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作者：张艳茜（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近年来，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工作的日趋兴起，为当代文学史料体系的建设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极大地推进了作家作品乃至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其中，邢小利、邢之美著《柳青年谱》和《陈忠实年谱》，以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史实、严谨的考辨真伪的学术精神，提供了准确、清晰，便于稽查，具有资料性工具书功能的作家创作史读本。既是相对理性、客观、有着生命温度的个人文学史，也是当代文学另一种形式的编年史。

柳青在写作。（1963年）

图片由邢小利提供

陈忠实晚年在白鹿原。

图片由邢小利提供

文学史料体系建设的贡献

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新的史料发现。无论是1916年出生的柳青，还是1942年出生的陈忠实，其实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都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真正要考察清楚和呈现出切近真实的两位作家的人生面貌却并非易事。年谱作者之一的邢小利，关注、研究柳青和陈忠实多年，为两位堪称伟大的作家编著年谱，是邢小利蕴蓄内心已久的愿望。尽管前期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积累，还有很大程度的资料掌握，但是邢小利并没有走捷径，他通过反复翻阅大量的原始资料，走访两位作家的亲朋旧友，还想方设法查阅了作家个人档案。

在《柳青年谱》中，一些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曾被文坛遗忘或遮蔽的柳青的特殊经历，很具体地呈现出来。1934年，柳青在榆林省立中学读书时，就阅读了左翼书刊和中外文学名著，由于英文阅读水平提高很快，阅读了大量英文文学作品，从而对文学发生兴趣。1943年在陕北米脂县挂职印斗乡政府文书，近三年艰苦的农村生活和日夜奔波的工作，使得柳青“旧疾复发，又得了伤寒”，当时县委书记要调他回县委，病好以后再做安排，但是柳青坚持留了下来。完成《铜墙铁壁》后，1952年为了深入生活，他毅然辞别北京的都市生活，回到陕西，1953年举家迁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他将神禾塬崖畔的一座破寺略做修葺，作为住宅。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便于工作和生活，他穿起农民的服装，全家过着农民的清贫生活。刚落户皇甫村时，柳青写了一部反映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小说，面对新的形势，他决然放弃已写好二十万字的“干预生活”小说，重新调整创作计划，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业史》的写作中。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柳青参与了我国农村革命性变革的全过程，他计划写作的《创业史》四部，其构想就是“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1954年完成第一部初稿后，他又根据新的现实发展和生活感受反复地修改，直到1959年底才完成改稿，先在《延河》连载，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书。

《柳青年谱》 邢小利 邢之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订本）

《陈忠实年谱》 邢小利 邢之美 著 华文出版社（增订本）

编著《陈忠实年谱》比起《柳青年谱》，于邢小利来说资料掌握相对便利。因为从1988年起，邢小利就与陈忠实同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曾出版《陈忠实画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邢小利深知，传记有着较强的主观性，作者会在传记中投注自我。而作为资料性工具书的年谱，则强调史料的呈现和历史事件的还原，所需资料要比传记详尽，要求也比传记严谨。而那些资料，就在历史的夹缝中，就在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事纠葛里，或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或是一个刹那间的细节，阴错阳差地决定或改变着一个人的命运。

《陈忠实年谱》通过谱主的著述、家庭背景、生平活动、言论、亲友关系的书信，以及文学场域深刻影响谱主创作的关键环节、历史细节、重大事件等，按时间先后，逐条记事。面对繁杂的资料，作者紧扣陈忠实文学和人生的关系命题，看似流水账似的记录，却揭示了陈忠实在人生面临巨大困扰和文学信念的坚守之间，那种复杂又单纯的精神内质。1956年因家庭贫困，陈忠实不得不休学一年，导致他后来高考落榜。1957年上初二的第一学期，中学语文教改，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种课程，因为赵树理的一篇短篇小说，引起了14岁的陈忠实对小说创作的兴趣和冲动，由此产生文学爱好。1959年17岁的陈忠实，在报纸上得知柳青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将在《延河》4月号开始连载，心里竟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期待，为了买《延河》他将父亲给他的2角买咸菜的钱，早早地省下来，购买了一本《延河》。当陈忠实一口气读完《创业史》题叙，“心里感到很安慰，觉得把那2角钱的咸菜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是大大地赚了”。这次阅读，让陈忠实深深地迷上了柳青，并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陈忠实视柳青为认识生活和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榜样。

