西安西去，过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安定县称沟驿、皋兰县车道岭（今属榆中县）……清代还有一条新驿道，即自车道岭至甘草店，过夏官营、买子堡（来紫堡）、响水河（小水子）至皋兰县东岗镇。

民国时，甘、陕交通干线由县东清水驿经甘草店过车道岭入定西界，通往陇东大道，在榆中境内35公里；另由甘草店向南经大营川、水家坡，向东折经花寨子至符家川入定西界，通陇南大道。始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西兰公路（国道312线中段），次年全线修通。县内自西向东经来紫堡、金崖、太平堡、清水驿、甘草店、车道岭至景家泉入定西，甘草店是必经大站。

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西兰公路进行全线路面改善，路线自西向东经柳沟河、猪嘴岭、定远、麻家寺、石头沟、三角城、接驾嘴、甘草店，翻越车道岭入定西。前线和改建的线路，甘草店是必经的大站，来往车辆，都习惯于在这里就餐。

如今的甘草店，交通四通八达。公路、铁路运输十分便利，国道312线、省道109线、巉柳高速公路纵贯全镇，境内有火车站一处，陇海铁路横穿而过，形成了兰州距定西之间的交通枢纽。

军事要地

从西汉开始，历代兵家在县内修筑城池、营堡，用以防守。这些城池、营堡元代大部分倾废，明清时再度重修添建，清代全县有72营堡，其中甘草店有1营5堡，即：三墩营、项家堡、邵家堡、正川堡、吴家堡、甘草店堡。宋、元、明三代，县内修筑了27土墩（烽燧），其中甘草店就有3处烽燧遗址。

同治五年（1866年）春，河镇王营进驻金县。三月，总兵彭楚汉率南字三营驻甘草店、三墩营，经裁汰，有马兵21名，步兵14名，守兵6名。光绪三十年（1904年），金家崖改为兰州城守营驻防，金县城守营移驻甘草店，遇军事活动，则在甘草店、金家崖两地调动。清代在境内设14塘。甘草店有车道岭、甘草店、三墩营3塘，每塘有兵50名。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十一月，前秦授乞伏司繁为特使节，都督镇守勇士川（在甘草店至东古城一带），后卒，子国仁代行其职。

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甘草店人赵云花、刘克笃率当地民团与回民反清军激战，后兵败。十二月，回民反清军攻掠甘草店等地。后由清军先锋高余庆收复。

民国八年（1919年）4月，甘州镇守使马璘（字玉清）部营长马飞虎在榆中县甘草店打败陇东军阀黄得贵部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6日，11架日本飞机在甘草店上空遇中国空军截击后东逃。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8月24日，甘肃省保安第五团二大队六中队从临洮奉令与甘草店驻防的七中队调换防务。后五中队也奉令移防甘草店。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甘草店等乡镇均成立常备班。9月，省保安司令部命令甘草店等乡镇组织递兵哨。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4月，陆军91军191师、571团团部及1、3两营驻甘草店。

1949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工兵团从莲花镇出发，经定西内官营，16日进入榆中甘草店等地。上午侦察连击溃了马步芳派往榆中的侦察分队。下午，6军司令部进驻榆中县城，榆中解放。榆中县城为后方供应基地，甘草店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医院和后方仓库。

1949年8月中旬的支前工作中，解放军武装工作队20多人进驻甘草店。9月初，成立甘草店支前接待站，有地方干部10人，解放军5人。兰州战役期间，甘草店支前站共筹措粮食4.5万公斤，草5000万公斤，马料3500公斤，动员大小车60多辆，转移伤员300多名。

邮电枢纽

甘草店是邮局开通较早的一个地方。榆中县内邮路明代设铺，据明万年《临洮府志》载：全县有递铺10处，通往安定（今定西县）路，其中有甘草店铺。据民国27年《重修榆中县志稿》载：县城设总铺，下设三墩营、甘草店等9铺，每铺铺司5名。每日铺司人均支工食银8厘，一年共支银140两9分6厘。

清代设塘汛， 在兰州有5路，其东路9塘中，榆中境内就有甘草店塘、车道岭塘，每塘设兵5名，负责驿递。清同治以后废塘汛。经榆中县的驿路经甘草店、车道岭入定西。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榆中始建有线电报线路，由响水子东经甘草店、车道岭等地入定西界。1953年，县邮电局同兰州用幻线电路进行话传电报，在县内用实线电路同甘草店、金崖两个营业处开办话传电报。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成立邮政代办分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设甘草店邮政代办分局。

1952年，天兰铁路通车，县内有73.65 公里运邮，甘草店为接发火车邮件的一个交接点。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兰州架设单铁线路经公路入定西界，是榆中县内最早的长途电话线路，其中兰州至甘草店报话双用线长58公里，电杆784根，线长116公里。当年12月，甘草店设电话机1部，首次开通长途民用电话。同年，甘草店始设电报局。至1949年，甘草店设1台5门交换机和中天木盒电话机3部。1958年，甘草店通了农村电话。现在开通了容量为2000门的程控电话，并建成了联通、移动、小灵通等讯号塔，国际、国内电话均可直拨。

农贸集市

集市贸易活动，除新营外，甘草店最早。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车道岭有集市，咸丰年间（1851——1861年），移于甘草店，集市沿用农历每月2、5、8日集期。经商者多为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秦安等地人。市场交易粮食、大牲畜、猪、羊、家禽、农副产品、铁木手工制品。民国时期，甘草店是榆中5个粮食市场最大的一个。每集上市交易的粮食15~156石。粮食来源为当地以及定西、临洮、会宁等地。上市粮食一部分就地销售，大部分销往兰州。交易以粮贩、面贩、磨坊（小麦加工作坊）和斗行（粮行）为主。民国三十二年，粮行交易方式是：一是粮贩子收购粮食运往市场，再转售给其他粮贩、面贩及消费者；二是农户将粮食运往市场，直接粜给消费者，或者粜给斗行。粮食价格一般以当日本集的市场价为准。解放前甘草店是粮食进入兰州的规模最大的转运市场，交易品种以小麦为主，其次为糜谷、稻谷和豆类。民国时期甘草店设工商行政工会和商会，工会管理手工作坊，商会管理各商业店铺。

明代至民国末，甘草店经商的山西、陕西、河南商贾，是甘草店人口的主要来源。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甘草店农贸市场已成为全县第二大集市。目前已形成旧货市场，牲畜交易市场，药材市场。每逢集日，清水驿、高崖、韦营、新营等外乡镇和定西、会宁、临洮等县的农民纷纷前来赶集，月成交额达40多万元。

（岳兴文）

苑川翠玉——金家崖

宋代时，有一个姓金的彭城（今南京）人来定西经商到了苑川，在苑川河与巴石沟的三角洲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后来人口日渐增多，加上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逐渐形成集市。热闹的集市坐落在北山脚下一片平台上，临河还有一溜低矮的土崖，故此就把这里称为金家崖。

集贸之乡

金家崖之所以成为乡下的一处集镇，主要是地理条件形成的。这里离兰州30公里，又在丝绸古道上。于是车马店、骆驼场、小客店应运而生。镇后的巴石沟是辽阔的北山总出口，北山崎岖不通车，粮贩子吆着骡子、毛驴，驮着装满粮食的毛口袋，翻山越岭，从巴石沟出山到金家崖街上卖粮食。金家崖各粮店备有许多筐箩和木制的升斗，一旦成交，就由粮店伙计蹲在装粮食的筐箩边，用公家审核过的升、斗合过数，买方即将粮食斗端过倒进自己的粮袋里。街上粮店、铺面前堆集如金字塔状的粮食筐箩数以百计，各粮食字号伙计加起来达数十人。

因路途太遥远，这些赶毛驴的粮贩子们得在金家崖住一宿，第二天黎明把粮食卖了才能返回，所住宿店家的槽头上，毛驴、骡子挤得满满当当，骡马店老板的生意也就火爆起来。粮贩子卖了粮，就买些日用杂品回家，于是，金家崖的杂货铺应运而生。各杂货铺经营四川的白砂糖，秦安的土织布，永登灰篷草烧制的灰碱，青海的青盐，当地的清油，陕西朝邑的辣椒，以及一些针头线脑等等。

和杂货铺并立的，还有“庆仁堂”等中药铺，这些药铺老板全是陕西人。店铺前檐下总挂着二尺长五寸宽的木牌，上面用油漆写着“云南三七”、“广东白术”、“西藏红花”等字样，店铺门侧立一大木牌，上书“雷公炮制”“童叟无欺”。同时还收购兴隆山、马衔山一带药农出售的中草药，他们把马衔山所产党参称“马党”，公认质量极佳。

三圣庙前是炭市和柴市，南边歇驾嘴一带的农民，从水岔沟煤山上用牲口驮来各种块炭和一捆捆木柴。炭市以西的街头是出售活羊和倒卖牲口的大场，这里人称羊家沟或羊市口。每天凌晨4点开始粮食交易，日出各店铺开门，人群熙熙攘攘到11点左右。所以人称金崖集日为“露水集”

文化之乡

金家崖有丰广书院（后改为小学）、女校，并且文化娱乐活动也尤为活跃。每日上午“露水集”市上，人马车辆拥挤不堪，下午略显宽松，但仍然是热闹的，时不时有河南人拉猴子在街旁摆开场子耍猴戏，在锣和鞭子声中，猴子戴王冠穿蟒袍，空中翻跟斗，驾小狗犁地，博得了围观者的掌声。另外还有一种扁担戏，扁担戏是一人挑两只木箱，外带四根指头粗的竹竿，走乡串村，在地头、河边、街头，只要有人，就歇下担子，用四根竹竿立地撑起一个有古建筑屋顶的布幔小舞台，艺人随即也钻进布幔中间，用两只手套道具扮成小猎人和老虎，脚按打击乐，口哨当伴奏音乐，剧中老虎咬了小猎人的头时，小猎人用手摸头，口哨就发出声音：“我的头，我的头！”。微型的布幔小舞台演得有声有色，看得孩子们如痴如迷。卖武的场面更加雄壮。卖武者光着上身，把刀枪剑棍放到地下，双手抱拳向四周观众行礼：“小弟来贵地求碗饭吃，请地方豪杰高抬贵手。”然后龙腾虎跃，闪展腾挪地表演起来。

金家崖东边的寺背后村还有一个孤老院，是国民党政府办的一个慈善机关，收留着几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衣食由公家管。其中有一对盲人老夫妇，为了弄几个零花钱，他们用棍子捣地问路，互相搀扶着来到金家崖街头，双双坐在条凳上，老汉弹拨三弦琴，老婆敲击琴铃，弹唱《下四川》、《大保媒》及格调低下的《十八模》。当然，给他俩捧场丢钱的人不多，故此他们收入甚微。庙中有座戏楼，这里曾演出过皮影、木偶戏，山西蒲剧团在解放前在这里演出时，有个艺名叫攸晓兰的一位青年小伙子善演丫环、花旦，行走如风摆柳，腰工特别好看，于是在这乡下镇子里掀起了一股追星热。

国民党军某团曾在金崖一带驻扎，团里有个“铁血剧团”，曾在三圣庙木板舞台上公演多日，舞台出入口的门帘上绣有“铁肩担道义，血手著文章”的对联。每年秋收时节，就是街上三圣庙唱戏的日子，请来通渭王箱主的秦腔戏班，在三圣庙舞台上，大张旗鼓，昼夜演唱大戏，台下人山人海。演出的剧目有《琵琶记》、《白蛇传》、《岳母刺字》、《灵隐寺》、《游西湖》、《孙武子雷法行兵》以及加演的独幕剧《柜中缘》等等。大年初一晚上，几百米长的街道，几十户商家店铺，每家商号的铺面檐下，都挂4个纱灯。金家崖的纱灯，都是四方形，四面都绘着彩色故事，有《三国》、《西游记》、《封神榜》等，还有梅兰竹菊和二十四孝图等等。有一商户在自家门前挂起一盏走马灯，灯下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大年三十，中药铺里的相公便用火硝、木炭、硫磺、铜末、生铁末合成的烟花抱出来，放在当街，燃放起来，这自制烟花喷射的彩焰竟比房脊还高。

绿烟之乡

绿烟是甘肃地方特产。明代由肃庄王朱    引入榆中青城，民国初年传入苑川河下流。金家崖是绿烟主要产地，每年麦收后，苑川河谷地包括两岸台地都是葱绿一片的烟田。其中，齐家坪蔡家场的烟叶最为出名。有了烟叶就有了烟叶作坊，作坊以烟叶为原料，配以多种辅料加工成烟丝，用铜、铝制成的烟具注水而吸，故称水烟。为了纪念绿烟的种植和传播，各烟坊还供奉诸葛亮，并有对联：“佳种遗南方，无非薤叶芸香；芳味入心脾，可解烟岚瘴气。”水烟作坊有大有小，在工棚里，两人一组，用特制木刨推削叶丝，师傅叫“上手”，徒弟称“下手”，两人配合默契，用劲轻重适度，将配上佐料散发香味的烟丝压制成四方形的烟丝片，一组可日产水烟四、五百片。产出的水烟丝或厂家自己运往上海、南通一带销售，或者南方客人来这里收购。凡是能经营得起水烟厂的人家，都会获得优厚的利润。烟厂，便是苑川流域财富的象征。

蔬菜之乡

金家崖除了种绿烟、水稻还有种特产便是韭黄。韭黄产地主要在金崖乡邴家湾村。菜农们在入冬时将韭菜田用厚厚的麦草盖住，待到腊月，掀去麦草，韭黄长得鲜嫩而粗壮，在当年这是很稀奇的，而且兰州周边地区，惟有金崖邴家湾的韭黄最粗壮最鲜嫩，深受人们欢迎。1981年被确定为兰州市蔬菜基地。

企业之乡

民国时期，金家崖就有糖坊，是农民一家一户用当地糜子为原料制作的食用糖，有外形像胶的胶糖，有色白而内虚的白糖或叫灶糖，还有用黄豆、麻子混合制成的块糖。糖坊主人把这各色各样的糖装进圆形木盒，用扁担挑卖；有银匠，专制妇女首饰；有几家铁匠，打制锨镐锄耙；有掌匠，专为过路骡马钉铁掌；有冶炼，铸造犁铧火炉；有染坊，将白布染成各种颜色……。解放后，公私合营使这些个体工商户进入社会主义轨道。

金家崖人原来就有经商办作坊的经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轻车熟路，抓住机遇，又开始从事工商业。这时宜兰国道和夏方公路从金崖交叉通过，交通四通八达。于是，造纸、翻砂、轧油、塑编、油毡、地膜、制箱等工业在金崖镇丝绸古道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这些民营的大小企业，吸纳了不少当地的农工，几个大的厂子工人达到几百人，为人烟稠密的苑川地区提供了就业门路。

民营企业的产品畅销国内，远及韩国、英国、埃及、沙特等国，又达到了当年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交流的盛况。2003年，金家崖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5.2314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了3.0288亿元，农业总产值达到4100万元，工农业产值达到3.4388亿元，财政收入达到502.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380元。

民营企业的崛起，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他们的生活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很多农民都拥有了“三马子”和汽车；农民洗澡不再跑到苑川河边，而是街上有了澡堂，无论冬夏均可入浴；以往金崖人在水磨坊磨面就比山区的驴拉磨人推磨省力得多，现在不仅有了电磨而且有了清粮机，人们不再簸粮食，只把粮食送往电磨坊就成，妇女们告别了簸箕和筛子；当年农民走亲戚，拿一斤兰州“三合公”、“公盛合”的糕点或“致兰斋”的水晶饼当礼物。现在，不少农家购来电烤箱，家制挑酥、蛋糕、糕点成为家常食品；夏收大忙，农民懒得做饭，便到镇上饭馆里提酿皮、凉面，致使镇上几家饭馆生意火爆；人们从外地归来，在金崖桥头下班车，就搭“的”回家，由于有玉米秸秆等丰富的饲料，养奶牛的家庭很多，鲜奶可以按时送往农家门口……        （金吉泰）

