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3年中国GDP增长5.2%。对此,彭博社评价到,“这个数据令人印象深刻。”
对于近期鼓吹“中国经济登顶论”的外媒来说,5.2%确实让他们五味杂陈。在本文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从国进民退、人口红利、资产负债表衰退等角度,用历史、事实和数据等驳斥了这一波“唱衰论”;并认为在2035年之前,中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每年可以实现5-6%的增长;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都能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还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
本文根据2023年12月28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专题》课程最后一堂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经作者修订,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以宏大的史观回顾了中国的发展。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个文明鼎盛的国家,因错过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迅速沦落为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落后国家。
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仆后继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建国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奇迹式的发展。从1978年到2022年连续44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2022年的经济规模为1978年的44.8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应该会在完成十四五规划的2025年之前跨过13207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
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中国崩溃论”一直此起彼伏。最近因为自2013年以来经济增长节节下滑,而且,2023年走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低于预期,“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又非常盛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很多悲观的论调,这种悲观看法不仅仅在国外盛行,国内学者和媒体也有不少附和的声音。我想利用最后这一堂课,对一些盛行的看法进行梳理剖析。
其中一个盛行的观点,把中国自2013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归因于国进民退。
这个观点以产权理论为依据,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尤其在制造业中占比将近100%;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发展非常快,在中国制造业中的占比从一开始基本为零,到2008年增加到将近75%。产权理论认为民营企业效率高,国有企业效率低,因此,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归因于国退民进。
但是2008年以后,尤其是2013年以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伴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以及民营经济比重的下降,因此持此论者认为,民营经济比重的下滑是中国经济表现不好的主要原因,并且认为民营比重的下滑是中央的政策造成的。因为,中央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因此他们认为,国进民退正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结果。而且,在银行贷款当中,民营企业的贷款比重也不断下滑,国有企业贷款的比重则不断上升,使他们更加相信,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是政府的政策导向造成的。
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从数据指标来看也能得到支持。因此,很多学者就说,要改变现状,只有恢复国退民进才能扭转经济下滑的局面。这个说法有盛行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非常有说服力,很多人也就相信了。
2)“人口红利消失,所以中国经济放缓了”
另外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发展那么快,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形成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现在人口老龄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正好相反:人口负增长,而且劳动人口比重在下滑。中国人口红利没了,所以经济增长减速了。日本就是这样,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很快,到了1990年代以后面临和中国同样的人口严重老龄化问题,因而经济增长放缓了,中国将会步日本的后尘。
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
3)“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最近,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中国经济为什么表现不好的另一种解释,就是出现了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衰退?辜朝明认为,1980年代,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把日本东京皇宫的土地卖掉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如果把日本的房产都卖掉,可以买回8个美国。房地产泡沫时价格涨得非常快,成为全日本最赚钱的行业,原本做实业的企业赚钱非常辛苦,纷纷转而去投机房地产,许多家庭也同样去从事房地产投机。企业和家庭投机的钱一般来自银行贷款。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整个日本的房地产价格跌去一半,东京房地产的价格更是暴跌到原来的20%,导致企业和家庭大量的银行负债。企业赚了钱,优先去还债,而不是去投资,因而投资增长很慢;家庭也是如此,拿了工资,优先考虑去还房贷,因此居民部门除保持基本生活外,消费也不增长。企业的投资不增长,居民的消费不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就停滞了,GDP的增长率持续30年就在0-1%之间徘徊。
辜朝明称企业和家庭在泡沫破灭后的还债过程为“修复资产负债表”,并给这种经济低迷起名为“资产负债表衰退”。
中国这些年房地产的价格也非常高,现在房地产价格在下跌,企业和家庭也出现提前还贷的情况,因此辜朝明认为,中国的投资不振,是因为企业要还银行的负债,家庭部门的消费增长比预期慢,也是因为他们要还房贷。
这种解释好像很有道理,又有理论分析,又有日本经验。
4)“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日本是前车之鉴”
上述几种观点都把中国经济不断下滑,归因于中国的体制及结构问题,这些因素的叠加,就形成了中国未来永远赶不上美国的预期。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到2030年左右会超过美国,是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提出的,当时也是中国崩溃论盛行的时候。不过我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我还跟人家打过赌,谁赢了可以得到200万美元,后来跟我打赌的人认为金额太多了,就改成20万美元。
1994年时海外也在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存在各种体制、结构问题,经济快崩溃了。一开始相信中国的发展是奇迹的人很少,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机构接受了我的分析和判断。所以有相当一段长时间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逐渐形成了共识。
