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光绪
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
乡试
中举,名列第八。
主考官
李端棻
欣赏其才华,以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
平步青云
。然而,
光绪
年间,中国正遭受着
帝国主义
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
会试
,不中。回来路过
上海
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
世界地理
情况的《
瀛环志略
》。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
陈千秋
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
康有为
。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
。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
学海堂
,抛弃
旧学
,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
改良
维新
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
陈千秋
等人请
康有为
在广州长兴学里
万木草堂
讲学。
康有为
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
孔学
、
佛学
、
宋明学
(
陆王心学
)
为体,以史学、
西学为用
”。“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
公羊传
》,同时读一部《
春秋繁露
》。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
康有为
一一批答
。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
康有为
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
新学伪经考
》、《
孔子改制考
》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
万木草堂
,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梁启超
宣传变法
光绪
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
会试
,正值清廷与
日本
侵略者签订
丧权辱国
的《
马关条约
》。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
公车
,上折拒和议”。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
公车上书
,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
迁都
、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
维新运动
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
康有为
在北京创办《
万国公报
》
(不久改为《
中外纪闻
》)
,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
宣传
西学
,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
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
维新运动
的领袖人物了。
梁启超参与编辑的《时务报》
光绪二十二年(1896),
黄遵宪
、
汪康年
等人在上海筹办《
时务报
》,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
变法通议
》、《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
资产阶级
的
民权
学说和
议会制度
,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
民贼
”,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
君主立宪
。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
资本主义制度
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
严复
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
甲午
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康有为与梁启超(右)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
洋务派
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
,授意
汪康年
进行干预,力图控制《
时务报
》,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
湖南巡抚
陈宝箴
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
长沙
时务学堂
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
康有为
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
孔子
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
封建思想
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战争
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
帝国主义
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
势力范围
。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
德国
出兵侵占
胶州湾
,康有为赶到
北京
,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
湖南
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
上海
,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
康有为
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
百日维新
”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
光绪帝
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
变法通议
》,大加奖励”,
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
京师大学堂
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
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
日本
,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
加拿大
组织
保皇会
的机会,与
孙中山
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
横滨
创办《
清议报
》,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梁启超
鼓吹立宪
光绪
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
横滨
创办《
新民丛报
》,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
民主革命
,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
对
改良派
作了坚决的斗争。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同盟会
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
开明专制
”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
君主立宪
;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
平均地权
”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
《
辛丑条约
》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推行
清末新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
五大臣出洋
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
蒋智由
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政闻社
。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宣统
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
袁世凯
组成“
责任内阁
”,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
袁世凯
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
民国
元年(1912年)十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
宋教仁
组建了
国民党
,以期扩大力量,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
民主党
,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
共和党
、
统一党
合并为
进步党
,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
袁世凯
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
二次革命
”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
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
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
熊希龄
为
内阁总理
,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梁启超
密谋反袁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
袁世凯
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
国会
。二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
币制局
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十二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
二十一条
”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
袁世凯
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
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
蔡锷
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
云南
组成讨袁“
护国军
”,梁启超于民国四年(1915年)底从
天津
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
陆荣廷
秘密联络,促其独立。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
香港
、
越南
赶到
广西
,直接参加
护国运动
。五月六日,
军务院
在广东
肇庆
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
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
北洋军阀
的内部纷争之中了。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
段祺瑞
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
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
段祺瑞
、
黎元洪
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
参战案
被
国会
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
黎元洪
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
段祺瑞
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
张勋
“
辫子军
”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
张勋复辟
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
再造共和
”为资本,重新掌握了
北洋政府
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
北洋军阀
,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
日本帝国
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七月,段祺瑞掌握
北洋政府
大权。梁启超是
宪法研究会
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
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
孙中山
发动
护法战争
。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民国七年(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
西方文明
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民国十六年(1927年)阴历五月
王国维
自沉
颐和园
昆明湖
,梁启超由
天津
赶至北京料理丧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著《辛稼轩年谱》,未竟。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
北京协和医院
溘然长逝,终年56岁。
[2-3]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
中国社会
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
进化论
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