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关系到党和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作为“枫桥经验”的诞生地，浙江诸暨市近年来围绕矛盾化解、司法公正、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丰富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健全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续写了“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时代篇章。近日，光明日报调研组前往诸暨枫桥、大唐、新店子、江藻等地，通过实地查看、集中座谈、单独访谈等方式，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就诸暨发扬“枫桥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调研。

优美整洁的自然环境，朴实醇厚的民风社风，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走在诸暨的大街小巷上，调研组深切感受到，这座因“枫桥经验”而闻名的城市，处处透显出祥和的气氛和发展活力。从浦阳江到东白山，从汤江岩到白塔湖，在这块千年古越大地上，古韵新姿交相辉映，宜人宜居宜业的独特魅力愈发令人神往。

五十多年前，诸暨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诸暨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德治涵养文明建设，以法治夯实社会治理根基，探索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截至2017年，诸暨市已连续12年获评浙江省平安县（市、区），枫桥镇连续三次捧得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1、“以德润心”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认同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信交朋友，惠普乡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调研组了解到，诸暨市近年来以正家风、兴家教为立足点，以“传承·养成”为主线，大力推进家风家教建设，将主流价值融入家庭教育。

诸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孔羽介绍，诸暨在全市开展“全民议家风”、“我爱我家”立家训、身体力行“传家礼”等活动，以核心价值涵育家风，挖掘弘扬了“江藻钱氏家训”“同山边氏家规”等独具特色、洋溢着浓厚家国情怀的家规家训，形成了家家有家训、户户好家风的良好氛围。同时，诸暨还开展“开蒙礼”“祈福礼”“成人礼”等各类传家礼活动，并整理创作长幼、洒扫、持家等“家礼十循”，纳入全市中小学德育教育。

诸暨是越国故都，为发挥吴越文化怡情养志、滋养心灵的作用，该市推进实施了传统文化研究工程，梳理於越文化、西施文化、南孟文化、耕读文化等蕴含的思想理念和传统美德，如“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的勾践精神，“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木柁”精神等，使之成为涵养主流价值、涵育美德善行的重要源泉。据了解，诸暨推出了《暨阳好故事》《乡村道地》等传统文化媒体专栏，整理出版《越中名人录》等精粹典籍，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文化公园、社区文化家园、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网络、融入生产生活，不断用流淌千年的文化精髓滋养诸暨人的精神世界。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诸暨城区还设立了“浣江书房”“浣江书吧”“漂流书亭”，开展“全民阅读节”“图书馆之夜”等主题活动，如今，阅读已成为诸暨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特质。

黛瓦白墙，立柱石鼓，“吴墅古祠”的匾额与“文化礼堂”的标识相映成趣……走进江藻镇吴墅村，文化礼堂大门两侧的“红黑榜”格外醒目，红榜上数位“好婆婆”“好媳妇”胸戴大红花，笑得很灿烂。“现在村民们都有了这样一种共识，上红榜，有面子；上黑榜，太丢人。”村党总支书记卢保千告诉调研组，2014年，村里开始设置红黑榜，对做得好的，例如对“好婆婆”“好媳妇”、优秀学子、美丽庭院予以红榜表彰；对做得不好的，上黑榜警示。目前，诸暨利用农村文化礼堂等载体，组织道德模范、好人好事、最美家庭和好邻居、好媳妇等评选，组建草根宣讲团、文艺宣讲团，用快板、歌曲、小品等形式，开展“道德模范进礼堂”巡演，弘扬“最美精神”。

调研组了解到，为发挥先进典型引领民风社风的作用，诸暨实施了《道德模范待遇保障若干规定》，设立好人基金，开展“发现最美诸暨人争做最美诸暨人”“善行暨阳”等活动，涌现出了器官遗体双捐献者何赛军、“献血达人”吕小祥、“诚实守信”楷模李云海等先进典型。同时，市里还开设了“美在身边”专栏，通过市民公园“最美笑脸墙”、微广播剧《最美诸暨人》等载体，广泛传播最美形象、最美声音。

为保证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诸暨市大力推进失信黑名单制度建设，实行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定期曝光，建立行政部门、市场主体、行业协会、舆论媒体“四位一体”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同时，诸暨还建立“文明出行我先行”“礼让斑马线”等机制，全市机关干部以及公交车、出租车、公务车驾驶员人人承诺文明开车，使“礼让行人”从文明倡导变为刚性约束。

