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华伦天奴、花花公子…那些被山寨“干掉”的正牌货

“‘卡丹’到处有，‘狐狸’满山走；‘老爷’被偷车，‘鳄鱼’全国游；‘金利来’，愁！愁！愁！”

相比辛巴的第一反应是在直播间放狠话，罗永浩道歉经验更丰富。事件被爆出后，罗永浩团队宣布11月28日销售的羊毛衫经鉴定后确实为非羊毛制品，对购买的消费者“代为进行三倍赔付”。

罗永浩卖的羊毛衫显示为“皮尔•卡丹”品牌，从罗永浩团队声明看，供货方涉嫌伪造文书，蓄意欺诈，各种证件十分周全，合作前，双方也签署了完备的法律协议及合同，还有严厉的赔偿条款。“但产品还是出了问题，这让我们感到万分抱歉和愧疚。”老罗还是被骗了。

交个朋友直播间还在最后写了一句：上述假冒产品跟皮尔•卡丹品牌方没有任何关系。

罗永浩在视频里表示假货和品牌方没有关系。

从上世纪末到如今，皮尔•卡丹、花花公子与华伦天奴，这三个本来在国外颇为知名的高端品牌，却在国内成为骗局的集中爆发区，被有心人利用信息差扛起了假洋品牌的一片天。三大国际品牌曾经或正在败走中国的历史，也构成了一部山寨男装发展史。

1

从“一条口子”到假货泛滥

“那可是皮尔•卡丹啊。”

1994年，赵本山和范伟的小品《儿子大了》里，演儿子的范伟提到了这个创立于法国巴黎的服装品牌，很是推崇。赵本山提了提裤子，半低着头，挑着眼回复，“可不卡裆咋地。”

虽是一句戏谑，但足以验证当时国人对皮尔•卡丹的重视。那个时候，穿皮尔•卡丹要把袖子挽起，露出商标。一套皮尔•卡丹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通行证，更是择偶的高级标准：“局长的儿子，市长的侄子，不如一个穿皮尔•卡丹的小伙子。”

▲ 皮尔•卡丹走在中国街头。

当时的皮尔•卡丹就是高端服装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全国平均月工资只有96元，而一个皮尔•卡丹的领带夹就要40多，一套西装更是几百上千。尽管如此，这种西装仍然成为商务宴请和新婚择偶时的最大体面，甚至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40%。一名服装销售评价：“当时，皮尔•卡丹意味着高贵的身份和品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奢侈品牌。”

出名之后，假货闻讯而来。2001年，皮尔•卡丹再次访问中国时，在一场服装博览会上看到意大利皮尔•卡丹(香港)国际有限公司的广告。目睹这个和自己全然无关的冒牌产品，他在愤怒之余向香港高级法院提出诉讼，最终获胜。

但冒牌现象并未就此停止，据品牌官网声明里显示，“在全国的二级和三级城市，造假者尤其猖獗，他们的店面比真品还多，销售量比真品还大。”2002年，浙江省查出嘉兴某企业非法标注生产的“法国皮尔卡丹国际有限公司”服装上万件。

果然，数十年后，这个名噪一时的奢侈品牌已经从国民度最高的国际品牌之一，跌落成大甩卖招牌里那个常常看到的名字。

2

在“两次试水”之间沦为词根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皮尔•卡丹引领风潮后，越来越多品牌来到中国试水。1993年，华伦天奴品牌创始人华伦天奴•格拉瓦尼携他的高级时装及成衣在北京举行了大型的展示会，但当时并没有马上进入中国。

▲ 1993年，华伦天奴•格拉瓦尼在长城留影。

直到2004年，外资品牌不再受开设连锁专卖店的限制，奢侈品牌才纷纷抛弃将他们带入中国大陆的贸易公司、托管公司，开始自主扩张。这一年上海市政府甚至要求南京路沿街的一层全部换成品牌店，商场只有拱手将场地租借给奢侈品牌。

但伤害已经存在。广州百川道咨询首席顾问戴春华曾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中国时尚产业发展的这十几年，代理商放水的行为做低甚至做死了很多国际品牌，代理商总是选择利益最大化，不维护品牌，于是把很多品牌都做成了乡村品牌。