经济开发区——和平

和平镇位于榆中县西部，距兰州市区6公里，原名张子文店，1949年8月解放兰州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题字“和平”而更名。以前由于大青山和阎王沟阻隔，丝绸古道和驿道从东岗镇绕过桑园子入榆中。1933年才开通了公路，和平由此称作“兰州东大门”，此地清代属皋兰，解放初属兰州市东岗区，1963年划归榆中县，1992年建立和平经济开发区，1998年底撤乡建镇。

全镇总面积143平方公里，现有人口4.5万余人，有耕地3.9万亩，林地8.4万亩。兰新铁路、巉柳高速公路、312、309国道、兰02省道穿镇而过，交通便利。目前，有冶金、轧钢、建材等大小企业180多家。为“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2003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 0.35 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5.5亿元，第三产业总产值达1.2亿元，财政税收达到7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80元。

近几年，和平镇抢抓“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把改善“投资、建设、干事、创业”环境，加大招商引资作为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地方财源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举措来抓。

搭建经济文化平台

和平镇政府多方筹措资金950万元，全力组织实施一纵一横3公里商贸主街拓直美化改造；投资2500万元，新修金川大道1.6公里；投资550万元，拓建110#道路1.3公里；投资1000万元，建成日供水5000立方米的和平水厂及综合办公大楼；投资1000万元，建成连片达面积12平方米的集中联片供热站；投资200万元，埋设地下城市弱电管网4公里等，基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三通一平”，达到了“三化”。紧紧围绕发挥经济效益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相结合，形成以经济建设促进城镇建设，以城镇建设拉动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一是在规范祁家坡及和平两个农贸市场的同时，投资200万元，建成综合性的和平中心市场。二是为改变镇区部分农民的居住条件，投资1500万元建设袁家营村农民住宅楼小区，推动城镇社区建设。

和平镇从优化学校布局，提高教师质量，强化学校硬件建设等多方面入手，狠抓教育教学管理，使各中小学均拥有微机、多媒体等，学生上机率达95%。同时，引办陇大国际学校、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兰州外语科技学院、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等。为了解决群众就医难，镇上对卫生事业进行了改革，全面实行了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一般疾病均可在本镇治疗。

发挥区位优势

和平镇发挥紧靠兰州市城关区的优势，近几年在改革管理体制，加城镇建设的同时，以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为目标，使区域特色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其中：“十五”期间投资达4.5亿元的金川科技园、粉体材料、生产厂房、研发大楼、热力供应站、专家公寓已开始全面建设；投资1000万元的兰州腾龙电信器材有限公司已完成厂房建设，机器设备安装，已进入调试阶段；投资310万元的甘肃金阳稀土有限公司目前已投入使用；投资300万元的和平新型建材厂已投产；投资1300万元的甘肃亚兰特种药材饮片生产有限公司已进入设备调试；投资300万元的兰州园林雕塑加工展示基地正在建设；投资450万元的兰州麦斯力保键饮食有限公司进入待生产阶段；投资280万元的兰州杨森生产线已经投产。

为了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植粮经为主，走压粮扩经、压夏扩秋和集雨节灌与林果业相结合，退耕还林与舍饲养殖相结合的路子；以袁家营、和平为主的川区村，在调整种植结构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做到建市场、活商业、促发展；以沈家河、祁家河、祁家坡为主建成无公害蔬菜基地，同时大力发展高效日光节能温室和高架大棚，2004年 和平镇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点” 。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运销等龙头企业，规范现有三家菜库，扩大周转量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发展订单农业，促使企业与家与农民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一批营销大户和大批的经济中介专业走出去抓销售。

为了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平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或出去考察学习等多种办法来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全镇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逐步建立健全并落实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促进了小城镇高速度、快节奏的建设与发展，从而促进了和平的全面发展。

（何丽萍）

人物春秋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麴氏数代兴高昌

1973年8月，县文化馆在榆中县兴隆山峡口北2公里的朱家湾村，发现了一处唐代的石椁墓，墓室为青砖拱形窑洞，顶部有盗洞，石椁一角被砸。椁前有一匹马、2只羊、一条狗的骨骸和一具女人骨骸。石椁内有木棺一具，只有一枚红、绿宝石的戒指和一块鹅颌骨。据墓志铭记载，这是唐代高昌国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

慕容氏是高昌王麴文泰后裔麴崇裕的夫人，榆中地为何埋葬高昌人？这要从汉武帝说起。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原是西域车师国前王之地，汉武帝开拓西域，在此地屯田，筑高昌垒，因此名曰“高昌”。宣帝时设西域都护府，神爵二年（前60年），两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均驻此地，晋以其地为高昌郡。东晋十六国时期，先属前凉，后属前秦，北魏文成帝和平六年（460年），柔然占有其地，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传二世。伯周死后，少子义成继立，一年多之后，阚首归杀胞弟义成而自立为王。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高车（铁勒）出兵，杀阚首归而立敦煌人张孟明为王，8年后，国人杀张孟明立马儒为王，以榆中人麴嘉为右长史。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马儒派使臣向北魏朝贡，请求举国内迁，孝帝答应并割伊吾土地500里，让大将军孟威率骑千余前往接应，马儒也派使臣、军队迎接。但高昌国人依恋故土，不愿东迁，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国人杀死马儒，推举麴嘉为高昌王。

麴嘉统治高昌后，得到了北魏的支持，并授予他为东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金城郡开国公。

高昌建国初期，地域东西达800里，南北500里，四面多大山，气候温暖，土地肥沃，耕地近千公倾，谷麦一年成熟两次，国民养蚕产丝发展生产。同时，这里出产赤盐，复有白盐，光泽如玉，麴嘉常将此作为进贡中原的贡品，另外，这里还盛产葡萄酒，深得邻国的青睐。

高昌国北有赤石山，70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北为铁勒界。当地百姓多以陇右移民为主，汉族姓氏主要有麴、张、马、索、汜、阳、宋、赵等大姓，麴氏又分为两支，金城（甘肃兰州）榆中一支为中央王族，西平（今青海西宁）一支为地方旁支。高昌国内多种民族杂居，其主要家族有鲜卑的秃发氏，突厥的阿史那氏，车师的车氏，鄯善的鄯氏，龟兹的白氏，焉耆的龙氏，天竺的竺氏，月氏的支氏，石国的石氏等和昭武九姓的康、安、曹、史、米、何等姓氏。由此，高昌国被中原政权当作“西北诸戎”。国人风俗习惯与中原略同，传习《五经》、历代史、诸子集等典籍，婚姻也行六礼。这里的房屋大都与榆中百姓的房屋相同，因气候干燥，房屋均为土木结构，屋顶覆土。职官制度模仿中原又自具特色，其中央行政体制据藩国标准设计，地方行政类似郡县制，而实际上郡不管县，郡守、县守由中央贵族担任，官有四镇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谘议、校尉、主簿等。高昌施行军政、军民合一，兵丁可以占田，可与土民通婚定居，其赋役制度十分苛刻复杂。宗教融合内地与西域各民族信仰佛教、道教、火袄教并存，而以佛教为盛，国内有佛寺150余座，僧尼数千，常远到西域和中原取经传道。

麴嘉立国后，为了能在大国纷争中取得生存，一方面向蠕蠕（柔然）称臣纳贡，另一方面又派使臣去洛阳朝拜魏主联系东迁。后来，蠕蠕主伏图被高车所杀，便又向高车纳贡。几年后，高昌国势稍盛，恰逢邻国焉耆为厌哒所灭，应焉耆国人的请求，麴嘉便派次子麴坚前往焉耆，暂以其国王而主持该国事务。7年后，麴嘉以遣派其侄左卫将军田地太守麴孝亮朝拜京师，仍请求内迁，后来因为魏主的迎援活动失期而耽搁。此后，麴嘉又十几次派人向魏主晋献珠像、白黑貂裘、名马、盐枕等。延昌年间，魏主下诏：“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此后，麴嘉又遣使朝献，魏孝明帝便下诏书安慰麴嘉作为“汉魏遗黎”的高昌人不宜急于内迁，后又请求，仍然没有得到准许，于是便请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任博士，以教授学生。魏孝明帝准奏，并按麴嘉的要求遣使送归。公元525年，麴嘉病逝，魏孝明帝赠谥号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封其子麴光为高昌王，然而因史书残缺，在其为政的5年，详情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自麴嘉始，高昌国各王都以中原政权为样板，并与之交好，时而接受封号。正是因为这种“高瞻远瞩”，才使得这一弹丸小国在历史的风雨中，摇晃而立。

公元531年，麴坚继位，他是麴光的弟弟，也是高昌国的第三代王，麴坚为王后，仍对邻邦强国纳贡。梁大同年间（535——545年），又与南朝通好，并为南朝每年进贡鸣盐枕、葡萄、良马、 氍毺 等物，同时也从南朝带回大量儒家与佛家经书。麴坚还在自己的坐室中，绘刻了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作为仁政的象征，也就是从这时起，南朝以《孝经》随葬的礼俗传到了高昌。

时光如梭，日月交替，一晃到了公元561年，第七个高昌王麴乾固即位，然而，由于突厥破高昌四域，麴乾固被迫依附内地政权，并娶突厥可汗女为妻。麴乾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在公元591年让人抄写了150部《仁王般若经》，公元597年十月十六日让人抄写了《金光明经》等经书。在他长达41年的统治其间，高昌国佛教盛行，各地佛寺迅猛发展，真难以想象，如此边陲小国，不知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也不知到底抄了多少部大乘经典，真可谓“功德无量”。

麴乾固死后，他的儿子伯雅继位，突厥令他依附于突厥的风俗，伯雅不从，但最终在突厥的多方施压下，不得不暂时屈从。为了摆脱突厥的控制，麴伯雅又遣使交好中原。公元608年，向隋朝进贡。第二年，隋炀帝西巡，麴伯雅领头，组织西域27国国王，佩玉被锦，焚香奏乐，跪在道旁相迎，其场面壮阔为西域历代少见。此后，麴伯雅又随隋炀帝前往长安，在长安观风殿受到了隋炀帝的设宴款待，其余西域的使者皆陪在阶庭之下，临终赏赐差别也很大。同时赐封麴伯雅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以戚属宇文氏女为华容公主作妻子。公元621年，麴伯雅随隋炀帝出征高丽凯旋而归后，又回到了高昌。一到属地，便下令全国，要求国民解辫削衽，改穿中原服饰。隋炀帝听到消息后，非常赞赏，下了一道很长的诏书表示赞扬。

常言道：人弱被欺。国家也不例外，高昌国在西域并非强国，在向隋进贡的同时，也向西域铁勒纳贡。造成国民的赋税日益加重，终于在614年引发暴乱，伯雅被逐。直到公元620年，在西域诸国的帮助下，麴伯雅又登上王位。3年后因病去世。由其子麴文泰继位。

麴文泰继位后，与当时中原的唐朝大力修好，并大量进贡珍宝。贞观四年（630年），他亲自到长安觐见了李世民，受到了李世民的厚待。可以说，麴氏高昌与唐王朝的关系此时达到了最佳状态。

麴文泰非常重视高昌佛教的推行，自己也虔诚无比。他在朝见唐太宗李世民后，归国途中，经过金城（兰州）时，将李赏赐的千两金银尽数捐给金城嘉福寺，修建了木塔，表示对家乡的怀念。

另外，麴文泰一心向佛，使得佛教在高昌国盛行开来。唐太宗贞观元年或二年（627年、628年），也就是高昌王麴文泰的延寿四年或五年，唐三藏法师玄奘为了解决佛性问题的争论，西行去印度求取真法。他只身一人，靠着老马识途，度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来到伊吾（今哈密）。他本打算从伊吾向西北，经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向西前进。恰好当时有高昌国的使者从伊吾回国，将玄奘在伊吾的情况告诉了国王。高昌王麴文泰立即派贵臣带着数十匹好马赶到伊吾，请玄奘到高昌。玄奘推托不掉，只好随使者而去。经6天的旅行，来到高昌界内的白苈城。这时已是黄昏时分，玄奘想在此停留，但使者受命在身，声称都城已经不远，换了良马，继续前进。半夜时分才到了高昌城，被隆重地接入王宫后院。麴文泰和王妃都未入睡，一面读经，一面敬候玄奘法师的到来。见面后，文泰拜问甚周，直到天将破晓，玄奘才告辞还宫。天刚发白，疲惫不堪的玄奘还没休息一会儿，高昌王就率王妃以下众人前来礼问，请玄奘移住在王宫旁边的道场中，派人侍卫，又让高昌国的佛教大师前来相见，并劝说玄奘不要再往西天取经，玄奘谢绝不应。

十几天以后，玄奘想辞行，高昌王执意挽留，要以弟子身份终身供养玄奘，再次劝说玄奘不要再念念不忘西行了。并说让全国人都成为玄奘的弟子，请玄奘讲经，数千弟子都作玄奘的听众。玄奘坚决不允，表示即使死了，骨头可以留下，但神智也不会留的。两人相持不下，高昌王虽然倍加供养，每天亲自捧盘送食，但玄奘水浆不进，用绝食来表示西行的决心。到第四天，玄奘已气息奄奄，高昌王只好答应玄奘的请求，条件是和玄奘结为兄弟，等玄奘取经回来时，到高昌国住三年，受国王弟子供养。并且让玄奘再停一个月，讲《仁王般若经》。每次讲经，麴文泰都亲自执香炉来迎接玄奘入帐，并在300余听众面前，跪在地上当凳子，让玄奘踩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

高昌王麴文泰还为玄奘的西行准备了丰厚的行装，总共有4个侍候玄奘的小和尚；法服30套，防寒用的面衣（脸罩）、手衣（手套）、靴袜等数10件；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和绢等丝织物500匹，作为玄奘往返20年的费用；赠马30匹，仆役25人；又写了24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1匹，请高昌以西龟兹等24国让奘玄顺利通过；最后，又带上绫绡500匹、果味两车，献给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叶护可汗，并致书请可汗护送玄奘到印度求经。对于高昌王来说，这应当就是他所能办到的最丰厚的行装了。玄奘走的那天，高昌城的僧侣、大臣以及百姓倾城送出。国王麴文泰抱着玄奘恸哭不已，亲自送了数十里才回。

贞观六年（632年），唐朝改西伊州为伊州，使之完全成为等同于内地的州县，这充分表明了唐朝向西推进的意图。唐朝在伊州的立足，首先感到威胁的是紧挨在西边吐鲁番盆地的麴氏高昌国。高昌王麴文泰虽然在贞观四年入朝觐见唐太宗，但回国后就与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联兵，东攻伊吾，企图封堵这个唐朝进入西域的门户；又西向攻陷与唐和好的焉耆所属5座城镇，掠男女1500人，焚烧屋舍而去；还截掠西域前往唐朝进贡的使臣。于是，唐太宗以此为借口，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带领薛万备、薛孤吴儿、牛进达、姜行本等将领，率兵进攻高昌。

高昌王麴文泰与屯驻浮图城的西突厥可汗欲谷设约定，有急相救，共为表里，企图凭借着大患鬼魅碛的天险，负隅顽抗，唐军从伊吾出发，分兵几路前进，其中姜行本曾由伊吾北上天山，砍伐林木来制造攻城的冲梯，并在这里立了《纪功碑》，记录唐朝这次远征高昌的壮举。另一支唐军经赤谷，越过天山，进击可汗浮图城，西突厥可汗欲谷设望风而逃，随后投降了唐朝。高昌失掉了西突厥的支援，当听说唐军主力已进到碛口时，麴文泰惶恐骇怕，无计可施，发病而死，子麴智盛嗣立。唐军自柳谷而下，先攻破田地郡城，进逼高昌城。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八日，麴智盛开门出降，麴氏高昌国经过10代139年，至此终于灭亡。

麴智盛归唐的第二年，被拜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他的弟弟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天山县公。公元690年，麴智湛的儿子麴崇裕授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虽官阶为二品，但受武则天宠信。麴氏以武则天面容为佛像造型，加以推广。他的夫人在金城溺死后，葬于麴氏故乡榆中，也正是因为她的石椁墓的发现，才使得榆中人民搜古索史，找回并得知了麴氏数代兴高昌的壮举。

（高国宴）

刘一明阐释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著述最多者是王常月，次之便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榆中兴隆山道士刘一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以《道书十二种》汇集了他的主要著作，足以证明刘一明著作的价值。