2、法治建设为社会治理提供根本保障

枫桥镇下西湖村两兄妹因赡养老人发生口角，哥哥打伤了妹夫。经“老杨调解中心”退休民警杨光照调解后，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当场握手言和。枫桥镇派出所教导员吴嘉军告诉调研组，“老杨调解中心”创立于2008年，如今已成为枫桥派出所的招牌，“有难事，找老杨”也成为枫桥镇群众的口头禅。在调解实践中，“老杨调解中心”创造了依法疏导法、换位思考法、联动调解法等民间纠纷“调解七法”，中心自成立以来共受理案件1700余起，调解成功率97.8%，调解满意率100%，杨光照也被司法部聘为“全国人民调解专家”。

调研组了解到，诸暨市已建立起“党政领导、综治牵头、法院主导、多方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包括9大专业调解机构、810家调解组织、3375名人民调解员，目前已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紧密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自2014年至今，累计诉前引导调解成功约15600件，诉中委托调解成功约4900件，诉前纠纷化解率居全省第五位。今年1月，诸暨成为浙江省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试点地区后，市里对综治调解、专业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律师调解等多元解纷资源进行了线上整合，并取得明显效果。运行半年来，诸暨法院引导调解的案件比例由100%逐月下降至58%，当事人和调解机构主动上线化解矛盾纠纷达42%。

为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诸暨还建立了网上法律公共服务平台，兼具直播普法、法律公共服务调度、舆情预警等功能，同时组建了法律义工服务团队、普法讲师团等，启动“点单式”普法，构建起立体式、全覆盖普法格局。比如，市公、检、法、司联合打造的网络普法直播平台，用讲故事、话家常的方式，将法律知识融进普法解读中。市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王知礼以“法官揭露电信网络诈骗‘潜规则’”为主题，梳理了诸暨法院审理经办的网络诈骗典型案件、犯罪分子特点等，并实时回答了网友提问，直播进行45分钟，吸引了7.9万人在线观看。市司法局把“12348”法律援助热线升级为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打造“一站式”法律援助窗口服务，2017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049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569万元。

为便利群众和提升服务质量，诸暨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为目标，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推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目前，全市27个镇级行政服务中心已实现“无差别受理”全覆盖，群众到“一扇窗”就能办成“一件事”。同时，市里还深化应用平台、共享信息数据向基层延伸开放，建成“一证通办”信息管理系统，其中，市级实现“一证通办”事项为290项，镇级实现“一证通办”事项183项，村级实现“一证通办”事项76项。镇级能审批的即时审批，镇级不能批的通过互联网上传市中心窗口审批，有关文件证书通过免费快递或镇村代办员送证上门，真正实现了“就地办理、远程办结”，办事不出村。

为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市公安局开发“安心租”APP，具有房屋租赁多重安全保障、招工用工无缝对接、流动人口自主申报等多项功能。目前，APP上已有1000多家企业和7000多间房屋信息可供选择。店口镇派出所牵头成立了“流动人口服务之家”，组建流动人口党支部，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直埠镇紫草坞村对闲置房屋进行“集约化”改造，创建了出租房“旅馆式”管理新模式，做到了“政府放心、村民开心、租户暖心”。

在大唐镇综合信息指挥室，调研组看到，大屏幕上综治工作、综合执法、市场监管、便民服务“四个平台”中上报信息、处理情况一目了然，“网格地图”可实时查看驻村网格员的位置及四个村级服务中心工作的实时画面。据介绍，群众发现问题，可通过“四个平台”APP、政务服务热线（12345）、微信公众号、网格员等多渠道反映，平台进行分级处理，建立了信息收集、分析研判、分流交办、反馈督查的完整运行机制，推动形成了“四个平台+全科网格+综合指挥系统”的基层治理架构。目前，全市共划分网格2376个，配备网格员6495名，2017年全市累计上报各类信息35.3万余条。

3、“草根力量”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儿啊，妈贷了款，咱现在能热热闹闹地把你的婚礼办了。”由村民杨桂平、卢永平等自编自演的小品《办酒风波》，勾起了村民们的回忆。几年前，吴墅村村民卢某要结婚，寡母李某碍于面子、排场，虽然家里已债台高筑，仍硬着头皮贷款办婚礼，闹得一家人苦不堪言。为扭转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村两委在听取村民意见后，成立了村民自治组织“红白理事会”，制定了红白喜事移风易俗倡议书，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喜事酒席每桌不超过800元，白事酒席每桌不超过600元，酒类、饮料每桌不超过100元……如今在诸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事减办”的风尚已经形成。调研组了解到，目前诸暨市546个村（居）全部完成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的制定修订工作，内容涵盖家庭生活、邻里关系、村风民俗、社会治安等，其中突出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头宣传倡导移风易俗。同时，诸暨还探索实行村规民约积分制考评，建立道德评议堂，推行守约红黑榜，使村规民约真正发挥移风易俗、淳化民风的作用。

