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上半期,先是拿破仑入侵埃及,继而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建立政权,埃及的政教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是伊斯兰宗教势力愈加式微的转型时期。拿破仑入侵埃及,对埃及传统宗教势力实施了既利用又打击的双重政策,并且把西方世俗文化首先带给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带有鲜明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特点,但他的政权建立、巩固乃至发展及其后的军事扩张都需要伊斯兰势力的支持。阿里政权终究是世俗政权,废除埃及传统的包税制度和重新分配土地、实施具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文化教育改革以及军事打压瓦哈比派和对奥斯曼哈里发的战争,均显示出埃及的伊斯兰政治势力进一步被弱化。
1798年波拿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标志着埃及近现代史的开端，由此埃及逐渐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被边缘化。整个19世纪上半期，埃及是以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现代化改革及其军事扩张而被载入史册的。如果说拿破仑入侵打开了埃及面对现代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么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及随之而来具有浓厚西方化色彩的改革则是打开了一扇门。正是这种情况下，埃及的伊斯兰势力加速了其式微的历史进程。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本身依托于军事力量和征服战争，他本人对宗教其实并不感兴趣，而强化统治地位的客观需要使之从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弱化了政治与宗教学者或宗教派别的关系，政治上改革的年代，也是宗教上式微的开始。
一、埃及的衰落与拿破仑入侵前后的政治与宗教
经历了三个多世纪马穆鲁克的统治之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埃及可谓满目疮痍。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双方虽然依然维系着1517年以来的所谓“臣属关系”，[1] 但埃及事实上处于“贫困、与世隔绝、被外界忽略”的境地。[2] 而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腐朽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却依然牢牢掌握着埃及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实施着严格的政治控制与军事统治。
这种政治控制和军事统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奥斯曼帝国自己派往埃及的近卫军（被称为奥贾克）来完成。他们拥有很大的统治权力，不仅负责驻守埃及本土，抵御外来侵略，而且履行着征收捐税、辅佐帕夏的职责，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实际的统治者。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马穆鲁克军团（家族）来完成。这是一支在土耳其人入侵之前就在埃及存在的军事力量，最早是从中亚和外高加索等地区购买来的奴隶。马穆鲁克家族虽然派系繁杂，经常彼此交恶，导致埃及内战连绵、动乱不休，但他们也确实从来没有实质性地提出埃及独立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与土耳其统治势力沆瀣一气，只知道搜刮民财，置百姓疾苦而不顾，遑论农业生产和经济改革。
埃及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埃及历史学家在分析这一时期埃及衰落的原因时指出，主观上正是马穆鲁克家族的混乱统治，加上土耳其政权的软弱无能导致了埃及经济社会的滑坡。不过，他们也正确地指出，自16世纪开始，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新航路的开辟，使原来围绕东地中海和红海而繁华一时的海洋贸易和过境贸易一蹶不振，也是导致埃及走向衰落的重要的客观原因。由于地理的缘故，埃及在历史上发挥的突出作用之一，就是内联外引，它通过红海贸易沟通亚洲和非洲，再通过过境贸易联结欧洲，长期以来它和欧洲的历史联系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定性，使之成为一体。而现在，无法再发挥联系欧亚非三大洲贸易和文化联系的纽带或桥梁作用，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埃及曾经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早期所发挥的古代文明领头羊的作用和伊斯兰文明的光辉灯塔的作用双双凋敝。
除了奥斯曼近卫军和马穆鲁克之外，埃及社会阶层还包括宗教界人士、学者、工商业者和广大农民。由于爱资哈尔清真寺在文化、知识、宗教方面的教育和传播作用，以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重大影响，[3] 被誉为“肩负着宗教使命、热衷于宗教事务”[4] 的宗教界人士（乌莱玛）地位非常显赫，其社会地位仅次于马穆鲁克。他们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阶层，不仅与埃及下层普通老百姓交往甚密――被称为下可“领导人民”，而且与马穆鲁克的对话也有很大发言权――被称为上可“居中调停”，从而在埃及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领导人民”是指，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大势力和崇高威望，受到人民的普遍崇敬和赞扬，例如《埃及近现代简史》提到，卖主不收他们买东西的钱，而骑骡子的人在经过他们面前时主动下鞍。所谓“居中调停”是指，即便是飞扬跋扈的马穆鲁克们也要借助他们来巩固政权，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每当统治当局欺行霸市、鱼肉人民之际，老百姓就向这些乌莱玛和伊斯兰教法学家呼吁，他们便可以发挥向当局斡旋的作用，为人民消弭灾祸。1795年，长老们就迫使马穆鲁克易卜拉欣和穆拉德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收税时不得对群众横征暴敛。该文件被埃及历史学家誉为类似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5]
1798年5月，拿破仑・波拿巴怀揣建立从尼罗河到印度河的东方帝国的迷梦，打着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埃及的旗号，在督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开始远征埃及，拉开了埃及近代史的序幕。拿破仑发表《告埃及人民书》，告诉埃及人民，他们是为推翻马穆鲁克统治、恢复奥斯曼素丹的权力而来到埃及的。法军采取军事、诱骗、威胁等各种手段妄图驯服埃及人民，但遭到埃及人民的坚强抵抗。后来，拿破仑又发表第二次《告埃及人民书》，声言埃及人民已经被法军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应该和法军亲善，恢复秩序，安居乐业，并宣布自己皈依伊斯兰教，鼓励部将要娶埃及女子为妻。他还建立了由埃及人组成的开罗及各省行政会议以及全埃及国务会议，以此来说明要恢复埃及人的权利。
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对埃及的殖民主义治理体现在三个方面：行政治理、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其中行政治理主要的手段有三：一是引入法国的治理模式，建立所谓的各级行政会议和全埃及国务会议；二是采取“宗教治理”，即对伊斯兰教的利用；三是文化开发，即所谓学术远征产生的影响。
拿破仑征服埃及过程中，对伊斯兰教的利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掩盖远征目的。他在亚历山大城里张贴和散发《告埃及人民书》，声言入侵埃及是“为了恢复你们的权利，惩罚那些暴虐者”，标榜自己“比马穆鲁克更敬畏安拉”，“崇敬先知穆罕默德和伟大的古兰经”。宣扬“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人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智慧、品德和知识”。[6]告示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词汇，但显然这是虚伪的，拿破仑后来也承认这是一种欺骗。[7]
其次是宗教情感接近。拿破仑身体力行，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敬畏安拉，崇敬先知穆罕默德。“他头缠头巾，身穿长袍，到清真寺做礼拜；资助长老张灯结彩，纪念穆罕默德的诞辰，还亲自率领法军参加”，表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当然，这是为了欺骗和愚弄埃及人民，正如他对部将克莱贝尔所说：“我们在扑灭宗教狂热之前，必须首先平息这种宗教狂热”，办法就是装扮成安拉的驯服工具。