年谱打捞出许多看似琐碎，却能体现出谱主的思想、性情、精神状态及其变化，或能折射出时代与文学风貌的事件和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现有的一些考证和研究成果，补充、完善和深化了我们对柳青、陈忠实及其创作的认识。对于文学史料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作家作品研究视角的拓展

柳青、陈忠实年谱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为重视谱主与时代的关系互动。通过钩沉谱主与重要会议、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等大量可信的资料，充分展现谱主与同时代、同地域作家的关系，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信息。两部年谱文学史料的呈现存在诸多交集之处，可以互为参考、补充、辨析。作者将谱主放置于谱主所经历的时代语境中，放置于文学史的发展变化中，以文学史的眼光，去完成对作家、作品地位的考量。不仅管窥到时代的流变，也为作家的创作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珍贵而有力的史料支撑。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每一位作家都不是孤立于时代重大事件的局外人，重要的社会时事变迁，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文学人生与创作中打下一定的烙印。《柳青年谱》中，对其人生和创作真相做了可能程度上的揭示。柳青原本打算在皇甫村终老，用毕生的心血完成四部《创业史》的创作。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柳青的人生安排。一些学生抄了柳青的家，书籍、资料、手稿洗劫一空，《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也被抄走。1970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折磨，柳青从“牛棚”一出来，就开始大量阅读中外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外现代史。对生活的感知、反思以及求真求实的文学追求，使得晚年的柳青，思想得以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些史实细节的发掘，矫正了曾被我们误解、固化了的柳青形象，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拓展了对柳青及其作品研究的视角。

在《陈忠实年谱》中，我们看到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之前，在生活的积累，人物的塑造，思想的“剥离”，艺术创作探索方面的种种准备，都只为了一个志向——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为自己写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让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望着文学的眼睛闭得踏实”。1986年，37岁的路遥在这一年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陈忠实与路遥同是省作协的专业作家，路遥的创作情况，如果说对陈忠实一点触动没有似乎不大可能。但已经44岁的陈忠实，对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他认为，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展示，别的作家的创作写的是别的作家的生命体验。羡慕也好，妒忌也好，对自己的创作都毫无用处。关键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对自己来说，也不能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感觉压力在顶，心理要平衡，心态要放松。陈忠实按照自己的计划，从走访家乡周边的大户人家，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悉心研读家族史、村庄史、地域史，并着力挖掘“一方地域的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不断深化“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内涵与现实内涵”。在经过了1986年、1987年两年的准备与酝酿之后，陈忠实于1988年清明期间动笔写作《白鹿原》，1989年春节期间完成初稿，1992年3月完成修改。从构思到完成，用去了整整六年时间。最终，《白鹿原》让陈忠实“登上了这个广阔的一望无际的原顶，看到的是山高水长”。而之前陈忠实多年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他写作《白鹿原》的铺垫与磨炼。年谱中陈忠实一篇篇小说创作发表的记录，以及不同时期陈忠实对于文学创作的思考，这个艰难的探索过程，相信会给更多的文学写作者以启迪——经典作品的形成，是在不断地“剥离”与“寻找”之后获得的。

现实主义精神的传递与继承

从两部作家年谱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即现实主义传统和精神，在两位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间的传递和继承。他们都强调热切关注现实，强力介入现实，高度重视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命运形态。追求从生活实感出发，并充满热情地刻画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了文学创作的实处。