但是现在,国际上有不少权威学者和机构,转而认为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赶上美国。比如像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前哈佛大学的校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教授,最近在媒体和各种论坛上讲,过去他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但现在,他认为中国不会超过美国。
他的判断好像也有历史经验,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现在的GDP是美国的70%;1990年代中期日本GDP曾接近美国的70%,但是现在,日本的GDP只剩下美国的16.6%;日本的人均GDP也从超过美国,到如今下降到只剩下美国的一半。有了前车之鉴,他认为中国也不可能赶上美国。
现在这些声音在国际上非常盛行。
到底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我们要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49年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我曾经多次讲到,要完成这个远景目标,到2049年我国的人均GDP应该达到美国的一半。
我也曾经做过分析,2019年,全世界有70个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按现价超过13,207美元)行列,其中28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或更高,包括工业革命之后欧洲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后来崛起的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以色列等等。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2.6%,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6%。
根据我的测算,从2019年到2049年这三十年间,人均GDP要从美国的22.6%提高到50%,我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必须比美国高2.7个百分点,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人均GDP的年均增长为1.8%,在未来很可能还会保持这个水平,这样,中国在2019-2049年间的年均人均GDP的增长必须达到4.5%,才可以实现在2049年达到人均GDP是美国一半的目标。
但是现在国际舆论就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一路下滑。比如大家就很担心,202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在5%左右(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3年中国GDP增长5.2%——观察者网注),那2024年可能就只有4.5%,2025呢,可能会更低。
过去中国崩溃论也盛行多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但中国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国外那些说法听起来有理有据就相信,必须自己研究这些现象,去了解其背后的原因。
1)国进民退是经济增长下滑的结果,不是原因
首先来分析第一个现象:整个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民营企业的比重下降,国有企业的贷款比重增加,民营企业贷款比重下降,这跟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是同时存在的、是相关的。但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相信产权理论的人认为,中国从2013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因为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倒退了,是国进民退造成的。中央在十八大确实提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说法,但是,中央也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
如果把现在经济表现不好,归结于政策导向造成的,这跟事实不符。其实中国现在增长最快、在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新三样”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等行业的发展主力基本都是民营企业。
如果按照流行的说法,认为这10年来中国经济搞不好是中国政府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打压民营企业造成的,为什么同一时期增长最快、出口表现最好的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行业?
所以,我们不能听别人一说,就相信。我个人的看法,国进民退是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
为什么是这样?大家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从雷曼兄弟倒闭触发美国金融市场崩盘后演变成世界性危机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一直没有真正复苏。在2008年之前,发达国家年均增长速度是3%,美国高一点在3%-3.5%之间。但是2008年危机之后,即便利用美元是国际通货的优势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国,其经济增速也只恢复到2.5%左右;欧洲国家更慢,一般就在2%;日本更疲软,只有1%甚至更低。整个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从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1960-2008年间的年均3.4%,降为危机之后2008-2022年间的1.5%,受此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60-200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3.7%,降为2008-2022年间的年均2.6%。
对我国来讲,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慢,居民消费增长慢,这种情况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发达国家进口增长下滑,从而抑制了国际贸易的增长。在2008年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而在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以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国际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低。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发达国家进口放缓对我国的影响最大。
我们可以看到,按美元计算,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连续30年实现年均出口增长18.1%。但是在危机之后的2008-2012年间的年均出口增长降为9.4%,2013年到2022年则进一步下降为年均增长5.7%。出口增长的大幅持续下降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国的出口部门,我国的出口部门则是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为主的部门。
外需的疲软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而且,未来前景不明,民营企业也就缺乏投资意愿。
由于民营企业对未来增长预期不好,投资意愿低,当然就不会去银行借钱。即使去银行借钱,银行也要评估企业的行业发展状况,市场预期不好的行业,银行也会审慎判断。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民营企业的银行贷款也就减少了。
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为什么国有企业会扩张,贷款会增加?