再次是拉拢上层宗教人士。为了更加有效统治埃及，拿破仑建立开罗行政会议、设立各省行政会议，10月又召开全埃及国务会议。这些机构由埃及人组成，特别是笼络那些上层长老、富商大贾和地方显贵。上层长老和宗教学者本身发挥着上下协调的作用，关键时刻可以“为民请命”。拿破仑深知这些人的作用。他给克莱贝尔的信中说：“谁能获得开罗长老的支持，谁就博得全埃及舆论的支持”，不过他认为，长老是埃及这个民族中，对法军威胁最小的，“他们胆小怕事、羸弱无能……和牧师一样，劝导别人对上帝无比虔诚，而自己却不守教规。”这种背景下，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长阿卜杜拉・舍尔哥威就充任了开罗行政会议和全埃及会议主席。而出生名门望族的宗教长老奥马尔・麦克莱姆拒绝威胁利诱，出走叙利亚，坚持反法斗争。
最后是实施宗教分离政策。因为法军兵力受损，为补充人马，拿破仑搜罗一批徙居埃及的土耳其人、希腊人、摩尔人的流民，组成近卫队，负责治安。出于宗教信仰和特殊才能的考虑，法国殖民者对科普特精英也十分重视。拿破仑重用科普特基督教徒，至少三位科普特人获得重任，穆阿里木・雅库布・塔德拉斯担任铸币大臣，在上埃及地区负责财政事务，还曾在迪赛斯的法军中指挥同马穆鲁克的战争。吉尔吉斯・加哈瓦里和艾利斯・布克图则分别出任拿破仑的财政大臣和私人秘书，后者还是法驻埃及军队的官方翻译。[8]当然，由于与侵略者的合作也有损科普特人的形象，其自然遭到了穆斯林大众的唾弃。
有压迫就有反抗，开罗人民终于不堪拿破仑的搜刮，决定举行大起义。教长们公开召唤人们向专横暴戾的异教徒发起圣战，出身清贫的下层长老和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学生经常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激励人们反对法国占领。1798年10月21日，成千上万的开罗市民涌向爱资哈尔清真寺，举行游行示威，控诉拿破仑的暴政。一部分中上层长老也参加游行，他们高呼“安拉赐予伊斯兰教胜利”，向占领政权提出交涉，随即演变成冲突。
在22日的对垒中，开罗起义军一度以清真寺为依托打击法军，口口声声维护伊斯兰、皈依伊斯兰的占领军就把他们的炮口对准清真寺，致使很多起义军牺牲。一部分起义军最后退至爱资哈尔清真寺，法军的大炮则对准了清真寺。其间，全埃及国务会议的代表要求拿破仑不要炮轰爱资哈尔清真寺，以便从中劝导起义军投降，结果劝导被拒。下午二时，拿破仑下令炮轰爱资哈尔清真寺。“爱资哈尔清真寺在炮火中几乎被击毁，挤在寺院内的许多人被埋入废墟。周围地区变成一片瓦砾，所能见到的只是已经倒塌的房屋和正在燃烧的楼房，数以千计的和平居民埋葬在断壁残垣之下。”[9]
法军进占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迦白鲁谛描述当时的情景，法军“占领大寺的院落和房屋。他们的马匹拴在壁龛前，在课室和走廊里横冲直撞。他们砸碎全部挂灯和饰物，毁坏学生和文书的衣柜，将柜子和仓库内的行李、器皿、木盘、金钱和一切贵重的物品洗劫一空。他们把书籍和《古兰经》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用脚和靴子恣意践踏。”[10]
此后，拿破仑法军不断遭遇埃及人的袭扰，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也对其形成包围之势，直到1799年8月离开埃及返回法国，留下克莱贝尔收拾残局。
1800年3月20日开始到4月21日，开罗人民在已经返回埃及的长老奥马尔・麦克莱姆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大起义。因双方武器悬殊，特别是由于起义参加人员成分复杂，其中奥斯曼帝国总督帕夏率领的军队不堪一击，而马穆鲁克又执行两面三刀的投降政策，起义终致失败。1800年6月，克莱贝尔被刺杀，由梅努接任远征军总司令。一方面，梅努效仿拿破仑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娶了一名穆斯林女子为妻，重新召开由阿卜杜拉・舍尔哥威等人组成的全埃及国务会议，借以骗取埃及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他继续对埃及进行巧取豪夺，试图把埃及并入法国。此举遭到英国的坚决反对。1801年3月，英国联合奥斯曼帝国侵入埃及，在联军的合围下，法军在8月31日宣布投降，10月18日，梅努率领法军残部离开埃及。
应该看到，由于长期受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埃及人此时并没有出现后来所谓的民族意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伊斯兰教意识的支配。根据迦白鲁谛的记载，埃及人在反法斗争中举起的旗帜是伊斯兰的“圣旗”，呼喊的口号是“真主赐伊斯兰胜利”，他们对帝国素丹寄予莫大希望，号召进行圣战。[11]
随着欧洲大陆形势发生变化，1801年3月，奥斯曼军队在英军支持下向占领埃及的法军进攻，6月27日驻开罗法军投降，到8月法军终不能支，被迫投降而陆续撤出埃及。拿破仑入侵埃及，是对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一次殖民主义入侵，这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历史学家把远征誉为“创造性的破坏”，认为它是埃及历史上“伟大而必要的一段时期”，是埃及文明“不可避免”的“断裂”，[12]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远征毕竟是埃及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由于它所代表的力量已不是数千年来多次入侵埃及的传统游牧势力，而是由现代工业革命装备起来的新势力，它“使埃及少数人痛切地感到有一个有序政府的优势，并且热烈赞赏科学和学术在欧洲所造成的进步”，使埃及故步自封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出新的活力。[13]
拿破仑入侵之所以是埃及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首先是因为埃及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抵抗，表现出为保卫祖国而勇于斗争的献身精神，开始了近代以来埃及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历史。
其次，拿破仑在征服埃及期间进行了带有反封建性质的改革，没收封建土地，废除包税制度，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新型工厂等，使埃及在近代比其他东方国家更早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创兴建近代工业的先例，为日后埃及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拿破仑开始了埃及文化的复兴。他在埃及建立医院、创建印刷厂，建立了埃及科学院，编辑了《埃及志》，涉及埃及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为研究埃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随军而来的法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考察、发掘了几千年的古迹文物，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宝库。在阿布基尔湾附近发现的“罗塞达石碑”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从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埃及新型知识分子此后开始接触西方文化，阅读西方书籍，参观了法国建造的工厂，眼界为之一开。
最后，拿破仑所带来的法国革命的反封建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马穆鲁克的统治，客观上为以后穆罕默德・阿里夺取政权、进行改革扫除了障碍。以前埃及人过着传统的因循守旧的生活，现在则被首次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复杂的国际政治之中，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围墙被打开缺口，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生活方式就像决堤的洪流开始猛烈冲击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在两种思想、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埃及人民认清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开始从外族压迫的漫长黑夜中觉醒。
二、穆罕默德・阿里的世俗化改革与国家建设
如果说拿破仑为埃及认识西方和随后的世俗化进程打开了一扇窗，那么穆罕默德・阿里所推行的改革则是推开了一扇门。1801年，穆罕默德・阿里应征入伍，在奥斯曼军队派驻埃及的阿尔巴尼亚军团中任职。据称，奥斯曼的这支军队“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而他所在的军团“以残忍和反叛成性”而闻名。[14]由于他能征善战，足智多谋，善于利用各种手段，终于成为该军团的首领。
阿里审时度势，看到埃及的落后，也充分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及其对埃及的威胁；当然，作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他还需要巩固个人及其家族在埃及的绝对统治地位。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国力的衰落，急欲使他自己和他的后裔在埃及的世袭权得到确认。他愿意承认素丹名义上的宗主权，只要他在实际事务中能够自主。但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使他懂得，如果他要达到和保持这个地位，他必须有一支按照西方方式装备和训练的陆军和海军”。[15]这表明埃及古老的社会传统在经历拿破仑的入侵之后已不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此就必须做出面对现代化浪潮的深刻转变。