“‘卡丹’到处有，‘狐狸’满山走；‘老爷’被偷车，‘鳄鱼’全国游；‘金利来’，愁！愁！愁！”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描绘出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被山寨的情况。

但有一个品牌，不怕山寨，就是休•赫夫纳的花花公子。

尽管休在传媒外，也拓展了花花公子的服饰等产品，但提到花花公子，最有名的仍然是其杂志上的照片。不过这不影响中国商家对花花公子品牌的偏爱。据《纽约时报》2013年报道，在那之前有一年，中国曾为花花公子贡献了40%的销售额。不过不是售卖杂志，而是获得花花公子授权，可以把兔女郎标志贴在T恤、手袋、服装、鞋子和配饰上。

▲ 花花公子的兔耳标志认知度极高。

花花公司或许并不在意品牌在中国是否被折损，但对于华伦天奴，折损确实没想到的。

2004年，时任华伦天奴全球CEO米歇利•诺尔萨宣布了“中国发展战略”，第一次正式登陆中国市场。

当时米歇利•诺尔萨并不了解，华伦天奴早已经被山寨得彻底，变成一个万能词根，许多小厂商纷纷打起擦边球。当时，以“xxx•华伦天奴”和“华伦天奴•xxx”形式，可以衍生出200多种组合，比如华伦天奴•比奴、华伦天奴•佐旦、华伦天奴•路易、洛夫卡特•华伦天奴、联盟•华伦天奴，而更有人拼凑出了华伦天奴•乔丹。

这些品牌随便加前缀和后缀，就可以出现在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广州白马服装城、义乌服装批发市场上，扮演一个国际知名品牌。

▲ 街边永远清仓总在打折的“华伦天奴”。

2009年11月，华伦天奴在上海恒隆广场设立新店，二次试水，重回中国，这次他们全都是直营模式，刻意和“国内的华伦天奴”保持距离，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直接改了音译，叫瓦伦蒂诺。

3

三大山寨，败走中国

在人们感叹华伦天奴怎么从商场甩卖进阶到了奢侈品牌的时候，花花公子和皮尔•卡丹，却步步坠落。

如今，花花公子在中国注册商标多达350件，包括“PLAYBOY”“花花公子”以及兔子形象的商标。在这20余年间，花花公子的中国总代理频繁更换，也引发了很多商标的纠纷。

这一系列的操作的影响是，在市场上，“花花公子”越来越多，真假难辨。而对于皮尔•卡丹而言，不仅真假难辨，也是进退两难。当早年间浓郁的新鲜感消褪，市场更加开放和商业化时，时代带来的红利很快就被时代带走，这个品牌因为错误的经营策略，再加上被山寨包围，几乎杀死了自己。

皮尔•卡丹喜欢自诩为时尚界的首个社会主义分子，他实现了经营方式的大众化，经营策略的核心就是品牌转让代理。

正是因为代理和山寨双泛滥，皮尔•卡丹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廉价，超市里挂出了200元八折的牌子，网上随手一搜就能找到各种各样、各种价位的衣服。皮尔•卡丹本人也没有了挽回的余地，2009年，他把在大陆部分产品的经营和管理权打包出售给了温州商人潘长海、孙小飞、陈小飞等人组成的温州诚隆股份有限公司，以3700万欧元（当时约合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或许没人熟悉这家温州公司的名字和老板，但他们拥有三四线城镇几乎所有的服装“王牌”，包括“金利来”“卡丹路”、意大利都彭服饰和“卡帝乐鳄鱼”。

因此，皮尔•卡丹的放手，也让它更加迅速地跌落。连续几年，因为羊绒含量、染色牢度、填充物质量等问题，皮尔•卡丹都被中国消费者协会点名。

皮尔卡丹蚕丝被的填充物质量偏差率不符合标准规定。

2018年，皮尔•卡丹为了纪念和中国40年的情缘，在长城上举办了一场时装秀，可惜反响大不如前。

在市场里，关于奢侈品的过往也只剩昔日传言，消费者对于皮尔•卡丹笔挺西装的记忆已经淡漠，不少人只会去选择皮尔•卡丹的保暖内衣和厚袜子，而那些年要露出的袖口标牌，已经改印在内衣边缘，被不少人揣在秋裤里，盖住了。

