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认为,过去10年间所积累的结构性不平衡现象造成了就业局势的恶化。住宅和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随后发生的危机已经导致严重的行业结构不平衡和资源不合理配置,并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时间。这些结构性冲突还同时导致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度很差。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应对新一轮就业结构大变化和大调整。
国际应对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共同特点 制订相应战略,在振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就业
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制订振兴产业发展计划增加对道路、桥梁、地铁、通勤铁路、其他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加拿大通过风险资本行动计划,扩大加拿大孵化器和催化组织的服务,为潜力大的朝阳企业提供融资,助其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新加坡把治理结构性失业与高等教育政策相衔接,增强教育市场与产业发展和就业市场的关联性。
发挥就业服务的关键作用
为增加就业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一些国家为失业者制订了 “量体裁衣”的再就业服务计划。针对求职者的技能、年龄等自身情况分别制定服务内容。就业服务机构还和求职者之间订立协议,明确双方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责任。
加大对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日本、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都增加了对小企业的贷款,并改善小企业融资条件。韩国政府将刺激经济计划资金的20%用于为小企提供贷款和信贷担保,以及实施培训和实习计划。印度尼西亚向中小企业提供总额约2.5万亿印尼盾的税收减免。
增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经费投入
发达国家为实施劳动力市场政策投入了大量经费。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用于劳动力市场计划的经费约占GDP的1.4%。其中,公共就业服务、就业培训等积极措施的支出比重在逐步增加,平均每人约为1万美元,最高的达到3万美元。一些发达国家随着失业的增加而提高用于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的预算。
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的稳定器作用
各国加大了对失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发挥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和稳定就业、促进就业的作用。一是增加失业补助,延长津贴给付期限,并同时提出促进劳动者再就业的要求。二是扩大失业津贴覆盖面。三是重点帮助困难群体就业。四是实行部分失业津贴计划。
高度重视职业培训,设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经合组织国家提出了 “培训优先”的理念,认为应想方设法让失业者具备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的技能素质。许多国家政府增加了对培训的财政投入,对困难企业及其雇员、失业者和培训机构给予补贴。发达国家注重培训与实际需要的紧密结合,美国强调各州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培训计划,由商界人士决定劳动力培训目标和内容。许多国家注重为青年创造实习机会。
美国:扩大出口 吸引实体产业回归
特征:无明显就业的经济复苏
结构性失业特征明显。新世纪以来,美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显现。16-19岁之间、未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从2009年1月至今,失业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最高甚至达27.2%。
失业率与岗位空缺率反向走势明显。自2009年第4季度以来,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的低谷中有所复苏,但高失业与缺工现象并存现象明显。失业率从2009年第4季度的9.9%逐渐下降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8.2%,但同期岗位空缺率反而从1.8%上升到2.6%。
就业与经济之间无规律性对应变化关系。自2009年年底经济复苏以来,服务业就业复苏较快,而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依旧低迷。经济相对平稳低速增长,但失业率并没有显著下降,无明显就业复苏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面临的新难题。
失业时间延长。2003年到2008年经济衰退之前,美国的平均失业周期为9周,之后一路飙升,直到2009年9月达到二战以后的最高水平27周。
原因:低端服务业岗位流失
实体经济 “去工业化”,实际就业岗位减少。同时,缺乏足够规模的新兴产业来吸纳那些因技术进步和产业收缩而被消减的工人,这是导致结构性失业的直接原因。
产业链延长,产品外包,使就业岗位转移。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价值低廉和其他比较优势,制造业部分向海外转移,低技术和低端服务业外包,导致美国本土原有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错位程度增加。目前,劳动力市场上雇员能力与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匹配的 “错位”现象明显,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产业、行业、职业、技能和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协调,导致失业增加。
长期失业会使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储备逐渐 “生锈”,再就业愿望降低。此外,美国政府2009年初对失业人员的救助期限从26周延长至99周,也导致自愿性失业人数增加。
措施:7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财税政策: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过受制于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与就业相关的财政支出仅仅局限于一些能立竿见影的地方,而不是那些着眼根本但见效缓慢的地方。因此,积极财税政策对解决结构性失业作用有限。
就业政策:2009年2月,奥巴马正式签署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为个人和企业减税、卫生保健和替代能源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新能源和节能领域的投资等,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
产业政策:吸引产业回归,扩大就业。伴随着新兴市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美国开始力图将一部分实体产业吸引回归本土,一方面解决经济空心化问题,另一方面,缓解失业压力。
贸易政策: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设立了由国务院、财政部等内阁成员以及小企业管理局局长、相关银行总裁等组成的促进出口委员会,对出口企业提供政府援助、商务支持,以便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岗位。
欧洲国家:建立竞争机制 改善公共就业服务