首先，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初期，国内局势非常复杂。支持穆罕默德・阿里的阵营分作三个派系：阿尔巴尼亚人，宗教乌莱玛人士和商人联盟，开罗民众。三个派系之间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和矛盾。[16]阿尔巴尼亚人对他比较忠心，还为争取他的去留在埃及组织过抗议活动，但经验表明他们也是极具反叛精神的一个团体，如果没有获取既得利益，他们可以公然发起暴动，废黜总督。[17]其次，乌莱玛和商人联盟可以巩固他在埃及的统治地位，但是这些人又过于独立，对他提出了各种苛刻的要求和条件，还阻止他提高税收；1805年夏天，开罗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游行，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反对胡尔希德，对权力制衡起到一定作用，但民众的作用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验证，这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会在最后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此外，马穆鲁克势力还没有遭到致命打击，在农村危害社会秩序。
穆罕默德・阿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派别对立，而他与生俱来的精明强干使他粉碎了各派企图结成联盟的阴谋，并成功离间各个派系。因此，乌莱玛阶层从未能与马穆鲁克保持一致的立场，而处于主要地位的商人也从来没有团结广大开罗民众来反对帕夏的新政策，阿尔巴尼亚人又被埃及人所讨厌，尚不足以离开阿里的领导建立他们自己的统治。自到埃及以来，他组织其权力基础的支柱――精锐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奔赴上埃及地区与马穆鲁克交战，在极大地削弱马穆鲁克势力的同时，也使部分阿尔巴尼亚人认为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而选择离开埃及、回到家乡。
至此，穆罕默德・阿里国内面对的敌对势力只剩下马穆鲁克军团。1807年1月，穆罕默德・阿里决定直接与其决战。在吉萨战役中，马穆鲁克阿尔法大败，穆罕默德・阿里几乎不战而胜，阿尔法后来被俘身亡。尽管阿尔法已死，但是马穆鲁克并没有消亡。他们继续破坏村庄、转移收入。就在此时，穆罕默德・阿里收到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命令――准备一支军事远征队镇压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起义。1811年3月，穆罕默德・阿里利用素丹任命阿里次子图松为远征阿拉伯的最高军事长官的机会，制造了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萨拉丁城堡屠杀事件。穆罕默德・阿里策划得如此严密，以至于他的两个儿子易卜拉欣和图松都不清楚计划的细节。萨拉丁堡屠杀事件之后，穆罕默德・阿里在全国范围内对马穆鲁克进行了大搜捕，并将马穆鲁克的包税领地收归国有。通过萨拉丁城堡屠杀，穆罕默德・阿里完成了奥斯曼素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努力在做却一直没有完成的事情，[18]马穆鲁克作为一股特殊政治和经济势力统治埃及长达500年之久的历史彻底宣告结束。
此前，穆罕默德・阿里相继把他的家族成员和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些亲朋好友接到埃及定居，并封之以官职。其长子易卜拉欣年仅16岁，就被任命为开罗的总督。从1801年穆罕默德・阿里登陆埃及，到完全清除马穆鲁克势力，正好是十年时间。十年间，他努力获得了对埃及的合法领导权，通过向土地征税并废除乌莱玛的财政特权，逐步削弱了伊斯兰宗教势力；通过发动连年的战争以及一场决定性的清洗，将他在埃及最主要的劲敌马穆鲁克彻底铲除。同时，他通过在埃及继续铸造奥斯曼钱币、星期五为素丹祈祷、每年向素丹提供贡品而安抚了奥斯曼的统治者。此后，穆罕默德・阿里通过发展农业和对西方的贸易而积累了大量财富，加强了对埃及社会的控制，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至此完全建立起来，长期分裂的埃及社会复归统一。
统一全埃及虽已实现，但长期分裂和割据留给这个国家的后遗症却不是军事机器可以消除的。为此，穆罕默德・阿里大刀阔斧地改革行政制度，以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
穆罕默德・阿里仿效欧美国家，建立了内阁制度。埃及的内阁称为国务会议，下设贸易和外交、教育、建设、工程、陆军、海军六个部（1837年后取消建设、工程两部，设立工业、财政、内务三部，改为七个部）。国务会议一般由副总督主持日常工作，但各部大臣都由穆罕默德・阿里亲自任免，重大决策也由穆罕默德・阿里亲自定夺。为学习西方，1829年，阿里成立了由政府官员、宗教学者、贵族豪绅和一些知名人士组成的共156人的咨议会，议长由穆罕默德・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担任。咨议会每年召开一次，审议一些无关紧要的提案，实际上只有咨议权，没有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任何其他权力。穆罕默德・阿里下令把法国占领时期划分的16个行政区合并为7个省，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免，省下设县、乡、村三级行政机构。除省长是奥斯曼土耳其任命的以外，副省长以下的官员全部为本地埃及人。[19] 村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设有村长、土地丈量员、税务员和全权证人等专职官员。自上而下的一整套严密而完备的行政网络，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穆罕默德・阿里在各个领域里进行的改革都能迅速显示出成效。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完备的行政机构，数百年来未曾出现的统一局面再次出现，[20] 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穆罕默德・阿里在取得合法的统治权力之后，在埃及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统治模式。首先，确定埃及发展的目标即实现埃及文明的伟大复兴。1834年在对所有政府官员的演讲中，他说：“一定要为埃及的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包括我和我的家庭。”穆罕默德・阿里关于埃及文明古国的意识非常强烈，他确信在埃及完成改革之后能实现历史的复兴。在1837年他对一位来自德国的旅行家佩克勒・穆斯考说：“你知道埃及曾经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一个令所有的国家都仰慕的国家，现在我们发现欧洲取代了埃及的位置，但这恰恰说明了埃及有可能重新回到文明中心的位置。”[21]
其次，开启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对埃及传统社会的一次伟大超越。抵御外侮、实现埃及自立和巩固阿里本人及其家族对埃及的统治地位等目的清晰可见而又互相夹杂，共同的落脚点都在于富国强兵，而强国兴军的宏伟战略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为此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改革税收，废除束缚经济发展的种种藩篱，建设水利交通，改善民生。
穆罕默德・阿里深刻洞察到阻碍埃及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包税制度，因此改革和破除包税制势在必行。1809年6月，阿里宣布原来政府赠予包税人的“乌西叶”土地不再享有免税权。此外，包税人还应将包税余额的一半上缴政府。这对包税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马穆鲁克为此两次发生叛乱，均被镇压。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宣布全部废除包税制，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尽管在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过程中存在着暴力和强迫等手段，但这一举措还是受到了人民的普遍欢迎。此外，他还取消了集体缴税制而代之以个人缴税制；将原来由包税人随意确定的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合并为一种土地税，由国家统一按土地优劣确定税额，简化纳税手续。在阿里统治初期，埃及农民的纳税额要比马穆鲁克时期低得多。由于实行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并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彻底的丈量，向国家纳税的实际土地面积比包税时期大增，因而在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的同时，国家税收收入也有所增加。
阿里还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农业生产的机构，集中控制各地农作物的种植品种和面积，对重要经济作物实行国家专卖政策，并向一些贫苦农民提供种子、牲畜、农具和贷款。埃及历史学家把引进和扩大棉花种植称为“埃及封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棉花成了埃及的主要农产品”。这一变革的重要意义在于棉花是一种出口商品，因此埃及的农业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满足本地的消费，[22]而是要参与世界市场，这表明埃及在逐渐参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为了种植棉花和有效输出棉花，穆罕默德・阿里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他加固堤坝、疏通旧渠、开挖新渠，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通过水利工程，把尼罗河与亚历山大港这个当时埃及最大的城市连接起来，亚历山大港恢复了生气，埃及再次成为沟通欧洲和印度之间陆路交通的枢纽，红海航道又开始恢复其在16世纪初失去的贸易地位。