柳青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多次向文学工作者提出“三个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的主张。强调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强调矢志不渝、专心致志把文学创作当作终生事业的重要。这正是柳青个人创作行为的规范和创作经验的总结。共和国成立后，柳青创作了反映保卫延安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无论思想或艺术，都没有达到柳青预期的目的，也未能很好满足读者的需要。个中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未亲身经历这场战争，主要是依赖采访记录创作的。这部长篇的先天不足，使柳青坚信，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为了反映共和国的革命与建设，柳青决定深入生活。他在长安县皇甫村，以一个社员要求自己，以自己农民化而自豪。他住农家院落，穿农民的衣服，吃农民一样的伙食，以步当车，挎个小篮上集镇打酱油、醋，买食盐，和农民一起排队购物，不认识的人，总把他当作一个农民老汉。由于他的农民服饰装束，曾几次被省、县机关的门卫视为农民而盘查、不让进入。往往是碰到认识他的干部，才为他解脱尴尬。

柳青扎根农村生活，不止个人付出了代价，连全家人也为之付出代价。柳青的妻子马葳曾对《创业史》的责任编辑王维玲说：“我们家有两个灶。小灶，专门给柳青的；大灶，我和孩子们的。客人们来了，都和柳青吃小灶……”王维玲吃完饭到院中散步，无意间走进厨房，看见马葳和孩子们“团团围在一个大锅旁，满满一锅菜粥，没有干粮，也没有炒菜……”王维玲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问柳青：“你生活这样紧迫，为什么还要将《创业史》的全部稿费，都捐献给皇甫村人民公社呢？一万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吗？你做得太过分了！”

柳青望着王维玲，深沉而严肃地说：“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做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和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写书，今天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呢？他们会说‘这老汉住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了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柳青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中有句话：“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奋斗的分工，他负责奋斗!”这正是柳青人生的写照！

柳青的这些文学活动在《陈忠实年谱》中有着呼应性的呈现。柳青认为：“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这种深入生活的创作经验，陈忠实也深以为是，并身体力行。

青年时期因为阅读《创业史》而结识了柳青的陈忠实，早期的创作实践受柳青创作影响很大。陈忠实称柳青为“老师”。他虽然没有像柳青一样，将户口迁回老家白鹿原下的西蒋村，但是从1982年11月调入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之后，十年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白鹿原下的西蒋村。回眸过往岁月，陈忠实深切感受到，他在农村的岁月，对他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对中国农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和了解，正是那些年完成的：“回想起来，自己虽然生活在农村，但自幼就上学，一直上到成年，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仅仅是一些表象而已。真正对农村，对农民有一点了解，那还是在公社工作的十余年间。这段生活是难忘的。如果没有这一段生活阅历，很难想象我能写出现有这些作品来。”的确，陈忠实50年的农村生活，为《白鹿原》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真实素材，奠定了坚实厚重的文化底蕴。他是在向柳青学习致敬过程中，终于在白鹿原上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

读柳青、陈忠实年谱，让我们感受到两位在不同时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以“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种文学精神的“内在延续”，同时，他们又各自创作出独立成峰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志性作品，他们的作品，既征服过艺术，又征服过读者。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也成为文艺工作者永远学习的榜样。

再现文学内外的路遥

作者：王璐（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

近年来，在文学社会学的新研究视域下，路遥及其作品的经验价值正以越来越复杂多样的面貌呈现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其间，史料整理工作的进展为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良好的根基。《路遥年谱》即是推动深入打开路遥经验的又一力作，为读者呈现了文学内外路遥更立体、更真实的形象。

路遥在鸭口煤矿深入生活。（王清林摄影）

图片由邢小利提供

《路遥年谱》 王刚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自1970年代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到1992年辞世，路遥的文学创作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文坛的风云变化在《路遥年谱》中以谱前内容的方式清晰地展现出来。各种文学风潮潮起潮落、文坛体制与时代形势不断变化，而路遥最终以“现实主义坚守者”的形象为文学史所铭记。如果说，“年谱整理要将围绕作家作品形成的经典认识，转换成问题，而非梳理脉络的依据”（杨晓帆《当代作家年谱研究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那么《路遥年谱》通过翔实的史料与巧妙的编排所呈现的，正是路遥如何在徘徊与渐进、取舍与更新中最终确立自己“现实主义”取向的创作历程。可以说，守正创新、不断丰富和更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作为“现实主义坚守者”的路遥文学创作的价值所在。