4

常熟“外贸村”假货大调查：万元大牌“白菜价”

这个外贸村坐落在常熟市莫城街道，由周边几个村子组成。这里原是当地的外贸服饰集散中心，因为热销外贸服装，流传出“外贸村”的叫法，即使当地监管部门不断打击，但外贸村的假货市场仍然猖獗。一名服装店老板向新京报记者透露，为了躲避检查，如今外贸村的假货档口都改成“晚上营业”。

这些店铺的服装都是“大牌”，少则几十元一件，贵的几百元一件。除了Nike、Adidas等运动品牌，还有Canada Goose（加拿大鹅）、Burberry（博柏利）等高端甚至奢侈品牌，应有尽有。

新京报记者在外贸村调查多日，随机走访了数十家服装档口发现，这些店均在售卖“假大牌”。多位店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外贸村绝大部分店铺都在做假货生意，粗略估计，规模已经超过两千家。

肖佳在桑园新村有一间服装档口，他店里挂着Champion（冠军）、Nike、Adidas等运动品牌。“我们是1:1做的，能仿到什么级别，就仿到什么级别。不拿真品来比较，看不出来是假的。”

高朗的店在范家巷北村，她店里的衣服多为大牌女装。“贴上拉夏贝尔的标，就是拉夏贝尔的。”交谈中，她从柜台的角落里掏出一个黑袋子，拿出一件带着标签、吊牌的FILA（斐乐）卫衣，一件80元。“跟正品比，连克数都一样，我们都当正品卖的。”

在外贸村，同一个品牌的假货，也会因为质量好坏产生价格差异。

新京报记者在一家主营Canada Goose（加拿大鹅）羽绒服的店里看到，外观一样的三件羽绒服，却标注着650元、550元、245元三个价格。老板称，每款的充绒量、面料和工艺不一样，“650元价位的可以达到跟真品差不多的程度。”

不同质量的衣服，会被档口老板区别开来，分别卖给网店、实体店和微商。

上述羽绒服店老板表示：“便宜货网店做得比较多，质量好的要放在实体店卖。”河南的一家实体店从他家拿550元每件的羽绒服回去，在当地能卖上1000元以上的价格。

韩卫的档口主卖运动品牌的假货，实体店是他的大客户。韩卫称，自己的货主要销往实体店，比如一些品牌折扣店。“（实体店卖假货）要看当地能不能搞，具体怎么卖，实体店自己处理。”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桑园新村的一条街道上，聚集着十几家做服装辅料的店铺。11月13日，一名店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双十一前后工商查得紧，不敢做品牌标，“之前，这里很多家店都是做牌子标的。”

他介绍记者去往一公里外的商海路，一处聚集着二十多家辅料店的街道。记者随机走进一家辅料店，店老板报价，“品牌标5000个起做，每个一毛到一毛五。最好是能有正品的标拿来，我们仿着做肯定给你能做到一模一样。”

商海路附近的小商品市场也是服装辅料店的聚集区。一家沿街店铺的老板娘拿出一袋Champion（冠军）的织标，称“要的话可以直接拿走”。她随后又取出一本带有不同品牌的全套印标的样品册，包括Adidas、Puma（彪马）、Dickies（迪凯斯）、New Balance（新百伦）、Nike等品牌。“一套完整的领标、水洗标、吊牌，1块钱左右。”

公开报道显示，至少从2016年开始，常熟市执法部门就开始查处外贸村的假货。2017年，常熟市先后出警100余人次，捣毁8个制售假仓储窝点，当场查获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运动品牌，假冒巴宝莉、范思哲、普拉达等奢侈品牌服饰、箱包、手表等饰品累计10万余件，涉案总金额2000余万元。

2019年8月，常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对常熟服装城区域生产、仓储、销售等环节开展全链条执法整治行动。执法人员表示，随着执法行动的深入开展，明目张胆在店铺内销售假冒名牌服装的现象已基本杜绝。但不法商家的销售方式转战为网络化的销售模式，生产、仓储窝点也更加隐蔽分散。

在日渐严厉的打击下，外贸村的假货店主把交易变得更加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