穆罕默德・阿里奖励工业发展，重视建立近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以增强国力。他注重从西欧各国引进技术，购买设备，聘请专家，吸收资金，使埃及民族工业在初创时期便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快的发展速度。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具有现代意义的埃及早期工业化开始启动。1818年他创办第一批纺织工厂，此后在欧洲技师帮助和欧洲技术的支持下，先后创办了制糖、榨油、造纸、制革、染料等工厂，纺织业发展最快。阿里所建工业首先服务于军队发展，军事工业在工业化体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规模较大的往往都是军事工厂。埃及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制硝厂、火药厂、枪炮制造厂、造船厂纷纷建立起来，在法国等国的技术专家指导下，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经过阿里的大力扶植，到19世纪40年代末，埃及近代民族工业已初见规模。埃及生产的工农业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有的还多余出口，尤其是纺织品。埃及在厂工人达31 000人，约占当时埃及全国人口的1%，这一比例在当时东方国家中是相当高的，投资总额约1 200万英镑，初步为埃及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埃及工农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为发展商业和外贸，恢复埃及昔日所具有的欧亚非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穆罕默德・阿里大兴土木，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并采取措施改革货币制度。开罗等城市又因日趋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繁荣起来，亚历山大再次成为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上千名的外国商人和商务官员常驻该城。
实施垄断和开放政策。为了保证和满足工业化在资金和资源方面的需求，穆罕默德・阿里实行了农业、工业、商业的全面控制和政府垄断政策。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农业、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和监督。例如政府给农民提供必要的种子、农具、牲畜和贷款，但农民无权处置自己的产品，而是由政府机构以极低价格收购，这显然是一种剥夺农业的政策，事实上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这些机构再将产品以高价卖出，这样就可获得高额利润，棉花等作物都是如此；一些纺织制成品，除直接调拨军队使用外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由政府强迫收购，所订价格有时只相当于市场价格的一半或更少。据估计，1836年埃及出口的95%和进口的40%都是由政府经营的。政府专卖制度给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充实了军队需要，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业、商业贸易的发展。此外，阿里还铸造了埃及自己的货币，确定与其他货币的比值，以摆脱其他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影响。[23]
由于法英殖民者用枪炮打开了埃及的大门，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对外开放的特点。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开放又是非常有限的。首先，从埃及面临的外部环境看，由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和相互斗争仍对埃及形成严重威胁，所以阿里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不得不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法国人早就提出了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开凿运河的设想，英国人建议修筑一条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铁路，但均遭阿里拒绝，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有损埃及的主权。阿里在举借外债方面也始终非常谨慎，以避免外国的经济渗透。其次，从阿里改革本身浓厚的个人化色彩和高度的集权性来看，这是一种具有重商主义特点的改革运动，[24]由于政府对工业、农业、商业和外贸实行严格的垄断式控制，外国商品和资本难以大规模进入埃及。阿里不顾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一系列特惠条约，采取提高关税、政府包办等手段来控制进口贸易，使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免遭外国倾销商品的冲击。阿里虽也允许少数外国人在埃及投资办企业，但对他们加以种种限制，使之难以发展。因此，在阿里时期到埃及投资的外国人微乎其微。
再次，军事改革及其对外扩张。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特别是强大的海军，从而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东方帝国，一直是阿里魂牵梦萦的目标和推行军事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阿里军事改革的第一步是废除旧式的雇佣兵制度而代之以征兵制。他认识到他所建立的这支军队――由阿尔巴尼亚人所组成的远征军――从长远来看是靠不住的，往远看有马穆鲁克军团的前车之鉴，往近看则有谢里姆三世的个人悲剧。如果不从体制上改变征兵方式，这些军人随时可以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来向他们的主人挑战。1820年，他决定模仿欧洲，建立一支拿破仑式的军队。
埃及国力由于改革而迅速增强，在新兴统治集团的支持下，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了长达30年的扩张战争，他东讨汉志（1811―1818）、南征苏丹（1820―1822）、北镇希腊（克里特、塞浦路斯和摩里亚，1824―1828）、两犯帝国（叙利亚，1831―1834,1839―1840），希冀建立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盛的阿拉伯帝国。
1820年，阿里以追击盘踞在苏丹东古拉的马穆鲁克为借口，命令他的儿子伊斯梅尔率领数千之众侵入他垂涎已久的苏丹。穆罕默德・阿里将进攻苏丹看作对水、土地和资源（主要是黄金和奴隶）的扩张。1821年他的军队进入苏丹并遭到强烈抵抗。但是埃及军队高效的训练及精良的装备保证了穆罕默德・阿里对苏丹的征服。
1821年，希腊人民起义，第二年建立了民族政府。奥斯曼素丹被迫以克利特岛和叙利亚为报酬，要求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增援以镇压希腊起义。1824年7月，易卜拉欣率领近两万之众抵达爱琴海，[25]到1825年底占领摩里亚半岛。在征服过程中，埃及军队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希腊战争爆发后，引起国际关注，英、俄、法为维护各自在中东的利益，确保希腊的战略位置，决定消灭埃及军队，遏制阿里的对外扩张。1827年10月27日爆发了纳瓦里诺海战，埃军被击溃，被迫与欧洲列强媾和。1828年埃军全部撤回埃及，次年希腊终于赢得独立。这次远征希腊费时四年，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使3万士兵丧命，军费支出达27.5万镑，舰队损失殆尽，而素丹只是把克里特岛交由阿里管辖，从而为奥（土）、埃之间爆发战争埋下祸根。
三、穆罕默德・阿里政权建设需要伊斯兰力量支持
首先，穆罕默德・阿里政权的建立需要伊斯兰力量。法军撤出之后，埃及的形势一片混乱。奥斯曼统治者和马穆鲁克军团卷土重来，英国又害怕法军返回而迟迟不肯撤军，因而造成以上三种势力明争暗斗、却都想独霸埃及的局面。
面对埃及反对法国侵略战争后期的复杂局面，穆罕默德・阿里敏锐地察觉到，埃及人民与英法殖民者、奥斯曼宗主国以及马穆鲁克军团的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而赶走英法侵略者，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铲除马穆鲁克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已成为全体埃及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他决心夺取埃及政权，在尼罗河畔建立一个能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相抗衡的强大帝国。为实现这一计划，他凭借手中的军队，联合各阶层人民，利用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的矛盾以及存在于马穆鲁克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