特征:地区间失业率差异大
一般来说,高失业国家的失业者通常愿意离开劳动力市场,如果该国伤残或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较好,且制度鼓励提前退休的话,劳动者更容易做出这样的选择。失业率较高的法国、意大利、波兰、葡萄牙、 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国,他们的劳动参与率绝大多数都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相反,劳动参与率较高的丹麦、芬兰、德国、荷兰和挪威等国,他们的失业率大都比较低。
欧洲国家2007—2012年的平均失业率在5.8%到8.5%之间波动,并不是太高,但是不同国家的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国内各地区失业率之间的差异幅度很大。
原因:劳动力市场僵化
欧盟一体化加速消除了各国人力资源流动障碍,也加剧了南欧及部分中欧国家结构性失业现象。越来越多的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流向德国,成为技术移民,且呈现延续趋势。
不少欧洲国家经济增长倚重虚拟经济、金融和房地产的发展。其产业结构的软肋在于经济发展易受危机影响。
欧洲不少国家采取的是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兼顾社会公正等框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虽然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利、维护社会安定,但逐渐衍生出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弊端。
措施:激励各种灵活就业
政府更加重视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侧重对青年和高龄失业者的就业援助。德国覆盖全国的劳动服务网络负责实施积极就业措施,为劳动者提供培训和就业信息、咨询和指导、介绍和安置工作以及发放失业金。
德国联邦就业服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向职业培训机构招标,择优选用,培训失业者。失业者可以从联邦就业服务机构领取为期至少3个月的培训券,自主选择购买任何一个定点机构的培训服务。
促进社会企业发展。英国目前已有6.2万家社会企业,雇员达50多万人,另外还有30万志愿者。虽然大多是中小型服务企业,但由于他们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又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吸引了大批有志于促进绿色环保和匡扶社会正义的人士,并且创造了大量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岗位。
激励多种灵活就业形式。德国联邦政府为失业者自谋职业、经营小本生意、季节性短工等多种就业形式提供资助,如补助、免税、培训等,提高就业人员的待遇水平。
实施提升技能的培训政策。英国计划将劳工技能学习中心的数量从1.4万家增加到2.2万家,力争到2020年,70%以上的在职职工都接受强制性培训。德国推行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被称为 “解决青年失业和技术工人短缺问题的有效措施”。
日本:加强立法 打造“三维”保就业模式
特征:传统行业变革导致就业结构变化
由于产业转型升级,日本传统行业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从业人员逐年下降。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制造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不断调整引起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日本经济正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劳动力资源也同时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集中。
第三产业、新兴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将成为拉动就业的引擎。产业结构调整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规模和就业情况造成了明显影响,但以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为代表的服务业有望成为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此外,以石油化工、电子等行业为代表的新兴工业,以微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产业都将带来大量工作岗位。
原因:“终身雇佣”的传统就业观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以来都把经济的中心放在 “工业化”上。日本制造业占GDP比重由上世纪90年代末的20%左右一直呈现出总体上的持续下降趋势,这部分由制造业稀释出的 “过剩雇佣”将首当其冲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主力,第三产业将成为更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主导方向以及拉动GDP增长和解决就业的主渠道。
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进步是产生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动力。但是,他们对就业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因为新设备投入和新技术开发的应用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生产率提高、劳动力需求增加以及劳动者素质提高。
由于传统产业部门多年来一直奉行 “终身雇佣”或 “年工序列制”,不仅减缓了调整生产规模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而且传统就业观念下的失业者仍普遍希望找到昔日的终身雇佣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失业时间、阻碍了劳动力流动。
日本长期经济萧条以及个人消费长期低迷,使得国内市场变得狭窄;而且,出口竞争力减弱,也抑制了外需对外向型经济和内需的拉动。在这种背景下,高新科技带来的高效率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仅能产生缩减企业规模、析出劳动力的效果,而企业因内外需求的不足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和就业规模,对就业而言造成了雪上加霜的后果。
措施:积极发展内需型经济
加强立法,强制保护就业。1993年颁布《零短工劳动法》、1999年和2003年两次修订 《劳动者派遣法》,为通过职业介绍的失业者提供了更多择业机会。
采取 “国家+企业+工会”的三维多层面保就业模式。政府层面:1999年,日本政府启动 《第九个基本就业计划》,促进创业和稳定就业以应对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层面:积极推行 “工作分享制”,政府、经济团体联合会、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三方就推动实施 “工作分享制”达成一致,以稳定和促进就业。工会层面,赋予工会组织较大权利,为保证平等就业、保障劳工合法权益提供了基础。
扩大财政投资,积极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开始了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将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外需主导型经济转换为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的内需主导型经济。为保证这一转变的实现,日本政府扩大财政投资、发展房地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增加了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