刘一明道号悟元子，又号素朴子、被褐散人，原籍山西平阳府曲沃县人（今山西闻喜县东北），生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十九日。少年的刘一明即读儒家经典，一心向往功名，尤好技艺、医卜星相、地理字画。后来在读《吕祖传》中黄梁梦时，遂产生出尘脱俗的念头。他先后游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先后拜龛谷樊老人和凤翔齐丈人为师，皈依道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到甘肃榆中兴隆山。

兴隆山，距榆中县城7公里，古有衡山道士秦致通，谏议大夫李致亨二人在此修行。刘一明观其脉来马衔，面对虎邱，左有凤凰岭，右有兴隆山，双峡锁水，四兽有情，于是决定留在这里修行。在此后的40多年里。虽然他也曾几次出山远游，但主要的活动地却在兴隆山。他的大量著作成就于此，他日臻成熟的道教思想不断通过他的笔阐发出来，丰富了我国宗教文化宝库，使北宗道教思想日趋完善。他的著作不但被门人木刻印刷流传于道教界，上海江东书局、翼化堂、常德府护国庵于嘉庆、道光、光绪、民国年间铜版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研究道教典籍的普及读物和修身养性的指南。

刘一明邃玄教、精易理、擅养身、长医术，因而他的道教著作博大精深。按内容分为三类，一类为对古代典籍、著述的阐释发挥，如《周易阐真》、《周易注略》、《三易读法》、《金刚经解蕴》、《心经解蕴》、《黄庭经解》、《孔易阐真》《参同直指》、《西游原旨》、《无根树解》等。这些著作中，刘一明不拘泥于历代各家解说，而是紧紧把握性命双修这个主线，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

《周易阐真》一书中，作者指出，丹道即易道，圣道即仙道，《易》非卜筮之书，乃穷理尽性命之学。所以在此书中，刘一明尽将丹法寓于周易图卦系辞之中，力譬象而就实义，去奥语而取常言，直指何者为药物，何者为火候，何者为进阳，何者为退阴，及修炼中下手、止足、温养、法丹、先天、后天、逆运、顺行等问题，就其图象卦象，细为分析，一气贯穿，使学者先穷性命之理，后了性命之道。

刘一明在《周易阐真》里，继续阐发东汉魏伯阳的丹经理论，以浅显的语言，就龙蛇铅汞之法，验以爻系图象，剔除其“劣歧”，归于宗主，将炼丹与六十四卦卦体、卦辞一一阐释，使后学者少走旁门曲径，直奔本源。

值得一提的是刘一明的《西游原旨》。此书后来由中国近代大文学家鲁迅点评，学者胡适对其认为《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刘一明认为，这本书主要在于阐明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在释则为金刚法华，在儒为河洛周易，在道则为参同悟真。所以书中以西天取经故事，发金刚法华之秘，以九九归真，阐参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师徒演河洛周易之义。

他认为，此书立言与禅机颇同，其用意处尽在言外，或藏于俗语常言中，或在一笑一戏里，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别其真假，或借假以发真或从正以避邪，千变万化，神出鬼没。俗语常言中暗藏天机，戏谑笑谈处显露心法，古人所不敢道者不敢泄者，邱真君（指丘处机）言之，其造化枢纽，修养窍妙，无不详明具备，可谓拔天根而钻鬼窟，开生门而闭死户，实在是返本之源流，归根复命之阶梯。悟之者不必遭八十一难之苦而一筋斗云可过，不必用降妖除怪之法，而一金箍棒可毕。然而后世之注家以《西游记》为演义传奇而已，仅取一叶半简，以心猿意马毕其全旨，且注解每多戏谑之语、妄证之词，未能贯通西游原旨。而悟元子刘一明《西游原旨》昭若日星、沛若江海，指出西游一书即阴符也，即参同也，周易也，始知《西游记》为修炼性命之书，犹如一灯明幽室，百邪自遁藏。书末《西游原旨歌》更是形象概括集中了《西游记》的真谛及主旨，使后之读者豁然割然。

刘一明的另一类著作是作者对修养性命感悟的总结，如《神室八法》、《修真九要》、《修真辩难》、《修真后辩》。

《神室八法》一书中，作者将人的修身立命譬作修筑神室，以刚、柔、诚、信、和、静、虚、灵喻之如神室之梁柱、木料、基址、椽瓦、门户、修壁、堂中、主人。虽然此书语言平易、通俗、但其理精微，讲修道即修神室，神室完全，大道成就，永无渗漏，脱灾免祸，人于安然自在之境。

《修真九要》一书，作者则从自己青年时期走过的弯路，警示天下修道者，必须由浅入深，依阶梯登高，循九要而入，辩明邪道，纵不能行此天下稀有之事，亦可以知有此稀有之事，庶不致空过岁月，虚度一生。这九要是：戡破世事、积德修行、尽心穷理、访求真师、炼己筑基，和合阴阳、审明火候、外药了命、内药了性。刘一明总结自己少年慕道而未遇明师，不辩是非，几乎受害的教训和幸遇龛谷老人，走上正道的感悟，整理完善了龛谷老人学道修道的思想，总为九条，为初学者循序而入的阶梯，并且批评了“末曾学道，即欲成道，未曾学人，即欲作仙”的糊涂思想。

在《通关文》一书中，作者明确指出修真大道，窃阴阳，夺造化，了性命，脱生死，为超凡人圣，成仙作祖之大事。但世间学道者多如牛毛，成道者如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皆因学人一身偏病，满腔邪气，所以感不动师友，以致空过岁月，枉劳跋涉。作者积数十年之经验，潜心著书，以结知音，使学者先尽自己之事，由近大远，而性命修持之功，也由此进步。作者在此书中罗列日常生活中色欲关、恩爱关、 荣贵关、财利关、穷困关……，共50条，皆学道人要命关口，阻路大道。作者还指出，性命之道，天下第一件大事，第一件难事，非大力量大功德之大丈夫， 载不起，作不成，果能打通诸般关口，大道在重，直登彼岸， 纵横逆顺没遮拦，步步见功，何愁道之难哉乎！

刘一明的著作，很为当时学林所称誉，为当代宗教界所重视，如他的《修真难辩》，能从体用角度把先天后天之道，统一为一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就道之用言；无形无象，是就道之体言。太极未分之时，道包阴阳，太极既分之后，阴阳生道，道者阴阳之根本，阴阳为道之发挥。所谓太极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成太极，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种从宇宙生成论出发，以道为世界本源，阐明道与物相互为体的认识，给后世学者以很大启迪。

总之，刘一明对前人著作的阐发与解释炳若日月，如雷出震，为易学研究者起到发聋震聩的作用，他的理论，不仅名贯西北，而且与饮誉南方的傅金铨齐名，所谓“南傅北刘”成为道林的一致评价。

大量的诗词、曲、杂文、楹联、散文、杂感，是刘一明第三类著述，这类著作，以《会心内集》、《会心外集》、《栖云笔记》、《悟道录》为代表。其中《太和记》、《自乐记》、《三教辩》、《示李鼎实书》等篇章，抒写了自己“不喜荣华，只爱恬澹，慕的是云朋霞友，好的是日精月华”这种恬澹自如，超群脱俗的胸怀。《太和记》则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笔调，写作者入一幽谷见到的种种美秒、奇异景象，在一黄发丈人带引下，来到一个叫太和的小村，老丈人自我介绍号为太初子，隐居此地15000年矣，并诫之再三“无可妄泄，世无知音”。其实，这里所描写的境界，正是作者所追求的非色非空，似有似无，杳杳冥冥，恍恍惚惚的理想天国。《三教辩》一文，刘一明从另一角度以“鹦鹉以舌利而入笼，孔雀以尾文而受拘，獐兽以脐香而被害，狐狸以皮贵而丧生，龟以灵而剥壳，蚌以珠而剖腹，蚧以尾而受刈”的道理，指出“鹦鹉藏舌，孔雀脱尾，獐兽失香，狐狸去毛……”蓄精养神，遁名晦迹，静养太和，以全大造之功的“修行立命”思想。在此文中，作者通过分析、比喻、类比等手法，阐明儒、释、道三教不同，其意总欲引人入于至善无恶为要归，并归纳道：儒有精一之道，道有得一之道，释有归一之道；儒有存心养 性之学，道有修心炼性之学，释有明心见性之学；儒有道义之门，道有众妙之门，释有方便之门，得出了溯源穷流，三教一家的结论。

乾嘉之际，正是清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此时的道教功法，已突破了三教界线，趋走合一。刘一明正逢其会，成为此中最具代表性的革新派人物。理学这不但在《西游记原旨》里表露得十分清楚，而且在其它诗文中一以贯之，如诗《达摩赞》、《如来》、《读西游有悟》、《王母宫》、《三易注略吟》、《叹修道不识真》、《西关礼拜寺》中都渗透了这种思想，他为兴隆山道观撰写的楹联“均是圣人何分儒释道三教，总归正理要会身心意一家”、“三教原是一家又何分别门户，一心归去敬三元只须秉烛焚香”更是直言了三教一家的革新观念。

《悟道录》是刘一明自遇龛谷老人后，在求道的艰难实践中的感悟和总结，当他明白了“大道必要真传，性命还须双修”后，方悟出天地间万事万物，眼之所见，耳之所闻，足之所至，身之所经，头头是道，件件藏真，都蕴含着深刻的道教理论。于是拈取世人所共见的日月星辰、云电雷雨、山川草木、鸟兽人物……发挥阐扬，使学道者能够少走旁门曲径，直通大道，其中如月借日光、接挑接杏、木茂水长、松心竹节，水上火下、动热静寒、癫汉醉人、淘金拣玉、木偶泥胎、曲酒米粥、瓶满瓶半、空谷传声、蚌珠鸡卵、婴儿无心……共九九八十一条。刘一明借助自然、生活现象，先铺叙其固有的特征，后以有象穷无象，以有形辩无形，发挥阐扬，细细分析，言浅理明揭示出其中之道：借阳化阴、护持根本、心实节坚、水火相济、凝聚三宝、返老还童……使后学者从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中，领悟处处皆道及“大道至简”的道理，以修身养命。

刘一明不但以其著述丰富了道教理论宝库，弘扬了道教思想，并创立了“性命双修”的北宗学派，而且以他坚实的步伐实践了道教思想。他在几十年晨钟暮鼓的岁月里，完成了道教著作22种，募化修建了灵官殿、洗心亭、三清殿、黑虎殿、均利桥、混元阁、雷祖殿、斗母宫、王母宫、吕祖阁、邱祖堂、朝阳洞、三圣洞、迎善桥、菩萨殿等道观62座，开坛讲经，形成兴隆山道教丛林。在新庄沟荒坡地开垦50多亩，部分主持自种，部分租种，作为零星补修之费。至此，兴隆、栖云两山败而复兴，殿、观、阁、廊、桥、路错落有致，信士弟子吃住有处，形成了一处完整的道教活动基地。因此，刘一明又被后人称之为“兴隆山建设的功臣”。

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初六亥时，刘一明进入预先为自己建好的墓洞内，召集门人弟子，一再嘱咐要以性命为重，功行为先，言毕溘然而逝，享年88岁。（199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文玲《道学家刘一明》详述了刘一明生平及其宗教思想）。

（金耀东）

周士俊一生扬正气

清咸丰三年（1853年）榆中县金崖邴家湾出了一位有名的进士。他不仅谋略有方，而且胆识过人，尤为可贵的是清朝政府在洋人面前奴颜媚骨，对民事黑白不分的时候，他竟能以浩然正气秉公办事，这就是至今为人称道的周士俊。

周士俊少年时家境贫寒，连私塾都上不起，叔父见他好学，便省吃俭用，将看水磨凑下的钱挤出一点来供他念书。周士俊的老师是寺背后的人，饱读诗书，要求甚严。一次，老师在课后，检查周士俊背书，周士俊因遗漏了其中的几句话，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这次教训后，周士俊学习习近平长进，并于1853年高中进士，授为广东长乐知县。

周士俊赴任前，专门去向老师辞行，老师一见周士俊，要行跪礼，周士俊一把扶住，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恳请老师指点。老师说：“你现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记两句话，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

广东长乐县分上中下三坊，上、中坊由于土著居民和外来客商长期闹纠纷，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不但死伤了好多人，而且一些村户的房子也被焚烧一光。周士俊到任后，经明查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将带头闹事的人全部逮捕法办，依法惩治了祸首，这才平息了事态，使上、中坊恢复了祥和与安宁。下坊虽没有打架斗殴的，可因地势低洼，每年几乎都要闹水灾，当灾民携物乘船迁避时，当地的一帮恶少便集结在一块，乘机打劫抢掠，好多灾民为此丢了财物不说，有的甚至被打伤、打死。周士俊闻讯后，专门成立了巡逻船队，一遇水灾便出动为灾民保驾护航。周士俊爱民的美德便由此在长乐县城传开了。

不久，周士俊又调到番禺县。番禺县是当时广东省省会，街市相对繁盛。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侨居此地的外国人常常为所欲为，许多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甚至当地中国人之间诉讼打官司时，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行贿，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后门”，官司就能转败为胜。正是这个原因，在办案中时常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周士俊到任后，听到这些情况，很是生气，同时也出自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决心好好惩治一番。恰巧，这天碰上了一宗争田诉讼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将理屈的一方立马抓了起来。还未等他出庭审判，他的顶头上司——总督出面，要他赶紧把人放了。周士俊不解地问：“此人犯法，证据确凿，未及审判，何能释放？”总督不悦地说：“你知道些啥？此人是洋人打了招呼的，你得罪的起吗？”周士俊抗争道：“县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国，在大清的领地，我拿的是大清的奉禄，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总督被周士俊一席话顶得脸色铁青，重重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周士俊按当时的法律对理屈者处以杖刑。一时间，周士俊不惧洋人的事迹在番昌县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但是，这件事也惹怒了总督，不久，总督以“怒其强项，撤任闲住”罢免了周士俊。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才让他代理罗定知州。

罗定州同广西交界，山势险峻，林密竹深，加之道路纵横，自古以来就是盗贼和土匪出没的窝子。当地佳益圩有个绰号叫王狂七的人，集结匪徒，在这里设卡抽税，凡路过此地者均要按他的要求留下买路的银两，稍有反抗或不从，轻则抢掠财物，遭受皮肉之苦，重则丧命。同时，当地还有一个叫戴永英的人，设立了“雷公会”，纠合党徒，四出绑票勒赎，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

周士俊到任后，按照“擒贼擒王，各个击破”的方针，先逮捕惩办了会匪数人，又联合官军一起攻打“雷公会”的老巢，活捉了匪首戴永英。王狂七闻讯后吃惊不小，慌忙派手下爪牙陈两头口纠集岭溪贼匪万余人，在两省交界处筑起堡垒，继续“张旗焚掠”。

广西巡抚郭嵩焘见贼匪日益猖镢，便命周士俊同提督冯子材前往围剿，活捉了陈两头口，然后乘胜追击，直捣王狂七的老窝佳益圩。但是，由于佳益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王狂七手下尽为亡命之徒，拼死顽抗，连攻数日也未攻下。

就在这时，冯子材接到命令，朝廷派他到广西赴任，同时，军粮又短缺，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逆船又糟顶头风。周士俊知道，此次王狂七虽未攻破，但元气大伤，若就此罢手，待王狂七羽翼丰满，势必变本加厉，祸患无穷，因此，为了一方百姓，周士俊自筹了10天的军粮，恳请冯子材多留几天，以期将盗匪彻底消灭。冯子材为周士俊的义举所感动，欣然应允，历战了5天，终于攻破贼巢，杀死了匪首王狂七，笼罩在罗定川、岭溪人民头上的阴云终于烟消云散，当地居民无不拍手称快。

战事过后，周士俊又奉命拿5千银两救济难民，他和随从深入乡村农户，将遭受匪患、战乱的难民一一登记、核实，并发放票银、帑，深得民心。

其后，周士俊又被调到香山做知县，不久又调至揭阳。揭阳农户缴公粮很乱，周士俊设立了“清田所”，选公正的地方绅士和官方一同丈量土地，有田契的，呈验管业；没有田契的，进行了补办，并按规定的数目交公粮。多年在揭阳形成的弊端一下子被清理纠正过来。