他利用其逊尼派穆斯林的身份，获得了埃及宗教人士――长老和伊斯兰教法学家的支持，这首先使得他可以凭借长老们的同意，向人民开征税赋和收取罚金，渡过其执政初期的经济困难。[26]随后，他纵横捭阖，远交近攻，体现出过人的政治智慧和斗争手段。1804年初，在他的支持下，马穆鲁克・巴尔底西夺取了埃及总督的宝座，并消灭了前来镇压的奥斯曼军队，穆罕默德・阿里利用马穆鲁克内部亲英派和亲法派的矛盾来削弱马穆鲁克势力。1804年2月，马穆鲁克亲英派头目阿尔法在英国支持下向开罗进军，妄图夺取埃及的控制权。阿里支持巴尔底西攻击阿尔法，一举挫败了亲英派的图谋。接着，阿里又利用人民的不满来直接推翻巴尔底西。1804年3月7日，开罗人民成群结队涌上街头，反对马穆鲁克当局的苛捐杂税。示威很快发展为暴动，一些群众手持兵器和棍棒，向总督府发起了攻击。在这紧要关头，阿里率阿尔巴尼亚军团介入冲突，宣布支持开罗人民，随即开始进攻马穆鲁克军团。巴尔底西的统治遭此致命一击，土崩瓦解。巴尔底西等马穆鲁克头目率残部逃出开罗，窜到上埃及沙漠，以后再也没能重占开罗并控制埃及政权。
其次，穆罕默德・阿里政权的巩固需要伊斯兰力量。至此，埃及的控制权实际上已落入穆罕默德・阿里手中。但是，阿里觉得自己仍然没有得到人民的充分理解和奥斯曼帝国素丹的足够信任，便再次摆出谦让姿态，请奥斯曼帝国驻亚历山大长官胡尔希德帕夏出任埃及总督。一年后，胡尔希德的横征暴敛激起人民的反抗。阿里故伎重演，再次领兵站到人民一边，反对胡尔希德。1805年5月13日，以著名宗教人士奥马尔・麦克莱姆为首的乌莱玛召开会议，宣布废黜胡尔希德，拥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27]这样，在人民群众、商人地主集团以及部分宗教领袖的拥戴下，阿里得遂所愿，却也半推半就地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后，7月9日，奥斯曼帝国素丹谢里姆三世被迫颁布敕令，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头衔，并任命其为埃及的新一任总督，从而承认了穆罕默德・阿里政权。虽然敕令只是给了他仅仅一年的任期，却由此开始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对埃及长达147年（1805―1952年）的统治，这一年，穆罕默德・阿里刚刚35岁。
在随后抗击英国干涉的过程中，穆罕默德・阿里又先后两次利用伊斯兰的名义为自己扩张势力和巩固政权发力。1807年3月，闻悉亚历山大被占领之后，正在与马穆鲁克征战的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停止对马穆鲁克的战争，他和对手达成协议，一致表示共同反对“信仰的敌人”。[28]阿里同意把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马穆鲁克，前提是他们向阿里政权缴纳贡赋。随后，阿里率军返回并于4月11日晚进入开罗。在与奥马尔・麦克莱姆沟通战事情况时，穆罕默德・阿里曾表示，“开罗人民不应该出城，而只应该出钱资助喂养部队的牲口”，体现出他此时已经对奥马尔・麦克莱姆等宗教人士有了防备之心。
受欧战影响，到9月14日，英军被迫主动求和而撤离埃及，结束了英国对亚历山大半年时间的占领。穆罕默德・阿里在将战利品送至伊斯坦布尔作为其战胜敌人的象征的同时，反复声明他始终是素丹忠实的仆人。作为回报，1807年11月，素丹单独颁发给他一封私人敕令，感谢他为保卫亚历山大、避免埃及落入“异教徒英国人”之手所作的努力。穆罕默德・阿里抓住这个机会乘势任命他自己的一位部下出任亚历山大总督，从此一改亚历山大总督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传统。[29]埃及帕夏的统治范围就此超出了开罗，延伸至亚历山大这个重要的城市。
最后，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建设和对外扩张需要伊斯兰力量。穆罕默德・阿里还非常善于通过鼓动宗教信仰来利用伊斯兰力量，以此提升战斗力，统一新军思想。1825年，他在阿斯旺创办第一所步兵学校，聘请欧洲教官进行训练，军队装备了新式大炮。阿里特别注重对“新军”战斗灵魂和战争精神的塑造，每当一批新兵完成训练时，穆罕默德・阿里通常会亲自将一面军旗送到军官的手中，正式宣告新军团的诞生。在这些场合，穆罕默德・阿里会做下面的训令：“这面旗帜是胜利、骄傲、生命和信仰的象征……必须确保，只要你们当中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要让它倒下。如果它倒下了――真主禁止这样做――就让它倒下去的那片土地成为你们的坟墓！”
新军拥有坚定的信仰，完全听从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例如：在一次迈索隆吉翁地区的海陆军联合行动中，来自埃及的新军与从克里特岛和安纳托里亚来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并肩作战。“当信徒的部队向海岸接近时，异教徒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信徒们的头上，而信徒们却不顾生命危险，继续朝着海岸线前进，完全不顾他们面临的危险，当联军几乎到达了海岸时，克里特岛和安纳托尼亚的士兵们停止了前进，而埃及军队却愿意放弃他们的生命，为了信仰和国家，继续向前冲锋”。每当战争结束，为了纪念胜利，都要进行授旗和表彰仪式，穆罕默德・阿里的名字会被装饰在授予军队的旗帜以及授予士兵的军功章上。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埃及的军队就是帕夏个人的军队，在19世纪前半叶，通常只有当农夫们被征召拿起武器保护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自己是“埃及”的一员，而穆罕默德・阿里的目的是使“埃及国家”的概念深入士兵和人民的心中。的确，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土耳其人，和他的土耳其军官一起，指挥着由埃及本土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作战，他必须时时刻刻把为埃及而战的思想灌输到士兵当中，而不仅仅是为总督而战。
早期被征召的士兵在阿斯旺接受训练，穆罕默德・阿里写信给军事学校的负责人穆罕默德・贝伊，要求士兵们每天必须在训练之前背诵《古兰经》第一章。当士兵行为不端时，或者出现违反纪律的情况时，穆罕默德・阿里会给这些士兵一份命令，要求他们记住讨伐异教徒是一项宗教责任，并大段引用《古兰经》，强调纪律和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不过，当面对的敌人是同样为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的军队时，宗教则是士兵们努力训练和高效组织的关键之所在，士兵们此时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是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光芒而照亮的。当士兵们在阿勒颇得到圣城保卫战胜利的消息时，他们互相大声疾呼“真主保护我们的主人”。
四、伊斯兰势力遭受世俗政治“三连击”走向式微
在穆罕默德・阿里一系列改革和战争政策的推行下，伊斯兰在埃及呈现出快速式微的历史图景，它就像一记记重拳砸在伊斯兰身上，使原本处于衰落过程中的伊斯兰更加虚弱。历史常常在偶然性中开辟道路，这些措施可能并不完全是穆罕默德・阿里故意为之，或者他有着缜密的思考与系统设计，大多数来自穆罕默德・阿里为捍卫其对埃及的统治为目标，或者最终成为这一目标的副产品。据称，穆罕默德・阿里对文化不感兴趣。尽管奥斯曼帝国素丹号召他镇压瓦哈比运动，但他的宗教政策是温和的。有一次，欧洲人为一个由于改宗而被定罪的女人向他求情时，阿里命令把这个女人带到他面前。他劝她改变主意，但她坚决反对，他只是责备了她的蠢行，就把她打发回家了，但吩咐人们不要为此而伤害她。[30] 19世纪上半期，埃及伊斯兰经历了穆罕默德・阿里从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三连击，加速了其式微的历史进程。
穆罕默德・阿里打出的第一记重拳集中在经济方面，直接针对特定群体即乌莱玛集团，而且出拳最狠。他通过实施包税制改革和土地重新分配，既实现了对国家财政的补充，更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釜底抽薪，彻底剥夺乌莱玛人士的权力。
穆罕默德・阿里与乌莱玛阶层的矛盾逐渐增加。乌莱玛阶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埃及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也正是依靠乌莱玛，才在很大程度上扫清了他执政初期所遇到的重重障碍。1801年英国和奥斯曼军队驱走法国军队后，埃及的政治舞台出现空白，为宗教学者进一步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导致了类似奥马尔・麦克莱姆这样的宗教学者的首领成为埃及民众的主要代言人。他聚集宗教学者和其他地方领袖，挫败马穆鲁克统治埃及的图谋，促使奥斯曼总督被免职，并帮助穆罕默德・阿里获得新总督的任命。事实上，奥马尔・麦克莱姆的“政治作用，以及埃及宗教学者成功地推举穆罕默德・阿里任新总督一事，表明了埃及伊斯兰教在特殊社会条件下影响政治进程的巨大潜力，但也标志着宗教学者对政治的干预已到达历史极限。”[31]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间的推进，穆罕默德・阿里日益不愿意看到乌莱玛阶层的壮大，也愈发不喜欢他们给他提出意见――这些意见不仅与他自己建立独裁专制的愿望相抵牾，而且与他推行经济改革、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经济体系的目标相冲突。1809年6月30日，爱资哈尔清真寺发生群众集会事件。[32]穆罕默德・阿里利用这一事件把乌莱玛领袖奥马尔・麦克莱姆的职务革除，并将他流放到杜姆亚特。历史常常和人们开这样的玩笑，因为四年前正是奥马尔・麦克莱姆在促使穆罕默德・阿里掌权的开罗人民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多年以后，在人们已将其彻底遗忘时，他才被允许返回开罗。