乡贤文化底蕴深厚，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诸暨积极培育乡贤群体，吸收优秀乡贤进入基层党组织，支持乡贤依法参加村委、“两代表一委员”选举，聘请乡贤担任“外挂村干部”“镇长顾问团”，全市共建立乡贤参事会、议事会等乡贤顾问团53个，构建起“乡贤参与、镇级管理、村级自治”的乡村管理新格局。同时，诸暨在全市派出所推行110矛盾调解“乡贤治理”模式，筹建“乡贤资源库”，建立“乡贤治理”参与、联络、培养、评价机制，落实乡贤调解“以奖代补”。目前，一大批立场坚定、作风优良、仗义执言的老干部、老党员、经商能人脱颖而出，利用特有的亲缘、人缘和地缘优势，当好“老娘舅”，做好“和事佬”。今年以来，970余名在册乡贤成功化解疑难纠纷、邻里纠纷等矛盾400余起。

调研组了解到，在诸暨，农村文化礼堂也成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目前，大多数农村文化礼堂都建立了集“管理、议事、活动、监督”于一体的“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由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组成，做到有章理事、有人管事。

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调研组看到，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宽敞明亮，目前入驻了心理卫生协会、心语社会服务工作中心、蓝天救援队等19家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涉及应急救助、关爱服务、心理咨询、司法援助等领域。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宣超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登记和备案的社会组织有2700多家，分布在调解、公益慈善、文体、社会服务等领域。

“我真的特别感谢一米阳光，这些志愿者给了我们温暖。”眼闪泪花的梁美兰说，3年前，16岁的儿子因打架斗殴进了派出所，全靠一米阳光志愿服务协会的帮助，儿子才能重新振作。如今，梁大姐也成了一名志愿者。据介绍，诸暨建立了“市、镇、村”三级志愿服务网络，设置了“暨阳志愿服务管理平台”、“志愿汇”APP平台、“越民生”公益吧等服务平台，推出“邻里守望”“留爱同行”“情暖空巢”等主题活动，打造出“青少年心灵花园”“一分钟志愿”“暖冬计划”等品牌项目。目前，全市拥有志愿团体786个，注册志愿者6.5万人，广泛参与到社会服务、矛盾化解、社区矫正等活动中，仅2017年相关志愿服务机构就帮扶社区矫正人员2000余人次，参与信访化解、纠纷调解5000余起。

为解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难、作用发挥难等问题，诸暨市在社会组织中开展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专项行动，700余家社会组织党组织实现应建尽建，组织覆盖率达100%。市委组织部牵头建立了社会组织组织力指数动态评价机制，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建立活跃度、规范化、覆盖率、影响力四个维度的标准化评价体系，评价标准由20条评分细则构成。根据组织力指数评价结果，相关部门建立会诊、帮扶、准入、退出、激励等工作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诸暨还通过搭建社会组织综合监测网络、基础数据库、民政数字平台，连接“网上+网下”动态监测网络，实时掌握社会组织日常活动开展情况。2017年，诸暨市被确定为浙江省唯一的社会组织党建综合监测区。

4、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道德是良治善治的基石，德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 德治的根本，在于社会各阶层有共同的价值标准、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加强德治建设，提升德治水平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题中之义。近年来，诸暨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注重发挥德治作用，把以文化人、以德润心作为最基本的实践路径，重构乡土道德，醇化民风民俗，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道德底蕴，以德治推动法治和自治，充分发挥德治净化风气、凝聚人心、预防矛盾、排解民忧的突出作用，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板。

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精神”的核心要义。新时期社会治理必须以群众为主体，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充分调动起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前，诸暨有6495名网格员、1396名人民调解志愿者、2700多家社会组织、970余名乡贤，活跃在社会管理、纠纷化解、公益服务、帮扶带动等领域。在诸暨，群众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他们在登台亮相、扮演主角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素养和基层治理水平的双提升，并成为社会治理的建设者、创造者和受益者。

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注重党建引领。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目前，诸暨全市有登记和备案的社会组织2700多家，有志愿服务人员6.5万多名。近年来，诸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新机制，通过建立社会组织组织力指数动态评价机制，创建社会组织党建云平台等，加强了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管，使社会组织的发展由“自转”变为“公转”，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共赢。

基层社会治理要着力提升智能化水平。 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诸暨不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以“浙江省平安建设信息系统”为主的各类网络平台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两网深度融合，围绕“互联网+”矛盾化解、公共安全、执法司法、公共服务、基层自治、网格管理等重点领域，在建设模式、应用模式和服务模式上积极探索，释放了“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动力。调研组也发现，个别职能部门囿于数据“小农意识”、缺乏大数据思维等因素，没有实现信息和数据共联共享，“数据壁垒”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李春林、严红枫、沈耀峰、陆健、马姗姗、俞燕、徐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