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辆马车跑慢了,另外一辆马车是投资,在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低迷的情况下,投资增长也会低。民营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一旦民企发展不好,家庭的收入增长和就业预期也会不好,家庭的消费的增长也会受到抑制,这种情况下经济当然会下滑。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为了稳定经济稳定就业,政府负有逆周期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责任。
2008年政府采取了四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刺激计划,投资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高速公路的里程数从2008年的6.03万公里增加到2012年9.62万公里,同期高速铁路从2008年的1035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9643公里。由于出口增速的进一步下滑,我国政府继续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高速公路到2022年增加到17.73万公里,高速铁路则达到4.2万公里,占到全世界高速铁路的70%;还有我们的4G、5G通信基站,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很多都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投资回报率不高,民营企业不愿意做或是做不了,只能由国有企业来投资,国有企业投资的钱来自于银行的贷款。
所以,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的上升,是因为外需不足,经济发展不好,政府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像悲观论者描述的,是因为国进民退,国有经济挤压私营经济,从而导致了经济发展放缓。
而且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大项目,民营企业的发展会更难。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大项目的执行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而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需要水泥、钢筋,要铺设5G通信网络,需要基站设备,这些就给民营企业创造了很多市场需求。民营企业有了市场需求,他们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增加了以后,家庭收入才能维持一定的水平,才会有消费能力,这又为家庭消费品的生产企业创造市场机会,这个领域还是民营企业为主的。
总的来说,在外需不足、经济下滑的时候,如果政府不经由国有企业去做逆周期的基建投资,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民营企业的日子会比现在更难过,经济的增速也会比现在低。
2)未富先老国家经验:经济增速不降反升
再来讲人口老龄化,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那么快,是因为人口红利,现在我们的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了,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下降,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了,因此经济增长就要下滑。
此外,他们引用日本经验来说,日本1990年之后经济发展放缓,原因之一也是人口老龄化。中国现在出现了人口老龄化,未来很有可能就会像日本那样增速一路下滑。这也是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赶不上美国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最近我做过分析,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4%)的有53个国家,其有一半(26个国家)可以称为是未富先老。
我们将这53个国家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有27个国家,它们在进入到重度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或以上;另一组有26个,是在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进入重度老龄化,也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韩国、日本、德国、法国属于前一组,中国则属于后一组。
我们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会放缓。但是实际上第一组在进入老龄化之前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前10年和后10年相比,这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是略有下滑。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增长率基本没有变化,GDP的增长只因人口的增长停滞而略有下滑。
有趣的是,第二组未富先老的国家,这些国家是还在追赶的国家,它们进入人口老龄化前10年和后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管从人均或是整个经济来看,不仅没下降,反而还提高了,这跟我们印象正好相反。
我看了这组数据一开始也有点惊讶,因为大家都在说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会下滑,听多了就难免相信几分,尤其看到日本的经验,但是事实确是另外的样子。
我想其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10年前、20年前就能够预测到人口老龄化何时会到来。既然是可以预期的事件,政府就不会束手待毙,就会采取应对措施去避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来讲,劳动力投入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的投入,而有效劳动等于劳动力数量乘以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到来前,政府一般就会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所以,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有效劳动不一定会下降。
比如,中国初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年龄是16岁到25岁,他们的教育年限平均达到13.8年,整个劳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是10.8年,现在60岁退休的人口平均教育年限估计只有6年。在人口老龄化时,我们每年的有效劳动是在增加的。李强总理在2023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谈的正是有效劳动的增加。其他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也会是同样的情形。
而且,对正在追赶的第二组国家而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较大,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使得有效劳动继续增加,而且,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更强,这样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会更快。所以,在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之后,反而能取得更高的增长速度。
为什么第一组的高收入国家在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主要原因是当它们人均GDP达到美国50%的时候,已经是高度发达国家了,教育水平高,退休的劳动力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接近持平,在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难以提高有效劳动,人均GDP的增长不变,总体经济的增长就会略有下滑。
那么,如何解释日本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
经济增长,要求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日本在199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要继续增长,同样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在1980年代末,日本的GDP接近美国的60%,但是因为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人均GDP超过美国了,达到了美国近110%。