由于周士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调到嘉应州，他在这里创办书院，大兴文教，不多久，又升为潮州府（今广东潮安县）知府，可惜还没到任，就因病去世，为后人留下些许遗憾。

（高国宴）

梁登瀛追随孙中山

1930年，北平三教寺门口，民国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亲书挽联：“议坛洒落抗风节，陇水凄凉失老成”，缅怀梁登瀛。

梁登瀛，字晓舲，又名亦园，号龛谷悟叟。1874年生于榆中县金崖乡梁家湾村，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取解元，任教于金县小学堂（今文成小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选法部主事，继任北平地方审判厅推事。因为他判案明捷，记大功2次，遂升任京师第二初级检察厅检察长。辛亥革命后，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13年，日本兵在长春街头明目张胆地抢劫，当地警察依法出面制止时，这些日本兵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向警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而政府对此事置若罔闻。梁登瀛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对政府的软弱无能非常气愤，于是依照当时的宪法质问政府，政府才过问此事，并向日方提出了抗议，日军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向受害人赔偿了2万元。

1917年，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为期12天的张勋复辟丑剧，然而这一丑剧却成就了段祺瑞的政治投机，使其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再度出任国务总理，迫使大总统黎元洪宣布下野，并宣布解散国会。梁登瀛对此行为十分愤慨，他四处奔走抗议，但毕竟为沧海一粟，政府对此置之不理。愤懑之余，他赋诗一首，以示心迹：“闷来走马出东原，矗矗议坛尚自存；制宪相争成底事，苔藓满地不开门。”

恰在此时，孙中山从上海到广州，举起了“护法”大旗，号召全国人民捍卫《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梁登瀛获悉后，毅然南下参加护法运动。初次拜谒孙中山，二人谈得甚是投机。兴奋之余，梁登瀛说：“仅仅护法无用，标题太小，不如以革命手段兴师北伐，肃清军阀余孽，然后实现主义。”孙中山听后连声称赞，于是让他到甘肃接洽甘肃的革命事务。梁登瀛到甘肃后，不料事态发生变化，不意几遭危险，于是急忙潜回香港，任非常国会议员，进行讨伐事宜，直到广州收复，才回到广州。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国会，梁登瀛奉命由上海赶到北京，获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任国务院顾问。1923年，曹琨贿选，梁登瀛强烈反对，遭到追杀，于是逃往上海，二次去拜谒孙中山。孙中山握住梁登瀛的手，感动地说：“人多以汝为贿选疑之，吾独以汝未必若是，今汝南来，真不愧为忠实党员。”从此，因感于梁登瀛的诚信，孙中山将其留在身边。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梁登瀛悲痛之余，亲写挽联以示哀悼：“权曰五、民曰三，治世经论谁与比；陈氏炮、温氏舰，诛心斧钺例难逃。”从此，他隐居北京，不问国事，读书教子，颐养天年。

1929年，陕甘大饥，饿殍遍野，榆中县也不例外。梁登瀛牵挂家乡人民，寄来赈灾款接济灾民。次年11月，梁登瀛在北平因病逝世，享年57岁。时隔2日，其夫人刘仪仙继之去世，同日寄葬于北平三教寺旁。1931年，梁登瀛的家乡父老在梁家湾村庙为其悬匾，以示感怀。1952年12月，乡人将其夫妇灵柩迁回故土，葬于榆中县金崖镇梁家湾村。

（高国宴）

杜堃在忻口战役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踏入中国，面临民族危亡，无数中华儿女奔赴前线，杜堃便是其中一个。

杜堃，字承天，1891年生于榆中县清水驿乡杜家嘴。他的父亲是清朝的武秀才，杜堃自幼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特爱舞枪弄棒。父亲见杜堃好武，便有意将他安排到陆军中、小学读书，以期日后有所发展。杜堃也不负父亲重望，在学校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后，他更是如鱼得水，发愤学习军事。1919年军校毕业后，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懂用兵之道，很快便在北京段祺瑞部下警卫队任排长，不久即升任连长、营长。

1922年、1924年，杜堃率部参加了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后来又参加了直皖战争。由于他在多次作战中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上司决定保送他去德国留学，以备重用。不巧的是，因为国内战事频起，杜堃作为主要参战指挥人员未能成行。

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被迫下台，杜堃留在天津杨村、杨柳青等地驻防，在这期间，杜堃一方面加紧学习军事理论，一方面严格训练部队。他对士兵以要求很严，常给官兵讲：练兵一世，用兵一时，只有在训练中多流汗，才能保证在战场上少流血。

不久，在他的老师——晋军第5师师长绥西镇守使傅汝钓的推荐下，杜堃到山西阎锡山部下任56团团长。由于他的部队能征善战，屡建奇功，很快成为阎锡山的“王牌军”，多次受到阎锡山的传令嘉奖，杜堃也升任215旅旅长。在这期间，他为了解决部队中人才缺少的困难，还在绥远小教场专门创办了一个军士训练班，培养了50名军事骨干。经费原定由阎锡山负担，可学员招来后，经费不到位，学员既无被褥，又无学习用具。杜堃只好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充当办学经费。这些学员毕业后，恰逢“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即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因功勋卓著，后来大都升为团长、旅长、师长等。

日入侵中国，杜堃对其行经深恶痛绝。1936年11月，他率部在绥东抗击日伪军，配合友军，一举收复了被日寇占领的百灵庙。

1937年9月，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占领大同后，兵分两路，企图突破平型关、雁门关防线，进逼太原，形势十分危急。此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了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太原保卫战，八路军115师挺进晋东北平型关，利用天险，伏击敌人。杜堃率国民党军215旅配合八路军，一起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当时战斗十分激烈，杜堃负责攻占老爷庙，他亲自到阵地指挥。在他的指挥和鼓舞下，战士们顽强作战，几经争夺，终于占领了老爷庙，有力地配合了平型关伏击战，取得了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9月下旬，杜堃奉命率215旅防守雁门关，因9月29日日军突破了钟有德团防守的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守军被迫撤退。30日拂晓，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电话，命令部队向太原撤退。当夜，杜堃在王靖国的指令下率部退至阳明堡。接着，阎锡山又电令王靖国带杜堃、田树梅、段树华、姜玉贞四个旅及直属部队，以“依城野战”的方式，固守崞县十天，为大军在忻口集结创造了条件。之后，杜堃又奉命参加忻口战役。

忻口战役是太原保卫战的中心战役。为组织这次会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朱德、卫立煌、黄绍竤，调集了8万兵力，并根据日军进攻态势，准备以主力置于代县、忻口之间，实施正面阻击。同时，八路军115师、120师分别在忻口东北和西北敌之侧后伏击与牵制敌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另外，部队决定在崞县北十里的大郭村及小河线上先做占领阵地的准备，由段树华、田树梅、姜玉贞三个旅占领。崞县县城由杜堃旅及野炮营、新山炮营占领，以轰击日军且作为全军的支撑。

10月1日夜，王靖国根据阎锡山电令，对崞县“依城野战”作了部署，派田树梅依据崞县北城，杜堃旅依据崞县西城及南关西南部，段树华旅依据崞县东城及南关东部，均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备城防，另以主力在城外部署，各炮兵营控制城内西北地区。

10月5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北城阵地发起进攻。固守北城的田树梅旅在武器劣于敌人的情况下，全体将士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交战。田旅第407团团部被敌炮火轰塌，团长刘良相与团副阵亡。约近中午，北关阵地全部被摧毁，田旅余部只能固守北城墙。下午一时，田旅408团团长石城文在北城墙督战时被飞弹击中阵亡。黄昏后，王靖国多次组织反攻占据北城墙的日军，先由田旅组织进攻，后由杜堃部下429团卢仪欧团长组织进攻，终因敌强我弱，装备落后，反攻未能奏效，团长卢仪欧不幸牺牲，部队不得已奉命撤退东渡滹沱河，进入山地。当时，滹沱河浮桥被敌机炸毁，只有野炮营第一门炮过了河，其余都陷于河中。很多士兵陷进流沙或被河水冲走，其状甚惨。

10月底，娘子关失守，忻口战场局势恶化，浴血奋战了23天的忻口阵地守军奉阎锡山命令，放弃忻口，于11月2日全部撤退到太原。这次战役，中国守军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也大量消耗了日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进攻，创造了歼敌逾万名的纪录。在战斗中，由于杜堃及其部下指挥有方，作战勇敢，阎锡山致电蒋介石通令嘉奖，并晋升杜堃为70师师长。

1938年2月上旬，日军以优势兵力沿同蒲铁路向晋南进攻，杜堃率70师在川口、中阳作战。川口战役中，由于增援部队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使敌人乘虚而入。70师固定的防线被日军突破，师长杜堃也险沦陷日军之手，旅长赵勇三阵亡，经过团长马超风硬冲硬打，才将被日军包围的师、旅司令部人员救出，而川口镇则陷于日军手中。在中阳战役中，杜堃部因火炮少，缺少精良武器，在与日军远距离作战中，许多将士牺牲，看到此情此景，一向惜兵如命的杜堃不由大声恸哭起来。

1938年夏，杜堃率部退至晋西，惟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淡泊于政治。抗战前，他为参加军阀混战，供野心家驱使致使生灵涂炭而耿介于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得以驰骋沙场，与日军屡次激战，以此引为快事。抗战胜利后，内战即起，面对国民政府的背信弃义，杜堃毅然辞卸国民党军职，隐居榆中故乡。

杜堃回到故乡后，面对家乡落后的教育现状，出资筹建了杜家嘴小学。1953年，被任命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1960年农历五月八日，杜堃因患脑溢血而不幸病逝，终年69岁。

（高国宴）

张一悟陇原播火

1932年深秋的一天，济南监狱一封书信寄到兰州小仓子六号，这是张一悟家。张一悟的父亲张继祖打开信纸一看，顿时瘫倒在椅子上。儿媳傅永芳接过信一看，原来是丈夫在山东女子师范进行抗日宣传，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以危害国民罪判处死刑……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895年农历二月初七，一名婴儿呱呱落地于兰州榆中县城中街南端鼓楼附近的张继祖家，这婴儿便是张一悟。

1918年秋，张一悟上北京求学，在北大预科班读书，“五四”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冬的一天夜里，随刘郁芬部队来兰州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和钱崝泉张一悟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在兰州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指示。此后不久的一天夜里，在兰州市小仓子6号张一悟家里，甘肃第一个党的地方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张一悟为支部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为支部委员。成立会上，张一悟说：“目前，国共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的形势很有利，但是，我们特支刚刚成立，党员只有几个人，我们的队伍很弱小。因此，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国民党右派和进步官兵，团结各界人士，应当是特支的首要任务。”在三人的共同努力下，秦仪贞、王陶、谈仲瑜、韩玉贞等一大批有志之士加入到特支的工作中来，一时间，在甘肃这片热土上，党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在甘肃组织“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一悟连夜在五泉山嘛呢寺召开会议，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自己与秦仪贞等人也稍后离开兰州去西安，与陕西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被派驻华县参加领导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1年8月，奉党组织委派赴山东济南以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身份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3月24日不幸被捕。

当天夜里，国民党驻山东部队军法处与山东高等法院联合审讯，张一悟被绑在柱子上。审讯官问：“共产党在山东的领导人是谁？”张一悟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审讯官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对你我们很了解，你不但组织所谓的抗日宣传队蛊惑人心，而且还是山东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不过，这不要紧，只要你说出你们的组织、活动情况以及同党的姓名、住址，以前的所有问题我们都会既往不咎，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张一悟冷笑道：“你说的话我一概不知道。”审讯官恼羞成怒，拍着桌子：“你？不识抬举！给我用刑。”一个赤着上身的刽子手，拿起皮鞭，蘸上水，一阵猛抽。立时，张一悟的衣服绽裂，血渍浸染衣衫。

审讯官慢腾腾地挪到张一悟跟前，得意地问：“怎么样？现在该说了吧！”张一悟将头扭到一边，轻蔑地哼了一声。审讯官一挥手，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将张一悟按倒在老虎凳上，每在脚后跟下垫一块砖就问一句。张一悟被折磨得大汗淋漓，脸色蜡黄，不住惨叫，但他仍只字未吐。当加到第五块砖时，张一悟惨叫一声，昏厥过去。敌人见榨不出什么油水，便命人将张一悟拖到牢房里。

一连几天，敌人威逼利诱，可张一悟始终只字未吐。这天，敌人又将遍体鳞伤、虚弱至极的张一悟抬到审讯室，审讯官用和善的语气说：“何必呢，明哲保身嘛！都到了这份上你还硬充英雄。”张一悟一声不吭。审讯官盯着张一悟，突然恶狠狠地叫道：“张一悟，你给我听清楚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还不老实招供，有你好受的！”张一悟仍一声不吭。审讯官恼怒了，他气急败坏地吼道：“给他压杠子，看他能支撑到几时。”

刽子手上前将张一悟拖倒给他用刑，张一悟痛苦至极，一次次昏厥，一次次又被冷水浇醒。审讯官狠狠地说：“如果现在你能悔改还来得及。只要你说出他们的名字、地址，你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张一悟盯着敌人：“拿笔来，我要写！”审讯官笑了：“就是嘛，要是早招了，能受这份罪吗？”

刽子手拿来笔墨纸，张一悟拿笔、蘸墨，低头在纸上奋笔疾书了一首高适的诗《登陇》：“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最后写道“无话可说，速我一死！”写毕将笔扔在地上。

审讯官脸色陡变，咆哮道：“可恶，用重刑。”刽子手上前将张一悟按倒在一条长凳上，使头颅悬空，鼻孔朝上，将掺有头发渣的汽油、辣椒水向鼻孔中猛灌，使张一悟又一次昏了过去。这次酷刑后，敌人认为张一悟必死无疑，便吩咐看守随时准备弃尸郊野。幸亏同室难友热心救护，张一悟才在九死一生中活了下来。

由于张一悟始终坚贞不屈，无计可施的敌人又不甘心这样白白放弃，于是，山东高等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以所谓的“危害国民罪”判处张一悟死刑。宣判后，张一悟很平静，他知道，要革命就得有牺牲，苟且偷生不是革命战士应有的气节，此时，他想到了家人。自从事革命活动以来，他把全部的精力投身于对党的忠诚与活动中，很少顾及家人。此刻，他才发觉，自己愧对父母，没有尽到儿子尽孝的义务；愧对妻子儿女，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第一次拿起笔，向家里写信。信中，他一一向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情，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忠于党的决心，他对自己走到这一天早有思想准备，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告诉妻子傅永芳可以改嫁或回娘家，千万不要为自己连累了一生，至于子女，可以送给别人抚养。令张一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信在家里掀起轩然大波，更使一直担惊受怕的妻子雪上加霜。然而，傅永芳还是挺了下来，她默默地将信叠好，放在衣柜里珍藏起来，以备留作“纪念”。

张继祖更是寝食难安，虽说他反对儿子去“冒险”，并在《民国日报》上宣称“脱离父子关系”，但在儿子面临死亡的关键时刻，父子之情依然存在。他赶忙找到邓宝珊，让他出面向山东的韩复榘求情。邓宝珊欣然应允，立即向韩复榘拍去电报，请求“刀下留人”。出于朋友的情面，韩复榘遂令山东高等法院改判张一悟为无期徒刑，以“政治要犯”监禁在山东第一监狱缝纫科劳动改造。在之后5年的监狱生活中，张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他积极组织难友开展各种斗争，迫使敌人放松了对难友们的迫害。

1937年12月27日，日寇占领济南，城中大乱，张一悟在难友的帮助下，逃出魔窟，之后辗转回到榆中的老家。在家乡，他一边养病，一边往返奔波于兰州、阿干镇、黄峪谷等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不仅关心进步青年的成长，而且筹措经费，帮助介绍司国权等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解放后，张一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但因积劳成疾，旧病复发，虽经组织安排多方医治，但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51年1月3日在兰州逝世，终年56岁。1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追悼会后，省委书记张德生、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亲自执绋，省、市领导和全省各界代表1000多人及沿途群众为他送殡。

张一悟被安葬于钟灵独秀的兴隆山栖云峰脚下。榆中人民为了表达对张一悟的怀念和敬佩，将县城北街改名为“一悟路”，在这一路段建起一所小学，命名为“一悟小学”。并在兴隆山烈士陵园为其立碑建亭，以示纪念。