此后，由于缺乏领导者，且对帕夏的立场不一，各派之间的分歧难以调和，乌莱玛阶层从此不再是埃及政治舞台上像以往那样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近代以来埃及伊斯兰势力式微的开启。
穆罕默德・阿里除废除包税制外，还将目光盯在废除宗教田产上，这和当时他打击乌莱玛阶层等宗教势力是密不可分的。随着穆罕默德・阿里打击马穆鲁克势力，原来归属马穆鲁克控制的大片村庄被收归政府后又分给了乌莱玛阶层，变成他们的包税领地。这些土地在缴了被称为“米里”的国税后，额外收入的“法伊德”就直接落到乌莱玛的腰包中去了。此外，乌莱玛还可以获得原本属于自己归属的那部分宗教田产的全部收益。在这一过程中，乌莱玛阶层的部分人士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腐败化，因为随着财富的累积，他们开始大量置地买房，添购产业，逐渐过上了“骄奢淫逸、奴仆成群的生活，渐渐地脱离了宗教事务，不向真主顶礼膜拜，不履行自己肩负的传统社会职责，”[33]他们既不能更好发挥其“领导人民”和“居中调停”的作用，又要占取更多的国家财富，在穆罕默德・阿里看来，这一阶层现在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他宣布废除宗教界人士的田产，或者向原来免税的这些田产征税。此举沉痛地打击了乌莱玛宗教界人士，特别是那些拥有大片包税领地的教界上层人士，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同时代埃及著名历史学家迦白鲁谛称之为“史无前例的”举措。
穆罕默德・阿里打出的第二记重拳是从文化层面弱化了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即推行社会的世俗化改革，突出表现在教育领域。自阿里改革后，以爱资哈尔为中心的传统宗教教育出现衰落迹象，而新兴的世俗教育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促进埃及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世俗力量的崛起和伊斯兰势力的式微。
19世纪初期，埃及的教育十分落后。以爱资哈尔为代表的传统宗教教育模式缺乏创新精神，业已成为僵化教条的代名词。在教学内容上，以《古兰经》和经典注释为主，艰深晦涩；在教学方法上，老师照本宣科，缺乏引导，只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因此这种教育模式根本无法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这种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只会向学生灌输有关伊斯兰教的道德伦理思想，目标在于将其培养成虔诚的穆斯林，以此来确保伊斯兰教作为囊括埃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统治地位。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这种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教育方式更加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也不能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倡导革新的有识之士也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们具有自己的性格、风度和气质，而不是简单地拘泥于知识本身。应该反复灌输身体健康、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友谊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爱国――对国家的爱，这是促使人们试图建立文明社会的主要动机。[34]因此教育改革的需求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阿里在教育领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首先，在教育模式上，阿里在传统宗教教育的基础上大胆引入世俗教育，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教育制度，并确立了先发展高等教育再发展中等和初等教育的倒金字塔教育系统。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新兴的世俗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较之宗教教育有较大的改观。打破了传统上只求记忆、不求理解的学习习惯，要求学思并举，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突破常规地教授神学和法学的教学内容，增设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工程技术、普医、音乐、美术等综合科目，从而拓展学生知识面，打开学生的视野。并增设体育课，设立体育师范班。他还加大学术奖励力度，想方设法创办各种高校。1908年12月成立埃及大学；1825年创办了埃及第一所军事学校和参谋学校，1834年创办了一所行政管理学校，以后又陆续创办了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医药学校和农业学校等23所专科学校。此外，至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有公共小学50所，注册学生5 500人；中学2所，注册学生2 000人。经阿里改革后，埃及教育基本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结构：“技术的、实用的、专业的培训和精神的、文化的教育。”[35]
其次，为了实现他自己建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的抱负，其主要兴趣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推进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改革。他努力创造学习国外先进知识的机会，把学生送到欧洲学习军事技术知识，让他们在回国后从事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工作。到1840年，共有349名学生被派往欧洲学习各种科学知识。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最初都来自土耳其人或者是黎凡特的基督徒，但后来本土埃及人的比例增加了，后者逐渐形成了现代埃及的第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再次，发展埃及的文化事业。1821年，阿里创办了埃及第一家印刷厂――布拉格印刷厂，印刷出版他颁布的法令和官方允许的报纸。印刷厂的创办增加了各种书籍的印刷和发行，促使埃及的翻译运动空前高涨，出现了一大批翻译家，他们把大批欧洲军事科技、政治、文化译成为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波斯文供埃及人阅读，到1850年这类书籍出版已达300多种。1828年，他又创办了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地区第一份报纸――《埃及记事》，该报主要负责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成为埃及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新式学校的创办，翻译运动的高涨，对埃及文化界产生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促进了阿拉伯语言文字的研究。由于阿拉伯文中没有西方科学、艺术、政治术语，翻译人员在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于是许多文字学家展开对阿拉伯语的考究，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如“民主”“自由”“祖国”等词，又把古代阿拉伯语的词汇、语法加以修正改革，使它适合于表达新科学、新艺术的意思。[36]阿里发展文化事业的举措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且使埃及再次成为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就文化的发展而言，正如历史学家帕纳约蒂斯・瓦提裘提斯（Panayiotis Vatikiotis）所评论的那样：“印刷机构和语言翻译学校的建立，可能是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取得的最大的两项成就。”[37]
总之，19世纪上半叶阿里的教育改革使得埃及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埃及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加速了埃及的世俗化进程。但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教育的进入，以爱资哈尔大学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教育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将世俗教育的引入作为国家教育改革必须考虑的内容，这就在发展战略的高度上给予重视，而不像以前那样将其作为宗教教育的附庸或辅助，打破了长期以来伊斯兰宗教教育在埃及的垄断地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使得国家、政府机关不再由宗教人士独揽大权，进一步削弱了伊斯兰势力。可以说，尽管阿里改革的文化举措并非以消灭宗教为目标，却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伊斯兰宗教势力长期占据埃及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客观上调节了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的权力对比。