人均GDP代表的就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平均产业技术水平。所以日本当时实际上已经是世界上产业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至少比美国高。所以美国才会在1985年的时候,采取打压日本的策略,就像现在美国对中国开启科技贸易战的情况一样。
1980年代,为了遏制日本发展,美国国会通过301法案,以日本对美国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为由打压日本的贸易,也打压日本的科技产业。当时并且到今天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还是半导体芯片行业,在19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领先于美国,日本的日本电气、东芝和日立在世界半导体产业中排名前三位。美国觉得半导体行业太重要了,不能让日本领先,于是就采取现在用来限制华为发展的那些办法限制日本的半导体企业的发展。
美国打压华为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2023年9月,美国的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到中国来之前就曾表态说,只要华为放弃5G和芯片研发,美国将取消对其制裁。当时美国对日本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要求日本企业和美国的企业共享技术。
日本接受了,所以日本基本上放弃了半导体产业。现在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生产不如台积电和三星,创新不如英特尔、高通等等。不仅如此,日本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放弃了以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的做法,从1980年代之后,日本就没有出现过领先于世界的新产业。有人说汽车产业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日本汽车产业在1980年代以前就领先了。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而言,如果没有不断涌现领先于世界的新技术、新产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就只会在原地踏步,而美国还在不断发展,所以日本的人均GDP从最高曾经比美国高50%,到现在只有美国的50%左右。
日本经济增长的放缓,确实和人口老龄化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同时产生不见得就有因果关系。一个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候,如果能够提高教育水平,技术上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人均GDP的增长还可以维持2%左右。
但是日本只有1%的增长,关键原因在于日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停滞了,这才是日本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
日本的情况在中国会发生吗?不会,原因有两点:
首先,在新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我国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我国可以利用人才多、国内市场大、产业配套齐全而领跑世界,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锂电池等新经济领域就是例子。
固然,在有些前沿技术、产业领域,我国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并确实遭到美国的封锁和打压,但是大部分高新技术不是美国独家拥有,美国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从其他发达国家引进。如果其他发达国家受美国压制也不卖给我们,我国还可以依靠大的国内市场,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支持被打压的技术搞研发和突破。比如华为,美国举全国之力来打压这家公司,华为都没有被打到。
其次,我国还有85%的产业属于传统产业,大部分还处于追赶阶段,这些传统产业基本不影响到美国的霸权,而且这些传统产业美国基本也已经放弃了,我们还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继续引进消化吸收。教育水平提高,有效劳动增加,将有利于我们在传统产业领域的追赶。
所以,日本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日本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意味着日本的产业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已经没有后来者优势,只能靠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业。但是,日本受到美国的打压时,基本上举白旗,放弃了当时日本领先世界的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创新和领先。
同时,日本也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思潮。1980年代以前,日本是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新产业很有名的国家,产业政策这个词就是日本创造出来的。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用产业政策,应该让市场去配置资源。日本就跟着做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也就停滞了。
实际上美国一直在支持其新产业发展,这也是美国技术能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新产业要发展,新技术要涌现,必须自己做研发。企业对新产品研发有很高的积极性,因为这些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但企业对基础科研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基础科研的成果是一篇论文,会变成公共知识,赚不了钱。但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
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就必须投资基础科研。政府能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必须做出选择,有针对性地去支持那些对本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最有帮助的领域的基础科研——这就是产业政策。
2011年,一位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工作的意大利籍著名女经济学家马斯克特(Mariana Mazzucato)出版了一本《企业家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的专著,研究了包括像微软、谷歌、英特尔等这些国际上领先的美国前沿行业的先行企业。她的研究发现,美国这些企业的先期研发和基础科研,基本都是美国政府支持出来的,所以她称美国政府为企业家型政府:就是善于发现新的机会,并且能够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帮助企业家抓住机会,美国政府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但是当时日本太天真了,接受了美国新自主主义的理念,就认为政府要推行普惠性的政策,不应该实施针对某个特定产业的政策。
我在与国内学者的产业政策辩论中讲过,就像企业创新一样,确实绝大多数支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能够继续维持技术领先的。中国这些年能在新科技领域有所突破,而且达到全球领先,离不开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
一直以来,美国要求别的国家不要使用产业政策,但自己一直在支持和实施具有产业政策性质的科技政策,同时,还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动用国家的力量打压和美国企业竞争的其他国家的企业。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了当时领先世界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同时放弃了以产业政策支持新技术、新产业的努力,这才导致1990年代以后日本不再涌现有新的引领世界的新技术新产业,生产力水平不能持续提高,经济长期陷入衰退。
我国确实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是,只要我们继续投资教育,提高有效劳动,继续利用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和后来者优势,以及我们在新经济领域的换道超车优势;即使有些技术可能被美国卡脖子,但是那些领域的数量很少,我们可以依靠国内大市场,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我们就能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使得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不应该、也不会让我们像日本那样陷入经济不断放缓的局面,甚至不会让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水平下滑。