（高国宴）

窦时寻平定起义

风景秀美的兴隆山水，不仅蕴育了万亩良田，而且哺育了两岸睿智、勤劳的人民。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副军长的窦时寻，就是喝兴隆山峡水长大的。

1895年，窦时寻出生于榆中县城关镇，年幼时，他和后来担任甘肃特支书记的张一悟同读一家私塾。

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日本，不但侵略我国东北，而且还进一步推进并实施灭亡中国的梦想。而北洋军阀政府对此不但不积极抵抗，反而对外投降卖国，对内祸国殃民，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为气愤的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后，北洋军阀政府竟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几次训令中国代表对日本妥协。当消息传到北京后，国民群情激愤，长期压抑在中华民族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一场空前规模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当时，在北京求学的张一悟通过书信，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给窦时寻，这使他的触动不小，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有道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决定走出去闯荡一番，寻找一条通向自由、光明的大道。

窦时寻先来到兰州，经熟人介绍到警察局工作，1925年，他在张一悟的帮助和指引下，离开警察局，辗转到西北军杨虎城部队当兵，实现了自己儿时的夙愿。由于他机灵能干，很快便得到了魏野畴的青睐。魏野畴当时在杨虎城部担任咨议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在魏野畴的帮助下，他来到三民军官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里，他如鱼得水，发愤学习，研读兵书史册。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下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1926年，原陕西陆军第一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的独立骑兵第一旅旅长郑庠为了扩充势力，在陕西、河南、河北等地招兵买马。中共豫陕区委认真分析研究之后，为了日后能争取并掌握这支部队，决定派窦时寻进入郑庠部队，以期待机而发，搞好兵运工作。窦时寻进入郑庠部队，没过多久，他便以自己出众的才能和敏锐博得一些军官的器重，很快担任了该部一团某营的营长职务，他利用这个身份加快发展兵运工作。由于他体恤士兵，又能对其他军官谦让，很快，在他的身边团结了一大批将士。

1927年，郑庠部队与驻山东德川的弓窝魁部发生了冲突，窦时寻率部参战，在混战中被包围，经过惨烈激战，终于突围出来。之后，窦时寻随郑庠内弟所在的高桂滋部队南渡黄河到河南淮阳。该部经过休整，被改编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第十九路军。1927年10月，高桂滋乘攻打驻阜阳奉系军阀秦庆麟师的机会移驻阜阳。窦时寻在魏野畴和万锡绂的领导下，继续在高桂滋部队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0，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派军阀在中原混战，参加倒蒋失败的高桂滋部队退居到山西平定。有道是虎落平原遭犬欺，在平定，高桂滋部经常受到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山西军阀的排挤，再加上中原大战后，军需物资没有正常稳定的来源，军官降级降薪，士兵长期拿不到军饷。军队中自上而下士气低落，官兵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打入该部的窦时寻等共产党员在部队中成立了互济会，对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战士给予真诚的帮助和关心。在互济会的工作掩护下，窦时寻等人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和骨干分子，为以后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唯有建立革命的武装，才能确保革命的胜利。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创建革命队伍，中共山西特委决定举行平定武装起义。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中共山西特委决定窦时寻等共产党员为主力，秘密研究部署起义事宜。但是，他们的行动方案刚一确定，就被叛徒告密。立时，平定城陷入空前的恐怖氛围中，形势十分危急。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后，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

1931年7月4日拂晓，平定武装起义正式爆发了。随后，窦时寻赫光率领起义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因敌人早有防备，战斗处于对峙状态。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窦时寻、赫光在征得上级部门的同意后，率领起义军转移至山西孟县清城村外。在这里，部队进行了休整改编，起义部队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序列，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为军长，窦时寻为副军长。

红二十四军此后转战进入阜平，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赈济百姓，受到阜平百姓的热烈欢迎。7月25日，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执行委员会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红色政权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立即派兵对红二十四军进行了疯狂围攻，窦时寻等人领导民众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多次打败围攻的敌人。后来敌人诈降，派人通知红二十四军领导人到对方驻地商谈有关接受事宜，不知是计的窦时寻、李英兰、谷雄一、刘应融等5人按约定时间到达后，却被敌人逮捕入狱，并秘密押送到北平，1931年8月27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高国宴）

陈成义危难受命

在民主革命中，很多仁人志士改变了自己孩时的理想追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成义在上小学时的灵性被老师认为是数学天才。但是他经过多年的革命生涯，最后担任了甘肃省副省长。

陈成义，原名陈瞻舜，字子高，1907年5月1日出生在甘肃省榆中县金家崖一个落拓文人家里。其父陈其昌是清末“拔贡”，赴京会试不第，归乡后力图禁绝鸦片，曾任甘肃“禁烟委员”。陈成义7岁进入金崖高等小学堂学习，1924年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1929年高中理科毕业。

1930年，陈成义经过长途跋涉奔赴北平，考入了民国大学数学系。那时，他的家里情况虽算殷实，但供养一个大学生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陈成义在北平求学期间，结识了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后，结交了一些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为他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激于强烈的爱国热忱，陈成义积极参加到了北平学生向国民党请愿示威的行列。他誓言铭志，在自己的影照上写道：“‘九·一八’是我民族不共戴天之日，亦即恶魔环境屈服余之时，千古遗恨，志之以抱负耳。”不久，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同学张明达等人发起成立了“民大民众学校”，同国民党宪兵、警察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32年6月经张明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民大支部和北平市西区突击队工作。

1933年，吉鸿昌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党派陈成义去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总部秘书处工作，后随吉鸿昌到沽源前敌指挥部任中校秘书。同盟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军队的围攻下孤军奋战，虽一度攻进赤峰，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告失败。嗣后，陈成义回到北平，因叛徒告密被捕。

昏暗的审讯室里，他的手脚被牢牢捆住。刽子手们把铁钳烧得通红，狞笑着钳住他的脸颊腮帮硬往外扯，皮肉冒烟，剧烈灼痛让陈成义几近昏厥。

经过多次的审讯，敌人始终未能在陈成义的嘴里获取有价值的东西，无奈之下，最后法院判了陈成义二年半徒刑，解押到河北省第一监狱。

在狱中，饭菜质量极差，加上敌人的种种摧残和折磨，陈成义的身体极度虚弱并患上了肺病。在这种险恶的境遇中，他毅然组织难友参加绝食斗争。在一次的绝食中，陈成义被抬到一间阴暗的绞杀死刑犯的监房里，用铁筷撬口灌食。陈成义咬紧牙关，将唾沫和饭渣喷了敌人一头一脸。折腾了半天，因毫无结果而又抬回原监房。

1936年，陈成义刑满出狱后，在家只住了一个月，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兰州，经人引荐，在兰州师范学校教数学。他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各种渠道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4月，中共兰州市委成立了，6月，陈成义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和陆云龙等同志共同负责兰州市委的工作，一起办读书会、通讯社和纺织厂，发动青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吸收优秀分子壮大地下党的力量，并向延安输送了一批批优秀青年。

1939年，中央来电决定让他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经工委批准，他带着女儿离开兰州，奔赴延安。在马列学院，陈成义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41年被分配到西北局四局作组织科长。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他又任委员。

解放后，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陈成义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又兼任省人民政府的委员、秘书长。恰在此时，夏河草原上的甘加部落和青海甲吾部落的藏族牧民为争夺草山，发生了械斗，双方人畜均有损失。在这紧急关头，陈成义临危受命，和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带着工作人员于1950年7月16日来到甘南草原的夏河县。

夏末秋初的草原，正是草茂花鲜的黄金季节。面对美丽的景色，陈成义感慨良久。在这块土地上，夏河县和青海省的藏族牧民同胞却在为争夺草地而数发冲突。如今，双方又聚集多人，枕戈待旦，悲剧即将上演。

本来，这类“家务事”由官府出面，是不难解决的。但无论是清朝末年的提督、道台，还是国民党的官员，他们利用调解之机贪赃受贿，中饱私囊。正是由于他们的枉法，致使纠纷不但未能解决，而且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为了彻底弄清事实，根治纠纷，陈成义和范明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亲自拜访牧民，最后，召集双方头人在夏河县会晤，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和双方代表及群众一起来到辽阔的草山牧场，共同察看了阿吉达当山口以东以西约5公里的尕哈地区和甘加牧地乃亥子滩地区的山水地形，绘制了地图。之后，又约请双方代表到兰州继续商谈。当年10月6日，甘加部落以头人贡木去乎为首的12名代表和甲吾部落以头人道尔吉为首的12名代表，如期来到兰州。经过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双方意见渐趋一致。1950年12月4日，甘加、甲吾草山纠纷调解成功，签字仪式在西北民委会议厅隆重举行。双方代表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庄重地在调解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会后，两部落的人举杯庆贺，欢呼这一桩染着藏牧民血泪的百年草山纠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获得圆满解决。

藏牧民为感谢陈成义秘书长，把自己捕获的一只小狗熊赠给他。陈成义推托不过，接受后就转送到兰州动物园。工作人员特地在关小狗熊的笼子上钉了个木牌，上面用红字写了“陈成义赠”字样。

至此，夏河草原上延续百年的刀光血影终于消失了，但另一件事又使他忙碌起来。陈成义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乡，并和自己熟识的金崖岳家巷的岳仙洲，竟是阴谋叛乱的无极道头子。

解放前，岳仙洲曾接近过中共皋榆工委负责人罗扬实，所以刚一解放，榆中县人民政府就委任他为榆中县武工队队长。期间，他在北山一带收缴散兵游勇和地主武装的长短枪数十枝。但好景不长，他又投身到阴谋叛乱的匪窟里，接受任务，要指挥榆中北山的大耳朵村、小耳朵村、窑洞岔、窦家岘的无极道徒杀出山来，先杀金崖区长，再配合皋兰县泥湾同道一起攻打兰州。叛乱日期定在1951年农历三月十三日。

可奇怪的是泥湾暴动时，岳仙洲操纵的北山几个村子却没有动手，也没有动静。原来从什川贩运果子的脚户给他们传来了消息，说“什么无极道刀枪不入，纯粹是哄人的，泥湾反了的人们枪一打就倒，炮弹一炸就散……”这样，由于惧怕，几个村子的无极道徒就偃旗息鼓，没有行动。

但是，令岳仙洲等人始料未及的是，时任省政府政法委员会党组书记的陈成义和省委领导早有安排。定西军分区回民骑兵团的骑兵和榆中县公安局的公安队神速出动，根据掌握的名单，将在册道徒一网打尽。很快，岳仙洲等人也相继落网。

这时，有人找陈成义为岳仙洲说情。

陈成义严肃地说：“我们对人民是要讲仁慈的，但不能对任何人都施仁政，如果对敌人讲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说对不？比如，这次在泥湾被叛乱分子杀死祭旗的治安员马善才18岁，你说他父母心痛不？”

来人连连点头称是，然后告辞退去。岳仙洲等人最终被政府予以严惩。在省委领导下，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此后，陈成义还参与领导了驱逐德国传教士濮登博的工作，查处了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苏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对甘肃通渭县公安局长苏朋案的查处，毛泽东亲自在呈送的报告上写了批示，要求严查速办，一切为人民着想。

1959年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成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改称副省长）。

1957年8月15日，省政府二楼副省长办公室，陈成义正和一个人谈话，突然感到了一阵头晕、恶心，便扶着办公桌，挣扎起身，斜倚在旁边的沙发上。工作人员当即送往医院，虽经紧张抢救，却已无法挽留突发脑溢血的陈成义，这天晚上，他带着遗憾，匆匆地离开了人世，年仅50岁。

陈成义逝世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发来唁电。省市各界代表千余人举行大会，隆重悼念，他的灵柩被安葬在华林山烈士陵园。若干年后，陈成义的妻子岳生平辞世，子女们把她的骨灰和陈成义的骨灰迁葬在故乡金家崖后山坪一个名叫转嘴山的向阳处，墓前竖碑，上书“陈成义、岳生平合葬墓”。

（高国宴）

张亚雄与“花儿”

花儿是西北汉、回、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的喜欢传唱的山歌，但很少有人知道首次将西北“花儿”集纳成册的则是榆中县人张亚雄。

张亚雄，1910年出生于连搭乡张家坪，1931年毕业于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平大”新闻系是著名记者邵飘萍烈士首创的，他办的报纸，提倡民歌。这些民歌历经沧桑，悠扬动听、柔情似水，如同一块强有力的磁石深深吸引着张亚雄，使张亚雄入迷。与此同时，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主编《大公报》、《小公园》的徐凌霄先生鼓励张亚雄，让他立志在西北民间文学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于是，张亚雄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之便，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并在该报发表歌词和研究文章，在近10年的岁月中，张亚雄对征集到的3千多首“花儿”去粗取精，分类编目，精选了600余首，加入注释和整理。

就在张亚雄准备将心血付诸出版时，爆发了“七七事变”。接着，因为他在报上宣扬花儿，被报社解职。张亚雄便离开了西北原野，辗转来到四川。当时四川的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日夜惊魂。就在这战火纷飞、辗转迁徙的旅程中，张亚雄始终把那些搜集整理的“花儿”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倍加呵护，始终没有失散。他立志将这些“花儿”付梓出版，了却自己多年的“心结”。

1940年元月22日，由张亚雄编著的中国西北第一部民歌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花儿专集——《花儿集》正式在重庆出版，产生了轰动效应。此时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张亚雄所编著的“花儿”，特别是其中的“抗日少年”12首，用民歌形式，激励人民抗战到底，不仅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花儿集》第一版内还摘引了不少陕北民歌，其中有赞颂苏联和窑洞文化的“花儿”，表现了他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的思想。

从1944年元月到1947年4月的三年半时间，张亚雄驻留在青海西宁，在这片“花儿”的故乡，张亚雄如鱼得水，他利用空闲时间，奔走于田间地头、河畔山野，向当地老人请教，并将一些优美的“花儿”一一记录下来。1948年秋，当《花儿集》在兰州再版时，又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1950年，张亚雄准备第三次出版《花儿集》，但因受到不公正的历史待遇未能问世。在“文化大革命”中，身患重病，以拣破烂为生的张亚雄仍然坚持“花儿”的研究。正如他在“花儿”中唱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是这个唱法。”

1981年，在甘肃省第二届文代会上，白发皓首的张亚雄与同是“花儿”迷的平凉农民作家戴笠人相遇了，令张亚雄意想不到的是戴笠人竟将一本早已稀有的1948年版的《花儿集》亲手送给了他。原来这本书是戴笠人在军队时的一个青年战友马尔力用每月2角5分的津贴积攒的3元大洋买的。马尔力本打算用这点钱开小差逃跑，正巧部队起义，马尔力就买了这本《花儿集》作为正经用场。两人在部队里互教互学，后来，马尔力不幸牺牲，这本书就遗留给了戴笠人，从此他也爱上了“花儿”，并研究起民间文学来。

戴笠人对这本书爱如珍宝，“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写了遗嘱：“孩子们记住，此书于1949年得之于宁夏。三块白洋购来（当时一块银元可买100斤面粉）。咱家3000种藏书尽毁，唯我手稿与此书同藏地下，乃你母之功。以后我不在世，挖出后当妥为珍藏，如不爱看，可捐给文史馆。此是我省珍贵的文献。1956年被人借去，费了不少周折才复得，勿轻与人观。父字。1972年2月20日。”正如遗嘱中所说，这本《花儿集》是由戴笠人的妻子朱书琴藏于一个瓮中才保存下来的。

一时之间，《花儿集》引出的曲折故事就成为佳话，在文代会上，也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开去。

1986年，张亚雄老人见到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版的印刷精美、具有民族风格封面的《花儿集》。

如今，张亚雄早已作古，然而，他所编著的“花儿”却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高国宴）

杨静仁与伊斯兰学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兰州一大批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建立各种进步组织，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榆中籍青年杨静仁就倡导创建了“伊斯兰学会”。

杨静仁，1918年出身于兰州一个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在榆中县连搭乡朱家沟村。杨静仁孩提时，刨过朱家沟的土堆，嬉戏过朱家沟的溪水。青年时在兰州读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1937年秋季，杨静仁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当前的形势，他打算和几个进步青年商议成立回族抗日组织。