第三记重拳来自军事和外交，即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战争，他东征汉志打击瓦哈比教派，延缓了伊斯兰的复兴步伐；北犯宗主国挑战哈里发权威，彻底暴露了哈里发制度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其衰落无可挽回、江河日下的境地。
如果说打击本土乌莱玛和社会世俗化主要是对埃及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两次对外征伐则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具有深远意义。麦加和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但从伍麦叶王朝以来，却一直远离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每日的礼拜朝向和一年一度的朝觐，使这两座城市在穆斯林心目中保持着中心地位，被誉为“哈拉迈因”，即两圣地。穆斯林君主即便是有名无实，也要自诩为“两圣地的仆人”或“两圣地的保护者”。由于圣地的宗教威望和影响，地方势力能削弱外来政治势力的有效控制，全盛时期的奥斯曼人未能取代圣地的宗教领袖。奥斯曼帝国日趋解体时，两圣地在政治上显示出愈来愈强的独立性。[38]
虽然在政治上依附于外部政治势力，但麦加实际上一直享有政治独立。10世纪时，先知的后裔谢里夫控制了麦加，统治者称大谢里夫。大谢里夫的后代始终占据这一职务，并成为麦加的世袭贵族。其后裔家族之间，一直为夺取麦加的统治权而明争暗斗。到18世纪，形成了三个谢里夫家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态势。因此，谢里夫家族虽然享有崇高的宗教声望，但他们基本上是追逐政治利益的地方集团。他们奖励和赞助宗教学者，却从不直接参与宗教学术活动，反对任何会引起宗教或社会政治改革的新思想。在伊斯兰教的发展中，他们的立场极端保守。
麦地那的情况有所不同，麦地那的一些重要家族是伊斯兰教初期辅士的后裔。在政治上，他们比麦加的谢里夫家族软弱，无力抵抗外部政治势力的控制，行省总督及其驻防部队尚能控制局势。不过，麦地那始终维持着高度的地方自治。主要的家族能从各种宗教基金中获益，控制着清真寺及其他宗教机构的行政职务。在18世纪，麦地那和麦加都享有帝国的津贴和各地穆斯林的捐赠。对于迁移而来的宗教学者来说，在麦地那较易与当地社会融合，而麦加则较为封闭。麦地那倾向于适应外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并能接纳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学者。在宗教态度上，麦地那也不像麦加那样保守。因此，宗教学者更多地定居于麦地那，麦地那的宗教学术团体一般要比麦加更为活跃。[39]
18世纪中叶，占据阿拉伯半岛的内志重镇达尔伊叶的沙特家族以传播瓦哈比教派闻名，在阿拉伯半岛扩张自己的势力。1802年，沙特家族开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后又迅速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麦加和麦地那；伊斯坦布尔将这一行动视为对帝国的严重挑衅，因为素丹历来以“两大圣地的保护者”而引以为傲。[40]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因兵力有限只好命令正在崛起的阿里出兵镇压。阿里也正好有此野心，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打着“恢复奥斯曼帝国声誉”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1811年9月，阿里之子图松率领近万人的远征军分海陆两军侵入阿拉伯半岛，但在历史上著名的白德尔附近遭到失败，几乎全军覆没。随后，埃及军队得到大批增援，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夺回了麦加和麦地那等地区。1814年沙特去世，其子阿卜杜拉继位后，瓦哈比派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同年4月，埃及军队围攻达尔伊叶。9月，阿卜杜拉在炮火的攻击下投降，被押解伊斯坦布尔后处决。阿里还曾亲自出征战胜了瓦哈比教徒，迫使其承认内志属于埃及管辖并保证随时听从素丹的召唤。1816年瓦哈比教徒再次反扑起义，阿里长子易人拉欣率兵出征，直至1818年9月几乎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此时阿拉伯半岛名义上属奥斯曼帝国所有，实际上成为埃及属地。
瓦哈比运动是18世纪伊斯兰教改革和复兴思潮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伊斯兰教内部最早作出的反应，它主要针对穆斯林社会的衰落和道德沦丧，主张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严格性，重申和实践初期的宗教精神，并导致重建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由于瓦哈比运动发生于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其宗教改革和复兴的思想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通过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云集圣城麦加，通过耳闻目睹和思想交流，必然会对处于相同环境的穆斯林产生心灵震撼和思想共鸣。各地来圣地求学的穆斯林，在接受改革和复兴思潮的同时，也会不断通过著译活动传播瓦哈比派的主张。所以，近代以来瓦哈比派所开创的改革和复兴潮流，对于世界许多地区的穆斯林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地穆斯林仿效的榜样。从思想影响看，它是当代伊斯兰教复兴的两大思想渊源之一。从宗教运动而言，它是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41]因此，阿里征服半岛，打压瓦哈比教派的崛起，被称为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产生的西式新军，与由宗教热情激励的旧式军队之间的一次较量”。[42]历史上第一个瓦哈比派国家被外力推翻。
1831年10月，穆罕默德・阿里借口叙利亚帕夏不愿遣返流亡到此的6 000名埃及农民而大举出兵叙利亚。他的长子易卜拉欣率领的3万大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地，在围攻阿卡六个月（从1831年11月3日至1832年5月27日）后将其占领。埃及军队进入安那托利亚。在1832年12月21日的孔亚战役中，易卜拉欣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大维齐亲自率领的军队。在易卜拉欣的军队与伊斯坦布尔之间没有任何军事障碍，埃及军队已进入奥斯曼帝国本土。根据1833年4月8日签订的“屈塔希亚协定”，除埃及本土、阿拉伯半岛和克里特岛外，叙利亚和阿达纳也交由埃及管辖，易卜拉欣被授命为叙利亚总督。埃及则从奥斯曼本土撤军并继续承认素丹及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第一次奥（土）埃战争就此结束。在此后的几年，埃及实际上成为横跨亚非两洲的强大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阿里成为阿拉伯东方的主宰，其国力远远超过宗主国，一时在中东达至鼎盛。
奥斯曼帝国并不甘心在屈塔希亚所受的屈辱而力图报复，但自知力不能敌，转而投靠沙俄。穆罕默德・阿里所控制的帝国此时实行民族独立政策，掌握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权，西方的商品和资本很难渗入埃及，这就引起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的不安和嫉恨，既担心无法获得来自埃及的优质长绒棉，又担心失去叙利亚这个庞大的市场。[43] 1838年5月，阿里停止向帝国纳贡，企图独立，遭到英国坚决反对。在英国教唆下，1839年6月24日，第二次奥（土）埃战争爆发。由于西方列强支持奥斯曼帝国，出动军队进行干涉，到1840年11月，穆罕默德・阿里被迫表示同意“伦敦协议”的条款。经过两年的维持，由于内部各地起义不断，外部列强大军压境，阿里被迫屈服，接受素丹于1841年颁发的两道敕令，埃及承认奥斯曼宗主权，作为交换，他的后代可以在埃及和苏丹享受世袭统治权；裁减军队，和平时期不得超过18 000人，不得建造战舰，埃及高级军官由素丹任命；埃及还需每年给素丹纳贡八万袋贡赋。这些规定对阿里和埃及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阿里的改革由此失败。奥斯曼帝国虽然由于英国和俄罗斯的干涉维持了其对于埃及的继续统治，但阿里北伐显示出帝国无论在政治还是宗教方面都已经权威丧失的残酷现实。
如果说18世纪奥斯曼帝国呈现的衰落景象还只是穆斯林传统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符合历史惯性的一种退却，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帝国成为一匹死马的过程；那么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军入侵埃及则标志着穆斯林社会加速其摆脱历史惯性，开始走向断崖式的解体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是“死马”终于开始了其腐烂的过程。[44]