《路遥年谱》对路遥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创作、修改和发表时间都有完备的记录。在清晰的时间链条中，路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渐进式历程得以全盘显现。可以看出，路遥一直把反映时代气象、描绘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作为自己自觉的追求。在1983年写作的《柳青的遗产》中，路遥称柳青“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未尝不是一种夫子自道，他的创作即以一种总体性的眼光密切关注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路遥创作了多篇小说，比如《在新生活面前》正面描绘新时期的工人，表现现代化建设的热烈反响。这些写作反映了路遥对社会现实和时代气象的充分关注，但彼时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尚停留在原有的惯性思维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锻炼了路遥为“现实主义”赋予新的活力的能力。正是从这两部小说开始，路遥深化了对“现实主义”的认识，逐渐以富有挑战性的创作意识深入把握现实的本质。在大量阅读以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持续思考的基础上，路遥逐步克服了以往僵化的文学教条对自己写作思维的束缚，在《人生》中表现出卓越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他曾说“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路遥既看到了当时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机制对农村青年人生发展的束缚，又对转折期的国家变化报以充分的信任。于是，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形象成为反映当时农村发展的时代问题的文学典型，而《人生》发表之后不到两年，国家即逐渐放开了对农村人口进城发展的限制，高加林式的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路遥站在某种历史的高度，以文学家的敏锐对历史潮流做出的一次深刻的现实主义描绘。

作家年谱在客观勾勒作家创作史和作品反响的同时，也隐伏着谱主的精神生命史。《路遥年谱》记载，在路遥追悼会的悼词中，陈忠实写道：“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这是对路遥及其作品精神十分准确有力的概括。

《路遥年谱》以不小的篇幅展现了路遥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的生活。借由亲友同事的回忆录和路遥文章中透露的细节，《路遥年谱》还原了在成为正式作家之前路遥的苦难人生。童年时期的极端贫穷，青年时期“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成家以后家事与工作的困扰以及艰难探索写作的种种，都显示出路遥成长的曲折性。而这一切都成为路遥后来创作的源泉，支撑起他极富现实感和大众关怀的创作。当路遥凭借出色的文学成就告别了自己原先的生活土壤，他把自己的情感依然投注于普通劳动者群体，并“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这句话在《路遥年谱》中出现了三次。由年谱所显示的材料看，它并非空洞的言辞，而是被路遥的作品和作家的行动注入了坚实的内涵。路遥始终把写作本身视作劳作，“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

《路遥年谱》详细展现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修改过程。《人生》经历了三年的准备期，路遥先后三次动笔，最终在王维玲的约稿鼓励下真正成篇。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修改《人生》时，路遥一星期未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歇，困了伏案而眠。而《平凡的世界》更是路遥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的作品。写作该书时，路遥脱离了家庭和社会，坚持近于机械的每日计划，错过了与对他有知遇之情的秦兆阳的相见，忍受身体的不适，最终实现了40岁之前完成大作品的自我期许。

路遥始终对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生活的土地怀抱深情，他的创作始终面向读者大众，回应普通劳动者的精神诉求。从开始创作，路遥即确定了他的作品“主要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只要大家看，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安慰”。路遥所说的“广大读者”实际上也是构成一个国家绝大部分成员的普通劳动者。《平凡的世界》即是路遥献给千千万万孙少平、孙少安式的普通劳动者的赞歌。路遥看重的，是普通劳动者“在困难的时候获得珍贵东西的心情”，是他们“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他从中发掘了精神和情感的价值，更发现了普通人精神高贵的方式和表现。正是因为路遥坚持从普通劳动者的心灵期待出发，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获得长久的历史回声，为广大读者所喜欢。

《路遥年谱》所呈现的文学内外的路遥，是对路遥个人创作史和生命史丰富细节的具象展现，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亲近作家精神生命与人生经验的绝佳文本，也为后续研究的展开埋藏了不少研究提示，其丰富的延展空间有待于在别文中进一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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