4)资产负债表理论不能解释中国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企业和家庭确实存在所谓“修补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企业要还债,投资增长慢;家庭要还债,消费增长慢,因此,整个经济增长放缓了。这个解释对日本倒是合适,但不适用于中国。
我们的房地产只是价格不涨了,下跌并不明显或是只下跌了一点。不像日本,房地产价格短时间内大幅下滑,东京房价跌到剩下20%,中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而且中国投资房地产的企业从数量上不少,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多,企业数量多,但从比例上看,搞房地产投机的企业相对是比较少的。
更重要的是企业投资与否,是看负债的水平还是增长的机遇?是负债高不投资,还是发展机遇少不投资?显然是投资机会少而不投资,而不是负债高不投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企业缺乏好的投资机会。
日本为什么没有投资机会?因为就像前面讲的,自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不仅接受美国的条件,放弃了先进的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发展,而且,接受了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不再采用产业政策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涌现。市场上没有了获利高的新技术、新产业,企业投资意愿必然降低。所以,泡沫经济破灭后,是因为没有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日本企业才不投资;同时,没有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人工资也不增长,消费增长当然也就疲软,最终导致了经济的衰退。
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我们还有很多投资的机会。我前面讲过,一方面,在一些传统领域我们还存在追赶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特征的新经济赛道,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三大优势,这些优势都有利于新技术取得突破和快速发展。
第一,人力资本优势。新经济领域的投资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而中国拥有人力资本的巨大优势,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天才多,教育水平跟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太大差距,可以更快地推动科技创新和突破。
第二,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因此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出来之后,马上就可以投入国内市场,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像美国应用商店下载量最大的5个应用软件中,有4个是中国企业,包括拼多多、剪映、抖音、Shine等,他们在海外市场的成功,正是源自于中国国内市场多年来的打磨和经验积累。
第三,全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最好的例子是特斯拉,特斯拉电动汽车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年产量最高时不过3万辆。2019年特斯拉上海工厂建成之后,第二年就交付了48万辆。本来特斯拉电动车公司都快破产了,由于中国最好的硬件配套,让特斯拉快速发展,马斯克也变成了世界首富。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传统产业我们还有好多投资机会;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产业仍在不断涌现。面对这样的市场状况,即使企业负债比较高,它们也敢借钱去投资,不像当年的日本企业,没有投资的机会,只能还钱不敢借钱。家庭也是这样,因为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就业在增加,家庭的收入预期就会好,或者不会太差,居民的工资还在上涨,大家就敢去消费,就不会为了还贷不敢增加消费。
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前提,一方面是企业和家庭负债高,另一方面是企业没有新的投资的机会。这是日本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根本原因,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还是全世界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界的18.5%了。如果可以实现我前面的增长预期,我们每年对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还能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全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长30%左右还是会来自于中国。
即使大家看到今年经济很困难,但应该想到,其他国家比我们更困难。根据IMF的预测,美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1%,欧洲、日本都比美国更困难。固然,跟过去相比我们增长慢多了,但在全世界,我们还是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
所以,如果你们是做企业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如果你所在是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你就应该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进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竞争力,同时,针对国内进口的产品,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做一些进口替代的产业升级的投资,并转而出口。另外,也要利用国内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的优势,探索抓住新经济带来的换道超车的机遇。
总之,近年来因为经济增长率节节下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中国崩溃论”悲观论调又再次涌现。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这种论调,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的是渐进双轨制的改革,没有采用发达国家主张的休克疗法,所以,从主流理论来看,我国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只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他们就会用发达国家理论来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但是这些崩溃论的看法都没有真正弄清楚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也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还会是这样。
我相信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还会面临不少问题,也会有不少年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到时候中国崩溃论还会再一次盛行。但是,我们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看清挑战的根源和机遇之所在,抓住发展的机遇,创造条件,克服挑战。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挑战又会出现,但也必然会有新的机遇出现。
这门课给大家分析的道理一以贯之,希望大家对中国的前景保持信心。因为我相信中国还是机会最多的国家,抓住这个机遇诸位当中就会出现许多引领世界各个领域的时代人物,到你们四五十岁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可以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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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