19世纪上半期的埃及政教关系表明，随着拿破仑入侵埃及，继而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建立政权，埃及的政教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是伊斯兰宗教势力愈加式微的转型时期。拿破仑入侵埃及，对埃及传统宗教势力实施了既利用又打击的双重政策，并且率先把西方世俗文化带给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虽带有鲜明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特点，但他的政权建立、巩固乃至发展及其后的军事扩张都需要伊斯兰势力的支持。阿里政权终究是世俗政权，通过废除埃及传统的包税制度和土地重新分配、实施具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文化教育改革以及军事打压瓦哈比派和对奥斯曼哈里发的战争，埃及的伊斯兰政治势力进一步被弱化。
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和殖民主义侵略，伊斯兰社会历经数百年之久的政治和宗教平衡被打破，外部冲击使得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伊斯兰势力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有关权威的来源、权利的分配、政治模式和文化目标的争论持续不断。就其引起的深刻危机和广泛影响而言，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绝无先例。”[45]
叙拉古之惑
《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04期
[1]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页。
[2] Arthur Goldschmidt Jr.,Modern Egypt: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Stat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2004,p.15.
[3]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8-9页。
[4]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7页。
[5]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10页。
[6]杨灏城:《埃及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7]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23页。
[8]Mordechai Nisan,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elf-Expression,Second Edition,Jefferson,N.C.:McFarland,2002,p.138.
[9]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34-35页。
[10]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35页。此情此景,让人想起200多年后,美军占领阿富汗、伊拉克之后焚烧古兰经事件,何其相像乃尔。
[11]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54页。
[12]M.W.Daly,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Modern Egypt,From 1517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6-117.
[13]George E.Kirk,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Modern Times,London:Methuen&Co.Ltd,1964,p.73.
[14]M.W.Daly,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Modern Egypt,From 1517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p.142.
[15]George E.Kirk,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Modern Times,p.76.
[16]Khaled Fahmy,Mehmed Ali:From Ottoman Governor to Ruler of Egypt,Oxford:Oneworld,2009,p.29.
[17]M.W.Daly,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Modern Egypt,From 1517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p.144.
[18]M.W.Daly,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Modern Egypt,From 1517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p.146.
[19]Afat Lutfi Al-Sayyid Marsot,A History of Egypt:From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72.
[20]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83页。
[21]Khaled Fahmy,Mehmed Ali:From Ottoman Governor to Ruler of Egypt,p.67.
[22]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68页。
[23]George E.Kirk,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Modern Time,p.100.
[24]Afat Lutfi Al-Sayyid Marsot,A History of Egypt:From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p.65.
[25]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90页。
[26]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42页。
[27]Khaled Fahmy,Mehmed Ali:From Ottoman Governor to Ruler of Egypt,pp.24-25.
[28]Khaled Fahmy,Mehmed Ali:From Ottoman Governor to Ruler of Egypt,p.32.
[29]Khaled Fahmy,Mehmed Ali:From Ottoman Governor to Ruler of Egypt,p.33.
[30]Mansoor Moaddel, Islamic Modernism, Nation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Episode and Discourse,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 76-77.
[31]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32]当时部分以宗教基金为产业的群众在爱资哈尔集会,要求乌莱玛向穆罕默德・阿里施压,迫使其取消对宗教田产的课税政策。乌莱玛人士误以为他们得到群众支持,从而向阿里摊牌。其实大多数群众还是支持阿里的改革举措,阿里乘此机会剥夺了乌莱玛的权力。详见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58页。
[33]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56页。
[34]Albert Hourani,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78.
[35]李建忠:《战后非洲教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0-402页。
[36]曲洪:《十九世纪埃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原因》,《西亚非洲》1990年第6期。
[37]P.J.Vatikiotis,The History of Egypt, Second Edi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0,p.98.
[38]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45-46页。
[39]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47页。
[40]M.W.Daly,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Modern Egypt,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p.144.
[41]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54页。
[42]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52页。
[43]Afat Lutfi Al-Sayyid Marsot,A History of Egypt:From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pp.75-76.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45]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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