这天，杨静仁招呼大家坐在黄河岸边，准备商讨成立回族抗日组织的事宜。他说：“现在全国都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回族人民也应该组织起来，投入全民族抗日救国运动。”另一位叫鲜维峻的青年高兴地说：“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该尽快组织起来，成立回族青年抗日组织，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伟大意义，声援抗日前线的军民。”几个青年商议了相关事宜后，便委托杨静仁和鲜维峻着手筹备成立回族抗日组织。

几天之后，杨静仁将写好的报告递送到国民党省党部，不料竟被退了回来。杨静仁便和鲜维峻径直去省党部理论。一位戴眼镜的官员接待了二人，杨静仁简单地说明来意，又将报告呈上去。这位官员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这些回子瞎闹什么？参加我们的西北青年抗战团可以，但要你们回教人单独成立抗战团体，绝不允许。”说完，将报告扔出门外，并把他们也推了出来。杨静仁捡起报告，愤愤地说：“你们不允许，我们偏要做。”

回到驻地，杨静仁和几个回族青年又召开秘密会议，最后决定，鉴于目前这种情况，硬拼是不行的，唯有利用过去一个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的老招牌，将回族青年组织起来，因为“伊斯兰学会”以前备过案，不需要重新申请批准。

不久，以“伊斯兰学会”为名的甘肃回族青年抗日进步组织秘密成立了。杨静仁、鲜维峻等7人组成干事会。他们先后在兰州大、中学校回族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中发展会员70余人。会员们多次举办座谈会，出墙报、办小报、发传单，大大激发了广大回族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他们还出版杂志《回声》，杨静仁担任主编。《回声》杂志坚持全国各民族群众团结抗日的原则，坚决维护回族同胞的根本利益，始终站在反抗、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民族歧视斗争的最前列。

由于伊斯兰学会在杨静仁等人的领导下，在兰州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回族上层反动分子的不满，他们多方刁难、挑拨，散布流言蜚语。针对这种情况，杨静仁毫不示弱，他在十四坊回族群众会议上，勇敢地揭露了反动分子马慎德的问题，并号召广大回族群众，特别是广大进步青年团结一致，对回民教育促进会进行改组。在中共兰州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虽经几次改选，最终杨静仁仍被选任该会书记，进步人士杨德亮、吴鸿业被推选为委员。

1938年，中共甘肃回民特别支部书记鲜维峻根据甘肃工委的指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然后又和杨静仁南下武汉，请示周恩来、董必武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民族工作，并学习抗日救亡进步团体的工作经验。董必武、秦邦宪接见他们并给予了指示，还介绍他们会见了著名人士沈钧儒、史良、柳堤、张仲实等，受到很大教益。他们还学习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经验。鲜维峻、杨静仁在武汉还与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回来后在兰州、榆中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和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杨静仁到场讲了话，阐明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和任务。

为了加强对榆中分会的领导，杨静仁时常回到朱家沟。在朱家沟小学同榆中县委书记张杰、中共甘肃工委组织委员郑重远、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成义及金少伯时常秘密商议组织发展事宜。另外，他还挑选培养了一个名叫马兰香的回族妇女做“交通员”，这位后来被人们誉为“陇上阿庆嫂”的马兰香，胆大心细，机智聪明，她把一些信件，巧妙地藏在发髻下、衣襟里、鱼肚中，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1939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后，他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在此情况下，为了他的安全，中共甘肃省委决定他撤离甘肃去延安。1941年3月，杨静仁到达延安，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同年8月任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党代表和团政委。这是一支由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被迫起义的回民部队，经过杨静仁等人的引导，使这支原来只知道报仇的农民起义军，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人民武装。尔后，杨静仁任中共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机关游击队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3月调到北京，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具体分管民族代表的选拔和推荐工作。建国后，杨静仁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处处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央民族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先后赴西康藏区、凉山彝族区、宁夏等地调研民族宗教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他参加起草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1961年，他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等职。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团结党委一班人关心人民疾苦，安排群众生活，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宁夏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杨静仁同样受到了迫害。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静仁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0年9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民族和政法工作。他拨乱反正，重申和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恢复和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和发展经济；帮助西藏工作。1982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成员，开始全面主持统战、宗教、民族工作。1986年1月，因年事已高，杨静仁便主动从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国家民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又连续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3年7月，杨静仁陪同胡耀邦总书记来甘肃视察时，回到朱家沟，祭奠了抚养过他的伯母。

2002年10月19日下午5时，杨静仁同志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照肃、兰州市政协副主席施进兵和朱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马进禄前往北京吊唁。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为杨静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按穆斯林风俗，将其安葬于北京回民公墓区。

（高国宴）

高健君陇右化敌

好男儿志在四方。民主革命时期，榆中县一大批热血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奔赴革命前线。其中，小康营人高健君就是他们中优秀的一员。

高健君生于1919年，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他到甘肃陇南地区工作，从此，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了他的许多传奇故事。

高健君到陇南后，成立了陇西、渭源党支部，创建了陇右工委。之后，经西北局和甘肃工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陇右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陇右工委，高健君任书记。

高健君对党的工作严肃认真，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对违犯规定的人从不迁就，就连对工委副书记万良才也不例外。万良才在多次胜利的战斗间隙，偷偷用草麻纸记载了一些难忘的战斗情景，并拧成纸卷分别藏在一些地下党员家的柴房椽空瓦隙间。高健君知道后，当即进行了严肃批评，并销毁了笔记。

为了扩大党在陇南的影响力，他先后派邓品珊、吴有廉等同志打入国民党部队，在敌军中发展党员，这些工作对分化瓦解敌军起到了很好作用。西富战役中，在邓品珊同志的组织下，王世卿、陈子杰先后各率敌骑兵大队一部分，在武功和武山举行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在高健君等人的努力下，临近解放时，陇右地区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游击队总人数达3600多人。

1947年6月的一天，高健君、杨友柏、毛得功三人乘着夜色来到子双轮磨村支部书记马德元家。马德元一面忙着招呼家人做饭，一面笑着说：“你们来得真巧，再来早一点，就和敌人碰上头了。”高健君忙问：“哪儿的敌人？”马德元说“是渭源、陇西两县出来清乡的，大约一个中队，经下双轮磨村北山向张家湾方向去了。”高健君一拍大腿：“糟了。”原来，郭化如带着六个人，也打算当晚宿在张家湾常玉山家，如果不能及时把消息通知给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再说敌人已出发一个小时了，情况非常紧迫。从这里到张家湾约有30华里，要走近道，就得翻山越岭，黑夜摸羊肠小道又十分危险。

杨友柏急切地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高健君深思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走！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的前头，让同志们安全撤出张家湾。”于是，他和杨友柏赶紧上路，毛得功留下来等候消息。

夜黑沉沉的，高健君二人相互照应着淌过渭河，爬上北山，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同在大道上的敌人赛跑着。他们一口气上了北山的最高峰——青王山，穿过一条大山梁，这才将敌人远远抛到后面。当他们赶到张家湾时，郭化如等人还没有入睡，高健君立即安排同志们连同常玉山全家都转移出村，20多只羊也被赶到山沟里藏了起来。半小时后，敌人赶到张家湾，折腾了半天也没捞到丝毫的油水，只好悻悻离去。

同年12月，高健君随游击队参加了夺取甘谷县安远镇乡公所武器的行动。任务完成后，不料竟和地方民团发生遭遇战，高健君立即决定让主力向镇外西山撤退，自己带领几十个游击队员阻击敌人。可是，其他队员死活不肯，无奈之下，高健君只得先率主力撤退，由杨友柏、毛得功等人作掩护，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民团才被打退，等杨友柏等人追上主力时，早已口干舌燥，汗流浃背。高健君心痛地看着大家，转身忙向半山腰的一个小村庄跑去，不一会儿，便提着一瓦罐浆水匆匆跑了回来，亲自将浆水盛给每个队员，等大家喝完了，便又提着瓦罐送还给老乡。

1948年夏季的一天，梁子伯在给工委汇报工作时说，渭源县第八川的地主罗华如迫于解放战争形式的变化，积极托人打听，想为自己寻找后路。罗华如本质上对劳动人民是有剥削的，但没有血债，为人处事比较开明。签于这些情况，高健君决定亲自去找他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我党做些有益的工作。

这天，在4名游击队员的掩护下，高健君在罗华如的一个亲戚家同罗华如见了面，高健君向罗华如列举了大量事实，讲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统治、必然要遭到人民反抗的道理。分析了国民党必然失败、共产党必然胜利的前景。讲解了我党对开明绅士的政策，指出他应该多做些立功赎罪的好事，争取宽大处理。一番话，说得罗华如五体投地，连连表示今后决不再干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共产党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他一定尽力去做。从此以后，罗华如对陇右地下党的工作，帮了不少忙。有一段时间，敌人清剿很紧，为了安全，工委有些会议就在罗家院内一个三层楼的碉堡里召开。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指挥着大队人马从一个村到一个村逐户搜查共产党，甚至在自以为最可靠的罗家大院歇脚，也丝毫不曾怀疑这里竟会有共产党在开会。

在杨友柏和毛得功的家乡渭源县居义乡，有个大地主叫周歧芬，在陇西、渭源国民党官吏中，有很多亲戚。他的5个儿子中有3个在民国政府和军队里供职。周歧芬依仗这些反动势力，对雇工、佃户和贫苦乡亲盘剥欺压不择手段，甚至还有血债。他对离乡出走参加革命的村民更是仇视至极，总想寻找机会干掉或劝降这些人。

针对这种情况，工委分析：如果现在除掉周歧芬，并不难办，只是这样做，势必造成敌人对路园一带的注意和清剿，给工委设在双轮磨赵家店的联络点造成威胁；如果给周歧芬制造一定的压力，这个人就有可能从敌人阵营里分化出来，成为一个动摇的中立分子。最后决定，由高健君和毛荣三来做这项工作。

这天晚上，经过周密安排和组织，游击队首先暗中控制了周家院子和村子进出口要道，然后，在王凤贤等八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的陪护下，毛得功和高健君来到周歧芬的二哥家，当看到这种情景时，周歧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慌忙下炕迎上来，扶着二人上了炕。王凤贤看到下马威已奏效，就带着游击队员到门口和院内布下警戒。

几人坐定，毛得功对周歧芬说：“这位就是我们工委的领导人高健君，你的情况我们也清楚，你多次托人找我们说有话谈，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谈谈吧。”周歧芬赶忙搭讪：“是、是，一切都好说。”说着，不住地在头上擦汗。

高健君说：“周先生，你不是很‘关心’毛得功、杨友柏吗？今天我们来了，你的打算我们是知道的，但我告诉你，你的算盘打错了。”周歧芬看了看站在门口的游击队员，张口结舌地说：“误会，误会……”高健君冷笑道：“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不是什么土匪，而是光明正大为西北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的革命武装。国民党反动派是抓不到的，任何错打主意与人民为敌、为反动派通风报信卖命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必然会受到人民的严惩。”周歧芬边为高健君倒茶水，边说：“不敢，不敢。”

看到周歧芬惊慌失措的神态，高健君已知晓其中的缘由，便改缓口气，劝周歧芬喝茶：“我们也是愿意交朋友的，只要你不再与人民为敌，我们还是欢迎你的，至于到底怎样，就看你今后的言行了。”周歧芬闻听，好似掉入河中的人捞到一根救命草，忙说：“我一定听高先生的，今后决不再干坏事。”

不久，周歧芬就装病卧床不起，也不再干损于人民的事，遇到特务来找他，他都借故有病不见，这就使敌人失去了在路园一带的主要耳目。

1948年底，上级决定调高健君到陇南工委工作。消息传开，同志们都恋恋不舍，好多同志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们还是依依不舍地送他踏上新的征程。

高健君奉命到陇南后，成立了中共陇南工委，并任工委书记。当时，陇南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活动比较活跃的伏家镇进行了两次围剿，他领导游击队，与敌人周旋了两个多月。1949年9月26日，在骆驼口与敌军战斗了1个多小时，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在天水县李子园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师。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微县，成县和两当县。

全国解放后，高健君先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多次被批斗和关押，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1969年3月8日，高健君被迫害致死。1978年，党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为他公开平反昭雪。

（高国宴）

伟人足迹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毛泽东寄信圈湾子

1955年2月，榆中县来紫堡乡西坪村圈湾子社（原皋兰县定远区和平初级社1958划入榆中县）在周永贵互助组的基础上诞生了，全社154人仅48亩耕地，人均只有0.3亩多一点。

第二年，在社长周永贵的带领下，全社社员一铲一镐，锤打钎凿，沿山坡平出20亩梯田，接着人背驴驮，铺压为砂田，群众在砂田种上了白兰瓜。功夫不负有心人，头茬瓜长势喜人，望着瓜田，周永贵产生了一个念头：“今年的好光景，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对，送瓜敬献毛主席。”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乡亲们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于是，他们挑选出5个又大又圆的白兰瓜，只进过几天识字班的社长周永贵在瓜皮上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扣上“毛主席万岁”5个字。字虽然刻得歪歪扭扭，但浸透着翻身农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厚意。转眼已到7月上旬，白兰瓜白里透黄，香气宜人，尤其是刻在瓜上的字，每笔每划隆起的线条，随着瓜的成长更加醒目。

收获的时候到了，周永贵同社里的几个共青团员将刻有"毛主席万岁"字的5个白兰瓜包装好，装进特制的木箱里，并在上面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收”，署名“甘肃省皋兰县定远区和平初级社寄”，冒雨用羊皮筏子渡过黄河，从桑园子车站挂特快寄出。

8月，和平社收到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笔信及中央办公厅寄来的人民币，信中写道：“瓜已收到，深表感谢，请别再送。你们说瓜大，我还嫌小。希搞好生产，建设好家园。”几句语重心长的话语出现在眼前，周永贵手捧信件，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高兴地跳着、欢呼着、奔跑着：“大家快来看哪！毛主席收到我们的瓜了！毛主席吃了我们亲手种的瓜了！”激动的欢呼声在山谷上空久久回荡。

（周学海  魏职仕）

朱德游览兴隆山

1958年7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游览了兴隆山。

兴隆山是甘肃优美的风景区之一。雄伟的大山上布满了稠密的云杉。在山峰中间，奔流着清澈的河水，它来自马衔山，穿过丛林和乡村潺潺北流，一座精致美观的卧桥横跨河上，把东西两山连接起来。解放以前，小河的西面是一片广场，只有一座破旧的戏台。解放以后，广场上修筑起许多漂亮的楼房和平房，建立了工人休养院。在这盛夏的季节里，每当星期天，总有许多人到这里来避暑、欣赏兴隆山的美景。

这天，天气晴朗，气候凉爽。朱德在休养院办公室里休息了一会儿，便走出室外观赏兴隆山的景色。柳树林里有一群少先队员在那里玩耍，当朱德走到她们面前的时候，她们立刻欢腾起来，高兴地跳着喊着，把朱德包围起来。

“你们唱个歌子可以吗？”朱德微笑着说。

“好！”孩子们齐声回答。

一位辅导员同志拉起手风琴伴奏，孩子们放开嗓门唱着《社会主义好》。朱德慈祥地笑着，他被孩子们银铃似清脆的歌声吸引住了。

“好！再唱一个，好吧！”

孩子们又唱了个大跃进之歌。

朱德笑呵呵地说：“好，唱得好！谢谢你们！”

两个少先队员从山脚下采来了艳丽的花朵，献给朱德；她们伸出右臂敬礼，并且说：“爷爷，您好！”

下午，甘肃省总工会主席任子和和中共榆中县委书记明星才，培同朱德游览东山。

朱德一边上山，一边问搀着他的明星才：“这里有什么矿产？”

“有铜矿、金矿、锰矿和云母。”明星才回答道。

“这很好，可以组织群众开矿，然后让合作社制成半成品，合作社把半成品卖给国家，也就有钱买更多的机器了。”

“锰找不到出路。”

“可以炼锰铁嘛！”朱德站在倾斜的山路上，转过身子对明星才说。

接着，朱德把话题转到开金矿的问题上。他说：“挖金子对国家有利，要做到普遍化。金子很贵，1两130块，挖得多赚钱，挖得少也赔不了钱。一天挖1两也好，最少也能挖几钱。”

朱德走到半山坡上，一群青年男女学生热情地拥上来向朱德问好。他们是在野外实习的兰州大学生物系和地理系的学生，看见朱德，都兴奋地跳了起来。张良旭和杨允慧两位同学很快地跑过去搀着朱德上山，他们纯真地笑着，用尊敬的眼光不时地看着朱德。

学生们怕朱德太累了，要求朱德到他们的宿舍稍稍休息一会儿。

一座古庙里，学生们团团围住朱德，要求他老人家讲话。

“你们先向我宣传宣传吧！”朱德摘下草帽，笑嘻嘻地望着周围的青年们。

兰大地理系的一位青年助教向朱德介绍了兴隆山的植物种类、地形、地质构造、气候等。

朱德指着对面的一棵大树问道：“谁来说说这是什么树？”

“山杨树。这种树长得最快，防风沙很好。”

“长多少年了？”

“三四十年了。”

“已经很老了吧？”朱德诙谐地问。

“不老！永远年轻！”学生们一致快乐地回答。

一个小昆虫落在朱德的头发上，站在他背后的一位女学生，伸出手轻轻地把它拿掉。

朱德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上山。他一心一意要攀登到高处去欣赏那棵最高大的杉树。随同的人都生怕朱德太累了，劝他不要再上了。可是，这位74岁的老人家，稍稍休息一会儿，又继续往上走。兰大地理系二年级学生杨允慧对记者说：“我可高兴啦！朱德的身体真好！”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在电影上看见他老人家还担土哩！”

学生们越来越多了。朱德看看周围的青年人，笑着说：“你们青年真好，建设社会主义、享受共产主义的福。”

几个女同学采来鲜花献给朱德，她们还把采集的甘遂、党参等植物标本摆在朱德的面前。

“这些标本是送给我的？”朱德问。

“是！”笑声里夹着掌声。

“那我就带到北京，给你们宣传宣传……”

“好！”笑声打断了朱德的话。

朱德继续向山上走，在一棵高大的杉树下停住，他请摄影记者把那棵几十公尺高的云杉树拍摄下来。他站在树丛中往四处了望，欣赏周围的风景。

在下山的路上，朱德同兰大的学生，还有赶上山来的兰州水力发电学校的学生们一同照了相。学生们兴奋若狂地大声喊道：“太荣幸了！我们在兴隆山，见到了朱副主席！”

（顾雷、樊大畏、闻捷）

赵紫阳榆中说生态

1981年—1982年，榆中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川区减产，山区几乎绝收。苦甲天下的榆中北山地区人缺粮、畜缺草，特别是严重缺水。省、县三级政府和驻军全力支援北山人民抗灾自救。在这紧要关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榆中北山调查研究，带来了党和国家对榆中人民的深切关怀。

1982年7月25日，天气晴朗，赵紫阳和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林田、中共兰州市委副书记张大顺、省委办公厅主任王殿华等从兰州乘面包车出发，同在榆中县定远乡等候的榆中县委书记张学忠、县长温兆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鲍世英等一起经金家崖前往梁坪公社。 梁坪地处干旱的榆中北山，年降雨量一般只有300毫米左右，地下水奇缺，1981年至1983年连续三年干旱，年降水量仅有270毫米。所以到处是干山秃岭，一片灰黄，只有晚种的洋芋苗露出地面，稍有点绿意。赵紫阳在车上看到这情形，向张学忠了解这里的基本情况。看到不少山坡上有人活动，赵紫阳问：“这些人在干什么？”张学忠回答说：“这是群众在铲草皮，挖草根，因为天旱无草，群众就挖草根喂牲口、作烧柴。挖草坡对自然生态有破坏作用，每挖一斤草根，要破坏几平方米草皮。”赵紫阳说：“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状况。”

汽车东行至梁坪公社，远远看见灰蒙蒙的山坡上有一片绿色。赵紫阳问：“绿的那是什么？”张学忠说：“是试种的柠条。”车开近后，赵紫阳让司机停下来，同随行人员走下山坡，仔细观察柠条生长状况。他看到这种灌木在大旱之年长得旺盛，有的一人多高，高兴地摸了又摸。

张学忠介绍说：“柠条很耐旱。适合绿化荒山，只要有一点雨就可以播种，一斤种籽可以种一亩，长起来后叶子可以喂羊，枝条可以编筐子或作燃料。”赵紫阳说：“这是个好东西，这里恢复植被，要以灌、草为主，不能种乔木的地方，就种灌木和草，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就种粮。陡坡不符合种粮食，就停耕还林，种柠条等各种灌木。山上有了植被，面貌才能改变。改变干旱山区的生态环境，关键是要扎扎实实地走出一条路子，慢一点不要紧。”

离开梁坪，在往贡井的路上，赵紫阳对随行的冯纪新等领导说：“看来‘旱路’是走得通的。一是你们说的川地，有水利的，发展喷灌；二是沟坝地，蓄水多一点，多施有机肥，也可以提高单产；再加上缓坡，适宜种粮的种粮。这样，陡坡就可以腾出来种草、种树，发展林业和畜牧业。有了林、牧业，燃料、肥料也就有了，生态环境也就有了改善。粮田虽然减少了，粮食总产量可能还会增加。这样慢慢就可以实现这个地方的自然、经济两个良性循环。”

汽车驶进贡井乡白家铺子附近，见到牧羊人张生彩。赵紫阳下车问道：“你放多少只羊？”张生彩说：“100多只。”赵紫阳指着地面问道：“吃草问题怎么解决？”张生彩说：“一般雨水好些的年景行哩！”离开牧羊人，赵紫阳说：“我们看看社员的水窖吧！”

在白家铺子村头，有几个妇女带着孩子在那里拉家常。赵紫阳问道：“你们一年打的粮食够吃吗？”

几个妇女同声说：“不够，这几年常吃供应粮。”

“供应什么粮食？”

“包谷！”

“一天多少？”

“8两！”

赵紫阳伸出姆指和食指比划：“8两？”

那几个妇女笑着答应说：“嗯，8两！”

赵紫阳和冯纪新、林田等人看了村头的水窖，便到社员白秉奎家里看了晒在院中的豌豆。又进窑洞看了看这典型北山窑洞的高低和深度，对张学忠说：“这个地区最好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我回去向中央汇报，每年拨一些专项资金，扶持这些干旱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午时，赵紫阳离开白家铺，去了会宁。

26日早晨10时，赵紫阳一行从定西赶至榆中兴隆山，参观了张一悟墓、蒋介石行宫和牡丹亭。

从1983年开始，榆中县列入“三西建设扶贫开发县”，每年拨专款用于农业建设。

1987年6月25日，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又在国务院“三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林乎加、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贾志杰的陪同下，来榆中了解旱情并视察了三角城乡三电灌区和其他地方水利和人畜饮水等情况。

县委书记陈学亨等汇报了全县旱农灌溉等有关情况。赵紫阳关切地说：“看来在甘肃中部干旱地区，有水的地方还是应当走‘水路’。”

（张文玲）

胡耀邦榆中话甘肃

198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甘肃时游览了兴隆山，并在（榆中县吴谢营）兰州空军司令部会见了有关地区负责同志，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榆中县委副书记汉育宝、丁克勤也参加了汇报。

胡耀邦这次来甘肃视察，起初，省委没有安排视察榆中县。这天早晨，胡耀邦从兴隆山返回兰空司令部途径榆中县城时，问：“这是什么地方？”陪同的同志说是榆中县。胡耀邦说：“我们今天在兰空座谈，应该把榆中的同志也请来。”

上午10时多，省委电话通知，要榆中县委书记带一名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年轻、有培养前途的县级领导，于下午2时半到兰空向总书记汇报工作。当时，县委书记张学忠已调任中共兰州市委副书记。市委指定由县委副书记汉育宝暂时主持工作。汉育宝考虑：丁克勤大学文化，30岁出头，正当英年。于是，通知丁克勤一同参加汇报。

下午2时，汉育宝、丁克勤赶到兰空司令部。平凉、定西两个专区参加汇报的同志已在会议室等候。2时半，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王兆国、兰州军区政委肖华、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的陪同下步入会场。

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将参加会议的人员向胡耀邦一一作了介绍。胡耀邦逐个点头示意。入座后，胡耀邦看了一下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按各地区事先送来的材料，边看、边念、边问、边讨论；地区的同志边听、边汇报、边记录。

当平凉、定西两个地区汇报到甘肃“十年九旱”，特别是从1980年到1982年连续3年大旱，很多地方粮食减产甚至绝收，有的地方连草也长得很少，干旱地区的人民正在苦苦寻求着解决温饱的路子时，胡耀邦说：“你们简单地把好坏归在天时上，我不太同意。不要尽说是雨多雨少。中国的‘老天’难当呢，老挨批评。要看到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庄稼务得细了，舍得投肥、投资、投劳力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我们不讲，老百姓讲，‘大跃进’就是带来了一些破坏，这是历史事实。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尽快消除历史上带来的严重后果。另外就是恢复生态平衡，走向良性循环、富裕安定的道路。一个是消除后果，一个是尽快走向安定团结。”

在询问和讨论中，胡耀邦的讲话涉及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是关于甘肃省农业的发展方针问题。胡耀邦说：“你们把18个干旱县分一分，哪些有希望，哪些希望不大，对希望不大的采取什么特殊措施。我赞成紫阳同志去年来甘肃时讲的，每年给甘肃1.6亿元的扶贫资金，10年就给16亿。但这只能解决十分之一人口的问题。能不能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提前改变面貌。甘肃省荒山荒坡很多，过去以农抓农，成效不大。敦煌有个壁画叫‘反弹琵琶’，能不能也来个‘反弹琵琶’，‘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要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说到这里，胡耀邦满含希望地环视了参加汇报的每个人，接着说：“你们地、县、公社干部自己也要带头种草种树，种好管好，收多少籽，交给老百姓。干部每人2亩，要带头干，要有个特殊的任务，为两个地区（平凉、定西）的人民做贡献。我先要求干部子女、中央领导同志也要带头种树。干部要保种保活，带动群众。每年汇报群众种树种草情况时。要汇报干部种树种草搞得怎么样，感动人民跟着我们干。一个干部如果每年1亩，两个地区5万干部，10年就是50万亩。”

二是发展电炊。当平凉、定西地区汇报到这几年甘肃干旱地区群众连烧柴都很缺乏时，胡耀邦激动地两次站起来，挥着臂大声讲道：“搞电气化造饭。甘肃电力富余，电价便宜，可以发展电炊。把补助烧柴的钱补助到电上。有人说这是一步登天，我们就是要一步登天嘛！”

三是发展小煤窑。当平凉地区提出开发华亭煤矿时，胡耀邦说：“大矿周围，可以让群众挖煤。”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轻轻扒拉着碟子里盛的瓜籽，示意在大矿周围挖煤，对大矿没有多大影响。

胡耀邦边说边问，谈古论今，谈笑风生，十分活跃。在说到临洮的重要位置时，他引了一首唐诗：“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首诗的意思是：夜晚北斗七星高高挂在天空，哥舒翰佩带战刀，严守着边防，胡骑常常南下伺机侵扰，慑于哥舒翰的声威，而不敢越过临洮。诗中的哥舒翰是唐明皇时期的陇右节度使。“甘肃自古就是重要的边防要地，哥舒翰是个少数民族，很了不起，我不清楚他是哪个民族？”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地区领导干部回答：“他是突厥族人。”胡耀邦当即夸奖：“你的历史知识比我丰富。”

下午5时半，座谈会结束。大家提出要同胡耀邦合影留念，胡耀邦很爽朗地说：“好哇！”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到楼前合影。合影后，汉育宝找到李子奇问：“回去怎么办？”李子奇说：“叫你们来就是先听听精神，回去立即传达，把种草种树先抓起来。”

在兰空大院里，汉育宝给杨静仁说：“我是榆中县委的，家乡人民很惦记您。”杨静仁非常热情地用家乡话同汉育宝交谈起来。谈到他在兰州上学期间如何搞学生运动，国民党如何抓他们，他们怎样与之周旋，并谈到他的家乡朱家沟的一些情况。

1981年，张学忠主持榆中县委工作期间，已经提出北山“种树种草养滩羊”的发展方针，胡耀邦的讲话肯定了这个方针。汉育宝、丁克勤回到县上，立即传达了胡耀邦的讲话精神，在全县掀起了种树种草的热潮。

（张文玲）

江泽民访问贫困户

1995年，榆中县上半年遭受了特大干旱，下半年又相继遭受了雹、洪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全县受灾范围之广，面积之大，造成损失之重，为历史所罕见。全县28个乡镇269个行政村程度不同地受灾，受灾农作物面积85.6万亩，受灾人口达28.01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70%以上；因灾死亡7人，伤3人；造成197间房屋倒塌和较大数量的牲畜、猪、羊死亡，经济损失达1.95亿元。尤其北山山大沟深，植被稀少，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夏粮基本绝收，群众生产生活遇到了重重困难。面对连灾、重灾的严峻形势，全县上下奋发努力，抗灾救灾，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1995年12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央有关领导及省、市、县负责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榆中北山，亲切慰问了受灾农民。

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天气，严寒刺骨。江泽民在慰问了陕西商州、丹凤的受灾群众之后，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来到灾情最严重的甘肃榆中北山。

上午8时30分左右，江泽民一行来到地处北山腹地的中连川乡高窑沟村石圈子社，走访了两户重灾农民家庭。在重灾户张玉功家，江泽民了解了主人今年的收成、口粮等生活情况和政府救济情况后，深情地说：“你们遭受了多少年没有的旱灾，党和政府很关心你们。”他把带去的面粉、棉衣、棉被等送到主人手上，对张玉功一家说：“东西不多，是份心意，提前拜个年吧！”

在张玉功家的院子里，江泽民察看了主人的集流窖。江泽民很感兴趣地看了集雨面和窖，并放下打水桶，亲手从窖里打上来一桶水。他一边问：“苦涩不苦涩？”一边用中指从桶里蘸了一下，亲口尝了尝说：“这水没有怪味。”他又问：“水质符合饮用标准吗？”当得知这里的水质经化验后一切正常时，江泽民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慰问完张玉功一家后，江泽民又来到张建宗家，一进门，看到窑洞里布置简陋但朴素整洁。江泽民称赞道：“这儿艰苦，收拾得挺干净。”江泽民给张建宗的孩子穿上衣服，然后坐在炕沿上，边给孩子系衣服扣子边说：“孩子蛮可爱嘛！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上中学！”

当看见张建宗的妻子腿有残疾时，江泽民关切地问她腿怎么了，治疗了没有，张建宗回答说：“她的腿患过小儿麻痹症，瘫痪已经20多年了。”

江泽民问：“够吃不够吃？”

张建宗告诉江泽民：“这两年欠收了。还有些余粮，加上政府给的500多斤救济粮，还可以支持。”他还告诉江泽民，政府给受灾群众发了救济用的粮食、蔬菜和衣物；他自己也领取了180斤大白菜，10件救灾衣物。

江泽民对张建宗说：“希望你们振奋精神，党和政府一定帮助你们渡过难关。”

了解了灾情，听了市、县救灾措施后，江泽民心情沉重地对随行的部、省、市、县负责同志说，要想到还有许多群众至今尚未脱贫致富，还有不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常遭受灾害的侵扰；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有“寝不安度、食不甘味”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加倍努力地工作，为人民群众多尽实心、多干实事、多谋实利；要教育广大党员和生活已经富裕起来的群众，时刻想着还有几千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应该发扬互济互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

江泽民向省、市、县领导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做好各项救灾措施的落实工作，特别是要确保灾区群众过好年，要组织好生产自救，力争明年有一个好收成。

上午11时左右，江泽民离开榆中，赴定西慰问灾民。

（黄宗利、蒋睿智、周学海）

朱镕基视察集雨工程

1996年7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带领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在省、市、县负责同志陪同下，视察了榆中北山。

榆中县北山地区山大沟深，十年九旱，自然条件严酷，正常年景降水量仅为300毫米，年蒸发量却在1450毫米以上。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从1994年开始，县委、县政府在北山地区进行农田集雨灌溉技术实验，为改善干旱山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找到了新的路子。

这天清晨，天下着小雨。朱镕基一行乘车从兰州出发，冒雨前往北山。当到达榆中县梁坪乡梁坪村时，小雨渐成中雨。朱镕基来到贫困户梁祖英的家中，在简陋的窑洞里，亲切地同年届80岁的梁祖英交谈起来：

“老人家，你们还好吗？”

“好着哩！感谢政府的照顾！”

“你们种了几亩地？身边没有子女，你们的地是怎么种的？”

“有14亩山地，都是亲朋帮忙耕种。今年种了7亩小麦，3亩豆子，还有4亩其他庄稼。”

“去年收成怎么样？”

“去年小麦打了150斤，洋芋收了300斤。”

“这也不够吃呀！”

“多亏了政府的救济。”

梁祖英告诉朱镕基，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他家共领取国家救灾款200元、救济粮200斤、籽种20斤，还有6件衣物。

朱镕基回头对随行的部、省、市、县领导说：“捐献衣物的工作一定要继续做，这是城市人民的感情，反映了同贫困地区群众心连心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朱镕基接着问：“水窖管不管用？”“干旱没水怎么办？”“村子里通电了吗？”朱镕基问了这些后，将救济款和面粉交给梁祖英，梁祖英老两口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接着，朱镕基又慰问了梁军和、梁义宗、梁祖安3家贫困户，亲自把救济款、救济面粉交在他们手里，并详细询问了上年受灾情况和生产生活情况。当了解到1995年遭受特大旱灾后，由于县乡两级政府救灾措施得力，群众生产生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朱镕基很满意。

随后，朱镕基又冒雨察看了北山地区农田集雨灌溉梁坪乡梁坪村和中连川乡李家岘村的示范田。

梁坪、中连川都是北部干旱山乡，荒山秃岭，气候干燥、降雨稀少。1996年，县政府在梁坪乡梁坪点、中连川乡李家岘点共落实农田集雨灌溉示范实验田75亩，主要作物是带田小麦玉米、带田玉米豌豆、地膜玉米、地膜小麦。

在梁坪村农田集雨灌溉示范点上，朱镕基看到示范种植的各种作物出苗良好、长势喜人，十分高兴。他向陪同的县委书记王恩渭、县长张兴照详细询问了每亩地资金投入量、集流量、集雨量、灌溉技术等情况后，连声称赞道：“你们的窖修得好哇！你们的窖修得好哇！”朱镕基充分肯定了“121”雨水集流工程、农田集雨灌溉工作，指出这是解决干旱山区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很有意义探索。

上午11时许，朱镕基一行又来到中连川李家岘农田集雨灌溉示范点。这个点地处国道309线旁边，点上5家农户发挥靠近公路的优势，充分利用公路做集流面，实验种植地膜玉米、地膜小麦等作物25亩。从长势情况初步估产小麦每亩800斤，比山旱地增产700斤，玉米每亩1000斤，与川水地区相当。看到荒山秃岭的北山能有眼前这么一大块行列整齐、青翠茁壮的了庄稼，与周围旱地作物形成鲜明对比，朱镕基非常高兴。在农民张世贵挖的集雨窖前，朱镕基问他种了几亩地，挖了几眼窖，一眼窖水够不够灌一亩地。县委书记王恩渭介绍说，集雨灌溉后，旱地亩产由100斤增加到800斤。朱镕基说：“不要算那么多。就算亩产增加400斤，每斤卖8角钱，一亩地就能增加收入320元。这可是不小的变化呀！”朱镕基特别高兴，他鼓励张世贵：“干得挺不错，就这样好好干下去，把大家都带动起来。”紧接着，朱镕基很感兴趣地详尽询问修一眼窖的投资金额、农户投入工量、砂石拉运等问题。副县长、项目负责人丁祖全汇报说，今年打算争取在榆中北山9个乡发动农户挖1万眼集雨窖，政府给予补贴，以部分解决干旱山区的农田灌溉，帮助农户早日脱贫。朱镕基听后特别满意。他对身旁的农民说：“你们看看这些集雨窖，看看灌溉后地里的农作物，赶紧都来挖窖，每一眼窖给你们补助200元。”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察看完集雨灌溉田里的农作物，听了汇报，朱镕基充分肯定了榆中县在北山地区进行的农田集雨灌溉实验推广工作。认为这项工作在干旱地区有典型指导意义，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甘肃已经在艰苦的环境中找到了脱贫致富的路子。中央和国务院是支持你们的，相信你们一定会搞得更好。”他鼓励并要求县上好好实验，总结经验，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尽快改变干旱山区贫困面貌。

上午12时左右，朱镕基一行离开榆中，前往定西视察。

（黄宗利、蒋睿智、周学海）

发展掠影

榆中县在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屲、祁家崖湾、湖滩一带已形成氏族部落。夏、商、周三代为戎、羌游牧地带。秦昭王三十五年属陇西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中。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远、龛谷二县。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民国八年恢复榆中县。

兰州“东扩”的第一平台 ——榆中县和平镇

和平镇位于兰州东郊 6公里处，是兰州市实施“东扩”战略的第一平台，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全镇现有人口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5万；有13个行政村，68个村民小组；有耕地3.9万亩，其中水浇地1.3万亩，共有林地面积8.4万亩。区内有和平电灌站、330变电所、日供水8000立方米的镇自来水厂、联片供暖50万平方米的热力供应站。有牡丹园、官滩沟、云雾山、万眼泉等旅游名胜。兰新铁路、高速公路、312、309国道穿境而过，交通便捷。

几年来，先后完成商贸街、金川大道、学院路，改造供排水、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一大批院校及企业相继落户和平。

省级示范性高中——榆中县第一中学

榆中一中的前身是1943年建立的榆中县立中学。学校座落于县城西南部，占地80亩，建筑面积27977.1平方米，覆盖人口42万，服务半径50公里。2004年10月通过省级示范性高中验收。现有教职工 200 名，其中专职教师 168 名，高级教师39人，中级教师101人，国家级优秀教师1人，省级优秀教师2人，省级骨干5人，硕士研究生1人，在读3人。有教学班36个，学生2600多人，其中住宿学生 190 0多人。

1996年以来，学校多方筹资2232万元，进行校舍和教学设备的更新。新建了5342平方米的教学大楼，380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两栋， 7600m2 的科技大楼，5000平方米的教职工家属楼两栋，其他办公用房1516平方米、容积50吨的蓄水池；硬化道路和操场6万平方米；绿化面积达到0.7万平方米；建立了7个理、化、生实验室，配备多媒体和电子备课室及天文台，实验仪器、设备配属属国家一类标准。学校校产由 1995 年前的 177.69 万元发展到今天的 1904 万元，增加了 10 倍。

崛起的榆中县第七中学

七中是所县属完全中学，座落于甘草店镇西村，占地58亩，建筑面积11539平方米。现有教学班34个，其中高中部16个；学生2194人，其中高中964人；招生覆盖六个乡（镇）；教职工116人，其中专任教师111人，中学高级12人，省级骨干4人，市、县级骨干23人，教职工中党员40人。近年来，学校建成综合实验楼，硬件设施达到县内一流水平，多次被评为“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兰州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称号，2001年进入“兰州市标准化初中”行列。高考上线率最高达64 .8 %。普通高中单科优秀率、合格率和升学率均列全县第一，与重点中学的差距逐年缩小。

奋进的榆中县第九中学

榆中县第九中学于 1999年9月由原城关镇南关学校改建而成。学校占地24亩，建筑面积8790.6平方米。现有教职工83人，专职教师76人，其中中 、 高级教师54人，市 、 县级骨干教师20人，有24个教学班，学生1693人，其中住宿学生400人。

学校本着“五育并举、培养特长、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和“不求人人成才，但愿个个成人”的原则，形成了“刻苦、勤奋、善思、进取”的学风。 2002年进入兰州市标准化初中行列。 目前正在争创兰州市示范性学校。 荣获榆中县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教学质量进步奖、优秀奖等 荣誉称号 8项，初中毕业会考连年名列全县前茅。

快速发展的甘肃裕兴建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裕兴建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兰州市属建筑施工企业集团，资质为省二级总承包企业。公司注册资金3980万元，拥有固定资产净值3334万元，资产总值7368万元，流动资金4034万元，各类施工机械设备576台（辆），机械施工设备总功率达6891千瓦，全员技术装备率达1.2万元/人，年完成产值亿元以上，年完成施工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公司下设7个建筑公司、1个二级建筑材料试验室、1个三级资质的塔吊拆装队。现有二级资格的项目经理13人，三级资格的项目经理17人，工程技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52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3人、工程师93人、助理工程师87人、专职安全员44人，技术员62人；会计师6人、经济师3人，中级施工员87人，中级质检员27人，省工程造价人员11人，各类固定技工1868人。

公司施工领域从本省扩展到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省区，在各地的建筑施工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

企业被评为甘肃省“优秀施工企业”、“甘肃省诚信守法乡镇企业”，部分工程项目荣获兰州市“白塔杯”荣誉称号，顺利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认证。

省内最大的蔬菜物流中心——定远蔬菜保鲜库

榆中县定远蔬菜保鲜库（蒋家营蔬菜保鲜库）是甘肃最大的集蔬菜保鲜、加工、运销、批发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中心。位于榆中县定远镇蒋家营村，西距兰州市区20公里，南距312国道和巉柳高速公路进出口1公里。占地4万平方米，现拥有库容500吨的蔬菜果品保鲜库6座，280吨的蔬菜保鲜库72座；装备一流设备的制冷车间（8台套）、制冰车间和冰库各一座；7000平方米的蔬菜批发市场一个；设备先进的无公害蔬菜、果品检测站一座；建成农业信息网站一座，可随时调阅全国各地的蔬菜购销信息；蔬菜生产辐射兰州、定西、白银、临夏、张掖、金昌、武威等城市，蔬菜外销辐射陕西、河南、河北、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北京等省市。购销西兰花、菜花、白菜等40多种蔬菜，年外销蔬菜1.2亿公斤。2002年被甘肃省乡企局评为“先进企业”，2003年被兰州市人民政府评为“蔬菜外销先进企业”，2004年被甘肃省农业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定远蔬菜保鲜库本着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奉献精神，以绝对的信誉、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竭诚与广大新老客户合作，共谋发展大业。

不断壮大的兰州文章工贸有限公司

兰州文章工贸有限公司位于金崖镇，是集塑编、铸造为一体的多元化工企业。现有固定资产1100万元，总产值3000万元，年上缴利税130余万元。有职工860名，其中具备高中级职称的40名。

公司建有塑编腹复膜生产线两条，六色凹版彩色印刷线一条，圆织机110台，各种辅助设备150余台。可年产各种档次的面粉袋、水泥袋、化肥袋、饲料袋和各种粉状、粒状物的外包装袋，6000余万条。并建成生产各种铸铁配件的生产线一条。

公司产品以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信誉占据北京、青海、新疆、宁夏、陕西等省和兰州、玉门、酒泉、张掖、金昌、武威等省内市场，和100多家企业建立了供销关系。公司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精神，不断开发新产品。公司先后多次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明星企业。荣获兰州市铸造协会评为“先进单位”，县委、县政府“十佳企业”，兰州市委、市政府“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市纪委、市技术监督局“企业合法权益重点保护单位”，在合作企业中被授予“分供方质量认可证书”，2002——2004年被评为“AAA级信用企业”。

开拓发展的榆中县城建建筑安装公司四处

榆中县城建建安公司四处由吕维亮任项目经理。10多年来，以一流的质量、绝对的信誉承建了一批办公、住宅楼和其他建筑，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吕维亮先后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资20多万元，并为家乡连搭乡马连山村捐建了文艺舞台。

后   记

2003年12月，我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邀请，去江西南昌参加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暨党史部门发挥资政育人作用经验交流会，介绍单位近几年工作经验。在会后返兰的火车上，接到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省史志学会副会长张克复同志的电话，让我主编《榆中史话》。

这事使我感到为难，难的是单位只有三个干部，承担的党史任务很重，怕到时完不成书稿；又担心经费难以解决，思虑再三，还是答应了此事，并参加了由省志办，省新闻出版局，甘肃文化出版社召开的会议。

会后，我们首先拟定了篇目，经省志办、文化出版社审阅批准，2月18日召开了由县委党史办人员和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传达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讨论各篇章的撰写重点及语言文字等。5月底，初稿完成。经修改、打印，6月30日送交甘肃文化出版社，随后搜集、摄制图片和撰写附文。

本书是按照甘肃文化出版社甘文出（2003）33号文件和省新闻出版局（2004）3号文件和甘肃文化出版社要求编写的。参与本书编写的有：张文玲、周学海、魏洁庆和金吉泰、颜俊、高国宴、金耀东、岳兴文、何丽萍、孙彦华和杨见润等，转载了《历史的足迹》的5篇文章。最后由我和魏洁庆统稿，金耀东修改了部分文稿，县博物馆和单进仓提供了部分文物照片。

在此书编写、打印、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县委书记李森洙作序；县长丁祖全不仅审阅了全部文稿、图片，提出了修改意见，还筹措了出版经费；县委副书记严志坚做了有关协调工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宗满德两次审阅篇目，并对目录文字作了修改。领导的重视是此书得以出版的关键。出版社认真把关，保证了此书的出版质量。

在此过程中，党史办副主任周学海顶着烈日翻山越岭拍摄照片，驾驶员羊国俊认真做好后勤服务。“建花文化用品经营部”连夜加印文稿。

这里，对所有重视、支持和为此出版做出贡献的领导、编辑和撰稿、供稿、校对、服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榆中史话》出版之际，需要说明的是：

一、2001年10月，县委党史办在以前县志办和县直各部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修出版了《榆中县志》，编修人员难免受《县志》的结构和文体的影响。为了避免同《县志》重复，本书力求发掘活的素材，重点记载《县志》因体例所限而未能记述的历史事件详情。记述文字尽量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

二、由于书稿是几人分别撰写的，每人都有自己的文字风格和语言习惯，加上写《史话》都是第一回，所以，擅长写小说的形象的东西较多；擅长写论文的理论性阐述较多，擅长写公文的指令性书面语较多。在统稿中尽量做到统一，但是仍然难以做到完全统一。所以，本书文体只能做到大致接近而已。

三、《史话》素材除了文字资料，还收集了一些民间口碑资料。一是桑园子秦长城问题，《金县志》有明确记载，但近年来甘肃史学界否定榆中有秦长城存在。他们认为榆中县的长城残迹均属明长城，而民间流传均属秦长城，且夯土层符合北京大学宿白所讲的秦长城的标准。二是西秦国都有勇士城、苑川城之说。70、80年代，有人认为位于夏官营王家崖的城迹是勇士城，且有出土文物。9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和西北师大教授陈守忠实地考察，确定此处为宋城。那么勇士城到底在哪里？史书记载，清水以东为勇士川，清水以西为苑川，西秦国都在今东古城，可称其为勇士川或者苑川。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测量了东古城残迹的夯土层，下部为5—8厘米，顶部达到10厘米，当地群众介绍，20世纪70年代曾出土一块石碑，上书唐代敬德督工在旧墙上加高。且40年代《甘肃民国日报》《阳光初照东古城》一文所说，东古城就是西秦国都勇士城，而王家崖古城，可能是史书所说的苑川成。三是明末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在榆中起义一说，《明季北略》卷五第20页，《小腆纪年》卷一第4页，《罪惟录》传三十一第76页，《清史简编》第53页，《李自成起义》第11页，《李自成农民起义》第3节10—22页均有记载，且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文字说明，但《金县志》无此记载，《米脂县志》存疑，为了慎重起见，《榆中县志》没有记载此事。经2月18日集体讨论，将此事记入《榆中史话》，供后人考证。

四、《史话》与《志》的共同点是准确记录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能杜撰。但它在篇目上不同于县志。它要求以事为题进行记述。而事实并不是离开时代背景孤立存在的，每一事件都有因果关系，所以在编写《秦始皇在榆中县》、《乞伏国仁建西秦国》、《李自成榆中起义》、《边章韩遂反汉战争》等篇目中都交待了历史背景，不知道这一笔成功与否？

五、本书从2004年2月18日启动到6月30日交稿，可谓“百日成书”。由于时间紧迫，资料不足，加上编写者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谨请读者不吝示正。

张文玲  谨记

二00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